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毓蓝 | 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

作者简介 ●●

于毓蓝（1973—），女，江苏吴江人，博士，苏州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摘要

民国学者们经过学术性的讨论与互辩，在新闻“有学”还是“无学”、新闻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等方面达成了共识：新闻教育承担着培养新闻人才的重要使命，兼具技能养成与学理探究两个方面；新闻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有高尚职业精神、“通才”与“专才”兼备、有作为舆论领袖和社会导向者的责任感和公益心的新式新闻人才；健全的新闻教育要博采众长，一专多能，多学科知识兼修。民国新闻教育家们还用民族主义眼光审视美国新闻教育的理念与模式，并根据国情需要进行中国化的反思与调整。这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开展“新文科”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新闻教育；报业有学；新闻人才；多学科兼修；中国化

民国时期新闻教育作为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体系的发端颇为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四类研究取径：一是教育史研究路径，重在梳理新闻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进程，对贡献突出的新闻教育家及重要新闻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如《中国新闻教育史论》一书全面梳理了中国新闻教育八十多年的流变，其中对民国时期许多做出卓越贡献的新闻教育家，如蔡元培、徐宝璜、谢六逸、成舍我等人的新闻教育思想进行全面检视[1]；二是从文化交流视角讨论民国新闻教育思想的由来与演进，如《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横向比较中美新闻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认为总体上民国时期我国的新闻教育思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教育血脉相通[2]；三是对民国新闻教育大家（如成舍我、陈望道、谢六逸等人）和新闻教育机构（如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和新闻研究机构）等进行个案研究，如《中国新闻教育的初曙——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心的考察》探讨了北京大学新闻系研究会的成立动机与发展历史等，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了新闻教育在民国时期出现的原因[3]；四是从思想史视角切入，对著名新闻人物或新闻教育家的思想、观点等进行“画廊式”展陈，如《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一书梳理了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思想，重点分析了“以职业训练为本位”“新闻教育的中国化”“媒介教育思想的萌芽”等主要思想理念[4]。

本文针对以上民国新闻教育研究的结构性偏好，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以解读民国时期学者们发表的理论文章为主，以新闻教育家们的实践为辅，系统分析民国新闻教育界在新闻“有学”还是“无学”、新闻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新闻人才如何培养以及美国新闻教育模式如何“中国化”等问题上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探索，进而为当下“新文科”建设中的新闻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一、新闻教育的理念更新：

新闻“有学”与“无学”之辩

我国的新闻教育发轫于辛亥革命之后，与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以及所谓“密苏里模式”的确立基本同步。1912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全国报界俱进会会议提出要“开办报业学堂”，“可以看作是我国正式倡导新闻教育的源头”[5]。1918年10月，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将新闻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开端”[1]。此前《纽约先驱报》编辑弗雷德里克·赫德森曾反对在高校设立系统的新闻教育，提倡在报馆开展新闻人才培训，“《纽约论坛报》《纽约时报》是真正的新闻学生的大学。詹姆斯·戈登·贝内特，贺瑞斯·格里利在一年时间内为学生们提供的新闻学真知，相当于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培养的一代人”[6]。而在以诗词歌赋为重的文化传统或近代的大学教育观念中，“有许多人，还是怀疑，记者的大学教育是必要的么？或者仅仅乎有了也好罢，这还在议论纷纷，就是主张必要的人，也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闻教育应当怎样办才好呢？新闻教育常常为这些问题拖延下去”[7]。实际上，这包括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新闻素养是依靠天生的“新闻鼻”还是需要后天的培养；二是新闻教育的目标产品——受教育者是什么样的，即“培养什么人”；三是新闻教育“如何培养人”。

新闻教育所为何来？新闻是否有学？这是中美新闻教育的提倡者们面对的共同难题，因为“一般人的偏见，以为新闻这个职业，决不是大学中所能教的，那主张报学设教的人，受尽了新闻界及教育界之嘲笑”，产生了“新闻事业可教”与“新闻事业不可教”两派意见的冲突。[8]这种“新闻无学”的论调主要来自大学教育界和报纸界，其中“大部分报馆和报人对发展专业新闻教育并不积极，是‘新闻无学’论的主要传播者”，且“报馆主办的各式新闻函授学校存在明显的牟利色彩，成为民国时期新闻职业教育的一块疮疤”[9]。一位1945年毕业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也在其毕业论文中写道:“在起初，报馆是看不起新闻教育机关的，他们觉得作(做)记者不必要谈新闻学系。”[10]戈公振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欧美记者往往认为报馆为最好的报业人才培训学院，“实用方法，恐难于教室内教授。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受报界之轻视”[11]。

由此，足见新闻“有学”还是“无学”是民国新闻教育是否需要、能否创办的首要论题。蔡元培在1918年10月14日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仪式上就论证说：“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12]“新闻有学”的基础是新闻事业，后来他又多次为“新闻有学”正名：“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树艺、畜牧之业旧矣，积久而始有生物学、农学；思想、辩论、信仰之事旧矣，积久而始有心理、论理、宗教诸学；音乐、图画、雕刻之术旧矣，积久而始有美学。以此类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家的徐宝璜同样认为：“考各科学之历史，其成立无不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有数千年之种植事业，然后有农学林学”，而“新闻纸之滥觞既迟，而其特别发展，又不过近百年事”，因而出现了有人以新闻纸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研究，“已足构成一种科学，不过尚在青年发育时期耳，此学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12]

戈公振在19世纪20年代之所以“积累了多年的史料和研究”，费心劳力地写作《中国报学史》，其目的正是为了扫除人们对记者认知的偏差，革除报业的弊端，使得记者真正名实相符，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以记者为职业……盖社会上未认识记者之地位为如何尊严，军政界中人为尤甚；而就记者自身言之，亦多不明瞭其责任之所在，而思有以引起人之尊重者。欲除此弊，非提倡报学不可。”[5]戈公振倡议设立报学教育，其主要逻辑是：一是当前的报纸缺乏能够张扬其真正功能的专门人才。他指出，所谓“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价值而非伪造……我国报纸之知此义者盖寡，故报纸之进步甚缓，而最大原因，即为缺乏专门人才”[5]。二是社会对记者寄予厚望，“记者之职责至重，而社会之希望于记者亦甚高。然执今之报界中人，而询其因何而为记者，如何而后成良好之记者，恐能作明了之答复者千百之十一耳。”因而，“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材，则报馆不如学校；学问与经验，两不宜偏废也”[5]。“办报有学，新闻有学”需要不断提及、思考和讨论的是学识、能力、人格均“健全之新闻人才”，“必有健全之新闻人才，方能领导健全之舆论，绝非舞文弄墨之流，或凭借为利禄之阶者，所能胜任愉快，可断言也”。[13]新闻学系“在一个大学里，它占极重要的地位，它负担重要的使命，它直接替学校服务，间接为社会服务。假使学校不愿意社会忘记自己的存在，应该知道新闻系的重要，而将它开办起来”[14]。

成舍我提出，“自来轻视新闻教育的人们，总以为新闻教育，其目的只是训练一些技术的人才，是职业教育的一种，没有什么高深学理的研究，不能成为一个学术上独立研究的部门。所以到现今中国的大学中还没有正式允许新闻学系的存在，更谈不上正式的新闻学院”[15]。他认为新闻教育“一方面固然是职业教育的一种，一方面何尝不含有高深学理的研究”，“新闻教育的学理方面，如新闻道德对于社会之影响，公共舆论之如何形成，群众心理之如何善导，及各国报纸与其国内政治文化演变关系之所在？何一不需要有系统的高深研究？岂可以职业教育而抹杀其学术地位？”[15]

惜莹则将“天才”与“科学训练”作为理想记者的缺一不可的条件，“报人要有天才，自然是很重要的条件，但是是否具有天才的人，就可以不必授受良好的科学的训练，而能任重致远呢？美国著名记者列特氏说：‘许多记者因缺乏必要的教育与组织的训练而失败。’可见只有天才而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与训练的记者，要想完成他的伟大的使命是不可能的”[16]。

徐宝璜、戈公振、蔡元培、成舍我等人“报业有学”的思想落实到报学系的新闻教学之中。1925年春，上海南方大学开设报学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硕士毕业生、《申报》助理汪英宾担任系主任，与《中国报业史》的作者、《时报》编辑戈公振共同主持报学系的授课。报学系声称新闻教育的目的在于，报业要成为一门“高尚的职业”，“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重大无比，故亟宜训练较善之新闻记者，以编较普之报章，而供公众以较善之服务”，作为记者的“男女”必须要是“有品学者”，用报业去“服务公众”，因而“举凡记者、主笔、经理、图解者、通信员、发行人、广告员”[5]等这些提供公众服务的新闻业务人员，都应该接受新闻教育。

二、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

锻造新式的新闻人才

按照桑代克的说法，“教育是对人的一种改变，一方面在引起每个人的变化，另一方面同时还要阻止他的变化。换言之，就是一方面保持和增加他的身体所需要的素质、智力及性格，另一方面要排除不需要的”[17]。民国新闻教育的兴盛恰恰是由于民国报业出现了大量需要“排除”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新闻业竞争不断加剧，新闻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几乎重蹈了西方大众化报业发展的覆辙，“黄色新闻”等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宣传在当时许多发行量很大的城市报纸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应该说，国学底子较好、文字功底扎实的文人对民国报纸的文字水准是有贡献的，然而，由于缺少新闻职业伦理和专业知识的训练，他们很难保证在内容取舍上的趣味，也很难做到职业自律，有些把报道花边新闻当作正常的事情来看待。谢六逸曾斥责一些中国的旧报人既缺乏专业的新闻素养，也不具备优良的人格品性，“恶劣的报纸，正如毒物一般，在每天的早晚，残杀最有为的青年，颓唐健全的国民……一切受苦受难之声音，被虐被榨的实况，国际情势的变迁，民国学术的趋向，是永远和中国的阅报者无缘的”[14]。所以，谢六逸才说“迫切需要新闻教育”。戈公振则对当时报业提出严厉批判：“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产业所化”，记者“求官”与“求财”似乎成为报纸精神羸弱的原因所在，因而“今日之报纸，惟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事物，以博无知读者之一笑”，“试问我国报纸对于此种事业之成绩如何，能不扪心自愧否？”[5]郭步陶同样深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差不多和日本同时起步，但是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却比日本东京、大阪的著名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差得非常之多”，“人才的不如人，恐怕是最大的因素”[18]。

新式新闻人才的培养成为民国新闻教育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中国需要有知识有道德有能力的新闻人才，比任何国家为急迫，而尤其是在目前环境里。我们第一要打破新闻人才不能由大学训练之谬误观念；第二，要由全国新闻界及新闻教育界积极合作，以达到报业之职业标准”[8]。1912年，在被视为中国新闻教育萌芽的全国报界俱进会的会议中，通过了“设立通讯社案”“加入国际新闻协会案”“设立新闻学校案”等，虽提议最终未能实现，但培养新闻专门人才、设立新闻专门学校的呼声得到了认可。国人、报人和学人对报业现状感到担忧，特别是在西方新闻教育已蓬勃发展的刺激下，在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都认识到了新闻教育的重要性，对建立新闻学校、开展新闻教育充满期待。全国报界俱进会的呼声和提议首次“捅破了‘新闻教育’的窗户纸，使大家从‘学’的层面上开始重视新闻教育，国人开始真正认识到了办报有学，新闻有学”[1]。

那么“新闻”既然“有学”，新闻教育要促使受教育者引起一种“改变”，“改变”的目标是什么？新闻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引导受教育者的身心、思想与行为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去努力？

戈公振认为，“新闻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使人学得实用的职业，是给他一种精神上的立脚点，指明他能够立足而应该站的地方”[7]，高尚职业精神是新闻教育的核心内容。谢六逸指出，新闻教育要“为本国报馆培养经营人才，培养编辑人才，同时为普通学校培养新闻教育人才；使这些学子有充分的新闻学知识与技能，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的知识，来指导社会的能力”，“这种新闻教育的责任，是办大学教育的人应该负担的”。[14]知识、技能、观念以及指导社会，是谢六逸新闻人才理念中的四个关键词。张君良也提出，“从常识的丰富程度，思想的纯洁程度，意志的坚定程度等方面来说，受过新闻教育的人的确比以往许多文人骚客胜出许多”[19]。梁士纯认为：“一个健全的新闻教育机关最高的目的是培养有眼光，有才干，有勇敢，有牺牲精神的领袖。”[20]成舍我对于新闻人才的标准是“手脑并用，吃苦耐劳”。他于1933年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目的，就是将新闻教育既视为“职业教育”又是“文化教育”，希望“能替中国今后的新闻事业训练一些手脑并用的小朋友。假使这些小朋友真能完成他们的学业，那么，他们将来的技能是一方面穿上长衫，做经理，当编辑，一方面也可以换上短衣，到印刷厂去，去排字铸版，管机器。”在成舍我的心目中，既希望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培养的学生“将来能在新闻事业中，做一个真能手脑并用的工作员，但是同时也盼望他们能对于新闻教育的学术方面，将来有相当的供献（贡献）”[15]。

曾虚白强调新闻记者之作为“通才”的重要性，“新闻记者是一位‘通才’，不是‘专才’，‘通才’的发展是横的，‘专才’的发展是纵的。横的求其博，纵的求其渊。一个记者在专家集合的场所，会衬托而成浅薄，可在普通人的场合中，却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得人物”，“记者得教育应注重在‘通’而造成其‘博’……我们不希望每一个未来记者都读破万卷书，可是我们希望未来的记者能知道什么资料向什么地方去找。如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新闻教育已真成功了。”[21]

胡庶华德国留学回国后历任重庆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等三校校长，他于1934年在《中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大学教育与新闻人才》一文，详细列举了具有健全人格的新闻人才所必须的“修养条件”[13]：一为“健康之身体”，“健全之精神，寓于强健之体魄”；二为“高尚之人格”，“不为利诱，不为威屈，而树社会楷模”；三为“丰富之常识”，“新闻记者，对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咸具相当根底，即庸俗末枝，也无不通晓者，斯为上乘”；四为“纯洁之思想”，“身为舆论领袖，社会向导者，非思想纯洁，祛其私心，除其偏见，则言论行为，难免不误人歧途”；五为“勇毅之精神”，“比勇敢果毅二者兼备，虽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笔可焚，而良心不能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方足以负领导舆论之重任”。身体、人格、常识、思想与精神成为他衡量新闻人才的标准。

谢六逸、戈公振、粱士纯、胡庶华等人关于新闻教育的人才标准的论述各不相同，但共通之处在于：新闻人才要具有健全、高尚的人格，要有作为舆论领袖、作为社会导向者的责任感、公益心。这些言论指向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反映出新闻教育家们对新式新闻从业者独特人格标准的期许。

三、新闻教育的课程建设：

博采众长的课程体系

从学科意义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可谓世界公认的第一所在大学里创办的新闻学院，其创建者、著名报人沃尔特·威廉姆斯所确立的“干中学，学中干”的新闻教育理念以及独特的新闻教育模式即“密苏里模式”对全世界的新闻教育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的新闻教育研究者对密苏里新闻学院及其“密苏里模式”极为熟悉与推崇。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开办之初的新闻教育几乎是“密苏里模式”的翻版。胡庶华在他的《大学教育与新闻人才》一文中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威廉姆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里的一段话：“新闻人才非由普通学校或职业学校所能培养，必须由大学培养，以高深学识去造就。故中国与全世界所需要之舆论家，是有知识有志愿并曾受高等教育者。”[13]谢六逸在他的学术文章《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中也详细附录了密苏里大学各个年级的课程安排。所以，李金铨才会认为“中国的新闻教育是从美国横向移植过来的”[22]。

“密苏里模式”强调用“高深学识”去造就新闻人才，背后凸显的是新闻报道对事实的坚守，同时要求报道内容务必具有广度和深度。披露事实，还原真相，是新闻工作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国的新闻教育。蔡元培亲自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制定了简章，并对研究会的研究内容做了细致的规定，包括“新闻学之根本智识；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造题；新闻之通信；新闻社与新闻通信社之组织；评论；广告术；实验新闻学”[3]。这份研究规划意味着新闻教育要以新闻事实为中心，围绕着新闻事实的采集、编辑、选题、评论以及新闻的生产与组织等各个方面。为了保证新闻记者能够有效获取“事实”，报馆新闻业务协同一体化的工作分工与生产流程决定新闻领域除了兼备通识和专门技术的记者外，还需要实操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才来进行印刷、排版、美工等各项技术性工作。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课程就此几乎全盘复制了“密苏里模式”中的教育理念与课程体系，坚持“理论与实验并重”。谢六逸将复旦的课程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以及实习与考察等五个部分[23]：

“基础知识”的主要课程有：本国文学，英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育，第二外国语（法文，德文，日文各择一种），心理学，伦理学，广告学，统计学，工场管理等；

“专门知识”主要的课程有：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报馆组织，报馆管理，新闻广告，新闻发行，照片制版，印刷研究等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相关的内容；

“辅导知识”主要包括：新闻工作者需要熟识的政治、社会、法律、地理、外交、国际等常识，“与普通社会科学不同，纯以新闻记者的立场，使学生知道观察批判的方法”；

“写作技能”主要包括：评论文写作、通信文写作、新闻记事写作、速记本、校对术等；

“实习与考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实习，主要包括介绍学生到报馆与通信社实习编辑、采访、发行、广告等；另一方面，实践，主要是新闻教育单位自己开办印刷所、校刊、通信社等，比如复旦大学办有中文复旦大学校刊，英文复旦校刊以及复新通信社等。

如《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简章》所言，复旦新闻系“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课程设置目的就在于“从事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显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规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1]。

北京平民大学的新闻教育一直为学界津津乐道，其实践课程设计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相比较，多元而富有特色（参见表1）。

表1  北京平民大学新闻教育课程一览表

资料来源：戈公振.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G]//龙伟,等.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

统计下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四个学年共开设26门专业课，21门通识课，合计47门课程。在专业课程中，新闻学概论、广告学和新闻事业发达史等属于所谓的理论课，占比14.29%，其他都是跟采访、编辑、排版、评论写作等相关的新闻实务课。

据统计，1918年到1949年，我国共有新闻教育机构64个，其中高等新闻教育占42%，职业新闻教育占44%。[24]从不同层次学校的办学情况来看，当时新闻教育的总体特点是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多学科知识兼修。学生从排版印刷到采写编评，从物流管理到广告发行，都需要学习。民国新闻教育强调新闻专业知识应融通于新闻、经济、管理等多个学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属于一种全科医生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北京大学新闻系“其主修课程仍以新闻专业课程为主，但是也增设了许多辅修课程”[25]，而其辅修课程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还开设了物理、化学、天文等理工类性质的课程，极大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了学生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同时提升。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知识的日益专业化，使得记者不再仅仅是新闻事实的记录者，而是既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还能以简要文字说清楚这一“所以然”。“记者杂家论”在民国时期呼之欲出。因此，健全的新闻教育就是博采众长，广泛涉及各领域知识，要求学生对社会制度、政治理念、法制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

四、新闻教育的本土实践：

西学中国化之再创造

正如李金铨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承认报纸是促进现代化的利器，却不知道如何建立新闻教育，正好留美归国学人——尤其是密苏里毕业生——带回一套现行的新闻教育模式”[22]。但是，这种向国外尤其是美国新闻教育“一边倒”的学习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当新闻教育的‘西洋景’来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古老的民族正饱受动荡和战争之苦。社会之不稳定和人民生活之贫穷，再加上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难全盘接受西方的新闻教育理念的。即使西方人拿来的是屠龙之技，在这里也找不到用武之地。‘本土化’势在必然”[1]。

蔡元培很清楚中美两国国情与新闻教育的差异。他在北大新闻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说：“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己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26]任白涛曾对照搬美国新闻教育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负有重大的社会文化的任务的新闻记者的教育，特别是在理论方面，叫外国人来培养——往外国留学是另一事——……似无成例可援，也许这仅是受帝国主义重重包围、压迫下的中国所独有现象吧。然而这种关系重要的教育权——这种对于‘握全世界活动之枢纽，为传达思想文化之机具的’制造事业——任令外人代办，决非可以长久永存的办法。”[27]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40年代末，新闻教育界的部分有识之士更加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开始了中国新闻教育的自我反思[28]和调整。

郭步陶发现，“新闻学本是外国人先着手，关于这一科的书籍，多有从外国文翻译，或取材于外国书籍之处，造诣深一些的学人，总要到外国去镀一镀金。因此，在外国学新闻学的人往往偏重外国，难于尽合本国办报的实用。而一从外国回来，自己身价就高了，几乎非社长或主笔之类不就。归根结果，多是走入外国报馆里去办事。这是造了高等新闻人才，反为在华的外国报馆添些帮手，而中国报馆仍是得不到什么好处”[18]，而国内“学校所造的新闻人才，深浅不一，所注重的，或为中，或为西也不一致”，“学校所得的，不过是些书本上的理论，就是小小作些试验，也不过是些学校式的新闻编辑，学校式的新闻采访，和实际的新闻工作，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他强调，“须要知道新闻事业，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苦做，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断断乎，不是记几个公式，晓得一些名词和理论，便能有用的”[18]。梁士纯则发现中国新闻教育缺少合适的中文教材以及中文教授。就教材来说，“现在各学校所用的新闻学课本差不多皆为英文，或少数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书籍。在最近几年来，关于新闻学或新闻事业的著作，也可算不少，不过这些书籍大致是属于普通介绍的性质，不能作班上的课本之用。现在所极需的是中文的教科书，以中国的情形及需要为背景，而根据实地的经验，研究，所写出来的教科书。这并不是说外国文的书籍绝对的不合用，不过在这些外国文书籍外，还应有以中国报业为对象的中文书籍来补充。”[20]除“新闻教科书的缺乏”之外，当时的新闻教育更为紧迫的是“缺乏从事新闻教育的人才”，梁士纯写道：“当新闻学教授的人，不单只是有专门的学识，而亦应有相当的实际经验，并深知中国报业及报界的情形及需要……虽然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尚可借重外国的教授人才以补其不足，不过中国新闻教育教授的人才，从量及质的两方面看来，都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的感受同样深刻：“现在国内的大学，并非能够完成大学的学术的使命。所制造的人才，他们的知识，不过比高级中学程度的学生高一点，发明与发现固然讲不到，要去头脑清楚，能够叙述时贤的学说的人，也是稀有的。原因在于现在办大学的人，不知道大学的本身，有完成学术的使命，他们只拿一点粗浅的知识贩卖给学生。就是说，他们所给予学生的知识，只有半截，剩余下来的半截到什么地方去拿呢？‘到美国大学去拿呀！’”对于外国人想要到中国举办开展新闻教育，他极力反对，“中国既有国立或私立的大学，用不着等外国人来到国内来替我们培植，这种新闻教育的责任，在办大学的人应该负责的。”[14]自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开始，谢六逸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本系设立之目的：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养成本国报馆经营人才”，在教学大纲的专业课程中设置“中国报学史”等课程。

燕京大学新闻系可谓美国“密苏里模式”全盘移植的典型，但也进行了适度的中国化调整。“第一位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获得新闻学位的中国人”黄宪昭在1931年至1933年间担任该系主任时，对“比较新闻学”课程内容做如下介绍：“用批评的态度，研究国内各报纸之缺点，同时将国内著名报纸与欧美日等新闻事业相比较，研究其报馆组织，编辑方针，言论倾向，及日本新闻事业发达之经过与特质，考其主义，明其优劣，以促进本国报纸之改善。”[29]虽然从密苏里引进了“比较新闻学”这一名称，但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以中国当前的各大报纸为出发点，研究西方国家报纸与中国报纸的差异，其他课程内容都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如新闻学史、出版须知(包括出版法等问题)等。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时任燕大新闻系系主任刘豁轩对中美新闻教育的现状进行比较：一个普通的美国大学毕业生，用英文写作普通的新闻稿并不难，但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报业的学生用流畅的中文写作却并不容易；假如全部按照美国的方法，将报业经营这门课程分化成为许多独立的课程，如广告延揽、广告设计、广告营销、工厂管理、印刷技术、报社会计等，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因此，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要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实际，“要针对中国报业的现状，造就人才。不使用非所学，或学非所用。报学教育的目的与理论，虽然不必有什么国籍之分；可是造就中国的报人，在课程计划上，必须对于中国的特殊情形与中国报业的特殊需要加以正确而严密的注意。西洋的，东洋的，以及美国的报学课程与施教方针，绝不能生吞活剥。”[30]为避免上述问题，刘豁轩大力改造了燕大新闻系的“密苏里模式”，而调整的主要方向就是“适合中国报业实际需要”。他还积极对“文字学科”进行调整，一般不再鼓励学生选修第二外语、第三外语，而是鼓励学生将中文与第一外语英语学习好，同时新闻系还与国文系、西洋语文系进行课程合作，一时颇有成效[28]。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43年担任中央政治学校重庆新闻学院领导工作的曾虚白指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是战时成立的新闻教育机构，也可以说是应战时之需要而成立的新闻教育机构，其主要使命是“培育担任国际宣传任务的高级新闻人才。所以，该院的一切措施，诸如学员的甄选、课程的编定等，都以达成这一使命为目的，并不拘泥于普通学校或研究院的常规”[31]。曾虚白明确指出这一新闻人才的培养目的是出于战时国际宣传的需要，“自抗战军兴以来，为了向全世界阐明我和平正义的立场，暴露敌人贪婪残酷的侵略，以求争取兴国和外援，机构自需积极扩张，业务自需加强……太平洋战争展开后，各盟邦都希望直接从我们听到中国，直接从我们看到中国，直接从我们接触中国理解中国，而我们便不免痛感积极训练人才的必要”[31]。

在马星野、曾虚白等人的领导下，中央政治学院新闻系主要开设九门课程：新闻之采访与撰写、新闻学基本理论、编报法、宣传新闻学、无线电新闻纸撰写与广播、采访与编辑、社论写作之准备、特写撰述法、社评写作之技术。既邀请美国新闻学教授讲授新闻技术，又有国内政界、新闻界人物来校开专题课或做讲座。“这样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出发点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才需求。在借鉴与融合美式新闻教育的基础上，为中国国情服务。”[6]成舍我是“以个人力量从事新闻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绩最突出的卓越的新闻教育家”[32]。他领导下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3年4月招收了40名学员，4年多的办学历程以培养中初级新闻人才为目标，培养了两届初级班、一届高级班。在他的构想中，学校应“招收有志于新闻工作的青年，给予品德和新闻专业技术方面的教育”，使之“德智兼修”。在具体教学上，成舍我按照其培养“手脑并用”人才设想，将专科学校的学制分为三个阶段：（一）初级职业班（2年），主要课程是印刷方面的排字、铸版、管机器，目的是为造就印刷工人，但对于编辑采访和其他报业技术也不会和其他工人一样，完全不懂得；(二)高级职业班（2年），主要课程是事务方面的发行、广告、会计、薄记，目的为造就能从事管理、报社会计、印刷技术或助理编辑及采访等工作的专业人才；(三)本科（3年），与法学院中各种分系相当，为造就“一方既常识充足，一方且学有专长，而对新闻事业，又已得到深刻了解的编辑采访和报业指导者”[15]。

还有一些学校针对时局需要设置了特色课程。燕京大学新闻系大幅度削减密苏里的报业经营管理课程，如广告销售、广告设计、推销发行、报社会计等，“取代的是使用宣传技巧和政府公共关系课程，以培养宣传人才，帮助政府提升中国的外交形象，赢取国际支持，抵抗日本侵略”[22]。马星野在中央政治学校引进更多政治课程，包括国民党政策、民意和宣传、报纸法规、国际新闻和时事等。[22]这些课程反映的是学校将改造国民和社会的使命融入到新闻教育中去。1939年4月创办于香港的中国新闻学院将“培养健全新闻人才适应战时新闻事业需要”作为办学宗旨。[33]1943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学指南之一；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华东新闻干部学校、重庆新闻学院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等，还将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与本党的理念及对人才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24]

同时，比较一下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美新闻学家们关于新闻教育“为何”与“如何”的论述，人们不难发现：民国时期中美新闻教育家们的观点和思想“同中有异”，部分观点、实践在“理论旅行”之后“在一个新时空中的新用途、新位置而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34]。如李金铨所说，“中国的新闻业诞生于一个半殖民的情境中，其开端受到19世纪末在华通商口岸的外国报纸启发，此后不断沿着西方的脉络继续开展”，同时“中国受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但中国的‘半殖民却是非常特别的’”，即所谓“局部的、多重的、非正式的殖民统治”[22]。这种“局部的、多重的、非正式的殖民统治”使得“有关民族存亡的紧迫问题首先促使人们对造成西方优势的那些技术、制度、体系、观念进行广泛考察。至少在短期内，主要的进步目标还是复兴中国，使中国重新成为一个社会—政治实体”[35]。新闻教育家们关于“新闻有学”“培养什么人”与“如何培养人”的思考始终在这一时代语境之中，“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36]。

五、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民国新闻教育家们在“新闻有学”还是“无学”、新闻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等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新闻教育承担着培养新闻人才的重要使命，兼具技能养成与学理探究两个方面；新闻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有高尚职业精神、“通才”与“专才”兼备、有作为舆论领袖和社会导向者的责任感和公益心的新式新闻人才；健全的新闻教育要博采众长，一专多能，多学科知识兼修。

诚然，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并不尽善尽美，也有时空的局限和发展的挫折，但这并不是本文要论述的目标。民国时期新闻教育的理念构想、课程设置、教学体系、学者风采等诸多情况可以对新时代“新文科”建设中如何开展新闻教育有一定启示。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得更好：

一是要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彰显中国特色。在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的刺激下，中国的新闻教育诞生并不断壮大。1917年，蔡元培带领下的北京大学开始在文科各系开设新闻学的选修课，课程主要内容是介绍欧美各国新闻概况与理论，自此在欧美新闻教育影响下的中国新闻教育逐渐兴起。从地域范围来看，中国的新闻教育受到了欧美发达国家新闻教育成就的滋养；从历时发展来看，中国的新闻教育也一直在传承和发展中不断进行完善创新，不断融会贯通。进入新时代后，我国新闻教育中的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并得到了广泛认可，这是中国新闻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融会贯通古今中外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坚持将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坚持借鉴国外优秀成果与强调中国话语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教育体系。

二是要在学科融合的引领下培养全媒体人才。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就开始探索培养新式、通才式的新闻人才，在培养体系中强调多学科融合的高深学识。进入新时代，知识的繁杂程度、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超民国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大局，一个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给新闻传播领域带来极大挑战，社会进入全媒体时代，时代呼唤全媒体人才。新时代，中国新闻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跨学科、跨技术、宽口径、全能型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时代的挑战和未来社会的需求，要培养具有新媒体思维、把握内容生产能力、掌握先进支撑技术、弄懂新媒体运营，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建设、全媒体业态与生态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

三是要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民国时期，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新闻领域的跟随者、学徒，难以谈及掌握主流话语权。开展新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人才要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新时代，我们的新闻教育正是要培养有作为舆论领袖和社会导向者的责任感和公益心的新式新闻人才，为中国赢得世界舆论话语权贡献力量。要把新闻教育放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舆论话语走向世界的战略高度，要坚持以我为主，与世界新闻教育平等对话，加强学术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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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7~116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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