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中，国家行为的研究一直不受重视，或者是一个被忽视甚至是轻视的问题。学术期刊对此问题也很难有敏感性。笔者在这方面曾经有过相关经历：几年以前，笔者曾就中国和英美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参与实践进行比较，并为此撰写了一篇学术文章。该文的研究过程和撰写过程对于笔者而言既是刻骨铭心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国家行为的细节层面，无论是从人选的确定，参与机会的把握，还是参与的形式及参与的有效性等角度来看，与英美相比，中国均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而此种差距，短期内是难以弥补并赶上的。这篇文章对中国和美英的行为细节的描述和比较非常详细。但这样一篇文章在投稿过程中，却多次被编辑以学理分析不够为由拒稿。这篇文章后来在《比较法研究》上得以刊用，从后来的各项数据及相关评价来看，其学术反响和评价还是不错的。

而从《禁止酷刑公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到围绕《灭种罪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在宏观和细节层面看到国家在此领域的丰富国家实践。

从表面上看，国际法庭作为一个高大上的司法机构，理论上是完全按照法律在运转和运作的。但在实践中，由于国际法庭的法官来自不同文化与法系，在法庭运作过程中，有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掺杂政治。那么，当政治进入国际法庭的时候，法官们是如何处理的呢？这里介绍三个相关案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2002年1月28日，联合国大会以决议的形式（决议序号:A/RES/56/83）表示“注意到本决议附件所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并提请各国政府加以注意。”

作者：彭岳本文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受期刊推荐，现将此文摘编转发。文章摘编由《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提供。特此说明。随着WTO体制被边缘化，中美贸易战的美国国内法根源问题开始凸显。受国内法律和政治因素所限，美国政府基于新嵌入式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等理念，试图将国内矛盾转嫁给贸易伙伴。随着拜登政府重拾国际多边主义，我国当前应未雨绸缪，以考虑加入CPTPP协定为契机，从增强贸易多边体制包容性的角度，认真对待相关条款，判断其可接受程度，减少未来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法根源的负外部性。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级为贸易战。当国际法律协调难度较大时，美国国内法制度对本国贸易政策的结构性影响将更为突出。通过探究中美贸易战的美国法根源可以发现，美国国内法存在制度错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当前贸易战的目标与手段。只要相关错配继续存在，美国很可能仍会持续不断地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层面。美国总统换届不会根本性地改变这一趋势，中国应做好应对美国持续挑起贸易摩擦的充分准备。

2020年是中印建交第70年。为纪念建交70周年，中印已计划在这一年组织70场活动。但疫情让这一切都停了下来。尽管两国建交已久，又是各自重要贸易伙伴，中印两国间的关系仍然呈现出复杂态势。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内研究海洋法的学者多次提出，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洋法结合起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融入海洋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由此而引发出来的问题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有融入海洋法体系的可能？笔者看来，此想法当然很好。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从实操的角度来看，要实现此想法，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实践性路径。我们有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来对既存的海洋法体系进行发展和完善”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能停留在“自我想象”的层面。对此未来的残酷现实，我们不能不察。

国际法的制定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国家实践来推动和引领的。国家推动和引领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有两种方式。

周一上午（12月7日），国内媒体报道，美国最快将在一周时间内宣布对十多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涉及取消多名香港人士议员资格”。就在人们纷纷议论此报道，猜测美国制裁啥时候会出台，“最快”到底有多快，以及被制裁的对象范围的时候，制裁在周一晚上正式推出。此轮制裁，被列入名单的共14人，且全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此轮制裁不仅证实了此前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印证了美国“说做就做”、不“拖泥带水”的一贯制裁“风格”。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到底是一国基于优惠而提供给另一国的产物，还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产物？在历史上，因为贸易的性质而产生的争议及由此所带来的影响，本身可能就值得我们重视。

今年疫情爆发以来，随着疫情在美国逐渐蔓延，美国国内一些政客和民众试图通过起诉我国来达到“甩锅”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出于气愤和对等反制的目的，我国一些民众也在国内递交了起诉美国的对等诉讼。遗憾的是，不知是基于何种考虑，国内民众的此类诉讼，最后都是“只开花不结果”，只看到当事人递交诉状，却看不到相关诉讼被“接受”，从而得以能够进入正式的诉讼进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9月4日）宣布，经过美国的斡旋，在其本人的见证下，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签署了两国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协议。协议内容还包括：科索沃承认以色列，塞尔维亚将其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美国政府9月2日宣布，由于国际刑事法院仍在调查美方在阿富汗的行动，美方对这一法院首席检察官本苏达和另一名官员莫乔乔科实施制裁。美方将对本苏达和莫乔乔科采取冻结资产和限制旅行等措施，任何向两人提供实质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可能面临连带制裁。美国的此种行为，正如国际刑事法院所评价的，此种最新制裁“前所未有”，是对“法治”的严重攻击。

而从国家财产的角度来看，一国在另一国的国家财产，理所当然地享有国家豁免的地位，既免于所在国的诉讼，也免于所在国的执行。此规则不仅属于条约国际法规则，也属于习惯国际法规则。

如何在打击恐怖主义事项上尽快形成共识，从而既能确保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又能适当限制国家自我裁量权的过分行使，是国际社会需正视并尽快加以解决的难题。此难题不解决，美国行为给国际法所带来的挑战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