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卡斯特罗在古巴确立政权后，急需在古巴国内树立起政治威严及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因此，统一民心成为了首要任务。在面对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时，卡斯特罗政权都没有提倡包容、颁布平等政策。但是当面向女性群体，古巴政府大力鼓励其提高在公共政治领域的参与度。然而此举面临着一个难题：政治领袖们该建立起何种革命身份，以达到团结内部及增强凝聚力的效果？其中需要克服的最大难关是社会对于性别的固定认知和期望。当时古巴政府的策略便是，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一个鼓舞所有人齐心协力的革命身份——“团结古巴”（pueblo cubano）。
一、建立“团结古巴”：理论
（1）古巴政府为什么鼓励女性进入公共政治领域
作者共提出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1959后的古巴政府对于女性群体的重视：1. 经济实用主义；2. 政治镜像理论。
经济实用主义意味着政策的制订是为了解决当下的国家经济难题。自1959年起，古巴政府开启了一系列经济变革，导致民众生活的稳定程度大幅下降。因而，古巴政府作为一个新兴政权，自身的存活也深受牵连。古巴妇女协会主席艾斯比恩说道，“当所有具备工作能力的妇女都被阻隔在劳动市场以外，女性群体自然而然会落后。” 所以，当生产线、农田都缺乏人力时，经济需求有可能是古巴政治领袖们鼓励女性参与进“团结古巴”中的一大原因。然而，仅从经济层面出发并不能解释政府在一开始时是如何得到女性的支持、鼓励她们的参与及与此同时政治化女性群体的。经济原因最多只能占一半的分量，因为卡斯特罗政权希望建立一个“团结古巴”，并非仅仅追求经济上的增长和自由。
或许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能够更全面地帮助我们理解古巴政府是如何建立一个将女性囊括在内的大众身份的。政治党派的镜像理论是：政党可以制度化映射已有社会身份和分歧。当政党建立一套话语，将社会结构中的对立转换成敦促相应群体采取行动的压力，他们便能够在同一立场的群体中成立联盟。将此理论代入古巴的这个案例来说，便是——政府之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大众身份认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1959年以前固有的社会身份、关系及差异映射到了新身份中。然而实际上，古巴领袖们大力鼓励了在1959年前政治参与度极低的公民群体参与政治，其中打头阵的便是女性群体。因此，政治镜像理论并不能够解释古巴政府的方式方法。
显而易见，如想理解“团结古巴”的缔造，我们需要看到比经济实用主义和政治镜像理论更为全面的解释。
（2）政治话语的形成
作者开始转向关于政治话语的文献，旨在解释政治精英们如何在已有社会差异中提升凝聚力，尤其是将曾经并不相似的群体结合为一个团结的政治体。基于葛兰西的理论，政治会自动地将某些社会分歧变得明确和显著，进而在此基础上重塑社会。这个理论是与上文提到的政党镜像理论相悖的，它认为社会身份的边界并不是一个自然或必然的产物，其采纳的政治立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当下最显著、最需要被解决的社会矛盾。所以，社会身份的形成通常是政治精英们精心设计过的话语及宣传的结果。
根据以上理论，作者认为审视1959年以前的古巴社会结构（如，身份、人群分类、社群界线）会是一个收获颇丰的研究方向。知晓它们后便能更加清晰地了解政治精英们在形成政治话语时需要解决的社会分歧，以及会面对的阻碍。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古巴在1959年后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身份时所遇到的困难，作者认为需要了解其中最大的障碍之一——传统观念里女性该有的气质（及男性该有的气质）。作者继而转向讨论性别与界限相关的社会学文献。
（3）性别的特殊性
关于象征性界限的文献讨论了群体身份意识的形成极大程度依靠着外部的差异分化与内部的紧密连接。共同利益、制度及文化传统有助于强化一个群体内部的凝聚力。通过在群体的界限上下功夫（如，对界限进行创造、激活、加固、逾越或改变等），社会身份可以被塑造，进而社会组织可以被支配
然而，这些界限的划分明确了其中的社会因素（如，身份、类别），同时也限制了社会组织及其凝聚力是如何被影响的。性别就属于上述社会因素之一，它是一个包含了个人身份、文化期望及系统性行为的社会体系。它与其他划分人群的社会体系（如，种族、阶级），但同时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一直以来，性别将人群分为两个体量相似的群体，而不是多数与少数群体。再加上异性恋爱、家庭和亲戚关系让男性和女性常常接触。这些频繁的互动是源自对于“性别是一个社会体系”的认知，并不断地在加强这个循环。另外一个使得性别与其他社会体系不同的点在于，它十分明显、易辨别，也可以理解为高度二元化。所以，人们通常将性别用作一个简单、快速、常用的二元分法来预测或理解其他人的行为以及做出自己的行为。这将性别区分于其他社会体系的种种特性同时也让它成为理解设计政治话语时的可能会遇到的限制。
在一些已有的社会或政治体里，极有可能存在一些与政客希望倡导的新兴政治体所相互冲突的元素。当倡导者试图将有着极大差异的个体带入一种无法想象的组合中，这种冲突就有可能发生（如，在美国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女人”和“士兵”是两个不兼容的概念）。
作者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将审视1959后的古巴革命政权是如何用抽象与物质化的政治话语将性别表述为一个减低社会凝聚力的限制因素，以此营造一个全新的大众革命身份——“团结古巴”。
二、案例选择、数据及研究方法
1960年代的古巴为理解政治话语传播的限制因素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原因有二。其一，古巴政权影响深远、权力巨大，控制了大量资源以及社会结构，所以它能够在政治话语的宣传上做到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宽度和深度。其二，政权所希望倡导的新兴革命身份从根本意义上颠覆了古巴民众原有的对自己与他人的认知，所以这个案例能够很好地呈现已有身份认知对于新兴身份的挑战。 至于研究针对的时间段，作者选择了卡斯特罗掌权的前十年（1959-1969年）。这段时间是政府宣传新身份最为活跃的阶段，“团结古巴”身份宣传项目在此期间被启动、执行及制度化。 为了理解古巴政府是如何将女性纳入“团结古巴”这个身份中的，其针对女性的话语传播（如，概念、公民项目、政策等）尤其需要被分析。因此，作者选择去分析政治演讲与女性杂志来了解传播与受众的多样性。在分析这两种材料时，作者并不会评估话语内容的真实性，而会通过它们来理解政府希望向古巴人民传递的信息。 在第一种材料（政治演讲）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卡斯特罗的演讲，因他在古巴政治中影响力巨大的重要地位。在1959-1969年间，卡斯特罗共发表了330篇演讲，作者从中通过关键词挑选了尤其针对女性受众的演讲。其中女性的特征和角色被标记为几大类：1. 在某些特定经济领域或行业的女性；2. 在某些社会范围内的女性（如，女性与教育、女性与军队等）；3. 在大型政治宣传里的女性。除此之外，还有“与男性并肩”的女性，指代被纳入“团结古巴”的女性。 在第二种材料（女性杂志）中，作者发现了与卡斯特罗的演讲所重叠和冲突的内容。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卡斯特罗通过演讲向女性宣布她们在新政权里所要扮演的角色，而杂志通过图片等更为生动的形式，向女性展示了她们这些新角色具体是何种景象。
三、建构女性的政治身份
在1950年前，相对小部分的女性在一定范围内参与过政治，她们大多为白人上层阶级女性。然而，1959后的新政权不能简单地复制这之前的女性参政模式，因为它仅仅推动了女性的女性权益，而不是她们的公民权益，所以是与1959后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悖的。并且，革命意识不能仅仅传播给那些从前有过参政经历的女性，而是要给到所有身处“团结古巴”中的女性。针对此情况，卡斯特罗政权将女性政治赋权计划分为两部分：先是激进化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再是建构女性在家外参与政治活动的情景。
第一部分（激进化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中，政权延续了对女性一直以来的期望——照顾家庭，但同时将家务背后的意义政治化。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在1959年之前，女性为家里人缝衣服、帮助管理家庭支出、买菜做饭等都是普遍现象。在1959革命成功之后，同样的家务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卡斯特罗的演讲与女性杂志中，他们呼吁家庭主妇们将意识形态的斗争延续到家里。通过鼓励女性在家自己制造衣服而不是购买衣服，他们向女性展示了如何在做着同样家务的情况下，坚定自己反对消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立场。
第二部分（建构女性在家外参与政治活动的情景）中，政权共提出两种形式：大型政治运动和大型社会组织。大型运动通常是围绕着教育、健康等社会问题，能够将古巴民众动员、社会化起来，并帮助达到革命的一些实质性目标。其中最著名的是1961年的“识字运动”。这个运动旨在消除文盲，并着重关注到经济上最为困难的阶层。卡斯特罗说道，在农民民众历史以来受过的苦难中，最为屈辱的就是不识字。在这个运动中，女性参与到了最前线。共十万余志愿者成为了识字教师，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女性。此运动开启一年后，卡斯特罗宣告成功。它不仅消除了文盲，还加强了师生共同的政治化，将他们的政治革命意识翻倍，并对未来的政治任务整装待发。对于很多年轻女性来说，加入这个运动是她们第一次离开家并参与到大型政治运动中去。
大型政治运动通常是在一定时间内举行并结束的，但女性同时也参与了其他持续进行的政治活动、加入大型社会组织，如“古巴女性联盟”。此类组织是政治宣传的制度化渠道，用作动员、社会化及政治化女性，赋予她们作为一个模范公民的价值观和立场。
编译｜徐汶汐审核｜林陌声终审｜李致宪©Political理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