张万朋 张瑛|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构建

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

“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构建

作者简介

张万朋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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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从资源型脱贫向内生性发展转化,从依附性脱贫向自主型振兴转化？其核心关键就是从表层的、局部的改革转向深度的体制机制改革，构建起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本研究在充分把握梳理了学界有关乡村振兴问题以及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构建问题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三条基本路径以及相应的改革关键点，即建立利益兼容的新型核心育人机制、营造“绿水青山”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体系以及筑造扎实可靠的全方位支持体系，打造助力乡村振兴的教育改革的核心圈、生态圈与保障圈。研究为深入推进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助力人的现代化实现提供宏观层面的构建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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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乡村振兴；教育扶贫；扶智扶志；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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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前主要国家和地区财政教育经费和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7JZD060）、紫江公益慈善研究专项基金一般项目“公益基金会参与教育乡村振兴项目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探索——基于四川凉山州的典型案例研究”（项目编号：1002017025-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录速览

一、问题的提出二、文献综述三、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基本路径一：捋顺主体关系，打造利益兼容的新型核心育人机制四、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基本路径二：把牢改革重点，营造“绿水青山”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体系五、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基本路径三：做好基础保障，筑造扎实可靠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一）回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改革所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乡二元结构下长期城市偏向战略不断加深着城乡发展不平衡，虽历经改革，但效果甚微。同时，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空心化、文化衰落、产业不兴、环境恶化等问题不断制约着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制约着乡村人口现代化发展。随着“十三五”期间决战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国家。成就虽令世界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地运用的是经济性的、资源依赖型的、帮扶式的手段和措施，这些措施和手段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时，特别是代际贫困和思想上的贫困问题时，其作用发挥势必大大削弱。新起点、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根本破解“三农”问题，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乡村振兴上升至国家战略。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列为单独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此进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等一系列重磅文件先后发布，不断强调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如何从资源型脱贫向内生性发展转化，从依附性脱贫向自主型振兴转化，这将成为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任务。新发展阶段，以教育改革为抓手，以“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构建为目标，全面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实现农民富裕富足始终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任务，也是回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改革的需要和要求。

（二）回应攻坚相对贫困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所需

过往乡村凋零背后的深层表现是乡村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可行能力发展欠缺，这与受教育水平低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目标和内容中，教育都将始终是关键组成部分与重要实现路径。但现实中的教育与减贫关系十分复杂，二者之间并不呈简单线性关系。[1]从时间维度看，教育本身存在长期性与滞后性特征；从成本收益层面看，从教育投入到教育收益产出，这个冗长的过程中存在各种限制性条件与机会成本；从管理和政策角度看，现实的教育活动背后的原因涉及教学师资、地区环境、政治绩效、民族文化等错综复杂因素。[2-3]尤其到了相对贫困阶段，教育反贫困面临诸多新挑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需要进一步创新和突破。

为回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改革所需，以及回应攻坚相对贫困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所需，在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改革的过程中，改革思路不能仅仅停留在或者关注于那些表层的、局部的、看起来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和手段上，而是要在理念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深层次地触动那些难啃的“硬骨头”，进行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从宏观战略上系统地构建起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框架，明晰其构建的基本路径和改革关键点，方能使后续的改革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其推进落实也才更加有效。这样深层次的教育改革必然是艰难的、痛苦的、会触动原有利益格局的，却是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关键节点，也是教育在助力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过程中可能贡献的又一个中国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本文试就此话题略加刍议，以供学界争鸣。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乡村振兴与教育发展方面的理论研究

党的十九大创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党中央高瞻远瞩的一次重要战略选择，其二十字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行动纲领。国内诸多学者也积极展开了相应研究。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把握中，黄祖辉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需从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差异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准确把握“二十字”方针中五大任务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4]陈龙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其核心路径是实施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乡村土地改革和乡村治理改革战略以及乡村教育振兴、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战略六位一体。[5]就乡村振兴与教育发展的关系看，汪三贵、冯紫曦明确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重点内容之一为教育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紧密联系，教育质量问题将成为更重要的议题，也面临更多的挑战。[6]袁利平、姜嘉伟强调教育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与前提，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依托，以振兴文化为切入点，推动“三农”现代化发展。[7]杜育红、杨小敏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根本的着力点在于以乡村教育为支撑，厚植乡村人力资本及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8]豆书龙、叶敬忠强调在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时，需积极培育主体意识，扎实做好扶贫振兴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工作。[9]在具体路径方面，戴妍、王奕迪认为，需从思想观念、制度体系、乡土文化、创新人才和数字技术驱动五方面实现教育乡村振兴。[10]刘复兴、曹宇新认为，需要综合利用量化和质性的政策评价、深化供给侧改革、利用双向发展合力来保障两阶段乡村教育发展有效衔接。[11]

（二）关于“扶智扶志”及其机制构建方面的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如果扶贫不扶志，扶贫的目的就难以达到，即使一度脱贫，也可能会再度返贫；扶贫必扶智，绝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坚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12]在扶智与扶志的关系中，汤颖、邬志辉认为，“扶智”以“扶志”为思想意识前提，“扶志”以“扶智”为理性认知条件，二者统一于教育对人的综合作用之中，且互为前提、互相成全。[13]“志”“智”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紧密联系，明晰其缺乏原因，才能有效执行对策措施。汪三贵、胡骏、徐伍达研究民族地区志智双扶问题发现：精神贫困原因包括贫困文化、贫富差距、福利依赖等；素质贫困原因包括儿童早期教育不受重视、基础教育历史欠账较多、高等教育发展相对落后以及职业技能培训重形式、轻效果。[14]在具体有关“扶智扶志”机制构建方面，莫光辉、张菁基于“人本主义”提出扶智扶志路径，包括教育技能输入、“贫困文化”摒弃、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贫困村党支部的引领示范作用以及提供共建共享保障平台。[15]李永春认为扶智可以阻隔贫困代际传递，需要着重以主体、对象、渠道为链条开展扶贫；扶志以激发内生动力为着力点，由外而内开展全面精神扶贫。[16]李海金从能力提升、政策执行、精神文化以及社会治理四个层面研究扶智扶志路径，包括强化公共参与机制、调整帮扶方式、强调教育培训与行为干预以及重建人口与乡村的社会联结。[17]

（三）文献述评与本文逻辑架构

综上，近年来学者虽就乡村振兴问题以及“扶智扶志”问题展开了积极研究并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主题多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新时期教育乡村振兴工作的背景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关系问题，构建“扶智扶志”机制的理论性、概念性、内涵性以及全方位性问题展开，对于如何通过教育系统，发挥教育作用机理，涵盖具体教育主体、教育环境、教育保障去构建“扶智扶志”长效机制，或者说，如何去构建教育领域的“扶智扶志”长效机制问题则尚未有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据此，本文尝试性提出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三条基本路径以及相应的改革关键点，以期为深入推进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助力人的现代化实现提供宏观层面的构建设想。

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实质上是在教育高质量发展指导思想下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保证教育主体在健康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中开展或参与教育活动，辅以支持实际操作的教育保障体系发挥教育作用机理，实现教育群体、教育资源与教育部门之间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匹配，最终推动乡村内生性发展与自主性振兴转化。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三条基本路径基于上述逻辑框架、对应打造服务于乡村振兴教育改革发展的三个圈，即核心圈、生态圈和保障圈。其中，核心圈对应构建新型核心育人机制，乡村振兴以人为本，学校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一切的教育改革行为和措施都必须围绕育人这个核心任务进行与实现；生态圈对应营造良好健康的育人生态环境体系，是打造核心育人圈的充分前提和条件；保障圈对应筑牢全方位的支持保障体系，是打造核心圈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生态圈和保障圈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打造核心圈的充分必要前提和条件（图1）。

三、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基本路径一：

捋顺主体关系，打造利益兼容的新型核心育人机制

在上一阶段教育扶贫工作中，存在贫困人口能动性难以调动、学习兴趣缺乏、扶智扶志效率低等现象。[18]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教育工作应防止“断章取义”“本末倒置”，甚至“舍本逐末”的错误导向，即片面追求“教育绩效指标”，将学校利益置于学生与教师发展之上，甚至为了追求学校发展而让学生和教师成为“奉献者”和“牺牲者”。需要真正捋顺主体关系，把握学生、教师以及学校三大利益主体的关系和顺序，真正让学生成为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改革中的第一受益人，让教师成为教育改革的红利分享者，让学校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堡垒，打造利益兼容的新型核心育人机制，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

（一）夯实乡村学生综合素养

夯实乡村学生综合素养，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基础教育改革以控辍保学为首要任务，以文化融合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工作，以五育融合教育为主要目标；职业技能教育以赋能、优化与扩大覆盖面为改革任务，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新型育人机制的构建必须把控辍保学作为首要任务。失学辍学问题直接关系到个人、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虽然在脱贫攻坚的努力之下，辍学已成为小范围、区域性问题，但在一些乡村欠发达地区，深度辍学现象始终存在。受地区民族文化、家支文化、习俗文化等思想固化，隐性辍学、反复辍学等问题严峻且更为复杂。辍学者易将自身置于不利境地，新发展阶段基础教育改革根本任务仍为控辍保学，育人机制的实现以每一位学生受教育权的有效履行为前提，控辍保学需要从外生行政制度转变为增强学生学习动力、获取家长与社会支持的内生治理行为。[19]

新型育人机制的构建应当以文化融合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工作，引导学生深入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事物内部，以多元化方式理解世界。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而乡村教育城市化、文化教育千篇一律或脱离现实，正在不断阻碍着乡村教育现代化实现。文化融合教育需唤醒与提升学生文化自觉意识，“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20]；同步发挥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振兴乡村文化、培育现代公民观念，激发学生内生动力，培养出一批批新时代乡土人才。

新型育人机制的构建一定是以五育融合教育为主要目标，从办学理念、管理体系、育人目的等各方面体现五育融合，实现完全人格教育。[21]乡村教育德育为先，以淡化德育“工作意识”为要点，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形成良好道德品质；智育，突破标准化外生教学模式，强化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提升；体育，关注乡村学生生理、心理健康，具备可持续发展观念；美育，注重校园环境育人作用，发掘乡村学校地方元素与审美点，引导形成正确审美情趣；劳育，课程教学与地理实践、乡村社会发展有机衔接，树立科学劳动价值观。

在筑牢基础教育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乡村贫困家庭来说，教育始终存在可获得性、可承受性、职业关联性和长期投资回报四个方面的现实障碍[22]，而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能够以相对少的教育投入，在相对短的时期内获得较好的回报，其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的稳定耦合关系已经得到普遍认可。[23]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完善职业教育内涵，重点强调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新修订法案的支持下，乡村职业教育需聚焦乡村技能人才价值的实现，通过资源统筹、供给匹配、多元保障等赋能职业教育发展，立足城乡融合与产业优势，优化职业教育办学环境，灵活化职业教育办学机制，针对乡村特征与学生学情扩大职业培养培训覆盖面，不断改进技能人才核心素养与创新意识培养，最终使高质量技能人才成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带头人。

（二）聚焦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高素质教师队伍是育人机制高质量的保障，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聚焦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改革的关键点在于教师队伍的思想建设与能力建设。思想建设以明确职业、教学愿景为首要目标，能力建设从内部、外部、共同体着手，多维协同培养大批“引得来、留得下、教得好”的有情怀、有能力、有立场的乡村教师。

首先，强化乡村教师思想建设工作，以教师“智志双扶”带动学生发展。年老的乡村教师扎根于土地，对职业满意度较高，但其专业能力受限；年轻的乡村教师与乡土文化存在隔阂，不可避免地产生职业倦怠感，而这均在无形之中加深了外部对乡村教育的不信任感，并消极反作用于乡村教师对自我发展的志气。[24]对此，需要在充分了解乡村教师生存状态独特性及其发展需求多样性的基础上，归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探索乡村教师理想专业发展阶段，设计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策略，让乡村教师明确其具备多选择且长远的职业发展前景，激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教育情怀的坚守以及对学校教育、学生发展的愿景。

其次，从内部自主、外部资源配套以及教师共同体三方面协同深化教师专业能力建设工作。从内部自主来说，当能力建设与思想建设相互促进时，教师能动性将获得提升，乡村教师明确教师角色认知，通过“干中学”厚植自身人力资本，在常态化教学实践中实现教学相长。从外部资源配套来说，在政策制度层面提高乡村教师地位待遇，提升教师工资待遇、社会声望；统一城乡教师编制标准，评奖评优、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同时减轻乡村教师负担，营造良好教育教学环境；在实践层面以乡村环境为划定前提，明确乡村教师专业标准细则，建立乡村教师特殊评价指标；针对性开展教师培训班，将培训内容重心下移，贴近乡村教师现实实践。从教师共同体构建来说，建立教师交流社群，实现新老、城乡教师思想碰撞；发挥教师共同体互助成长、协同作用，为独立发展的乡村教师提供力量；树立乡村教师榜样，用榜样价值观与教育情怀不断感染乡村教师，指引前进。

（三）提升乡村校长领导力

大力发展乡村学校，使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堡垒，改革关键点在于全面提升乡村校长的领导力，包括提升乡村校长的乡土文化传承素养、专业素养和管理素养。

回顾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可知，长期以来乡村教育发展成绩的取得主要依靠教育财政投入及教育政策扶持[25]，校长通过进行资源配置与实践落实打通“最后一公里”，面对乡村学校地位与乡村家校交流环境的特殊性现状，校长领导力正在成为乡村教育发展新动能。新发展阶段乡村学校“智志双扶”需以校长为抓手，通过增强育人机制影响力与扩展覆盖范围实现整体性发展，这对乡村校长领导力提出了更多挑战。基于CIPP模式的校长领导力评价框架以改进为目标，促进校长领导力专业发展[26]，置于乡村振兴情景下，其背景（Context）评价对应校长乡土文化传承素养提升，投入（Input）评价对应校长专业素养提升，过程（Process）评价对应校长管理素养提升，产出（Product）评价对应乡村学校“智志双扶”成效提升。

具体而言，乡村学校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学校发展是乡村学生“智志双扶”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重塑校园乡土文化，也是校长领导力的一大重要体现。乡村校长需要有意识地在学校系统中纳入健全的乡土文化教育体系，引导乡村教师及乡村学生正确认知乡村社会的发展现状，熟悉乡村社会的独特魅力所在[27]，使乡村教师及学生逐步认同乡村社会、为乡土文化自豪，激发其投入乡村振兴发展的使命感。其次，提升乡村校长专业素养。乡村校长专业素养主要包括其知识储备、价值取向、综合素质等，其提升与体现要求培养乡村校长统筹规划乡村学校整体发展方向的能力，顶层设计学校改革目标；培养乡村校长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乡村学校制度的能力，完善健全乡村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校建设中渗透校长办学思想与校园文化；培养乡村校长自主学习最前沿领导力理论与联系实践的能力，使校长成为自主学习者进而带动学生与教师学习。此外，提升乡村校长管理素养。乡村校长的管理素养指校长领导过程中所需具备的能力，尤其需要培养乡村校长化解矛盾、应对干扰的反应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包括协调学校人人关系，积极建立友好团队合作关系，营造校内和谐人际氛围，最大限度挖掘人力资本潜能；协调人物关系，改善传统乡村教师与新型教育理念、现代教育技术等的关系，紧随科技时代发展；协调物物关系，将财政投入投向最需要之处，高效配置物力资本；等等。

四、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基本路径二：

把牢改革重点，营造“绿水青山”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体系

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时，改革需始终把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尤其是在乡村场域，把牢课堂改革、招生考试改革、评价改革三大重点，逐步修补破坏深重的教育环境，重构“绿水青山”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体系。

（一）课堂改革营造良好教学环境

课堂教学始终是乡村教育发展主阵地，是有效达成控辍保学任务，发挥文化融合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与实现五育融合教育的重要载体。课堂改革重在以把握课堂本质与要求为关键前提，以教育科学研究活动为重要引领。

课堂改革需理解、明确乡村课堂的本质和要求，避免一味贴合城市化课堂改革。注重对象特征，根据乡村学生学段、身心发展特征以及乡村背景进行教学内容的把握、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教学案例的选择，尤其注意解决学校课程体系臃肿、课程目标重叠、课程内容重复交叉问题以及课堂花样繁多、难以适从等问题；强调过程性与系统性，面对基础薄弱的乡村学生，课程教学尤其需要循序渐进，合理设计总目标并系统地进行规划分布，设立对应阶段性教学目标；关注教学生成，在循序渐进中自然生成教学内容以满足学生需求，强化互动式、探究式学习，实现学习的自主建构，尤其是美育、劳育等课程，结合乡村本土特色探索真实、鲜活且生动的课堂教学。在此要求下的课堂改革需深度开发课程内容，借鉴戏剧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思想，提升教学思想性与人文性，深化教学内涵，有效落实教书育人根本性要求，营造良好教学环境。

深化课堂改革，还需重视教育科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一方面，规范并指导乡村学校校内教研活动，将乡村教师教研活动常规化、主题化、校本化，从乡村的教学实践中来，又指导乡村教学实践，发挥教研支撑作用。[28]另一方面，独立设置教研机构以专门研究乡村教育相关教研问题，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参与乡村教育科学研究与改革，多方合作，实现专家引领、同伴互助的科研交流，加强区域内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联动、推广和转化工作。此外，积极推进课程教材改革，加强乡村教育教材质量建设，遵循乡村教育教学规律，同时紧跟国家发展方向，注重学科体系完整性与学习内容选择性的关系、教材稳定性与开放性的关系[29]，为乡村教育开发更符合乡村学生的基础课程教材。

（二）招生考试改革营造良好升学环境

招生考试制度作为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在教育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招生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选拔制度，其影响已经深入至社会各个层面。对于乡村学生来说，招生考试改革涉及的教育公平问题尤为关键，包括入学机会、考试内容、竞争机制等的公平问题，需要深化招生考试改革以营造良好升学环境，使乡村学生拥有更多机会积累人力资本。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下，招生考试改革关键点重在中考与乡村倾斜政策，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畅通学生升学通道。

招生考试改革主要包括中考改革与高考改革。其中，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是教育体系中的第一次严格分流与筛选制度，发挥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的“连接器”作用。对于乡村学生来说，营造良好初升高环境往往更具现实意义。在固化乡村文化影响下，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起步——高中教育入学率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高中阶段教育财政投入相比义务教育占比过低，乡村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任重道远。因此，在招生考试改革方面，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应当更为重视综合素质考核，以招生考试“指挥棒”作用引导乡村义务教育教学，实现乡村学生全面发展；招生工作需重视向乡村学生解释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区别，合理引导乡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优质普通高中与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应持续向乡村地区扩大招生名额，鼓励优秀乡村学生进入下一阶段学习。高考选拔制度作为第二次分流与筛选，其指导思想、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对基础教育发挥着“撬动器”作用，促使基础教育教学变革。面对优质教育资源相对欠缺的乡村学校，招生考试改革首先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乡村学校能否适应并紧跟改革要求，在此基础上实现高考考试内容的改进与创新，与此同时持续推行面向乡村等地区的招生专项计划、制定高校自主招生倾斜政策、健全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为乡村学生提供多元化考选体系并辅以配套保障。

（三）评价改革营造良好评价监督环境

评价改革重点以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与学生为主，关键点在于处理好对标前沿与因地制宜的关系问题，营造良好评价监督教育生态环境。

教育评价是教育改革的最后一里路。乡村教育评价需要在全面贯彻执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框架下，结合乡村实际，因地制宜开展评价改革。其一，改革党委和政府乡村教育工作评价。基础教育往往具有滞后性特征，对于学生知识技能构建与人格健全效果无法有效可视化；职业教育虽相对短期，但其联系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需要长远规划以防止职业教育失业率高现象。评价改革要求党和政府坚持正确乡村振兴政绩观，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等指标倾向，坚决克服短视行为与功利化倾向，突出党和政府对教育教学改革的价值导向与组织领导。其二，改革学校评价。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乡村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和主轴线，打破唯分数论、克服重智育轻德育行为，强调学校办学理念、道德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满意度。其三，改革教师评价。将师德师风评价作为第一标准，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养考察与教育职责履行考察，突出教书育人实绩；将“扶智扶志”作为教师的自我评价导向与重要职责，让教师评价导向促进教师内生发展与增强教学愿景。其四，改革学生评价。落实五育融合评价，包括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改进美育评价、加强劳动评价、严格学业标准，兼顾乡村实际因素、乡村学生原有基础与国家人才需求，进行发展性评价与增值性评价。

以评促教，各类学校在评价改革过程中不得不面临对标前沿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处理。“对标前沿”即选择优质乡村学校甚至优质城市学校，借鉴其办学经验与评价机制；而“因地制宜”的乡村生活场域与空间蕴含的是地方性知识，对校长领导力提出更高要求，更多时候需要校长“摸着石头过河”寻找发展道路与恰当评价机制。面临两者关系处理时，需立足实际考虑，乡村校长在缺乏足够办学经验时，合理模仿与借鉴不失为一个有效方案，在积累一定办学智慧后更适宜因地制宜，从标准化评价走向原生态与特色的差异化评价。

五、构建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的基本路径三：

做好基础保障，筑造扎实可靠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顶层国家战略，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等特征，而教育“扶智扶志”长效机制在具体构建过程中需要乡村各主体不断进行尝试探索，在公共政策、教育发展规律与现实乡土中寻找到发展平衡点，打造独有教育生态，这要求资源、技术、治理三大基础保障及时跟进并筑造扎实可靠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一）资源保障改革

资源保障改革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现阶段重在外部资源配置，改革的关键点在于以确保资源使用公平性、充足性与效率性为基础，以外部资源激活乡村内生资源为最终目的。

首先，保障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教育公平包含教育资源配置的三种合理性原则：平等、差异、补偿。[30]教育资源配置持续保障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公平与机会公平，正视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与学段差异，资源投入持续向乡村倾斜。其次，加强资源分配的充足性和针对性。教育发展与资源配置存在不平衡与不充分，补短板是现有重要任务，其攻坚点在基础教育的薄弱环节。教育资源投入不应重在规模扩张，更需关注教育质量的提升，乡村学校教育财政投入水平未来需与学生产出相挂钩，更多关注教育成果，利用成本函数法及循证等方式计算学校财政投入充足性程度，围绕学生成就建立新的财政观念及系统，力求每一个学生能够得到足够资源以发挥各自潜力。最后，提升资源使用的效率性。盘活用好现有资源，加强资源使用的绩效评价，对现有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不断挖掘学校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潜力。对于新增资源，其投入的结构、方向、重点需要进行全方位改革和调整，杜绝“粗放式”投入与“碎片化”修补，实行全局统筹谋划，更加注重将资源用于乡村学校发展需求点。

激活内生资源，以外部资源推动发展乡土教育资源禀赋始终为资源保障改革重要导向，最终目的促使乡村教育从被动依赖资源到主动吸收资源，实现乡村振兴向自主型转化。乡村社会的内生资源包括自然禀赋（水土环境、地理环境、生态条件）、经济发展状况与资源、历史人文环境与文化传统、民众心理特征与能力素质等。[31]乡村内生资源所蕴含的独特地方性知识是乡村教育的根基与优势，资源保障改革需要从外推动激活乡土教育资源禀赋，培养乡村学校资源吸收能力，提升对内外资源获取、消化、转化与应用的能力[32]，强化乡村学校资源比较优势，重拾乡土文化自信。

（二）技术保障改革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技术保障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变革乡村教育模式，以补充教育资源为首要目的，以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为重要手段，以信息化治理为最终目标。

在持续完善学校信息化条件和设施的前提下，为乡村学生提供多样且全面的优质课程，一定程度上弥补因师资不足所造成的课程结构失衡；在具备大规模线上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利用教育信息化技术加强课程资源智能推送，为乡村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渠道。将乡村教育技术设备配置、数字化资源获取等技术问题转向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和学校管理体系重构等教育问题，应用线上教育资源时需始终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用户主体，关注线上线下混合教育中师生关系建构，强调主体间交往行为。

教育信息化发展要求不断提升乡村教师信息化素养，以应对信息技术革命下的学校教育教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培养乡村教师选择、学习、利用，甚至创新线上教育资源的能力，为乡村教育把关与引入线上优质教育资源，同时通过技术保障促进教师自我专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培养乡村教师合理将资源纳入教学设计、融于教学过程的能力，避免线上线下课堂分离与知识割裂情况；更进一步，培养乡村教师利用信息化技术与资源进行知识体系的重构与分解、更替教育范式[33]、生成新教育的能力。与此同时，乡村教师信息化素养体现于教授乡村学生如何正确使用信息技术，引导乡村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互动与自我学习，成为具备信息素养的新时代青年。

此外，积极主动地将信息化手段融入区域及学校管理中，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和政策决策水平，实现信息化治理。乡村教育技术保障逐步实现从利用信息化技术作为效率工具解决学校存在的问题，发挥技术基本功能；到逐渐将技术融入学校具体管理工作、教学实践，提供满足学校发展需求的新应用与服务；再到最终发挥技术探索未知问题效能，重新规划学校各项业务流程，将学校效益与文化创新结合，发挥技术增值效用，建立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持续学习力的全过程。[34]

（三）治理保障改革

治理保障改革的关键点在于探索乡村地区的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推进乡村基层教育管理体制的“管、办、评”分离改革，重视乡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的治理能力建设，大力引入和充分发挥公益组织的参与治理作用。

积极探索乡村振兴中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与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难点。因此，结构性改革和优化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需要不断提高教育供给的精准性、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清理无效供给的同时释放与激发需求潜能，实现供需匹配；强化教育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力形成具有全局观的乡村教育治理格局。

推进乡村教育管理体制的“管、办、评”分离改革。“管”是重点，从根本上改变乡村振兴中政府大包大揽局面，突破现有利益格局，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重点做好教育顶层设计，明确各相关部门权力清单，创造良好办学环境。[35]“办”是突破口，确保乡村学校办学主体地位，充分调动起乡村学校积极性与活力，鼓励自主探索与大胆创新。“评”是难点，构建政府督导、学校自评和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36]，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性最终评价、发展性与过程性评价以及差异化评价。

重视乡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的治理能力建设。提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对教育财政收支规模的控制，调节社会资源在教育事业部门的分配，将资源配置在刀刃上。加强对乡村教育建设项目的监督和管理能力，促进其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以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拓宽乡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的经济视野，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振兴教育事业的运营特点和管理手段，包括项目组织实施、实行招标承包、审批经营许可证、限制和调整收费水平、确定补贴和资助范围、制定政策法规保护民营进入、实行公平竞争等。

充分发挥公益组织参与教育乡村振兴的治理作用，提升公益组织专业化服务能力。公益组织参与项目建设具备灵活、创新和基层参与等特点；同时公益组织参与治理发挥着一种制度创新的作用，与政府形成一种合作多于冲突的伙伴关系，公益组织在乡村振兴教育领域的贡献是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构与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和补充。在实践工作中公益组织发展存在诸多外部约束因素，需要不断提升公益组织专业化服务能力，应允许基金会承接部分教育项目，通过部门联合扩大资源与信息共享程度，并为之提供教育、法律、财务等专业帮助，在合理保障与监督问责下实现优势互补。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35-45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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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王心怡

责任编辑：罗雯瑶

审核人：杨雅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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