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学刊·专题导读（2023.03）丨香港“城市固废景观”类棕地再生机制研究
香港“城市固废景观”类棕地再生机制研究
Brownfields Regener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Solid Waste Landscape”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郑晓笛* 王玉鑫 向双斌
郑晓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长聘副教授、景观学系副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棕地研究中心创始人及联合主任，研究方向为城市棕地及废弃地再生、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理论、校园景观规划设计
王玉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固废处理设施再生、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向双斌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城市棕地及废弃地再生、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全文刊登于《园林》2023-03期P39-46.
·全文引文格式：郑晓笛,王玉鑫,向双斌.香港“城市固废景观”类棕地再生机制研究[J].园林,2023,40(03):39-46.
摘要:随着城市扩张与人口增长，当代城市环境中的固废处理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冲突亦日益增长；同时，前固废设施场地又具备较高潜质转变为城市开放空间。鉴于此背景，提出“城市固废景观”概念，将特定城市范围中主要固废处理设施集群的时空演变与再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棕地再生的“压力—动力”驱动机制，通过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当代固废处理设施体系的演变及其再生的案例研究，阐释其“城市固废景观”的再生机制。归纳其固废处理设施的三阶段演变历程与由聚集转向分散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结合固废设施演变进程中垃圾填埋场集群向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转型的特征、政府管理导向与政策计划解析，阐述推动其“城市固废景观”可持续演变的区域性机制。从城市角度认知与研究固废处理设施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土地再生的新视角，旨在为当下中国城市塑造更加“生态-社会”双维度可持续的“城市固废景观”体系提供研究路径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城市固废景观”；风景园林；棕地再生；时空格局；再生机制
1 城市+固废+景观
固废处理设施（填埋场、转运站、焚烧厂等）能否被称为“景观”？答案是肯定的。这类城市空间兼具城市标志性与生态性特征[1]；“邻避属性”使固废设施在改扩建、再利用时须着重考虑与城市之关联；以开放空间为导向的前固废设施再生因其社会、生态与经济效益，已成为典型的棕地再生模式。在城市本体与固废关系愈发紧密的当下，有必要将研究视角从单体的场地观拓展至“群体-城市”视角。本文由此提出“城市固废景观”概念，以期实现对城市特定行政边界内以大型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为载体的关联空间及其演化与棕地再生实现多要素、多时相的整体性研究。
“城市固废景观”在构建新认知视角的同时，也强调对固废设施棕地群层面的“压力-动力”再生机制[2]研究。“压力”主要指前固废场地是否在城市区位方面具备再生迫切性；在与城市关系相对紧迫的情景下，其通常具备较高再生需求。“动力”指城市管理者为前固废场地制定以推动其修复和再生的区域性策略。故为剖析再生机制，基于城市与区域视角的“城市固废景观”研究应重点关注：（1）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固废景观”与城市本体间的动态关系，包括设施的空间布局、历史演变、时空格局的特征及变化规律等；（2）“城市固废景观”整体演变进程中，增加其“生态—社会”双维度可持续性的区域性策略与再生途径。
2 香港“城市固废景观”的时空演变
与区域性棕地再生机制
2.1 香港“城市固废景观”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是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区域，具备丰富多元的固废处理体系；相较中国其他城市区域，香港不仅城镇化周期更早，也更早遭遇了城市固废危机，其固废处理设施体系变化及前固废设施的公共空间化改造具有较高典型性。基于香港的案例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其他大型城市提供以集群模式[3]将固废设施纳入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的政策参考与理论依据。
当下香港存有两套并置共生的“城市固废景观”体系。其一由现运行中的策略性堆填区与垃圾转运站组成；其二指前一时期的主流固废处理设施，包括旧式填埋场与垃圾焚烧厂（图1）。该典型体系的形成，与香港临海多山的区域地理空间特点、母城—卫星城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公众对环境危机的认知等因素产生的“压力”关联紧密。
图1 香港存量固废设施的空间布局
2.2 香港“城市固废景观”的时空格局演变
（1）三阶段的演变历程
结合不同时段中主导性固废设施的类型，演变进程（1960年以来）可归纳为3个典型阶段（图2）。阶段1，填埋与焚烧处理主导时期（1960-1990年）；阶段2，新旧处理模式过渡时期（1990-2000年前后）；阶段3，转运与填埋处理及棕地再生并行时期（2000年前后至今）。
图2 1960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主流固废设施发展历程
（2）由聚集向分散化演变的空间格局
为进一步描述其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基于各类固废设施空间点位与运行周期，选取三阶段中的代表性年份及相应年份中处于运行状态的固废设施，通过ArcGIS核密度与方向分布标准差椭圆分析途径对空间格局特征予以描述（图3，图4）。分析结果显示，伴随城市发展，三阶段的固废设施呈由“聚集分布于城镇周边”转变为“离散分布于城镇周边与行政区边界区域”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图3 多时相固废设施空间分布核密度变化
图4 固废设施空间格局标准差椭圆变化
（3）由前固废设施向城市开放空间的演变
作为棕地，前固废设施场地的更新与再利用主要包含3种类型。（1）继续用作新的固废处理设施。（2）主体建构筑物拆除后，场地暂以停车场或城市空地形式待后续建设。（3）演变为城市开放空间，并多体现于旧式填埋场再生。已有研究表明，城市路网密度可度量一定空间范围内城市发展水平[4]；以室外步行道路网密度叠加填埋场群空间分布，可进而度量填埋场再生后公共空间属性特征在城市尺度的分布规律。结果显示（图5），填埋场在不同城市发展水平的区域均有分布；处于中高发展水平区域的填埋场表现出具备更加综合用途的城市公园属性，而较低水平区的再生则更偏向于专类或临时用途场地。13处填埋场蜕变为城市开放空间仍处于进行时，其背后离不区域化再生机制带来的有效外部驱动力。
图5 再生后的填埋场与室外步行道密度空间关系
2.3 以城市开放空间为导向的棕地再生机制及启示
（1） 政府与非政府团体联合推动填埋场的修复与再生
填埋场的修复与再生，采取以政府为主体、非政府团队为补充的组织模式，并贯穿于包括修复工程建设期、修护期、再利用建设期、再利用运维期在内的修复再生进程中。在多填埋场的城市环境中，将填埋场集群转“棕”为“绿”的有效推进，离不开政府内多部门合作及政企联动的“上层机制”（图6）。
图6 填埋场再生各阶段对应的政企工作
（2）再生优化机制：“活化已修复堆填区资助计划”
基于“上层机制”驱动下的修复与再生成果，“活化计划”[5]旨在进一步加速仍相对“闲置”的填埋场的再生，并创造了一种依托公众参与获取高创意性再生用途的良性机制。由此可见，我们在多给予棕地再生一些时间的同时，更应考虑在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城市固废景观”演变历程中如何从政策支持、项目推进等多个角度为多棕地的多阶段再生提供切实可行的保障机制。
相较于线状和面状布局的工矿业类棕地群，区域尺度下的“城市固废景观”类棕地多呈点状镶嵌于城市背景中；各点间非相接的地理位置关系意味其更新与再生仍需“一场一策”。香港案例中，以多方联合推动再生的框架构建串联了空间上非相接的“点”；“活化计划”则为各“点”提供了呈现形式的自由度。
3 结语
基于“城市固废景观”视角，本文以可视化方式描述了香港固废处理设施的三阶段演变历程与由“聚集”至“分散”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进一步聚焦旧式填埋场的整体性修复与公共空间化再利用，阐释了其棕地再生的“动力—压力”二元驱动机制。
本文为认知与研究我国其他大型城市的“城市固废景观”时空演变特征提供了一种范式选择；香港案例的区域性再生机制有利于为我国各地可持续地推进“城市固废景观”集群式再生提供政策借鉴。
参考文献
[1] 王向荣. 刊首语[J]. 中国园林, 2022, 38(S1): 4-5.
[2] 郑晓笛. 多维棕地论[J]. 世界建筑, 2021(04): 26-30.
[3] 付泉川, 许安康, 张成章, 等. 基于工业类棕地群空间识别与分析的黄石市城“棕”关系研究[C]//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9年会论文集(下册), 2019: 376-386.
[4] 刘波, 时雨, 刘雪朝, 等. 开放式街道地图在城市发展水平分析中的应用[J]. 测绘科学, 2019, 44(07): 141-146.
[5] 环境保护署. 活化已修复堆填区资助计划申请指引(201511版)[R].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环境保护署,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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