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浩生 | 如何“论道”？——理论心理学回顾与展望

如何“论道”？

——理论心理学回顾与展望

叶浩生

（广州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理论心理学正是这样一种学科，它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就像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在物理学和化学中一样，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但是，虽然理论心理学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历过“繁荣鼎盛”，特别是2009年，第13次国际理论心理学大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表明我国理论心理学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际的认可，但是之后一直陷于“衰落”。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由于某些“专家”从学术建制上否认了“理论心理学”的存在，因而这种衰落的趋势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在此背景下，利用“中国心理学的历史反思与新时代担当——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100周年”这个笔谈平台，以“理论心理学如何论道？”为题眼，从“历史”“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视角，重新梳理国内外理论心理学的“论道”之路，力图为心理学的理论建设“正本清源”，抑或裨益于中国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历史之道：“道”与“理”

回顾历史，心理学首先要澄清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基本问题。如美国理论心理学家库克就曾言道，心理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只是缺乏核心的松散联盟，就是因为心理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释言之，心理学科学化其实暗含着心理学、理论与科学三者关系之谜，而理论心理学应担当解谜之重任。因此，理论心理学的立身之本就是“理论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理论心理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心理学“道理”的学问。何谓“道理”？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开篇即称：“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之主要论题，即在探讨道理……中华民族，乃一极端重视道理之民族。”释言之，“道”是所然，教人应该如何，具有多元价值与意义，因此，“道”近于宗教；而“理”是所以然，告诉人们必须如此，具有唯一的绝对标准，因此，“理”其实更近于科学。而中国文化背景下对“道理”的理解通常更偏向于“道”而非“理”，如老子即将道视为宇宙的本源，并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故而，中国思想所推崇的一定是通过“说理达乎道”。换言之，古人其实并不把“道”和“理”分得清清楚楚，在古人看来，事物之所以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理”(机制)，本来是有“道”（原因）的。古代的“道理”是贯通自然和人文的，从这个角度看，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天人合一”，即必须把事物本身的性质和对我们的指引联系在一起。例如，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萌芽可追溯到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传统，但是后继者王阳明却提出“心即理也”，将“格物致知”发展成为“致良知”思想，将认识的对象转向自己的心灵，使“格物”终不离人而言物。因此，“道”即“理”，“理”即“道”，古代的“道理”一定是与价值和意义水乳交融的。

今天的“道理”更多的不是中国古代所倡导的“自然之道”，而更倾向于西方近代所秉承的“自然之理”，即客观规律。事物的道理总是客观地存在于世界中，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并没有联系。这样一种道理的理解，其实是由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家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所促成的。科学追求绝对的、客观的终极真理，因此，科学只管是不是，即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而不问该不该，即事物的目的和价值如何。此种“道理”其实反映的是西方思想传统中“主客两分”的隐性哲学预设，即著名的“笛卡尔焦虑”，“I think,therefore I am”。在这里，思考和存在是两分的，“观察者独立于被观察者”。自笛卡尔以降，西方的“道理”就走向了一条秉承客观主义的经验论道路。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在心理学中成为衡量科学问题的唯一标准。但是，这种经验科学崇拜早已受到新兴科学哲学的批判，波普认为，科学知识并非始于经验，而是始于问题。“问题”就是理论在科学中扮演的角色，所以理论总是先于科学中的经验观察，“道”在“理”之前，“道”先行于“理”。

理论心理学素来有“元理论”(Metatheory)和“实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y)之分。实体理论指“科学的理论”，是在经验观察框架下，依循假设检验范式所涉及的具体理论问题，是理论心理学成其为“科学”的立身之本。元理论则指“理论的理论”，心理学实体理论的“价值”与“意义”回归，是理论心理学成其为“人的科学”的立身之本。因此，实体理论接近科学，元理论靠近哲学。这是理论心理学的“尴尬”之处，也是某些人拒斥理论心理学的“理由”。

当下之道：“道”与“术”

 在当下，心理学的最常见问题就是并没有发现“问题”，而仅仅是发现了“问题的表现形式”，常见的现象就是“术太多，道太少”。“术太多”导致堆积成山的数据，而“道太少”导致数据之间鲜有联系。“道”与“术”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理论与实验的关系”问题。

 “道”与“术”之分其实并无优劣高下之别，只是方向不同而已，上行而求其贯通为道，下行而求其落实为术，目标都是致力于阐明“道理”而已。“道理”其实处于“道”与“术”之间。以学科为例，科学体系总是包含着理论成分，不同学科中也都存在着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分支，心理学中有理论心理学，常理看来，理论心理学居于对心理学理论进行反思的“理论”高位，应算作扮演了心理学中“道”的角色，而实证心理学用实证方法来对心理现象进行探讨，就应当处于“术”的位置。换言之，相对于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是“道”。但是，“理论心理学”内部有专门考证史实的分支，它必然要求扎实的技术，因而也应当属于握“术”之流；而热衷于宏大叙事来构建元理论者，或者追寻方法背后之哲学根基之人，必然属于求“道”之辈。所以，实证心理学内部也有“道”“术”之分。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尽管需要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研究工具等“术”的过程，但提出假设的过程必然需要理论思辨能力作为“道”的先行。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研究中“道”与“术”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心理学人偏狭地认为“我是做理论的”，或者“我是做实验的”。更有甚者，信奉理论与实证水火不容。这皆乃浅薄之见。正如我经常给学生讲的那样:“心理学界中，实验做得好的人并不排斥理论，他们深知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但就是那些实验做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人，总是热衷于搞理论与实验的对立，贬低理论的价值。”因此，理论中包含着“术”，实证中也离不开“道”，“道”“术”本为一体，都在“求真”，皆为追寻“道理”。

 现在心理学研究中更让人担忧的，不是忽视了“理论”作为“道”的重要性问题，而是只见“术”，不见“道”。在以非经验观察为特色的后经验主义时代，现象学、释义学、社会建构论和女权主义等叙事文本更强调人的多元价值与意义，自然难能构建出科学实证时代一统天下的宏大叙事元理论，譬如行为主义的S-R范式和认知心理学的S-O-R范式。所以，在心理学元理论层面，心理学人对“道”的视而不见，也是无奈之举。但是，吊诡的是，在心理学实体理论层面，“道”也呈颓势。如上文所述，在心理学实证领域，心理学科研人员既利用理论思维指导实验研究，同时也利用理论思维从实验研究获得的数据中发现新的规律或建立新的理论，换言之，实证研究的正统路线应是从理论到实证，“道”始终在“术”之前，即以解决什么问题为导向。然而逆科学潮流的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从一大堆技术工具出发，用搜集到的数据来反推理论。“术”捏住了“道”的脖子，“理论”焉有不亡之理？要知道，“道”可以先行指导“术”，但是要当心，这话尤其不可反过来说，“术”永远也不可能生成“道”，“道”只能在“道”中产生，即理论只能生成于理论与理论之间的逻辑推演之中。

在心理学实证主义时代兴起之时，采用的还是用行为实验，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术”，如脑电、核磁、近红外、基因遗传甚至人工智能等都用于研究人的心理。但是，技术虽然多了，理论问题却不见了，人的意义自然也不见了，所以现在，“术”遮蔽“道”的倾向非常严重。正如罗素一方面赞扬科学实证主义者运用数学所发明的强大技术工具所获得的成功，同时也担忧地强调:“存在着一种技术的危险：它不是有助于解决问题，而是隐匿了问题。”

未来之道：“道”与“行”

展望未来，理论心理学便不能不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讲了这么多大道理，可是该如何做呢？到底是跟在西方科学话语体系之下亦步亦趋为心理学思想添砖加瓦，还是怀揣着中国文化的自信来尝试建立起来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抑或是将本国思想特色与西方心理学思想接轨，致力于构建大一统的心理学理论体系？

(一)心理学数学化

理论心理学如何科学地“论道”，是理论心理学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人讲道理，经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到最后不免沦为一团浆糊。究其缘由，可追溯到中国文化中其实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在这个背景下，讲道理一定是受到各方的出发点、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制约，所以，中国的讲道理也就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西方利用数学建构出了一个与人的价值意义无涉的绝对的“理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讲道理才拥有了类似于数学公理的统一评判标准。换言之，科学的说理必然是数学式的说理。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如果世界要进一步科学化，必然需要抛却人类土生土长的被文化、伦理、意识形态等多元人文背景所影响的传统自然语言，而“数学”作为人类发明的一种人工语言，很有可能成为统一人类世界的新语言。所以，数学应是科学的元理论基础，心理学如果想成为科学，必然需要数学化。

“心理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真问题应该是“心理学与数学的关系”问题。理论心理学要反思的不是心理学如何科学化的问题，而应该是心理学如何数学化的问题。

(二)心理学跨学科化

理论心理学的“论道”经常会被人诟病为“扶手椅心理学”，即只知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却未能对实证心理学有任何指导意义。从心理学史来看，如若不达乎“道”，“术”也很难精通，很多心理学史上的大家往往都是“道”“术”皆通的。例如，心理学之父冯特既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研究领域也涉及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逻辑学、语言学、伦理学甚至宗教学等。作为迄今最大的学科交叉群体，广义上的认知科学相当于一个多学科集群，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6大支撑学科基础之上，又交叉形成了11个新兴交叉学科。因此，心理学未来需要的人才，一定是至少拥有两到三种学科背景的跨界人才。所以，跨界思维模式应该是心理学未来的一大趋势。

理论心理学也必须学会跨界思维模式，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既要上行求“道”，又要下行攻“术”，同时又要将“道理”在各个学科内融会贯通。

(三)心理学本土化

理论心理学自卑之处无疑就是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原创性问题，遗憾的是，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始终未能逃脱西方话语权的宰制，原创性的元理论和实体理论几乎没有。古代中国的“道理”注重的一定是与人性密切相关的价值和意义，以“天人合一”为特色，长于“元理论”范畴。而自科学以来，西方近代科学则更注重从客观的科学世界中来探究事物的“道理”，而这“道理”与人的价值与意义并不发生直接联系，显然在“实体理论”范畴更有建树。从意义生成来看，理论心理学必然需要在强调经验观察的“实体理论”之上重新寻求后经验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元理论”的指导，在此背景下，西方哲学传统早已开始自觉地在东方传统中寻找资源和灵感。因此，心理学本土化将是理论心理学未来的立身之本。

理论心理学本土化的最理性路径应该是中国文化元理论与西方科学实体理论相结合的中间道路，如笔者在将“具身认知”从哲学思辨引入心理学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同时也在不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具身认知思想异曲同工之处，以资为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心理学建构出一种可以直面人生意义的科学“元理论”。

寄语

理论心理学所处的这个时代并不是讲“道理”的时代，而是培养技工的时代，也是培养凡人的时代。故而，攻术者众，求道者希。但是，时代的弄潮儿一定不是迎合这个时代的人，越是这样的时代，越要学会独立思考。你只要想一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你就了解了理论的力量!在如今的大学教育已经不能承担培养出思想家的责任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找寻自己的出路。

本文出自《中国心理学的历史反思与新时代担当——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100周年（笔会）》，该笔会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31页，共9篇。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单篇推出，敬请关注。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章一览

2021年第3期

社会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简略的回顾与反思…翟学伟

如何“论道” ? ——理论心理学回顾与展望…叶浩生

中国心理学还美吗?…喻丰

论一种汉语心理学概念谱系学的可能性：以克分子行为概念为例…王波

民国时期中国心理学会与心理学发展…阎书昌

三论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现象——中国第一个科学心理学组织成立100周年纪念…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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