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 于增艳 林丹华 | 新时代背景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特点、挑战与应对
作者简介 ●●
刘文(1965—)，女，北京人，博士，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格、社会性发展与教育研究；林丹华(1971—)，女，福建福州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青少年积极发展与身心健康研究。
留守儿童呈现出社会适应不良的复杂性，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重点关注。现阶段，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理论构建层面，社会适应的概念不统一，社会适应测量内容未能与时俱进；实践应用层面，社会适应促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不能有效结合，忽视了留守儿童积极社会适应促进与消极社会适应预防一体化；政策层面，需要进一步出台有针对性的相关举措。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留守儿童社会促进工作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构建新时代中国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理论体系；第二，加强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方案的系统性、可操作性；第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健全留守儿童社会和教育保证制度。
关键词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积极发展理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与反社会预防研究”(项目编号:19ZDA3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但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水平及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多数父母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农村的家中，导致留守儿童逐年增加。[1]根据民政部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数为697万人，其中96%的农村留守儿童是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2]但留守儿童整体心理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从以往研究成果来看，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自我意识、学业成就、人际关系、情绪行为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适应不良。[3-7]从最近一系列新闻报道中也能发现留守儿童作为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由于家庭监护教育功能不足以及情感支持缺乏，他们既容易受到违法犯罪者和网络不良信息的侵害，也容易被利用，表现出社会适应不良的复杂性。因此，努力促进新时代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是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亟需完成的工作，也是夯实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的重要社会基石。本文首先梳理了当前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相关理论，分析了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工作的不足与问题，重点讨论了新时代背景下留守儿童社会促进工作着重点，这对全力促进新时代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相关理论梳理
（一）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定义和测量
《心理学大词典》中提到社会适应（Social Adjustment/Adaption）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平衡的状态。[8]在这宏观理论定义下，不同学者对社会适应的内涵理解并不相同，在具体实际研究中也采用了千差万别的测量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适应是多维度、多水平的复杂结构。当前，研究者主要根据社会适应的领域-功能以及研究群体特点，对社会适应的结构内涵进行不同的操作界定。
首先，国内学者邹泓等人提出的社会适应的“领域－功能”理论模型，即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包括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等4个领域，以及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种功能状态。[9]从社会适应领域方面，研究者通常会根据对社会适应的理解选取若干不同指标进行测量，选取的社会指标通常包括学业成就、同伴关系、自尊、内隐或外显问题行为等具体研究内容[10,11]，反映了儿童青少年一般（传统）社会适应发展任务，即学业适应、人际适应、自我适应、行为适应，这也是目前社会适应主要的操作性定义；从社会适应功能角度可以分为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8]，有些理论研究更关注积极社会适应[12]，有些研究则更聚焦于消极社会适应，包括自我烦扰、人际疏离、违规行为、消极退缩[13]。但总体来看，过去20多年来社会适应研究更多关注消极社会适应，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积极社会适应才逐渐得到更多的关注。
其次，对于不同文化环境下的特定群体，社会适应的内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移民群体或留学生等，这些群体都面临着环境的改变与文化的冲突，研究者对其社会适应内涵的界定则包含了更多的、复杂的结构。如移民儿童和青少年将受到国际形势、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微系统以及个人层面不同层次水平因素的影响（见图1）。[14]可见，处境不利群体的社会适应任务除了一般的发展任务外，还有其特定的环境适应任务需求，如留守儿童需要适应亲子分离的环境，流动儿童要适应城乡地域文化的差异，等等。
图1 移民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综合模型
综上，本文从发展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视角，集中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的关注。对社会适应界定为面临着亲子分离的压力与困境，留守儿童能够对自身的情绪与行为进行相应的调控，最终达到心理、行为、学业及环境等多方面的适应。
（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的主要相关理论
1.关系发展系统理论
Lerner等人基于前人对积极发展的总结提出了关系发展系统模型（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Systems Models）[15]，该理论模型强调积极发展的个人—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通过整合个体自身的优势（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学校参与、有希望的未来期待）与其生存环境中的生态资源（个体资源、可获得性资源、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机构）对其积极发展的促进作用。该理论模型还进一步强调以上资源和优势在促进个体积极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个体对自身、家庭、社区和社会的贡献，并有益于减少抑郁、犯罪和物质滥用等问题/危险行为。[16]
2.心理弹性理论
心理弹性(resilience)理论研究就是源于对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发展和适应性的关注，它是一个能够减缓环境压力和预防情绪问题的有效策略。[17]其核心思想是理解为什么同样遭受压力困境，有些人表现出长期的情绪异常，而有些人却没有或甚至表现出愈挫弥坚的现象。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促进密切相关。心理弹性强调的是以健康为导向的模式研究，这与传统的以障碍为导向的模式不同。心理弹性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保护资源（如积极情绪调节、父母的关心与支持、同伴的理解与帮助、社区的安全与和谐等）与不利处境（如儿童期虐待，同伴欺凌和孤立、家庭和社区暴力，贫困、亲子分离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心理弹性研究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它对改善和提高留守儿童心理适应和环境适应具有一定的价值。
心理弹性理论强调压力/逆境下积极发展的结果既包括积极指标的增加，也包括消极指标的减少，这与社会适应双功能理论、关系发展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理论都强调重视危险/问题行为的减少的同时，也强调促进个体积极发展，凸显两者相对独立与并重性，充分突出一个“人”全面、积极发展的理念。[15]
三、新时代背景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工作中的瓶颈与不足
（一）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测量内容未能与时俱进
近20年来，国内外针对社会适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涉及社会适应的内涵、结构、促进/保护因素以及发生、发展过程等不同方面。但目前涉及社会适应结构、测量方法等相关研究未能考虑时代变迁、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首先，社会适应的测量核心体系未能与当前社会背景相契合。新时代背景下，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出要努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尤其是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美好生活”“幸福”“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可见，社会适应的测量体系中要融入并重点考察体现幸福、乐观等主观指标，个人成长等内在目标以及利他主义、社会正义和社会贡献等指标体系，但这些指标在当前社会适应测量研究中还未看到。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数字化时代已到来，社会适应的“内容领域”可能也要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在丰富留守儿童文化娱乐生活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如网络成瘾、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网络文化适应问题。因此，考察新时代背景下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内容领域，尤其是留守儿童等处境不利群体，不仅应包括传统上认同的学业适应、人际适应等发展任务外，还应重视心理适应、网络文化适应等，这些内容也应逐渐成为新时代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考核的重要内容。
因此，在全面评估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状况时，厘清新时代背景下社会适应的内涵，应综合考虑选择兼具一般性、特异性以及反映时代性的测量指标。建构一个能较为全面评估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状况的指标体系，对促进新时代背景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社会适应促进的理论研究未能有效指导实践应用
当前无论从社会适应的测量结构还是干预视角，其相应的理论都未能有效指导实践研究。
首先，从社会适应测量内容的相关理论来看，综合社会适应的“领域-功能”理论模型和移民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综合模型[14]，一般儿童社会适应发展任务主要包括学业适应、人际适应、心理适应等，而针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处境不利群体除了以上一般发展任务外，还应考虑到该群体特定文化环境适应任务的需求，如留守儿童需要适应亲子分离的环境，流动儿童要适应城乡地域文化的差异，等等。但现有实践研究较少重视该群体社会适应特异性内涵，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其次，从社会适应干预视角的相关理论来看，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如心理弹性理论、关系发展系统理论都强调来自多种情境中的生态资源对个体积极发展的作用。[18]根据这些理论，无论是长期逆境（如亲子分离，儿童期虐待等）或应激压力（如病毒疫情、地震），通过整合环境资源与个体资源都可以促进留守儿童等处境不利群体的社会适应。但当前在具体实践干预研究中，也许是由于人力、财力等多方面限制，更多是基于单一资源进行干预，干预效果相对有限。[19]但如何在具体实践干预中建立、健全教育网络，保证家校教育无缝融合，并在社会中历练成长等内容和形式上需要不断探索和发展。
另外，目前国内外关于积极社会适应和消极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过于泾渭分明，忽视留守儿童积极社会适应促进与消极社会适应预防一体化。学校、家庭和社区教育者的工作重心在于努力预防和减少风险行为与问题的发生，但减少问题/风险行为并不一定会促进留守儿童的积极适应。因此，预防或减少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风险问题行为同时，还要促进他们在学业成就、人际、能力、品格等方面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良好适应。
（三）国家相关部门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还需进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
留守儿童一直是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爱的处境不利群体，当前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强调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如2014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指出，应健全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可从学校教育与管理、家庭教育与指导以及社区关爱和服务等多个方面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201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均明确指出应加强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他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2017年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应尽快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合力监护、相伴成长的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可见，积极开展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如何进一步指导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工作的有效开展，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如农村地区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资源缺乏，以及由于缺乏家长监管留守儿童常常出现的网络成瘾或网络暴力侵害等问题，国家相关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有针对性的方案措施，从而保障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工作有序开展。
四、新时代我国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的着力点
本文从理论—实践—政策三个层面提出开展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工作的建议。
（一）积极构建新时代中国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理论体系
第一，目前关于社会适应内涵结果和发生过程理论大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中西文化突出的差异体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文化，这些理论是否适合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被试尚不明确。因此，构建社会适应核心指标体系应考虑到具有本土特色的指标，如社会正义、社会贡献等，这也与中国文化典籍《礼记·大学》中强调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
第二，除了文化特异性，研究者普遍认识到社会适应还受到年龄阶段和群体类型特点的影响，但以往研究没有足够重视“幼儿期—儿童期—青春期”过程中儿童社会适应的阶段性发展规律，不同阶段儿童社会适应的发生发展路径以及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这些理论基础对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促进都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发展出评估和识别留守儿童消极社会适应风险水平的临床分界点，建立常模，进而实现社会适应测验工具的筛查功能也是势在必行的。
第三，社会适应理论还应具有时代特点。首先，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人们更加渴望幸福美好的生活，更加离不开心理健康的发展。因此，在中国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理论也要与时俱进，如社会适应指标体系中要加入对个体主观指标（如主观幸福感）和未来个人成就目标实现等相关内容考察，从而体现新时代特点；另外，当今时代也是网络时代，“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在丰富青少年文化娱乐生活同时，也会使一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产生偏离或人格扭曲。因此，考察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促进留守儿童在网络文化方面的社会适应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在理论研究方面，鉴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背景差异，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积极构建中国新时代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社会适应促进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加强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方案的系统性、可操作性
第一，加强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方案的系统性，体现在重视社会适应促进方案中不同促进因素交互干预的模式，同时也要推进留守儿童积极适应促进和消极适应预防的一体化。
首先，根据相关理论研究，儿童社会适应是个体资源和不同环境资源之间和谐互动的结果，既强调儿童社会适应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优势与潜力，又主张从动态、长期的角度对影响儿童健康发展的环境因素进行探索。[20]因此，基于个体资源基础上，探索有效的模式和方法创设多元、“营养丰富”的环境并鼓励他们充分地参与其中，将极大地促进留守儿童青少年积极、健康的社会适应和发展，并减少问题与风险行为的发生。如近年来，留守儿童手机成瘾、网络暴力等问题日益明显，针对此现象的干预方案就可以在培养留守儿童自律能力基础上，加强家庭、学校、社会合作。在家庭中施行家庭媒体使用计划，如把握“WWW”原则，即把握when（时间）、where（地点）和what（内容）的“WWW”原则，让留守儿童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有节制、有计划地使用电子产品。与此同时，国家支持开展网络教育课程，学校则应积极将相应的课程融入日常教育中，如一些国家的教育机构预计在三年内开发自己的数字智商（Digital Quotient）课程，从而更好地利用电子产品的优势促进儿童积极发展。[21]可见，促进留守儿童社会适应，需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出发进行综合预防和干预，才能在新时代环境下取得社会适应促进与发展。
其次，随着积极儿童青少年发展，同时着眼于儿童青少年“发展促进”和“问题减少”两个方面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强调“全人发展”的充分性，体现在社会适应促进方案设计上，要重视积极适应促进与消极适应预防并重的理念，系统全面地促进留守儿童等处境不利群体的心理健康发展。
第二，针对留守儿童不同社会适应发展任务要采取易操作和推广的促进方案。如根据心理弹性框架体系，促进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个体资源和环境资源都较多，如个体层面包括乐群的气质特征、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积极的自我观等，环境层面包括家庭、学校、社区以及文化和社会等不同生态系统。[22]在实践干预中，可以根据相应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同层面选择相对重要且容易改变的某一资源进行培养干预，如个体层面改善和培养留守儿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相对容易操作且有效，通过深呼吸、冥想、注意转移、认知重评等认知行为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改善留守儿童情绪适应，尤其是集中意义解决策略（meaning-focused coping）是目前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多的一种策略。它是指在无法改变当前不利处境或需要长期处于不利处境的条件下，能从信念、价值观以及目标等方面对不利处境或压力产生积极的意义。[19]针对留守儿童环境适应任务可以采取集中意义解决策略。留守儿童无法改变父母外出务工带来亲子分离的处境，但可以积极看待当前不利处境，如“父母外出务工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供自己读书，不得已才与他们分离”，“父母外出务工是给自己独立成长的机会，应该学会坚强独自面临和解决问题”，“希冀通过勤奋努力改变目前家庭的贫困环境，不辜负父母外出辛勤的付出……”，赋予其积极意义，学会珍惜与感恩，从而产生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从而促进其环境适应。另外，根据相应理论研究，对家庭环境资源的可操作性干预不仅可以进行积极家庭教育理念的讲授，也可以通过培训母亲等重要监护人自身情绪调节的方式，促进其自身心理健康从而达到改善家庭环境资源的目的。
总之，实践应用方面，重视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发展过程中的促进因素，加强综合系统干预方法，从积极发展视角，充分挖掘和激发他们自身优势和发展资源，针对不同社会适应发展任务开发系统、可操作和推广的促进方案，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也是切实落实关爱留守儿童、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的发展战略重要举措。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建立健全留守儿童社会和教育保证制度
第一，国家教育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互联网+教育”可以解决农村地区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促进留守儿童学业适应。正如当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2年全面实现“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在广大中小学校的常态化按需应用。其中“专递课堂”旨在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即利用互联网按照教学进度推送适切的优质教育资源等形式，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因此，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平台，有效解决农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的不足，对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学业适应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推广价值。
第二，政府要加强重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代偿作用[23]，积极支持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落实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功能有机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实现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补偿，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4]另外，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出台相关文件，鼓励学校等教育机构积极开展网络管理与应用课程。其目标不仅帮助包括留守儿童在内所有儿童青少年管理他们的电子产品屏幕时间，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通过培养儿童青少年在数字网络中探索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批判思维，促进其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简称STEM）课程学习的兴趣，鼓励他们在数字技术中进行创新、表达和积极参与，从而有助于儿童青少年在相关领域取得成绩，并在未来相关职业领域积极发展。[21]
第三，政府开展脱贫攻坚计划与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可以有效结合。如有些地区利用互联网和便捷的物流系统，在乡村致富能人的带领下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人才、技术、资本向农村的流动，“妈妈工厂”的出现不仅可以实现乡村振兴，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农民工“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的窘境，不仅带动农村地区脱贫工作积极开展，同时也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
总之，开展新时代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集“理论与应用”“促进与预防”于一体，层层推进，形成多种方法（质性方法、量化方法）、多个路径（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交叉融合创新。未来需要设计更多具有针对性及推广性的社会适应促进方案，从而为更好地促进处境不利儿童积极发展提供深入、详细的科学支持和依据，为政府部门提供相关的政策报告和建议，有利于推动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以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和落实。
（注：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29~36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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