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前只有大银幕可以承载国民情绪？
作者｜邢书博
编辑 | Amy Wang
“当时我只有五岁，就目睹了爷爷奶奶看《战火》看得泪流满面的场景，我意识到电影中的语言跟爷爷奶奶说的语言是一样的。”
——马丁·斯科塞斯
国庆档的票房神话就不赘述了，但是在互联网如此强势、大银幕不断式微的今时今日，新文化商业（Ent-Biz）不得不追问：
1、假定内容形态平等，媒介渠道平等，为什么承载巨大国民情绪的只有院线电影这种娱乐内容形态，互联网的剧影综短视频等明显缺席？
2、假定互联网早晚会取代电影院成为主流娱乐渠道，那么院线“档期”还有多长时间？
英国人戴伟
故事要从英国人戴伟说起。
1994年，戴伟从牛津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受北京化工大学邀请来华工作，正式定居北京。
来北京后，他常去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一家酒吧喝酒，叫黄亭子50号。
酒吧老板简宁是位诗人，这里自然成了当时北京的文艺青年聚集地。
戴伟在这里常能看到陈道明、葛优、巩俐、西川，还有正在电影学院读书的赵薇、黄晓明。有一次，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自我介绍，“你好，我叫贾樟柯”
多年后，贾樟柯在《贾想》中描述戴伟：
“他总是准时晚上十二点来酒吧，要一杯扎啤，仰着脖子一边看足球一边和小陈聊他伦敦乡下的事。”
戴伟骑着二八大杠，熟客们调侃他每天都要来“加油”。圣诞节的时候，他打扮成圣诞老人出场，免费喝酒，其乐融融。
但在一些特定时间，戴伟的英国人身份就显得很尴尬了。
腾讯谷雨实验室记录了一件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北京四处张灯结彩，戴伟和往常一样去黄亭子50号“加油”。
那天的气氛明显不一样，酒吧里能听到飞机隆隆飞过的声音，熟客们围坐在电视机前，没人说话。
时针走到0点，英国国旗已缓缓落下，《义勇军进行曲》压着秒针奏响，酒吧里爆发出欢呼。人们尽情地喝酒、唱国歌。
人们转头问戴伟：“戴伟，你什么感觉？”
“我支持啊，从道德的方面来说，香港不应该是我们的。香港回归你们开心，我跟你们一样开心。”
如今，61岁的戴伟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奖励，这是中国对外籍科学家的最高奖励。
国 歌
很少有国家的国歌像中国一样是直接使用的电影插曲。
英国国歌是《天佑女王》，据传当时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一座港口，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一高兴，就把这首曲子唱了起来。这有点像民间传说的意味。
美国国歌是《星条旗》。1814年英国入侵美国。一名律师目睹了英军炮轰和美军英勇抵抗的情形。透过炮火的硝烟，一面美国国旗仍在城堡上飘扬。他被这景像深深感动，随手在一封信的背后写下了几行诗，配上当时流行的曲调，就成了后来的美国国歌。这个故事也颇有演绎的成分。
唯有《义勇军进行曲》的来源准确无虞，它就是来自1935年上映的爱国主义影片《风云儿女》的插曲。
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之后，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
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同年五月，上海电通在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正式面向大众播出，传遍大江南北，激励着当时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抗争不公和战争。
左翼电影运动
受共产国际和左翼思潮影响，在上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好莱坞和中国上海，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
而中国的左翼电影运动，直接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电影运动。
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把电影当作简单的娱乐产品，它是刺向敌人的尖刀，是旗帜，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所以美国人国庆吃烧烤打棒球，中国人国庆一定要看献礼片。因为我们的左翼电影，曾经作为救亡图存的武器，参与了旧中国的反抗，见证和帮助了新中国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各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为了摆脱困境，吸引观众，同时也由于广大电影工作者抗日爱国要求的影响，纷纷开始了“向左转”的趋向。
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渐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又称“新兴电影运动”。
1932年5月，明星公司在洪深的建议下，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阿英）三位左翼作家担任“编剧顾问”，并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编剧委员会。
以后，又吸收了沈西苓、司徒慧敏、胡萍、王莹、陈凝秋等“左翼剧联”成员参加创作，率先开始“转变方向”。
接着，联华、艺华等公司也相继起用了田汉、阳翰笙、聂耳、郑君里、金焰、王人美、舒绣文等左翼文艺工作者。
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渐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左翼文化运动的初期，鲁迅、瞿秋白等革命文艺领导人也在一些文章里对民族电影表示关怀和重视。
鲁迅还于1930年初翻译介绍了日本左翼影评家岩崎昶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
1930年前后展开的有声电影讨论中，夏衍、郑伯奇、冯乃超、洪灵菲等左翼作家积极发表意见，热情支持有声电影，促使明星、友联等公司于1931年摄制出《歌女红牡丹》《虞美人》等中国第一批有声电影。
夏衍等共产党人进入电影界之后，在当时负责上海进步文化工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的指示下，“谨慎小心”地开展了夺取电影阵地的工作。当时制定的为进步电影奠定基础的方案是：
一、通过开展电影批评，为进步电影鸣锣开道；
二、从话剧界等向电影界输送新人，扩大阵地；
三、翻译和介绍苏联等外国进步电影理论和剧本，提高电影界的思想艺术水平。
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建立了由夏衍任组长，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5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从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开始，左翼电影工作者以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帮助各电影公司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在几年内即拍摄了一大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意义和较高艺术水平的电影作品。
仅1933年全年出品的70多部故事片中，左翼电影和进步电影就有40多部。如《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盐潮》《姊妹花》《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小玩意》《民族存亡》和《中国海的怒潮》等。
1934年以后，国民党特务伙同租界帝国主义当局，采用审查删剪、暴力镇压甚至暗杀绑架等法西斯手段，加紧了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围剿”。
但是，左翼电影工作者展开了韧性的战斗，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创造出了《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女儿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迷途的羔羊》《夜半歌声》等几十部左翼进步电影。
特别是由中共电影小组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虽然仅生存了不到两年，却拍摄出《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4部很有影响的优秀影片，成为左翼运动的坚强阵地。
其中《桃李劫》是中国第一部把声音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成功地运用了声画对位等有声电影技巧的影片。它的成就，表现了中国电影在声音处理上的艺术和技术进步。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捣毁艺华公司摄影场等暴力事件，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人被捕，夏衍、钱杏邨等则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左翼电影运动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围剿”。但电影界进步人士并没有被吓倒，左翼电影队伍在斗争中日益强大。
这支队伍的形成，改变了旧电影界的成分，推动了电影创作主流的进步，奠定了中国电影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从2002年开始中国电影开始进入市场化改革，屡创票房奇迹，银幕数和观影人次屡创新高，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在市场极速扩张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如偷税漏税、流量当道、商业片粗制滥造、文艺片为赋新词强说愁，票房奇迹的繁荣让整个行业趋于功利化，丢掉了中国电影的光荣传统。
直到今年影视行业寒冬，特别是总局发文严控怪力乱神的仙侠剧、回归现实主义政策之后，整个市场才进入调整期，开始反思过往的种种。总有行业人士愁眉苦脸说今年不好过，政策和市场都变了。其实没有变，只是回归了。90年前老一辈电影人光荣的进步电影传统，是该到了复兴的时刻了。
昆汀塔伦蒂诺和马丁斯科塞斯
不光中国电影开始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素来由商业片当道的好莱坞也开始回归现实主义。今年的颁奖季，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均成为夺冠热门，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明显高于往年。
塔伦蒂诺的新作《好莱坞往事》入选了戛纳主竞赛，影片被称为其最好的电影之一，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集体盛赞，而斯科塞斯的新作《爱尔兰人》也在影评人届大爆，成为奥斯卡最大热门。
好莱坞一直有左翼电影传统，马丁斯科塞斯也不例外。1970年，受美国东海岸群众反对越战的示威运动影响，马丁·斯科塞斯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拍摄了纪录片《街头事件》。在随后的执导生涯中，无论是《飞行家》还是《华尔街之狼》，马丁都在用辛辣且冷静的镜头记录着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美国最真实的一面。
马丁说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直接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当时有个小电视机，他的爷爷奶奶会在周五到马丁家来看电视，因为每周五晚都会给意大利社区放意大利电影。当时放过《偷自行车的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以及《战火》。
“当时我只有五岁，就目睹了爷爷奶奶看《战火》看得泪流满面的场景，我意识到电影中的语言跟爷爷奶奶说的语言是一样的。”
马丁斯科塞斯意识到，电影不只是提供娱乐休闲的工具，更是连接民族、传统、思想和历史的纽带，不光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思乡之情，也承载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信仰和未来。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还有另一种电影艺术（Cinema）的存在，而那并不是大众电影（Movies）。”马丁说。他对以漫威为代表的所谓大众电影心怀不满，认为这是过度娱乐化的产物。他相信好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一样能在维持较高的艺术水准的前提下获得不错的票房。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东西。
昆汀也深受现实主义和左翼思潮影响，无论是纽约新浪潮还是法国新浪潮，他都如数家珍。
“当我们说起纽约电影人时，我第一个想起的是你，马丁。我还会想起西德尼·吕美特，想起伍迪·艾伦。而且你是60年代纽约新浪潮的一份子。60年代那个时候，像你还有吉姆·麦克布莱德，雪莉·克拉克以及布莱恩·德·帕尔玛。我对“纽约新浪潮”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你们又是或多或少受到法国新浪潮的影响和启发，只要给我一个摄像机，我就能把它架在汽车上，然后就可以开拍了。”
昆汀表示他并不是为了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这会损伤电影的艺术性。他举了个例子，在《好莱坞往事》布拉德·皮特揍人那场戏中他揍人的镜头是24帧，被揍的那个人倒在沙土中的镜头是120帧。这样从画面上看，昆汀就可以通过一个简单升格镜头从而实现了尘土飞扬的场景。而以前他可能需要借助CG。
总 结
为什么只有院线电影可以承载一段时间或者一定区域里的国民情绪？
首先，历史证明，娱乐片不是主流电影，现实主义电影才是主流。
从电影的发展史来看，百年电影史，有90年都是左翼电影的电影史。而左翼电影天然关注底层老百姓，关注历史和人文，具有关照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斗争精神。
从历史的角度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宏大叙事的电影题材一直是左翼电影的主旋律，纯粹的娱乐片商业片恰恰是非主流，是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后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而现实主义题材，在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法国新浪潮还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还是中国的左翼电影运动，才是真正的主流。
其次，从艺术成就来看，诚如马丁·斯科赛斯所言，大众电影（movie）和电影艺术（Cinema）不是一种东西。举例来说，大众电影是饮料，喝完就扔，晚了还会过期；电影艺术是酒，越陈越香，而且不见得比大众电影赚的少。
最后，有关电影审查。实践证明，审查制度并不是拍不出好电影的借口。
马丁·斯科赛斯作为当时好莱坞电影审查的亲历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某种角度来说，当时的好莱坞电影都被审查了，真相通过另一种形式、代码、甚至文化来传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电影不比我看过的那些欧洲电影重要。但当我看那些意大利电影的时候，有某种东西影响了我，永远改变了我。这些外国电影，给我了一个看世界的窗户，它们让我对这个世界感兴趣，而不仅仅是我住的那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西西里社区。”
纵观今年国庆档，主旋律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全线飘红的盛况，套用一句网友的发言再合适不过，他说：
换句话说，一部电影老是说教而没有审美和艺术价值，只能说明主创水平一般，不能说主旋律题材观众不爱看。毕竟美国人拍《变形金刚》都能拍出满满的爱国主义情怀，那还有什么不能拍呢？
主旋律电影被市场一再印证其强大的爆发力，因而在70周年庆、全民假期的节点前夕，院线电影集中几乎90%一线人才，端出三大盘菜肴。但是互联网主旋律题材商业前景和国民影响力还在论证中，大概率是总有一天，会有20%、接着30%、然后50%、80%的核心人才逐渐流动到互联网中，从分担国民情绪到主导国民情绪。
目前的互联网之所以承担不起这么庞大的国民情绪，无非是因为内容配不上渠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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