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浩生 苏佳佳|理论心理学：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未来

理论心理学：

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未来

作者简介

叶浩生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佳佳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还是回到了中国心理学该走中西文化哪条路的老问题。第一条路，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但学不到家。西方的科学传统是主客二元，方法论是波普尔的可证伪主义，能否适用于兼具自然与人文两种取向的心理学，还有待商榷。对西方科学考察发现，科学始于理论、理论先于观察、理论指导方法，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怀疑、创新、自由意志。因此，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应该重视“理论”。第二条路，回过头来，欲传承中国心理学道统，发现又忘本了。轴心文明时期，中西文化就走向了具有不同科学传统的两条分殊之路，中国诞生了“象科学”。象科学的道统就是“天人合一”，方法论就是“体证”。对中国象科学考察发现，象科学心理学的建立始于“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理论挖掘”，亟需“中西对比诠释”的“理论建构”，更需要“体证方法”的“理论创新”。因此，建立中国象科学心理学，更应该重视“理论”。西方科学和中国象科学虽看似南辕北辙，但近年来有携手合作的可能。西方科学传统下，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已经开始学习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智慧来应对西方文化中的“主客二元”危机。在此过程中，“理论心理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在认知科学领域为中西方文化架设一座桥梁，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自主心理学的核心，就在于“理论心理学”。面对理论心理学的衰落，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重建中国的理论心理学，具体来说，学校层面，应该开设“理论心理学”课程，培育跨学科人才；中国心理学会层面，应该集众专委会之力，重建“理论与史专委会”；政府层面，应该扶持创办理论心理学的特色期刊。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文化创新的号召，潘菽、高觉敷两位老先生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呼唤：重建理论心理学，吾辈任重道远！

关键词

中国自主心理学；西方科学；中国象科学；中国文化；理论心理学

 目录速览 

一、中西文化两条路

二、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学不到家

（一）西方的“科学”

（二）西方科学家族中的“心理学”

（三）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应该重视“理论

三、传承中国心理学道统，又忘本了

（一）中国的“象科学”

（二）建立中国象科学心理学，更应该重视“理论”

四、中国的“理论心理学”

（一）中国理论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二）中国理论心理学的重建

五、未来

一、中西文化两条路

早在民国时期，张耀翔先生曾说过：“‘中国心理学’可作两解：(一)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不拘理论或实验，苟非抄袭外国陈言或模仿他人实验者皆是；(二)中国人绍介之心理学，凡一切翻译及由外国人改编，略加议论者皆是。”[1]

以“中国心理学”为视角，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打倒孔家店，以郭任远等国际知名学者为首，如今国内仍有压倒性数量优势的主流学者跟随；第二阶段，以西方科学心理学来解构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以杨国枢等港台学者为首，大陆也有一批学者跟随；第三阶段，“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艰难建立，以潘菽、高觉敷为发起者，国内有极少数学者追随之，有已故的车文博先生、燕国材先生和王启康先生等，后继学者们有北京大学杨中芳(中庸思想)、中科院心理所韩布新(宗教心理学)、南京师范大学刘昌(体验心理学)、吉林大学葛鲁嘉(本土心理学)、广州大学郭斯萍和武汉大学钟年(文化心理学)、曲阜师范大学李朝旭(民间文化信仰)等。以上划分，我们可以窥见，西方心理学正式传入中国，百年多来，中国的心理学体系依然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自主心理学思想体系”。

实际上，中国自主心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经历了诸多曲折。改革开放恢复了心理学以后，因潘菽和高觉敷两位先生竭力倡导中国自主心理学的建立，有一批年轻学者出于敬仰之情，跟随二老挖掘出许多优秀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如人贵论、天人论、形神论、性习论、知行论、情二端论、节欲论、唯物论等。但是，潘老一去世，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挖掘和建立就后继无人了，而高老去世以后，理论与史专委会也开始走向衰落。我们这一代学者中，有一大批学者完全走西方心理学的实验路子，对中国文化完全不理睬，当然有的学者在这条路上功成名就之后，退休前开始懊悔，做了一辈子也没有自己的东西；另有一小批学者对中国文化有感情，当然，也认识到西方心理学的科学性，于是结合二者选择了“以西方心理学为科学标准来研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这条路子，涌现出了许多种中西结合的研究成果，如实证领域：“禅宗顿悟”“情志相胜”(罗劲、刘昌)、“中国人心理结构的测量”(许燕)、“文化心理学”(朱滢)等；理论领域：“中国文化中的具身心理学思想”(叶浩生)、“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申荷永)、“儒家文化与现代心理咨询”(景怀斌)等。遗憾的是，这批学者经过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已经意识到中西结合的心理学路子也很难走通，毕竟中西心理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元。中国心理学中，中西文化如何相通？在此困境中，极少数学者开始产生了文化自觉，不走西方心理学的路子，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理路来建立起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痛苦的“从无到有”的自主创新过程，现在来看，尚属星星之火，未来能否成燎原之势，亦不可知。

总的来看，在“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建立”问题上，几十年来，学者们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中西文化如何结合的老问题上来。实际上，关于中西文化的问题，在历史学中，有一种观点已经基本成为共识：1919年，中西文化交锋之际，中国学者肩负着“启蒙”与“救亡”双重使命，“救亡”压倒了“启蒙”，实际上并未真正请进“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2-4]我们这一代学者，尤其是心理学者，学术使命仍然是中国文化传承与西方文化演进的冲突究竟该如何处理？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困境也依然是究竟应该走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的路子，还是回过头来传承中国本土心理学的道统？

二、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学不到家

1879年，冯特在德国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自然科学取向的“实验心理学”的建立，主张将意识分析为感觉和情感两种基本元素，研究内容就是这些元素结合的方式和规律，出版了《生理心理学原理》，冯特也成为“科学心理学”之父。但是，笔者在1998年主编的《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冯特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又建立了标志着人文科学取向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内容有语言、神话、风俗等，并发表了巨著《民族心理学》，“正如冯特指出：‘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供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5]。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心理学建立伊始，科学心理学之父冯特本人实际上对“科学”就有两种理解，那西方科学心理学中所谓的“科学”究竟是什么？

（一）西方的“科学”

1.西方科学传统：主客二元

西方科学的源头就在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中世纪，经院哲学崇尚“理性主义”，认为人类获得可靠知识的方式就是“演绎推理”。古希腊学者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演绎推理极为推崇，以“三段论演绎法”为集大成者。所谓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以我为例，大前提：人有两条腿；小前提：叶浩生是人；结论：叶浩生有两条腿。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也是运用了此种演绎逻辑，开启了近代科学的大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即，大前提：思维决定存在；小前提：我在思维；结论：我存在。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个思维过程，思想必然有一个思想者在思想，由认识论的不可怀疑性来论证本体论的必然性。笛卡尔的逻辑就是，从真的前提(我在思维)出发必然导致真的结论(我存在)。但是，如何能确保大前提(思维决定存在)是真的呢？笛卡尔坚信，大前提是不证自明的，即“思维决定存在”实际上是“上帝”的保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理性主义者的归宿其实是上帝，换言之，上帝是知识的源泉。由此，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

文艺复兴，神学衰落，近代科学兴起。近代科学信奉“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来源，而“归纳推理”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英国科学家、哲学家培根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创立了“探究事物因果联系”的科学归纳法。在归纳主义者看来，科学就是被我们的感官经验所证明了的知识，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就是真实可靠的。其逻辑形式如下：因为S1是P，S2是P……Sn是P，又因为S1，S2，…，Sn是S类的全部对象，所以，所有S都是P。经验主义认为，科学就是通过“观察”将所有个别“经验”进行“归纳”，然后就可以得出可以充当普遍规律的“理论”。但是，我们怎么可能确保归纳的是所有的个别经验呢？休谟[6]率先对其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这里有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存在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之间：在归纳推理的逻辑上，永远无法以“经验事实”来“证实”某个理论，但是在演绎推理的逻辑上，却可以以一个“经验反例”来“证伪”某个理论。经验主义者远不如理性主义者幸运，演绎推理还能退回到“上帝”那里，而归纳推理根本无路可退。

2.西方科学的方法论：可证伪主义

在波普尔看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看似二元对立，实则大同小异。科学地获取知识不能仅仅取决于理性主义的演绎逻辑，也不能单纯依赖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理性与经验二者的平衡才是知识的可靠源泉。最重要的是，波普尔提出了科学与非科学的新的划界标准——“可证伪性”，使科学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理论不可能被经验所“证实”，这不是科学；但理论可以被经验所“证伪”，这才是科学。波普尔的原话是：“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6]，“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7]。科学应该是“可证伪”的！

科学为什么选择“证伪”而不是“证实”呢？他认为，从归纳逻辑来看，科学理论不可能被经验所证实。因为科学理论都是可以充当普遍规律的理论，而经验所观察到的，仅仅是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个别经验事实。在归纳逻辑这里，理论要得到所有个别经验的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演绎逻辑这里，一个经验反例就可以证伪任何理论，以“一切天鹅皆白”为例，无论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无法证明这个命题为真，但是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这个命题。可见，归纳推理在逻辑上没有必然性，无论有多少个真的经验事实，都不能推理出普遍理论的真；而否定后件式的演绎推理才具有逻辑必然性，只要有一个经验事实为假，就能够推理出普遍性的理论是假。由此，波普尔以“否定后件式的演绎推理”为其证伪主义思想奠定了逻辑基础。

实际上，波普尔的可证伪主义揭示了一个这样的道理：科学发现的逻辑只不过是“猜想—反驳—被证伪—再猜想”的循环上升过程。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方法既不同于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理性主义的演绎逻辑。这个理论的底层逻辑就是：人类生活在四维时空中，无法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人类在不同时空中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科学就是帮助人类寻找一个获取可靠知识的途径。因此，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无法永远被证明为真，科学不可能成为“唯一真理”，也正因如此，科学才真正能与神学分道扬镳。

（二）西方科学家族中的“心理学”

但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有一个局限性问题，那就是，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能否适用于社会科学？

张杨认为：“自然科学特别是其基本学科物理学的主要命题都是全称命题(包括用函数形式、微积分形式或博弈论模型等表达的命题)，如F=ma；而社会科学恰好相反，绝大部分都是概率形式的命题(即统计模型或其变体)，用文字表达即是‘某个类属越具备A特征……则越倾向于出现C结果’等类似形式的命题。”[9]

实际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逻辑只适用于“普遍理论”，只有可以充当普遍规律的理论才具备被个别经验反例证伪的可能性，而“概率性理论”不可以。还是以“白天鹅”为例：只要发现一只黑色的天鹅，我们就可以说证伪了“一切天鹅皆白”这个命题，而即使发现一个人喜欢黑天鹅，却并不能证伪“70%的人不喜欢黑天鹅”这个命题。波普尔本人早已明确指出证伪主义的局限性：“概率陈述就是不可证伪的。概率假说并不排除任何可观察的东西；概率陈述不可能同一个单称陈述发生矛盾或被它反驳；它们也不可能被任何有限数目的单称陈述所反驳；因此也就不会被任何有有限数目的观察所反驳。”[10]因此，根本上来说，社会科学中，波普尔意义上的可证伪性不能作为理论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标准。

那心理学究竟是不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呢？波普尔的可证伪性究竟适不适用心理学呢？这就又回到了心理学老大难问题的探讨：心理学究竟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西方心理学史就是一部自然(科学)与人文(人性)两种科学取向分裂与整合的历史：心理学第一大流派，以“精神分析”为代表，心理学正处于“人性定义时代”，人性有了，但是并不科学；第二大流派，以“行为主义”为代表，心理学走向“方法论科学时代”，科学有了，人性没了；第三大流派，以“人本主义”为代表，心理学的“后经验主义时代”来临，心理学又重回人性复归之路，且只强调人性，不再谈科学，在这种背景之下，认知心理学试图兼顾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科学精神与人本主义的人性论，既强调科学，又强调人性，于是乎，心理学进入了“科学人性时代”，才能在立足于人性的基础之上与科学接轨。但是认知心理学用科学来定义人性，实际上是实验室里的心理学，阉割了人类体验的心理学。当然，具身认知作为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试图弥合科学与人类体验的鸿沟，也面临着诸多困境。总之，以所谓的适用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证伪主义来为兼具自然与人文两种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奠基，还有待商榷。

（三）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应该重视“理论”

无论是西方科学的根本逻辑——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局限，还是西方心理学本身在自然和人文两种科学取向之间的摇摆不定，总之，西方“科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暧昧的，因此，“理论”在西方科学心理学中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理论应该被大提特提，但实际上，理论却被边缘化。在这里，让我们正本清源，重新为“理论”正名。

1.科学始于理论

科学中真正的问题意识，不是以观察为起点，而是源于对理论的检验。科学时代，人类想要获得可靠的知识，不能仅仅取决于理性，也不能单纯依赖经验，理性与经验的平衡才是正道，当然波普尔认为，这个平衡点应该是“证伪”而非“证实”。既然需要“证”，那就需要先有一个理论靶子，再经过经验证实，细究起来，“理论问题”当为科学的关键。科学的历史就是不断提出和解决理论问题的历史，“理论”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正如波普尔所说：“从这种方法论的观点看，我们的研究开始于问题。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特定的问题情境之中；而且我们选定一个希望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这种解决总是尝试性的，是一种理论、一个假说和一种猜想。各种竞争的理论被比较和批判讨论，以便发现它们的缺陷；而批判讨论的那些变化不定的、始终无确定性的结果就构成了所谓的‘当代科学’。”[11]

2.理论先于观察

在理论和观察的关系问题上，归纳主义者认为，科学观察是客观中立的，因为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客观的，而通过归纳推理而得到理论也是客观的，如此，方能保证科学是客观真理。在这个逻辑中，观察先于理论，观察的客观性保证了理论的科学性。而波普尔却认为，理论先于观察。因为科学中根本没有客观的观察，观察总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正如波普尔所说：“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对于科学家来说，规定他的着眼点的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参照系、‘期望水平’来接受的那些理论。”[12]

3.理论指导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普尔可证伪主义中，特意提到：“至于证伪，必须引进特殊规则来决定一个系统在什么条件下应被看作已被证伪”[13]，这种“特殊规则”就是波普尔所说的科研中“约定的方法论规则”，如统计学中的p<0.05的合理性就是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约定，只有满足这种方法论约束的才能算是在科学的话语体系中可证伪，否则不能称其为科学。这种方法论的限制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必要充分条件。所以，科学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理论问题的可证伪与方法论，二者缺一不可。方法规则既然是科学共同体约定的，就不是唯一绝对真理，可以随着理论问题的变化而改变，比如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而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则更推崇质化研究方法。

综上，科学是科研工作者基于理论问题主观上约定俗成的一种共识，而非真理本身。无论是理论与科学的关系，还是理论与观察方法的关系，理论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理论问题达到一定程度，现有的科学方法、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时候，就到了要变革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仍然强调所谓方法技术的科学性，就已经被所谓的科学方法牵着鼻子走，为科学方法所规训，成为其奴隶。科学本质上是主观上的约定俗成，现在却被奉上客观真理的宝座，成为继上帝之后的新宗教——科学教。这真不得不用“讽刺”二字来形容！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怀疑、创新、自由意志，而非将科学造成一个新的神！

三、传承中国心理学道统，又忘本了

1919年，“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文化、打倒旧文化，百年来，中国教育基本已全盘西化，都是在用西方科学文化标准来淘筛中国文化。但实际上，中国与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季羡林[14]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天人合一’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遗憾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至今，正统的中国文化早已七零八落，现代中国人根本理解不了中国古代文化。这种现象在传承中国心理学思想中所造成的困境就是，中国学者们更倾向用西方科学心理学标准来解构中国文化中所蕴藏的心理学思想，心中极易产生郁结：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究竟是什么？科学吗？

（一）中国的“象科学”

轴心文明时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就走向了具有不同科学传统的两条分殊之路：古希腊文明的突破是“外向型超越”，其特点是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自此，西方文化就在“主客二元”的认识框架内诞生出了“自然科学”；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突破却是“内向型超越”，其特点是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统一，中国文化就在“天人合一”的认识框架中诞生出了“象科学”。[15]

1.中国象科学的道统：天人合一

西方科学在“主客二元”的科学传统之下，强调理性与经验的平衡，而平衡的标准就是“如何认识这个客观世界”。这种科学传统进而发展出了以“空间维度”为认识层面的思维，认识对象是相对静止的空间中一切有边界的有形实在，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分析”方法，将世界抽象出现象与本质等二元对立的部分，并把整体分析为元素构成。举个形象例子来说明，西方的科学研究就像用手术刀做手术一样，什么都要切开看看，从分子、原子，甚至深入到基因层面。由此，西方科学的认知特别强调我们人类“感官所能证实的东西”，进一步强调“实证”方法论，注重理论是否能被经验所“实证”，当然证实、证伪就是后话了。所谓的实证主义有两个很重要的逻辑设定，其一是“感官经验”，感官经验的证实才是符合科学的客观观察，这是重要的科学标准；其二就是“抽象分析”，抽象分析是对感官经验观察的进一步延伸，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实验总是在人为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将研究对象加以切割和抽象，以研究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其结果一般可用西方数学公式表达，以“实验的可重复性”为科学检验的标准。但是，这样的科学方法是以丧失人性为代价的，人作为现象的重要一环，并没有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价值与意义。这种科学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负面效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科学世界里，享受到了科技进步的福音，也同时经受了人文精神传统的缺失，迷茫无所依，科学世界与我们人类精神世界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人类的生存正日益受到科学这把双刃剑的威胁。

中国象科学在“天人合一”的科学传统之下，强调理性与经验的平衡，而平衡的标准就是“如何通过行动与这个世界共存”。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中国人发展出了以“时间维度”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现象”，将重心放在时间的变化上，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综合”方法，关系的意义大于元素的意义，不对世界进行现象与本质的切割，而在天人合一中寻找“现象的规律”。因此，中国象科学以“象”为认知对象。所谓“象”，就是在时间维度上，着眼于事物运动变化的整体过程，而非事物仅在空间维度上的有形实在。在此基础上，寻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为“观物取象”。在西方科学中，现象是事物客观规律的被动表现。事实上，任何现象都是在事物与实体与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不能脱离整体谈现象，更不能脱离时间谈现象。西方科学也意识到了此问题，提出了“系统科学”，试图把立足点转向整体，但究其本质，仍采用主客二元的方式，并以抽象思维、形式逻辑为主，研究的整体仍然是割裂的静态整体，并没有达到象科学以时为本、主客相融的高度。象科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天人合一”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整合的系统，人居于“其中”，人类的使命就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使人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生，这才是“中庸”的真谛。

2.象科学的方法论：体证

科学和象科学都是在人类的理性与经验两端进行平衡，但是目的不一样。西方科学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坚信人类的归宿是“外向型超越”，人类与外部世界是二元对立的存在，“如何认识外部世界”是人类的使命。由此，西方科学的传统是“主客二元”，理性与经验进行印证的最终目的是认识外部世界，人类行动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律，“人”不是科学的目的，“知晓客观规律”才是科学的目的。因此，西方科学，简单理解，就是求知。西方“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都强调自然规律的重要性。

中国象科学也讲究求“知”，但是与西方主客二元科学语境中的“知”是不一样的。关于两种“知”，以宋儒张载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划分最为经典。具体来讲，西方科学求的是“见闻之知”，方法论是“实证”；而中国象科学求的是“德性之知”，方法论是“体证”。

中国人的求知，以宋明理学中的“格物致知”思想最为出名，其绝不等同于西方的物理学。

以明代王阳明通过“格竹”来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失败为例，《传习录·下》记载：“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作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作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自古以来就没有直接研究“物”的哲学传统，王阳明虽然践行“格物致知”，但缺乏西方科学的演绎归纳方法而格物，求知必败，最终只能凭借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将认识的对象转向心灵，提出“心即理也”，强调“格物致知”的目的实际上是“致良知”，也就是说，在中国“格物致知”传统中，“天—地—人”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格物始终不能离“天人”而言“物”。从西方认知科学话语体系来看，“格物致知”的过程显然不是表征计算的过程，而是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生成的体验过程。王阳明将“致良知”提到“格物致知”首要位置，直接导致了“格物致知”思想从“科学”的兴趣转向对“人心”的探究。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认知科学。

东方象科学是在儒释道等东方文化影响下，认知维度中没有“神”的维度，人类的归宿只能是“内向型超越”，我们人类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体的，人类无法超脱出生活的这个世界来客观认识这个世界，由此，东方的科学传统强调“天人合一”，内部理性与外部经验印证的最终目的是“与这个世界共存”，换句话说，“行动”是使命，所以，中国讲究“修身”“功夫论”“修行”。人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才是目的，而非仅仅知晓客观规律。“致良知”实际上就是指“德性之知”，这种德性之知对人的要求就是，人要在生活实践中修行，与天地一体，来安放自己内心，这就是“体证”！因此，象科学的方法论就是“体证”的方法论，即如何通过身体的行动来使“天—地—人”这个大系统运转起来，若行动对这个系统有益，那就是应该的，所以，西方科学讲“是不是”，象科学在“是不是”的基础上，更强调“该不该”，在这个意义上，象科学实际已将“真理”与“道德”“意义”熔于一炉而冶之。

（二）建立中国象科学心理学，更应该重视“理论”

1.中国的象科学，始于“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理论挖掘”

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虽然文化不同，但人性是普遍的，对于这种普遍人性的理解也并无高低之分，不同的文化在“认知科学”中平等对话合作成为可能。因此，中西文化在认知科学这里应享有同样的话语权，不必定于西方一尊。以中国心理学为例，潘菽和高觉敷等老一辈心理学家一生都在致力于从中国文化中挖掘心理学思想，来为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学贡献智慧，代表性成果就是潘菽所著的《心理学简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和高觉敷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正如高觉敷所说：“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是否就没有心理学呢？不错，我们没有心理学，但有心理学的思想。”[16]我们相信，中国的儒道佛等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心”的思想，未来势必可以在认知科学中贡献出独有的中国智慧。

2.象科学心理学的构建，亟需“中西对比诠释”的“理论建构”

心理学本应该是研究“心”的科学，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心理学实际上一直在“主客二元”思想框架下，试图以研究“物”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心”，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解释鸿沟。因此，心理学与西方文化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紧张关系，挖掘中国象科学思想并建立跨文化的心理学迫在眉睫。此背景下，中国心理学构建一条重要的进路应该是“中西文化互释”[17]：既包括“以西释中”，也包括“以中释西”。只有通过“中西文化互释”，才能使得中西文化真正合流并建立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心理学体系。

3.象科学心理学的方法，需要“体证方法”的“理论创新”

在认知科学研究中，仍然是以实验、实证的方法为主，缺乏体验、体证的方法；而在中国“天人合一”科学传统之下的传统文化，其实产生了许多注重人类体验的实修技术。如叶浩生[18]认为，佛教传统即提供了一种检视经验的具身方法，如“心色不二”的“蕴积身体观”，“根”“尘”“识”相互缘起的“认知观”以及独到的第一人称研究方法“禅观”等。葛鲁嘉说道：“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传统心理学所运用的方法并不是实验的方法，而是体验的方法；所运用的方法并不是实证的方法，而是体证的方法。所谓体证的或体验的方法，就是通过意识自觉的方式，直接体验到自身的心理并直接构筑了自身的心理。”[19]

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五千年不倒，本有机会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象科学”之路。可悲的是，中国象科学受到了西方科学的冲击，中道崩殂。但是，实际上，“象科学”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重要思想源泉。西方科学引进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而言，解构大于建构，彼时的中国文化恰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自主心理学的建立势必不能再以用西方科学心理学框架来淘筛中国文化，必须要重视“理论心理学”，自力更生。

四、中国的“理论心理学”

综上所述，无论是走西方科学心理学的路子，还是走中国象科学心理学的路子，抑或是走中西方结合的路子，构建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土壤，只能是“理论心理学”。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构建的核心，就在于“理论心理学”。

（一）中国理论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西方的科学和中国的象科学虽看似南辕北辙，但近年来有携手合作的可能。

20世纪以后，西方科学哲学已然发生了向东方哲学寻求智慧的转向，开拓了意识研究东西方对话的学者瓦雷拉(Varela)曾有言：“亚洲哲学，尤其是佛学西渐，乃是西方文化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其对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堪比欧洲文艺复兴时希腊思想的再发现。”[20]

在自然科学这边，很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们都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与西方科学进行对比诠释，中国学者的代表有梁启超、胡适等人，西方学者的代表有李约瑟、荣格等人。学术界涌现出了一大批中西文化比较的成果，譬如，将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西方的物理学中的“场论”“以太”甚至“量子力学”等直接类比，但遭遇了“跨文化解释困境”，因为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科学传统，也各自生成了不同的话语体系，二者之间势必存在难以逾越的解释壁垒。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自古以来就没有直接研究“物”的哲学传统，王阳明虽然曾提出过“格物致知”，但是又强调“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致良知”，哲学本体论依然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说，在中国“格物致知”传统中，格物始终不离“天人”而言“物”，这显然与西方物理学在“主客二元”视角下研究“物”的科学传统大异其趣。具体而言，中国文化“物”的概念范畴显然不具有西方关于“物”的概念范畴相同的内容，中西文化自然无法在研究“物”的自然科学这里直接类比，而只能抽象出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进行对比诠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物”的层面上虽然的确没有直接对话的可能，但是开启了在“心”的层面上对话的可能性。而认知科学结合了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物理化”技术，探索的却是“非物理化”的“认知过程”，即“心”的活动。因此，中国文化与西方自然科学没有对话的基础，但是中国文化与西方认知科学之间是有直接对比诠释的可能的。

在认知科学这里，西方科学传统下，从胡塞尔开始，到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再到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已经开始挖掘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智慧来帮助西方认知科学应对所面临的“主客二元”困境。笛卡尔作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以“我思故我在”为起点，开启了近代科学的“主客二元”的认识论传统：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唯有“我在怀疑”不可怀疑，主体性的“我思”决定了客体性的“我在”，“我”因而分裂成了一个主体性的我和客体性的我。在此种传统下，西方的科学经验与人类生活世界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科学无法彰显人的价值与意义。胡塞尔意图通过创立“现象学”来回应“生活世界”，弥合西方主客二元的鸿沟，现象学使用“悬置”的方法，包括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都是弥合主客二元的一系列方法途径。有意思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与象科学中的“观物取象”有异曲同工之妙。现象学方法中所提出的“悬置”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中所推崇的“修行方法”也非常相似，如道家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和“不滞于物”，佛教禅宗的“不可着相”，等等。但是，胡塞尔现象学并没有破除“主客二元”的局限，世界的客观性总是优先于天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为了回应胡塞尔理论对“天人合一”的忽视，海德格尔以“此在”(Dasein)作为人类意义之问的出发点，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认知，认识论寓于存在论中，我们不能跳出这个世界来客观认识这个世界，“我在，故我思”。因此，海德格尔强调，“此在”在本质上是“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而梅洛·庞蒂进一步将“在世存在”的抽象层面具体到了人类活生生的“身体”上，提出了“身体主体性”观点(body-subject)，即身体是一个能动的主体，我们是通过“身体”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如此，梅洛·庞蒂使身心一体化，进一步打破了主客二元思维定式，更趋近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和生成认知就延续了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的这种哲学传统，试图从“天人合一”的视野中重新认识人类的意识难题。近些年来，国内的学者们也发表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来论证中国文化与具身认知的联系。这也算是，西方科学与中国象科学在认知科学融合的明证。譬如，苏佳佳和叶浩生[21]通过中西对比诠释发现，在认知科学这条道路上，生成认知与中国文化息息相通，这将是中华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同时，通过中国文化中的“气”与西方认知科学中的“自由能”的勾连，中西文化有望在认知科学这里实现真正的合流。中国未来势必要“铁肩担道义”，为大时代变化之下的人类共同体心理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理论心理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在认知科学领域为中西方文化之间架设一个桥梁，肩负建立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之重任。“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如何使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是中国所有舶来学科的共同追问。在这个追问中，心理学应为众学科之首，应为众学科建立一把衡量中西文化冲突的心理量尺，当然，这个重任只能由心理学中的“理论心理学”来完成。因此，理论心理学需要“两只手”，一只手抓住西方科学的理论方法技术；另一只手抓住中国象科学的理论思想资源，特别是在中国象科学与西方科学有融合之象的认知科学领域，为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建立开辟出一条立足于“理论创新”的尊严之路。

（二）中国理论心理学的重建

笔者于2021年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期上的笔谈《如何论道——理论心理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及过理论心理学的衰落现状：

虽然理论心理学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历过‘繁荣鼎盛’，特别是2009年，第13次国际理论心理学大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表明我国理论心理学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际的认可，但是之后一直陷于‘衰落’。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由于某些‘专家’从学术建制上否认了‘理论心理学’的存在，因而这种衰落的趋势并没有停止的迹象。[22]

如果理论心理学的衰落甚至死亡，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必然，那我们大家绝无二话，但是，就如上面所论证，理论心理学当为中国自主心理学的立身之本。如果肩负了如此重要使命的理论心理学也可以被漠视，那何谈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建立？

1.学校：开设“理论心理学”课程，培育跨学科人才

纵观全国的各个高校，没有几个学校开过“理论心理学”课程。据我们所考察，“理论心理学”课程首先由吉林大学车文博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开设，后来，笔者在南京师范大学期间（1998—2010年）开设过。湖南师范大学彭运石老师和陕西师范大学霍涌泉老师也相继开设过；云南师范大学周宁老师2007年为研究生开设；西北师范大学王光荣老师2001年秋季开始为研究生开设，2016年秋季开始为本科生开设。令笔者惋惜的是，2011年笔者调到广州大学后，理论心理学课程即使勉强开设，也基本没人报名，学生们都对认知神经科学等方法技术感兴趣，想学一门吃饭的技术，对需要动脑子思考的理论，避之唯恐不及。文笔之拙劣，语言之贫瘠，思想之肤浅，着实可怕。

理论上来说，理论心理学应为“道”，其他心理学专业为“术”，全国各个高校都应该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理论心理学课程，而且应为心理学其他专业课程之首。举例来说，心理学学科课程体系中，元理论课程应该是“理论心理学”，实体理论课程有“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等，当然，方法技术课程，如实验设计和认知神经科学等课程，更应该排在理论课程之下。另外，心理学所在的“认知科学”是由六大支撑学科组成的“认知科学六边形”，包括“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其中又交叉形成了十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如控制论、神经心理学等。在此背景下，理论心理学应该成为跨学科交叉的平台，教授各个心理学课程中属于“道”的那一部分，招收的研究生也应该是至少具有认知科学六大学科背景的“通才”，不能仅成为“文科生”的聚集地。

2.中国心理学会：集众专委会之力，重建“理论与史专委会”

1937年1月24日，由陆志韦、潘菽等心理学界32人发起，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大礼堂举行中国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大会。1955年8月1日，中国心理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国心理学会的开幕式在北京图书馆礼堂举行。这次会议上，中国心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立，理事长为潘菽先生，高觉敷等为理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在保定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学术年会第四分组即心理学基本理论分组会上，一些代表倡议：在总会下设立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理论与史专委会前身），潘菽为主任，高觉敷、车文博等为副主任。应党的号召，高老更是以82岁高龄重新出山，为中国心理学的重建而到处奔走。历史地来看，“理论与史专委会”算是中国心理学学科、学会重新建立的股肱之臣，曾经为中国心理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心理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潘菽先生、高觉敷先生、车文博先生等都出自“理论与史专委会”。但是，随着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演进，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衰落，“理论与史专委会”基本已经被大家集体性遗忘，迟暮老人，无人问津。理论与史研究者也开始青黄不接，能叫得上名字的年轻人少之又少，能接班的更是难找。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心理学会应当铁肩担道义，集众专委会之力，重建“理论与史专委会”。具体举措建议，首先要成立“心理学理论创新专业委员会”，邀请各个专委会的主任加入，以心理学的理论创新为会议主旨，定期召开中国心理学会层面的全国性的研讨会。

3.政府：扶持创立理论心理学的特色期刊

在“理论与史专委会”繁荣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0年，潘菽先生倡议在河南师范大学（现河南大学）创办以“理论心理学”为特色的期刊——《心理学探新》，创办时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潘菽、高觉敷、车文博和王丕等理论与史大家负责主编。潘菽老先生发表了《心理学探新》发刊词：“这个刊物取名为‘心理学探新’，就是要在我国心理学的研究上提倡探索新的方向，新的观点，新的途径，新的领域，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新的前景，以至新的突破。”但是，改革开放，全民经商，学术低迷。1993年，河南大学因发展需要就放弃了探新，改办了一个心理学科普期刊，这也算是，潘菽老先生的一大憾事。后来，经杨鑫辉先生从中做工作，1994年，《心理学探新》辗转到了江西师范大学手里，并于1998年12月重新获得国内外公开刊号，以理论心理学为其特色，一直延续至今。但近年来《心理学探新》的理论心理学特色越来越弱。

就建立中国自主体系而言，开办理论心理学期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政府层面应该大力支持。譬如，南京师范大学作为理论心理学的重镇，有高觉敷老先生确立的理论心理学研究的优良学统，十几年来，学校一直动员多方力量，试图建立一个理论心理学的专有期刊，但是，一直未能取得刊号。如有可能，还是应请政府扶持南京师范大学创办一个《理论心理学》期刊，真正刊发一些有利于建设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的好文章！

五、未来

全球化时代正在落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体系也在遭遇多极化的挑战，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党的二十大报告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3]要想建立中国自主心理学体系，必须从中国理论心理学的重建开始，而重建理论心理学的关键，就在于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理论的创新。

1983年，潘菽先生和高老就曾在《心理学报》上发表论文《组织起来，挖掘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藏》，呼吁大家：“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一个丰富而很可宝贵的宝藏。我国的心理学者不能数典忘祖，必须好好挖掘这个宝藏，一以整理这份大量而可珍贵的先人遗产，以为了建立我国自己的科学心理学而大可以从其中取材。这份珍贵遗产是大量的，予以挖掘整理的任务是迫切的。”[24]

四十年后的今天，2023年，吾辈仍然任重道远！

感谢崔光辉、舒跃育、许波、邱炳武、霍涌泉、彭运石、刘将等学者们提供的史料。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73-84页。 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原文下载

相关文章

图文编辑：王心怡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苏州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矩阵 

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苏州大学学报

教科版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您若喜欢，戳戳“分享”“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