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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强权不是答案——百年中国的政治迷途

先知思想 2023-09-01



一百多年前,满清政府答应预备立宪,一百多年后中国人期盼预备政改。一百多年前,中国要通过市场化、民主化这两项大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蹒跚在通向这两项大考的路上。(作者:刘军宁)



为了获得推进变革所必须的共识,政府必须要得到民众的信任,然而,晚清政府早就失信于民了。这样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



进一步的悖论是,没有压力,当局不会被触动;一旦有压力,当局又承受不了。



一百多年前,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正式拉开帷幕。在上个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对可能到来的风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盘算截然不同。


体制内的主政者,尽管万分的不情愿,还是在内外的重压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态。而体制外,且已经全面酝酿并着手革命了——终于,辛亥革命在一百多年前的今天爆发了。


关于当时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变革,大体有三种策划:


第一种策划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他们主张树立光绪新权威并对旧体制进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他们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们“休克”的,正是以光绪母辈慈禧为代表的垂帘派。


第二种是以洋务派大臣张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温和改革路线。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是这个思路的积极支持者。


他们认为康梁的路线过于激进、过于极端,药力过猛,现行体制承受不了,一旦启动,反而搅了改革的好局。


因此他们主张对现行体制进行循序渐进的和平演变,一切徐徐图之,边走边看,淡定以对。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慈禧,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预备立宪。


第三种是以孙文为代表的同盟会,他们断然拒绝任何体制内改革的可能性,认为无论如何,满清执政党再也没有资格在中土继续统治下去,必须下台走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并准备以暴力手段实现之。


上述三个策划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认为自己给中国找到了最好的出路。但问题是,这三条路后来没有一条真正改变中国。


体制内激进变革派命运最惨,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宫式的革命,反而被体制内外所共同抛弃;体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来,爱新觉罗家族当然坚决不答应。头可断、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丢;体制内渐进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来化解改制,他们有个响亮的理由,中国不能乱。


虽然满清政府腐朽不堪,怨声载道,但是他们还是声称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们。最终,溥仪终于要面对他和他家族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



民国虽然驱逐了鞑虏,但是清王朝的梦魇仍然继续纠缠着国民党人,他们既要面对内忧又要面对外患,在中国大陆苦苦支撑了三十多年之后,不得不一走台湾了之。因此,面对百年前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得继续思考,而且思路也没有超出上面的三种。


平心而论,上面三种救国方案中,第二种思路听起来最为稳当,最为可取,因为它造成的震荡可能最小,因而代价也最小。


如果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君主专制能够做到软着陆,实现平顺转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然而,接着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路却同样也走不通?


因为要走通这条路,有前提条件需要满足:王朝统治者要真心让权,官员不能继续腐败,民众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


如果王朝统治者让革命党人看出预备立宪只是缓兵之计,那么革命党人肯定不会罢休。如果革命党人认定清王朝即将垮塌,他们肯定不愿意加入体制内接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车驶向废车解体厂?如果满清政府不能制止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官员金盆洗手,而是放纵他们争抢最后一道菜,那么,民众就不可能有耐心。


因此,好心的体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渐进改革所最需要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饭。


这种改革需要一个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众的一举一动,必须像广播体操一样配合统治者的意图。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国家才好治理;只要这样,国家一定能治理好。


然而,民众早就没有耐心了,不愿意再做“广播体操”了。为了获得推进改革所必须的共识,政府必须要得到民众的信任,然而,他们早就失信于民了。


这样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进一步的悖论是,没有压力,当局不会被触动;一旦有压力,当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来,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强权统治者。他们相信,没有由来已久的那种强权体制就撑不起中国这个大摊子。


然而,每个王朝的结局都告诉人们,不是中国人不要这样的强权,而是终究有一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权自身实在支撑不去了。它们实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经撑到极限了。


这一事实是所谓认可第二种方案的人所必须面对的。强权不能持久,这该怎么办?人们可以向往强权,但是不能阻止强权辜负人们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满清政府答应预备立宪,一百多年后中国人期盼预备政改。一百多年前,中国要通过市场化、民主化这两项大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蹒跚在通向这两项大考的路上。


爱新觉罗家族亡了,国民党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来,下面这些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却一直拒绝离开:


是安定,还是动乱?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激进,还是渐进?是改革,还是改制?是问题,还是主义?是普世,还是国情?是专政,还是限政?


这些是未来中国,越来越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问及中国问题之解的时候,许多朋友都回答我:强权就是答案,中国不可一日无强权。然而,我要说:强权不是答案!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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