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不要因为一个事件，就彻底打击所有平台和整个慈善行业

从法律从政策的角度对一切善行更宽容、更包容，认可老百姓做慈善的更多的形态。

9月15日至17日，第十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主题为“共建现代化慈善，聚力高质量发展”，共有2931家机构、2882个项目参展。短短三天，超2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观、参会，达成意向对接资源逾79亿元。

中国慈善行业正进入发展的关键期，但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慈善行业也面临着巨大挑战。近期中华儿慈会9958项目事件，也暴露出部分慈善机构项目监管不严的问题，慈善事业公信力应当如何建设？慈善的方向应在何方？针对这些大众关心的行业问题，《中国慈善家》在慈展会会场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

《中国慈善家》：您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来促进慈善的高质量发展。如何诠释“中国特色”？

郑功成：慈善基于自愿，必然要适应本国文化，要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除了遵循现代慈善事业的客观规律，还须实事求是地植根于中华慈善文化，与现行制度融为一体。

中国的传统慈善是一种朴素的爱心善意，强调的是邻里互助、亲友相济，身边谁有困难，我们就会自发地帮助他。反过来讲，我们有困难，身边的人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实际上是一种互惠。

如果按照欧美现代慈善的判断标准，中国的慈善看上去会很苍白，因为家庭保障、亲友相济、邻里互助是不可能被统计的。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理念。这一概念不是空洞的政治话语，更不是为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一方面，历史传承的旧式慈善难以为继。近几十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因人口的高流动性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正在加快步入数字化时代，自古以来局限于局部现实场景的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等传统慈善形态如果不加入现代元素，就很难发展壮大，甚至已经难以为继了。另一方面，欧美模式的慈善又水土不服。因为欧美慈善的标准答案是强调组织化与专业化、募捐与服务相分离、为非特定受益人服务、建构完全独立的第三部门，这些标准与中国人基于恻隐之心救急难且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为特定受益人提供援助的行善逻辑并不一致。

联系现实，可以发现，我国的慈善组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与政府或官方几乎都存在直接或紧密关联性，都具有呼应党和政府号召的大局观，都是募捐与服务融为一体，而非组织化与非专业化的慈善活动也大量存在，为特定受益人服务更易被公众所接受，还步入了数字化转型新发展阶段，等等。这些事实表明，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既非历史上的旧式慈善活动的传承，亦非欧美式现代慈善在中国的翻版，而是注入了中华慈善文化元素，打上了现行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烙印。

同时要求形塑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政慈关系不是相互脱节的两张皮，更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部门，而是目标一致、配合联动、同向而行、相得益彰地向前发展的协同体。政府在适度监管、有效监管的同时，要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政策与财税支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营造出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慈善组织则要具备自我发展、自主运行的专业化能力，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特别要指出的是，社区慈善能充分体现中国慈善事业的本质，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根基所在。我们既要鼓励和支持组织化、专业化、为非特定受益人服务的慈善组织发展，也要鼓励和支持非组织化、非专业化、为特定受益人服务的慈善活动发展，进而从法律从政策的角度对一切善行更宽容、更包容，认可老百姓做慈善的更多的形态，法律法规政策不能跟老百姓较劲。

《中国慈善家》：在您看来，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郑功成：社区慈善应当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没有发达的社区慈善，不可能有发达的中国慈善事业；只有发展好了社区慈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才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才能在既弘扬中华慈善文化又植入现代慈善要素的稳固根基上成长为日益宏伟的社会事业，并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绽放出异彩，成为走向共富的有益力量。因此，我国需要传承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弘扬互助友爱的时代精神，培育千万个社区慈善公益组织，造就千万人自觉参与的志愿者队伍，让其立足社区、服务社区、动员社区资源、提升社区品质，以社区之凝聚力激发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慈善公益的内生动力，真正造就与共同富裕新时代相适应的和谐社区、幸福社区。为此，需要鼓励民间首创，强化理论引导，加大实质性的政策支持。如对社区慈善公益组织采取备案制，推动基层政权与社区慈善公益力量有序对接，引导社会资源投向社区，促使社区慈善公益与社区建设、基层治理、人民幸福融为一体。

正因为社区慈善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正在启动社区慈善实验项目，拟通过开展若干个社区慈善试点，总结中特社区慈善发展的一般规律，提炼出有推广价值的社区慈善模式，为我国社区慈善的发展提供有效示范，进而推动整个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慈善家》：想要打造人人慈善的文化氛围，慈善行业公信力问题很关键。近日儿慈会9958大病项目廊坊负责人卷款跑路的事引发了大众关注和强烈质疑。您如何看待行业的信任建设问题？

郑功成：慈善事业应该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因为它利用的是人们的爱心和善意，这个不能伤害。它不应该是商业逻辑，它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慈善的逻辑，对它的公信力的要求高一点，是理所应当的。

这次儿慈会的事件，应该理清责任人。骗捐的人，该负法律责任的要负。机构把关不严的，要自省自查，严格自律。

但我很想向公众呼吁的一点是，希望不要因为这次的事件，把接收捐赠项目的互联网平台给否定了。我们应当讨论这种事情发生后应该完善法律法规来理清平台等相关各方的责任，但也希望不要对现在的慈善事业太有洁癖。现代的慈善事业，组织化、专业化的慈善，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一个结果，如果有错误发生，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错误。

我不是太喜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比喻，理想状态下的慈善领域不该是一锅粥。“老鼠屎”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例，把它拎出来丢掉即可，哪个机构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机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环节，哪个人欺诈就处理哪个人，希望不要因为一个事件就打击所有的平台和整个慈善行业。

《中国慈善家》：民营企业是中国慈善的重要力量。近一段时间来经济和部分行业震荡，包括备受关注的地产行业。这可能影响到企业家族慈善的规模。您如何看待未来企业的慈善趋势？

郑功成：统计数据

表明，企业慈善

是我国慈善事业的主力军。在有组织的慈善活动中，企业捐献要占60%以上，其中民营企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民营经济走低，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在慈善领域的贡献。这两三年由于疫情的影响、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民营企业确实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但我觉得对于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还是要有信心。因为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并未改变，中等收入群体必定持续壮大，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其支撑。现在遇到的问题很复杂，最近国家发改委设立了民营经济局，这应当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其积极的信号。

《中国慈善家》：本届慈展会也强调“科技向善”，并有不少与科技和数字成果相关的展区。您有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郑功成：2023年8月，我到宁夏去了解腾讯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合作的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公益试点项目。他们给新生儿做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普查。本来这是已经纳入国家公共卫生范畴的工作，但从过去的实践来讲，欠发达地区刚生下来的孩子很难得到全面的先心病普查。即使普查了、发现问题了，家长也不见得就愿意认真对待，等到年龄再长几岁，发生严重的问题了，治疗成本就很高了，有的甚至成了终生疾病。面对这种情形，腾讯就设计了一个小程序，对新出生的婴儿，在72小时以内做全面的检查。我在那里现场观摩过，医生检查新生儿的心脏，连在手机上的小程序上就会显示各种指标。通过这个小程序再连接到乡镇卫生院、市里、省里面的数字化网络，就能留下有效记录。小朋友查出来有点问题，就能迅速联动上一级的医院，做跟踪诊断，一旦确认就启动治疗方案，真正将先天性心脏病及时治疗好。这就是科技向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过小程序开始并持续跟踪，提升了治疗的能力和方式，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目的。

腾讯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合作的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公益试点项目。医生正在通过软件查看儿童相关信息。

我们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方式，形塑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新业态，也为新时代慈善事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创造了全新的契机。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其数字化、智能化，彻底改变了传统慈善活动的时空观及联结管道，打破了慈善项目、慈善服务的行业界限与地域限制，进而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无限想像空间与巨大发展机遇，也创造了方便公众行善、有效对接有能力者与有需要者的有利条件，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来促使慈善事业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应当通过技术创新搭建更加便捷、更具吸引力的慈善新场景，推动慈善项目设计创新，提升慈善服务的精准度，增强慈善组织与捐赠人及社会公众之间信任，降低慈善运行成本、提升慈善运行效率，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造新样本，进而形塑出健康持续的慈善新形态。

作者：龚怡洁 吴可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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