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新 | 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要建立在科学与人文的底层逻辑和框架之上

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与框架（笔会）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Forum)

　特约主持人：张建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

底层思维缘起于“第一性原理”的说法。所谓“第一性原理”既可以说是物理学原理，也可以说是哲学原理，但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方式。本笔谈邀约理论心理学界几位思想活跃的年轻才俊，并特邀请到清华大学心理系刘嘉教授，请他们畅谈“理论”“原理”“纲领”和“范式”等底层逻辑和框架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人们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某种概念框架，个别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孤立的，其意义也往往是神秘的，甚至是无用的”。进行底层理论思考，是心理学必修的功课。比如，普通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物质决定精神，大脑结构决定大脑功能；但是，若理论的思考告诉我们，反过来的顺序，即功能先于结构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这是否会促使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方向？一头扎进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而不去理会认知科学哲学已经经过了三代理论的更迭，甚至根本不去想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使我们的研究多是重复和验证他人，而极度缺乏创新性。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如此，只知道使用现有的软件平台和程序做“码农”，而不去关心最底层的“0、1”二值逻辑这一智能科学的第一性原理，自然也会使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只能做个小跟班，只做改良之事，而无创新之能。当西方心理科学被引进中国之后，始终还没能很好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血脉融合起来，因此当下的心理学知识仍然缺乏“本土”力量。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儒释道关于心性的哲学思辨中汲取本土的力量，比如建构起一套以道德为本的儒家正念体系心理学学说。当然，更值得中国心理学认真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心理学学科理论中的当代布展，在中国几乎是内隐地缺席的。我们对西方心理学主流方向是否太过于无批判地追逐了？

希望心理学研究者沉下心来，能够时不时地跳出“庐山本地”，多加关注“理论心理学”，去熟悉和把握科学与人文背后存在着的底层逻辑和底层框架，以便识得“庐山全面目”，从而源源不断地做出创新性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

要建立在科学与人文的

底层逻辑和框架之上

张建新

一、引言

西方的理性思想中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偏重于自然，崇尚理性、经验、逻辑，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转为逻辑、语言及科学方法等问题；科学主义信奉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确定的本质或者普遍有效的准则或规范。“人文主义”则偏重于人，崇尚人的非理性和本能，试图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人的存在问题。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多样性和建构性，人正是在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的互动过程中，建构着变化的世界。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揭示了自然宇宙的奥秘，但也颇具人文情怀地指出：人才是目的，科学是手段，人不能通过科学将自己异化为手段。

心理学百多年来一直都在认真地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被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科学分支。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心理学无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决策心理学等领域都曾产生过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世界各国大学的学科分类中，心理学又常被设置在人文类学科之中，例如，在我国的体制下，心理学多划归到教育学、社会科学，甚至体育学和法学学院。这显示，在整个知识界，心理学仍大概率地被当作是一门人文类的学科，而非一门纯粹自然科学的分支。

二、科学主义的

底层认识论逻辑

主流心理学自觉地采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将有控实验法、赋值测量法、抽样统计法、算法建模法、神经链接法作为自己从事研究和探索的不二法门。科学方法论属于哲学认识论范畴，传统哲学认识论主要由经验论和唯理论构成。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承认知识起源于一个不变的基础，两者的差别在于：唯理论认定这个基础是普遍必然的原则，而经验论则认为它只能是人的感觉经验。近代科学承接了经验论认识论，尝试将唯理论的先验论“排除”在科学认识范畴之外：一切皆以经验事实为唯一来源和依据。

科学研究的经验证实性原则坚持：一个新科学理论必须通过经验的验证，要与人的感官经验相符合；如果它本身不可验证，那它也就没有科学的理论价值。由经验论演化而来的归纳法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基石。如今大多数科学杂志所发表的研究，仍然严格遵循着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论，这种逆因式推理的逻辑实证主义原则强调，任何命题只有表述了经验、被经验事实所证实，才有理论意义。而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逻辑（如数学推理、三段论推理等）虽然具有严格精确性，但因其推理过程不包含新的信息，因而在科学探索过程中被相对忽视。

但是，经验证实主义认识论无法解决归纳推理中存在的问题（或称休谟问题）。休谟指出，归纳方法试图从有限的单称陈述得出全称陈述的结论，因而存在着重大逻辑矛盾：一方面，它试图用经验来证明概念，然而经验是“有限”和“个别”的，概念则是“一般”和“无限”的。比如，再多的白天鹅样本也无法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结论；另一方面，归纳总是依赖“过去”的经验去预测“未来”的事实，但未来经验在当下是不可经验到的。有限的经验证实又无法跨越“个别”与“一般”之间的鸿沟，而无限的证实过程则是不可能实现的。[24]

因此，在大多数的科学分支（包括心理学）那里，经验证实主义从“强证实立场”退到了“弱证实立场”，即试图用概率论来解决归纳问题，用“确证度”来刻画理论被验证的程度。所以，现代科学研究是一种以经验为根据、应用归纳逻辑进行推理并用概率论来修正其结论的过程。虽然这种弱实证立场确实延续了证实性原则，但这种证实的只具有概率性质，缺乏演绎推理的严格精确性。任何一个理论事实上都没有办法最终被经验事实所完全证实。例如，爱因斯坦自己也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最终的真理，他说：“任何物理理论最好的命运莫过于它能指出一条通往一个更广泛理论的道路。”受到爱因斯坦的科学态度和科学实践的影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形成了“证伪主义”的方法论。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想要整合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的冲突，他指出：一个科学命题或理论虽不能被经验证实（证实性原则），但却能被经验证伪（可证伪性原则）。例如，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一般（全称）理论就被证伪（推翻）了。因此，一种理论所涵盖的经验内容越丰富、越准确和越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越大，其科学性就越高。证伪主义的价值就在于提醒人们不要去辩护错误的理论和教条。因为所有科学理论都只是一种猜测和假说，它们不会被最终证实，但会随时被证伪。科学的进步贯穿于理论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创新理论假设永远要比寻找经验证据去辩护已有模型，对于推动科学进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或许是证伪主义为现代科学哲学做出的最大贡献：科学探索，但不证实。

我国心理学研究大多遵循着典型的经验实证主义思路，却相当不熟悉证伪主义对逻辑实证主义所进行的重要补充、拓展和反思。因此，研究者们都期盼着研究中数据出现阳性结果，从而推翻虚无假设，以便支持研究（理论）假设；阳性结果越显著，研究假设（前人理论）就越能得到证实，因而本人的研究报告的价值也就越大。然而，对于阴性（只能接受虚无假设）的结果，研究者通常都会将其归因于设计的缺陷、操作的无效、样本的偏差等；对于结果中出现的奇异数据点，研究者通常会将其处理为等同于3个标准差的值，或者干脆将其排除在数据统计样本之外，或者干脆将阴性结果放置于抽屉中，不再当作为一种研究结果。这便是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套路，研究者在这一固定的套路中着意去获取或者生产经验证据，唯一的目的就是去证实研究设计所依据的已知理论，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阴性结果和奇异证据（黑天鹅）。结果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地去证实前人的理论，却不懂得阴性和奇异结果在推翻已知理论并创设新理论方面的价值，因而一次次地与理论创新失之交臂。直到他人又创立出新的理论，我们才发现原来被自己所忽略或等值的（阴性或者奇异）数据结果居然还如此重要，可以利用来重组和重构理论假设呢。

依照证伪主义的逻辑，实验的阳性结果只不过是让研究者在接受已知理论过程中再添加一只白天鹅而已，但其思想仍然局限于旧有的理论框架之中；然而，实验的阴性结果却可能使人怀疑和拒绝由已知理论推论出的假设，从而产生去寻找黑天鹅的强烈动机。因此，一旦发现黑天鹅，研究者不应将它排除在分析和结论之外，恰恰相反，是要将它作为经验证据去证伪已知理论，并思考和提出新的理论假设，以便将黑天鹅也纳入新理论的解释范围之内。可以说，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路是“经验证据优先于理论创新”的导向；而证伪主义则强调“理论创新优先于经验证据”。科学研究的进步不应只满足于在方法不断高大上（比如统计方法的改进）的过程中，以更好地抓取阳性结果去证实旧有的理论，而是应该将重点放在训练研究者的底层逻辑思维，让他们对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黑天鹅经验证据变得更加敏感，从而具有足够胆识去“推翻”旧有理论并创建新的理论。可见，心理学研究者应该多学一点科学哲学的知识，不要因太过执着于某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从而限制自己创新能力的发挥与施展。

科学的发展并不会因为很多人依然陷于逻辑实证主义的陷阱之中而停滞下来，被我们视为自然科学榜样的物理学已然进入了微观世界，并展示出现代物理学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例如，微观粒子测不准原则描述了“量子观察坍缩”现象，即微观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不能同时得到准确测量（对其中一个物理量测量得越准确，另一个物理量就越模糊）的现象。这种微观世界的观察经验使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客观性和研究对象的实在性受到了极大挑战。科学哲学也因此进入了科学历史主义等的反思阶段。

三、人文主义对主体性的

底层思辨框架

科学历史主义的哲学理论认为，科学家在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中不仅不能排除，而且要充分考虑（社会、历史影响下）人的主观（主体性）因素。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因为人的意识参与到了研究设计、设备使用、控制操作等科研的全过程之中。比如，在微观世界，人的观察的介入干扰到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使其在人的视角之下变得不确定起来。在宏观世界，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偶然性。因此，所有科学理论都是由科学家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以及科学家共同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世界上并不存在着被一步到位地发现而永恒不变的科学真理。

显然，科学历史主义哲学已经“偏离”严格科学主义的道路，而深深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它把人作为主体而纳入了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之中，而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提倡严格剔除人的因素对研究过程的影响。欧陆人文主义哲学高扬人的主体性旗帜，强烈反对科学主义将人客观化、对象化和工具化的主张。例如，源自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只有从人的存在出发，才能理解存在的意义；人首先存在着，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他的本质。他们强调人的自由选择，以及人的主体性的价值和作用等，更将人的思想与其根植的社会土壤联系起来，鼓励人们进行积极的行动与干涉，而不要陷入慧思与冥想之中而不能自拔。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主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欧陆哲学学派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独树一帜。马克思试图将在西方哲学中被倒置了的主客体关系颠倒过来，扭转西方哲学家注重主体、扬弃客体的偏执。他特别强调，人之主体性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情景中，通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加以实现的，因此，任何理论都需要在主客观对立统一的建构基础上，从更广义的文化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避免人的异化。[25]

人文主义哲学将主体定义为产生概念的存在，由此推论，科学不再是科学主义所定义的“认识（概念）与研究对象的同一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变成为“主体（生命存在）与认识（存在功能）的同一关系”。因而，科学不仅仅是思想或认知的活动，更是一种生产或创造的活动，故而它远远超越了纯粹知识的范畴，代表了人类主体的创造、发明和变革。

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尚且如此，更何况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科学呢？在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中，人既是主体，同时又是客体。显然，若仅以自然科学的第三人称视角来探索人的心理，而忽略甚至排斥人的主体性，心理学就难以成为一门无偏和完备的科学分支。人是一种兼具生物（物质）性和精神（社会与文化）性的动物，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其行为（包括科学探索）深受社会文化的制约。人文主义思潮对当代心理学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欧洲甚至一些美国的心理学机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逐渐式微，实证主义的定量化研究和经验主义的实验模式受到冷落；而话语分析与日常生活批判则取代认知主义的话语权，成了心理学进行探索的主要方法。再比如，后现代心理学强烈主张，心理学研究要确立价值、目的、意义在人的心理活动和日常行为中的重要地位，而不是固守“方法中心主义”和追求线性因果关系的取向，要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文化性和社会创造性等日常生活心理现象，而不是在实验室中产生的、脱离了生态系统的人的被动反应，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心理学家要直面人生、投身于现实生活之中，避免画地为牢、远离现实，将自己禁锢于狭小的实验室里，生产带有浓重人为色彩、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学知识。

科学心理学前沿的认知神经科学也不约而同地提供了关于“人的主体性”大脑认知模型。认知科学家及哲学家克拉克提出了认知的“预测加工模型”，他认为，大脑的实质是一个预测机器，通过不断地将感官输入与自上而下的期望或预期相匹配，以指导机体的感知和行动。真正的社会认知是一个自我与他人通过实时交互、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一个依据并校正“预测误差”的动态自组织过程。[26]用于指导人的感知和行动的心理“预测”，不就相当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主体功能，即人的自由意志吗？

总之，现代人文主义哲学要求恢复人的主体性状的本真，进行主体性状的自我更新，并主张人的主体对世界、自然、生命、历史、文化的概念建构和实在建构。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人文主义哲学关于“主体性”在历史文化中实践的思辨底层框架。

四、小结

创新思想的重要源头包括了科学主义对人类认识的底层思维逻辑的梳理，以及人文主义对人主体性本质的底层框架。科学心理学自从哲学独立以来，便在实验室中将人切分为感觉、知觉、注意、想象、记忆、思维等片段，在使用心理测量工具时则将人量化为人格、情绪、意志等诸多似乎彼此独立的侧面。但如此“只用现象的不变性和恒常性来解释现象”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和方法，却将人碎片化、片段化为结构、过程和功能等，失去了人的主体性，从而也使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27]

当然，本文只限于讨论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对心理学的影响。跨文化研究告诉我们，西方思维是分析式的，强调逻辑推理，坚持非矛盾的观点，鼓励将形式从内容中抽离，以便评估论断的效度；而东方思维则是整体式的，鼓励人们认识到变化，接受矛盾，强调关注影响事物和人类行为的情境因素，并认识到事物发展过程和个体都存在变化的可能性。因此，中国人的心理学研究还应该重新认识和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存在着的长期形塑作用。总之，中国心理学人应将“科学理性的证实与证伪的底层逻辑、人文思潮的主体性实践的底层框架以及中国文化强调关系的底层整体性思维”自觉地转变成为我们进行心理学探索的日常习惯和实际行动，让中国心理学未来之发展奠基在充满创新可能性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24]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后记[M].李本正,刘国柱,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4.

[25]魏萍,霍涌泉.国外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的新特点与贡献[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9(4):1.

[26]苏佳佳,叶浩生.“生成认知”“互动理论”与“预测加工模型”——“他心问题”的新思考[J].心理科学,2021,44(6):8.

[27]王波.寻求心理学的合法性——从主流心理学的危机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旨趣[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4):34-38.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4~27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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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冯怿周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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