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用行为经济学“治国”？行为变化的政治：助推、国家与新自由主义

用行为经济学“治国”？行为变化的政治：助推、国家与新自由主义

摘要：

行为变化对于政策和政治越来越重要。本文概述了的助推理论（Nudge theory）及其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背景下，通过助推理论对自由主义家长制的主张进行了评估，以期对行为经济学假设进行社会学批判，可以更广泛地说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本文评估了福柯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以及审议的“思考”观点。本文提倡一种更明确的政治、社会民主主义的行为变化国家模型：无论国家具有何种特定的政治特征，公民都将越来越多地处于相互竞争的行为干预的交汇处——在国家与私人行动者之间，在竞争的私人行动者之间，甚至在国家的竞争或矛盾分歧之间。行为变化的合法性、目标和机制可能会成为政治争斗的重要场所。这里的论点是，鉴于此，国家本身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助推者，而是一个行动者。

作者简介：

Will Leggett, 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Leggett, W. (2014) ‘The politics of behaviour change: Nudge, neoliberalism and the state’, Policy & Politics, 42 (1): 3-19. *(AWARDED 2015 KEN YOUNG PRIZE FOR BEST OVERALL ARTICLE IN POLICY & POLITICS)*

Will Leggett

一、引言：行为变化议程
尽管政策和政治总是关注影响偏好和行动，但当代人们对行为变化的重视程度很高。决策者越来越相信，面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个性化的公民身份，应对诸如气候变化或社会肥胖等“邪恶”挑战的唯一方法是鼓励公民自己，例如，垃圾循环利用或多做健身运动。行为经济学（BE）利用社会心理学提供了一种用于此方法的工具包。
行为经济学拒绝接受与主流经济学有关的理性经济人假设（homo economicus）。这描绘了具有理性追求的完全形成的利益的抽象主体。相比之下，行为经济学试图了解受其操作环境影响的个体的心理复杂性和易犯性。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2009）在畅销书《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中最著名地阐述了行为经济学。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保守党对此表示赞扬，并在政策界广泛采用。泰勒和桑斯坦要求对代理人进行更细微的介绍，发展“选择架构”的科学，并提供从日常情况到宏观政策挑战（例如公共卫生）的案例研究。泰勒和桑斯坦不满足于此，还声称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家长制”第三种方式，克服了霸道的国家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的陷阱。
本文主要涉及行为经济转向的理论假设和政治含义，尤其是助推理论。助推理论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就行为变化的想法进行了研究（6 et al, 2010; Wells, 2010）。在新工党领导下，首相战略部制定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文件，题为“个人责任与行为改变”（Halpern et al, 2004），随后内阁办公室进一步提出了有关行为变化的输出文件（Knott et al, 2008； Dolan et al, 2010）。桑斯坦在奥巴马政府的监管改革中起主导作用，而在英国，泰勒（Thaler）担任卡梅伦（Cameron）的无薪顾问。2010年，行为变化思想被置于政府的核心位置，内阁办公室成立了一个规模很小但范围广泛的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小组（以下简称为“ COBIT”），俗称“助推小组”（COBIT，2011）。 COBIT已经开发了干预措施和出版物，显示了行为洞察力如何应用于一系列领域，包括公共卫生（COBIT，2010），能源使用（COBIT，2011）和增强消费者能力（COBIT和BIS，2011）。行为经济学理论被明确用来证明这些新兴政策的合理性。首相卡梅伦，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和副首相尼克·克莱格都在公开场合赞扬行为经济学和助推理论（Osborne，2008；Wintour，2010），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此外，更广泛的政策制定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其中包括皇家艺术协会（RSA）关于“社交大脑”的研究计划（Grist，2009，2010）和上议院科学技术选择委员会（2011）。
英国前首相 大卫·卡梅伦
 接下来，本文概述了行为经济学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助推理论中的体现。然后，文章在与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进行辩论的背景下，确定了对助推理论对自由主义家长制主张的批判性回应。确定并评估了对助推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福柯主义和所谓的“思考”回应。最后一部分试图在发展行为变化政治的广泛解释的基础上，分析行为变化议程如何改变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并引起抵抗。尽管福柯主义批评特别提供了理解这些关系的资源，但它最终无法提供更具重构性的议程。他们轻描淡写的是，国家沦为模仿行为变化中的其他社会行为者（例如，私营部门）的技术，而认为国家有必要（但仍然不足）促进交换。相比之下，作者认为国家应该扮演更明确的政治角色，在此基础上，我提供行为变化国家的社会民主模型。

二、助推理论与行为革命

助推需要放在行为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更广泛环境中讨论。主流经济学、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复杂的（Sent，2004；Strauss，2009；Davis，2011；Jones et al，2011a；Whitehead et al，2011）。一个关键的区别是“旧的”和“新的” 行为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各自借鉴心理学的方式。在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效用最大化模型的经验局限性，但是对于应使用心理学的见识来发展这一模型的观点却持不同意见。他们最终接受了第一波“旧的”行为经济学，这可能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Sent，2004）。行为经济学家没有假设给定的，寻求利润的效用函数，而是想凭经验描述实际行为。这包括效用函数本身的内容，以及背离所谓的理性规范的含义。但是，不是采取这种激进的路径，而是从1970年代发展的是所谓的“新”行为经济学（NBE）。这种给定的效用最大化被重申，并且仍然依靠心理学-“评估了符合或偏离这些基准的认知特征”（Sent，2004：742）。心理学的发展应用是新的，但是统一理性行为者的假设是对主流的回归。随后，助推理论已成为“新”行为经济学中某些关键要素的典范。
（一）有限理性和易犯错误的人在助推理论中，泰勒和桑斯坦区分了主流经济理论的“经济”和居住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经济因素是效用最大化者，而人类则是残酷的行为发动者且“潜伏在我们每个人所在的某个地方”——人类太懒惰或忙于处理所有可用信息。他们的利益意识受到外部影响，尤其是与社会规范的比较。即使具有战略意义，人类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也会犯下多次错误。而且，决策越重要、越复杂，而接受决策的经验越少（例如结婚），结果失败的机会就越大。这些风险和混乱会产生长期的惯性。但是，即使最终做出决定，人们仍会寻求捷径（例如，可信赖的品牌）来简化流程。这也与人类对冲动的倾向和普遍缺乏自我控制的负面影响相吻合。泰勒和桑斯坦得出结论，人们已经为助推更好的决策而成熟。通过这样做，他们借鉴了行为理论所有变体共有的简单二分法：我们拥有“反射性”（理性的）和“自动性”（情感驱动的）的“系统”，并认为自动系统将反复获胜。助推的优势在于，通过进入这个自动系统与人性的本质相吻合。
（二）选择架构在确定了“可助推的”人类主体之后，泰勒和桑斯坦提供了与“选择架构”有关的第二个信息。按照他们的定义，“ [选择架构者[是]有责任组织人们做出决策的环境的人]”（2009：3）。 泰勒和桑斯坦举例说明了负责在超市货架或自助餐厅安排产品布局的人员。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多种职业涉及构造人们的选择，例如通过网页设计、开发课程或向顾客展示信息。从根本上说，选择架构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避免以某种形式向人们展示选择。鉴于此，助推倡导者可以摒弃可能被视为操纵的道德反对：将任何信息，政策或产品推向世界，必然涉及以某种方式限制（或助推）最终用户的选择。结构化选择的必然性意味着在涉及用户和产品的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存在中性设计。因此，不可能有“纯粹的”，无中介的代理偏好（如经济图所暗示的那样）：它总是通过与选择架构的交互来构造的。泰勒和桑斯坦将助推定义为“选择架构的任何方面，都可以以可预见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而不会放弃任何选择或显着改变其经济诱因”（2009：6）。
（三）助推的机制助推的实际功效的证据仍然相对较少。甚至负责协调政府政策的部长奥利弗·莱特温（Oliver Letwin）也向上议院科学技术选择委员会（2011：5.10）高兴地作证说：“当然有疑问的是，这是否会产生任何影响”。在这里，我们不关心助推的详细技术，但是泰勒和桑斯坦的案例研究如何揭示了在三个关键领域与易犯错误的人相处的尝试。
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首席捉鼠猫」拉里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在卡梅伦搬出首相府后继续留住。

首先是通过使用默认值来利用我们固有的惯性来解决困难或繁琐的决策。默认值是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元素（Dolan，2010），这还体现了选择体系结构的必然性：即使用户有其他选择，产品或系统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我们的惯性经常使我们接受默认选项，从电话铃声到我们希望雇主使用我们的养老金供款。鉴于此，默认设置为助推提供了理想的机会。但是，如果用户愿意，则可以不必切换到其他选项，例如个人有权退出自动“选择加入”器官捐赠计划。
其次，尽管人类惯性强，但他们还是容易冲动，因此需要轻推其反射系统可以评估后果的空间。典型的机制是“冷静期”。与违约一样，这可能适用于相对较小的情况，例如，已签订并生效的信贷协议之间存在法定差距，直到改变生活的决定（例如结婚或离婚），这两者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美国的一些州，都设定了法定的“冷静期”。
实施助推的第三个要素涉及社会规范，动员我们的“羊群心态”（Cialdini，2009）。与社会经济相反，人类不愿偏离他们认为正常的行为。泰勒和桑斯坦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如何推动消费者减少能耗。有证据表明，如果用户的电费账单显示出该地区的平均能源使用水平，他们的消费量将减少。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所谓的“飞去来器效应”（boomerang effect），在该效应下，看到自己低于平均水平的用户实际上会增加他们的能源消耗。使用助推的意见就用户的“好”情况提供反馈，可以通过在账单上的个人使用数字旁边放置“笑脸”或“生气”视觉提示来缓解这种情况（TS，2009：74-5）。 

三、新兴的行为变化政治

接下来，作者扩展了对助推的当前批评，并为对行为变化的新兴，更广泛的政治分析做出了贡献。回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引入了对代理人的更多社会学理解，并且行为变化议程被确定为以极端反身为特征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新阶段。福柯的方法对描述和挑战这些关系的要素很有用。但是，福柯的分析最终因其自身的解构趋势而受阻，这破坏了其替代方案的潜力。在谈到更具重构性的议程时，我将通过考虑行为变化状态的功能来得出结论。助推之所以去政治化，是因为它使国家成为许多行为改变者中的一个。在暗示国家是促进者的范围内，“思考”方法是更可取的。但是，有理由提出一个更明确的政治，社会民主行为变化的国家理论。 （一）助推中的代理人、社会与政治 除了对代理人的一维解释外，推论理论还缺乏对社会环境的充分理解。同样，与传统的经济模式相同，泰勒和桑斯坦的“人”仍然以一种社会方式运作，而不受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或过程的推动或约束（Strauss，2009；Jones etal，2011a）。助推中的“社会”具有两种主要形式。首先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环境概念，定义为代理人所遇到的直接物理空间（例如，自助餐厅的布局）。第二种，社会规范，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意义上显示出其前景，但从数量上被理解为，大多数代理人在特定时刻倾向于做的事情（“从众”）。当然，这些基本的环境和规范感对于理解决策很重要，但是它们隐含着非常狭义的社会概念。
因此，助推的“社会”概念排除了社会科学中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基本要素。首先是直截了当的观察，即在行动者甚至还没有达到助推的时刻之前，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就很不均匀。尤其是，代理人获取经济、文化和其他形式的资本的不均衡渠道将过滤和约束（或促成）他们的选择和行动（Bourdieu，1990）。
其次，虽然助推提供了有关代理与其直接物理环境之间的接口的有用见解，但它忽略了该环境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而忽略了先前的决策，竞争和权力关系的痕迹。因此，自助餐厅或超市货架的布置不是以个体选择建筑师的策略开始或结束的，后者是从时间，空间和机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Strauss，2009）。
第三个要素是对社会规范的更深刻的理解。在人群行为的助推和相关的社会营销理论中，“规范”只是代理人选择的总和，但是没有观念结构的观念早于并影响了这些选择（例如，Archer，1988）。因此，助推缺乏对以传统价值或意识形态信息为代表的社会规范的权重感。在参与选择架构的代理的微观层面上，可以在“选择”之前塑造他们的身份和偏好（Strauss，2009；Shove，2010）。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行为变化”或“助推”本身的含义不能被当作一个稳定的参考点：它构成了意识形态信息与社会和政治利益综合群的一部分（Fairclough，2010）。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改变的定义将影响相关政策及其对代理人的接受程度。在这方面，需要将助推视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指明可能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
（二）政治行为改变对助推情境的这种更社会学的解释使得能够对其政治层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批评者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将行为改变策略嵌入制度和社会关系中（Strauss，2009；Sheve，2010；Jones，2011a，2011b；Whitehead，2011；Webb，2012）。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对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广泛的重新配置，我认为现在这具有极端自反性的特征。
既定的反身性（reflectivity）社会学定义是指“如何根据传入的关于这些习俗的信息不断地回顾和改革社会习俗，从而有组织地改变其特征”，这种情况在信息饱和的当代社会中得到了加剧（Giddens，1990：38）。在治理领域，行为改变议程将这种反身性带到了逻辑上的极端。行为改变话语的公共性日趋突出：不仅是政府对助推的拥护，而且在公共领域定期讨论助推的理论和机制。对这种情况进行非政治或技术官僚的解释会使治理者和公民都对行为变化带来讽刺效应。
杰索普（2003）认为，社会复杂性意味着治理者需要采取“必要的讽刺”：所有的治安项目最终都会失败，而自省的治理者也知道这一点。但是，要想继续下去，治理者必须“认为”他们的战略能够成功。广泛的助推可能构成高度反身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公民知道他们受到助推的影响，治理者也会知道这一情况。但是，助推主义似乎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治理和公民身份的条件都会继续下去。正如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位政策从业者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如果你正在被助推，并且你了解自己正在被推动，同时你知道什么才是对您最大的利益，那么您就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了”（Whitehead et al，2011：2827）。
Bob Jessop 英国著名社会学与政治学家

（三）行为变化国家：助推，思考与社会民主关于行为变化的许多批评性文献都担心国家权力的增长，或者暴露了国家如何卷入新自由主义。但是，在行为变化技术所困扰的社会中，对于国家的替代愿景却知之甚少。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国家理论都认识到-无论是好是坏-国家在本质上代表着与私人利益不同的事物，并且能够通过诉诸共同利益来使自己合法化。但是，助推理论的一个新颖特征是，尽管它肯定假设国家可以对公共产品（例如，公共卫生方面）进行裁决，但在实施助推时，它只是成为了广泛寻求公民/消费者关注和追求的参与者。形状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模仿了私营部门历史悠久且一直在发展的心理技术。因此，国家试图成为最熟练的助推者，而不是对合法性和捍卫普遍利益进行传统的呼吁。
这里的论点是，尽管行为方法具有政策实用性，但国家在管理行为改变实践中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思考”项目可以解决该问题。“思考”认为公民具有反思能力，能够参与集体决策。暗示的国家模式不是助推，而是作为行为变化的目的和方式的对话的促进者，“愿意充当公民驱动的调查的组织者”（John et al，2011：20）。但是，尽管它对人的能动性寄予更高的期望，但像助推一样，思考对代理人的社会背景提供了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思考”采用程序化方法，力求优化决策的制度设置。它缺乏对物质和规范结构如何影响审议之前和审议过程中代理人的偏好和行动的意识。此外，“思想”是理想主义者的假设，认为它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集体主义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必要的理由来说明思考的结果应该比推拿的结果具有更少的个人主义色彩。这样的结果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简单地从审议程序中读出这些结果。因此，“思考”本身不足以挑战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新自由主义却以目前的形式助推。确实，纯粹的程序性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实质性思考姿态既可以起到助推的作用，也可以起到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作用，但又增加了“公民参与”的表象。
这种将国家作为行为变化的促进者的模式并不能满足我所谓的其明确的政治职能的需要，而这可以通过更积极，更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这将具有三个关键要素，这与“思考”和“思考”有所区别。首先是承认民主国家继续具有合法性，以便为公共利益明确地塑造行为。这将体现在熟悉的社会民主准备使用授权和禁令、法规和立法，以塑造个人和机构行为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规范。与助推或思考相反，在政治辩论中，这有时被称为“推（shove）”。正如霍顿（Horton，2009：297）所说：“从系好安全带到对同性恋的歧视态度的侵蚀，近几十年来，英国的社会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通过立法所暗示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变化而造成的”。的确，需要立法和法规以及轻推型战略是上议院科学技术选择委员会（2011）的一项重要发现。
根据前面对行为经济学的批判，第二个要素是要认识到主体深刻地、不均衡地嵌入了结构性社会环境。这些可以改变行为变化干预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偏好和行为。因此，行为变化需要被理解为不能轻易地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区分开来的东西。当然，正如助推小组的工作所示，尽管经济和社会环境更为广阔，但仍可以实现一些政策“快速获胜”（COBIT，2011）。但是，这种情况仍然至关重要，至少需要根据社会情况量身定制行为改变干预措施。一个例子是“细分模型”，一个政府部门通过该模型使用人口统计信息来确定人口的不同部分可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Defra，2008）。目前，助推小组的工作是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英国政府坚持对任何新法规采取“一进一出”的措施。显然，以增长为基础并愿意在必要时进行调节的替代性社会民主政治经济学，将为行为改变从业者的工作设定不同的环境。
社会民主模型的第三个最新颖的要素是——国家采取行动保护公民，防止他们为塑造其行为和主体性而进行的大量尝试。正如福柯批评所强调的那样，选择环境远非中立：它是由选择架构者先前和正在进行的，日益复杂的干预所塑造的（Newman，2011）。这些主要体现在商业行为者的日常活动中，例如通过营销、公关和广告，其中“微妙的心理操纵已成为一种艺术形式”（Whitehead et al，2011：2829）。Hausman和Welch（2010）认为，如此多的行动者（包括国家）参与活动实际上是抵御胁迫的最佳防御手段–传播中的大量信息会相互削弱，使他们不受威胁。但是，这低估了塑造公民和消费者行为的力量和普遍性，并因此需要国家在应对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与社会民主的规则和控制形式不同，国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公民所遭受的许多行为变化干预措施，使他们能够做出选择，甚至可以与他们抗衡。通过这样做，参与性和思考性的思想风气将被证明是有用的。但是，正如在讨论思维的局限性时提到的那样，这本身并不能保证参与者的完全包容和授权。
当然，赋予个人公民权力对于逐步理解行为改变很重要，但仅此一项是不够的。国家仍然是唯一拥有资源和合法性来指导（或反对）其他强大的企业行为改变者的机构。因此，更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干预意愿仍然至关重要。这可以通过直接监管（例如针对儿童的广告）来实现。它还可能涉及不仅是“中立”的公共信息，而且还准备直接与私人行为者的利益背道而驰。它还可能需要进行干预，以使选择架构本身透明化（例如，政府支持的能源或金融产品私人提供商）。有趣的是，英国政府已被吸引到这一领域，尤其是在2012年首相卡梅伦的行政公告中说，他打算迫使能源公司“拖欠”客户最便宜的电价。这样的举动代表了公司行为者的“助推”，而不是依靠勉强吸引单个客户来做出最佳选择。英国政府的该措施遭到工党反对的事实再次揭示了行为变化国家的政治复杂性：社会民主主张并非由社会民主党制定（李致宪注：当时英国政府由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自由民主党往往秉持社会民主主张）。

五、结语 

最终，无论国家具有何种特定的政治特征，公民都将越来越多地处于相互竞争的行为干预的交汇处——在国家与私人行动者之间，在竞争的私人行动者之间，甚至在国家的竞争或矛盾分支之间。行为变化的合法性、目标和机制可能会成为政治争斗的重要场所。这里的论点是，鉴于此，国家本身不应该仅仅是另一个推动者，而是一个行动者。

政志观察

编译/李致宪

审核/林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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