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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中，有人意外出柜，有人给邻居科普性别知识
Editor's Note
本文转自公众号三明治，文中宏伟是上海出色伙伴志愿者。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明治 Author 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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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吴楠
“你俩不要靠这么近，保持距离。”在四月初，以单元楼为单位测核酸的队伍中，只要留心，会发现不少过于亲密的两个男生或者两个女生。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会对一男一女的情侣关系略微放宽距离要求，但对同性则会严格得多。
出生于1977年的段段和男友下楼做核酸时，如果志愿者这样对他们说，通常两个人会先保持距离。等志愿者走了，两个人再亲密一些。一两次后，周围的人都知道这是“男两口子”。段段不在意这样的“定义”。他是老上海人，也是上海同志群体中颇有资历的一位。
上海的忽然封闭不仅带来了同志群体内部的强链接，还产生了同志与大众无声而频繁地互动。如果微信里的每一句聊天，都是一根线，估计偌大的上海已经被这些密密麻麻的信息织成的网笼罩其中，宛如白夜。
4月12日，上海飘着小雨。在浦西一个近二十年的小区里，两个男孩的争吵打破了看似寂静的园区。出生于1985年的王阳洋抱着一个用浴巾包裹起来的小包裹冲下楼，另一只手里拎着不锈钢的锅铲。
身高只有155厘米的王阳洋从单元门中冲出去，找到一处看起来大小合适的地皮跪下去、挖了起来。几分钟后，同一个单元里又跑出一个胖壮男生，一边哄着王阳洋，一边拉他起来。一些居民隔着窗户看着这一幕。
过了一会，一个年纪年近五十的女人从单元楼里走出去，撑着伞，站在两米开外，大声地说，“你们俩现在搞什么！这可不是你们胡闹的时候！这是园区，你们要干嘛！”
“我们的狗死了。”王阳洋哭喊着对女人说。女人沉默了一下，又说，“你们用锅铲也挖不了坑。”小区太老了，物业基本上就是管清扫楼道和倒垃圾。埋狗这样的事，没人愿意出头管。何况好多单元楼处于所谓管控状态。居委会似乎也半僵了。
女人开始打电话，“六楼的那两个男孩，他们的狗死了，你家有锹吗？”后来还是一个开车的大哥把露营用的铁锹拿了出来。又有两个居民下来看了看。大家小声议论，“好像是谈朋友的。”“现在年轻人都开放了。”女人让王阳洋好快处理完回去，不要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去，小区就成了景点。
二人家里有碘酒，但没有那么多纱布。王阳洋最后在三楼一对带着儿子的中年夫妻家里得到了两卷纱布。女主人让他们往后站一站，然后把纱布放在塑料袋里，轻轻从门缝里扔了出来。
王阳洋听见女主人关上门前说的那句“年轻人搞什么不好，搞同性恋，搞出精神病了”。但王阳洋并不在意，“她还是愿意帮我的。要真的看不起我们，连门都不会开的。”
对生活在浦东某回迁小区里的宏伟而言，面对生存或者生命时，大众和同志群体间的互动并不是单向的。
这段日子里，在上海的很多人的微信里都多了各种抢菜群、单元楼核酸检测群。宏伟所在的这些群基本上不聊天。一方面由于住户多为回迁户，这个小区的楼和楼距离很近，虽是建筑较新但物业和绿化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回迁户多为到手几套房子的人家，所以原本一层四户，转手出租后、实际上住着七户乃至更多。人多了，因为平日的陌生忙碌，交流更少。直到一天有个大哥忽然在群里说再不解封就没法生存了。
这位大哥是一个司机，停工就等于没了收入。这句诉苦、抱怨或者无奈的发声，猛然引发大多数租户的共鸣。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现在面对住在同一个单元楼里的陌生人，下意识地给予一些自我安慰式的善意。你一言我一语，从最初的安慰变成彼此间的聊天。考虑到当时比较晚了，大家不希望影响群内其他人，便再建了一个业主小群。宏伟一直默默看着群里的聊天，也扫码进入了小群。
在新的业主群里，出生于1998年的宏伟也是年纪最小的。大家开始讨论漫漫长夜如何度过，开始约着云喝酒。上海不少同志很喜欢喝点小酒，尤其是梅酒。隔了一天的晚上十一二点，大家在群里又讨论起“疫情见真情”“疫情一见钟情”的速配话题。忽然有人在群里问“有T吗？”很多人看到这几个字就纳闷了。于是有人开始把搜到各种回答贴在群里说。有人说T是一种数据容量单位，有人说T是重量的意思，还有人贴了一张截图，“T是女同性恋中扮演男性的一方”。
宏伟本可以保持安静，但还是在群里开了口，“按照社会认知的二元性别论来讲，T是女同性恋中的一个角色。但按照性别多元来说，性别不是非男即女。”说这话前，他也掂量了一下会不会将战火引到自己的身上。作为性少数的一员，宏伟曾是一名公益性别知识宣讲师。面对性少数的自己人来讲性别和性取向，和面对同一栋楼里住着的业主来讲性别，显然后者的挑战不仅仅是知识上的。
听到宏伟开始讲性别科普，一开始还有人打趣。后来宏伟越讲，群里越安静。讲到了两点多，宏伟担心大家都睡了，于是抛了一个问题，“如果心理生理性别不一样，怎么称呼？”大家立刻在群里七嘴八舌，说称为“人妖”的最多。当然这些称呼不见得是恶意的，只是业主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宏伟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应该叫‘跨性别’。”有业主开玩笑地说，“高考学习都没这么认真，不然我的大学也不至于如此。”
而成为烟酒团购群“团长”的Joe显然没想到，自己还算小心隐藏的性取向被“团员”发现。“3月28日封闭浦东、4月1日封闭浦西，简直是鸳鸯锅啦！”Joe一边用手机查看自己帮团员们采购的烟和酒都到了哪里，一边半开玩笑。不缺同志朋友的Joe一直和同一小区的住户保持着彬彬有礼的距离，也包括同一小区的同志。很多同志都不会太过张扬，甚至会回避社交软件上距离很近的同类，免得暴露。
封闭日子里，作为沪漂单身同志，Joe每天都会和朋友云喝酒，这段日子解决掉了红酒、梅子酒、白葡萄酒等三四瓶。家里的存货眼看着见底，Joe开始寻找可以买到这些的链接。并将这些链接转到业主群。原本只是发个资源，有价目表和明细。后来见没人整理，他又跳出来说“我来整理”。一天，一个业主直接在群里@他，语气蛮横，“帮我买酒，今天就要。”一位团员大哥在群里数落这位不礼貌的业主。
从这一次开始，Joe和这位团员大哥私下里慢慢聊得多起来。两三天后，大哥忽然问Joe，“你是不是GAY啊？”Joe也不知道大哥咋发现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和大哥你一句我一句的消息里，自己的表达不知不觉中带了撒娇的感觉。
虽然大哥没再提起性取向这件事，但当Joe也没了库存、团购的烟还在路上时，他第一个想到问的就是这位大哥。他和这个大哥说话时，心情挺舒服。虽然不能说太多心里话，但和大哥闲扯几句，也会放松不少。大哥爽快地让Joe到自己的单元楼下，扔下一盒小一百的烟。平时Joe都是抽二三十块钱一盒的。也许大哥在楼上都看到了Joe的惊讶，大声对Joe说，“好好赚钱，以后我们抽一样的烟。”Joe忍不住笑，“好的，老板。”他放下心来。
从团购开始、很多邻居加了Joe。有一位业主的老父亲住在一公里之外的小区，业主问Joe“能不能想办法进到那个小区的物资群里，我好帮父亲抢购菜和吃的。”换做别人也许没什么好办法，可同志有单独的社交软件。Joe将定位修改到那个小区，询问软件上的同志，“我们小区的一个邻居想帮住在这里的老父亲买吃的，可以告诉小区群的二维码吗？”“你好，有个老人想进小区的物资群，可以给我一下二维码吗？”Joe见没有人回复，琢磨了好久，加了一句“我不是骗子，不会暴露你的。”终于有两个人回复了：“这个小区很大。”Joe又跑去问业主，弄清楚后回答“是四小区的。”可惜这两个人都不是四小区的。
同样是求助者，还有距离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不远的金某新村。这位住在二楼的封先生在2021年底和邻居闹过很大的矛盾。封先生是一位同志，加上距离大学校区较近，所以有六七位关系亲密的伙伴。也许是这些男生过于频繁的来往，让邻居那对年过六十的夫妻十分反感，报警两次，理由是扰民。当时两家都说了不少难听的话。封先生喜欢同性这件事，也在对骂中被抖了出来。
4月11日，封先生接到邻居女主人的电话时，第一反应是这都已经封闭了，还有什么扰民的？肯定是没事找事。没想到女主人在电话里换了语气，求封先生能不能做饭的时候多做一口，给隔壁男主人送去，“他去年得了脑出血，需要静养。别的邻居求遍了，是真没办法了。”在封先生听来，这似乎是解释，也是求和。
“那你呢？”“我在女儿家帮着照顾小孩子，也封闭了，回不去的呀！”封先生想了一下，似乎有一个多月，都是隔壁男主人自己下楼骑电动车出门的。“去年你还说我夭寿。”封先生吐出这句话、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女主人又打来，“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去帮帮他，帮帮他呀！”女主人的哭声像是在唱戏。
封先生和熟悉的同志朋友商量，两个人都劝他帮帮忙，不然将来这个男主人真的饿死在家里，恐怕他也很麻烦。
封先生是不大情愿的。但每天的午饭和晚饭，他都会盛出一碗饭，上面放一些菜，送过去。“好心人啊！好心人啊！”隔壁男主人总是这样说。但封先生想起去年他大喊大叫的样子，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他希望这是一种缓和，至少疫情过去后，自己和喜欢的男生回来时，不要再被大半夜地举报扰民了。
在求生面前，谁还会在乎“身份”与“面子”？
平日隐形的同志社群，在封闭中形成的“呼吸口”，让彼此间有了隐形的支持，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说这样的关联更称得上是“靠山”。只是长期以来习惯了的小心是不会减少的。
小方作为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自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有了两个变化。小方在日常生活里开始出现强迫和焦虑，但他不想去医院进行诊断。只要在家里准备充足的药物，每天晚上临睡前和第二天早上出门前，数一遍这些药物，内心就会轻松很多。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药物储备，小方咬咬牙，换了一份工作。在比较大的工作压力下，收入上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后，换了自费药，同时也在领取免费药。就好像一种囤药综合征。只要药物不过期，小方会一直放在租来的住处。
上海封闭后，小方硬着头皮主动问室友，“你的菜够不够？”在此之前，小方担心会被室友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所以平时也很少交流。为了节省菜和鸡蛋，两个人开始一起做饭吃饭。这让小方有点不适应，他很久没有交过朋友了。
但室友似乎很高兴，问小方为什么会做这么多饭，还喜欢囤牛奶，并且买了好几箱玉米？其实做饭、牛奶，这些是因为小方服用的药物需要随餐、而且这一餐必须要有一定的脂肪，不然药物不能起作用。但小方宁肯被室友发现自己喜欢同性，也不愿让其发现自己是感染者，“这和阳了一样，室友都会恐慌。”
至于玉米，则是由于小方来自东北。这是他从小喜欢的食物。而几天后接到和自己一样的糖友的求助，也是通过远在东北的一家艾滋病公益组织。对方是一位刚来到上海的糖友。这一次的封闭太过突然，虽然他的手里还有二十多天的药，但已经慌了。
网上很多信息是关于抢不到菜、买不到菜的。这让糖友们慌乱而无助。小方加了这位糖友的微信，并答应有外卖小哥或者志愿者时，就会想办法。“其实很难有办法。”小方不想把这件事告诉糖友，“我在浦西，他在浦东。他暂时还没有打算把自己的信息公布出去。我们都在等解封后第一时间去拿药。”不过小方已经把这位糖友加入了自己所在的微信群，希望可以缓解他的心理压力。
可到了4月15日，小方在同志交友软件上看到同一个小区的一位独居同志求助。这位同志的楼上有居民是阳性，但没被收入方舱，只能居家隔离、对症吃药。而这位独居同志养了一只猫。这个季节，猫开始发春。一到夜里，就发出婴儿一样的叫声。越是夜色浓重，猫叫得越是起劲。
楼上的那户人家已经来过两次，第一次还算客气，第二次已经带着歧视，“一个男的自己住，还养什么猫。”“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家的猫搞不好就是病毒载体。”
小方看到，很不忍心。其实作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适合养猫。尤其是这样的日子里，根本没办法检查猫的身上是不是有寄生虫。一旦被传染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容易患上弓形虫脑炎，这对感染者来说是致命的。但小方可怜这个和自己一样似乎被生活逼进绝境的同志，也可怜那只猫。和室友商量后，两个人决定把这只猫先接回来。
两个人穿过小区里绿化带旁边老百姓踩出的小路、从那栋单元楼走回来时，室友忽然问了一句话，“你咋认识这个人的？”小方一下子被问懵了，等他想编点理由时，室友又问，“你是不是同志？”小方索性承认了。因为这个养猫的男生举手投足特别明显的女性化，接猫时，小方的室友显然嗅出了什么。小方沉默了一会，琢磨了一个问题，“疫情过去的话，你还愿意跟我合租吗？”室友很诧异，“为啥不愿意？就因为你是同志？！”
是啊，能有什么事呢？可又有什么事在此时是不可能的呢？日子因封闭不再是熟悉的模样。对同志群体而言，与其说魔幻，不如说开始了一种更加理想化的真实生活：这就是我。大家知道了也沉默着。但谁也不知道这些看不见的人一旦被看见，当白夜过去，他们还会安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