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opher Girot｜苏州园林与庞贝庭院有着相同的祖先｜“设计与自然和谐共生”系列之二
在“设计与自然和谐共生”系列的第二期，我们把目光转向人类世界的起点，跟随ETH景观系教授Christopher Girot的文字，一起探索景观建筑的起源。正如作者在开篇指出的，“我们只能通过人工来观察自然”，景观正是人工与自然交汇的领域，在一万年前就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活动、以及社会的组织方式息息相关。论述的核心是景观建筑的两种原型，作者的观点鞭辟入里、素材跨越时空，让读者领略到今天的景观实践仍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历史和传统发生着联结。
本文原题“Roots: On the Origins of Landscape", 选自 Christopher Girot 的《》。这本大部头的景观设计史以时间顺序编排，汇集世界各地景观建造的关键案例，是一本旁征博引、内容丰富且精辟的参考书。群岛BOOKS已上架，文末有这本书的照片和详细介绍。更多景观方向图书可点击进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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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景观的起源
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只能通过人工观察自然。对景观进行干预，已成为我们区分和体验自然世界的一种方式。景观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关注持续受人类控制影响的场所与和环境。地质因素、气候和水体变迁、地壳运动的力量在过去数百万年里塑造了这个星球，而人类对环境产生的重大影响仅发生在过去一万年内。不过，对于人类文明而言，这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可以追溯到我们集体记忆中最遥远的史前时期。在埃夫伯里（Avebury），人工白垩堤（chalk bank）上一棵老山毛榉树的树根，见证了由人类文明塑造的强有力的自然形象。
景观源于反复的空间干预，从而给土地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西方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是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一系列人造物应运而生，旧的传统经过潜移默化，逐渐断了根源，被新的传统取而代之。可以想象，部落信仰的形成导致了森林中第一片人工空地的出现——人们围着火堆，手拉手跳起圆圈舞的仪式。同样，我们可以想象出最早的花园——傍着耕作之地，人们上演着关于爱情与繁衍、生命与死亡的仪式。这种自然的理想形式能够形成强烈的象征意义，让人们感受到集体共有的命运。在克里特岛戈尔廷（Gortyn）的一处古早的小山坡所展现的地形，讲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宗教崇拜的过去，我们在书上却找不到任何记载。从本质上讲，景观不过是根据文化需求所选定的地形形式，它可以准确地表征一个社会对宗教内涵以及自然环境特征的敏感性。
尽管在在规模和时间上一直存在争议，根据这一理论，湖泊周围的原始居所遭到严重破坏。格陵兰岛的冰川大规模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突然上升，引发了影响全世界的最后一次大灾难。最新证据将这一事件定在公元前 7400 年前后。黑海在一年之内上升了 50 多米，直到与地中海持平，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地貌，导致大规模人口外流。这一灾害也切断了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形成了现在的英吉利海峡。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引发了巨大的动荡，淹没了森林和村庄，迫使人们迅速逃离。面对寻找生计的需要，这些被迫迁徙的人在特定的森林、土地上塑造一些简单的空间形式形成居所。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早期的空间类型：林间的空地（forest clearing）和围合的花园（walled garden）——西方景观建筑的漫长谱系中最初的 "染色体"。这两种原型都反映出人类想要改变自然的强烈意愿，并以此为开端将自己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区分开来。
在温带森林中，如英格兰汉布尔登（Hambledon）的山丘，人们砍伐树木，在遮天蔽日的树冠中辟出一片天空，为森林的地面带来阳光；在干旱地区，人们在山脚建造围墙环绕的花园，以此俯瞰广袤的沙漠。水沿着地形或从地下输送给植物，在炙热的环境中提供庇荫，就像今天在伊朗亚兹德（Yazd）看到的那样。宗教景观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原型进行演化：人造的林间空地被嵌着奇特环形石块的沟渠环绕，围墙包裹的沙漠圣所则将精致的树荫花园或是小教堂裹在中央。每种文化都具备了自己独特的纪念性建筑，并且能够反映星象和季节变化。
英格兰汉布尔登的山丘
伊朗亚兹德的围合花园
林间的空地
空地标志着与周边荒野的分隔。一些空地用于狩猎，一些则用于早期耕作。宗教性的空地形成了一个内在的圣所：它由一个巨大的圆形空间构成，周围有一条沟渠将其与森林隔开。在图腾和栅栏界定了这些空地以后，它们就成为了多神教仪式的场所。树被人们认为是生命、光明和再生的象征。许久之后，随着神树枯死，图腾风化，环形石阵取而代之。因此，石头首先象征着消逝的神树，随后才逐渐成为追溯星象变换的工具。这些宗教性的空间很快就被一个由路径形成的网络连接起来，于是出现了欧洲最早有的大尺度景观结构。
林间空地的演变
早期的林间空地，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都是从欧亚大陆茂密的温带森林或北方森林逐渐演变而来的。从北极圈的索罗维特斯基（Solovki）群岛到伊比利亚半岛顶端，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石阵。正如在达沃斯（Davos）所看到的，林间空地成为全球大多数温带森林的标准景观系统。早期的林间空地逐渐发展成为固定的定居点，并且直到中世纪早期都保持着原初的形态。在当时，天主教的修道院沿着欧洲大陆的山林一路向北，一直蔓延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期间反复为定居而开垦森林。当时，森林被认为是无数远古恶魔和多神教的栖息地。事实上，英语中的 "森林（forest）"一词源自拉丁语 "foris"，意为 "在外面（outside） "或 "超越（beyond） "的世界。
这种人工种植树林的做法持续了整个巴洛克时期（沃-勒-维孔特（Vaux-le-Vicomte）就是第一个实例），直到 18 世纪的英国景观运动。较早的案例是在奇西克宅邸（Chiswick House）的爱奥尼克神庙周围，一片按照比例绘制的圆形空地。而在英格兰发现的最早的大型人工林的例子是位于约克郡（Yorkshire）霍华德城堡的雷伍德花园（Ray Wood）。这个潮流传播，进而影响到城市公园的设计，如慕尼黑的英国公园（Englischer Garten）、纽约的中央公园和巴黎的肖蒙小丘公园（Buttes-Chaumont）；此外，它以更抽象的形式再现于 20 世纪的巴塞罗那的蒙特惠奇山（Montjuïc）、汉堡的市立公园 （Stadtpark） 和丹麦奥尔胡斯（Aarhus）的大学校园。
围合的花园
与欧洲西北部的潮湿地区相比，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干旱地区见证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观原型的演化。围合的花园可能与最早的人类住所一样古老。它的四边围合，类似房子的墙壁，不同的是上方向天空敞开，其中，稀有、象征幸运的植物得到种植、灌溉和精心照料。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延伸到引进合适的植物品种，对其进行挑选、收集和培育。每种植物都有其特定的位置、意义和目的，这一点在后来莫卧儿皇帝巴布尔（Babur）在喀布尔（Kabul）建造的忠贞花园（Garden of Fidelity）中可以见到。
围合的花园作为第二种原型，一般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建造时对比例关系十分考究。它密切关注当地地形，由精心平整过的土壤和依据原始灌溉模式衍生出的几何形状分隔的植被组成，其几何布置与地形等高线平行，以便于浇灌并减少侵蚀作用。这种布局使溪流、水池以及成列的树木与花坛得以精心、对称地布置。就像伊斯兰文明中的编织毛毯一样，最初的围墙花园反映了一种程式化的自然，其形成的基础是通过各种贸易路线有条理地收集来自远方的可栽培植物。在埃及底比斯的米克特（Meketre）陵墓中，一个有 4000 年历史的木质围墙模型再现了来世的天堂形象。
从本质上讲，围合的花园不仅仅是一块用于耕作的土地，它也可以是一个充满美感、亲密感和愉悦感的世外桃源。由于需要精心养护，围合的花园很早就与社会精英阶层联系在一起。相比于林间空地的公共性，围墙花园更显内向独特，为少数权贵提供了遮阴和私密之处。这是一个隐蔽的乐园。
在古代遗迹中，如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建于现在的伊朗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的居鲁士二世（Cyrus the Great）皇家花园，不单单是天堂预言的隐喻：它还提供了一种处于凡间的感官现实，一个专为统治者构筑的欢娱之所（事实上，英语中的“天堂（paradise）”一词来源于古波斯语，意为一个封闭的游乐园）。从泥墙下小小的菜地，到砖石城堡下的皇家花园，围合的花园原型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帕萨尔加德最早的围墙花园的遗址已经几近消失在半干旱的大草原上，如今只剩下一条古早的溪流，它环绕着代表花园曾经所在的一片草地。作为一种类型，围合的花园形态多样，因为它代表着由特定的历史文脉塑造的自然概念。
围墙花园的演变
围合的花园在诞生后不久，就从其最基本的状态——在一个家庭住所内的围合耕作区——发展成为更加广阔、系统化且高效的农业用地。随着古巴比伦供奉马杜克（Marduk）神庙的种植庭院和早期米诺斯文明供奉斐斯托斯（Phaistos）女神的花园的出现，围合的花园成为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象征，代表着极度排他、宗教信仰和权力，仅仅对少数权贵开放。
这一原型通过中东的新月沃土不断传播，向东到达印度和中国，向西则通过贸易路线抵达西欧地区的端部。它成为罗马在非洲和欧洲的殖民战争机器的重要一环，且在功能上始终忠实于其最初的生产目的，但在规模、风格和比例上大相径庭。从另一角度来说，得益于丝绸之路，中国明代的城市园林与庞贝古城早期的庭园有着相同的祖先。围合的花园在古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顶峰，其奢华与繁荣几乎无可比拟。罗马人从托勒密、巴比伦和波斯等王朝借鉴了许多设计理念和技术，且将其融入更大的城市建设之中。而在整个中世纪，修道院中庭和城堡的花园仍然是朴素、极简且受庇护的。
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别墅的出现，这些花园才打破了保护圈，发展成为一系列有趣的台地空间。这种几何式的景观设计巴洛克园林为顶峰，它是林间空地和围合花园两种原型的融合，被同时包含在沃-勒-维孔特园林（Vaux-le-Vicomte）的巨大封闭领地中。此外，尽管是 19 世纪的作品，纽约中央公园仍不失为一个极好的例子：一个有“围墙”、足以在城市中容纳水库、森林和大片草地的广阔空间。同样的模式后来在美洲、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大片农业区得到推广，其几何形式使其可以轻易地按照灌溉线和所有权边界在领土范围内复制。
转化的自然
在历史上，景观的发展不断更新换代，荒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开化和文明的人工环境。林间空地和花园的原型是清晰的，但它们之间也会有交叠和糅合。伴随着交汇和进化，它们仍然保持着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景观并非随意拼凑而成：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与基本的特征。创造与转化是其根本，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
校对、编辑：WZY
设计与自然
和谐共生
群岛BOOKS的选书长期关注生态、绿色和可持续议题，特别是可再生材料与设计、生态气候与城市景观发展、乡村振兴、人工与自然的边界与融合等专题。2024年，配合“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倡议，我们特别开设“设计与自然和谐共生”系列选书，搜罗不同制度、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希望提供读者有价值的参考，进而去粗取精、扬长避短，共同学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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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副书名 作者 出版时间 装帧 开本 页数 图片 语言 | Thames & Hudson, 2016年5月出版 精装, 25 x 30 cm 352页, 插图丰富 英语，德语，法语 |
Introduction: Imagining Nature as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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