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清除苏莱曼尼行为的国际法定性问题

美国通过无人机定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精锐的“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行为这几天连续占据着新闻热点的“风暴眼”。人们在对美国定点清除技术表示“膜拜”的同时，对于美国此种行为的定性，同样也是讨论热烈，但同时也“莫衷一是”。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我们该如何对美国的此种定点清除行为进行定性？或者，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此种行为的“合法性”如何？美国的此种行为，涉及到哪些国际法规范？

笔者认为，要分析美国的此种行为，首先必须找到美国发动此种行为的“理由”，而不考虑此种理由的主观与客观问题；然后将此理由放在相应的国际法规范体系内进行分析，讨论对其的定性问题。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来看，美国是将苏莱曼尼视作为恐怖分子的。在1月3日的白宫讲话中，特朗普强调，“在我的指示下，美国军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毫无偏差的精准打击，杀死了世界头号恐怖分子卡西姆•苏莱曼尼。苏莱曼尼在密谋，即将针对美国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发动险恶袭击，但我们抓了他个现行，并结果了他的性命。”

特朗普的上述讲话，实际上释放了两层重要信息：第一，苏莱曼尼被美国视为世界头号恐怖分子；第二，苏莱曼尼正策划针对美国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的恐怖行动。

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在美国看来，针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行为是一次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恐怖分子的行为。美国的此种攻击，同此前针对拉登等恐怖分子的行为，并没有本质性区别。这是美国的行为逻辑。我们在对美国的行为进行分析和定性的时候，首先必须把握此种逻辑。无视美国的行为逻辑而径定行自我分析，尽管可以在表面上做到“逻辑清晰，条理清楚”，却可能“缘木求鱼”，并不是真正正确的分析方法。

从美国逻辑来看，既然此种打击行为属于对恐怖分子的打击，那么，其就与《联合国宪章》第2（4）条的规定无关，即无关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试图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角度来对美国行为进行分析，分析基点可能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而一旦从打击恐怖分子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遗憾地发现，尽管特朗普的说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词夺理”的成分，其两个理由，却都可以成立。这两个理由结合起来，完全能使美国的定点清除行为“合法化”。

首先，针对恐怖分子的行为具有战争的属性。对于恐怖分子的定点清除，既然属于战争的范畴，其实际上意味着，无论被定点清除的恐怖分子在表面上是平民也好，还是实际的战斗人员也好，对其的屠杀行为，都属于战争法的范畴，适用的是武装冲突法，联合国宪章》第2（4）条在此情势下很难具有直接的可适用性。

其次，对于恐怖分子的先发制人战略是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先发制人战略的发明者是美国，迄今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与相关实践。先发制人战略针对的是恐怖分子，而不论此种恐怖分子是表面上的平民或战斗人员。

最后，国际社会已经认可了美国等国针对恐怖分子的相关实践。自9•11发生以来，考虑到恐怖分子攻击的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以及不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不区分军事人员和平民等特征，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国家对于恐怖分子的杀害具有合法性，而不考虑该恐怖分子属于表面上的平民还是战斗人员；针对恐怖分子，国家有权先发制人，在恐怖分子实际发动攻击之前将其“定点清除”。

美国对苏莱曼尼定点清除行为的最大争议在于：苏莱曼尼是否属于恐怖分子。然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要清楚、确切地回答此问题，从国际法目前的现状来看，是没有答案的。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并没有制定有关“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定义。从国际社会既有实践来看，打击恐怖主义目前还主要是在各国自身的法律框架体系内进行。换言之，国家有权界定谁是恐怖分子，即使相关恐怖分子本身属于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而这，也正是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所存在的最大法律难题：一方面，各国在恐怖主义的界定上拥有充分的裁量权，国际法缺乏确切的规制工具，另一方面，一旦国家过分地“滥用”了其裁量权，在打击恐怖主义上过于“自行其是”之后，其又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危害。

如何在打击恐怖主义事项上尽快形成共识，从而既能确保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又能适当限制国家自我裁量权的过分行使，是国际社会需正视并尽快加以解决的难题。此难题不解决，美国行为给国际法所带来的挑战就不会停止。

总之，从美国国内规则和既有实践等角度来看，美国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行为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规则将此种行为非法化。在理论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像美国一样，对被自身界定为恐怖分子的人实施同样类似的行为。尽管如此，由于美国所拥有的全球性军事存在，以及其先进的军事能力，美国的此种行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却很难具有可复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