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年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全球化？

曾经如此体面的全球化，给全人类造成了非常不体面的后果。

《逆流年代》

作者：[以色列]纳达夫·埃亚尔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译者：吴晓真

出版时间：2021-9

近两百年，全球化是主要的潮流。伴随工业化的全面加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了一起，我们建立了契约，达成了交易，又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叙事。但这种情况在过去二十年已经终结了。英国脱欧，移民和难民问题，贸易战，民粹主义迭起，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种种反全球化现象成了新的潮流。

全球化，及其所意味的单一经济体、同一秩序、一体化格局，似乎没有那么灵光了，尽管全球化的运作表面看起来一切如常。在《逆流年代》（Revolt: 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中，埃亚尔写道，责任时代（age of responsibility）消退了。

全球化及其危机：责任时代的终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中国的整体面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3.89%，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189元，均有大幅提升，而文盲率大幅度降低，到2020年降为2.67%。

引发这一系列变化的其中一个主因就是开启于70、80年代的全球化。经历了一两百年断断续续的闭锁，中国又一次借到了全球化的东风。

两百年内，不止是中国，全世界都荡漾在全球化的暖风之中。围绕全球化，一整套世界共享的秩序和价值观已经建立了起来，今天我们无处不依赖它，也无处不推动其延伸和发蘖，尽管各地区存在些微的差别。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份调查显示，世界公民概念和全球人类社群的价值观受到各国公民的一致认可，且不同群体之间没有显著区别。几乎在同一时期，世界经济论坛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要排在特定国公民的身份认同之前。

但全球化并非铁板一块，其与生俱来的剥削效应，引发的反抗模式，受到的批评，一直都存在。我们说“金钱可能是邪恶的”，其含义并非金钱的本质是邪恶的，而是说金钱掌握在邪恶之人手中。在一个土著版本中，人们会自然反抗现代贸易、工业机器，今天我们已经没有类似的意识，但我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会反抗资本主义绝对的自由，因为绝对的自由带来了新的不平等。

人们最常用的数据是，1%的处于财富顶端的群体，在过去几十年享受到了政治和经济的红利，他们的财富翻了好几倍。而其他群体的财富状况就不那么乐观，尤其是那些处于财富最底层的群体。70年代，英国前1%财富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5%，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这一比例增长到15%。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没有对他们造成更大影响，相反，其财富又有了新一波的上涨。

就连发达国家也尝到了全球化不平等的苦果。曾经辉煌一时的底特律如今已失去了生机。在贫困、税收不足、种族不平等的涡轮之中，汽车城底特律已经满目疮痍。没落的根源在于，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和工厂迁往别处，资本和贸易走了，而那些掌握了无法转移的技能的工人被留了下来。这就是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政策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苦果。很多数据表明，新世纪前10年，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大部分都是此类原因。

地域间国家间的不平等更是沉疴已久的事实。几百年来，大帝国们推行的政策让很多国家和地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海地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在海地革命发生前，该地区曾被殖民主义的魔掌控制，也一度成为西半球最繁荣的经济体。在杜桑·卢维杜尔领导下，海地走向自由后，只享受了不长时间的和平。1825年，海地被迫签署了屈辱条约，据统计，截至1947年，赔偿金高达210亿美元。

从后来者的角度来看，海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付之一炬，却留下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杜桑看到了欧洲文明的价值和必要性，也奋力领导他的人民为建设类似文明奠定了基础，C·L·R. 詹姆士在《黑色雅各宾》中写道，“但他从来都不曾错以为这种文明具有道德优越性。”这句话可以概括全球化带来的新剥削方式，以及埃亚尔孜孜追寻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抗运动：全球化内含一种历史的必然和有效性，但它并不天然的具有道德优越性。

赋予全球化以过度的道德优势，是新一轮剥削的潜台词。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里，全球化奇妙地将工业化、减贫，和殖民运动、剥削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人们忽视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加速和蓬勃的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象征着人类历史的大超越，也象征着地球村，它为大多数人创造机会，也创造希望。这种对全球化的信赖和信心，在新世纪初的中国城市有着深刻的反映。但这个故事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其糟糕后果正以加速度呈现给我们，迷惑我们，困扰我们。曾经如此体面的全球化，给全人类造成了非常不体面的后果。

全球化最糟糕的进展，埃亚尔称之为“责任时代的结束”。其现阶段表现就是全方位的民粹主义、经济衰退、极端意识形态。在“二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世界还不曾如此疯狂，还谨慎保守着最低限度的规则，各地区各国家抵抗和限制着可能发生的危险。这种情况也延伸到冷战时期，发生在60、70年代的民主诉求就是这个责任时代最好的例证。

911之后，责任时代结束了，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全球化及其反对者共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在争夺叙事的权力，信仰的权力，世界与个人的权力。无论如何，覆盖在国家、社团、个人之上的稳定性因素已经被摧毁了。

反全球化的潮流：推石头的西西弗

如今，奋斗在全球化前沿地带的，已经不是全球化的卫道士，而是全球化的反对者，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激进环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2008年，金融危机盛期，埃亚尔受任去往印度孟买，等待他的是一场恐怖主义大屠杀，这个事件造成了166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在纳里曼大楼，恐怖分子接听着来自巴基斯坦的卫星电话，“我的兄弟，你的目标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媒体正在报道你们的目标泰姬玛哈酒店，比别的目标都重视。”从电话记录来看，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印度911事件”。

事件的背后力量是贾马特·乌德·达瓦（Jamaat-ud-Dawa），事件后，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其为恐怖组织。贾马特·乌德·达瓦的创始人之一是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被称为“全球圣战之父”。拥有博士学位的阿扎姆，在穆斯林兄弟会教义的启发之下，发展出了一套“圣战”理论。

原教旨主义者以一种绝对二元性的方式思考世界，回应现实问题。原教旨主义者视自己为原始纯粹状态的人，认为其他人都走偏了。如果原教旨主义针对的是帝国主义，那么站在政治舞台前沿的民族主义者，如玛丽娜·勒庞、康斯坦丁·普莱福睿斯、欧尔班·维克托恐怕是一种内在的自反。无论其具体的反抗对象如何，他们都抗衡着全球化的扁平运作。只不过，他们提供的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无差别方案，他们自视为他者，可是也仅仅成为他者，其具体形貌无非是噩梦。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极端主义者，埃亚尔提供了一个比喻，来自于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在这本原典中，西西弗在白天将石头推上山，夜晚来临，他睡着了，石头滚落下去，第二天，西西弗到山脚重新推起了石头。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结果的事业，“而这是出于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埃亚尔提示我们，西西弗可能就是一个极端主义者，西西弗推石头上山，石头却永远上不了山，极端主义者也在做同样的事。

这个比喻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在这个故事里，白天的西西弗就是极端主义者，或者说那些极端或不极端的反全球化者，夜晚的西西弗则是全球化的支持者。无论是白天的西西弗，还是夜晚的西西弗，他们存在的基础都是石头；无论是反全球化者，还是全球化支持者，他们追求的福祉都是人的福祉。

可今天的西西弗不再一样，西西弗分裂了，他对未来感到迷茫，他对现实感到绝望，他再也找不到栖身之所，他的人生只有交织出现的白天黑夜，他的精神已经腐朽了。在西西弗的推石头生涯早期，世界被划分得井然有序，有超级大国、大城市，也有剥削中心，更有价值观和技术进步。西西弗任劳任怨，还有残余的幸福可供自己玩乐。

到了中期，西西弗耗尽了自己的资产，白天黑夜的轮替慢慢变成了一件令人煎熬和痛苦的事。现在，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西西弗已经绝望，石头变得越来越巨大，恐怕要压垮西西弗。在西西弗看来，他所处的天地已经变色，他从来都没有比现在更加茫然无措。

看看当今世界的移民和难民问题就知道了。中东难民无法跨越国家边境——现实的、文化的——进入他们所瞩望的土地，他们被现代国民身份拒之门外。与此同时，迫使他们处于危险境地的还是全球一体化的政治局面，全球在宏观的政治局面中已经不可分割，而在实际操作中，各国家地区的政治又分裂了，某些超级大国拒绝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其结果就是，这些难民始终处于一种无法抵达的状态，他们被扁平的全球化孤立在一个无人岛上。

拉塞尔·布兰德对此做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啊！别动了！要是有人跑来跑去的我没法放松！站在这块处于无限空间的圆石头上别动……这是个复杂的经济学概念，你搞不懂的。只要站在那块石头上别动就好。”

可是，真的要别动吗？不，事实正好相反，世界不仅动了，还动得很激烈。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汹涌蓬勃，西西弗的石头就要推到了山顶。

和主流的意见不同，埃亚尔在《逆流年代》提供的方案是中立且合理的，他们没有回到既有精英立场，也没有向反全球化潮流妥协。在他看来，全球化新的未来恰恰应该是两股势力的融合。“正在经历加速的技术革命的社会需要更好的社会安全网，他们需要为维护公民团结做更多而不是更少。我们将会需要更高的税率，还要征收渐进型税种，如渐进式消费税。

在全球互联程度日渐加深的世界上，更大范围的团结必不可少。”埃亚尔建议，“在一个日益同质化的世界里，精英们应当拥抱那些挥舞国旗的人，而不是斥责他们为民族主义者。”

“我们都确确实实身处一个相互关系的网络中，受到同一件命运外衣的束缚，无法逃脱。”埃亚尔引述马丁·路德·金的箴言，“任何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东西，都会间接影响所有人。”在最低限度上，埃亚尔着实为全球化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极简的初步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方案中，蕴含着一个深刻的洞见，它并非回归古老的至理名言，更是在越来越深化的现实中发出新的呼吁，它包含的现代宣传话语最少，而蕴含的行动精神最多。我想，不但埃亚尔，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期待一个不止有沙文和民粹的世界，而现实也绝不只是经济的普遍主义，以及文化的多元主义。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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