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峰 石益静｜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
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益静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
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在省级层面的创新扩散已经完成。基于历史的视角对其创新扩散过程中的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为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提供路径借鉴。采用事件史研究方法，对全国31个省级政府（港澳台地区除外）的259个样本数据进行观察测量。研究发现，省级层面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扩散模式，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不同速度的“S形”阶梯式增长，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非均衡性差序扩散。国家行政命令的强制性和相关激励对省级政府的政策采纳影响显著。此外，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压力促进了政策创新，并提供了政策学习的机会，同时相邻省份还呈现出模仿性效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财政等因素也被证明是影响省级政府教育信息化政策采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教育政策；创新扩散；事件史分析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2年度面上项目“教育数字化战略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722742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录速览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二）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三）变量设计与测量
四、实证统计分析结果
（一）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时间特征
（二）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空间特征
（三）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数字化的基础性阶段，探索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历史路径可以为当前教育数字化的内生驱动和深度融合提供重要的借鉴。数字技术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世界正加速进入数字化转型时代。[1]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之中[2]，数字化战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行动指南。因此，研究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创新扩散对于加快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与发展呈现出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推广策略和模式上。[3]2001年《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规划》中提出了“努力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教育手段现代化和信息化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教育信息化1.0阶段的开始。[4]随后，2002年9月4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五”发展规划》，其中“教育信息化”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家层面政策中。[5]2003年7月16日，福建省颁布了《关于建立全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远程培训网络的意见》，成为全国率先对本省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做出部署的省级地区。此后，上海、吉林、湖南、北京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也制定了相应的区域教育信息化政策。到2012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信息技术要与教育进行深度融合，计划到2020年基本形成中国发展特色的教育信息化体系。[6]2013年1月，西藏自治区教育工委教育厅在2012年工作总结暨2013年工作要点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至此，我国31个省份全部完成省级层面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采纳和制定，标志着教育信息化政策在省级层面的创新扩散完成。
教育信息化政策在不同地域如何扩散，扩散过程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以描述、比较和思辨的方法，聚焦国际经验、绩效评估、治理模式、区域问题与对策，尚未从实证角度分析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难以解释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机理。因此，本研究借助创新扩散理论视角，分析教育信息化政策在2003—2013年间在省级政府之间的府际扩散，并采用事件史分析模型（Event History Analysis）探究其扩散过程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并总结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演变特征，深入理解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机理，为进一步普及和落实教育数字化政策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政策扩散研究聚焦于政府之间的互动，探讨关注创新性政策或项目在可能采纳对象之间传播的趋势、分布以及驱动因素。[7]这一研究视角已经成为政策过程理论的重要分析框架之一，常被学者用来分析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创新扩散指的是某种创新通过某种渠道，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社会系统的组织或成员之间沟通和传播的过程。[8]地方政府的创新扩散研究最早追溯于沃克尔（Jack Walker）在1969年发表的文章。他认为，不论一项政策已经出现多久，也不论其他地区的政府是否采纳了该项政策，只要该地区是第一次采纳，那就是政策创新。若引起其他地区的模仿，就形成了政策创新扩散。[9]
地方政府对创新政策的采纳主要受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及其辖区的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科技创新水平。研究表明，经济发达的地区更支持改革和创新[10]，财政实力更强的政府更易采纳政策创新[11]，人均GDP与地方政府采纳政策创新呈正相关[12]。此外，人口规模较大的辖区政府对政策创新的需求通常更大。[13]也有一些政策扩散的研究同时以人均GDP及辖区人口数量作为重要变量，如吴建南等对全国各省十年间的效能建设政策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14]，王洪涛基于我国38个城市对智慧城市政策创新扩散演进机理的探究[15]，李健等对全国各省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创新扩散进行的事件史分析[16]，都将GDP及人口数量纳入重要考量因素。政策创新也需要科技资源的投入，例如设备升级、科技普及等。一些研究以科技水平作为影响地方政府采纳政策创新的重要变量，如吴金鹏等发现科技水平对政府数据政策在省际创新扩散具有显著影响[17]，朱多刚等将“科技水平”拆分后发现其中“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这一变量对全国各省专利资助政策创新扩散机制具有显著影响[18]。
政策创新扩散的外部因素也有重要影响。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府际竞争及上级政府压力两个因素。首先，府际竞争是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在政策创新扩散中，同级政府之间存在着横向竞争或者模仿现象。相邻省份在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等方面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因此会相互观察和彼此借鉴政策举措。已有研究表明，外部环境中的同级政府政策对信息化政策扩散产生影响[19]，区域中采纳政策创新的省级政府占所有相邻省份总数的比例与该省级政府采纳政策创新的概率呈显著正相关[20-21]。其次，上级政府也是影响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重要因素。上级政府可以通过颁布政策、激励机制等推动地方政府采纳政策创新。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受到上级政府的压力而采纳政策创新。在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将府际压力和上级政府压力作为影响政策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通过事件史分析等方法，探究这些因素对政府政策采纳的影响。例如，嵇江夏等对政府网上政务服务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22]，王法硕对健康码制度省际扩散的研究[23]，唐慧等对我国地级市“人才新政”政策的研究[24]等，均发现府际竞争和上级压力对政策创新扩散具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政策创新的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人均GDP、教育经费、财政支出、技术成交额、学生占比、上级压力和邻近压力等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
（二）研究假设
1.内部决定因素
地方政府的经济水平、社会条件、政治情况、人口特征、制度建设、文化构成等特征变量决定其是否会采纳某项政策。内部决定模型的前提假设是政策制定者进行独立决策而不受外界影响。[25]
假设1：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过程中，在校学生占该地区总人口比重越大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其公众需求也相应更迫切，为了稳定治理，该地方政府将更倾向于采纳政策创新。同一地区内在校学生数量越多、占该地区总人口比重越大，意味着该地区教育事业规模越大、教育发展的动力越强，进行教育信息化改革的需求也就越迫切。
假设2-a：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过程中，人均生产总值越高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基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政策采纳的影响，人均GDP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存在密切关系。落实教育信息化政策，需要对学校的设备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更新，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政策采纳的重要因素。人均GDP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更充足的财政支出，更有能力进行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升级，也更倾向于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假设2-b：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过程中，教育经费越高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教育信息化建设需要较高的财政经费支持，包括招聘教师、信息化教学培训、建设信息化教室、配备计算机等方面的支出。地区教育经费是指地方财政部门在财政预算中用于教育的费用，包括教育事业费（各级各类学校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建设校舍和购置大型教学设备的费用）等。因此，教育经费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可能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基于此，提出假设2-c：
假设2-c：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过程中，教育财政支出越高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这一假设基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能反映地方实际投入教育事业经费的情况。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包括地方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因此，教育财政支出较高的省份意味着有能力对教育事业投入更多，更有可能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以推动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和提升教育质量。
假设3：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过程中，技术市场成交额越大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该假设基于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能够反映该地区的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换水平，从而反映该地区的科技实力。在教育信息化政策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动用科技资源和成果，例如设备迭代升级、软件开发等。因此，技术市场成交额较大的省份具有更强的科技实力和技术支持能力，更有可能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2.外部影响因素
除了地区内部特征之外，外部因素也能够对地方政府采纳政策创新起到影响作用。新制度理论认为，当一项新制度同时被多个地方政府采纳，外部影响因素就已存在。[26]基于外部扩散理论中的水平扩散机制，认为地理位置的相邻性对政策扩散存在着影响。当一个省份的相邻省份陆续采纳某项政策时，该省份也面临着来自相邻省份的竞争压力，可能会被激励采纳相同或类似的政策以保持竞争力或者应对挑战。因此，与该省份地理位置接壤的省份中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数量越多，将会增加该省采纳该类政策的可能性。基于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在与该省份地理位置直接接壤的省份中，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省份越多，产生的竞争压力越大，该省份越倾向于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基于外部创新扩散的垂直扩散理论模式，认为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出台文件等方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地方政府采纳政策创新。这是中央向地方从上而下地进行政策扩散，地方政府一般也会积极配合中央政府的指示，在中央发布相关文件或政策时及时采纳和跟进。基于此，提出假设5：
假设5：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行政指令和重要文件的出台，会使各省更倾向于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借助事件史分析法（EHA）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建构统计分析的模型。事件史分析法主要用于研究特定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在特定时间发生的原因的分析，是一种常用于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分析方法。自1990年贝瑞（Berry）将其引入到政策科学领域后，已经得以广泛应用。[27]
（一）计量模型
研究使用了Logit模型估计各自变量对各省级政府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因变量表示各省级政府是否采纳了教育信息化政策，是一个二分变量，因此Logit模型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同时，考虑到研究问题的时间单位是年，因此选择了离散时间模型进行分析。离散时间模型适用于处理时间单位为离散时间点的数据，能够更好地捕捉事件发生的时间特征和变化趋势。因此，将Logit模型与离散时间模型相结合，得到了所描述的计量模型：
其中Pi,t是各省份i在年份t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概率，α0是随着时间推移的基本风险率，“Pi,t/1-Pi,t”为优势比(odds)，α1至α8是变量的回归系数，“Ui,t”指误差项。该模型可以通过估计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来分析各自变量对教育信息化政策采纳概率的影响程度，从而深入理解各因素在政策扩散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在样本选择方面，因为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要由省级政府负责，因此以省级政府为基本统计单位，样本数据覆盖我国31个省级政府（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问题，港澳台地区不在数据观测范围内），能够全面反映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创新扩散情况。
为了形成生存数据（Survival Data），根据事件史分析法对数据分析的要求，采用抽样法收集31个省级政府的样本数据。首先在教育部、国务院等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上对教育信息化政策展开搜索，了解中央颁布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时间和发文的频率；随后，依次在各省的政府官网、教育厅官网全文搜索“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教育”等关键字，收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剔除批复、回函、公告、参加会议、举办活动、表彰奖励、讲话学习等类型的文件，以建立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基础数据库。
在筛选政策文本的时候，主要从发布日期、文本内容、从属关系等确定选择标准。具体标准如下：（1）对于部分省份存在多份有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文件且发文日期不一致的情况，通过阅读文件内容以判断并确定采纳政策创新的时间。如北京市于2007年7月27日颁布《关于印发北京市教育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但这份文件中仅对教育信息化建设项目进行了规范和说明，在规划完整程度上不如2008年4月11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意见》，因此将后者颁布时间视作北京市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时间点。（2）根据文件的指导精神和主要目的，判断其与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密切关联。如福建省2003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全省中小学教师继续远程教育培训网络的意见》，这一文件的指导精神和主要目的就是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因此将此份文件的颁布时间视作福建省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时间点。（3）对于某些省份颁布的政策中“教育信息化”建设仅作为文件内容中的局部文本或要素的情况，则不视为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
根据以上数据收集和筛选原则，本研究确定了我国省级政府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起始时间为2003年7月16日，即福建省第一个颁布了省级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关于建立全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远程培训网络的意见》。截止到2013年1月，西藏自治区在2013年工作纲要中制定了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由此，研究数据的时间范围为2003年7月至2013年1月期间，涵盖了31个省级政府的相关数据。最终，纳入模型的“省—年”观测点共计259个。
（三）变量设计与测量
针对研究变量，即省级政府在特定时间是否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概率，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二分变量）。事件史分析法重在分析研究事件的发生及其发生时间，由于二分变量不能直接进行观测，因此本研究采用0和1编码的方式记录数据。具体而言，如果某个省份在某年采用了教育信息化政策，则赋值为1；若在某年未采用教育信息化政策，则赋值为0。
自变量分为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决定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包括上级压力和邻近省份压力，变量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网，教育部、国务院官网以及各省级政府和教育厅（或教育委员会）官网。其中，上级压力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来记录。具体而言，如果中央在某年颁布了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激励政策或指导意见规范性政策文件，则视为中央给省级政府施加了采纳政策创新的压力，则该年份的上级压力赋值为1，反之则为0。针对邻近省份压力的变量，主要统计该省级政府在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之前采纳信息化政策的相邻省份数量。
内部决定因素包括人均GDP、教育经费、教育财政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和在校学生占该省总人口的比重。这些变量的数据来源包括历年国家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发展公报。其中，人均GDP能够反映该省级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经费、教育财政支出能反映该省级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情况，技术市场成交额能够反映该省份的科技创新实力和技术成果转化水平，而在校学生占该省总人口的比重能够反映该省教育事业的规模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性。由于以上变量的数据统计存在时间滞后性，因此，在分析时均使用上一年的数据（表1）。
四、实证统计分析结果
（一）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时间特征
根据调查显示，自2001年教育信息化1.0阶段开启后，率先以教育信息化政策作为指导精神来开展专项工作的省份为福建省。该省于2003年7月16日颁布了《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全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远程培训网络的意见》。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并推动省内中小学“校校通”工程的实施。此后，部分省份也针对教育信息化政策展开了专项工作的部署，并颁布了专门的规范性政策文件。
从时间维度上，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创新扩散趋势呈现出“S”形分布特征（图1），基本符合政策扩散的一般规律。根据图中的曲线，可以将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扩散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扩散阶段（2003—2010年）。在这一阶段，部分省份采纳了政策创新，但大多数地区尚处于观望阶段。总体而言，对政策创新的接受程度较低，处于政策扩散的拓新期。第二阶段为全面扩散阶段（2010—2012年）。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之后，各省陆续出台了关于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专项文件。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扩散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采纳政策创新的省份数量激增，处于政策创新的高峰期。第三阶段为扩散完成阶段（2012—2013年）。在这一阶段，很多相对落后的省份也在国家政策扶持和邻近省份的竞争压力下先后完成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采纳，处于政策创新的收尾期。
（二）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空间特征
在空间维度上，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呈现区域差序的扩散模式。数据统计分析显示，华东、中南、东北地区较早开始采纳政策创新，而西南、西北地区较晚。此外，扩散过程主要集中于2011—2013年（表2）。在这两年内，覆盖绝大多数地区，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扩散生态。这种急剧扩散的特征可能受到地区之间互动的影响，例如邻近地区的政策借鉴、地区间的竞争压力等。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技实力较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等因素有关。相比之下，西南和西北地区较晚开始政策创新，可能受制于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资源不足等因素。
（三）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1.描述性统计分析。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和多样性。经过对259个观测数值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以教育经费和教育财政支出为例，其标准差分别为255.253和123.455，说明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费投入差异。上级压力、邻近省份压力、GDP、技术成交额和学生占比等变量的标准依次为0.410、1.059、1.387、1.726和0.244，也显示出一定的波动。这表明影响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各个变量之间有着较高的离散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后续的统计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和解释空间。
2.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在影响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因素中，大部分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与上级压力、邻近省份压力、人均GDP、教育经费、教育财政支出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均有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这些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对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采纳决策。然而，在校学生占省份总人口比重与其他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4.拟合优度检验。通过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可验证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情况以判断模型拟合度的优劣。经过检验后，得出该模型显著性为0.859，远高于检测值0.05。这表明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从而说明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实际情况。
5.逻辑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表4），在外部影响因素中，邻近省份压力在0.01水平上显著，这支持了假设4。在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扩散过程中，相邻省份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和学习的情况。另外，上级压力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扩散与上级压力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从而支持了假设5的有效性。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扩散呈现由上至下的走向，中央的部署起到了关键作用。综合而言，中央政府的正确部署和明晰的文件规定，以及邻近省份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顺利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全国31个省级政府（港澳台地区除外）的259个样本数据进行观察测量，并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对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时间特征方面，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呈现非典型的“S”形，其阶梯式的扩散特征体现了一种非渐进调适的演进模式，意味着政策创新在一定时期内停滞或缓慢增长，而后出现迅速发展的情况。这些发现为解释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的机理提供了依据，为后续的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制定和创新扩散提供了路径借鉴。
第一，合法性逻辑和战略性激励对省级政府的政策采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层面的政策通过规制和激励功能向各省级政府传递纵向压力，体现了中央政府工作部署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方面的引导作用。未来在推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过程中，需要利用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功能，明确教育数字化的政策方向、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推动各级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教育数字化进程。同时，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如提供政策资源支持等奖励措施鼓励各省级政府主动采取行动，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确保政策的有序扩散。
第二，邻近省份的竞争和压力的影响也推动了信息化政策的创新和扩散。邻近省份压力对教育信息化政策扩散产生了显著影响，省份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借鉴促进了政策采纳和创新。未来在教育数字化推进过程中，可以建立跨省际的区域协同机制，共同制定教育数字化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完善各省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畅通省际信息沟通渠道，促进省与省之间相互学习和良性竞争。加强跨区域合作和交流，形成合力推动教育数字化的态势，有助于提升教育数字化的整体影响力和优化发展生态。
第三，社会经济因素对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省级政府在采纳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时权衡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财政支出情况，并进行慎重考虑和决策。各省对财政的依赖程度较高，某些省份也出现了策略性选择以应对政策指令并做出象征性响应，这反映了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假性扩散”[29]。因此，教育数字化建设需要注重财政支持，尤其是云平台建设、大数据管理、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以及课程开发等项目的投入，以保障教育数字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优化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等，促进资源发挥最大效率。
第四，管理信息化在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创新扩散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省级政府的管理信息化建设体现了专业化知识、人员和组织的重要作用，全面而丰富的数据有助于决策者更准确地评估并预测政策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因此，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过程中，应加强对管理数字化的建设，建立起完善的数字化人员管理平台和数据共享系统，以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信息的高效流动。通过管理数字化实现教育资源的全面监控和管理，提高教育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和精细化水平。同时，通过培训和引进人才等方式，提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数字化技术水平和数字化管理能力，为教育数字化的推进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关于教育信息化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结论对于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制定及其创新扩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事件史方法追溯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历程，通过分析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教育理念、演进方式和教育发展的迭代产生广泛的涟漪效应，为今后的教育数字化战略制定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为政府部门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决策支持。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2期82-92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原文下载
图文编辑：王心怡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新媒体传播矩阵
您若喜欢，戳戳“分享”“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