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2021年度人物 | 李小云：行走在乡村的教授

 入选理由 

他崇尚平等，长期致力于扶贫和乡村建设事业，开展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具有参考意义的乡村社会实验；他也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主张让他所帮扶的对象看到各种可能性，而并非只是简单、不负责任地“尊重农民的选择”。

作为学者，他在深耕学术的同时，步履勤勉地行走于乡间，思想和人生得到了田野的滋养，诠释了何为“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学院名誉院长，“小云助贫”发起人。他是中国发展学学科的奠基者，在中国扶贫政策与实践、乡村建设实践领域享有盛誉。

一年有大半以上的时间，李小云都在云南乡村。

“河边村实验”出了名，找李小云的人越来越多了，来自昆明、临沧、怒江、昭通，甚至湖北恩施、重庆酉阳的也都找上了门。

李小云认为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乡村数量必然会不断减少，因此，不是所有的乡村都需要建设。

“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有留存价值的乡村去建设。”李小云向《中国慈善家》进一步解释，所谓有留存价值，就是村里的人不太容易出去。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山清水秀，资源环境条件较好，还有守边的任务，那里的村庄就可能会存留下去，还有一些古村落从文化的角度也需要保留下来。

目前李小云帮助建设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村庄，那里的居民除了汉族，还有瑶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和苗族等等，每一个村落带给他的，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土人情，他感觉自己又变回了学生。

更重要的，在帮助村庄建设的过程中，他也收获了村民们真心的感激，这份感激无关乎权力，而是一种平等的尊重。

这些年，他在云南山村里和村民们一起度过了好几个春节，甚至是60岁生日。人回到北京，心还留在云南，每天都要通过工作群，看一下那边的进展。但是当问及是否有“乡村依赖”，他又会矢口否认，只是偶尔会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他坐在北京的咖啡厅，“感伤”着“离开瑶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佤族的日子”。

平等主义者

2015年初，李小云到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贫困村调研，坑坑洼洼的山路，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一进村，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村里没有一所安全的住房，都是人畜混居的破旧木干栏式房屋，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没有窗户，孩子们光着脚在冰冷的泥泞路上奔跑。

回到县城，李小云独自在广场踱步。他突然意识到，肤浅、表面的调研，再埋头写总结、报告，这样的生活循环往复，终归是无趣的。能不能找一个地方，花上三五年的时间，做一个实践。

李小云认为，用“尊重穷人的选择”的理由甩手不管，才是在责任上的逃避。

2015年3月，李小云在云南勐腊县注册成立了“勐腊小云助贫中心”，开启了“河边实验”。注册的过程一波三折，当地没有注册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先例，最后不得不动用“私人关系”，才注册成功。

之所以将注册地放在县城，而非北京、昆明这样的大城市，用李小云的话说，“越是没有公益组织的地方，越是需要公益组织”，因为公益资源都集中在城市，但真正需要公益服务的是基层，刚好也可以做一个公益资源下沉到基层的实验。

这也是李小云一贯的风格，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平等主义者，之所以在河边村做扶贫实验，并非是乡土情结，而是希望改变不平等的状况。他最不喜欢“让村庄保留原样”的说法，“把村庄保留成原来的样子，让城里人去看去消费，是不道德的。乡村不是现代城市人的精神垃圾场”。

但是他身上又带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在他看来，让穷人有更多选择的机会，甚至去说服他们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这并非不道德。相反，他认为，用“尊重穷人的选择”的理由甩手不管，才是在责任上的逃避。

“尊重穷人的选择，不能是表面的。你只是简单地问他喜欢不喜欢，就能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吗？”李小云认为，只有跟农民在一起，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才能真正知道农民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在河边村，李小云遇到的第一个痛点就是没有厕所，于是在村里建了间厕所，还搭了个洗澡用的木质淋浴房，很原始但很后现代。厕所澡堂建好后，经常有村民过来使用。“这难道不是他们的选择吗？”在李小云看来，农民不是不想选择，只是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是根本意义上的不平等”。

因此，刚到河边村的半年，李小云团队并没有急于提方案，而是挨家挨户调研，了解村民的需求。调研结果令人沮丧：河边村村民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而人均消费支出是5098元，主要用于孩子上学、看病，以及购置摩托车和汽油等方面。支出高于收入，村里人均累计债务3049元，被农村信用合作社划入“不能继续提供贷款的村”。

李小云每到一个新的村子，第一件事就是和农民一起修厕所，他认为干净的厕所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摄影/刘冉阳

在现代商品性消费的推动下，河边村处于债务不断累积的状态，呈现出典型的“发展性贫困”。

在李小云看来，这个深度性的贫困村庄存在结构性的贫困陷阱，“深度贫困”从特征上讲，主要是“发展”问题，只有通过外部的干预让村民与现代的价值和技能相对接，他们才有可能走出这个贫困陷阱。在这一过程中，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所携带的城市视角、现代的思维方式反而会有价值，因为这有助于河边村对接现代。

对于河边村而言，要想大幅度提高收入，传统的农业产业只能作为基础性和辅助性的产业，还需要打造一种新的核心产业，能够在农业的闲暇，为村民创造弹性就业的空间，从而带来增收。而河边村的气候、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有利于打造特色与高端并行、会议及休闲齐驱的旅游经济。

李小云想到将山坡上的旧村庄改造成具有瑶族特色的民宿，用来招待外来旅游客人，为了不破坏村庄的整体景观，村子里不能有一间砖混房，所有房屋必须保持少数民族特有的干栏式木楼风格，再将其翻新。

彼时，一个好的契机是河边村被纳入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产业扶贫项目，按照当时云南省政府对异地搬迁计划的规定，河边村普通农户可以得到7万元的建房补助，贫困户则可以得到11万元的建房补助。此外，政府的扶贫项目还支持了通村道路、村内道路和饮水设施的建设。

但是，拿到建房补助的村民，对于住房的梦想和李小云的设想大相径庭。他们向往的是山下的砖瓦楼房，认为那就是富裕的象征，尽管他们并未居住过。而祖祖辈辈居住的没有窗户、四面漏风的木房子，就是贫困的符号，“会娶不到儿媳妇”。因此，李小云的方案遭到很多村民的反对。

以李小云的经验，这里冬季早晚很凉，经常下雨，如果住砖混房会阴湿寒冷，而夏天很热，砖混房又不透气。因此，他和同事是“逼着”村民们不要盖砖混房。　　

要说服村民，只能给他们看得到摸得着的实例。小时候学过画的李小云绘出新木楼的设计草图。2016年4月，李小云聘用专门的技术人员，选择一家农户进行示范户的建设。一个多月后，一栋具有瑶族风格的干栏式木楼拔地而起，宽敞的落地玻璃、干净的卫生间、平整的地板，和村民们想象中的木楼完全不同。

李小云的方案最终得到村民们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北京来的瘦弱的教授”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小到村里每家窗帘的颜色、吊灯的高度，大到厨房、卫生间的修建，村民都跟李小云商量布置。李小云每天从这户跑到那户，从楼上跑到楼下，头发白了，皮肤黑了，却乐此不疲。

瑶寨河边村。图/受访者提供

在这个过程中，李小云看到了农民的创造力，“我经常讲，河边村就是农民的艺术作品，我帮助他们一起设计、建房，但每家每户的房子建得都不一样，有两层的、三层的，甚至有五层、六层的。”他拿出手机，兴奋地给记者翻看当地的照片，“他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才是创造了乡村文明的主体。”

“第一次拿到钱的时候，村民才感觉到他们被选择的意义。”李小云认为，不平等之所以影响一个人的选择，不在于是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在于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优势和富裕群体对于机会的系统性垄断，从而产生对穷人获得机会的系统性排斥。“当穷人的机会被大大地压缩，说尊重群众的选择，正面讲是一种天真，负面讲则是一种冰冷的推辞”。

“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尊重农民选择的敏感性的。”李小云认为，乡村建设更多是赋权过程，能带来更多信息让农民来选择，“但不要搞文化暴力，他们有鉴别能力，提供的选择越多，他们选择起来越慎重，这就达到了平衡。我崇尚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不赞成虚伪的乡村立场。”

精英主义者

改善人居环境只是将现代化引入河边村的第一步，在每个农户新建的干栏式木楼里建设一套嵌入式高端客居，才是让村民脱贫致富的关键。李小云给这个项目起了个温馨的名字——“瑶族妈妈的客房”——这是他身为“女性主义者”的又一个小目标，让妇女拥有独立的“经济空间”。虽然距离李小云追求的“男女平等”仍有差距，但对于保护当地妇女的权益来说也是一个大的突破。

在现代和传统的对接上，李小云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作为一个发展主义者，他不相信让乡村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就是其真正的意义，“今天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演化而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让一个村庄永远停留在过去，保留它的原状，来让现代人去消费它。”

乡村的自然美，李小云希望留下来，却不应该是贫困和落后，城市里有的，他希望乡村也一样拥有。所以，每到一个新的项目村，李小云都会建厕所，执拗于在村里也找得到和城里一样干净的厕所。他还在村里建酒吧、咖啡馆，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城里人，“我们在乡村建设的咖啡馆经营得很好，没有人不喜欢，即使农民不喜欢喝咖啡，他们也喜欢在里面坐着，而且咖啡馆里面不光是咖啡，也卖茶、饮料、冰淇淋，它只是一个综合的休闲场所。”

李小云坦言，他的乡村实验深受德国、荷兰、瑞士等国启发，其中英国给他的启发最大，“这些国家的乡村比城市还好，太漂亮了！不仅是外部景观，还包括乡村的幼儿园，乡村的学校，乡村的基础设施，乡村的公共服务。一个小村庄就是一个小街道，城乡差别特别小。”所以他将自己做的乡村建设，称作“现代与传统的对接”“城与乡的融合”，是“新乡村建设”。

为此，李小云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村庄，咖啡馆、便利店、小餐店等，就是要把乡村的功能多元化，这样人们在乡村里才能获得就业，而不一定非要从事农业。如此一来，这个村就会变成小镇，大家可以来逛逛看看坐坐，它就成为城和乡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一个破落的农村。

在李小云看来，城与乡之间的融合，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元素体现，但在乡村逐步融入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哪些要保留，哪些要改进，哪些要焕新，他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努力寻找着适合的方案。

在昆明安宁雁塔村，他盘活资产做古村落保护，打造的雁塔花巷成了网红打卡地，不仅引来各种业态，还举办了音乐节。在镇康小落水村，他和农民讨论将闲置的牛圈改成高端的民宿，保留外观，屋里一水儿现代化设施。“村庄的外观没有破坏，但是不是跟原来大不一样”？

2015年1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团队进驻河边村，在政府支持下开展深度性贫困综合治理实验。图/受访者提供

李小云的理念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他反对在乡村建设样板，但现在，他深谙样板的重要性。因为一些乡村已经破败，如果没有规划，很容易花了很多钱，却达不到效果。

“我们不应规定农民该建成怎样的房子，而样板示范，就是要给农民一个参考。”李小云拿河边村举例，村里的厨房既可以使用煤气罐，减少烧柴污染，同时，也留下一个柴炉灶，可以用柴火炖肉。这样，既解决了原来厨房脏乱的问题，也保留了部分原来的生活方式。“农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总不能让农民就那样待着。很多人认为不要强迫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一种冰冷的回避”。

李小云有时候也会感到纠结，“很多情况下，我们在乡村做的工作，我们自己的主导性很强，所以尽管我们非常小心翼翼，使得我们的主导性能在根本上体现农民的利益，但还是会有农民自主性不够的问题。”

不止于批判

相对于“学者”这个称号，李小云更愿意被称作实践者。他认为，探索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单纯的批判更有意义。“批判很重要。我是学者，我到乡村去主要是学习，很难做批判。”

实际上，李小云说不做批判，但他把批判的视角转换为实践的探索。李小云所做的乡村实践就要确保农民是受益的主体。正因为如此，他在昆明的实验叫利益留存机制创新，就是在乡村里发展的产业业态，一定要以农民为受益主体。

这也是李小云反对将乡村开发成新的业态以后，交给外部的企业、外部的资本来运营的原因。企业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三个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管理技能不对称、资源不对称。一旦把乡村的资源交给外部企业，大部分的利益肯定是被企业拿走，所以，李小云将农民组织起来变成农民合作社，培养乡村CEO。

在雁塔村，李小云团队将盘活的资产交给村集体，由村集体成立公司，雇佣优秀的年轻人做职业经理人（乡村CEO），从而解决管理技能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帮他们授信贷款，解决资源不对称的问题。

李小云并不因为小云助贫的公益性，就排斥政府的公共性资源。李小云的乡村实验，始终离不开与政府的合作。在他看来，政府在脱贫攻坚各个方面都有很大投入，但以前，农村没有好的组织形式，也没有能力和人才来做这些事情，政府没有办法投入，有了农民合作社和乡村CEO，合作才有了载体。

李小云坦承自己并没有找到乡村振兴的终极答案。“小农户如何不受大市场的盘剥，国家如何支持小农户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我们当今乡村振兴的问题，也是当今国家现代化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方案，但是我能找探索这个方案的一些线索和路径。”

乡村CEO算是李小云找到的一些线索。此外，利益留存机制，资产盘活、资产管理和资产经营分离，也都是李小云正在捕捉的他所谓的“线索”和路径。

2018年初，伴随着河边村第一家合作社“西双版纳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李小云将“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正式移交给全体村民，由农民建立和主导，管理和运营，运行至今，完全做到了不受外部公司干预，所有的利益都回到农民手里。

“知道问题在哪里叫线索，知道为什么成功也叫线索。”李小云说。在提供路径和线索的过程中，李小云是带着公益慈善的价值来参与乡村建设，参与社会发展，并非做简单的慈善公益，而是想办法探索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和思路。他将自己在河边村做的工作称之为“方案公益”，即在社会经济有问题的场域里，帮助有问题的群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越俎代庖，直接成为解决问题的实施者。

这种理念，使得他在公益原教旨主义和公益市场主义之外，趟出了第三条路，即公益改良主义。

做河边村实验，李小云是要探索如何把政府投入到贫困地区的资金，转变成农户能够持续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建了房以后，又建了瑶族妈妈客房，从原来仅仅居住的功能，就变成了自住与民宿双重功能。国家支持建房的钱就变成农民能挣钱的资本。

但政府资金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和房屋的框架建设，如果要建设民宿，政府的资金无法用于购置床品、窗帘等耐用消费品，也没有修建卫生间、厨房的财政预算，而且政府也缺乏如何规划该项目的能力。

2021年3月29日，李小云与麦地冲村民交谈。摄影/刘冉阳

因此，小云助贫承担起解决政府预算无法覆盖的那部分工作，通过公益捐赠筹集资金，补充政府资金的缺位。2015年的“99公益日”，李小云发起了“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全国4000多人为这个项目捐款，共筹集到120万资金，2016年又筹集到了 80多万资金。

“我们希望做到这个过程人人受益，不会产生悬崖效应，而且真正获得的利益主要留在农村，留在农民手里，不会被外部资本拿走了。这个想法就是要通过一个机制来做。”李小云说，“今天看来，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做成了，在河边村都能做成，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其他地方也能做成。”

李小云团队在昆明市也做了6个村庄，通过闲置资产盘活，吸引城市动能进村。他们还在临沧，怒江和昭通做不同类型的乡村实验。然而，在其他地方却没有在河边村做得那么顺利。因为做成需要很多元素——政府资金的支持，当地农民的意愿，乡村面对社会创新的纠结和张力，“比方说强调农民为主体，但在实践上又很难和现代的东西对接，这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

现代化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不可能在村庄把村民都改造成为现代人”。如果强调农民为主体，那么农民第一个选择是到城市居住，所以，李小云正在做的事让乡村和城市“都一样”。

李小云认为，河边村的模式很难复制，但河边村的很多要素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会不会觉得忙活了几年，到头来人们都出去了，河边村又回到了原点？

面对这个问题，李小云连连摆手，“我们不能把所有人都留在乡村里！”他向《中国慈善家》介绍，做河边村实验，最初有两个思路，第一，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留在乡村里，乡村总的来说，人还是很多，还要继续推动城镇化，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同时，要把能留下人的乡村建得更好。

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硬着陆变成软着陆的今天，乡村振兴更多是战略性的工作，如果没有持续的工业化，持续的城镇化，依然会有很多人留在乡村。“因此，我们做一个实验可以，但并没有真正找到让乡村振兴的方案，最终的乡村振兴还在于国家现代化的继续推进。”

同时，乡村建设还面对人才缺失的问题，乡村资源那么丰富，有的可以做旅游，有的可以做产业，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关键是没有人，能人早就出去了，乡村为城市提供能人，但现在是需要一部分能人回报乡村的时候了。

对于李小云而言，一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当你信心满满地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却发现解决不了，只能放弃。”他最大的遗憾是，在很多的乡村做的事情，并不都是按照最初设计做的，“能实现30%就不错了。这个过程充满了失败，我必须时时刻刻在心理上准备好面对失败，而不是时刻准备着庆祝胜利。”

并非全是情怀

尽管李小云自谦2015年以前，自己都还是公益领域的外行，但实际上，他很早就开始进入公益领域，无论是发展干预，还是社会创新，都深度参与。直到河边村实验，他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名公益的实践者，对筹资、捐赠、资本和公益等问题有了切身的体验，也开始思考公益的发展问题和解决之道。

在新书《公益的元问题》里，他提到，“我从只知道‘公益’这个名词，到参与公益的项目和研究，到最后成为一个在基层和乡村从事公益的实践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实现了人生的转变。就像我在一些地方讲的那样，我从一个教授，变成了一个学生。”

目前，中国农业大学的定点帮扶县云南临沧市镇康县就在缅甸果敢对面，李小云团队正在做小落水村项目，仅去年12月就去了4趟。从县城到村庄爬山路要两个多小时，山路颠簸，每次坐车都恶心难受，但他甘之如饴。

2021年12月，李小云在临沧乡村。图/受访者提供

有人将李小云的这份坚持解读为情怀，但李小云并不认同，“我不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坚持在乡村工作都出自所谓的情怀。”

李小云有些得意地炫耀起自己爬山不输给年轻人的体力，“等他们呼哧呼哧爬上来，我都已经等着了。”他坦言其实自己也挺费劲，但是走一步就觉得很幸福，很舒服，空气新鲜，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这种喜悦感所产生的激励叫专业主义”。

更大的幸福感来自于收获。李小云突然间发现，自己变成学生了，每听到一个新村庄就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然景观，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景观。这让他觉得新鲜，知识系统得到更新。

李小云做河边村时，长期接触的是瑶族村民，后来到了山下傣族的村子，每次下山，他都带着所有朋友到认识的傣族朋友家里吃饭，体会瑶族和傣族的差异。再后来，他接触了苗族、哈尼族、佤族⋯⋯不同文化带来差异，让他感到新奇，永远觉得有学不完的东西。

在实践的过程中，李小云不断思考，用村里的人和事串联起来，零星发表在各媒体平台，丰富了学术思想，真正进入到了真实世界，“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学者的最大的收获。” 

2021年，李小云将过去几年的思考收录成册，出版了《贫困的终结》和《公益的元问题》两部著作。在两本书中，他从根源上去探讨贫困顽固存在的原因和公益面临的核心问题。

“慈善公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慈善公益的思想和实践要通过家庭、朋友和社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这样的系统，一代一代灌输下去。”李小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和西方相比，中国落后的不是公益组织，而是公益社会，“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公益机构、公益组织，和一个完全不完善的公益社会之间的矛盾。”

李小云畅想着人人公益的到来，这也是他心目中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感到幸福，有一天你得到帮助的时候，你会觉得幸运，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一个信仰和价值中做慈善，这是一种价值驱动，而非情怀。” 

对话李小云：时刻准备着面对失败

李小云是个强势的人，一打开话匣子，就按照自己的逻辑滔滔不绝，完全不理会记者的提问。但他又不时透露出孩子般的天真，会献宝似地展示着在村里拍的照片，迫不及待地分享他感受到的乡村之美。

《中国慈善家》：每到一个新的项目村，你似乎都会先去建厕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执念？

李小云：其实我很早就有这种执念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刚从国外回来，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造中国农业大学中德中心楼的厕所，给厕所墙面都贴上了瓷砖，因为在德国，厕所里都贴着瓷砖，看着特别干净，这是一个文明的象征。

这么看，我的思想好像是受西方的影响，但是咱们再想想，追求干净卫生，难道就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追求吗？这实际上是最简单的现代化。我们经常把现代化讲得都特别宏大，似乎只有汽车洋房才是现代化，其实现代化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实践，日常生活实践的文明化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所以我现在到村子里工作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和农民一起修厕所。希望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到现代化，真正能够实现现代文明。

《中国慈善家》：做了这么多项目村，经常北京云南来回跑，不累吗？

李小云：当然累，你想我都60岁了。如果我没有一种支撑，没有一种觉得是自己的事情，我能坚持7年吗？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的情怀能够让他坚持这么长时间，它必然是一种价值，你相信这个事儿，并且喜欢它。其实我爬山也挺费劲的，但是我走一步就觉得很幸福，很舒服，闻着新鲜的空气，我觉得我在做一个专业的乡村建设，我在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这种喜悦感所产生的激励叫专业主义。

所以我常说，现代化要靠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价值，二是专业。

 《中国慈善家》：坚持了这么多年，乡村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反哺？

李小云：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受到他的情怀、专业、爱好、价值观，以及个人所受教育的影响，包括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的家国教育，也包括我们在国外学习受到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共同影响，就组成了我的标签。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收获，不会激励我继续做下去。第一个收获就是，不同文化带来的差异，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学生，在一个一无所知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的经验，所有的事情都要去问，去了解。

第二个收获，当我每次跟村民、村干部一起从山下走到山上，从这个村头走那个村头，这是什么草，这是什么树，随时问，随时学，对于我这种年龄来说，真的是一个新的空间。

第三个收获，也是我能写出《贫困的终结》和《公益的元问题》这两本书的重要原因，书里全都是故事，是我在村庄里遇到的人和事，都是我的思考，所以丰富了我的学术思想，让我真正进入到了真实世界，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最大的收获。

 《中国慈善家》：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知行合一”了。

李小云：说“知行合一”太过道德层面了。因为我们是去乡村做公益，不是商业行为，就会觉得很轻松。从这个角度，当你把公益作为一种价值，用这种价值，用慈善公益的思想来指导你的行为，你遇到的就是善的。

我们每次到村里，村民们给我烤土豆，煮鸡蛋，每天都觉得很温暖，因为大家是平等的。我们一分钱都不要来到这个村庄，帮他们做事情，农民真的感谢我们，回报我们，你就会觉得这种饭吃起来都特别香。

 《中国慈善家》：做了这么多年乡村建设，有什么遗憾吗？

李小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一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当你信心满满想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还是解决不了，只能放弃。

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遗憾而不是挫败感，因为到我这个年龄，已经理解社会了。我们在很多村庄做的事情，能够实现30%原来的设想就很不错了，整个过程充满了失败，所以我每天都在心理上做好准备迎接失败——不是因为我必须面对失败而不得不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而是我必须时时刻刻准备好心理来面对失败。要面对现实，而不是为胜利欢呼。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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