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仍坚持独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它可能意味着完整的自由和快乐，但也可能在夜深人静时，要与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安和孤独感抗争。
在关注独居女性的新片《门锁》中，尾随的男人脚步、深夜被转动的门锁、藏匿在床下的人影……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分分钟劝退胆小者。
但生活终究不是悬疑片，大多数独居女性的生活平淡而丰富。她们不是被迫独居，也不是“被剩下”或“不合群”，只是做了一个自主的选择。
摄影师戴显婧自2016年起，就在进行一项独居女性影像《她在家|Women at home》创作。她目前记录了40多位女性在家中的真实写照，其中大多为“30+”的独居女性。
独居并不意味着就是单身，她们也可以有爱人，有孩子，有亲密关系，只是选择不住在一起。
戴显婧拍过已育独居的女性Agnes，跨越了四年。从怀孕到离婚，Agnes的神情从对孕育生命的探索，到当下的坚定与接纳。
她也拍过非单身但仍然选择独居的周舟。她认为，有亲密关系不代表着要住一起，因为她“不喜欢生活秩序感被破坏，也不用彼此勉强和要求”，她可以毫无顾忌地点香薰蜡烛，摆满玫瑰。她还拍过在发现男友出轨后，当晚就毅然决然地搬出来的女孩Wenni。独居的开始或许是意料之外的，但她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在她们身上，戴显婧看到了一种“集体自省、自足、自我接纳和突破的力量”。这与她自己当下的探索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就像“照镜子”一般的关系。她们为何要坚定选择独居？在今天这篇对戴显婧的采访中，或许可以了解到当代独居女性更多样的切面。10月，日本女星新垣结衣与新婚丈夫“分居”的新闻攀上热搜。两人结婚还不足半年，就选择了分开住，虽然住在同一个社区，但平时各回各家，有空才到彼此家中约会。这其实是日本近年来流行的“分居婚”。它有助于婚后的两人保持一种亲密又自由的关系，不用忍受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但又有彼此依靠的承诺。戴显婧对这种新型婚姻并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她就拍过这样一些已婚已育但保持独居的女性。最新拍的是一位瑜伽老师Jojo，她和丈夫已经生养了孩子，目前分开生活，但还没有领离婚证。她自己开瑜伽工作室studio，所以她的家是瑜伽教室、卧室、书房连在一起的。在这里一个人很自在，每周会安排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她认为没有非要和丈夫在一起生活的必要性，不求彼此成全。陈元元是更典型的一位。她是大学里的表演老师，丈夫是台湾人。结婚的时候，两人就有一个约定：结婚可以，但不要进入到大多数婚姻里那种相互的拉扯跟干预。她自己在南京带孩子，学习做一位母亲。但她并不认为这是悲伤的“丧偶式育儿”，同时她也不想做一个“鸡娃族”。她甚至很少与丈夫聊日常生活琐碎之事，更多是聊表演、聊哲学、聊生活感受、聊社会新闻。因为疫情，这对夫妻已经快一年没见面了，赶上搬家，家里也没有太多男性的物件，偶尔母亲也来帮忙搭把手，带带孩子。他们试图体验开放式的婚姻关系。也不是完全没有困惑。比如陈元元偶尔也会被家人问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将来会“怎样看待男性”。但她最终还是坚定了这场与孩子的共同跋涉。“我是他妈妈，我们彼此选择是一种命中注定，我对他负该负的责任，他也得尊重我的生活。”陈元元说。戴显婧从这些女性身上，看到了趋于成熟的婚姻意义。她觉得传统的婚姻观念在慢慢消解，这种消解不是谁去举大旗，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由下到上的过程。“每个个体意志都更加觉醒了。在亲密关系中，她们更加看懂了自己。婚姻不是一把匕首，也不是一个彼此要挟的武器，很多人会受困于此，是因为他们把婚姻当成一种限制及占有彼此的条约。”因此戴显婧认为，“分居婚”或许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婚姻趋势。“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可以共同抚养父母，但是否要生活在一起因人而异。这是对对方的宽容与理解，也或许是对自己某些执念的放手。”独居是一种选择，但很多时候却成为被窥探和伤害的理由。环境压力和年龄焦虑是最无法避免的。特别是“30+”的女性，一旦长期形单影只，总会接收到一些他人的揣测和看法，也有一些“好心的”操心与担忧。美国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也在《单身社会》中提到过“30+”独居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无论个人或职场成就如何，她们认为公众眼中自己的形象是‘骄纵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用了这个字眼，形容单身独居女性面临的更庞大复杂的压力——社会正贬低她们的成就和形象。”每次拍摄之前，戴显婧和拍摄对象都会聊到这些话题。社会时钟就像一个无声的计时炸弹，总有人把它推到适婚适育年龄的女性面前。“生理构造与机能决定了某些性别权力。”她说。戴显婧自己也单身独居四年多了，她母亲也曾为此感到担忧。但当两母女促膝长谈后，戴显婧觉得妈妈理解了她，也试图理解当下年轻人的难。“母亲这一代人有点像惯性驾驶。她们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到了某个地方后，其实她知道是可以停下来的，但由于开了太久了，这种惯性留在身体里，不自觉地推着你往前开。她们也或多或少感受到婚姻这件事的实际意义。”戴显婧说。戴显婧和她们一起交流，深感母女间的代际关系总有很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很多独居女性可以很好地安置自己的生活，并不需要他人的同情。戴显婧拍过年纪最大的一位独居女性，是47岁的网约车司机袁姐。与丈夫离婚后，她一个人在北京打拼14年，女儿和母亲仍在东北老家。戴显婧第一次遇见她，是外出回到北京机场打车。两人聊了一路，虽然身份职业各不相同，但磁场很合，聊得很酣畅，40分钟的车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袁姐已经14年没有伴侣，她的生活里只有老妈和女儿。她承担了男性和女性的所有角色，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觉得自己就是个“大老爷们”，在北京活着的理由就是挣钱养家。这种面对飘摇命运时充满抓力的坚韧，深深吸引了戴显婧。“她可能没有太多文化，但一直很努力，早年还去日本打过工，挣钱对她来说是有价值感的。她起早贪黑，甚至不知道家的附近有一个小树林。我带她逛了逛。”戴显婧觉得，这些女性不管活得明不明白，但都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当下，至少都更愿意拥有主宰并选择生活的权利。“这种主宰并不是女权，而是愿意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她们也不是不渴望爱和亲密感，因为每当戴显婧问起她们，若是遇到一个相互喜欢的人，是否仍想在一起时，她们都会回答：想。戴显婧这个摄影计划，最初叫《30岁的波动》。那时候她面临30岁，刚结束一段投入很深的感情。她觉得30岁的女性就像海浪一样进进退退，没有了20多岁时的勇往直前，也不会像40多岁时的云淡风轻，处于一个反复拉扯进退的过程。于是她去拍了很多身边的同龄女性，希望通过互相倾诉，找到共鸣。但是2020年的疫情，升级了她对项目的想法。疫情来袭，她感到世界停顿了，所有人都困在屋子里，但是大家的精神好像变得丰盛，开始想念朋友，也开始翻看自己。那段时间，母亲也刚好来北京陪她。本以为长久不在一起生活会吵架，结果疫情却给两人充分的时空，了解除了母女身份之外的个体思考。比如戴显婧问母亲，人生有没有什么遗憾。母亲在仔细琢磨后说，如果重来一次，她想要有自己能说了算并为之奋斗的事业，也不会就因为“差不多行了”就结婚。戴显婧听完笑着反问——那我不就是走在这条路上吗？戴显婧觉得很感慨。疫情让人与人之间达到一种奇妙的连接，尽管年轻人看起来仿佛比父母受过更多的教育，见过更多的世面，但人性最深层的东西终究还是相通的。
她起初以“家”作为拍摄场景，因它是最私密的生活空间，是人最后的安全地带。但她后来发现，当人因疫情困倦在家时，“家”又呈现出了更丰富的精神内核。她还特别留意到“床”这个元素。它是主人性格及生活现状的外化，有些女性喜欢极简主义，整个床铺就是纯白的；有些女性性子浪漫，会在床头摆上玫瑰花或威士忌；进入母亲角色的女性，大枕头旁边一般会有一个小枕头。于是，她把项目的名字改为《她在家 | Women at home》。这就像一个剥洋葱的过程，通过拍摄交流，她发现女性无论是单身、恋爱、离婚还是已育，都不影响她们做出独居的选择，并在其中照见更真实的自己。
最近，她还意识到独居这种状态，并不只存在于年轻人。她前往舟山一座常住人口仅有2000人的离岛，发现岛上很多都是在50-70岁左右的独居女性。她们当中很多人的丈夫在年轻时出海，因意外去世，而她们也一直没有改嫁，孩子长大后也不愿意当漂泊的渔民了，全都外出打工，就只剩下她们留在岛屿上独居。“这是一个真正的孤岛，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一样。”戴显婧去拜访和拍摄了四位女性，年纪最大的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奶奶。这跟戴显婧之前拍的群体不太一样，给她带来很多陌生化的体验。她觉得世界很大，人很渺小，而每个独居的人，都有一个坚定的理由。据民政部统计，我国如今有7700多万独居成年人，预计2021年将上升到9200万——独居已成为第二稳定家庭形态。
可见现代人正在脱离群居属性，独居也早已不是一种小众的生活方式。但戴显婧也不是鼓励大家独居，只是如果这是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那就勇敢选择它。“独居只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阶段，它既不是起点，也未必就是终点，但给予了我们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停留。”《她在家|Women at home》是戴显婧的女性影像文本创作计划，拍摄人物长期征集中。如果你也希望“把自己作为方法”，与她共同探索女性情感与个体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