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勇剑，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太平洋岛萨摩亚（Samoa）曾经是美军一个重要的补给基地。大型飞机偶尔会空投包括食品在内的军需品。生活在原始部落的岛民对飞机这样的庞然大物心存畏惧，不由自主地祈祷上天保佑。空投的物资经常偏离航道，成为岛民祈祷的福利。祈祷，天降美食，这两个本来不相干的现象，经过多次重复，在岛民头脑中建立起强烈的因果关系。战争结束后，再无军需空投，但美军基地仍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当大型飞机起降，岛民仍旧虔诚祈祷，却百思不解为何美食不再。岛民简单归因思维的最坏后果也不过是没有了午餐肉。在灾变环境下，不懂大系统关系，企业则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本文首先解释灾变环境的性质特征，然后阐述复杂动态大系统的另外十种关系形态。
自从本尼斯（Warren Bennis）表述动态变化和复杂模糊（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的环境特征后, VUCA便成为现代商业环境特征的代名词。1996年，在“南加大校长学者”（USC Presidential Fellow）结业典礼上，本尼斯嘱咐在场的26位后辈学者继续关注环境变化，找到不同时期变化的脉搏。当下，VUCA的概念已经不能准确表达灾变环境的特殊性质。灾变环境的第一个特征是“部落主义”（Tribalism）。全球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体化趋势被族群意识和本位文化心理身份所替代。第二个特征是“敌视态度”（Animosity）。“竞争双赢”的商业文化被“对抗零和”的地缘政治态度所替代。第三个特征是“突变灾难”（Catastrophe）。法国数学家雷内•汤姆（Rene Thom）研究动态结构的突变现象，发现变量微小变动会导致动态结构崩溃。他的突变理论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中微小因素变化对系统结构的摧毁性影响。突变理论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现象中陡然巨变的现象。新冠病毒流行病和气候危机都属于突变灾难的类型。第四个特征是“卡夫卡式”（Kafkaesque）。捷克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文学作品以荒诞、多义、魔幻著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各地诸多现象都不能从习惯认知角度去理解。它们时常显现荒诞和魔幻的特征。例如，美国前总统曾建议喝清洁剂杀病毒。在美国一些州，口罩仍然被视为政治性对抗的标识符号。四种特征中最突出的是“突变灾难”。它全方位地影响全球各个地区和族群的生存状态。通过新冠疫情，人们突然意识到，人类社会瞬间可能遭遇灭绝危机。除了新冠疫情，气候危机、生物物种危机、作为无机智能的AI带来对人的有机智能的挑战等，都可能在极短时间触发颠覆性变化和人类生存危机。预想中的突变灾难又引发恐慌、担心和自我保护的心理本能。它进而强化了部落主义和敌视态度，国际社会环境中充满不合作和猜疑，荒诞现象层出不穷。分别取这四种特征的首个字母，当前灾变环境可以用TACK来概括。与VUCA环境相比，面对前者，企业家可能有模糊的目标，或者待确定的选择。面对TACK环境，企业家面临的可能都是不好的灾变选择 （Isotropic catastrophe），从应对流行病、预想气候危机，到遭受地缘政治劫难等。简言之，TACK环境之下，看到的，往往早已经发生；能够用公共语言表达的，经常是片面的；成败因果关系总结，一般是后视镜中的解释；貌似荒诞魔幻的现象背后，隐含着商业变化的趋势和新秩序的密码。如果我们把TACK环境当作VUCA环境的一种极端形态，它也对企业家提出更高的认知能力要求。其中，识别大系统的十大关系形态是最迫切的能力。
20世纪初，奥地利和德国心理学家总结“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指出“感知整体形态”是人们的认知习惯。简言之，日常生活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寻找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形态。例如，自孩提起，人们仰望浮云，总能想象天马行空，白驹过隙的形态。20世纪80年代，特沃斯基和卡尼曼（A. Tversky and D. Kahneman）用系统一和系统二来形容人们可以同步使用理性系统思维和感性直观思维模式。例如，情感、记忆印象和历史成见都会左右人们的判断。无论是格式塔思维、理性系统思维、还是感性直观思维，它们都指出，人们有用因果关系解释世界的定势。心理学家费斯廷格（L. Festinger）研究发现，对现象之间的关系，当人们找不到一致性的因果解释时，人们会遭遇“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有时会激发人们探索，寻找更深层次的解释，或更高层面的理解。有时，它可能驱动人们套用简单化的因果关系，以期摆脱认知失调的困扰。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有些烟民把抽烟和感染概率简单联系在一起，自推自演因果解释。总之，简单因果关系思维有诸多原因。它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种不足。弥补不足的有效方法就是扩展我们对大系统现象之间各种关系的认知图谱。下面先后介绍的大系统十种关系没有顺序等级之分。与因果关系一起，它们共同组成大系统关系的认知图谱。从事金融证券大数据分析的朋友经常调侃：大数据足够，你会发现华尔街上时装与股价之间的关系。街上流行超短裙与股市行情有正相关性。当数据足够大，人们几乎可以找出任何“有意义的”历史相关性。事实上，它们可能只是同时出现，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或影响。美国超级碗杯橄榄球赛的一些球迷就付出经济代价。从1967年第1届到1997年第31届，只要是NFL联赛出线队赢，当年股市就大涨14%以上。如果是AFL联赛出线队赢，股市就大跌10%。按这个统计规律买卖股票的球迷可能会追悔莫及。1998年，丹佛野马队（AFL）赢，当年股市大涨28%。2008年，纽约巨人队（NFL）赢，股市不仅大跌35%，还落入次贷金融危机。设计行业中的一个普遍方式是快速建模。模型是设计师对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结构性呈现。但是，快速建模的目的不是确认因果关系，而是为理解现象制造一个学习的抓手。这里，模型被用来当作认知学习的资粮，就像孩子们手工课上的泥巴一样，是用来随心所欲地拿捏，表达头脑中的想象力。在认知新现象时，学习关系要置于因果关系之上，防止“刻舟求剑”。例如，新冠疫情是新现象。我了解的一家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对防治方法提出许多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包括早期测试的策略。所有的这些方法都应该兼顾到学习关系。即，实践过程中，哪些与规范方法不一致？变化的社会条件对现有方法提出什么新要求？有哪些过去没有考虑的新方法现在更有尝试的价值？在学习关系中，所有的方法都是用来扬弃的，而不是让新现象符合旧方法，否则就是“削足适履”。1950年某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e Alamos Lab）的午餐会，核物理学家费米（E. Fermi）向同事提出一个令他百思不解的问题：在亿万年的宇宙中，按照概率推算，像地球一般适合智慧生命体的星系如恒河之沙。可是，除了地球，为何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智慧生命的印记？她们理应存在，却渺无踪影。她们在哪？诺奖生物学家（J. Monod）对生物进化的思考也许能回答费米悖论。莫纳德在《偶然和必然：现代生物自然哲学思考》（Chance and Necessity: An Essay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Modern Biology）中指出，偶然巧合是自然现象中的规律之一。地球生命起源中包含了偶然巧合关系。另一位诺奖化学家艾根（M. Eigen）在他合著的《博弈的规则》（Laws of the Game）中说明，自然规律和偶然关系广泛存在于生命现象中，从基因行为和经济活动到音乐。换言之，非因果关系，无显然的规律性也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十年前，一个突尼斯街头小商贩的偶然遭遇改变了后来整个中东的社会格局。谁又曾料想到呢？2008年，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销量首次超过通用汽车，成为全球销量第一的汽车公司。消息传来，前总裁丰田章一郎却愁容满面。他告诉儿子丰田章男：从此，丰田汽车成为美国汽车市场的公敌No.1。两年后，丰田遭遇刹车危机，总裁丰田章男不得不远赴美国国会，接受政治人物各种各样的公开羞辱。老谋深算的丰田章一郎知道，复杂社会中，组织之间往往有矛盾、对立、共存的悖论关系。在美国市场，让具有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身份象征的通用略胜一筹，它有着无法言语的政治意义。市场中，老大与老二的悖论关系超过了简单的市场份额竞争。只有当悖论关系塌陷后，人们才发觉对立共存的必要性。那时，修补成本远远超过简单算计的收益。人工智能中的神经网络学习软件就是典型的循环因果关系，因为它保持着一个循环往复的反馈闭环。事实上，在复杂动态的大系统中，循环因果是普遍现象。我们习惯的单方向、线性因果关系只是简单化的认知，是为了理解方便的认知。忽视循环因果关系，自我强化的反馈闭环能带来危机。例如，加拿大阿伯塔省石油资源丰富。多年来，当地产业主要依赖石油开采和服务。过分依赖石油行业反过来抑制其他行业发展机会。它致使经济体制落入循环因果和自我强化的闭环。当新能源兴起，石油衰落时，当地经济便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相反，重视和善用循环因果关系，大系统可以达到和谐动态平衡的境界。荷兰治水就是一例。大约16年前，饱受水患的荷兰彻底放弃对水患的一味抵御策略。“顺流而治，随季而安”成为新的治水思想。在莱茵河流域，他们用了约10年的时间，降低水坝高度，疏通水渠，削平旧的防洪堤，让洪水有自然入海的出路。在沿海地区，荷兰工程师利用海潮涨落，建设“沙动力”（Sand motor）工程，让海洋成为改造海岸线的自然引擎。30多个防洪工程设计充分兼顾季节性洪水涨落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动态循环。设计者善用土木工程改造和新环境的植被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他们利用环境本身条件，构建良性的循环因果关系。荷兰治水策略成为全球模仿的典范。复杂大系统中，不是所有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数学上，X²=1的方程式有两个同样正确的解：X=+1 和X=-1。不同经济周期中，控制失业率和保障劳动力供给同样是合适的政策。越是复杂大系统，决策者越不能采取非白即黑的简单立场。历史上，王朝统治者对政治力量的“好”与“坏”常常持有双元模糊的立场。以拜占庭王朝为例，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它延续大约1000年。这个千年帝国始终被强大的外族环绕，并间断遭受攻击。拜占庭王朝历尽危机而不倒的秘籍之一是给对手留条活路。因为今天的对手可能是明天的盟友。商朝，500年，周朝，800年。拜占庭1000年。能够存活这么久，那是因为拜占庭王朝认识到大系统危机的本质：它是一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社会现象。战术灵活性来自战略立场模糊。旧金山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有一幅植物构成的画。每隔一段时间，参观者看到非常不一样的构图，因为植物生长繁茂。而我们无法事先预料下一次参观会看到怎样的构图。这就是艺术家要表达的真谛：有生命的艺术有逐渐呈现的特征。它无法事先料定。渐显呈现现象最直观的过程可以从“对流热传导”（Convective transfer）的化学试验中观察到。随着温度升高，不同颜色的流体对流传导热量，形成绚丽多彩的画面。画面结构不断改变，也无法事先预判对流传导呈现的格局。
以正在变化中的中东局势为例，大国带着自己的思维定式，希望构造有利的政治态势。大国往往以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因，致力于事先盘算好的结果。19世纪以来，简单的因果关系思维在中东复杂的政治大系统中被不断证明失效。未来，中东局势仍然是一个“对流热传导”的过程。它始终是一个逐渐呈现的地缘政治格局。怎样捕捉渐显呈现关系？我们可以从三条思考规则开始：1806年，耶拿战役胜利后，拿破仑骑马入城，经过正在撰写《精神现象学》的黑格尔的公寓。在写给友人的信函中，黑格尔称他看到“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只有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后人才能理解他的兴奋。在黑格尔眼里，拿破仑的世俗政治力量是对神圣罗马帝国宗教政治力量的否定，是抽象辩证思想在物质世界的生动体现。关于辩证关系，概而言之，系统中一股力量的兴盛也同时激发另一股反对的力量。合适的认识不是无视或歼灭反对的力量，而是思考因为反对力量带来的冲突，系统有什么自我更新和全面升华的契机。同样的逻辑，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辩证自新，共产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辩证自新。辩证自新关系广泛存在于商业环境中。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大数据和算法的力量最终会激发反对的力量，如反对平台垄断和保护隐私权。对待辩证自新的关系，合适的思考是寻找正反两股力量激荡出来升华转型的契机，而非漠视或消灭反对力量。李冰父子的治水策略与上面提及的荷兰水利工程有很大不同，不仅因为水患态势不一样，而且治水的系统思想也有差别。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李冰父子的设计思维重点在系统各个部分的连带次生关系方面。都江堰的各个部分构成一系列连带次生的关系，调节动态开放水利系统形态，化害为利。它是大系统中连带次生关系的生动写照。国际商业环境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如果没有合适的设计，连带次生关系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负面后果。例如，在半导体芯片行业，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供应链的商业规则被搅乱。短期看，下游中国企业需要的芯片被人为地卡断。可是，一些供应链专家认为，长期而言，如果下游企业找到独立自主的生存模式，上游芯片制造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必将受到影响。一个复杂系统中，连带次生关系的效果一般不会立即显现。即使效果已经出现，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也颇经曲折，因为复杂新现象不是简单套用常识概念就可以沟通的。例如，人口问题。一个管理难题是，当效果明显并且有认知共识时，纠错或改弦更张都已经极其困难了。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M. Abramovic）的成名之作是“原初节奏”（Rhythm 0）。1974年，在意大利那不纳斯的一次行为艺术表演中，赤裸的阿布拉莫维奇一动不动站在那儿。在她面前的长桌上，陈列着72种物件，从玫瑰花、香水、鞭子到上了膛的手枪。观众被允许用任何物件对她施加作用。开始，观众小心翼翼触动一下。逐渐地，越来越大胆的观众敢用利器戳她的身体。阿布拉莫维奇用夸张的行为艺术展示一个广泛存在，但却不被理解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行为开启公共事件和对公共事件的理解。相互作用消失，显然的事物便黯然消失，退为背景的存在。用艺术家的概念理解流量、明星、商业机会、产品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类似的场有关系。互联网时代的商业，场有效应更加明显。事物应场而生，依场而立，场兴物显，场散物亡。另一个场有效应关系的实例是2014年的全球“冰桶挑战”，生动展现“意愿场有”的协同场效应。波士顿学院棒球队的运动员福瑞特（Peter Frates）因为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渐冻症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球场。但他从来没有从公益事业的广场退役。2014年6月，他发动“冰桶挑战”。短短3个月的时间，有200多万人上传自己接受挑战的视频，全球ALS慈善组织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捐赠，包括许多来自中国的善款。集娱乐和慈善意愿为一体的“冰桶挑战”激发人们效仿行为。在一传十，十传百的历程中，一个协同自组织而产生的“场效应”（Field effects）就轰轰烈烈地形成了。整个2014年夏天，这个场效应传递到全球每个角落。它如夏花一般境界开显，依场而生。随着气候转凉，它慢慢淡出人们视野，随场而逝。2021年的夏天，依场而生，随场而逝的商业现象不胜枚举。像歌曲“如果云知道”吟唱的那样，如果企业家早能识别系统十大关系，多少“爱的委屈不必澄清”。
亚马孙的热带雨林比印度的面积还大，大到可以容纳40000种植物、3000种鱼、1300种鸟、1200多种哺乳和爬行动物。它不仅保有地球上最丰富和多元的生态环境，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大系统。那儿，生物之间相互适应，不一定和谐却合作相处。例如，在亚马孙河流域的超级毒蜘蛛活动范围，其他动物照样有生存的空间。其中，微型青蛙就是一个典型。微型青蛙吞噬大蚂蚁，大蚂蚁会吃掉超级蜘蛛的幼崽。百万年的进化教会超级蜘蛛，为了自己的下一代，不要伤害微型青蛙。亚马孙鹦鹉品种最多，色彩斑斓。每年的干旱季节，鹦鹉不得不靠有毒性的植物维生。但它们却可以在因为干旱而裸露的河岸岩壁上找到解毒的粘土。天敌上不去的岩壁刚好成为鹦鹉寻偶交配的好地方。设想一下，假如亚马孙雨林中只剩下一种鸟，无论是学舌的鹦鹉还是残酷的秃鹫，结果恐怕不只是“鸟飞绝”，还会连“林子”都没了。什么鸟都能容纳，林子才越长越大，越来越茂盛。透过亚马孙雨林，我们获得对大系统直观的理解。万事万物相生相克。无所谓好坏。如老子言：天地不自生而长生。包容，成就大系统天地的力量。同时，商业环境性质特征与企业家认知能力，它们是一对“纠缠”（Entangled）关系。有丰富和通透认知能力的企业家可以在变化、陌生的环境中找到和建立自己的小环境。实验室中有个经典玩笑：小白鼠说，我把实验员训练得超级听话，我一拉线，他就送实物。小白鼠可以有简单因果思维，左右不过为试验品。受过科学教育的企业家不能这样。在灾变环境背景下，无论是适应还是善用环境，企业家可以从识别上述的十大关系开始。△△△本文将发表于《企业家》杂志第3期（2021年9月）。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Dhillon School of Business)终身教授，迪隆商学院政策与战略部（Policy and Strategy Area）主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邀教授。烟台万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市公司）。2017年，鲍博士被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清华管理评论》评为年度中国十大管理创新思想者。他是2019-2020年度加拿大莱桥大学“教学学者”（Teaching Fellow）的获得者。鲍博士和合作者的论文被评为2020年国际管理协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年会“技术与创新”组的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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