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热议：薛定谔的试剂，多少人的青春？ ​

据说，对无数“生化民工”而言，关于“延毕”的恐惧，通常有4大段位：

青铜级：老板突袭

白银级：实验室紧缺

黄金级：仪器Bug

王者级：试剂造假

正所谓终极恐惧往往源自最不经意的角落。因为数据一旦报异常，往往只有在对流程、操作、仪器等一系列参数进行重新排查过后，才会怀疑到基础试剂上。而研究误入歧途，耗干的却是一轮又一轮的时间与热情……

实际上，试剂造假并非偶发事件。之前曾提及一篇传遍科研圈的知乎热帖，就有粉丝纷纷表示中箭。

图片来源：知乎

援引科学网联合《科学新闻》的一封报告，其荼毒之深或能管窥一二：在样本量为500人的调研中，近43%的科研人曾使用假冒伪劣试剂耗材，比例之高令人咂舌。

一、 溃坝之源：象牙塔里的隐蔽蛀虫

为保证实验成果的可信度，高校和研究院都会首选经过全球科研人普遍复验过品质的进口试剂品牌。但生物材料进口涉及复杂的流程与环节，让造假者有了更多可乘之机。

但伪劣基础试剂的强隐蔽性，让科研人员往往无法第一时间揪出”李鬼”。生物界资深科研人曾表示：“TGFβ是一类在大多数哺乳类动物中广泛表达的物质，其种属间抗原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达到100%，但在实验过程中会随其他因子影响而导致表达水平发生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一般的人很难察觉，有了这些万能指标，公司就能以假乱真。”

二、 系统顽疾：巨额利诱下的猖獗链条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长黄嵩在《中国新闻周刊》曾介绍，他们研究所一年有4000万元经费花在购买试剂上，几乎占据了整体科研经费的1/2。若能从实验室的巨额经费中分得一杯羹，即可获得巨额收益。

利润诱惑驱使下，试剂造价俨然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2017年《Nature》的报道中，黄嵩表示“2013年，他曾在中关村一家打印店里看到印着国外知名抗体品牌的标签；2015年，他看到实验室里有清洁工专门挑拣出空的试剂瓶，才得知有人以低廉的价钱回收空试剂瓶。” 从代理商到打印店，从掺假到伪造，令人心痛的事实是，来源不明的试剂并不少见，防不胜防。

三、 腠理之痛：科研人的守与攻

猖獗的试剂造假，让科研人、甚至整个科研领域，都付出了高昂代价。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研究员席建忠在《科学新闻》中谈及的经历就是典例。他坦言，其实验瓶多次出现黑斑，培养细胞在一周内就死亡了，逐个排除干扰因素以后，发现所使用的细胞培养基DMEM可能是假货。“DMEM太基础了，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它会出问题。”因为实验还涉及很多其他试剂、耗材、仪器，包括团队的人力成本。据他估算，一次这样的事故，损失或高达二三十万。

学术声誉对于所有科研人的价值都不言自明，对于整个国内学术圈则更是如此。若因普遍的试剂造假而导致实验数据的屡屡偏差，不仅阻碍研究者的实验进展，也会令国内的研究结果失信于国际学术圈而颜面扫地。在更高维度而言，科研水准作为衡量当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与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底层推动力量，其发展进程甚至攸关国运。

可以说，相较于上述国内科研界的时间成本与学术声誉而言，直接的实验室经济损失或许已经是最轻的代价了。

为此，中国科研界的相关机构与个人，都在采取相应举措：不购买低价试剂，避开造假公司、并试图摧毁造假产业的盈利模式……一场针对造假产业链的反击战正一步步打响！

一直以来，其实都会有科研人自发在各平台分享出实验室代际相传的避雷躲坑经验，旨在为更多人的科研之路点亮一盏明灯。但基于个体层面上的点状发力，在面对层出不穷的试剂造假势力时显然是杯水车薪。

就在几年前，许多高校和单位也已经开始采用官方统一采购试剂的模式，通过集体采购后再统一配发的方式，可以有效减少科研人员接触不同代理商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很多接触复杂货源的可能性。

科研之路依然漫长，真与伪的决斗依然在继续。每一个前行于这段不断探索、求知的科研者，都需要怀揣一颗求真的赤子热忱，来守卫科学理想国的这片净土。造假的迷雾，就如同科学真相未曾照亮的角落，需要每一个你来投身参与。真理与正义的星星之火，终将照亮所有人前行的道路，让后继的科研人走得更远、更稳！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前路有光，必将同袍而战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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