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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文 | 俞可平：论帝国的兴衰
论帝国的兴衰
编者按：
俞可平先生认为，帝国研究的回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背后反映出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全球化一方面动摇了以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又未能给人类提供有效的新世界秩序。而帝国作为历史上主要的政治环境，难免激发起现代人的“帝国想象”。全球化究竟是如何影响和冲击现代政治秩序的？21世纪以来的帝国研究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下面的文章可作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的线索。（载PKURCCP公众号）
作者简介：
俞可平，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文献来源：
俞可平：《论帝国的兴衰》，《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本文作者: 俞可平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人类的历史进程再次发生重大的转轨，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得以重新调整，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世界政治两极时代宣告结束，人类政治进入了多极化时代。特别是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冲击了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这一人类政治历史进程的转变相适应，国家理论的关注重点也再次发生变化。一个能够预见的变化是，更多的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另一个多少出乎许多政治学者意外的是，帝国问题又再度受到重视。
正如《千年帝国史》的作者克里尚·库马尔所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欧洲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帝国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宣传都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帝国研究的重要著作，我们不妨在此随便举些例子：迈克·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 the political order of globalizatio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尼尔·弗格森(Nial Ferguson)的《帝国：大英世界秩序的兴衰与全球霸权的教训》(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帖木尔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的《千年帝国史》(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库柏(Frederick Cooper)的《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权力与差异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勒波维克斯(H．Lebovics)的《将帝国带回家：全球化时代的法兰西》(Bringing the empire back home: France in the global age)、列文(D．C．BLieven)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Empir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默顿(J．Muldoon)的《帝国与秩序：帝国的概念》(Empire and order: the concept of empire，800－1800)、珍妮弗·皮茨(J．Pitts)的《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萨伊德(E．W．Said)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马丁·托马斯(Martin Thomas)和安德鲁·汤普逊(Andrew S．Thompson)主编的《牛津帝国终结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nds of empires)，以及彼得·F．邦(Peter Fibiger Bang)、C．A．贝里(C．A．Bayly)和W．谢德尔(Walter Scheidel)合编的两卷本《牛津世界帝国史》(The 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
客观地说，帝国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中，仍然被排除在人类政治进步的范畴之外。但我们不能因之而否认，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历史进程中，帝国曾经是人类的主要政治生存环境。正如约翰·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中说，“帝国由某个民族或种族的统治者通过影响或政治统治得以掌控其他人而建立，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时期的政治统治方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默认模式”“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事实上，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在曾经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这些帝国的遗迹在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充斥着这些帝国留下的记忆、抱负、制度和不满”。或者如库马尔在《千年帝国史》的扉页中所指出的，“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在留有记录的大部分历史中，人类生活在帝国之中”。因此，若要全面了解人类自己所发明的基本政治制度，不能不研究帝国。尽管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各国政治学者重新关注帝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当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的民族国家认同时，人们对帝国的热情再度高涨不只是历史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者的单纯学术兴趣，而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理论逻辑。
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巨大冲击，促使人们思考全球化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帝国体系曾经是人类遏制国家间的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秩序的最主要结构性安排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结构性安排被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所取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人类造成的最深刻冲击之一，便是开始从根本上动摇基于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体系。全球化对主权国家体系的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公司在相当程度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分层化和中空化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国家的传统政治职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的基本变量；大量的全球问题使得国家权力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民族国家的认同遇到了新的危机；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
既然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用以取代帝国体系的民族国家体系，那么，人类接下去将用什么的结构安排来维系基本的全球秩序？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些人便自然想到了传统的帝国体系。例如，麦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那本风靡学界的《帝国》，其副标题就是“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内格里自己也明确说过，他们研究帝国理论主要有三种分析视角，其中两种都与全球化相关：“在对帝国进行界定时，我们使用三种基本的分析手段：第一，我们考察全球化现象；第二，我们分析民族国家的危机；第三，我们追溯本体论层面的社会变化，即，在物质劳动、生产合作和由此产生的生命政治等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全球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新世界秩序。不仅如此，全球化时代虽然结束了以美苏冷战为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北约国家集团与华沙国家集团之间的对峙，但并未终结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旧的冲突与战争威胁消失了，但大国之间和地区之间新的冲突产生了，人类依然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全球化有利于人类有限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便利的流动和合理的配置，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也因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全球化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风险，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价值之间的新冲突。联合国竭力倡导和推动的全球治理，对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却远没有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人类仍然需要探寻一种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新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遏制国家间的战争、减少国家间的冲突、增强国际合作与信任，达到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存。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有些人便重新回想起“帝国治下的和平”，并希望从过去的伟大帝国中吸取某些经验。
例如，促使库马尔开始系统研究《千年帝国史》的主要动因，其实也是全球化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挑战。他自己在书中明确表示：帝国已经重新回到了政治思考的中心，维护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人们在全球化时代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不同信仰与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和谐相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因素；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最后，库马尔甚至公开期待，“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
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秩序体系中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也激发了不少人新的“帝国想象”。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宣告结束，国际政治中美苏之间的对峙与平衡也不复存在，美国成为独霸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202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近30万亿美元，人均GDP为6.3万美元，在过去数十年中稳居世界第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世界唯一的通用货币，美国因而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美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也稳居世界第一，无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其匹敌。除此之外，美国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大事，国防经费支出一直居全球之首，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也公认是世界之最。虽然自从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唯一有实力充任“世界警察”的国家。
鉴于过去曾经有过的“雅典治下的和平”“罗马治下的和平”和“英国治下的和平”的历史记忆，不少学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美国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麦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立论依据如此，帕特城里斯·格尼费和蒂埃里·伦茨的《帝国的终结》的逻辑其实也同样如此：“是的，美国正在衰落；不，它仍居群首”。在他看来，美国毫无疑问仍居世界首位，这首先是它的军事实力。美国的军备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却占世界各国军费总和近一半。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海外700个基地所组成的“帝国”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其霸权地位。这些军事基地分布于世界70多个国家，而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一共只拥有30多个海外基地。所不同的只是，肯定者充分赞扬美国的新帝国地位，并期待它对世界秩序带来美好的前景；而否定者一则质疑美国的这种霸权能力是否足以形成一个新的帝国体系，二则批判美国的新帝国角色，认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动荡和不安。
全球化时代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同样召唤着帝国研究的回归。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许多当代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这被许多思想家称为人类历史的周期性。历史发展也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在相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某些社会现象便会重复发生。因此，历史研究始终成为人类自身吸取经验教训的重要途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总是为人类的前进起着镜鉴的作用。帝国的文明曾经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占据过核心的地位，帝国的体制也曾经是人类长期生活于其内的政治结构，历史研究如果缺失了帝国研究，那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人类史。无论是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塔西佗的《编年史》，还是近代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直到现代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和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不仅仅是帝国研究的名著，更是历史研究的名著。它们揭示的既是帝国兴亡的规律，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人类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后，具体的政治法律、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条件不同了，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依然存在，昔日帝国的兴亡依然对今日大国的起落有着警示作用。无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如果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进步的代价，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人类就需要不断进行历史的反思;对于全人类而言，只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就离不开反思历史上那些帝国兴亡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帝国研究的回归，也与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后殖民主义的反思密切相关。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西方左翼学者和激进学者，对帝国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美国为代表的新霸权主义开展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不少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批判，不仅仅只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政治霸权和经济侵略，而且也试图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在被殖民地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流毒，唤醒被殖民地国家广大民众的自主意识。因而，众多的左翼学者纷纷成为新一轮帝国和帝国主义研究的急先锋。无论是哈特和内格里的新《帝国》理论，还是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或者萨伊德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之本质的揭露，都可以看作是左翼学者对当代帝国研究的新贡献。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当代帝国研究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为例，它是当代帝国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东方学》关注的是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比如人类学、语文学)与欧洲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这位学者看来，这些左翼学者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分析，直接推动了当代的帝国研究。“帝国研究不是传统的对殖民地的研究，因为很早就有对殖民地的研究，研究殖民统治者怎样统治那里的人民。那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先从制度上给殖民地一个界定，然后讨论殖民管理，也就是殖民官员如何统治当地人民，这是一种相当狭窄的殖民地研究。当代帝国研究由于后殖民思路的引入，强调文化意义上的殖民。谈到文化殖民，你就不能简单地说他的民族被殖民过，我的民族没有被殖民过，当你把帝国研究扩展到文化这个领域，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有没有殖民地官僚体制的问题”。
21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帝国研究回归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更加重视“中华帝国”的研究。传统的帝国研究，主要局限于欧洲历史，很少关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经验。新一轮帝国研究大大拓宽了视野，多半是从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角度对帝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中，所谓的“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s)更成为各种帝国研究的重点。在所有重要的帝国研究著作中，“中华帝国”几乎都成了不可缺少的内容。有些著作把“中华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家加以论述，有些著作则选择“秦帝国”“汉帝国”“元帝国”“清帝国”等个别强盛王朝作为帝国的案例加以分析。除西方帝国研究专家关注“中华帝国”外，一些西方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也开始从“帝国”的视角重新反思中国历史。例如，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MarkC．El-liott)系统地梳理了中文语境中的“帝国”概念，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则从帝国的视角分析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大国”概念。西方最新的“帝国研究”之所以重视“中华帝国”，主要原因不外三个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挣脱“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束缚，拓展了帝国史研究的视野，从欧洲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正如彼得·F.邦所说：“大多数帝国理论墨守成规，局限于欧洲统治世界的经验。显而易见，这种视角和模板必须扩大和调整，将其放到世界统治史和征服史的适当背景之中。毕竟在欧洲声称主导世界历史进程之前，人类已经走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的知识视野必须做相应调整”。因此，他主编的洋洋两卷本《牛津世界帝国史》涵盖了从公元前3000年的远古帝国，直到21世纪为止的全球各种帝国形态，包括多个中国王朝。约翰·达尔文也说：欧洲的诸帝国瓦解后，新兴的后殖民国家取而代之，欧洲本身则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因此，他在《帖木尔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将欧洲(和西方)放在更大的范畴里，放在欧亚世界其他地区建造帝国、建造国家、建造文化的宏大工程之间来探讨。个人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欧洲扩张的进程、本质、规模和范围，并且稍微厘清当下世界复杂性的源头”；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这使得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从而引起更多西方世界史专家的关注；最后，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日益强大，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度前所未有地增强，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客观上也为西方学者的帝国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编辑 | Mono
审核 | 华唐门生终审｜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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