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女童保护’的过程很难。有时就好比你想吃一道菜，却发现现阶段只能从买菜籽的步骤开始。要种很多年，也许它才会长成。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雪梅。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孙雪梅还记得第一次来月经时，她正和几个同学一起走山路返校，走不动，以为是生病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躲藏着不想别人知道，觉得很羞耻。如今，作为“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的发起人，她每次讲授性教育课程时，都会拿出一片卫生巾，轻轻地展开来，告诉台下的女孩子们该如何使用才安全卫生。孙雪梅出生在贵州省习水县的一个小山村，儿时性教育的匮乏，让她对改变的迫切性体会更加深刻。2013年，有感于当年频发的性侵案件，孙雪梅与百名女记者联合发起了“女童保护”项目，致力于普及儿童防性侵安全意识。然而，公益普及之路充满荆棘，“女童保护”防性侵课程的普及与每年频发的儿童性侵案件形成了一明一暗的对比。仅2021年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就有223起，受害儿童逾569人，其中近八成为熟人作案，而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例仅为冰山一角。按照性侵案1:7的隐案率，实际发生的案件数量至少是曝光案件的7倍。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立案6633件。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在阳光下普及性教育，“女童保护”从儿童防性侵开始，后拓展到青春期性教育，再到启动研发分年龄段的性教育课程，不断扩大课程普及范围，并推动政策和法律的渐趋完善，试图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民间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我们会抓住每一个有可能发生改变的机会，谨慎前行，至少让这一代孩子不再重现上一代人完全没有性教育的人生。”孙雪梅说。3月3日，孙雪梅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这是自开展“女童保护”项目以来，她收获的又一份殊荣。这已经是她从事这个项目的第九年。2013年的夏天，频繁曝出性侵女童的案件，有媒体统计，仅20天内就有8起案件发生，不断触碰着大众的神经。尤其是“海南校长带幼女开房案”曝光，海南省一小学校长和万宁市一政府单位职员带6名女学生开房的恶劣行径，让孙雪梅受到很大的“刺激”，她决定联同一些志同道合的女记者，行动起来！6月1日，“女童保护”发出第一条微博，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保护儿童免遭性侵害。伴随着这条一经发出便转发过万的微博，“女童保护”公益项目正式成立。凭着对恶性事件的愤怒和想要做点事的冲动，不到27岁的孙雪梅就这样开始了她的公益之路，彼时，正在《京华时报》当记者的她，对于这份公益事业该如何展开，还很迷茫。孙雪梅在给青春期学生讲授“拥抱青春期”性教育课程。受访者供图
初始目标很简单，希望让公众意识到防性侵教育的重要性，“只要推动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的常态化教学就算大功告成”。那时大家想得也简单，以为只需要两三年，至多五年就能做完这件事，没想到一做就做了9年，并且还远远没有达成目标。 孙雪梅慢慢意识到，观念的改变不只需要广撒网式的普及，还需要同时推动政策的出台和制度改变，才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此，“女童保护”创立之初，就设置了“两条腿走路”的路径，一方面要自上而下，通过每年召开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发布统计报告等形式，与众多有识之士一起，推动政策改变。另一方面，还要自下而上，制定教案，培训讲师，推广儿童防性侵教育课程，改变公众的意识。这也是“女童保护”后来一以贯之的路径。尽管提前预估了人们对于“性”话题的敏感，以及普及可能遇到的难题，但早期的试讲中，现实还是让孙雪梅“吓了好几跳”。一堂只要40分钟的课程，加上一份儿童防性侵小手册，却是机关重重，稍有不慎便会触发。第一次试讲是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一名随行的男记者上台，给孩子们讲述了他采访过的一个案例，当讲到学校里的宿管老师趁孩子们睡着后实施性侵，台下有的孩子露出惊恐的表情。此后，经与心理专家沟通，给年龄小的孩子授课时，教案中明确不能直接讲述任何性侵案件。第二次试讲，孙雪梅正讲着，一个小女孩兀自哭了起来，下课找女孩谈心才知道，小女孩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课程里提及“遇到事情要找爸爸妈妈讲”，这句话触到女孩的脆弱情绪。于是，孙雪梅立即修改教案，提出“监护人和家长、信任的大人”的概念，而不再单独只提及父母。通过一堂课一堂课的试讲，孙雪梅不断摸索着儿童防性侵课的边界：既要避免恐怖教育，也要避免冷漠教育。在项目刚开始的半年时间里，孙雪梅还带领团队反复请教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方面专家，在经过40多次修改后，第一版儿童防性侵教案才基本成型，用于培训考核讲师后，开始较大规模面向孩子授课。此后实践中也还有修订，到2021年4月份最新一版，这份教案已经经历了57次修改。回顾刚开始推广儿童防性侵课程的时光，孙雪梅用“如履薄冰”四个字概括。对于她来讲，这个领域的种种问题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打开一个套娃发现一个问题，再打开一个，又是一个问题，“到后面你会发现，改变观念这件事，根本做不完”。那段时间，孙雪梅白天写稿，完成日常工作的要求，利用公交车上、晚上的各种零碎时间处理“女童保护”的相关事宜。因为本职工作也繁忙，孙雪梅往往把公益工作安排在周末，周五一下班便飞往全国各地，有时候是展开试讲，有时候是培训志愿者讲师，周日下午再飞回北京。2013年9月4日至6日，孙雪梅在云南大理漾濞县双涧九年制学校讲课。受访者供图
随着儿童防性侵教案的逐渐成型，社会需求也多起来，希望给初中生也讲。2014年，“女童保护”团队希望拓展一套适用于中学生的青春期性教育课程。然而越向这个领域深入，孙雪梅越感到问题的复杂和艰难：“防性侵教育从安全角度切入，相对来讲更容易推广，但是涉及到更深的性教育的知识，推行却难得多。” 在讨论青春期性教育课程该如何开展的内部研讨会上，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学副校长提出，他们的学生对于性并不避讳，还会给老师介绍对象了，这套课程理应包含更加丰富的性教育知识；而来自某偏远地区的教育局工作人员却认为，最基本的生理知识和人身安全信息就足够了，尺度太大的内容，他们那里的孩子和家长接受不了。城乡之间巨大的性教育鸿沟，让这套教材的编撰一度陷入泥潭。直到2018年，历经多次修改，这套面向6至9年级学生的“拥抱青春期”性教育课程才得以正式进入课堂。在一次次试讲和修改教案的过程中，孙雪梅注意到公众对性知识仍然欠缺。很多家长对于性教育的认知仍停留在“这是会教坏孩子的东西”上，且羞于和孩子直接讨论；即使是来面试的志愿者讲师，在培训前，有的人还认为经期不能洗澡。对于“性”这样一个敏感的议题，孙雪梅开始思考，如何用更加专业的方法做公益，以避免其中的坑洼。2015年，“女童保护”升级为专项基金，设在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下。同时出台了《“女童保护”讲师管理办法》《“女童保护”地方团队管理办法》，向规范化和专业化迈进。例如在讲师的管理上，“女童保护”的志愿者讲师需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成绩达90分以上才能授课，且只有一年有效期，过期需要重新考取讲师资格。2016年，“女童保护”发布了儿童防性侵教案家长版，开始向更广泛的家长群体普及防性侵知识。作为两个女孩的妈妈，孙雪梅能够很坦然地和孩子谈性，当孩子问妈妈，“为什么你的胸部是鼓起来的，而我的没有”时，孙雪梅会自然地回答，这是乳房，等她长大一些到了青春期会发育也会有，同时还会加上一句：“这是隐私部位，别人不能随便碰哦！”她说，做“女童保护”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可以不慌乱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但是这样的教育往往只是发生在部分人群的家里，而不是所有孩子都有。 性教育的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孙雪梅看来，推动儿童防性侵意识的普及，客观上推动了大众对性教育的接受程度，循序渐进是一种策略。推动性教育大规模进入学校，同样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做好调研，还要试点带动，其中也有微妙的平衡。2013年6月30日，江西省瑞昌市赛湖学校女学生在教室展示民警给她们免费发放的《女童防狼手册》。图/IC
因为媒体人出身，加上一段时间“摸爬滚打”，孙雪梅认识到，作为需要改变大众观念的项目，无处不在的传播非常重要。传播本身可以带动更多人参与。“公益就是需要越多人参与越好。”孙雪梅希望调动一切力量共同推动下去，但不希望被贴上“过激”“性别对立”的标签，她说，男女平等是相对平等，彼此尊重。这些年来，每当社会上曝光一起性侵儿童案，“女童保护”都会紧跟热点进行防性侵知识宣传。例如2017年，性侵案件频发，特别是掀起舆论高潮的红黄蓝事件、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事件的曝光，使公众哗然不已。“女童保护”紧跟发布相关知识普及文章，媒体也大量引用“女童保护”发布的报告。根据第三方数据，当年涉及“女童保护”的媒体报道共有29242篇（次），成为年度曝光量最大的品牌公益项目。孙雪梅从不放弃任何一次传播“女童保护”的机会，不免被人质疑“作秀”，2014年被问及此问题时，她回答说，“为了孩子们不被性侵，我愿意认真‘作秀’。” 然而，广泛的传播带来的并不全是正向的反馈。2018年夏天，孙雪梅在作客央视《朗读者》节目中，谈及女童遭遇性侵后可能会产生的种种后果，其中之一，原意是遭遇过性侵的女孩在未来如果当了母亲，有可能会将这种心理阴影传递给下一代。2022年4月20日，河南安阳，一名小学生在学校组织开展的性教育讲座课堂上，手举着男女性别符号积极举手发言。图/视觉中国这句话被个别网友误读，解读为“‘女童保护’只是为了保护女孩的子宫”“保护女童是因为她们能传宗接代”，并对孙雪梅展开网暴，甚至有人谩骂她的女儿，逼得她不得不公开回应。她一再解释说，对于女孩遭遇性侵的后果，她在节目中谈及了很多种，而不只是影响日后当母亲这一种。 风波过后，孙雪梅意识到，传播对于公益当然重要，但也需要了解传播途径的特点，特别是网络对信息的碎片化处理，避免不必要的传播偏差。此后，“女童保护”不允许单独截取某一小段课堂片段到网上传播，也是为了防止“断章取义”。九年的公益之路，孙雪梅不再像当初那样容易冲动和愤怒，她依然性格开朗，说话语速飞快，但对于争议性话题，她显得更慎重了。“女童保护”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越来越多的地方妇联、教育局等部门主动要求开展合作。有一个里程碑是在2021年，“女童保护”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预防儿童性侵、被害人救助、心理疏导、合适成年人到场、普法教育等领域深入合作。有人说“女童保护”的成功出圈是由于孙雪梅的媒体人身份，但她认为这只是一方面，“最核心的还是我们的产品质量把控。再放大一点来讲，就是民间组织的不可替代性。”孙雪梅对《中国慈善家》说。沿着儿童防性侵这条路线，孙雪梅开始向纵深发展，2018年，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成立，“众一”意即“万众一心”。除了继续“女童保护”项目外，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的项目还增加了“拥抱青春期”性教育项目、“微光者行动”资助贫困高中生就学项目。近年来，儿童防性侵领域已有多个政策不断在改善，比如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延长受性侵儿童的民事诉讼时效。同时，“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已被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部也印发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要求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应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有序铺开。“女童保护”设立之初的朴素愿望已成真，但在孙雪梅的视角里，性教育的普及之路仍旧漫长，“即便防性侵教育纳入了九年义务教育，也不代表就能顺利普及。”2019年，孙雪梅在西双版纳勐海县民族小学向学生讲授关于如何分辨性侵害的相关知识。受访者供图
在孙雪梅看来，当下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缺教材，二是缺师资。在教材方面，尽管“女童保护”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儿童防性侵教案，但要想在进校园的过程中适应各个年龄阶段的知识需求，还远远不够。因此，在现有的儿童防性侵和青春期性教育教案的基础之上，“女童保护”目前正着手研发一套系统的性教育课程体系，涵盖从幼儿园到初中各个阶段。师资的匮乏不仅是教育系统的困扰，也是孙雪梅一直面临的难题。基金会的人力运转成本极为有限，而全国范围内都有课程合作需求，人手不足的短板格外凸显出来。2017年，“女童保护”的志愿者讲师数量已经超过三千人，各地对于儿童防性侵课程仍“供不应求”，孙雪梅意识到，如果再不对整个团队进行梳理，仅凭3名全职工作人员无法为数量庞大的志愿者讲师继续提供服务。之后的两三年间，“女童保护”逐步将全职人员增加至10人，秘书处工作更加顺畅，包括教研、财务、传播、办公室、合作发展等部门，孙雪梅称之为“中枢机构”；同时通过培训考核，将志愿者讲师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梯队，中高级讲师可以直接培训初级讲师。团队发展起来后，孙雪梅不必再“事必躬亲”，也从具体事务的打理中逐渐抽身。“这一步我们走晚了，”孙雪梅叹了一口气，“早期我们对全职团队建设不太重视，总觉得筹款量还达不到去做这件事的水平，实际上团队的规范化对于公益组织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意识到这一点，与孙雪梅自身的学习不无关联。2017年，她参加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益行者”项目，深入学习商业和公益如何共同创造价值，2019年赴美交流学习，2020年入学长江商学院EMBA，2022年4月，她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将开启为期三年的领导力项目学习。尽管性教育方面的政策在改进，观念也在普及，但每年仍旧有许多触目惊心的性侵案件发生。孙雪梅认为，情况的改善应该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去观察。在她规划里，“女童保护”不求发展速度快，不求规模过大，而是沿着“性”这条线，从防性侵到性教育，再到向受性侵伤害之后的部分孩子进行一定的事后援助。“推动的过程很难，要做事，有时就好比你想吃一道菜，却发现现阶段只能从买菜籽的步骤开始。要种很多年，也许它才会长成。但没关系，我们就是这些播种菜籽的人，未来也会一直耕种下去，直到它们生根、发芽、长出来。”孙雪梅说。2021年10月21日，四川省华蓥市双河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听取专业人员为他们讲解预防性侵害等知识。图/IC
2013年底，孙雪梅怀上了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女童保护”项目刚刚成立，她大着肚子四处奔波，剧烈的妊娠反应让她难以承受。生产过后，孙雪梅又陷入了一定的产后抑郁，尽管不严重。作为新手妈妈，不仅要工作，还要做“女童保护”，那段时日，她几度想要放弃。2014年11月3日，这是让孙雪梅刻骨铭心的日子，她被邀请参加一档节目，同台的嘉宾中有一位性侵受害者家属。当他讲述孩子的遭遇时，孙雪梅的心揪了起来，她再次感受到项目成立之初的那股冲动。下了节目她便决定，推广防性侵教育这条路，再难也要做下去。“有时候就是机缘吧，冥冥之中注定要做。” 怀第二个孩子时，孙雪梅没有再动摇，剖腹产结束后仅41天，她便带着两个孩子前往徐州启动当地的“女童保护”项目。哺乳期去欧洲出差10天，她将母乳全部托运带回国，加上冰块一共24公斤。这位来自贵州一个小山村的姑娘，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主持人是黑白电视机盒子里光鲜亮丽的存在，也象征着远方。但梦想实在遥不可及——孙雪梅家境贫寒，家中五个兄弟姐妹。为了养家糊口，孙雪梅的父亲一边在村小教书，一边下地耕种。早上天还没亮，孙爸爸就牵着牛下田犁地，结束后马上去给学生上课，放学后再赶回地里。沉重的生活负担让孙雪梅的父亲喘不过气，但仍热心公共事务。即便退休后，村里要通公路时，孙雪梅的父亲还自发张罗大家众筹修路，又主动当起监工，直到公路修整好。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孙雪梅也遗传了父亲上进、肯吃苦和“爱管闲事”的特点。她从小发奋学习，2004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北财经大学，2008年又获免试推荐资格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新闻学是她一直选择的专业，“自认为有点朴素的正义感。”说到这里，孙雪梅停顿了一下，笑了起来。
孙雪梅发布《“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受访者供图
儿时的困苦彷佛并没有在孙雪梅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后参加各种班级学习，她总是班级里最活跃的那一撮。现在在长江商学院学习，孙雪梅也常常主动承担班级杂务，还组织同学每半个月打一次篮球，乐此不疲：“这点我也像父亲‘爱管闲事’。”她打趣道，“不爱管闲事的人，哪能去做公益呢？”孙雪梅一直在向前看，她说自己一直在追求视野上的开阔。幼时努力学习是为了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世界。在公益的道路上，她也会纠结是否应该转型成为全职的公益人，但除了收入限制外，她很看重媒体带给她的视野。“人是很怕陷到一个井里，看不见外面的。”在孙雪梅的职业生涯里，公益和媒体相得益彰。自2015年进入凤凰网担任公益主编，孙雪梅便主力打造了“行动者联盟”公益品牌，为公益组织、明星名人、创意界、企业等各方搭建跨界合作的平台，也提供专业的公益咨询。2020年，她升任凤凰网副总编辑。在孙雪梅看来，公益是一直会做下去的事业，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未来她还想要发展“人生的第二曲线”，在商业领域有所建树。“‘女童保护’让我快速成长，打开了更多领域的大门。”孙雪梅说，她不惧怕人生的任何挑战，“因为我确定不想要平庸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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