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组织学编译 | 周雪光：职业力量、国家能力和职业许可规则的扩散（1890-1950）
职业力量、国家能力和美国各州职业许可规则的扩散（1890-1950）
摘要：
本文以职业力量、国家能力和扩散过程三者为核心变量分析了1890年至1950年期间30个职业在美国的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力量能够促进职业许可相关立法，但州政府的能力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影响与职业类型相关。除此之外，职业许可相关立法是以特定职业为轴在各州横向扩散的。
学人简介：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Zhou, X. (1993).Occupational Power, State Capacit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Licensing in the American States: 1890 to 195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4), 536-552
专题：
3.8-3.14 组织学专题（三）
周雪光教授
引言
但这些研究有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是只关注这一制度发展的结果而不关注过程，其二则是缺乏比较研究。在职业许可规则发展的年代，美国政府也正经历着向更积极的角色的转换，因而国家能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是不可忽略的。除此之外，制度主义的视角重视对组织形成并被视为理所当然（taken for granted）的整个过程，而职业许可规则的确立离不开专业化的过程与社会现实的建构，制度主义视角对研究职业许可规则的发展十分适用。
研究假设
职业力量（Occupational Power）：组织资源（organizational resources）和职业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共同影响特定职业群体的力量。在本研究中，作者以职业声望和职业协会的年龄作为测量，可以理解的是，职业声望越高，则职业组织的资源会变多，地位也会变高，而后者则暗示了通过一个时段的知识、权威结构和组织能力的积累，职业群体的力量会获得发展。
研究假设一：当特定职业的职业力量提升，该职业的许可规则的普及程度会增加。
州政府的角色：对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政府的研究显示，在该时期一些超越法律的政党活动和利益集团政治控制了州政府的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Yearley，1970），这一思路导致州政府的独立角色一直受到质疑。但最近的研究显示1890至1950年的时段美国各州开始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并实现租住（Skowronek，1982），到二十世纪早期，州政府能力已经获得飞跃性发展，因而在研究中应该把职业群体和州政府两者区分开来。这里基本的假设是政府能力越强，职业许可规则的进展作为政府干涉加强的一部分会被推动。作者选择人均政府收益（per capita state revenue）和各党间的竞争作为测量，前者决定了政府的强弱和社会介入程度，后者则影响政府的集中程度与效率。
研究假设二：州政府能力增强时，职业许可规则的普及程度增加。
扩散过程（The Diffusion Process）：职业许可规则的发展往往包含一套知识体系和保护公众利益的话语。在制度主义的组织社会学研究之中，现代组织的发展更多来自于适应制度环境而非由于竞争和效率要求（DiMaggio and Powell，1983）。制度主义分析希望理解与某一特定制度形式相关的现实的建构过程，制度化是一系列关于特定形式或实践的秩序、价值和期望被共享、扩散并最终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过程。一个组织形式或文化形式越是流行，则它越可能形成一套理性神话（rational myth）并被视为一直合宜的模式。（Meyer and Rowan，1977；Zucker。1977）对这一过程的测量作者选取了特定职业在不同州之间的横向对比和特定州之内不同职业的对比。
研究假设三：特定职业的许可规则的制定在不同州之间的积累有利于增加各个州的许可规则普及程度。
研究假设四：特定州内不同职业的许可规则的建立有利于增加未制定许可规则的职业的许可规则普及程度。
不同类型的职业之间的差异：不同职业部门具有不同制度环境，影响他们有不同的职业许可普及类型。将职业部门分为与人相关的职业（“person”occupations）和商业性职业（“business”occupations），从制度主义角度考察，与人相关的职业因其与公共利益相关而有更强的制度化倾向，同时因其与医学类专业技能相关度高，有一套可信的知识体系。
研究假设五：与人相关的职业和商业性职业的职业许可规则普及程度受到不同要素的影响。
数据和方法
由于协变量的缺失，本文选取1890至1950年作为研究时段，选取三十个在当时发展的主要职业，以48个邻近州为测量单位。协变量包括城市化率，识字率和人均政府收益，数据来自1973年ICPSR的一项研究，由于限制以十年为跨度取中间年份为平均值。有关职业协会的数据来自对1990年Russell，Downs和Steele的一项研究，以及Gale Research Company的数据的处理。
职业地位数据来自于NORC的数据库，由于跨度数据，研究假设职业地位在这一时段中没有太大变化。政党竞争数据来自Dawson和Robinson1963年的研究。另外按照政府角色的发展将研究时段分为三个具体的小时段，1890-1917，1917-1933以及1933-1950。除此之外，研究的模型设计也考虑了未观察到的干扰项的影响，调整了扰动项。
各职业在不同年份的职业许可规则发展与否的数量分布
测量一、模型一到模型四
测量二、分部门的两种职业类型模型
结论与讨论
在整体普及率测量的模型中，职业力量（以职业地位和职业协会年龄为值标）和扩散过程（以职业许可规则的累计数量为值标）在每个模型中都有显著影响。比较之后可以发现模型四的显著性最好，假设一被支持，同时与人相关的部门较之商业性部门有更好的普及率；假设二被拒绝；假设三被支持，而假设四被拒绝，也就是说职业许可规则的扩散是沿着不同的州的，而非沿着不同的职业。
在分部门测量的模型中，可以发现协变量对于两个部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拒绝了有关干扰变量的零假设之后（作者未在文中列出），城市化率和识字率对与人相关的部门的影响是显著的，对商业性部门的影响则都不显著，同时与人相关的部门的发展在后一时段减速，后者则在加速。职业协会的年龄对于前者的影响显著，而对商业性部门只有略微显著的影响，这可能说明后者更依赖职业力量。另外人均政府收益对前者的影响是正向的，对后者却是负向的，说明政府力量对两者的不同影响。尽管扩散过程的影响对两者都显著，但对前者的影响似乎更大，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的制度主义有关制度化规则过程的假设（如Strang and Meyer及之后的学者所说）。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商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商业性职业许可规则的发展远远慢于与人相关的部门。对此的一种解释是政府角色的转换对于作为利益集团的商业性职业群体在制度上的操作进行的阻挠。作为总结，本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制度主义同构扩散的再发现，将制度主义与职业社会学放在一起，考察具体的制度过程，能够对组织学和知识生产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政志观察
编译/穷 象
审核/华堂门生 李致宪
（程宬、林陌生等亦对本文编译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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