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文武 | 乡村教育振兴的目标、指标与路径

乡村教育振兴的目标、指标与路径

｜作者简介｜

图 | 郝文武教授

郝文武，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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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教育振兴的目标：中国特色与世界先进性、高水平相统一的教育现代化

二、乡村教育振兴的外显指标建设：特殊对待，异中求同

三、乡村教育振兴的内隐指标：以人为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四、乡村教育振兴的路径：城乡教育一体化融合发展与有特色高水平发展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乡村教育振兴。落实乡村教育振兴战略，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乡村教育现代化步伐，就需要将中国特色与世界先进性、高水平相统一的教育现代化作为乡村教育振兴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根据中国城乡教育特点，确定世界教育普遍标准和中国特色的先进性、高水平的指标，而这一指标又可区分为外显指标和内隐指标。乡村教育振兴的外显指标和内隐指标是其目标的“两翼”，分别指的是特殊对待、异中求同，以人为本、强化师资。城乡教育一体化融合发展和有特色高水平发展是乡村教育振兴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乡村教育振兴；教育现代化；目标；指标；路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振兴乡村战略中的农村教育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VHA180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实现乡村教育现代化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乡村教育发展的目标，也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城乡教育发展在条件、基础和水平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别。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使得乡村教育底子薄、基础差，加上近些年来的农村城镇化，又使得乡村人口和学生、学校大量减少，乡村教育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城市教育的特殊性。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推进的确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但由于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农村及其教育城镇化相互嵌入，在理论和实施中也有更重视一体化而较轻视有特色和特殊性的偏差，导致城乡教育一体化更有利于乡村教育城镇化，而不利于乡村教育特色发展，使得乡村及其教育明显萎缩甚至出现不少空心化问题。为了更好地落实乡村教育振兴战略，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农村教育现代化步伐，使农村教育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就应同等重视城乡教育普遍性的一体化与乡村教育的特殊性，根据城乡教育的共同条件和目标，制定城乡教育现代化共同标准和措施。在此基础上强化城乡教育特色，根据乡村教育特殊性，以更加完善的特殊举措加快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实现乡村教育现代化。

一、乡村教育振兴的目标：

中国特色与世界先进性、高水平相统一的教育现代化

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根据中国城乡教育特点，确立具有世界教育普遍标准和中国特色的先进性、高水平教育的指标。任何高水平教育都是世界标准和民族特点缺一不可、不能分离的统一，世界标准和民族特点是客观存在，先进性、高水平和民族特色则是主观追求和建构。

“一体化”既有不同民族、国家、地区和组织等的某种形式的统一体、联合体、共同体的含义，也有它们是一个目标、标准、制度、体制、方式等含义。一个国家城乡教育的发展不仅总目标是统一或一体化的，而且根本制度和管理体制总体也是一致或一体的。但由于城乡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不同，教育发展和现代化目标也有具体的不同或特殊的标准和目标；既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根据城乡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客观存在推进教育发展，也要根据城乡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特点挖掘、凝练、形成和提升学校特色。城乡教育一体化和有特色都是一定层面的，既不能以一体化代替、排斥、涵盖有特色，也不能以有特色代替、排斥、概括一体化；若以一体化代替有特色就会形成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甚至扁平化，以有特色代替一体化就会使城乡学校远离统一标准，产生很大差距。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是县为主体，以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发展和评价城乡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是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的一体化，不是城乡教育发展的所有层面的一体化、同质化，而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则是2035年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和理想追求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和本色；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五千年中华文化文明，丰富多彩、生气蓬勃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基础和特色；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特点：把此三者结合推进教育现代化更是举世无双。城乡教育特色是国家教育特色的基础和根本，国家教育的有特色、先进性和高水平都是城乡教育有特色的具体化、丰富化和综合化，舍此无他，要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就要鼓励城乡教育在高质量、高水平基础上形成明显特色。

基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维度的目标。“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和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对社会和个人有长期、根本和潜移默化影响的价值追求、审美旨趣、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在生产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研究以及人造事物的样态等层面的反映和体现。[2]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地域广阔，领域宽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上善若水是中华五千年不同时代、社会、地域、民族等文化的共同根本精神、一体化的根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现当代社会等不同时代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政治、经济、教育、生活中体现的文化也很不相同；南方北方、东部西部中部不同地域56个民族有不同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生产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文化既是教育产生发展不可改变的客观条件，也是形成不同特点、特色教育的基础和优势；不仅不应该、不可能统一化、一体化，而且应该精心保护和发扬光大。

国家及其城乡教育现代化目标、标准、指标是其在规定时空内实现的教育现代化预定结果，是其教育现代化目的、标准、时空、条件和方式等指标的具体化、系统化、结构化和优化。结构主要是对不同层面目标标准及其指标关系定性的合理性建构，同样的指标体系未必有完全相同的标准、指标数据，即使完全相同的标准、指标体系因为数据及其结构不同也未必具有和达到相同的目标。

教育现代化标准、指标体系包括教育治理理念和方式、全体国民受教育程度、学生德智体美劳发展水平等教育目的的目标、标准和指标及其体系，包括学校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设备、教育经费投入等教育条件的目标、标准和指标及其体系，包括教育和学校管理理念和具体过程、方式、途径等目标、标准指标及其体系。这些指标及其体系都要具体化到城乡教育发展的各个层面，城乡教育现代化虽有普遍一致的硬指标，但实现目标、标准、指标的理念、结构、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

一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数值可能是两极分化或者不同地域和城乡、不同阶层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的平均值，也可能是不同地域和城乡、不同阶层受教育程度差别不大、均衡发展的平均值。因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教育基础差、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低，所以为了现代化奠定良好基础，为了改变教育基础差和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的状况，就要优先发展教育，宁可在其他方面忍耐一点，甚至放慢一点发展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3]如果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指标及其体系没有特殊性和特殊举措，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教育既是民生也是国计；既是经济也是政治。从有国才有家角度讲，首先是国计。为了国家强大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教育必须培养高精尖的世界一流人才，基础教育要为此奠定坚实基础，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率先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但为了保证民生，教育必须追求平等和公平，坚持“一个也不能少”的扶贫帮困。

由于城乡自然条件等差距导致农村及老少边穷地区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教育条件和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为了尽快补齐短板，阻断城乡教育明显差距的世代遗传，使农村和乡村教育与城市和发达地区教育一样在预定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制定特殊标准及指标，切实保证农村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农村和乡村教育现代化步伐，特别是优先发展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和乡村教育，加快其现代化步伐。一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由最高或最理想、最先进的指标体系与最低或最基本、保底指标体系组成的发展水平、时间和空间的有区间性的指标体系，不只是最高或最低目标、标准和指标及其体系。

　二、乡村教育振兴的外显指标建设：特殊对待，异中求同

（一）城乡教育外显指标差距及原因

乡村教育特点的优势是形成城乡教育特色的潜在可能，乡村教育特点的劣势是需要加以补齐短板。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等原因，我国的乡村教育相对城市教育一直比较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贫困地区实施的基本“普九”、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攻坚战和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使得农村学校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但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与城市和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相比相差或落后15到20年。

根据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普九”目标，约占全国人口1/4的城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少数发达地区在1990年左右已完成“普九”目标，而约占全国人口1/4的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普九”直到2011年才基本完成目标，两者相差约20年。2013年教育部启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到2019年12月底，全国累计2 767个县通过国家认定，占比95.32%。尚有9个省份136个县未通过认定，其中中部2个省39个县，西部7个省97个县。如果这136个县在2020年或2021年通过验收，也要比早认定的晚6-7年。[4]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辍学现象反弹迅速，控辍保学任重道远；二是办学资金捉襟见肘，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5]多年来，南方发达地区通过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不仅这些问题已完全解决，而且教师管理和教育教学积极性也大大增强。但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不仅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教师管理和教育教学积极性这个影响教育质量和乡村教育振兴、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还需采取特殊措施，下大力气解决。

尽管有许多原因，但主要与针对农村特点制定不同教育发展指标和采取不同政策的力度不大密切相关，为了实现城乡教育发展水平的一体化或统一化，多年来，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比如为农村培养“特岗教师”等《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对中西部地区中小学生实施的营养午餐政策，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实施的教师和教育经费配备政策，对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等连片特困地区和六盘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实施教育扶贫工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等等。这些特殊政策对促进乡村教育振兴、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若把这些为了促进乡村教育振兴、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特殊政策和措施说成是城乡一体化政策和措施，实际是把城乡一体化目标与城乡一体化政策和措施、过程、方式混为一谈。这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问题，而且在实际中存在更多问题。这有可能使得通过特殊政策和措施要达到的一个标准评判的一体化水平误以为是政策和措施、过程、方式本身的一体化或统一化，从而减少和减轻对乡村教育的特殊支持力度。乡村教育不仅不同于城镇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而且基础差、底子薄，不仅要使基础差、底子薄的乡村教育达到与城镇教育一样的水平需要特殊的政策和措施，而且即使通过努力就是达到与城镇教育一样的水平，由于处于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原因，也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不能完全与城镇教育一体化或统一化。

（二）乡村教育振兴外显指标建设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对学校来说，教师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前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最大问题就是缺教师。这与乡村小规模学校大量增多，师生比大幅减小和所需教师编制数大幅增加紧密相联。城市人口密集，学校规模较大；乡村人口疏散，学校规模一般较少。根据规模效益原理，规模较小的学校师生比应较大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的师生比应较小一些。但2001年国家制定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规定则相反，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城市1∶19、县镇1∶21、农村1∶23。这明显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2014年国家将县镇、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统一到城市标准的1∶19，但这也与农村现实需要有较大差距，乡村学校现实需要的师生比平均不到1∶10，有的是1∶5甚至1∶1。如果一个县市乡村小规模学校数量很多，要保证乡村学校正常教学可能需要用完全县的教师编制，还可能不够。若要全面照顾到县城、乡镇和乡村学校，就会导致他们都缺乏教师编制，都需要聘用大量临时教师。

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就要根据乡村小规模学校大量增多的客观事实和特殊性，特别重视和加速完善乡村学校师生比指标和教师编制规定，而“一体化”指标不能解决农村学校教师严重缺短的教育现代化根本问题，更不能加速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这个共同目标。

加快底子薄、基础差的农村教育现代化需要有特殊指标和措施，加快小规模学校大量增多的乡村学校教育现代化，更需要有学校建设和教育教学设施配置的特殊指标和措施。通过多年的“普九”攻坚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积极推进，多数乡村学校的学校建设和教育教学设施配置有了根本性改变。但还有不少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教学设施配置基本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状态。有的学校可能被列入规划准备撤并，将通过一些手段使学生“自愿”转学、最后因学校生源减少达到撤并、停办，因此没有建设专门的操场，操场或者就是门前很小的空地，或者就是泥土沙石地面，只有十几米的直行塑胶跑道，体育设施器材也很少，甚至没有足够的教室，几个年级的十几个或二十多个学生挤在一两个教室上课、学习，各种功能室和现代化信息技术教学等就更无从谈起。有的学校原来学生和教师很多，操场很大，但现在师生都很少。

如果不能根据乡村小规模学校大量增多的客观事实和特殊性，特别重视和加速完善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设施配备指标，而只是“一体化”就不能解决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设施严重缺短问题，就不可能加速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乡村学校的建设和布局及其撤并，也要特别重视特殊性。无论是算经济账、政治账，还是感情账、文化账，都要算育人账，以有利于学生成长。[6]

乡村学校师生比的“倍减”、教育教学设施面积与学生比的“倍减”必然带来和要求教育经费投入总量的成倍增加和结构的明显变化。有些学校可能是教师、设备与学生数的一倍比的“倍减”和教育经费投入一倍比的“倍增”，有些学校可能是教师、设备与学生数的两倍甚至更多比例的“倍减”和教育经费投入两倍甚至更多比例的“倍增”。按照教育部对乡村小规模学校不足100名学生的以100人拨款的规定，如果一所学校有50名学生，教育经费投入就是增加了一倍；如果是10名学生，教育经费投入就是增加了10倍。多年来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增加不少，但面对新发展，还要做更大的努力。长期以来，国家对东中西部的教育投入等许多层面都有不同政策，而不是“一体化”的，也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无论是国家统筹还是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都应充分发挥乡镇、乡村的作用[7]，加大各方“合力”，进一步加快阻断乡村教育落后的代际遗传的速度。

三、乡村教育振兴的内隐指标：

以人为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一）城乡教育内隐指标差距及原因

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不仅有世界各国和城市教育普遍性，有农村和乡村教育特殊性，而且无论是硬指标还是软指标都是在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断升级。“普九”甚至“基本均衡发展”指标体系是教育现代化的1.0初级指标体系，“优质均衡发展”和未来更加优质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是教育现代化2.0高级指标体系。[8]国家及其教育现代化的水平是通过全体人民的不断努力奋斗逐渐提高的，教育现代化及其城乡均衡发展的目标、指标必将随着国家及其教育现代化的水平而逐渐提高、升级。

但在国家及其教育现代化的整体水平逐渐提升的过程中，既要鼓励率先提高水平、升级指标上不封顶，也要尽力扶持落后、下要保底，采取特殊措施下大力气加速提高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乡村的教育现代化水平；否则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教育现代化就可能形成2.0高级指标体系与教育现代化1.0初级指标体系之间的明显差距。发达地区乡镇和欠发达地区城市的教育现代化的2.0目标、高级指标体系与实际发展状态和水平基本一致，欠发达地区乡村教育现代化的2.0目标、高级指标体系与实际发展状态和水平差距很远，多数地区只是达到1.0目标和初级指标体系与实际发展状态和水平相一致，深度贫困地区甚至连1.0初级指标体系及其实际水平也不能达到。

国家及其教育无论是否现代化，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发展都可能存在上中下这三种差距，现代化发展不是采取特殊措施尽快缩小三种状态之间的差距，而是采取特殊措施或用一般市场规律拉大这种差距，那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或者是违背人类基本良知的现代化。

教育平等既包括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受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和受教育程度的平等，也包括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学校建设的平等。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实现教育平等和普及教育，在不同时期都取得较好成绩。改革开放以来，从1986年国家公布实施《义务教育法》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经过25年的努力，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2011年所有省区市通过国家“普九”验收。“普九”的目标是从根本上解决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问题，为全面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奠定坚实基础，但这并未完全解决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存在的明显差距，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乡村教育理念、课堂教学等“软件”指标或要求很不具体。即便“硬件”指标在实施中也存在认识不足，机制不健全，规划不科学，布局不合理，大校大班问题较重，投入不足，改薄不力，学校标准化建设仍有短板等问题，其中保障不到位，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是重要问题。

有162个县不同程度上存在有编未补问题；有128个县聘任4.6万名合同制教师和代课教师，未做到编外教师与在编教师同工同酬；有257个县缺少音乐、体育、美术、科学、外语、信息技术教师2.8万名；少数学校女教师比例达到70%，有的城镇女教师占比90%；教师和校长交流机制不健全，乡村教师补助标准较低，约20个县教师和校长交流的比例低于10%；有的地方教师培训力度不大，针对性不强，没有足够培训经费。[9]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到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要达到95%，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10]但在这没有达到基本均衡发展的5%县市不仅比率先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的县市在时间上晚20多年，而且即便在最近几年实现了基本均衡发展，与已经和正在推进优质均衡发展市县的教育质量也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在国家教育现代化目标、标准、指标不断升级中要特别注重加快落后地区乡村教育和学校发展保底的特殊政策、措施以及提高现代化水平的特殊政策、措施。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办好学校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

教育现代化包括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变革、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不同地域、学校间学校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的均衡发展等各个层面，其实教师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提升及其现代化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而且是任何教育发展和提升的核心与关键。

从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和“优质均衡发展”的要求看，城乡“基本均衡发展”的学校建设和评估验收应该更注重教师队伍建设，“优质均衡发展”更应该注重教师队伍建设，增加教师队伍建设的内涵、外延和权重。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的教师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工资等经济收入普遍较高，再加上通过多年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动，城乡教师的工资等经济收入不仅没有差距，而且乡村教师还可能有更高的收入，因此城乡教师的数量和质量结构的均衡发展都达到良好状态。然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乡和欠发达地区城市的教师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工资等经济收入普遍较低，虽然通过多年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动，城乡教师的工资等经济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不仅与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的教师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工资等经济收入还存在一定差距，而且还存在孩子上学、交通出行困难等很多问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教师不仅普遍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而且要使“堂前燕”乐意飞入乡村学校也要做很大的努力。

中西部许多乡村学校不仅缺乏教师编制，为了满足正常教育教学活动需要只能大量聘用临时教师，而且通过采取特殊措施吸引到乡村的教师，也很难长期安心在乡村学校任教，多数乡村学校教师在乡村学校任职短于5年，甚至只有两三年、一两年就想方设法离开。乡村学校基本成为城市学校教师的练兵场。对于乡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现在有一种普遍说法是“留得住，下得去，教得好，发展得好”。梧桐引金凤，留得住是下得去、教得好的基础。显著提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学校教师工资等经济收入还是提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学校教师吸引力，使乡村现任教师留得住、城镇教师和大学毕业生下得去的关键，是使他们教得好的关键。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规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实施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合理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努力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加强省级统筹，强化以县为主管理，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制；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切实加快缩小校际差距、城乡和区域差距，办好每一所学校，促进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要办好乡村学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是提高办学资源均衡配置水平，进一步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保障教育投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采取学校扩建改造和学生合理分流等措施，解决县镇“大班额”问题。第二是提高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水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实现“班班通”全覆盖。第三是提高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水平，改善教师资源的初次配置，向薄弱学校倾斜；合理配置各学科教师，优先配齐音体美等紧缺学科教师；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和补贴，建设农村艰苦边远地区教师周转房；实行县域内公办学校校长、教师交流制度。第四是提高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水平，建立健全农村留守义务教育学生关爱服务体系；重视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关心扶助需要特别照顾的学生。第五是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以素质教育为导向，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第六是加强和改进学校管理，完善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范招生办法，切实缓解“择校热”；规范财务管理，规范收费行为，规范办学行为。第七是加强组织领导和督导评估，各级政府要建立推动有力、检查到位、考核严格、奖惩分明、公开问责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责任机制；对县域内义务教育在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配置及其校际间的均衡和差距的重点评估；对地方政府在入学机会、投入、教师队伍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的综合评估；将县域公众满意度作为督导评估重要内容。将以考试方式招生、违规择校、重点校、重点班、有编不补或长期聘用编外教师、弄虚作假、教育系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规事件等情况，以及社会认可度作为一票否决指标。[11]

四、乡村教育振兴的路径：城乡教育一体化融合发展与有特色高水平发展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教育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12]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客观必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逐步破除城乡二元，城乡关系从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到有特色融合发展的不断探索和升华过程，有鲜明时代特征，也有鲜明目标、问题和价值导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释放乡村活力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和迫切要求，是尊重乡村发展规律、认识乡村价值的长期探索的结果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趋势。[13]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为了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的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是城乡教育相对独立、各有特色和优势、相互借鉴和支持的同时并加快发展，既不是同步和平均发展，也不是有很大差距的发展，更不是城市及其教育“化”掉乡村教育的完全教育城镇化。城镇化使得乡村人口、学生和学校减少是现代化的必然，但这不等于乡村学校的破败和空心化。事实上目前和未来都存在对乡村发展有重要作用和也要现代化的小规模学校。以前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和农业人口庞大，城市和工业人口较少，工农业发展基础都很薄弱，但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先后使60%~80%的农村人口支持20%~40%的城市人口和工业化的发展，形成城乡二元结构。这的确促进了城市和工业化的发展，但也明显牺牲了农村的发展，使得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发展。

目前在城镇化率达到60%多，国家财政收入翻了几番情况下，在城乡教育有明显差距，农村和乡村教育基础差、底子薄情况下，推行城乡教育一体化，很可能忽略、淹没乡村教育的诸多特殊性，也可能以城市教育模式发展乡村教育，使乡村教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城镇化，使乡村教育继续萎缩。这明显违背乡村及其教育振兴、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和现代化初衷。合理性追求应该是通过另一种二元结构和剪刀差制度安排，使比以前农村支持城市多了很多倍经济基础的60%~70%的城里人支持40%~30%的农村人及其乡村经济文化建设、乡村学校教育发展、乡村振兴和现代化。为了加快乡村和农村及其教育现代化步伐，国家实施了乡村振兴和城乡教育一体化战略以及许多支持乡村及其教育发展的特殊政策，这已表明，国家教育发展的总体政策是从侧重促进城市教育发展向侧重促进农村教育发展转移，是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特殊政策。这种“城乡二元融合”是既符合社会及其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发展规律，又符合城乡及其教育融合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城乡关系和结构。

城乡居民根据生活习俗、职业理想和专业兴趣自觉自愿在城乡居住、学习、工作是良好城乡关系和乡村及其教育振兴、城乡及其教育有特色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指标，也是城乡发展水平相当或差别、差距不大的重要标识和必然结果。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及其乡村也有人不愿意进城生活甚至工作，但多数年轻人把到城里生活和工作作为追求目标。由于交通和生活等原因，许多乡村学生或者不方便到城里学校上学，或者到城里上学是跟随进城打工的父母，或者要付出离乡背井和各种限定等带来的经济和生活上的很大代价。在城乡二元融合结构中，虽然城乡公共服务和教育条件、质量还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在逐渐和明显缩小。虽然多数人还是愿意在城里工作和生活，乡村学生也还有追求条件好、质量高的城里学校，但也有一些人或者由于利益驱动，或者喜欢乡村宁静安逸的田园风光，愿意到乡村工作和生活。特别是由于乡村学校条件逐渐改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和方便上学，也有不少乡村学子愿意在乡村学校上学。

真正的城乡及其教育一体化是城乡居民生活、工作和教育条件差别不大或没有差别，城乡居民及其教师不是因为政策约束和支持，而是根据工作性质、志趣和生活兴趣，在城乡间有序流动、交流。乡村学生不是因乡村教育条件和质量选择在城里还是乡村上学，而是根据居住环境、父母工作方便等因素选择在城镇还是乡村学校上学，将学校文化特色与自己的学习兴趣相结合选择学校上学。当然，要实现这种平等而有质量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和有特色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教育的美景目标，还需要做较长时间的很大的努力。良好城乡关系是乡村及其教育振兴、城乡及其教育有特色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核心标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是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既有反映人类本质的普遍性，又有明显的地域和风俗等特征。自有城市以来，乡村和乡土文化就与城市、工业文化长期并存、融合互补、和谐发展。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城市人口虽然比较少，但其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迅速，城市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从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大国以及强国的追求，决定了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在乡村人口明显减少的情势下，乡土文化不仅仍然是现代乡村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乡村振兴将成为有强大生命力的稀缺资源。推进农村及其教育现代化、乡村及其教育振兴必须重视乡村文化和乡土文化建设，重视农村教育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并通过课堂教学、兴趣活动等，促进乡村文化和乡土文化发展及其与城市文化的融合发展，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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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9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格式：郝文武.乡村教育振兴的目标、指标与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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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主持人：周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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