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荐书 | 徐 勇 陈军亚等著：《中国式国家建构》
中国式国家建构
2024
- 内容简介 -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既遵循了现代国家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式的特征。本书从理论、社会、行政、财政、政党、法治、民族、历史以及比较等视角探寻“中国式国家建构”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从历史进程和现实特征等方面探讨中国式国家建构的基础理论；从经典理论、传统社会形态、现代社会的成长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式国家建构的社会路径；从西欧经验和理论、中国传统行政体制、现代行政体制及其运行等方面探讨行政体制建设与中国式国家建构的关系；从文献与理论、财税体制及能力等方面探讨财政与中国式国家构建的关系；从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关系层面探讨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的内涵；从地区和国别视角探讨非洲、俄罗斯和东南亚的国家建构理论与实践。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等，入选第二届荆楚社科名家（湖北省社会科学界最高学术荣誉），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的讲解专家。主要从事中国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倡导田野政治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2018）、《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2003）、《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2009）、《国家治理的中国底色与路径》（2018）、《乡村治理的中国根基与变迁》（2018）、《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2019）、《关系中的国家》（第一卷，2019）、《关系中的国家》（第二卷，2020）、《田野政治学的构建》（2021）。
陈军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主要从事国家理论、农村发展与中国政治研究。擅长田野调查并坚持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研究，坚持“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宗旨。提出“韧性小农”“板结社会”等原创性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社会科学》《南国学术》等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十多项。
- 目录 -
第一篇 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中国何以现代的实践逻辑
二、其命维新：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中国实践
三、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吗
四、“民族国家”的迷思与现代中国的形成
五、国家化：基于中国国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篇 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之维——基于乡村精英的视角
二、社会的国家化：国家建构和“被建构”
三、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以信访治理中的社工项目为例
第三篇 行政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边界的下沉及其限度：国家建构的行政逻辑
二、重新思考官僚科层制
第四篇 财政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中国财政国家转型：走向税收国家
二、国家构建的税收动力——税收国家转型与官僚化进程
三、中国式现代国家构建的财政逻辑——以财税体制改革为主线
四、国家建构与财政：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第五篇 政党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作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政党中心主义
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政党进路——成就与挑战
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一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
五、以双重革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分析
六、现代国家核心能动者的更次呈现：国共两党的比较
第六篇 法治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法治化、“缝隙社会”与国家建构
二、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理论逻辑——一个法政治学的论说
第七篇 民族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我们是谁：对中华民族的再认识
二、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三、国家建构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话语的理论分析
第八篇 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早熟”的国家建构：统治国家化
二、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三、双重穿透：历史和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建构
四、论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五、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第九篇 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式国家建构
一、现代性与现代国家建构——比较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性与现代国家建构
二、非洲国家建构中的西方陷阱与中国启示和非洲突围
三、多样统一：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之路
四、历史比较视野中的国家建构——找回结构、多元性并兼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五、俄罗斯近现代国家建构——实践与思潮
后记
田野政治学是一种以田野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它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田野问题，亦是从田野的路径研究政治学问题。政治学研究中的田野主体是农民。政治学是以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学科。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反映到田野层面，就是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业农村农民成为学界多个学科关注的领域。田野政治学得以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路径，在于很早便将农村农民问题作为研究的取向和重心。但是，田野政治学与其他学科方向有所不同，它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切入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因此，田野政治学作为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的一种视角，很早便有了国家意识和国家视角。
田野政治学的国家自觉意识受中国的田野问题所牵引。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迅速深入到农村内部。与此同时，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大量国家兴办的事务由农民出资出力。因为负担沉重，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紧张。之后，国家一举废除农业税，为农民提供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大为改善。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田野变化，背后的支配力量是国家，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田野政治学的国家视角日益清晰，并经历了若干阶段。
第一阶段，由国家到现代国家建构。田野政治学自1980年代关注农村农民问题。在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恢复和重建中，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关国家问题的认识着重于国家的阶级性质。但是，随着1980年代之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革，仅仅从国家性质的角度研究便远远不够了。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中，由传统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国家建构理论进入中国政治学界，并在国家与农民关系变化方面具有相当解释力。本人因此将现代国家建构作为重要研究对象。2003年发表长篇论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2006年发表长篇论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等。
第二阶段，国家化与中国农村改变进程。田野政治学研究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解释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是起源于外国的学说，为了更好的解释中国问题，田野政治学加以了转换，提出了“国家化”的概念，更加强调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过程。《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一文明确指出，“国家化作为一个过程，标志着国家整体和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权威日益深入地渗透于主权国家领域，并支配整体社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化的对象并不是消极存在物，而会与国家化的主体产生互动。根据这一理解，田野政治学运用“国家化”的概念分析20世纪，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国家对农村的改造及其农民对国家化的反应。其代表作是本人2019年出版的《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一书。
第三阶段，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国家化”建构。“国家化”是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转换。这一概念有助于分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动。但《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一书主要是将“国家化”作为一个分析工具，重点是分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为了使“国家化”这一概念更有理论与方法论意义，田野政治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度探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军亚教授2021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国家化：基于中国国家实践的理论与方法》。论文提出作为理论的国家化，具有历史维度、空间维度和经验维度；作为方法的国家化，是通过认识视角的内在性、解释路径的历史性、研究范式的包容性，来获得作为方法和范式的“一般性”。本人的系列著作《关系中的国家》对“国家化”的概念作了更为宽泛的解读。与此同时，相关学者运用国家化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的基层治理进行解释和分析，如田先红的著作《国家化、地方性与基层治理》、任路的著作《国家化、地方性与村民自治》等。
第四阶段，中国式国家建构的多维视角。将国家化作为一种理论与方法的提出，标志着田野政治学在国家建构理论方面有了相当的学术自觉。这种学术自觉不仅仅是在田野研究中更加重视国家视角，更重要的是将已有的学术资源转换为用于分析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论与方法，从中发现特有的“中国性”。而2015年启动的大规模的“深度中国调查”为田野政治学深度发现和认识中国特性提供了重要依据。陈军亚教授依据深度调查资料，试图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特性讨论中国的新型现代国家建构。2021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命题提出后，田野政治学者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命题对于中国式国家建构具有重要价值，可以拓展和深化中国的国家建构理论与方法。陈军亚教授为此十分兴奋，希望将田野政治学的“国家化”理论与更为宏大的国家建构理论结合起来，并策划了以“中国式国家建构”为主题的大规模的线上讨论，从不同维度对中国式国家建构进行了讨论。这次研讨会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学界一次规模空前的国家建构理论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的主要成果便来自于这次研讨会。
从以上四个阶段可以看出，田野政治学有关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
一、由微观到宏观田野政治学是以中国改革后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为对象而进入田野的。从国家宏观整体的角度看，村民自治只是非常微观的一个层面，甚至不属于国家政权的范畴。但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却标志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大变化，农民有了相当的自主性，获得了国家制度化的赋权。村民自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遭遇也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田野政治学从村民自治这一微观领域切入，但以宏观的国家形态和行为为观照，从国家的视角解释微观层面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问题。这是田野政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关注农村农民问题所不同之处。
二、由问题到学理1980年代以来，农业农村农民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由此产生了所谓的“三农问题”。田野政治学进入田野的重要动力便是受问题的牵引。但是，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路径，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要将直观的现象转换为学理性问题，从而获得学科性价值。1990年代，随着现代化建设，各种“送X下乡”活动层出不穷，并成为学者的论题。田野政治学与相关研究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将现象性问题转换为学理性问题，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探讨各种下乡活动为何发生，遭遇如何？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田野政治学建构起自己的国家建构理论与方法。
三、由汲取到转换田野政治学进入田野，是为了认识田野、解释田野。认识和解释必须广泛汲取理论知识资源。理论知识愈丰富，认识和解释的能力愈强大。田野政治学在解释1990年代以来国家一方面深度介入农村，另一方面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的问题的过程中，汲取了国家建构的理论。国家深度介入农村是国家建构的必然要求，问题在于这种介入相当程度上由农民承担财政压力。这说明，中国的国家建构具有中国特点，这就是在一个农村人口众多且没有经历前现代的农业商业化基础上发生的。因此，对于一般的国家建构理论要进行创造性转换，以更好的解释中国的田野变化。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转换为“国家化”的理论与方法便是基于对中国事实的更好解释。“中国式国家建构”的命题的提出，也是在更好汲取各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将相关的理论转换为更适合于分析中国的理论与方法。理论工具多多益善，但关键要适用。从理论资源的角度看，田野政治学从来持高度开放和学习汲取态度，问题在于这种学习和汲取是为了更好的运用。
四、从社会看国家中国历史有“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说法。田野无疑处于江湖之远，与作为庙堂的国家距离遥远，因此不成其为政治学的主要对象。田野政治学之所以成为政治学的一种独特的研究路径，其重要特点不是就国家论国家，而是从田野社会的角度看待国家。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产生不同国家，不同国家又建构不同社会。我在《关系中的国家》一书中强调，关系决定国家，国家创造关系。田野政治学以田野为对象，以田野调查为方法，不只是了解和认识田野社会，更重要的是认识国家对社会的进入及其特点。看起来是发现什么社会，实质是发现什么国家。田野政治学提出“家户制”的概念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定义，更重要的是延伸到“家户制国家”概念的建构。2015年田野政治学发起了大规模的“深度中国调查”，对中国传统农村进行分区域的实地调查。正是在此基础上，陈军亚教授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多层次性，并建构了“板结社会”、“缝隙社会”等一系列有关传统社会形态的概念。但是，认识社会的目的是更好的认识国家和建构国家。正是基于多层次社会形态的认识，陈军亚教授提出了双重超越，建构新型现代国家的观点；正是因为传统国家渗透能力有限才出现了“板结社会”、“缝隙社会”，也才有了现代国家的建构，并有了“中国式国家建构”这一命题的提出。
所以，从“中国式国家建构”命题的提出到专题研讨，是田野政治学发展的逻辑结果，是获得学术自觉的标志。对于田野政治学来说，始终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以田野为基础，将田野作为理论的源泉；一是以国家为本体，将国家作为田野的归宿。通过田野变化可以不断丰富对国家的认识。2022年，田野政治学通过对当下田野的认识，发现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治理过程中又是分为层次的，特别是在国家与社会结合部位的基层层次更具有多样性。田野政治学不仅要研究基层社会，更要重视基层国家。毕竟当下的田野状况愈来愈多的由国家与田野社会互动而构成。
本书的出版是田野政治学研究国家建构的逻辑结果，更是集聚了众多学者的智慧成果。在此，要特别感谢各位作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本书的主体是“中国式国家建构”研讨会的成果，同时也收录了部分作者的近期相关成果。陈军亚教授是“中国式国家建构”研讨会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谢怡等同学在联系作者和编辑校对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冯春风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殚精竭力。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以上相关内容转载自“田野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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