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机会进行寻租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腐败蔓延开来。《财经》：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治理传统中，存在着一种迷信行政力量的倾向，出现社会经济矛盾时，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往往是加强政府的干预和控制。这种思想至今仍然有很大影响。一些人会说：现在腐败这么严重，难道不应该通过加强干预来抑制腐败吗？吴敬琏：十年的经历表明，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扩大政府官员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民间活动的干预权力，只能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和助长腐败。在苏联式的“国家辛迪加”中，所有的公民都隶属于国家。所以公民从事任何活动，都要以获得行政批准为前提。中国承袭这种传统，在各个领域设立了大量的行政许可。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党政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并且采取了道德号召、党纪国法惩治等措施加以遏制。但是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效果并不彰显。2000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受到经济学家关于寻租问题讨论的启发，提出“权力不正当运用是腐败的源头”，“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重要作用”。当年11月，中纪委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议，“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的力度”。其中首要的重点，就是“改革行政审批，规范行政审批权力”。接着，国务院也设立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据2002年中国政府的报告，国务院65个部门在三年中共清理出各类行政审批项目达4159项，由此可见行政许可之多、之滥。本来，公布的数字本身就有不少“猫腻”。到2004年初宣布这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风头一过，行政审批很快就死灰复燃。2003年颁布《行政许可法》是约束行政权力的一项重要措施。自由选择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本来是公民天然具有的权利。所以，在现代国家，对公民行为选择的基本原则是“非禁即行”“非禁即入”，只要没有法律的明文禁止，公民有权从事任何自己所属意的活动。《行政许可法》禁止随意设立行政许可，这是一个事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端正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遗憾的是，它没有得到严格地执行，而且从一开始实施，就有不少“但书”，保留了原有的投资等行政许可。特别是2003年末出现经济过热问题以后，政府赋予发改委很大的审批权力，进行“有保有压”的微观干预，使行政许可大有全面实施之势。江平：当今中国面临公权和私权的冲突问题。公权和私权冲突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突出的，那个时代只有“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绝对权威下，谁还敢提私权？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在西方国家自由经济状况下也不突出，因为在市场行为中，国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都比较小，且法律对国家行为行使的程序有严格的规定，私权救济的手段也相当充分。只有在中国现今的社会状况下，一方面公民的私权越来越多，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政府干预的巨大空间，公权和私权必然要发生碰撞，甚至是激烈的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改革，减少公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干预的作用和干预的分量，而不是扩张公权力。张卓元：中国贫富差距不合理主要是由于权力的腐败。有人说，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关键是因为私有经济占比太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本、德国、美国的私有经济的比重比中国不知道大多少，可是基尼系数比我国低，怎么来解释？建立市场经济就要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但是由于政府没有实现职能转换，还存在许多扭曲，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财经》：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半市场、半统制”的混合体制却得到了一些人士的赞赏。他们将其称为“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就在于中国具有一个以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强力管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吴敬琏：这种模式不值得夸耀。相反，它所产生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应该正视。由于政府一方面拥有支配资源的大权，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效的制衡，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机会进行寻租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腐败蔓延开来。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就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寻租腐败的规模进行跟踪研究。他们提供的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但是他们共同的结论是：由于寻租的制度基础庞大，腐败的规模是十分惊人的。例如，经济学家王小鲁估算，2005年全国灰色收入规模达到4.8万亿元，2008年则达到5.4万亿元，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由于权力能够带来财富，腐败还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卖官”“买官”现象触目惊心。腐败猖獗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一方面，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暴富；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般农民不能充分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江平：最大的腐败还是权力腐败。本来不应该国家干预的，国家干预得太多，这是造成腐败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这些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党政权力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不仅产生经济腐败、政治腐败，也产生司法腐败。特别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因为有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政府不仅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中国模式”的问题所在，有时候甚至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公权力的作用，这是危险的，也是和法治理念相悖离的。中国的现实是，私权受到公权侵犯的情况更多。因此法律要更多地保护私权，特别是要防止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张卓元：公权力缺乏有力制约是一个大问题。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特别是涉及到土地的很多法律法规，最大的违法主体是地方政府，可是哪个地方政府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还有，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很严格，可是没有经过“环评”就上马的企业比比皆是。有些地方官员为了GDP不顾一切，哪怕它黄沙漫天、寸草不生。

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1979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亦曾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本文来自2022年访谈。金融监管的得失与民众的基本安全感问：就金融而言，当今中国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一方面国家严厉打击所谓的非法集资，另一方面得到国家加持的银行和房地产业却出现现金断链，而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却声言无力监管，对断链受害者表示爱莫能助。这种乱象究竟是来自成长中的痛苦？还是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整个制度就是一个大骗局？答：这涉及到的问题就很多了。我们这些人，包括张维迎教授他们，包括经常谈到的就是一方面很多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包括现在的房地产行业，监管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该管的又不去管。比如说，像最近发生的乡镇银行的事情。那么多的人，几十万存户的钱一下子说没就没了，不让他们去提款。他们要求相关的监管部门出面来监管的时候，不仅仅找不到人，而且这些存户也被抓起来，不让他们去维护他们一些最基本的权利。这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对原来一点都不会去怀疑的银行也不再相信了。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就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对银行你都没办法相信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相信？有什么样的财富载体可以让我们完全有绝对的安全感？银行是最后的堡垒，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道防线都没办法让我们有相信、放心、信任的感觉，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睡得好，让我们觉得能够放得下心呢？这应该是去好好管的。最近大家都关注的断供的危机，这就要让我们去想，为什么以前卖的那些期房、让银行做的那些贷款给那些老百姓，让要买房的人每个月都给付月供，把那些钱交给开发商，那些开发商可以拿到钱卷款逃跑；或者是出现烂尾楼，就是有一些房子买了以后，五年，甚至十几年都还没有建好，这中间涉及到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监管漏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应该去多去问一些问题，这就是，这些监管到底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呢，还是为了政治上的维稳呢？还是为了地方政府收到一些跟土地有关的财政税收呢？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是社会精英和监管部门都应该去问、都要思考、都要去找到答案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对中国的教育担忧增加了问：你先前发表文章《我为何对中国教育担忧》。你的文章被认为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心里话。你在谈到你所知道的所谓中国优秀留学生的时候说：“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

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应急性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情况是由过往的历史造成的。——吴敬琏作者：吴敬琏

袁伟时（1931年12月15日－

吴敬琏，1930年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中国经济学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1979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亦曾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本文来自2022年访谈。金融监管的得失与民众的基本安全感问：就金融而言，当今中国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一方面国家严厉打击所谓的非法集资，另一方面得到国家加持的银行和房地产业却出现现金断链，而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却声言无力监管，对断链受害者表示爱莫能助。这种乱象究竟是来自成长中的痛苦？还是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整个制度就是一个大骗局？答：这涉及到的问题就很多了。我们这些人，包括张维迎教授他们，包括经常谈到的就是一方面很多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包括现在的房地产行业，监管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该管的又不去管。比如说，像最近发生的乡镇银行的事情。那么多的人，几十万存户的钱一下子说没就没了，不让他们去提款。他们要求相关的监管部门出面来监管的时候，不仅仅找不到人，而且这些存户也被抓起来，不让他们去维护他们一些最基本的权利。这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对原来一点都不会去怀疑的银行也不再相信了。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就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对银行你都没办法相信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相信？有什么样的财富载体可以让我们完全有绝对的安全感？银行是最后的堡垒，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道防线都没办法让我们有相信、放心、信任的感觉，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睡得好，让我们觉得能够放得下心呢？这应该是去好好管的。最近大家都关注的断供的危机，这就要让我们去想，为什么以前卖的那些期房、让银行做的那些贷款给那些老百姓，让要买房的人每个月都给付月供，把那些钱交给开发商，那些开发商可以拿到钱卷款逃跑；或者是出现烂尾楼，就是有一些房子买了以后，五年，甚至十几年都还没有建好，这中间涉及到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监管漏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应该去多去问一些问题，这就是，这些监管到底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呢，还是为了政治上的维稳呢？还是为了地方政府收到一些跟土地有关的财政税收呢？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是社会精英和监管部门都应该去问、都要思考、都要去找到答案的一些问题。

切实推进国有经济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必然会遇到来自陈旧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和障碍。然而不这样完成这一任务就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制度和实现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经济基本不动，在“体制外”寻求发展的战略，即“增量改革战略”。

吴敬琏，1930年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中国经济学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摘要：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文章原载《长江》双月刊2007年9月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哪里？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利玛窦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积极的”政治观认为：只要赋予国家足够的能力，只要个人把其权利和自由毫无保留地让渡给国家，只要所有臣民步调与国家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国家就无所不能，包括变人间为天堂。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晚清第一批官督商办企业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最后，我们讲一下，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有人问我：孙老师，为何近来对俄罗斯如此着迷？我答曰，不过是在研习其历史。然而，实则我心中亦在沉思一个问题：一个民族，何以难以摆脱苦难的纠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言：我只忧虑一事，便是我或将辜负自己所承受的苦难。俄罗斯，仿佛便是这样一个民族，始终徘徊在苦难的边缘，难以挣脱。俄罗斯的土地，广袤无垠，达1707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足1.5亿。虽然其国土的三分之二，是那荒凉的西伯利亚，从农耕的角度来看，那片土地既不适合播种，也不适合放牧。然而，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审视，却发现那片土地下，蕴藏着无尽的资源。这不禁让人深思，为何这片富饶的土地，却孕育出一个似乎永远在苦难中挣扎的民族？对于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土地而言，其资源之丰饶，简直到了令人咋舌、天理难容的地步。俄罗斯所蕴藏的各类资源，竟占据了全球总量的21%，许多资源的储量更是独步全球。有人戏称，这是一个只需守护好国土，便无所不有的国家。然而，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似乎并未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相应的福祉。专制的权力与残暴的统治，营造出一种压抑而令人窒息的气氛；革命与动乱，如同无尽的轮回，不断蹂躏着这片土地；而连绵不绝的内外战争，更是时不时将人民推向血腥与死亡的深渊。即便是在帝国辉煌的时期，带来的也不过是统治者的傲慢与专横，而非民众的安宁与幸福。苦难，似乎成了这个民族无法摆脱的宿命。历史上，即便是偶尔闪现的希望之光，也不过是轮回中的又一次重复。咀嚼苦难与走不出的过去实际上，我们对俄罗斯文化的感知，多半源自于对其文学作品的研读。阅读俄罗斯文学时，常有一种感觉，仿佛内心深处被轻轻触动。那是对苦难的深刻咀嚼。因此，俄罗斯文学，就像列宾那幅《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总是带着沉重与压抑。即便是欢乐的场景，也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简而言之，俄罗斯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对苦难的描绘。有人曾言：“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并非源于愉悦的创作冲动，而是源于人民的苦难与深重的命运，源于对全人类救赎的深思。”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即是背叛。然而，若不能超越过往，又怎能迈向未来？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苦难，关键在于能否从苦难中挣脱。因此，这里充斥着杜金之流的民族主义。他们沉溺于对帝国辉煌的怀旧，寄望于对未来虚无的幻想，却忽视了脚踏实地的现在。一位网友在我的文章后留言：“维京人早已不再掠夺，转而投身高科技；拜占庭帝国早已消逝，分化成多个小国安居乐业；蒙古帝国在火器面前已放下弯刀，专心牧羊。”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苦难，或从辉煌走向衰败，但俄罗斯似乎难以从阴霾走向阳光，甚至看不见他们对阳光的向往。有人会问，难道应该忘却过去吗？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个小视频：博主向一位拥有硕士学位的女孩提问，你们国家曾与美国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现在两国关系却如此亲近，在你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评述美国的？女孩回答说，教科书上是这样教导他们的：先辈们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忘却的历史。但那些斗争属于过去，不应让现代人仍沉溺于仇恨之中。我们应该放眼未来，寻求发展与合作。这才是最关键的。许多人或许已经猜到，这位女孩来自越南。越南，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既要给予历史以恰当的尊重，又要确保现实决策的合理性。怨恨与不安全感在当今世界，若论对建立缓冲区的执着，俄罗斯可谓独树一帜。不论是沙俄时代，苏联时期，还是今日的俄罗斯，这一追求从未停歇。在欧洲，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其缓冲区；高加索方向，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担此角色；中亚则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乌克兰的入侵，建立缓冲区亦是其宣称的借口之一。这一切，源于俄罗斯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放眼世界，众多国家中，为何俄罗斯独独感到如此不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疆域辽阔，却缺乏天然屏障，故而不断寻求外扩，建立缓冲区。缓冲区之意义，在于战时可作为战场，避免战火蔓延至本土。然而，这种说法实则似是而非。在现代社会，安全问题固然存在，例如乌克兰的安全困境便是现实。但对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如丧权辱国或亡国灭种——已非主要问题。若不主动挑起争端，谁敢轻易挑衅？以乌克兰的入侵为例，所谓的北约东扩是其理由之一。但众所周知，在俄乌战争爆发前，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称北约已“脑死亡”。一个濒临“脑死亡”的组织，真能构成东扩的威胁吗？北约东扩固然是事实，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是有意威胁俄罗斯，还是东欧国家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寻求保护？反观美国，北有加拿大，南有墨西哥，它们为何不感到安全威胁？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俄罗斯所面临的所谓安全感问题，根源另有所在。何故？乃是对周边世界的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可能源自意识形态的较量，亦可能是历史积怨的延续。沉溺于过往，必然导致失落、怨恨、敌对情绪的滋生，以及深植于心的不安全感——一种总觉得四周皆有敌意的错觉。然而，对安全感的过度追求，往往却孕育出更强烈的不安全感。

对安保的无节制投入究竟是要防谁作者丨劳东燕前日从新闻中得知，北京地铁将要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来对乘客实施分类安检，理由是提高乘客的通行效率。读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疯了吧。幸好，昨日看到光明网评论员的文章《别把人脸别技术搞成现代“刺黥”》，心有戚戚焉。不然，看舆论如此之悄然，似乎没多少人关注此事，我要怀疑是不是自己疯了。进出大学校园要出示证件，邮寄东西要核查身份证，住个宾馆要人脸识别，坐地铁人物同检尚嫌不够，还要进一步运用所谓的新技术，来继续提升安保级别。我想问一句，还有完没完？接下去，是不是要在所有的马路上，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面安装人脸识别的机器，以便随时将行人拦截下来盘问与搜身，将那些被认为危及安全的人进行拘押呢？对安保的无节制投入，究竟是要防谁，要保护谁，我是越来越困惑了。我原本以为，自己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但在这样的连番举措之下，我分明感到，自己就是被防控的对象。作为一名合法公民，自己平时遵纪守法，没有违法犯罪的前科，工作比较敬业，也能与人和睦相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防着我？生活在这个社会，我经常感觉自己不被信任。无论是科研费的报销，还是不断升级的安保，所能感知到的，就是无上限的提防。在前一场合，觉得自己被当作盗贼一样防着；在后一场合，则是作为社会潜在的黑恶势力被提防。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特有的经历与感受。现代的刑事诉讼法，普遍推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任何人被法院判定有罪之前，都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辜。然而，当下的各种安保措施，怎么看都是基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所有人都被推定为对公共安全具有危险，需要无一例外地经受越来越严格的安检。要说这样的安检措施，竟是用来保护包括你我在内的一般公众的，除非人格分裂，不然谁信呢？或许有些人会不以为然，认为是我对这样的事件反应过敏了。大致归纳一下，可能存在四种看法。其一，有人会认为，是我自己想多了，竟不能体味与感恩政府如家父般的保护善意。我只能说，这样的善意恕我不愿领受。试想一下，所有的个人数据，包括平时上什么网，看什么新闻与视频，购什么物，微信上与哪些人聊天，具体聊什么内容，有什么样的好恶等等，本就已收集得够多了。现在还要再加上生物识别方面的个人信息，都交由一个庞大的组织来掌控。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任何的个人数据，只要是为企业或其他机构所掌控，也就等于为政府所掌控。由于这个庞大的组织是由具体的人在运作，这就等于说，所有的个人数据，包括识别性极强的生物学数据，都是由群体中的少数人来掌控。这些人究竟掌控我们多少的个人信息，为什么要掌控我们的个人信息，掌控这些个人信息是要用来干什么，都是细思极恐的事。掌控数据的人显然不是上帝，他们有自己的私欲与弱点。所以，他们会如何使用我们的个人数据，会如何操控我们的生活，都不得而知。更不要说，这些数据因保管不善而被泄露或是被黑客侵入，导致为不法分子利用所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其二，有人会说，只要不干坏事，便无需担心政府掌控你的个人数据。我只能说，我不想成为透明人；成为透明人的想法，让我觉得非常不安。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个人理应拥有正当的权利，反对任何组织随意获取自己的个人生物学数据。法律之所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与住宅自由，就是要让个人有自治的空间，这个空间不允许他人侵入。这里的他人，不单指其他的个人或是一般的组织，也包括政府，包括国家。倘若个人的生物学数据也能以安全为名未经同意而随意获取，则法律上对隐私权与住宅自由的保护，还有什么意义？无隐私即无自由。其三，有人会提出，自己并非什么重要人物，别人想必也没有兴趣来了解我们的个人信息。持这种看法的人想来不少。对于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的做法，即便自身是作为被收集的对象，很多人也不以为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主要的理由无非是，我们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别人应该不会有兴趣来关注。所以，自己仍然足够地安全。我只能说，当你把个人安全的问题，寄希望于别人的忽视时，基本上就活得如亡命的赌徒一般了。并且，你赌的不只是自己的运气，同时还在赌，掌控数据的人是天使一般的存在。非要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能赌赢的人，我在佩服你鸵鸟性格的同时，窃以为大概还需要上交一些智商税。此类乐观人士，最好能认真去看一下《国家的敌人》这部二十多年前的电影。电影本身的结局还不错，恶人最终遭到了恶报。不过，倘若你是剧中主人公的话，怕是没有那份才智与幸运，只能等着悲剧收场。最惨的是，到最后大概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其四，还有人会辩解，这样的技术推广是有些问题，但反对也没什么用，就懒得花力气反对了。我只能说，攸关自身重大权益的事项，如若我们自己不站出来反对，做出应有努力，自然更不可能指望别人出来帮着呼吁。在没有做起码的努力之前，怎么就知道反对无效呢？即便反对最终无效，也终归比驯服地给自己套上枷锁要强。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做过一些抗争。作为被侵害一方的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默默地忍受，甚至不敢表明反对的立场，就等于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帮助对方来算计与加害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上，退一步并非海阔天空，而很可能从此坠入深渊。因为这根本不是靠一味忍让就能解决的问题。眼看着一步步地走向深渊，这样的遭遇，至少部分是我们自己一味地隐忍所酿成的。对于北京地铁即将推行人脸识别技术的做法，我表示坚决的反对。以下是具体的理由。首先，人脸识别涉及对个人重要的生物学数据的收集，相关组织或机构在收集之前，必须证明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普通的个人信息，包括住址、电话号码、邮箱、账户以及行踪轨迹等，因为具有可识别性，在收集时必须经过被收集人的事先同意。同时，如果收集方将相应信息不当地予以使用、出卖或是泄露，还可能引发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生物学数据的个人指向性更为明确，而且对个人而言，也显然比一般的个人信息更为重要，为什么在收集时反而不需要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并且，对收集的主体、目的、方法、范围与程序等问题，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定，也没有对违规收集或使用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政府是作为收集的主体，显然需要法律明确予以授权；法无授权即不可为，政府无权以安全为名，来搜集普通公民的生物识别数据。倘若是企业或其他机构所为，则其收集个人的生物学数据，起码需要获得被收集人的明示同意；不经同意而收集，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其次，地铁实施人脸识别，涉及公众重要的人身权益，不经听证就要推行，也缺乏起码的合理性。几年之前，北京地铁票价调整，曾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并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如果票价调整都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并经历听证程序，则推行人脸识别技术，明明涉及更为重要的人身权益，怎么就可以在既不征求意见也不进行听证的情况下，直接决定予以推行？难道个人的生物学数据，在重要性上还不如几元人民币的价值？不经任何论证，就准备轻率上马大规模的人脸识别，人们有理由怀疑，这其中是否涉及违法的利益交易，或者是否是被相关利益集团游说之后的结果。再次，声称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是要实现分类安检，但标准本身所牵涉的问题本身就没有解决。一个交通管理部门，有什么权力来对乘客进行分类？依据的又是什么法律？不止如此，相关部门准备采取怎样的标准来对乘客进行分类，采取的标准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又是由哪些人以及如何确定的标准，标准是否应当公之于众等，这些问题难道不应当在推行人脸识别之前先行解决吗？垃圾的分类标准都要明示，更何况是对人的分类。如果相关部门意欲采取内部标准，那么请问，我们如何得知标准是否合法合理？如何得知是否存在为法律所禁止的歧视？如何得知是否存在随意设定标准内容的问题？若是利害关系人对分类标准不服，或是认为不当的分类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又应当怎样进行申诉，如何确保其权利得到有效的救济？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怎可如此轻率地决定，要在地铁这样的场所，大规模地运用人脸识别进行分类安检？若是任意采取内部标准而将乘客分为三六九等，并据此采取不同的安检举措，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做法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也涉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

作者包刚升，浙江海宁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民主转型、新政治经济学、中国改革与转型。著有《政治学通识》《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民主的逻辑》《被误解的民主》《抵达》等作品。其中，《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并于2022年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全球英文版。道德溃败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现象。尽管有人试图论证这仅是特例，但更多人通过自己的耳濡目染来判断真实的道德状况。在凤凰网组织的一项超过10万人参与的调查中，竟然有87.7%的网民不同意中国“主流呈现出良好道德风貌”，认为中国“道德滑坡状况确实存在”。而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溃败”说，易中天教授的“道德沙尘暴”说，郑永年教授的“道德解体”说，以及凤凰卫视举办的关于“道德崩溃”的讨论访谈节目，都反映出学界和媒体对中国道德前景的重大担忧。▌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

导读吴老曾说：我们当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我们过去四十年所遇到的问题、出现的各种偏差找到根源。然而，四十年改革历史进程，时间跨度之长远；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冲突之巨、利益博弈之激烈；以及经济改革与政治变革的互相牵引，各种重大决策的前因后果、历史细节、经验教训，仅一篇文章的篇幅绝对无法详述。吴晓波评价说：吴敬琏拿了一把解剖刀来解剖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反思之一:全面深化，坚持整体改革之必要中国改革从一开始，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然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在世纪之交有很大进展，但是当改革推进到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制的最后阶段，改革进程就慢了下来，开始停顿不前。在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再国有化”、“新国有化”等“国进民退”的“开倒车”行为。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反思之二：寻租等现象所导致的消极后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改革的滞后。邓小平在1986年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说，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从社会政治方面说，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第一，以上体制在经济方面的消极后果。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把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早期经济发展中采用的资源投入首先是资本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奉为圭臬，执行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也仿照苏联的先例，采用了这样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这种体制性障碍严重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在要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要素（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这样，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就变得愈来愈突出。到了世纪之交，资源短缺，原材料、燃料价格飙升，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至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地质灾变的频繁发生，不但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威胁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这种状况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除了上面讲到的内部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这主要是指由出口导向政策长期未作调整所引起的国际收支盈余的过度积累和为了减缓本币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银行大量收购外汇造成的货币超发，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价格飙升（资产泡沫形成）和消费物价指数持续提高（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大。第二，上述体制在社会层面导致的消极后果。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寻租行为的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诚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通常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反思之三：重启改革必须坚定民主和法治的方向40多年的改革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政治改革必须加快。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保证。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民主和法治的目标。根据过去4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本文来源：《吴敬琏：重新反思改革之得失》）

1991年8月19日，苏联保守派试图废除时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史称“八一九”事件。此事非但没能扳倒戈尔巴乔夫，反倒敲响了苏联解体的丧钟。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虽然当时看起来颇为震撼，但它绝非是一起“突如其来”的意外。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崩溃往往从内部开始。33年过去了，由“八一九”引发的苏联解体，不仅为史学界持续关注，由于苏联对中国的特殊影响，对这一事件的反思，不仅从未中断过，近些年更成了“显学”。最近，两本该题材绝版复活的好书，让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更多了一些新的视角，也更逼近真相。这两本书分别是被誉为“苏联资治通鉴”的权威著作《苏联兴亡史纲》，以及几度售罄、绝版后又再版的稀缺之作《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透过这两本书，不仅反思了“八一九”的来龙去脉，更梳理出了苏联解体最关键的一些原因，归纳起来主要以下五点：这两本书不仅反思了“八一九”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帮助我们全面解析了苏联解体最重要一些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经济体制崩溃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但与古代社会总是不自觉地落入等级深严的制度不同，哈耶克是想让全人类都能自由地活着。他用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能认真阅读哈耶克的思想，想必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哈耶克对自由的推崇，集中体现在“哈耶克三原则”上——-1-自由至上原则哈耶克认为：“人类始终面临一个抉择：是在贫穷中寻找平等，还是在不平等中寻找自由。”这样的选择，我们再熟悉不过，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做这样的选择，而且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平等而不是自由，而其命运也与哈耶克所描述的相似，最终既没得到过平等，也没得到过自由。哈耶克认为，自由先于平等、先于民主，它与能力无关，它不承诺幸福；那些允诺建立乌托邦的，与阶级有关，最终只会通向奴役式的假平等——这与鲁迅描述的中国人的一种状态非常相似，那便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哈耶克相信，“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路”。自由，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的内核是保障个人生命权、私有财产权的有限政府伦理，是自然演化的秩序，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这便引出了第二个原则。-2-政府不可靠原则在很多国人的观念里，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政府。事实上，两者存在巨大分别。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政府则是一种具体的管理形式；国家是所有国土与国民的集合，而政府则仅仅是国民少部分代表的集合。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而不是相反。为了国家的正常运行，政府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哈耶克说，政府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有一个制衡，权力要被关到笼子里去。因为，人不是天使，人性深处的恶隐藏在所有人的心中，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一旦获得不受制约的权力，便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灾难。所以，哈耶克不相信政府可以控制对权力的贪婪。他倡导建设新型的有限政府，让权力再制衡。这便需要第三个原则。-3-法治评判原则国人常说，传统中国是“儒表法里”，似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治社会。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人治社会，真正的“法治精神”少之又少。而且中国古代法律本身也存在巨大问题，往往只是帝王将相随心所欲的保障，而不是基于人类自然权利的结果。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过很多反人类的法律。哈耶克说，恶法非法。法律必须建立在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上，要尊重并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立法者”的使命是发现这些“理所应当的规则与秩序”，而非单凭臆想去创造法律。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法治。法治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在法律之下，政府也在法律之下。法治的核心是，“在政府强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使得政府不能越过法律损害个人的权利，个人也不能越过法律损害他人的权利，每个人都能通过服从良法而获得自由。以上的“哈耶克三原则”，只是哈耶克思想的一支火苗。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对像哈耶克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态度与理解。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民族和自身命运的人来说，哈耶克的著作无疑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多一个人读懂哈耶克，自由就多一份保障。为此，经多方共同努力，集齐了哈耶克最全作品集系列（含独家），包括中文世界唯一在售的哈耶克传记，以及中国经济学家韦森的《重读哈耶克》。这些书，既可以作为入门读物，帮尚不熟悉哈耶克的读者透彻了解其生平和主要思想；也可深度阅读哈耶克原作，汲取先知的智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市场经济.按：在经济下行趋势与强政府干预增加，致使民企和消费者都踹踹不安的关键时刻，经济学家们正在积极探索解决这些不容回避问题的政策空间。吴敬琏老师这篇文章，很有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觉。吴老师跳出沼泽，站在人类文明之巅，俯瞰中国和世界大势，提出了吴敬琏之问：究竟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吴敬琏之问，振聋发聩！吴老师视野独特，行文厚重而又有逻辑力度，句句扎实。但愿，吴老师的声音，被他深爱的人民、决策者和祖国大地听到。吴敬琏：中国究竟向哪里去?在改革开始的时期，中国领导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或制度，只要能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都可以拿来应用。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然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例如，根据1997年十五大和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的决定，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在世纪之交有很大进展，但是当改革推进到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制的最后阶段，改革进程就慢了下来，开始停顿不前。在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再国有化”、“新国有化”等“国进民退”的“开倒车”行为。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说，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从社会政治方面说，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第一，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把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早期经济发展中采用的资源投入首先是资本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奉为圭臬，执行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也仿照苏联的先例，采用了这样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这种体制性障碍严重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在要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要素（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这样，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就变得愈来愈突出。到了世纪之交，资源短缺，原材料、燃料价格飙升，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至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地质灾变的频繁发生，不但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威胁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国内生产总值，下简称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在我国投资率畸高的同时，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除了上面讲到的内部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这主要是指由出口导向政策长期未作调整所引起的国际收支盈余的过度积累和为了减缓本币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银行大量收购外汇造成的货币超发，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价格飙升（资产泡沫形成）和消费物价指数持续提高（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大。第二，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近年来寻租行为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诚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通常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995年，当时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李强教授发表了他们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接着，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李实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可惜当时只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而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2000年国家统计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自然也就没有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另外两个是亚洲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以上事实说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市场经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再次，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需要着重指出，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推进改革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到201年，长期积累的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也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HDI)也有很大提高。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现在的民众已经富裕了。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挑战。从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自然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恶化更是触目惊心。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环境恶化，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是寻租腐败蔓延，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是：货币供应过量、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这时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经过一年多来”扩需求、保增长”的巨大努力，虽然GDP增速回升，但上面说的这些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解开了原有大一统命令经济体制的束缚，扩大了居民的自由择业和创业的权利，使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从而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是，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体制，各级政府官员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国有大型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2004年以来，主张回到国家主义旧体制的言论逐渐升温。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把全能政府控制整个社会说成可以拯救世界的”模式”。其实，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加强，只能反过来使权力腐败和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是什么导致了贫富差距呢？我认为有两个：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陈同海平均每天花公司公款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这个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后有相关部门公开应答，称此吊灯实际价格为156万元）。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近年来出现”左”的思想回潮，其中一项内容特别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邓的政策。但”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各种各样，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相反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于是，在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少数人专制和民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首先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我们都知道普通老百姓（甚至我们的专业人员）的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收入水平不高。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得资本的收入增长，而资本的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资本是国家的资本。国家的资本只能造成国家的收入增长、国有企业收入的增长。第二部分资本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他们的份额增加，也只能使得极富的人收入增加。所以，不可能依靠投资的增加来增加普通人的收入。如果要解决长期的问题，还是要转变增长模式，使产业升级。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对制造业来说，我还是想重复一下我这两年常说的，就是施振荣讲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要向两端延伸。以我们现在巨大的制造业来说，就是制造业本身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这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不管前端的研发、设计还是后端的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在原来的含义上都是服务业。向两端延伸的结果会使一部分服务业成为独立的产业。要使老百姓富起来，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当然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此外，我还想重复一下这几年一直强调的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至于说到民主、宪政问题，我认为一蹴而就不太可能，但要想办法推进。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应该有一个好的讨论气氛。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作者简介吴敬琏：1930年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中国经济学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主讲：雷颐本文为学者雷颐一个演讲，平易而又深刻，很精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探讨晚清的灭亡和制度滞后的关系。我们知道所谓的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之所以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因为从它开始中国社会面临一个社会转型，这个社会转型必然会要求制度变革。当社会转型期间，当主管社会的政权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制度变革的时候，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动。今天我们以中国近代史为例看看这些社会变动是怎么一步一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亡。一制度可以分为很多层面，但是作为社会来说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这两个制度比较稳固、完善并且具有弹性、开放性、动态性，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节、调试，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政权也会是稳定的。任何一个制度不愿意改革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认为这种新的制度是不合理、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这是阻碍社会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旧的制度或者在旧的制度下产生巨大的利益集团，如果变化的话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赤裸裸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制度的变革。这两种力量有时是合二为一的，很难截然分开。清王朝的变革，最先要突破的是观念上的阻碍，这是极其强大的力量。中国历史的辉煌、中国文化的灿烂，中国有渊源流长的“天下”观，这个“天下”就是华夏中心，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我们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如华夏文化悠久、灿烂、发达。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学习中国文化，不论是日本、朝鲜，还是越南，甚至他们的文字都采用中国的汉字，在这些国家里，有文化的人要学汉字、作汉诗，以能够使用汉语为荣。那个时候，中国处在文化中心。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仅是意识形态文化上的优越，还有对外关系的优越，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所谓的华夏中心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在这个视野下只有华夏文化才是文化、才有文化，其他都是没文化，都是野蛮的。制度、器物，它们的一切都不如华夏文化。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发现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了解的敌人，他们的国家状况我们完全没有记载。作为钦差大臣，他违反规定悄悄接见了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他知道了中国之外的情况。随后，他又派人去广州、澳门等地，搜集外国的各种资料，并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一本书——《四洲志》。随后，在林则徐的支持下，魏源又编了《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得更加详细，对轮船、军舰、枪炮等都有描述。林则徐和魏源提出一个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下更是错上加错，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有防线，这个防线不能破坏。只能是华夏文化影响蛮夷文化，而不是倒过来由蛮夷文化影响华夏文化。当时林则徐很大的罪名就是被指责“以夷变夏”，指责他破坏了中国和外国文化的防线，也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中国没有受到重视，却启发了日本人。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翻刻了20多版。《海国图志》出版20多年后，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曾国藩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大权，之前的清王朝，一直很警惕不让汉族有任何军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淮军势力壮大，汉族官僚逐渐开始掌握大权，并感到洋枪洋炮的厉害，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造洋枪洋炮，随后推行了“洋务运动”。李鸿章提岀修铁路，有人就站岀来反对，说铁路一过要惊动龙王、地神，还有人说修隧道会惊动祖坟。甚至有人提出，铁路确实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堂堂“华夏不逐利，靠礼仪治天下”。从李鸿章最初提出到慈禧最后同意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建电报局也是如此，李鸿章提出建电报局。此言一出，就有官员强烈反对，说西方人不崇拜祖宗，崇拜耶稣基督，但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宗。电报埋在地下会惊动祖宗，这样是对祖宗不孝，不孝还能忠吗？这样的大道理一讲，没有人能反驳。修铁路、建电报局，对一个王朝来说都是好事，不论是镇压内部的叛乱，还是抵抗外部的侵略，都需要铁路交通和电报，但是清王朝认为这违反了祖训、违反了传统，坚决予以反对。洋务派认为应该做，反对派认为这些东西外国人能用，中国人不能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泛道德化，反对者不是从技术上反对，而是习惯“上纲上线”说这是卖国，或是不敬祖宗，导致泛道德化。当年这些提议都不涉及任何制度的变革，只是器物的引进，而且是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器物的引进，居然都遇到这么大的阻碍，那么，可想而知，若要进行制度性变革的阻力会有多大了。二接着看经济制度，晚清有没有固定的、成型的、理性、开放的经济制度。之前，洋务派要造洋枪洋炮都遇到障碍，但是引进洋枪洋炮大生产之后，清政府也没有因时而变，制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制度。它的经济制度也是滞后的。清政府后来明白“洋务运动”制造洋枪洋炮、机器生产对政权有好处，但还是明确规定商人不能从事。我们知道政府、官员干这些都遇到阻力，私人企业更是完全禁止。但是“洋务运动”搞机器生产，造枪、造炮在一段时间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反对者本来就很多，又耗费了很多钱，造的轮船和枪炮根本打不过外国人。好在李鸿章比较聪明，他详细地分析了为什么必须造船造军舰。分析过后他承认反对派有一定的道理，便说现在没有钱但要想办法赚钱，怎么才能赚钱？生产民用品。朝廷被李鸿章打动，同意了。从求强到求富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要求只许官办不许民办。李鸿章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比如长江的航运基本被洋商垄断，这些外国公司经常找一些中国人当买办，当时中国最富的商人就是这些人，他们想投资清政府不允许，他们就挂在这些洋公司里。清政府的政策是不许民办，李鸿章就提出来官督商办。这些公司的名字都叫某某“局”，比如“轮船招商局”。“局”就表示是清政府管辖下的衙门，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有官衔。这一招引得很多民营资本把挂在洋商下的股本撤出来进入“局”里，名义上是官办，实际上是商人入股、商人经营。由于是官办的，还会给各种优惠政策，甚至是垄断，所以这些企业大发其财。但是，这些商人发展起来之后，入股变成很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究竟属于谁所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产权不清，是属于清政府，还是属于这些民营企业？整个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大家多学历史是有好处的，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不许私人经营，好多企业都是“戴红帽子”，后来很多“戴红帽子”企业发展到几千万、几个亿，但是依然产权不清，一百多年来，同样的历史在不断地重演。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政策，危害不小。当时，官督商办很成功，谁都想把自己的亲戚、熟人、朋友派到企业里去，没有按照市场企业化的管理，完全是用官场的逻辑方式管理，慢慢地弊病就显示出来了。这时候就需要允许民办，但是清政府迟迟没有放开口子，没有采取变通的措施。所以，遇到红灯绕道走，在当时有好处，但时间长了就面临着产权不清的问题。李鸿章是比较照顾商人利益的，他觉得应该商办，但是他去世之后袁世凯上台，袁世凯觉得这应该属于朝廷的，属于政府，就要收回国有，于是商人的利益受损。晚清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在变来变去。李鸿章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允许商办，支持民营，而当袁世凯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要打击民营，要收归国有。举个例子说轮电之争，也就是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当时也是官督商办，后来完全变成商办。轮船招商局创办不久就有人觉得不应该商办，应该把它收归官办。李鸿章知道根本官办不了，其间发生多次风波，但是每一次都被李鸿章挡回去了。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掌权，袁很强硬，一定要收回来，认为这些本来就是政府的企业。当时盛宣怀是商人的代表，他当官的色彩比较浓，但是还讲究基本为商的利益。他和袁世凯几番斗智，但当时袁世凯更强势，轮船招商局就收回国有了，但在收回之后办得一塌糊涂。等慈禧去世之后，后来的摄政王很警惕袁世凯，就把袁世凯发回老家去了。整个的经济政策也就因此动荡来动荡去。所以，清政府的垮台跟经济政策不稳固是有关系的。导致清王朝垮台的具体原因就是铁路风暴，就是保路运动。当时四川闹得很厉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还是因为经济政策不稳定。铁路究竟是国有还是商办？一开始清政府是坚决反对办铁路，而当铁路办起来之后，它发现利益巨大，各方都想抢这个资源。但是修铁路没有钱，于是各方入股，由商人办铁路，所以那时是商办铁路。人往往是随着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策略。在盛宣怀和袁世凯斗的时候，他是维护商人利益的，而在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1911年，他擢升为邮传部大臣。当官后，他的立场就变了，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收归国有。其实，当时都是股份制，收归国有也可以，按照股份制拿钱赎买就可以。但是，官员总相信当官的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就要用很便宜的价格让商人把股份售出。所以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于湖南、湖北参股的大商人比较多，力量比较强大，清政府看到这点，对湖南、湖北就采取了一个措施，用原价赎买，用比较公道的价格。但是在广东就不同，低价赎买。只是，因为广东商人多数都是华侨，华侨有钱，和国内联系也少，他们觉得损失这笔就完了，再也不来就是。但四川的问题不一样，川汉铁路在四川一带是人人参股，有的平民把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投入进来，然而政府却用极低的价格收归国有，等于抢了平民们多年的积蓄，所以四川的“保路运动”轰轰烈烈。由于当地的总督镇压打死了好几个人，而四川的会党、会社又特别发达，最后运动就爆发了。究其原因，是这个制度不讲契约精神，政府为所欲为。三若经济制度都是这样的话，政治制度就更加滞后。我们先讲行政制度的改革，甚至谈不上行政制度的变革，只是一些行政机构的增设都障碍重重。比如外交机构的增设，“北洋”一开始是管外交的，由地方大员来管外交，很有趣。中国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列强打败了，不断地签订不平等条约。明明晚清政府被打败了已经趋于不平等地位，但是还想保持天朝上国的姿态，觉得天朝上国不能设外交部与这些藩属国交往，一开始设了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发展到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江苏下辖的一个小县，于是就由江苏巡抚接任通商大臣的职责。清政府认为，外国的政府只能和地方政府打交道，不能进北京，还是高他一等。清政府没有想到外交权是中央政府必须掌握的权力。随后北方开了三个口岸，后来又设立北方通商大臣，也叫北洋大臣。北洋设在天津，清政府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北方由北洋管，南方由南洋管，就这样把整个外交权下放到地方。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交上的事都经过他，几乎成了没有外交部的外交部，这实际上是清朝的外交制度。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咸丰皇帝加了一个通商事务衙门，代表了和外国平等的关系。但这个总理衙门就比其他的内务部要小，门也很小，表示外国人要从小门进去。后来它管的事越来越多，北洋大臣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清政府在经过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最后直到1904年搞新政才设立外交部。可见，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设立一个对政府自身最有好处的行政机构都要遇到很多阻力，付出很大的代价。清政府的愚昧不止在外交事务上。在中国，以前没有海军只有水师，清政府在外国的侵略下，李鸿章建立了北洋水师。李鸿章和左宗棠知道海军得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指挥，朝廷应该设立海军司令部。但朝廷不干。有现代化的海军，有一个统一的海军司令部，明明是对朝廷最有好处的事，可它居然为了维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迟迟不设立，直到1884年中法海战后才设立，这时暴露出来没有海军司令部，海军不能相互协调、支援、配合。于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就抓住这个机会纷纷上书要设立海军司令部。但是海军衙门设立之后还有很多问题，慈禧让亲信总管海军衙门，这个亲信压根儿就不懂管理海军。李鸿章会办却是兼职的。在这之前总理衙门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他不敢叫海军衙门，而是叫做海防衙门，并且不设在北京，设在了烟台。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它的弊病越来越清楚地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中表现出来，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清政府发现仅仅有经济改革还不行，必须有制度改革，要发展私人经济。为什么有这个认识？我们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洋务运动”的失败最重要的是北洋水师的失败。我们从当时的奏折中可以看到，慈禧把给海军的预算拿来修颐和园，而且慈禧也讲究合法性，也估计到自己的名声，她知道庆祝六十大寿修颐和园是不太合理的。那么，为什么要用海军的钱来修？海军递的奏折是要建立一个海军训练基地，慈禧就命人在圆明园旁边挖昆明湖，名义上是建立海军学校，实际上就是给慈禧修皇家花园。现在，你查档案就会看到颐和园是海军学校。我写过一篇文章《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讲的就是这件事。以“练海军”为名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再次证明了政府权力应受制约和财政公开的重要性。当权力不受制约、实行“秘密财政”时，掌权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财政。然而，掌权者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地“花钱”固然可以痛快一时，但无疑于吸食毒品，最终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惨败，恰恰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一步。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之时，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上前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反过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民有好处，对政府的长治久安也有好处。当这些都发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比如说李鸿章建议修铁路打通北方，但是没有钱，钱都拿去修颐和园了。虽然慈禧反对西方的东西，但是她使用的东西都得是世界最先进的。北洋水师建成之初，在世界上都是力量比较雄厚的，但是轮船没有维修、锅炉没有更换、火炮系统也没有更换，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十年，1888年日本也建了他们的舰队，自1888年到1895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的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而北洋水师没有钱建新的，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明白不能太过激，因为他知道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只是提出几个发展措施，主要还是想走行政改革的路线。当时很多废旧部门没有任何作用，有很多官员拿着薪俸，清政府财政困难，所以康有为想走行政改革的道路，要把这些旧的衙门撤掉，把一些多余的官员裁掉。但是清政府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它本想绕开一些阻力，只搞行政改革，但是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因为这必然会侵犯官员的利益。百官在颐和园围着慈禧哭诉，于是慈禧就反对维新。可见，想从行政改革引向政治改革的道路也无法走通。可以说，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体制内的读书人，当他们都被镇压之后，政治体制变革的任务就由体制外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海外留学生来承担，这些人是体制外的人，如果由他们进行改革，这种变化就是从根本上推翻清王朝。当清政府连体制内温和的改革者都镇压掉，不主动变革，不采纳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最后就很可能被体制外的革命者推翻。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还做过几次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1904年，慈禧提出要实行新政，其实就是几年前维新派要做的事，就这么几年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做的更多，可她又不愿意做得更多，这时候就面临矛盾和冲突，一拖再拖就导致了立宪派的兴起。立宪派的兴起跟日俄战争有关，清政府关注日俄战争主要不是战争在中国打、中国损失多少、中国老百姓受多少苦，而是立宪派和顽固派双方都在做预测是俄国贏还是日本贏。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就觉得日本会取胜，国内的顽固派就认为俄国肯定胜，他们认为俄国是君主专制，有高效率，高效率肯定胜。所以大家都从自己的政治观念出发预测最后的结果。但结果竟然是日本胜。近代以来的战争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欧洲人打败亚洲人，这是第一次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中国人一下子觉得看来不是人种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1904年立宪运动就起来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预备立宪”。但是清政府没有诚意，不把民意当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开国会。当时有一些富商组织起来上街请愿，要求召开国会，但清政府还是拖延不决。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清政府说要搞内阁制，人们还是抱有某种希望。1911年5月，内阁制一出来，人们却发现是个彻头彻尾的皇族内阁。按照君主立宪国家的传统，皇族成员是不能入阁的，梁启超在东京的时候与革命派进行了论战，当时支持维新的人比较多，革命派就说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启超认为清政府会真改良，但是预备立宪大纲一出，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这个预备立宪大纲是向日本学习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维新又退了一步。清王朝搞了一个预备立宪大纲比明治宪法还要大。其实，改良也能达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统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后人民认为统治者不会改了，这时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预备立宪大纲一出来，在国外的留学生马上都倾向于革命派，革命派力量变得很大。清政府就又想搞行政体制改革，具体的操办者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的能力很强，但搞行政体制改革只是要增加一些部门裁撤一些部门，传说他要把太监们所在的内务府撤销，惹得一群太监围着他打他。后来袁世凯就离开北京了，行政体制改革也没搞成。两次行政改革都遇到很大的反抗。其实，当时如果直接搞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可能会小点，官员就是对自己的权力被缩减反抗极强，搞立宪制所有人的权力都受到限制，大家心里可能平衡一点。而搞行政改革，有可能他的权力增强，而我的权力削弱，那么我的反抗就会非常强。当这些改革的动作都没有达到效果的时候，革命派必然从少数变为多数，这时候清政府再搞出来一个皇族内阁，人们便认为这是假的。那边又把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广大民众都起来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了。由上可见，清政府从来没有主动想要变革某种政治制度、建立某种政治制度，总是被环境、时代、历史推着走，总是被打得不行了才变一点点，或者说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当你在下一阶段做上一阶段的事情是远远不够的，你应该做得更多，也就是说你应该“付利息”，而清王朝不愿意付利息，不愿意付利息只能导致要付的利息越来越多，就像高利贷一样，所以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滞后是清王朝覆亡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协调改良的政治制度，最后就僵化了，最后就只能垮掉。《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插图版）》分为“历史总会被记起”、“斯人已逝”、“历史的余波”、“不该遗忘的伤痛”四辑，上溯晚清，对比当今，聚焦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从辛亥革命之前大变局，到底清王朝还能撑多久，看末世预言，看权臣发家，看衙门矛盾，看政党兴衰，看博弈游戏，看天灾人祸，看时代叛逆，看爱国流亡，看官场风气；百年前后，读林则徐，读曾国藩，读李鸿章，读左宗棠，读张之洞，读郭嵩焘，读梁启超，读胡适之，读宋美龄，追踪历史人物在历史隙缝中的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忧天下，探世变。大清王朝的被动改革，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民营政策的摇摆结果，立宪运动的风生水起，革命力量的迅速联合，天朝崩解的民意原因，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一党治国的大陆岁月，以及茨威格关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卡夫卡对于东方民族“文革”遭遇的惊人预见，回望历史，反思中国模式，我们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在哪里？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吴敬琏，1930年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中国经济学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陈丹青，1953年8月11日生于上海，祖籍广东台山，笔名张岪，中国当代画家、作家、文艺评论家，美术教育家，其主要绘画作品有《西藏组画》，主要著作文集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笑谈大先生》《归国十年》《草草集》《谈话的泥沼》《无知的游历》《陌生的经验》《张岪与木心》等。

文/杨小凯来源/2014年07月08日，财新网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清朝是一个专制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特权阶层极少有人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后，他们一方面在外国的坚船利炮和太平天国的打击下，对中国器物技艺的落后体会深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特权受到减损和制约。他们企图在不损害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巩固自己的特权利益，于是发动了洋务运动。（时间站在了杨小凯这边——林毅夫与杨小凯）01一、洋务运动失败命运不可避免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时间站在了杨小凯这边后发优势正在消退，后发劣势在加速显现。时间站在了杨小凯这边。早在30年前的1994年，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了“后发优势”概念。2000年，杨小凯教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不幸，杨老师于2004年因病逝世。10年前的2014年，笔者还是一名在校生，导师组织了一场纪念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张维迎教授接力，继续与林毅夫教授争辩。彼时，时间似乎还站在林毅夫教授这边。10年后的今年，2024年正是杨小凯逝世20周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时间似乎回到了杨小凯这边。第一性原理之辩林毅夫与杨小凯马克思说：“哲学家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可见，学者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奠基型”学者，他们的学术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目的是解释世界，构成了所有行动者的底层观念，如牛顿、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另一种是“实践型”学者，他们的学术力图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着眼于改造世界，如凯恩斯、马克思等。每当人类历史遭遇巨变时，两种学者就会展开大论战，从而震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哈耶克与凯恩斯针对“大萧条”的大辩论，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在双方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的隔空对话......过去40年间，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无疑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历史的沧桑巨变，毫无意外地在思想界引发了两种学者的大争论——杨小凯与林毅夫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1994年，林毅夫指出，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现代化；2000年，杨小凯发表了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不久，林毅夫便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予以反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被经济学界这样描述：“这场辩论，奠定了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发展与转型路线之争的基本底色。”▍叙拉古的诱惑与出走：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者，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家庭出身：杨小凯是高干家庭，林毅夫长于贫苦人家。个人命运：杨小凯一生饱受坎坷，林毅夫一路顺风顺水。治学理念：杨小凯毕生求索“第一性原理”，林毅夫立足用学术指导实践。上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祂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学者，几乎同时送给转型阶段的中国。1952年，林正义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以理发糊口，而母亲则以洗衣为生，家中还有4个兄妹。尽管家境贫寒，但是林正义自幼刻苦好学，终于考入国立台湾大学。但他却选择投笔从戎，退学报考了军校。这一举动让他被评为“台湾省十大青年”，获蒋经国亲自接见。他一举被塑造成台湾家喻户晓的“明星”。1972年，蒋经国接见林毅夫然而，这仅是林正义传奇人生的开端。1979年5月16日夜，处于台海前线的金门鸡犬不宁，皆因一名上尉泅水叛逃。岛上驻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连夜展开地毯式搜查......搅动台海前线的正是林正义。他当时孤身一人，抱着两个篮球游过了海峡。抵达大陆后，他改名为“林毅夫”。之后，他凭借着经济学的学识和流畅的英语脱颖而出，留在北大学习。林毅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选择泅渡海峡，是因为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只有祖国大舞台，才能实现他的抱负。“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始终不能平静”。1982年，诺奖得主舒尔茨在北大访问时，一眼看中了林毅夫，收其为关门弟子。林毅夫得以远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叛逃者”林正义自此转变为“经济学家”林毅夫。几乎同时，海峡对岸的杨小凯，开始了截然相反的人生。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高干家庭。恰逢解放军赢得辽沈战役，他获乳名“小凯”。年少的杨曦光正逢癫狂年代，也不可避免地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贴大字报，加入造反派......在嘈杂的文攻武斗中，杨曦光将所思所想写成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未曾想，此文震撼了康生、陈伯达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结果，杨曦光被判十年，其父被关进了“学习班”，其母自缢而亡。杨小凯全家福（右上角为杨小凯）风华正茂的年纪遭此大难，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沉沦，但惨痛的经历，反而让他如梦初醒，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在狱中，杨曦光疯狂地拜师学艺，学经济学，学英语，学数学......他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完成了自我启蒙。当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曦光已脱胎换骨，再次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1983年，杨小凯被经济学家邹至庄看中，随后，历经万难。所幸，在刘道玉等人的帮助下，远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由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两种“第一性原理”：思想与实践之辩走上学术之路的林杨二人，各自原创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两套理论的理解，构成了我们思考“林杨之争”的关键。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第一性原理”：在每一系统的探索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杨小凯的理论，回归了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分工产生效能，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要点如下：·

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历史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杨小凯已经远去18年，这18年中，无论曾经养育他的祖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变。

来源丨@廖信忠作者丨廖信忠上学时候，有个老师曾经说过，你们不要以为全中国的历史都是一样的，山西就没有经历过南宋。突然意识到自己脑海里存在的历史“惯性认知”有多么根深蒂固。读历史好多年，却没有意识到地区历史的差异性。就像这篇文章里讲的，我们太习惯于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常常会忽略掉台湾自己的历史。如果你还相信历史与当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请好好看下这篇讨论台湾历史记忆的文章。尊重它，就需要了解它的历史。本文作者廖信忠，1977年出生于台湾，现居大陆，著有《我们台湾这些年》《我们台湾这些年2》《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等。原文如下（有删减）：小时候家楼下有位独臂老头，我那时候只知道那是以前空袭时被炸断的，有次我很不识相地问：“是日本人炸的喔？”我记得他只是默默笑，什么都没说，我心里想，日本人太可恶了，空袭台湾。有一天，学校教到“日据时代”，我脑子突然“轰”的一声，对啊！日据时代，台湾是日本的土地，日本人干嘛空袭台湾？接着，对我来说更残忍的事实是，空袭台湾是美国人干的。可是，美国在抗战时不是我们的盟友吗？为什么要空袭台湾？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二战末期，日本跟台湾一样是几乎天天被美国轰炸机空袭。原来老人说以前躲空袭不是躲日本飞机，而是躲美国飞机。啥？！竟然连国军都空袭过台湾，我知道这些事后，心里异常痛苦，沮丧了好一阵子。记得那年，两岸政府在抗战70周年的议题上互争话语权，而台湾社会上，有一群人却在纪念台北大空袭70周年，那场空袭中有3000人死亡。一次抗战胜利纪念，不同地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族群浮现了不同的记忆。1945年10月，美军飞机空袭台北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与大陆就走上两条不同的路，渐行渐远。清政府在北方打输了甲午战争，结果在东南边本来八竿子不相干的小岛台湾命运就此改变，当清政府决定割让台湾，对台湾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弃子命运。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五十年，半个世纪，好几代人，对台湾的影响肯定无法抹去。台湾作为日本“南进基地”，日本在掠夺台湾资源之余，也不遗余力地建设台湾。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接连打败中国、俄国，挤身帝国主义列强，台湾作为日本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当时欧洲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都在看日本的能耐。日本也有不服输的理由：台湾成为日本许多新技术实验的地方，什么新的方法经常是先拿到台湾试一试；没有人能否认，台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就是在日据时代完成。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同时，大陆发生哪些事：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国民革命、北伐、中原大战、对日抗战。战争接着战争，似乎是永无止尽的战争，战乱硝烟几十年没停过。相较之下，除了太平洋战争末期经常遭空袭外，台湾人过着较和平的日子，台湾人过着自己的日子，基本不关心大陆发生什么事。我又发现另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当时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1931年到1938年，也就是“9.18”事变的那一年，到对日抗战的隔年，在台北设有总领事馆。揭开这些以前我不知道的历史时，年纪还不大的我感到混乱，我如饥似渴想去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当时中国人要到“日本国台北州”需要办签证，台湾人到大陆，也要向台北中国领事馆办签证；每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台北总领事馆举办双十酒会，请在台北的各国使节及侨民参加，日本总督府也会派人祝贺；直到1938年，总领事馆因撤侨事宜与日本总督府不断交涉，最后租了第三国轮船撤侨，降旗，闭馆。民国22年（1933）国府外交部发的护照，前往”友邦”日本国台湾台北州为什么？这种疑问在我心中越来越大，台湾人在那些年到底是哪里人？这让我彻底混乱在精神方面，日本殖民者首要的当然是抹去台湾人脑子里自认是中国人的观念。19世纪末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后来的东京市长，认为台湾人拥有中国人的一切陋习，他总结成三样：怕死、爱钱、好面子，其实就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后藤新平说：“粗野幼稚的当地人民无法理解民权思想，日本国内的文明刑法、民法在台湾不能通用。所以，在台湾以实施建立在‘当地传统习惯’基础上的法制为宜”。一方面，用严厉的法制来治理台湾，一方面又利用“怕死、爱钱、好面子”的特性，常常给予一些小恩小惠。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意图，都是要把台湾人在精神上改造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样。来台湾的日本人，除了官僚、军人，还有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在1920年的台北街头，甚至有日籍的人力车夫，如果你到台湾东部花莲，还可以找到当年的移民开拓村。经历过被割让易主的那代人，逐渐老去没力再做反抗；新一代的台湾人，在日本教育、日本邻居、日本老师、日本警察、日本同事、日本政府的相对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对祖国大陆的概念日渐模糊。电影《赛德克‧巴莱》一段对话：再过二十年，族里的下一代都变日本人了日本人为台湾带来“质”的改变，至于精神思想方面，日本人认为台湾人是殖民地人民，如果吸收太多先进思潮，民智大开则不利于管理。所以你会看到，就算是高等教育，日本人也只让台湾人读理工医类，不太允许台湾人读政法科，在“纯种”日本人面前，台湾人毕竟是“二等国民”，日子尽管要过，社会当然也越来越进步，毕竟过得憋屈。电影《赛德克‧巴莱》：日本带来的”文明”到底是什么李登辉日前说“70年前，日本和台湾「同为一国」”，也是说出了事实，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确没有参加对日抗战，可是台湾人有抗日，尽管半世纪来这块岛上不同族群都曾有反抗，或武或文，但都不成气候，后继无力，很快就被捻平。有很多热血的年轻知识分子，心向祖国，他们想办尽办法到中国留学，对日抗战爆发后，他们参军，参加游击队，甚至还参与了共产革命。这就产生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样是日本殖民地，为什么战后几十年台湾的反日情绪就不如韩国来得高，甚至有些”亲日”？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台湾人前一刻还在听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下一刻忽然就意识到自己才是胜利的那一方，欢欣鼓舞地迎接祖国来接收。我经常在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如果1895割让的不是台湾，假如是山东，或是江浙、福建，这些地方的居民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对日本会有什么看法？现在一般大陆批评台湾“亲日”、“媚日”的声音，会不会同样用在形容这些地方上？其二，台湾从1895年后就不太知道大陆发生些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是国共斗争，突然之间就被卷进了内战。如果当年接收台湾的是一“完整”的中国，而不是马上进入内战的中国，现在这些难解的问题是不是都不会存在？电影《悲情城市》光复初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向往祖国的一切，这段里，侯孝贤特别安排他们跟着唱流亡三部曲，但是唱跑调国军来台，台湾人倒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欢迎，但很遗憾的，当时台湾人很快对国府来台接受者失望，比如说，看到跟乞丐一样的国军，看到贪污无能的官僚等等。对比站在一旁的受降缴械日军，对以前日本人的严谨，那是一种多大的心理落差。国府接收台湾后不久，社会就很明显地退步，很多人认为，日本人掠夺台湾资源，但还懂得永续经营来投资；但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态度却是杀鸡取卵，把台湾的资源通通送到大陆去支援内战，这导致了金融混乱与物价飞涨。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国府人员的行为及素质百姓都看在眼里，远远比不上以前日本人，一句当时的流行语“狗去猪来”：日本狗，中国猪，狗还会看家，猪只是吃、拉、睡，大官大贪污，小官小贪污。那种失落感有多大？而来台的大陆人士，见到台湾社会又是什么感觉呢？大陆刚打完抗战，把有血海深仇的侵略者日本人打跑了，结果一来台湾，见到处处日本味，当然会觉得不顺眼，进而便会产生排斥而看不起，批评台湾人都受到“奴化”、是“皇民”……这些形容词有没有很熟悉？日本人统治台湾之初也称台湾人为“清国奴”，现在好不容易回到祖国怀抱，竟然又同样被自己人祖国同胞称为“奴”。日据五十年，台湾一方面受殖民政权的压迫，一方面祖国又认为台湾实质是日本领土，得不到祖国大陆的支持，在殖民主与祖国间同遭歧视与排挤。曾被《亚洲周刊》列为中文小说百强第23名、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就是在讲这些事：一位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份子一心向往祖国，他在日本饱受欺压，好不容易等到光复，到大陆后又不被认为是中国人而受到歧视误解，历经一连串打击，后来他慢慢认知错乱，最后发疯悲剧收场。你以为“亚细亚的孤儿”是罗大佑唱的那首歌，指泰北孤军吗？不是，那是指台湾。统治管理台湾这块土地的政权来来去去，西班牙人来了，荷兰人来了，明郑来了，清朝来了，日本人来了，最后国民党来了。你说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自己有选择权吗？不管谁来，咬着牙还不是要生活下去。有人说，最有资格自称“台湾人”的，是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我问了一个原住民朋友“1945年对你们来说代表些什么”，他开玩笑回答“又被殖民一次”。“台湾人受日本人奴化深”的观念在当时大陆来台人士眼里是种主流，你会看到包括后来“2.28”事件，全面爆发冲突后，官方仍以此为理由来解释事变发生的主因。电影《悲情城市》同一批知识分子在“2.28”事件后的愤怒被认为是“台Du教父”的彭明敏，在他的自传《自由的滋味》里，提到他的知识分子父亲，“2.28”事件后的痛苦：“父亲....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像彭明敏的父亲，经历过五十年前台湾被割让那代人，见到前二十年各地起义反抗日本，有国仇家恨的那批人，都有这种情绪，更别说这五十年间出生“想象”祖国的那批人。可以说，国民党亲自摧毁了即使在日本统治之下，心还向往祖国的那批有影响力的台籍知识分子。1949年，国民党带了150万人到台湾，这个本来只有600万人的小岛，一下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台湾成了“复兴基地”、“反共的跳板”，从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切为反攻大陆作准备。尽管在军事上蒋介石相当依赖前日本军官团组成的“白团”，在地缘政治上也与同为东亚岛链的日本走得亲近，但在教育方面，国民党在台湾实施与政治相结合的教育相当成功：一方面诉求反攻，另方面讲求仇日，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日据五十年这段历史不存在台湾史当中，台湾从刘铭传建省、《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之后就消失了，然后下次出现，就是台湾光复，中间五十年，台湾在干嘛？像我这样的70年代生人，以为也在革命北伐抗战，等于将发生在大陆的这五十年间历史，直接移植到台湾五十年一样。前不久我去听了一场座谈会，有位老人谈他们在敌占区下某县城的生活。他说得挺平淡，他们家经营油行，有一天日本人突然来了，可是依然是每天早上开店，黄昏关店，有时到他地进货，翻过几座山要防土匪，过年依然吃年夜饭放鞭炮，除了出入城门要被日本兵检查外，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这时就有一中年男子跳起来破口大骂“汉奸走狗”，言下之意，就是你为什么苟且偷生？为什么没有起来反抗？为什么你没有跟着逃到大后方？也许敌占下的生活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并不光彩所以避而不提。在大陆，对抗战的历史研究，经常也都是在战场，在大后方，在敌后作战上，却很少听说过敌占之下人民生活状态。也许敌占区太大，每个地方的经验都不同，可是不能否认，即使受到再大的压迫，再大的苦难，即使苟延残喘，“生活”也是存在。战后新一代的台湾人对中国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却不知道那五十年间自己的家乡发生些什么事，他们知道黄河长江流经的省份，却排不出台湾由北到南的县市；他们跟着唱《长城谣》歌颂关外，可是不会唱母语的民谣。吴念真自传性电影《多桑》讲受日据教育的父亲，与战后出生受教育的子女意识形态上不同，闹出很多家庭纠纷台湾跟大陆这一百多年来，实质有联系的只有1945到1949这短短四年间，绝大多数的民众根本不足以了解大陆是什么，这扇门就关上了。等到40年后这扇门又重新慢慢开启时，台湾人因为长期反攻大陆政治教育及宣传的影响，已经带着另一种有色角度好奇来看大陆。我意并不在重述一次那些所谓台湾“悲情”的历史，事实上，台湾人一大问题就是太常沉溺在自己所谓的悲情历史当中，用太多感动自我的悲情往事作为排拒其他群体的理由，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能理解台湾人的想法。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种悲情真不算什么。任何时代，任何族群、群体，大到一个民族，都有类似的苦难历史与记忆。不仅台湾有，久远一点，以前犹太人有，近一点巴尔干诸民族也有，在亚洲，韩国的“苦海深仇”广为人知，大陆也有“百年国耻”颠沛流离的记忆。就算是发起战争的侵略者日本，被丢了两颗原子弹后到现在也有“被害者意识”。即使到了科技发达卫星已能飞出太阳系的现在，这样的“民族悲情”仍然不断持续发生，比如现在的非洲，现在的库德族。但我不太爱提所谓“历史长河”、“历史巨轮”，因为“个人”的微小呐喊总在这些后人看作“风云”的豪迈叙事中被碾压，风一吹，烟消云灭。尽管这些“悲情”都是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真的不算什么，可是没有人会愿意活在那悲情的当下，因为不幸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会被“碾压”的那群人。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倪惠，来源

易中天

现在有种时尚，就是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归之于市场经济下的人心不古、重利轻义。2001年高考的作文题是对一则寓言的评论：一个青年带着七个行囊过河，这七个行囊分别是：健康、美貌、诚信、才华、金钱、荣誉、地位。河中遇险，需要扔掉一个才能求生，于是青年人扔掉了“诚信”。考题问学生对这个青年人的选择有何看法？这个考题顿时激起了社会各界对“诚信”的议论，考试次日，不少传媒就在“我们还要不要诚信？”之类的标题下发表了纷纭的众说。的确，这些年来人们痛感诚信缺乏的危机：市场上“假冒伪劣”泛滥，连“防伪产品”也有伪的，不守合同、恶意赖账、收货不付款、收款不发货成为司空见惯，金融诈骗、设局坑人，上市公司包装作伪，公然“圈钱解困”，传销、抬会的欺诈、坑亲杀熟，令人发指，甚至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拐卖妇女儿童问题，据许多调查居然为亲友熟人欺骗的占了很大比重，以至于媒体呼吁不要“轻信”亲友……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之不诚不信到如此地步，实在已是匪夷所思了。于是人们借此次高考命题呼吁诚信。有人指出：“诚信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有人说：“诚信是成功的秘诀。”还有人引经据典，指出孔子认为宁可去兵去食而不可失信，信与仁义礼智乃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的伦理。……这些当然都没有错。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人都知道诚信重要，而现实中诚信却如此缺乏？为什么先哲关于去兵去食不可去信的经典，敌不过权色才钱名利皆重于“信”的现实“选择”?现在有种时尚，就是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归之于市场经济下的人心不古、重利轻义。然而别的东西还可以讨论，这不诚不信毫无疑问是与市场经济无关的。众所周知，做买卖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信用。自然经济下封闭的亲友熟人小圈子的关系可以靠亲情，市场上陌生人之间打交道靠什么?当然唯有诚信。所以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必然是信用至上的社会。道学家也许会说这种社会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但决无法说它不讲信誉。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发达的诚信社会，不管什么“文化”下这都是必然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因而变得不诚不信，而在于缺乏诚信我们就进入不了市场经济。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不诚不信呢？其实答案并不复杂，诚信诚信，先有诚，而后有信。诚者真也。为人行事，有对有错，谁也难说自己是永远正确的。但真诚却是为人行事的基础，没有起码的真诚，说出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还能指望别人的信任？做的事连自己都觉得像演戏，还能指望别人当真？如果一个社会假话横行，人人口是心非，事事弄虚作假，那么即使有真诚人想办实心事，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从而发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虚伪横行，真诚消隐。我国传统文化虽然重视诚信，但那时的长期专

2024年5月8日哈耶克诞辰125周年纪念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通往奴役之路》七大观点作者

作者/秦晖一像我国过去那种让弱势者（农民）纳税供强势者（干部）看病——大家还记得当年卫生部某退休副部长“80%公费医疗经费用于干部”的话吧——的体制，有什么资格批评那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有专家指出不要对在中国推行福利性医疗保障有幻想，文章题目甚是抢眼——“如果中国搞免费医疗，结果是弱势群体看不上病”。该专家在指出免费医疗据说通常都有的三大弊病——高税收、过度医疗、医疗单位无竞争之后，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英国搞免费医疗的结果是排队，你是部长首相也得排队。但要是在中国搞免费医疗，那结果就是没关系没权力的人得排队，排十几年的队，而有关系或者有权力的人就不排队。在我们国家，哪怕你就是个小乡长，也可以不用排队。”此文在网上引起热议，议者似乎是批评居多，但最有分量的批评我觉得是下面这个：“不错，在中国搞公费医疗确实是老百姓排长队，官员就不排队。但是这些年来中国搞市场化医疗的结果又如何？不就是老百姓看病掏大钱，官员看病照样不掏钱吗？”这个问题首先给人的启示是：的确，“福利化”与“市场化”可能各有利弊，但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的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的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评价和决策体系往往只能听到那些既不花钱又不排队者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拿排队和花钱来轮番吓唬老百姓：高收费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见市场化是要不得的，我还是应该有垄断的权力。排十几年队你怕不怕？可见福利化是要不得的，你别给我施加这些责任。二其实市场化与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的，在先进国家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已经有不少。例如政府在对弱势者的医疗承担保障责任的同时，放弃医疗供应的垄断权，对民营医院开放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端和特需医疗市场——不愿排队或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钱去看高级私人医院，但低收入的穷人看病可以向政府问责，要求有免费的公立医院可看。当然，排队之弊也许难免，但是富人分流到高端医疗市场后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总之，怕排队的人可以选择花钱，怕花钱的人也可以选择排队，市场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总不至于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吧！可是我们这里却相反：国家财政提供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特殊高端医院，改革前它们很多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高干医院，改革后也对公众开放了，但收费高昂。而民营医院受垄断排斥很难进入高端医疗市场，大都只能为没有保障的弱势百姓提供收费的低端服务。百姓要么没钱进不了好医院，如果花得起钱也必须挤到那极少的国营高端医院排长队，恰恰造成了“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之弊。又如一些先进国家把福利保障责任理解为支付费用的责任，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务的责任。提供医疗服务可以靠民营医院（以及民营药店等）形成竞争性市场，但是穷人看不起病，政府有责任提供支付手段。给钱怕你乱花了，可以提供医疗券专用于医疗支付，就像其他福利领域的教育券、租房券等安排一样。病人持医疗券可以在市场上选择医院，民营医院可以竞争改善服务、降低收费以吸引病人，收入的医疗券由政府负责兑付成钱。这虽然不能避免福利制度的财政负担，却可以免除官办医院缺乏竞争、服务不良、效率不佳之弊。再如，在英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和中国式的官员、职工免费医疗之外，不是还有美国式的穷人、老人免费医疗么？都说美国的低福利导致有些人看不起病，所以奥巴马要搞医改，可是很少人问在美国是什么人看不起病，奥巴马的医改在美国民主制度下何以不易推行？实际上美国联邦财政支付的福利性医疗（Medicare与Medicaid）就是解决穷人、老人看病问题的，而且确实也解决了。在那里看不起病的，主要是没有弱势到可以享受福利性医保，但也并不富裕，因嫌贵或者自恃健康又没有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中低层人士。他们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但是富人（他们自己没有看不起病的问题，如果说对纳税供穷人看病不好持异议，那么要为那些并不穷的人看病纳更多的税，他们的牢骚就大了）和穷人（他们已经有了福利性医保，操心的是就业，如果因为高税收影响投资妨碍了就业，他们并不愿意）都不支持，仅仅靠中低层的支持在民主制下争取多数确实有难度。当然，福利性医保像英国那样覆盖全民（高福利），或者像美国那样只覆盖真正弱势者（低福利），可能各有毛病，但是像我国过去那种让弱势者（农民）纳税供强势者（干部）看病——大家还记得当年卫生部某退休副部长“80%公费医疗经费用于干部”的话吧——的体制，有什么资格批评那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作者：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近期，“人物”报道了在快递投诉制度中（一单无法撤销的快递投诉），通过重罚快递员来试图达到保护买家利益的机制。但由于系统的刚性处理和责任处理模式，极易激化快递员和买家的矛盾。今年3月起实施的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也加大了对快递服务质量的处罚力度，特别是里面要求快递默认送货上门的要求，在实践中面临不少争议，市场实践的复杂性和“看起来很美”的政策原则，也让快递企业和快递员陷入困局。本文系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对“人物”报道所做评论，标题系编者所加。电影《不可思异》目前的快递投诉制度，通过重罚快递员来保护买家的利益，以起到维护快递公司利益与整个网络购物系统顺畅运行的效果。这样的制度设计，把压力端放在最为弱势的群体身上，让快递员承担丢件等方面的一切风险，通过压榨这一群体来换得系统的顺畅运行。这样的做法表面看来成本最小，也最没有阻力，因为风险被分配给了最缺乏议价能力的群体。但是，这样的方式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不仅容易造成误伤，而且反过来道德绑架了有正常投诉需求的买家。尤其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会大大激化快递员与买家之间的矛盾，被系统压榨的快递员对于压榨自己的系统无能为力，很可能会将怒气与戾气转向买家，在极端的情况下采取暴力等手段报复买家，从而酿成悲剧。我知道，一旦出现恶性刑事案件，又会有很多人认为实施报复手段的快递员该杀，而无视制度层面风险分配不公的根源。认同丛林规则的人，似乎从不考虑回旋镖效应，不知道这样的效应完全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制度层面考虑公平的因素，不只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其实也是间接保护了自己。可以预测的是，目前的快递投诉制度继续下去，势必激化人际矛盾，发生恶性的刑事案件是迟早的事。明明可以事先采取措施，通过纾解制度层面的不公平，来尽可能地预防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为什么非要坐等情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似乎很多人都已根本不考虑明天了。转移矛盾转嫁风险，日益地成为首选的解决问题之道。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曾任新加坡总理、新加坡最高领导人，被誉为“新加坡国父”。1986年，时任新加坡发展部长郑章远被查出私受新加坡币100万元贿款。郑章远乃新加坡元老，与李光耀私交甚厚，事发后立刻找李光耀求情。结果李光耀冷冷一句：我若帮你，新加坡就完了。最终，被李光耀断然拒绝的郑章远，选择了自尽。郑章远（中间戴眼镜者）而郑章远在留给李光耀的遗书中道：过去两周我深感沮丧，我对于这样的事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东方绅士，我觉得只有用最高的惩罚才能赎罪。其实，按照当时新加坡的法律，郑章远最多也只是会被处10万元罚款与5年监禁。然而郑章远却选择结束自己的性命，而郑家人在郑章远身故之后，离开了新加坡，再未回去。后来的李光耀在一次讲话中道，并非是自己逼死了郑章远，而是法不可容情，郑章远失去了脸面与尊严，就无法在新加坡立足。郑章远宁可结束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新加坡多年来都是世界最廉正之地，然而新加坡也并非天生如此。1959年新加坡初立时，担任总理的李光耀环顾四周后发出感叹：我们病得不轻，贪婪、颓废盛行，曾为人民而战的战士如今却在掠取，这是倒退！所以李光耀当即提出，要打造正直清明的新加坡。最终让新加坡成绩斐然的原因，除了高薪，最主要的就是法。新加坡各部门所有人员每年7月都要进行财产申报，无法解释来源均要受查，仍无满意答复的就会被判定为灰色所得。新加坡对此惩处，并不仅是罚款监禁而已，而是再也无法在新加坡立足。在新加坡若是这方面出过问题的人，再难以找到工作，也会丧失几乎所有福利，永远在新加坡抬不起头。当年被马来西亚一脚踢开时，新加坡1/4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地狭人稠，没有资源，连生存都是问题。而今的新加坡能够成为世界著名的富有、发达之地，有其深刻的道理。

那么，崇祯究竟是怎样一个“英明”君主呢?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人们可以了解一二：

摘要：更严酷的惩罚来自对案件的错判。这种错判来自两方面：一是“失出”，即应该被重判的罪犯因州县官失误而被轻判；二是“失入”，也就是应该轻判或无罪的人被判以重罪。《大清律例》规定，州县官故意枉法判决一个无辜的人某种刑罚，被查明后，该州县官要受相同的刑罚。最严重的情况是州县官故意判无辜人以死刑，并且死刑已被执行，这种情况州县官也应受到死刑的惩罚。本文摘自王笛著《碌碌有为》作者简介王笛，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历史学者，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1978年，王笛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隗瀛涛先生。1985年，王笛硕士毕业后留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1989年，王笛完成了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王笛后于1991年赴美，师从罗威廉教授，1998年，王笛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他还担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等职。罪犯、衙役、州县官：违法就要受罚从地方政府的法律执行，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与法律相关行为的惩罚、地方监狱以及私刑的使用。我们说的惩罚，不仅包括对违法犯罪者的惩罚，还包括法律规定中对没有尽到职责和义务的地方官员和衙役的惩罚。传统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执法机构是州县衙门，法律赋予州县官基本的法律权力，他们是集检察官、法官、警察和验尸官职责和权力于一身的。这种权力首先体现在对越级告状的“惩罚”上。法律规定那些越过州县而直接诉讼到上一级衙门的行为是违法的，对于违法者，可以处以杖五十的惩罚。地方州县衙门在审理案件时，刑讯是常用的方式。法律许可的刑讯手段包括鞭笞、掌嘴、压踝等。法律还规定所有刑讯器具必须符合法定规格和形状，必须受上级衙门的检验并加烙印，禁止官员制作法律规定之外的刑具。“叫魂案”中有一个叫明远的和尚，他在化缘时因当地村民控告而被扭送到官府。州县官为了得到明远和尚的证词，便对他进行了刑讯审问，先是让他跪锁链三日，其间用夹棍夹了一次手指，随后连续审问他两天两夜，在此期间不允许他打盹，只要他稍微闭上眼睛就立刻呵斥他醒来。州县官看明远和尚已经经受不住刑罚，就暂停了审问，两天以后犯人就死了，可见当时的审讯手段还是比较严酷的。我们再从更微观的视野看看这些审讯惩罚对嫌犯的身体伤害。上面提到的压踝骨用的是一种踝骨夹棍，这种木质刑具由三条直棍子组成，外面的两条是当作杠杆来用的，当外力通过杠杆原理对内部施压，受刑者的踝骨会受到挤压，甚至被完全压碎。可见在法律规定的刑罚之外，嫌疑人和罪犯都会受到额外的惩罚。法律规定对未能及时尽责，甚至渎职的衙役也有严厉的惩罚。虽然掌握司法权的是地方政府，但往往州县官手下的衙役、仵作等人员才是具体的执行者。法律也规定了对他们违反职责行为的惩罚。仵作是职业验尸员，为了尽量避免他们拿出不全面或者虚假的验尸报告，法律规定如果验尸报告中的死因有错，仵作将会被杖八十。在后期抓捕嫌犯的过程中，办案衙役也要承担相应责任。在盗窃案中，未能在期限内逮捕嫌犯归案的衙役将会被问责，而且延迟时间越长，惩罚越严重。一个月内未能捕获盗贼，捕快将被鞭笞十；两个月，鞭笞二十；三个月，鞭笞三十。这种惩罚方式在当时十分盛行。为了能督促衙役办案以及对懈怠的行为进行相应惩罚，还出现了许多滑稽可笑的法律规定。比如，办案衙役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抓到嫌犯，法律规定州县官可以把衙役的家属拘禁起来。需要注意的是，衙役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地位通常很卑微，收入也很微薄，所以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索贿”的情况。上面提到的“叫魂案”中，萧山县衙的蔡捕役因向和尚索贿不成，栽赃他们是剪人发辫会妖术的“妖僧”，从而把他们抓进了监牢。后来东窗事发，蔡捕役被审讯招供，称是自己作弊。最后，他被打了一顿，并戴枷示众，还被官府以渎职罪开除。地方官要谨遵法律规定以避免受到惩罚。地方案件中包含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央政府相对来说更重视刑事案件，所以对刑事案件中州县官员的违法行为会有非常严厉的惩罚规定。首先是对延迟尽责的惩罚。对于地方杀人案件，法律规定，州县官必须在受害者被害现场或发现尸体之初亲自验尸。如果有地方州县官没有按规定执行，将会受到降职或调职的处分。因为他们的延迟而导致尸体发生严重变化，那么州县官将被处以杖六十之刑。在现场验尸完毕，州县官必须立刻向上级呈交一份详细报告，延迟提交报告也要受到惩罚。对于杀人案来说，验尸结果确定后，州县官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破案并抓捕罪犯，相对来说这个期限是比较紧的。例如对于犯杀人罪的重犯，如果在六个月内未能破案，州县官将会被罚停薪留任；如果在一年之内还未破案，则要官降一级或者调任，而他们未完成的任务将成为下一任官员的职责。而对于盗窃案，超过六个月未能破案，州县官将会被罚俸半年或一年；如果在延期一年之后仍未破案，经济惩罚进一步加重，罚俸一年或两年。此外，更严酷的惩罚来自对案件的错判。这种错判来自两方面：一是“失出”，即应该被重判的罪犯因州县官失误而被轻判；二是“失入”，也就是应该轻判或无罪的人被判以重罪。《大清律例》规定，州县官故意枉法判决一个无辜的人某种刑罚，被查明后，该州县官要受相同的刑罚。最严重的情况是州县官故意判无辜人以死刑，并且死刑已被执行，这种情况州县官也应受到死刑的惩罚。在传统中国社会，地方司法审判中的惩罚不仅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惩罚，还规定了行使司法权的地方州县官的职责，以及违背职责的惩罚。作为地方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执行者，衙役、仵作、书吏等也有相应的责任，违背职责或者渎职都是法律所禁止的。严厉的惩罚看上去是维护法律的威严，但审讯过程中的严酷刑讯手段经常导致犯罪嫌疑人还未招供便惨死，而为提高衙役办事效率拘禁其家属的规定更是荒谬，这些都是法律惩罚不当的代表例子。手铐、脚镣、传染病：传统中国社会的监狱清代，县、府、省三级，每个级别都有自己的监狱。在县比较多的省份，监狱总数有三十座之多。每座监狱可以容纳八九百犯人，每天都有犯人进出。监狱都有高大、坚固的围墙，围墙上有瞭望塔观察周围动向。从进入大门到关押犯人的牢房要经过三道门，每道门都是关闭的，并有人把守。经过三道门时也会经过县官、书吏、捕快、衙役居住的房间，他们守卫监狱，防范意外发生。死囚的监牢和普通监牢是分开的。进入监狱之后还要再经过三道铁门才能到死囚的监牢。除了死牢比较特殊，一般监狱中还设有女监。监牢中一般还会有一个庭院，白天囚犯会被带出来放风。监狱的防卫很坚固，监牢内和监牢外都有巡逻的人，他们一般手提灯笼和锣，来回走动时彼此打招呼。守卫每晚分为五班，如果被发现失职或者打盹懈怠，将会受到严惩。犯人一般要戴着脚镣和枷锁，沉重的负担压坏了他们，等到白天把枷锁解开时，他们的皮肉早已积满瘀血并且麻木了。白天他们可以解除束缚，以便干活，皇帝会赐给死囚一些米粮，足够他们在行刑之前存活。不过对于旗人和皇室宗亲来说，他们总能获得优待。例如旗人进监狱免枷号，而且宗室犯罪也不得锁禁锁拿。这也体现了我们之前说的儒家文化倡导的尊卑秩序。法律还规定了监狱的一些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点视。也就是监狱内各监牢的门早晚封锁，并由当值狱官点视，若忽略了该项而导致囚犯走脱，从官员到狱卒都要被问罪。以上这些只是对清代监狱的概括，下面我们选取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展现监狱中的细节。首先，囚犯在监狱中面临来自环境和狱卒的威胁。一般的监狱环境比较恶劣，房屋低矮、狭窄、阴暗、潮湿。方苞的《狱中杂记》描述了康熙五十一年京城刑部监狱。他发现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犯人的集中看管非常容易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刑部监狱分设了四个老监，每监又分五个牢房，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那间以方便管理。除了中间狱卒的房间有天窗可以透气，其余四间牢房没有窗户。加上关押的犯人在二百人以上，到了晚上，犯人大小便都在监牢里解决，空气浑浊，气味相当难闻，寒冬时传染病流行，得传染病的犯人就越来越多。新来的囚犯在七八十人共同关押的监牢里，还面临身强力壮的老囚犯的威胁，他们长期在压抑的环境中，对新面孔有非常强的攻击性。犯人的糟糕状况还与狱卒、小吏的索贿有关。进入大牢都要戴上手铐脚镣，这些重压使犯人痛苦不堪。为了解除枷锁，向狱卒行贿是普遍流行的潜规则。而狱卒也会根据囚犯的家庭财产情况来决定索贿的数额，通常从几两到十几两白银不等，拿到钱以后他们就会分赃。除了狱卒，刽子手也经常向死刑犯的家人索贿。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等在门外，叫他的同伴进去勒索钱财。如果犯人被处以斩刑这种极端刑罚，刽子手既可以让他一刀毙命、免去痛苦，也可以在砍去囚犯四肢之后让他依然活着，这取决于家属是否有能力满足刽子手的索求。其次，囚犯在监狱中的遭遇经常造成刑罚之外的伤亡。因为囚犯的人数众多，政府为囚犯每天只提供两碗小米粥，这导致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对老者来说，这种情况更不利。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寒冷，或死于刑罚带来的重伤。正因为这种绝望的境况，监狱中的犯人自杀的很多。他们宁可丧命也不想继续挨板子。自杀的方式通常是上吊，监牢里没有房梁，他们就把绳子挂在插在墙上的棍子上。囚犯自杀或因其他原因死在监牢里，他们的尸体也无法得到善待。按照法律规定，尸体要被放在班房里静置三天，等着老鼠去啃。三天之后，地方官员带着书吏、衙役前来，拿绳索套住尸体的脚，并把尸体拖到监狱的后门。官员命令手下拿一根铁头棍猛打尸体的屁股三下，打完以后，书吏便写证明：该人犯因某罪死于监狱，经正式检查确认死亡。当上峰来检查时，地方官员可以把这份证明当作自己尽职尽责的表现。不过，也不是所有犯人在监狱中都过得潦倒不堪。山阴县有一个姓李的人，因杀人而下狱，入狱之后与狱卒内外勾结，每年都能弄到几百两银子与狱卒平分，可谓坐着监狱发了大财。有一年偏巧碰到皇帝大赦，这个姓李的人出了狱，在外面住了几个月之后发现生活很无聊。他有个同乡失手杀了人，被判长期蹲监，他替此人承担了罪名，又进监狱重操旧业。一些比较大的地方监狱，还设有果园、菜地和鱼塘，甚至大到有街道和市场。犯人可以在里面售卖许多东西，可以是食物，或者是监牢里的生活必需品，很多人以此为生。监牢一天只提供两顿粥，他们赚来的钱可以让自己吃得更好一些。不过，这些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囚犯在监狱中的生活都十分悲惨落魄。作为关押罪犯的地方，清代政府在县、府、省均设立了不同级别的监狱。监狱的设置一般以高墙阻止犯人逃跑，其次将女性罪犯和死刑犯分开关押。普通罪犯的牢房通常环境恶劣，饥寒和流行病成为致死的重要因素。除了恶劣的环境，掌管监狱的不同身份的官吏都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对囚犯进行索贿，当索贿不成时，他们会变本加厉地对待囚犯。这也导致了监牢内自杀情况的出现。虽然我们在史料中也发现有的囚犯利用自己的计谋或能力在监狱谋生，但绝大部分囚犯在监狱中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五毒备尝，肢体不全：监牢中的私刑为了让犯罪嫌疑人招供，地方官员可以动用法律规定的一系列刑具对犯人进行刑讯。在明朝，常用的刑具有枷、杻、索、镣。索就是铁绳、铁链，长一丈。镣有三斤重，用于防止充军的罪犯在押解途中逃跑。这些刑罚对罪犯来说已经非常痛苦难忍了。刑具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分为合法刑具和非法刑具。对于非法刑具，虽然历来政府都是明令禁止使用的，但根本无法杜绝，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州县，私刑的滥用是无法避免的。对犯人来说，法律规定以外的私刑带来的伤害更为严重。比如明朝有一种立枷，又叫站笼。这种刑具的实施方法是让罪犯头套重枷，这种枷重一百五十斤，犯人昼夜直立于木笼之内。在极端重压之下，罪犯几天内就会死去。比较有代表性的惨烈私刑出现在明朝的东厂之中。东厂有特权，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就抓人，并且设有自己的监狱来刑讯犯人。在这种情况下，东厂特务不会按照法律规定的刑罚来对待犯人。厂卫特务在审讯时经常使用大量法外酷刑，受刑人往往“五毒备尝，肢体不全”。我们来挑其中比较骇人听闻的私刑来看看其残酷性。比如一种私刑叫作刷洗，即在囚犯身上泼开水，之后用铁刷刷去皮肉，囚犯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还有一种叫钩背的刑罚，即用钩子穿过犯人的背将其钩起来悬挂在某处；还有一种叫红绣鞋的私刑，就是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烙脚面。诸如此类的私刑非常多，以至于人们谈东厂色变，把东厂的监狱看作人间地狱般的存在。需要说明的是，厂卫特务对囚犯实施的私刑虽然不在法律条例之内，但因为法律赋予了厂卫额外的司法权，所以厂卫动用私刑并不算违法行为。狱吏还会巧立名目将非法刑具换个名称使用或者不断制造新刑具。比如有一种叫作柙床的非法刑具，清朝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使用。这种刑具极其残忍，其制作样式非常严密，犯人在其上，头上有掀头环，脖子中间有夹颈销，腰间有拦胸铁索，腹部有压腹木梁，双手有铁环固定，双腿有铁锁镣绑紧，双脚困于匣内，整个人都被紧紧捆缚固定。囚犯平躺在柙床上，上面盖有一块木板，板上有密集如刺猬的刺一般的三寸长钉，距离囚犯身体仅两寸，囚犯不小心触到便会被刺伤。四面则像鸟笼一样，捆缚其中的人，四肢僵硬，手足不能伸曲，肩背不能反侧，身体遭受的痛苦只能默默忍受。正是因为这种刑具太残酷，清律规定在监狱中使用柙床者，官革职、杖一百、流三千里，吏卒杖一百、革役。于是地方州县衙门将与柙床类似的刑具称为大镣，以避免自己出现“违法”的情况。《清史稿》中还记载了清代地方县衙制造的五花八门的刑具。例如山西平遥县衙有许多律例规定之外的刑具，押解刑具有立枷、站笼、刑车、木驴等，拘系刑具有颈槛、竹手铐、铁鬼衣等，这些都是地方县衙广泛使用的私刑用具。创造酷刑是为了更大程度地让囚犯痛苦。比如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曾经多次出现对罪犯的极端惩罚，除了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腰斩、凌迟，还有新花样，例如“阎王闩”“檀香刑”。这些私刑是为了惩罚“罪大恶极”之人而创造性产生的。在小说中，咸丰帝身边有一个叫小虫子的太监，偷偷倒卖了咸丰帝的七星鸟枪。咸丰帝龙颜大怒，决定要好好惩罚这个小太监。按照宫内慎刑司对偷盗的惩罚，可以提供的刑罚有打板子、五马分尸等等，咸丰帝觉得这些惩罚太普通，不能消解心头之恨。于是，小说中的京城首席刽子手余姥姥为了替皇帝“分忧”，想出了一个新的酷刑“阎王闩”。余姥姥知道咸丰帝痛恨小太监有眼无珠，于是迎合皇帝的心意，让小太监在受刑中脑浆崩裂、眼珠崩出，以解皇帝心头之恨。跟阎王闩比起来，檀香刑更是惨不忍睹。小说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反抗斗争为背景。孙丙因妻子被德国人欺负，一怒之下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很快整个村子被德国人报复。孙丙毅然到义和团去请求援助，并带领一支队伍袭击了正在修铁路的德国人。德国人反过来又围剿孙丙，最终孙丙被活捉。作为对反抗德国和清府行为的惩罚，德国人决定用最残酷的“檀香刑”来处死孙丙。小说详细描写了行刑的过程。将檀香木做成宝剑的形状，并且放到香油里煮，让檀香木沾染食物的味道，刑具要三五天的时间才能准备好。行刑要从犯人的谷道（也就是肛门）一点点打进身体里，直到从喉咙处穿出。因为刽子手的“技法高超”，檀香木经过身体内部却不触及重要器官，犯人可能经过极其痛苦的几天也不会死去。这种刑罚比干脆利落的杀头更令人煎熬，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或官员指定囚犯在刑罚之下要撑足多少天，如果还不到日子但犯人即将死去，刽子手还会给犯人喂参汤来吊命，直至他们看到自己身体腐烂生蛆。虽然我们无法想象这些超出法律规定的惩罚带给囚犯的痛苦到底如何，但毋庸置疑，这些刑罚已经超出了人性范围内对“惩罚”的定义。这些私刑越是展现其残酷严苛，也越多反映传统中国社会私刑的“泯灭人性”。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是统治者进行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对于被统治阶级，统治者非常强调其应该遵纪守法，反抗统治者的行为将会招致法律规定中的极刑，甚至法律规定之外创造的新私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惩罚，强调的都是服从和顺应。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默认的私刑，或者在某种极端案例中所鼓励的私刑，是对囚犯或犯人绝对统治权和处置权的体现。我们在这些死刑中看不到对人性的悲悯，相反，这些血腥、残酷、严苛、花样百出的死刑是统治性质的反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主宰和专政传统中国社会的一切。本文摘自王笛著《碌碌有为》王笛最新的著作《碌碌有为》，他希望帮助我们拒绝片面地理解过去：“（不要以为）一个普通人生老病死，度过平淡的一生，就是碌碌无为。不要因为自己没能改变世界而自卑，历史正是由普通人的日常努力推动的。你每天努力工作，好好地过一天，虽然劳碌，但你就是在创造历史。”

他们身在农村，心在花花世界。而在某种意义上，赌博具有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它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时不时刺激已经毫无人生斗志的麻木神经。社会之癌：一个乡镇的赌博业调查文/吕德文来源/文化纵横笔者有几个至亲，家庭都因赌博而闹得鸡飞狗跳。每到年底，冷不丁不知从哪里冒出几个上门催债者，手拿几张欠条——里面字迹潦草、错别字连连，实在让人堵得慌。或许，很少有时代像如今这样，赌博会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勾连。在笔者调研过的多数乡村，“赌博”在最近十余年间已实现去污名化，乃至于和日常娱乐活动纠缠不清；“赌徒”也不再是败家子的同义词，反而被赋予了胆大、豪爽的正面意义。笔者有一个表哥，因在赌场上极其豪爽，一诺千金，所欠赌债说几时还就几时还，竟因此而获得好名声，当上了村主任。然而，因赌博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例，却更为常见。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乡村的赌博业态，虽非易事，却是大事。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01.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上，秦晖无疑是非常稀缺的学者，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真正的大国是能给国民带来尊严和自由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大国？古奥斯曼、古罗马、古中国？都不是！英国是吗？是！但英国本来是个资源少，人口不多的弱国，稍微知道欧洲历史的都知道，英国曾是人人可欺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既往的规则。当1840年大清的国门被敲开的时候，面对的是已经发展到蒸气机时代的大英帝国。陆地文明时代的全球第一强国，到了海洋文明时代却不堪一击。当地球瓜分完毕，英国、法国这些传统海上强国的发展就慢了下来。而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地理大发现后外挂的失效，海军和商船队的金钥匙也就不那么耀眼。统一后的德国咄咄逼人，世界又开始了新的变化。但德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而英法这些地球资源垄断者压制德国，最终战争爆发了。最大的得益者是美国和俄国——典型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尽管英国和法国打赢了一战，但是代价巨大。美、俄这两个国土广阔、科技领先的国家，开始呈现出潜力。一战让美国和大英帝国平起平坐，二战则彻底将大英帝国打成了二流国家。当欧洲被打烂的时候，独享资源和市场的殖民地也就自然失去了。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之下，英国、法国、荷兰这些曾领风骚一时的海洋强国失去了领土资源人口，往日的荣光一去不返。美国趁机获得了欧洲的人才科技。真正使美国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是冷战。当美苏争霸之时，美国凭借着对全球贸易的控制权和货币权获取财富，危机刺激需求，最终发展出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高端技术。苏联也同样发展了仅次于美国的高端技术，只是代价太大，经济失调，最终解体。除了美国，冷战的另一大受益国是中国。如同英法争霸的收益国美国一样，中国在乱世中保留了国土、人口、资源，差的只是科技——我们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从1949年开始，就没放松过对科学技术的攀岩。只要爬快一点，从百年耻辱到超级大国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说中国成为全球真正强国为时尚早，但是中国已经在成为强国的道路上了。在近现代视野中，有些大国究竟算不算大国，是值得研究的。近代化开端时期，在欧亚非这三大洲，当时就崛起过一个很大的大国，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过程，几乎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是同时的。在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廷，在传统的欧洲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两大标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上霸权，和奥斯曼的陆上霸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为什么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的大国，而后来崛起的西、葡、荷这些国家是近代的大国呢？首先在于立国之“制”对世界、后世的影响，就是对现代性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意义。评价一个制度好坏的标准，关键还是老百姓从中所得到的利益的多少，在这种大国崛起中，国与民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很多人说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被征服者和被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当然是深有体会。但是在传统军事帝国的扩张中，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并不是近代和传统的区别。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一是制度的背景，二是这个制度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关系。首先是指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关系——殖民征服对被征服地区的痛苦，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这个国家，在领土上处于大扩张时期。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那就是这一种以国民为本位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扩张国民能够得到好处，国家停止扩张国民仍然能够得到好处。所谓大国的兴衰，就绝不仅仅是版图的大小、武力的强弱，最本质的是老百姓的权利能够得到多大的增进。荷兰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殖民地，就是荷兰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尼。虽然我们说荷兰有海上霸权，但是主要是指商业霸权，就打仗而言荷兰人其实很不行。所以无论从本土还是从势力范围而言，荷兰都称不上是大国。但我们凭什么说荷兰是大国呢？荷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比如说股份公司、联省共和等制度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其商业势力无远弗届。它的文化影响力也曾经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荷兰在当时世界的影响，以至于在日本就把荷兰当做西方的代名词。现在按照大国崛起的说法，荷兰的霸权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的荷兰仍然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仍然让世人称羡，荷兰人的国家与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瑞典，其军事、政治势力都曾非常强大，当时在欧洲可能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曾经几次将俄罗斯打败。最终，波尔塔瓦战役终结了瑞典的军事霸权。但是在这之前，瑞典的军事政治势力很大，而当时瑞典在世界人民中却根本没有什么地位。1708年波尔塔瓦战败，国王逃奔土耳其，战后签订的和约使瑞典丧师失地，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没有恢复。可是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这之后才真正的崛起。战败之后的瑞典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均居欧洲前列的现代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依托下，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他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文化我就不用说了，诺贝尔奖就是由瑞典来评的。今天的瑞典人有没有人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之前的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当然也有，但很少。今天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臣民可以比较的。所以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即使在国家所谓衰落时期，他们的国民仍然是有尊严的。经过海洋文明洗礼后的现代社会制度，国家强大会带来国民的尊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过去的专制制度不是这样的，国强反而民更辱。我想，这就是“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进步吧。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

作者：吕德文

Stuart

来源：吕德文《基层六题》近些年，基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人所共知，人人都深恶痛绝。但似乎只能在形式上反形式主义，反反复复，越反越多，以至于基层差不多要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投降了。再加上经济下行的影响，基层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出现了基层僵死和社会衰退的征兆。为基层减负，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科学定位基层组织，释放社会活力。1、眼光向上的基层组织人们通常习惯从上下视角看待基层组织，比如，乡镇（街道）是国家权力的末梢，是科层体制的最底层，行政村和城市社区是最低一级的治理单元。这么理解，当然没问题。但仅有这种认识维度，可以说是极其片面。由于上级总把基层组织当做是下级，是被监督和检查的对象，也就想法设法去控制基层。在上级的视角中，基层只需要按照规定完成任务即可，完全不需要自主性。哪怕是给基层“赋权”，资源下沉，但从来都不放心，要同时设置督促检查权，时刻监督基层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事实上，从内外的视角看待基层，可能更准确。基层组织处于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地带，是体制内外的桥梁，需要和社会打交道，融为一体。体制需要正规化、程序化，但社会往往是模糊而非程式化的。基层组织需要有自主性，并不仅仅是上下级之间分权的需要，而是保留一定的非正式性，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的需要。依靠组织建设的方式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结果很可能是组织强大了，体制性强了，却封闭了，和社会脱节了。基层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原因是，上级把基层当做科层组织，用组织控制手段去改造基层组织，这使得基层组织失去了与生俱来的灵活性和非正式性。当基层组织只能目光向上，而无法眼光向外时，自然无法融入社会，只能在体制中僵死。2、制度过密化由于对基层组织定位有失偏颇，导致基层僵化现象。其核心表现是，基层出现了制度过密化的现象，一个制度出台后，一定会出越来越多的配套政策，不断打补丁。结果，基层管的事越来越多，基层被管的事也越来越多，关键是怎么管都是上级定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层的事上级插手。上级部门都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但凡一项业务工作，都要制定详细的工作规则。有规则还不算，还要辅助技术平台，保证规则落地。关键是，很多规则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某地自然资源部门规定越来越细，基本农田整治只能在原机耕道上修路，不超过三米。水利部门有样学样，水沟必须在原位置。这导致基层根本就没办法干活，哪怕基层在国土整治过程中整理了那么多地，方便了耕作，也不行。有些村好不容易修好的路，要挖掉复耕。二是市场的事行政替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在有些地方似乎已经不起作用了。尽管计划经济已经没有了空间，但一些地方却在想方设法回归计划。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中，经营户已经没有种植自由。农业农村部门不仅规定要种粮食，还规定种什么种类。农业部门按指标下达属地政府，属地政府按指标规定经营户种植。经营户说，非粮化整治大家都理解，但能不能别规定那么详细，非要规定不同种类的粮食种植比例，完全不符合实际。但农业农村部门说，不行。结果，政府补贴多少都没用，种田一定是没有效率的。三是群众的事政府包办。社会运行成本无比高，“群众无小事”几乎成了政府兜底办事的不二法宝。无论东西南北，当前村集体的最大支出都是保洁。城市小区有物业，小区保洁是业主的事；村庄没有物业，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兜底了清洁卫生。有些地方，政府几乎成了保姆，就怕群众做错事，每个路口都设置一个交通协管员，每个地块都有人值班禁烧秸秆。3、基层治理的“速食年代”上级为了调动基层，全面改造了基层治理体系。基层从达标体制转到了全面赶超体制，各项指标都以排位形式出现，有底线无上限。乡镇政府的工作逻辑是对标对表，为了不减分，或者取得一点点分，不惜耗费巨额资源赶超。结果是，基层工作全面而无重点，大家都很忙，却忙得非常盲目。乡镇的行政人员不够用，就花钱雇佣临时工，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把村干部当临时工用。赶超体制塑造了基层治理的“速食年代”，人们过度推崇速度和效率，制造了虚浮的风气。有些地方，花巨资在几个月之内打造示范点，完全不顾规律，甚至也不顾上级各种详细规定了，为的就是让上级看到成绩，在赶超比赛中拿分。赶超体制建立在无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想象基础上，假设经济社会可以一直增长发展，以未来之期塑造当下，则赶超就有回报，且可一直运转下去。但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而言，发展是一种幻想，基层的资源其实非常有限，短暂的强激励效应容易掩盖问题，故而容易耗尽资源。一旦资源消耗殆尽，过热的体制突然冷却下来，社会矛盾也更容易暴露。一种形式大于内容，体制脱嵌于社会的可称为“PPT体制”的现象已经横空出世。做得好的不如说得好。有些领导喜欢看PPT，简单明了，不用思考。结果，基层就通过PPT展现工作。在很多地方，第三方制作PPT的生意异常火爆，市场价一张PPT一千元，政府购买服务的一大笔经费都花在包装工作成绩上。与之类似的是各种数字平台，大屏幕显示。现如今，各种展板已经out，一定要高点数字化展示平台才行。速食时代和赶超体制相辅相成，没人去思考战略，没人去理会长远，都在考虑短期，兑现利益，及早抽身。官员疲于应付，上级一个一个指令，下午五点发通知，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材料。基层一方面受制于常规上的繁琐规定，另一方面为了政治正确，又极其任性，可以打破一切常规。因此，基层僵死和胡作非为同时存在，不作为和乱作为是一体两面。4、被“钉死”的基层干部过去十余年间，是基层治理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在拨乱反正的时期，通过八项规定、监督下乡、扫黑除恶、环保风暴等，一些长期存在的基层乱象，如违建、污染、吃喝风等，已经得到解决，基层规范化程度已经很高，具有了长效机制。在绝大多数地区，吃喝送礼都局限在人情范围内，村干部吃饭，没人会去公款报销；企业家送礼，也不可能举报。基层干部说，在一些红线底线上，想让大家不规范，大家也不干。

我再讲一个人。打了几次败仗后，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中英两国的深层次差距，他们觉得是指挥员不行，就派了湖南提督杨芳去打仗。杨芳到了广州后还没正式接防，第二天英国军舰就来了，他自己去观战。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来源

吕德文，武汉大学教授来源

百年之后回望，晚清在政治改革上的图谋和努力，不容忽视。清末，朝廷逐渐放弃专制，实施新政，意图建立君主立宪。这些努力让中国渐有现代国家的形态。不过，皇族保守势力的顽固断送了政改，并被革命党人发起的辛亥革命所摧毁。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场规模不大的军队哗变引起天翻地覆的巨变，不仅一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走进了历史，而且顺带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一并终结。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晚清的历史已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晚清就是一味腐败、一味卖国，晚清政府其实在政治变革上做了不少努力，君主立宪经过十几年发展即将成功，何以到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呢？一个还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顷刻瓦解呢？▌清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由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由外部引发，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之后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踪西方工业革命、实现社会转型，待到1840年被英国打败而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无论如何都具有一种被动的感觉或者不太舒服的别扭，所以清廷在那之后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要学西方，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保留，并不愿意像稍后的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将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的近代国家。中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到1891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太平天国和几次外部战争破坏之前的水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更重要的是，由于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不能说毫无功效。问题在于，洋务新政30年的发展是畸形的，经不起考验。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30年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甲午战争中的日本舰队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知耻而后勇，转身向东，向先前的敌人学习，启动了一场必将改变中国面貌的维新运动。所谓维新，其实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清廷统治者实事求是的深刻反省。然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又有种族之间的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内外的复杂因素，中国在1898年秋天发生了政治大逆转。第二年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层的派系冲突。保守的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竟然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义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躯去挑战列强的真枪实弹，终于引发列强军事干预，最后以《辛丑条约》的耻辱而收场。▲《辛丑条约》签字现场《辛丑条约》确实包含有巨额战争赔款，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共识是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我们过去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列强还要求清廷必须按照近代国家的标准进行政治革新，要引导国民的世界意识，不得煽动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清廷在1901年开始的所谓新政，其实就是庚子国变之后的大彻大悟，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作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这显然不对。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初期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在家天下的时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很受刺激，于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张维迎：说假话不脸红，教育为何如此失败？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任何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人类如何能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张维迎-01-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有两种：第一，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获取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的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想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我上次去山西榆次，看到县古衙门有一幅对联，大概是这样的：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什么意思呢？善以心论，恶以行断。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这人给了父母多少钱、盖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如果这样，穷孩子就没办法当孝子了。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恶人，不能看有没有恶的心，而要看有没有恶的行。道德伦理规范的是行为，而不是心！这就是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的基本差别。市场不求改变人的心，只求改变人的行为，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逻辑是共存的，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但是，正如我们对好多问题都有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对市场也存有误解。对市场的偏见可能与感情色彩有关。简单地说，市场给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健康的市场中谁赚钱最多？就是提供服务人数最多的人。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人或一家人，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多少人带来幸福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的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有时，同样情况下，别人赚钱了，你没赚钱，你会不满，这跟人性的一个特点有关：我们往往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失败了总怨恨别人；我们常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高尚，把别人看得比本来卑鄙。赚不到大钱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是我没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愿骗人。那些人为什么能赚大钱？心黑。这是自我安慰。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他说别人太贪，往往是嫌对方要价过高，希望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而从对方的角度看，也觉得另一方想占便宜，花这么点钱就想买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如果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可能会做出和事实相悖的评价。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微观层面上，每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这双看不见的手监督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干坏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如果在宏观层面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这时候市场就可能无能为力，你的看得见的手就会伤害别人，而不是给别人带来幸福。-02-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市场是从行为上考虑问题，“原迹不原心”。亚当·斯密原话的意思是，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现实中也确确实实如此。再看看计划经济的后果，很难说它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带来的却是灾难。而那些卖瓜子的人，出发点不过是自己赚钱，但他必须做出别人喜欢吃的瓜子才能赚到钱。其实，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2000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他说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服也没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的规划，那么多的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所以，我认为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主张者、捍卫者。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虞，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与前联邦德国（西德）总理施密特进行长达3天的交谈。当他们谈到了李光耀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双语政策时，李光耀坦言：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国，这对新加坡来说挺幸运的。这无疑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隐含的意思耐人寻味。不只是这一次，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讨论欧洲的章节里，也表示了对英国的感谢。对于英国的制度和其有风度的离开，让李光耀心怀感激。他说相比被比利时人殖民的刚果，和被法国人殖民的几内亚，被英国殖民的新加坡和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果长期以来都被比利时人当做原材料的生产国来使用。比利时人离开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任由刚果在内部战争中挣扎。几内亚的领袖惹恼了戴高乐，愚弄了法国，戴高乐便下令在撤出几内亚时将那里的电线全部剪断，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李光耀说，相比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在离开时颇有绅士风度的。他们的总督彬彬有礼地将办公大楼完好无损地交给他，拉着他的手向他介绍了大楼里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位漂亮朋友离开亦漂亮。李光耀写道：如果，英国人当初留给我的是刚果或者几内亚那样的状况，我不能确定自己有无能力将国家变成如今的面貌。当然，李光耀要感谢英国的并不只是他们的绅士风度和他们留下的英语，李光耀更看重英国人的制度。在他看来，英国人留下的制度本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他们不需要去将其颠覆。那样是愚蠢的，他们只需要去填补和强化一些东西。比利时和法国，与英国之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殖民模式：前者代表传统，后者代表现代；前者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后者以市场和贸易为主；前者不过是皇室和贵族的游戏，因此日趋固化和封闭；后者则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和可扩展的秩序。同样是殖民，却分别是野蛮与文明的代名词。二战后，掀起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大英帝国解体，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然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说

原题《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01

中国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的天命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也许可以指望，现在中国已经缩小到一个最弱的地步，是天下里面一个普通的国家。那么下一步，当中国重新进入生长，重新进入青春期、生长期，我们中国是否能够由天下里面的中国，重新生长为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天下，中国来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当然这个事儿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梦想，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我想引用一下吕不韦。吕不韦说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世界就是所有人的世界。我们认识中国，为什么总走不出西方的框架？文/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博导，学部委员）我大概是1993年之前，基本上是属于做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93年之后，我主要转向研究中国的思想。在1995年的时候，北大的朱苏力教授有一次提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这个问题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很容易变成研究中国的一些土特产。朱苏力这个问题想问，中国有没有一些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一些东西？我应该说从转向中国的研究以来，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不同专业的朋友为师，因为中国是一个综合的存在，我必须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不管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考古、古文献、中国的历史，诸如此类。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有过无数的解释，有过西方解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解释，我是看过不少。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一个描述，描述中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它没有解释说中国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它告诉你中国长这个模样，这个我们知道。我感兴趣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成现在我们大家所描述的这个样子？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一个漩涡，这个漩涡不断把周边各个地方各个文化卷到一起，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的存在。并且漩涡的特点就是一旦卷进来就无法脱身，它是一个向心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遗产，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遗产。所以，我也把我所做的试图重构中国的历史性，这样一个工作理解为是一个祭祖行为，向祖先致敬的行为。为什么中国需要重构它的历史性？在古代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产生的，是因为现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以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或者说一种知识生产上的立法能力。客观原因应该这么说，在现代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历史，但是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萎缩、蜕化为西方征服世界史的一个附属或者分支。也就是说，现代的中国史其实是西方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己讲述自己的能力。当然了，我们肯定都会意识到这个情况正在改变。今天，中国逐渐拥有了自己，重新拥有自己生长的能力和方式。当然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改革带来的成果，但是改革一开始，中国很弱，中国真正获得了自己生长的方式，也就是不超过十年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非常需要理解我们的祖先，理解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共识与偏见关于古代中国，一般来说有三个共识，大家都是共同承认的。一个是说中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据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第二个是中国具有兼容性，就是无所不包。同时还有第三个更特别的特征，中国是一个非神性的国家。因为和西方比，中国缺乏一个一神教，缺乏表达超越领域那样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中国文化也有这样一个现象。这三个共识，前面两个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描述，我们要解释它为什么是连续不断的，并且为什么是兼容的？第三个假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主要是一个西方看法，在西方看来，如果你没有一种宗教，或者没有一神教就是没有神圣性。这一点我深表怀疑，中国的存在是另外一种神圣性，不需要表达为宗教，这也是我试图论证的一个问题。我就是要追问，何处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信仰？我要分析这个行为的逻辑以及跟行为逻辑所一致的那些证据。什么是行为逻辑？也就是符合行为者的最大利益的选择，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或者换句话说，当一个行为者拥有最大能力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这样理解古人，理解古代每个朝代，每个当时的部族。那些部族他们分别在做出集体行动的时候，他们到底追求什么？就是要侦探这样的一些问题。做侦探要排除偏见。第一个排除的就是自现代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潜意识会被迫使用的，由西方知识生产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概念和知识。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分析中国，比如说过去曾经一度很流行，说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这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根本没有封建社会，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封建指的是先秦的分封制，那个跟西方封建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把封建社会指中国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那就是更加的不靠谱。当然幸亏这样的不靠谱观念，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同等不靠谱还流行过，说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这也是完全不靠谱。说我们小时候读的历史都是农民起义，其实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不重要的部分，并且不一定是真正的纯朴的农民，基本上是流民，所以这完全不靠谱，这都是西方推销给我们的观念。包括今天应用的仍然发挥作用的，比如帝国、朝贡体系、东亚、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这些都是西方用来解释中国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不符合事实，不靠谱，和中国的对不上。这些概念不仅误导事实，我们还要知道还有政治的附加值，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很丑恶的故事，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当年我书，就用了帝国这个概念。过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对。我们中国是帝国吗？帝国的标志就是迷信武力的征服，并且是向外看，是一个向外拓展的国家，那才是帝国。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缺乏以上的两个性质。我们怎么管中国叫做一个帝国？其实古代中国只不过君主制。所以我后来在新的书里面进行了纠正。当然没有纠正过来的还有很多，因为这一百年我们已经被西方重新塑造，如果有这些不靠谱的概念，也请大家原谅，我一个一个的改掉，慢慢的改正，这是一个偏见。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偏见，就是我们在理解古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以现代的事实倒影为古代的事实。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国家是有主权，是民族国家，似乎应该拿这些东西去倒影到古代，那就很麻烦，古代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这个概念，不过是你是山东人，他是山西人，就是不同地方的人。在今天都给搞成民族，搞成民族之后告诉你，你一定就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就变成民族之间的竞争。古代中国这片土地上只发生过政权之间的战争，各个英雄都是忠于自己的朝廷和君主，而不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些统统不存在。这些都是把现在的事实倒影回去，这也是我们需要纠正的。还有一个偏见，我管它叫地方主义的偏见。这个包括比如说流行的，就是汉族观点，汉人观点，儒家观点等等。因为中国主体，人数最多的就是汉人和儒家文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习惯于站在中原，以汉人的身份来看中国。那么这样的话，有时候正好应和西方的叙述。在西方看来长城是中国的边界，所以我们越看越小，这样是不公平的。如果我是一个蒙古人，我会怎么想？我站在长城外面难道不能往里面看？我难道不能认为中原应该归我统治？当然可以。当年忽必烈就是这么想的，皇太极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不能够局限地站在一个地方去看问题，我们要站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点来看中国。我觉得也是需要纠正的一个偏见。中国的漩涡我们排除这些偏见之后，我理解的中国就是一个自古以来连续动态博弈的游戏。大家为什么有热情要参加这样一个博弈游戏？或者说为什么大家想参赛？参加中国这样一个比赛？这些都是要值得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游戏在运动方向上，是一个由内向外走的向度，还是由外向里走的向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中国的学者，包括我曾经也是这样，我们忍不住从汉族的角度、从儒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而情感化地想象，中国的文明一定是由中原这个地方向外扩张的。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走，最后终于走到这么大的范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说来，是在我说的中国漩涡形成之前，中国是从中原往外传播的。也就是说在远古的中国，比如说早到新石器时代，或者早到夏商那个时代，夏商周。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由中原向外发生影响。但是关键是那个时候，还不是中国。那个时候所谓中国就是中原一点点地方，其他地方就是天下。在先秦时代，应该说是一个中国管理下的天下。秦朝奠定了中国，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真正形成、定义了中国。这个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脱身的漩涡，这个漩涡的原因要往上追溯。但是一旦形成漩涡，中国就变成一个各方的力量由外向中间走的这么一个路径，形成了向心力，所以中国越变越大。这能够解释一个难题，就是中国是非侵略性的，但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不去侵略，却越变越大，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我相信我这个漩涡模式，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中国变大是因为各方力量不断被卷入这个漩涡。为什么会形成漩涡？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漩涡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中原地带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质条件，还拥有最丰富的精神世界。各个部族到中原来，逐鹿中原，抢夺中原，抢的不仅仅是地面，更主要就是抢夺物质生产的能力以及精神生产的能力，或者是知识生产的能力。拥有了知识生产、拥有精神生产，就可以把自己合法化，而且能够支配整个中国，支配所有地区。所以漩涡的吸引力就来自于此，它是一个最大的物质生产，同时也是一个最大的精神生产。中国的神性那么，中国漩涡的核心——精神世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就要解释中国的神性问题。中国在早期中原发展出来的问题，已经奠定了是一个天下。天下是以天对应，也就是说天下是要配天的，要与天相配。天是神圣的，如果我们天下的存在方式跟天相似，那么它就因为配天而具有神性。所以中国的神性是这么来的。中国的房子为什么盖成这样一个样子？下面有一个底座，底座就是大地，上面这个盖就是天，所以我们的房子本身就是天地，就是诸如此类的细节都表明了，中国这个文化的运动方式就是要把中国的存在方式，塑造一个配天的存在，所以它是神圣的，尽管它不是一个宗教。在这个侦探故事的结尾，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经历了一个骑驴找驴的故事。因为我们把中国当成一个不加思索的东西，所以老去寻找其他事情。我在过去一直没想通，中国的信仰是什么？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不可能没有信仰，可是中国的确没有一神论的宗教，这一点使我迷惑很长时间。我们中国的信仰是什么？最后我发现，这是一个骑驴找驴的故事，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中国的存在这个实体，这个巨大的时空存在就是中国的信仰。所以我们信仰的就是中国！中国存在的历史性就是中国的宗教。前不久，我跟法国的历史学家谈到这个问题，他也说中国没有宗教。我说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就是中国的宗教。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中国存在的时空，中国的整体性，整个都是中国的神庙。我们就住在中国的神庙里面，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结论。中国历史性的演变，大概可以这么说。我概括为先秦阶段，也就是说从旧石器、新石器一直到秦始皇之前的这段时间，叫做中国的天下，也就是说中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那么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我把它说成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为什么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其实不是前一阵流行的文明国家，这个词太模糊，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好像别的文明不是文明，这个听上去不太礼貌。我觉得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以天下为结构的国家，或者说以世界为模型的国家，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性质。到了清末民国以来，现代中国就非常萎缩了，已经萎缩为天下里面的中国，也就是世界里面的一个国，一个普通的国家。那么中国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的天命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也许可以指望，现在中国已经缩小到一个最弱的地步，是天下里面一个普通的国家。那么下一步，当中国重新进入生长，重新进入青春期、生长期，我们中国是否能够由天下里面的中国，重新生长为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天下，中国来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当然这个事儿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梦想，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我想引用一下吕不韦。吕不韦说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世界就是所有人的世界。你还不能错过的往期精彩：他们判国王死刑，却迎来了更糟糕的统治“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四十年极简改革开放史殷罡：巴以冲突的死结，是哈马斯和伊朗故意阻挠和平黄河不会倒流，但是会改道、会泛滥......洛克逝世319周年纪念

▲“光荣革命”真的是光荣的吗？去年，我看到有关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比较话题的争论。一位学者指出，有人推崇英美传统，而不赞同法俄传统，但是英国革命过程也相砍相杀，他提到1640年的“英国革命”至1688年“光荣革命”，他指出，两次革命期间有二十多万人丧生。杀人数量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因此得出结论，接受英国传统一样会出现人类灾祸，因为，“英国革命同样是血腥的”。我以前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谈过法国革命，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我想再回头看看这位学者提到的英国传统。▌英国传统在古代世界究竟有何不同？英国传统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一路走来没有血腥，甚至可以说，在历史上的小小英国，十七世纪才四百五十万至五百万人口，可它自古而来的王室阴谋、自相残杀、宗教杀戮和内战等等，是特别血腥的一个国家。其实所谓古代，就是血腥和野蛮，全世界都一样。英国传统不同的是，它从如此血腥野蛮之中，逐渐会产生和一步步推出权力相互制约的结构，最终推出了今天的现代民主制度。如同古希腊、古罗马并非没有征战血腥，可是它提供了今天民主制度的思想资源。有着六十三个条款的《大宪章》，它的诞生那可是1215年，这份由国王贵族双方签字画押立下的条约，硬是逼迫国王让出原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开会，他们具有否決国王命令的权力。《大宪章》也强令国王承诺更为宽松的统治，例如第三十九条，衍生了此后“人身保护令”的概念：非经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依据法律行事，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拘留监禁、剥夺财产和放逐杀害。从此，英国开始走向限制君权、国会立法、司法独立的君主立宪之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写下来了，成为文件。而欧洲君主传承的稳定，也体现出它的好处来，就是后面君王必须认前面祖宗签下的账，世世代代的贵族乃至平民，几百年，都可以拿这个作为依据，对国王叫板。▲1225年拷贝版大宪章这就是英国传统。可是这种推进非常之缓慢，因为古代还是古代，这个过程就必然是血腥的。国王自然要挣脱“枷锁”，贵族平民就要讨伐，国王势力大了的时候，也要报复，较量过程也常常就是武力杀戮。同时，虽然《大宪章》规定了以后要依法律行事，而不能由国王“朕开口即为法律”，但古代法官、他们所依据的古代律令，还是远非我们今天概念上的现代法律，因此，《大宪章》并没有立即杜绝、甚至在几百年里都没能杜绝不公正的古代刑律和残酷的古代刑罚，只能说，它开始了一个可以孕育出现代司法的制度概念和实践。后来，国王的挣扎，也渐渐变成武力和在文件基础上据理力争的来回交替。贵族委员会，慢慢演进到议会的贵族院，又发展出非贵族绅士阶层的平民院，直至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上层、民众和国王的角力成果，不断在补充《大宪章》，它是一个推进过程，积累的成果被一次次记录在案。▌国会与王权的对抗，最终酿成悲剧性的内战早在中世纪，英国就破了君权神授，确立“教皇才是世俗总督，而国王是人民主权代表”的政治理念；还在十五世纪，英国国王收进出口税、收多少，就必须得到议会批准。1604年，平民院议长就很神气地通知詹姆斯一世：国王无权立法，只有对国会立法的批准、否决权。立法、行政关系听上去已经很“现代”。可是在现实执行中，双方还在以实力相拼。1621年，詹姆斯一世和国会冲突，国会提出史上有名的“大抗议”，再次强调“国会的自由权、选举权、特权、司法权等，均为亘古不受怀疑的天赋权利及英国人民之遗产”。1625年，国会已经管到国王家里，提出国王查理一世的王宫开支是否浪费，提出要每年召集国会审查。最后国王被逼到了“贫困状态”，需要大量出售王宫金银器才能维持宫廷生计。▲查理一世（Charles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无论怀念还是惋惜，历史总在前行。过去的几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艰难前行的几年，贸易脱钩、技术冷战、中美关系、全球局部战争，世界的割裂与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然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正确的方向都应坚持。今天，重温四十年改开历程，也许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改革开放前夜：挣脱历史的枷锁1978年，中国走出极端年代已经两年，社会秩序逐步恢复。然而，多年激进运动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大批运动的受害者饱受冤屈和歧视，无权参与社会生活。中国仍然被束缚在历史的枷锁中。◎大逃港：改革开放的催生剂1978年的广东，民众人均收入仅有77.4元人民币，而隔岸的香港竟高达1.3万元港币。追求吃饱穿暖的民众选择了“用脚投票”，从深圳偷渡到香港成风，其中不乏许多干部。然而，正是这场规模巨大的“逃港潮”，成了改革开放的催生剂。◎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改革的艰难突破1978年11月24日夜，18名“敢为天下先”的小岗村村民，冒死秘密签下土地承包责任书

作者：殷罡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曾多次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等中东国家访问研究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代号“阿克萨洪水”的大规模袭击，震惊世界。约1400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遇难，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