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阔依塔斯牧场乍暖还寒，时而艳阳高照，时而寒风凛冽，两种季节交替可以发生在一天之中。这一天，寒流来袭，辽阔的草原没有任何遮挡，寒风肆虐得更欢。摇滚乐队——痛仰乐队此时来到这里，他们将开一场演唱会。这是一场以乡村医生为主题的公益演出。旷野之中，狂风不识字，把临时搭建的舞台刮得“咣当咣当”地响，台上的架子鼓需要反复穿绳才能固定得住。高虎面露愁容，头上的绒线帽裹在卫衣帽子里，下巴瑟缩在冲锋衣拉起的衣领里。身为痛仰的主唱，他焦虑地逢人就说：“明天可别刮这么大的风了！”得知有个乐队会来探访乡村医生，牧民家屋里屋外站满了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名人来过这里。不过，大家对摇滚完全不懂，对眼前这几位摇滚明星也不认识，他们相互窃窃私语：“痛仰是什么人？”乐队成员也感到很新鲜——他们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牵着马，跟随乡村医生到牧民家走访。草原上的牧民极少主动求医，掌管一方百姓健康事务的村医若想了解牧民的健康状况，只能到家随访。哈萨克族牧民热情淳朴，村医到访，他们上来就给一个大大的热情的拥抱。痛仰的贝斯手张静觉得这个“见面礼”挺有意思的，他说自己在一部关于哈萨克族的纪录片里见过这样的情景。牧民住得很分散，村医对他们进行随访，大部分时间都得耗在路上。有些地方道路不畅，不能走车辆，他们就只能骑马赶路。一天下来，四位乐队成员都蔫了。坐在四面透风的毛毡房里，面对记者的访问，四位乐手显得没精打采，很多问题都被草草略过了。张静解释说：“大风吹了一天，累了。”2019年，乐队曾前往中缅边境的小县城——云南澜沧探访村医，但这次很不一样。乐队此行到访的吉木乃县地处新疆北部，这个总人口不足4万的边陲县城至今沿袭着游牧的生活方式，牧民们遵循着“四季转场、终年放牧”的传统。牧民转场，村医也得跟着。3月中旬，牧民从冬牧场顺着积雪消融的方向一直向北游牧；6月，向阿勒泰夏牧场转移；8月下旬，山区降雪，牧民将牛羊向山外驱赶，开始从北向南游牧；11月下旬或12月初，再次转回到冬牧场。来到这里之前，乐队的四位成员对游牧民族的乡村医生并不了解。吉他手宋捷从小跟随爷爷一起长大，父母是大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外，音乐陪伴他度过了成长的不同阶段。宋捷觉得，医生和音乐一样，都带着治愈的功能，“只不过医生的工作更为直接”。高虎低着头回忆一天的见闻：“云南的村医主要是驻守在村子里，而这里的村医是要跟随迁徙的，条件更为艰苦。”说着他突然抬起头，说：“我忘了问他们，这些游牧的医生自己家庭是怎么兼顾的。”吉木乃县仅有40位村医。高虎想为他们唱歌，想让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歌曲关注到村医群体。在他看来，村医是真正称得上“伟大”的人。痛仰的演出在阔依塔斯牧场的石城景区举行，毗邻国境线仅24公里。石城的山脊和山坡上，象形石林立，造型奇特，用高虎的话来说，这样能与天地融合的演出场地绝无仅有。音乐会上，乐队带来了以村医为灵感的新歌《为了他们的晴朗》。“穿过草原和山岗，人们世代在奔忙，为了他们的晴朗，你带来光芒。”这首由音乐人高晓松作词作曲、痛仰乐队改编的歌曲将在这里首演。10名村医代表和160名牧民被邀请到现场，倾听这首唱给他们的歌。吉木乃县的村医大多是哈萨克族人，汉语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惶论汉语唱的摇滚。但高虎不担心，在他看来，好的音乐远比语言文字更容易建立起情感连接。正式演出的前两周，痛仰的公众号发出了100位乐迷召集令，报名成功的乐迷只需要按照文中清单里的建议，买上一盒药，就能入场。痛仰乐队跟随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来到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为当地村医和牧民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牧场公益音乐会。摄影/刘新
乐迷大多是提了一大袋的药品辗转到这里，两个近300升的药品箱很快被装满了。家乡在阿勒泰的00后何彦喜欢这支乐队近十年了。初中时她跟同学组乐队，每天循环听痛仰的歌，自己的乐队解散时，她去纹身店，把痛仰的logo——哪吒图案印在了左手大臂内侧，用来存念那段叛逆的时光。“喜欢的乐队到了自己的家乡阿勒泰唱歌太不容易了。”何彦“快要戳破了手机屏幕”才报上名，她和朋友各提了一袋子莲花清瘟、碘酒之类的常备药早早地等在了现场。对于和乐队成员已经混熟了的老粉邵江来说，这次追的演唱会有些特别。从2009年成为粉丝开始，痛仰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他看了数次，但这次的感觉完全不同。邵江说，以前自己能和公益扯上关系的也就是关爱流浪狗或是敬老的活动，而来到这样的草原，去了解乡村医生这个群体，是平生绝无仅有。看到痛仰的召集链接，邵江报了名，还转给了朋友，邀请他们同行。最后，一行6个人驱车7个小时，才终于到达了音乐会举办地吉木乃县。他和朋友每人买上三百来块的常用药带着，希望能帮助这里的村医。邵江觉得，痛仰就像一座桥梁，连接了粉丝和公益。“摇滚不一定就是反叛，（痛仰）乐队做的这个事儿比其他的乐队酷多了”。如果时间倒流20年，痛仰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与公益有什么关系。1990年代初，以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为代表的摇滚乐队如日中天。受他们影响，高虎、张静等人在1999年组成了乐队。起初，乐队的名字是“痛苦的信仰”，大意为坚持喜欢事物的过程是痛苦的。第二年，乐队发布了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之类激进尖锐的歌词，迅速让公众关注并记住了这支乐队，它也因此被打上了“热血”和“叛逆”的标签。2020年，痛仰乐队参加嫣然天使基金公益跑步活动，号召大家关注唇腭裂患者。图/嫣然天使基金
十多年来，痛仰一直在变化，曲风不再像过去那般锐利激进。尤其是到了2008年，以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发布为标志，痛仰的风格已然彻底转变。这张专辑主要关乎梦想以及人在路上的思绪分享。有人批评说，痛仰被生活磨平了棱角，背叛了重摇滚，也有人赞许说乐队开始走向正能量。有人因此脱粉，也有人追随至今。高虎说，乐队最初唱的是年轻人初入社会、被现实压抑的本能反应，而后来经历的事情、看到的世界，让他们看到了音乐的另一重温暖的力量。他们也开始平静地接受外界的质疑，以及年龄带来的变化。摇滚已经不是世界的全部，他们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巡演，三分之一的时间排练，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给自己和家庭。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公益，带着小乐器去到云南的学校支教，为校长作的小诗谱了曲，唱成了《野歌》。乐队成立20周年的时候，痛仰以“野歌”为主题在云南办起了慈善巡演。从西双版纳、蒙自、曲靖、昆明、丽江再到大理，巡演的收益全部捐给云南地区需要帮助的孩子。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大年三十的下午，乐队通过官微宣布向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捐款100万元。在当时，这是娱乐圈较早、数额较大的捐款行动。也是这一年，乐队的四名成员来到六盘水海嘎小学，看望山区孩子。高虎为讲述贫苦儿童挫折里寻梦的纪录片《棒！少年》演唱了推广曲《未来的路》。疫情期间，近300组音乐人响应在线义演活动，但痛仰发布微博称“不参与”。不过，他们又宣布将专辑《过海》的一半收入捐给抑郁症项目，另一半捐给受疫情影响的音乐人。捐赠明细被制成了简单的文档发在了微博上。文档显示，12万余元的专辑总收入一半捐赠给了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的抑郁症项目，余下的部分分别转给了四组乐队，用于添置设备的需求，其中包括贵州海嘎小学学生乐队的琴弦。2020年，痛仰乐队走进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海嘎小学与孩子们一起唱歌。图/新华
痛仰到底是如何从反叛走向温情的？对于这个问题，主唱、贝斯手、鼓手、吉他手轮番推辞，最后把话筒递回了主唱高虎。“这不是个善于表达的乐队。”高虎呐呐地说，“这个世界能说的太多了，我们就去多做点事。”在采访中，高虎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理解不了”。接着又赶紧自圆其说，“这个问题我们没想那么多，我们就是比较简单，享受自由自在的状态，不盲目随大流，只想把喜欢的东西介绍给更多的人。”演出的时候，高虎在琴架上放了罐500毫升的啤酒，用重低音嗓向乐迷喊话：“躁起来！”而台下的他似乎中庸了许多，聊能量、聊初心，甚至老老实实地说，“我们在音乐上是比较一般的乐队。”这个出道时以叛逆著称的乐队，如今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5岁，他们开始把爱、把温情的词汇挂在嘴边。高虎把这解释为年岁的增长，荷尔蒙的消退，人开始回归温暖的事情。 所有成员都同意，这是一支没有流水线作业程序的乐队。词曲的灵感来自于特定环境的特定感受，或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得以触发。“就是real（真实）！”一位成员接过话茬。“这些公益的经历让我们多了些曝光，背负了些虚名。”说这话时，高虎神色间带着自嘲。但他很快收了回去，正色说道，“但这可以间接地让光折射到更广的范围，让更多人关注到需要被关注的群体。”他也清楚，质疑肯定会有，“如果就这些负面的声音，就能阻碍我们做事情，我觉得也不用去玩什么乐队了。”说到这里，曾经的桀骜不驯回到了他的眼神当中，“摇滚乐需要有这么一个气势，如果天天都在计较这些，那算什么。这些都算不上冷箭，几下就能给你打趴了吗？”“在中国做事情总是有人质疑，最牛逼的是真正做事的人。”高虎如此总结，嘴角咧出了一条褶子。
往期推荐
陈一丹，心中两条河文凭通胀困境中的“青椒”内卷沈德咏：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修改看医学伦理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