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可能是21世纪以来，最“难”的一届高考。它的难度不在卷面，而是在考场之外：
新冠疫情阴影未散，延续了17年的6月高考，重回7月酷暑；
南方地区阴雨连绵，安徽歙县因洪水取消首日高考；
贵州安顺，载有高考生的公交车意外坠河；
十年苦读，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大学是大部分人教育生涯的终点——这一点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明珠，大学是如何获得今天的地位的？梳理大学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后，我们也可以重新理解刚刚结束的这场考试，究竟意味着什么。
要论及大学的起源、教育的开端，那就几乎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漫长。在中东地区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泥板书上，我们发现了有关学校教育的最早记载。古埃及的宫廷学校、自隋起始的国子监，都是当时社会的最高学府。说到古代最负盛名的老师，以下这二位的名字就一定绕不过去。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
提出“有教无类”、被奉为“万世师表”的这位，想必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甭看一天到晚语个不休的孔夫子在当时被撵的到处跑，很不受各个诸侯国的待见，可跟随他的人是一点儿都不少：“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自打汉儒董仲舒出于维稳安邦的政治需要，将他老人家的思想上纲上线、发扬光大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君主和麾下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当初“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夫子也终于熬出了头。眼看如今撒满世界各地、蔚为大观的孔子学院，若他老人家泉下有知，想必也会兴高采烈地来上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年-前500年）
虽然都是愤青，但毕达哥拉斯和孔子不太一样：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他，由于不满贵族的独裁统治愤而出走，背井离乡来到西西里岛，从此一门心思潜心研究他的数学。在提出光耀千古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之余，毕姥爷还广收门徒，最后干脆开了间“政教合一”的私人学校，并立下众多匪夷所思的清规戒律——比如说不准吃豆子。由于深受印度灵魂转世观念的影响，慢慢的，毕姥爷一手创立的这家私人学校越来越像个行事诡异、神秘兮兮的宗教团体，而对“万物皆数”（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整数表示）有着狂热信仰的毕姥爷也越来越“不疯魔不成活”：当有学生发现，两条直角边均为1的三角形，其斜边不能用任何整数计数时，毕姥爷目瞪口呆、大发雷霆，认为学生的挑衅行为无异于给自己宏伟的数学大厦来了招釜底抽薪，于是一怒之下就将追求真理的学生扔进地中海喂了鱼......毕姥爷终于活成了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模样：学术界的独裁者。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理数√2
当然，只靠大师言传身教的授业解惑是远远不够的。很快，无论中西都有了自己代表性的教学机构，若论其中名气最大的，以下两座学府肯定榜上有名。
〓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
拉斐尔的这幅名画想必大家都见过，画的正是雅典学院盛况空前的学习景象——当然，画中人物都是穿越来的。雅典学院由晚毕达哥拉斯二百年出生的柏拉图创立，又名“阿卡德米学园”。如今的英语单词“Academy”（学院）正源于此。可能让广大对“柏拉图恋爱”心驰神往的诗人自尊心受创的是，想进这所学校的门槛可不低：柏拉图在学校大门口立下这样一块对文科生不太友好的牌匾——“不懂几何学的家伙，严禁入内！”。所以放眼古代中国，除了墨翟、刘徽、祖冲之、徐光启等天之骄子，绝大多数人都会被拒之门外。当然，雅典学院教授的可不仅仅是数学。哲学、逻辑、历史、政治、修辞、天文、音乐......所有学科领域几乎无所不包。雅典学院存在了9个世纪，直到中世纪才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取缔。在教学规模和课程种类上，雅典学院和后来的中世纪大学已经很相似了。师生间亦师亦友，其乐融融。想来也真令人喟叹：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早在2300多年前就由古希腊先贤率先施行了。也正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敢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几乎与雅典学院同一时间，中国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与私营性质的雅典学院不同的是，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人主持的高等学府，由齐桓公田午（不是“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创立，目的是笼络民心、聚集人才。在稷下学宫的全盛时期，你几乎能看到诸子百家中的所有派别：儒道法名农，纵横阴阳兵。齐国的临淄是当时天下贤士一心向往之地。鼎鼎大名的孟子、荀子、邹衍、田骈、慎到、尹文、申不害、鲁仲连全都是这所学校的座上宾。他们唇枪舌剑、百无禁忌、各抒己见，真正体现了何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荀子，他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但让荀子和我们都始料未及的是，自打他那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登上历史的舞台，焚书坑儒的结果+儒表法里的传统，让类似稷下学宫的文化盛况在未来2000年间不再重演。
虽然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先秦时期，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诞生于“黑暗的中世纪”。
大学University一词，起源于12世纪。当时在欧洲出现了一种由教师和学生组织的行业工会（拉丁文：Universities）。在无孔不入的教会势力的掌控下，这类学者社团由于受到封建领主的契约保护，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会的不断壮大，中世纪的“大学”不仅获得了各国王室的承认，还得到了罗马教廷的认可：由教宗亲自签署并颁发给大学特许令，在确认大学合法地位的同时，也使学者获得了执教资格。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红胡子”）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件。这份文件后来也被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认可。文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四项：1、 大学人员有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
2、 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而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
3、 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的不同而遭报复的权利。
4、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
在办学过程中，中世纪的大学还陆续争取到其它特权：如免纳税、免服兵役。在王权与教权激烈相搏的数百年间，中世纪的大学相对独立，享有高度自由，为后世的大学树立了榜样。今天西方世界普遍遵循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传统，都能从中找到源头。1088年，意大利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公认的、拥有完善大学体系并发展至今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学生大学”的典型代表：由学生主持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设置均由学生决定。与之相反的另一类大学是“教师大学”：像法国的巴黎大学就由教师掌管教务。1167年，由于得到英国皇室的大力支持，牛津大学迅速发展起来。900年来，这里走出过数十位国家元首和72位诺贝尔奖得主。直到2020年的今天，依然屹立世界名校之林。1209年，牛津大学的部分学者出走，创办了剑桥大学。说回中国。相比起由行业工会演变而来的西方大学，中国古代，教育更多地被整合进了政治体制之中。隋代，隋文帝杨坚为加强中央集权、增进朝廷选拔人才的公平性，废除九品中正制，下诏分科选士。于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科举制”自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且，这一制度一推行就是1300年之久。读书，成了进入仕途、改变命运的重要道路。
经过长期的改良、发展，科举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了重要的选拔人才的作用，在公平竞争、唯才是举的社会背景下，大批无权无势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步入仕途，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握有实权，更成为文坛上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的精神领袖。而宋代确立的州府试、礼部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也在明清之际发扬光大。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科举考试是底层人士步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自那开始，中国的教育和考试紧密结合：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无不将“学而优则仕”当做人生的最大目标。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注重讲授和辩论的教学方法不同，过于看重笔试成绩的科举制发展到明清时期，就只在程朱理学的小小范围里打转，沦为统治者驯服民众的工具：死板僵化的八股文体让无数士子沉迷故纸堆中，皓首穷经，抱残守缺，不但耗费了整个青春，还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直到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随着西学东渐的蔚然成风和洋务运动的发展，1905年，固步自封、钳制思想的科举制也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当然，“学而优则仕”也不光是科举制的弊端，在西欧，一度享有高度自治的中世纪大学也渐渐显露疲软之势：伴随封建经济的解体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稳定压倒一切”的世俗力量愈发强大，大学的贵族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政府热衷于从大学选拔官僚，即便是在牛津、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旨在入仕的上流阶级也挤破了头。眼见大学的衰退，德国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新人文教育理想：宣扬学术自由、保持与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的距离、倡导教学与研究的统一。1810年，德国人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大学职能的转变：传统大学是教授知识的场所，而现代大学更注重科学研究和发现知识。柏林大学是二战以前的世界学术中心，共产生过2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海涅、黑格尔、叔本华、普朗克、爱因斯坦、薛定谔、玻恩、赫兹、哈勃、韦伯等大师级人物，都曾在该校任教。此时，在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也开始了改革教育的尝试。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怀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人们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像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马尾船政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不过，这些学堂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临时产物，以外语学堂和军事学堂为主的新式学堂只能算作高等专科学校的雏形。1898年7月3日，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创办，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综合大学，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开端。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民国政府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为宗旨。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学制为本科 3 ～4 年，毕业授学士。教员分教授、助教以及讲师。与清末的教育法令不同，《大学令》以国民教育为己任，倡导学术为尊、以人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制度和价值基础，促进了民国学术界欣欣向荣的景象。1927年以后，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中国大学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那是一个名校林立、学术繁荣、大师倍出的时代，三尺讲台上、灿若星河的教师队伍可谓空前绝后，时至今日，我们仍对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如数家珍：鲁迅、胡适、钱穆、吴宓、辜鸿铭、章太炎、陈寅恪、刘文典、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梁启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型，开始照搬苏联模式。在动乱的十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度接近瘫痪，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走上正轨。岁月晃晃如白驹过隙。如今，距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已经过去了43个年头。在2020年的今天，“一考定终身”的想法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神话：即使迈进顶尖高校的门槛，也不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个人财富。相较人类数千年间在知识领域摸爬滚打、几经辗转的艰辛历程；大学艰难跋涉、发展至今走过的漫漫征程，一场考试，只是面向无限未来的一个开始。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被历史的行程左右，但也要看个人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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