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年，科技和艺术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它们叠加、融合、扭转在一起，为传统的艺术形式带来了全新的思潮。大众普遍对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对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实践充满好奇，而评论界则对其褒贬不一，一部分批评家担心科技的使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减艺术的“艺术性”。随着科技不断嵌入人类的日常生活，科技和艺术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图/Unsplash）1月12日，“人机合一：机器人艺术时代”展览在798CUBE美术馆开幕，展览聚焦人与机器在艺术创作中的交融与共生，以“人形机器人：人机语言”“超人机器：仿生人生”“非人形机器人：自动自然”三个单元，向观众展示以不同媒介技术为载体的机器人艺术形式。此次展览中，机器人艺术（robotic

男宾两位，女宾两位！”在哈尔滨市中心一家人气极高的洗浴中心，晚上11点，大厅里依然有顾客在排队，其中不少是刚下飞机、高铁，拖着行李箱的游客。洗浴中心的大堂经理孙经理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给贵宾递上手牌。接下来，贵宾们将用各自的手牌开关储物柜、存放衣物，此后在这里的每一笔消费都会被记录在手牌里。洗浴中心大堂的一角，开辟出了一大片专门给游客使用的行李寄存区，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被整整齐齐地排放着，摆得满满当当。孙经理说：“最近两个月游客太多了，天天都爆满。我们搓澡的大姨三班倒都忙不过来。每天从下午2点开始，客人就多了起来，搓澡都需要提前拿号排队。到了下午5点左右，搓澡的等候时间大约要一小时，8点过后，搓澡等候时间要两小时左右，有时候将近三小时。想要不排队搓澡最好是上午来。”今年冬季，哈尔滨各大洗浴中心的拥挤程度堪比春运。除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随着东北旅游火爆起来的，就是东北大大小小的洗浴中心了。涌入东北洗浴中心体验搓澡的南方游客，更是被网友称为大型“南泥北运”。据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的大数据测算，2024年元旦假期第3天，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达到历史峰值。2023年入冬以来，哈尔滨的滴滴司机王哥接载的乘客中大部分是南方游客，他每日都要多次往返于飞机场、火车站与市区洗浴中心之间。王哥说：“南方修脚，北方搓澡。有不少南方游客下飞机的第一站就是洗浴中心，离开前的最后一站，也是洗浴中心。搓澡都成南方人来东北的必备打卡项目了。”在出发去东北旅游之前，广东人李嘉华对东北洗浴早有耳闻。她看过的电视剧《都挺好》里，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闹脾气离家出走，结果在洗浴中心里住得乐不思蜀，甚至高兴到得了脑溢血；在她做攻略的小红书上，关于“搓澡”就有多达17万篇笔记；在搓澡的相关介绍的评论区里，聚集了和她一样对“拎起”“掰开”这些词语好奇又震惊的南方网友。对于东北人来说，日常的早上冲澡或者晚上冲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洗澡”。他们把从泡澡到搓澡，到汗蒸，再到冲澡，这样隆重且繁杂的过程称为“搓大澡”。对于东北人而言，搓澡已超越了单纯的洗澡的生理层次，更像是一种灵魂层面的净化。而对于南方人来说，搓澡就是一场需要“突破底线、远古且神秘”的身心灵大冒险。李嘉华和她的先生都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从来没有进过澡堂，更没有试过搓澡。于是这次东北的行程，李嘉华特意把搓澡这个当地特色项目安排上了。比较保守的李嘉华选择了最基础的149元搓澡套餐，包含门票及搓澡。尽管已经做过许多功课，但是真正到了洗浴中心，李嘉华还是大为震惊：洗浴中心装修豪华但并不俗气，搓澡项目非常丰富，除了有常见的盐搓、醋搓、牛奶搓、红酒搓，还有鲜榨芦荟搓、橄榄油搓、啤酒搓、纳米毛巾搓、柠檬黄瓜搓……“就像是把香料腌进身体。”李嘉华说。在东北，以沈阳、哈尔滨为代表的城市的洗浴中心，泡汤洗浴、影院足道、美发美甲、漂流冲浪应有尽有，其占地之大、装潢之豪华、娱乐内容之丰富超出想象，并且物美价廉，哪怕100块出头的套餐，也可以享受到免费水果、休息厅、汗蒸、氧吧等设施和服务。显然，这种东北一站式洗浴迎合了当下年轻人流行的“躺平游”新消费。搓完澡后，一间汗蒸房，叫上一壶茶水、一碟水果，就能舒服地待上几个小时。要是几个朋友在一起“开黑”，那就更舒服了。对于他们而言，东北的洗浴中心就是“东方马尔代夫、超级文和友、东北迪士尼、开心麻花”

2024年甫一开年，来自广东潮州的90后小灰，便在曼谷唐人街感受到浓郁的龙年春节氛围。曼谷唐人街处在泰国首都市区的西部，既是当地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其热闹、闻名程度也在东南亚各地唐人街中名列前茅。这里的三聘街、耀华力路、石龙军路及众多街巷，见证了200多年的泰国华人奋斗史与中泰文化交流史。夜幕下，小灰前方的道路尽头，依稀浮着一抹疏淡的橙红色。与昏黄的路灯相比，五彩的霓虹灯与红黄色的车灯似乎更为明亮，汉字招牌下熙熙攘攘的景象令人产生时空交错的恍惚。在一个贩售年货的摊位，小灰跟一位讲潮州话的阿嬷愉快地交谈起来。阿嬷在唐人街做了30多年生意，今年，她的摊位仍是一片红彤彤的喜庆之色，金灿灿的龙元素点缀其间，成为小灰和她合影时的最佳背景。春节来临，龙莲寺里为自己和家人祈福的香客比以往多了一些。等夜幕再次垂下，张灯结彩的街巷变得川流不息，提线木偶如糖葫芦般挂在草靶子上，跟穿旗袍、扎哪吒头的西方游客擦肩而过。舞龙、舞狮与巡游、表演的队伍将主干道一分为二，不远处的舞台上，拜年歌和流行歌你方唱罢我登场，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热烈的火花。2023年1月28日，马来西亚槟榔屿。槟城庙会上，游客在观看春节舞狮表演。（图/视觉中国）移居新加坡10多年的小雯又一次出现在牛车水。这里是新加坡的唐人街，古老与摩登在此交汇，中华文明与南洋文化在此对话。牛车水位于新加坡河南岸，相传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这里的居民用牛车载水，故而得名。如今，这里商铺林立，小雯每次来都能买到特色又实惠的小商品，或用地道的广式、港式、海南风味美食，慰藉自己的中国胃。春节，花灯是小雯造访牛车水的必看景致。几乎每一年，小雯都会拍摄很多过年照片，最终因内存问题，留在手机里的多是生肖款花灯的照片。从两年前的“虎”到今年的“龙”，她第一次集齐了牛车水的“龙腾虎跃”。在旅居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摄影爱好者Lewis的印象中，舞龙是当地唐人街每年正月初一的保留节目。每逢此时，居民和游人会围着唐人街牌坊前的开阔空地，为身着统一服装的表演者引颈注视或鼓掌喝彩。19世纪下半叶以降，“金矿移民”聚集在墨尔本市中心，唐人街逐渐形成。作为南半球最古老的唐人街之一，这里不仅有传统的华人文化，还有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亚裔带来的各国文化。2015年2月8日，印尼泗水。民众在寺庙上香，迎接中国传统新年。（图/视觉中国）今天，墨尔本唐人街已经扩展到包括Little

在作家薛舒的印象里，父亲是家里那个“会调节气氛的人”。以前，他爱开玩笑，总能把家人逗乐。转折发生在2012年，父亲好像变了，遇到不顺遂的物事，吵架是他最先想到的表达方式。注意到这点后，薛舒致电弟弟。两人一番交谈，最初认为，这是离开工作岗位不久的老人常见的状态——“退休综合征”，“妻子还在外工作，对比之下，会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贡献了，情绪差倒是也能理解”。可过了段时间，父亲照旧如此。薛舒自忖，这症状未免太厉害了。她在网页里键入关键词，“老年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是网站向她给出的答案。薛舒心情有些复杂，“一边怀疑，一边逃避”。母亲对她回忆起一桩事。前些日子，居委会通知薛舒的父亲领取公交卡，他两次前往，兜兜转转，均空手而归。“忘事儿”似乎成了父亲的日常，性子也随之产生变化，“曾经做事积极、行动力比较强的那个人，现在干什么事情都觉得好烦”。多次争吵后，薛舒的母亲不堪其扰，中断工作，开始在家照顾父亲。有一天，父亲在沙发上躺着，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后，他走到门口，冷不丁冒出一句：“这个地方还不错，这是哪里？”几天后，门外的事情好像全都被他忘记了。作家薛舒。（图/由被访者提供）带父亲看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薛舒说：“那些病症对应的科室是精神科，看到那三个字，他就本能地抗拒。”那时，父亲尚有体力，为了躲避就医，便常常外出。好说歹说，薛舒才说服父亲，哄着他到了医院。核磁共振的结果显示，薛舒的父亲小脑萎缩得厉害。医生没有讲出“阿尔茨海默病”，他只是建议，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特效药，如果采取治疗，可以采用干细胞移植手术，尽量缓解症状。否则，患者的忘性会越来越大。作为子女，薛舒自然接受这一诊疗方案。但父亲忧心忡忡，很是纠结。一开始，薛舒以为爸爸是舍不得花这笔手术钱。一次谈话时，薛舒蓦然意识到，事实并非她所想的那样。“有天我们聊天，我说要不就不动手术了，他如释重负，还说了句‘女儿，我太高兴了’。”过后，薛舒想，父亲只是没有把“这件事情我可以做主”这句话和盘托出。她反应过来，父亲原本是个坚定的人，凡事自己做决断，最厌恶的就是人云亦云，到了现在，他成了病人，似乎只能被迫接受别人的选择。薛舒说：“我理解这个行为，一方面他确实想省钱，另一方面他是想证明自己还可以掌控生活的主动权。他的挣扎，是在争夺自由和尊严。”薛舒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个敏感而要强的人。年轻时，他从江苏张家港只身前往上海，在工厂谋生，“时刻保持一种警惕心，那是他生存的本能”。他求上进、表现积极，希望自己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也渐渐接近自己的期冀。成了家，妻子加一双儿女组成的家庭成了薛舒的父亲最珍视的港湾。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他常说“要牺牲得起”。小时候的薛舒并不太懂，长大后，她才明白，父亲其实常常会把自己对欲望的表达压抑和隐藏起来。发病后，父亲的认知能力慢慢下降，他曾经警惕的某些性格缺陷也逐渐显露。他与母亲的争吵越发激烈，薛舒经常要做“救火队队员”。起初，薛舒一接到电话，就从杭州湾驱车70多公里，赶回浦东。后来，她索性就住在父母家里。那段日子，薛舒全家人和父亲的病症作斗争。薛舒没有较为完整的时间，也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写小说。每到父亲睡去，她就在桌子上写一些零碎的日记，“每天写点父亲发生的事情，就当作宣泄了”。当意识到这可以是本书时，薛舒愈加认真地对待——“写到某些章节，我爸在隔壁房间睡着，我妈也睡着了，我开着台灯，在另一个房间里，泪流满面。”对薛舒而言，写作是情绪的出口，“它一方面让我诚实地记录每一件事，另一方面，也使我得到抚慰”。阿尔茨海默病一旦发病，病人的思维混乱很快会表现出来。薛舒的父亲在早期就产生了一些幻觉，这致使他虚构出不少往事，有时还会用这些事情指责家里人，母亲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前一秒，父亲也许刚编排出与母亲相关的不贞的故事，后一秒，他就又去市场买菜了。最初，薛舒的母亲隔三岔五地给薛舒打电话，哭诉她受到的伤害。薛舒深感无力。一位编辑看过这些经历后，一边落泪，一边跟薛舒讲述自己父亲的状况。她说：“我的父亲也有相似的情况，他每天给初恋情人写信，写‘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的爱’‘你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人’之类的话，他已经忘了现在，可他的老伴就在旁边，又要照顾他，每天又会看到这样的信。”类似的境况，常常让最亲密的人陷入一种矛盾的情感之中。不过，薛舒的母亲没用太久便适应了这些。在经过焦虑和纠结后，她坦然接受现实，日复一日地去照顾老伴儿。薛舒说：“我觉得我母亲是个特别认命的人，而认命的好处，是她可以接纳所有变故。”薛舒的弟弟也投入到这场与疾病的斗争中。他在外地工作，当得知父亲患病，他曾考虑过回到上海工作。整个过程中，他与姐姐薛舒始终保持着密切交流。2021年3月24日，沈阳。一家社区卫服务中心的老年病病房内，家属将患者的心愿挂在心愿墙上。（图/视觉中国）一年夏天，薛舒出国访问，母亲独自在家里照顾父亲。有一天，父亲跑到了外面，薛舒的母亲无法劝返，只得一边跟着他，一边给儿子打电话。在电话里，儿子为父亲指路，讲清应该走哪里才能回家。父亲知道听筒那头是自己的儿子，便一一应允。但等到儿子真正回到自己身边时，他已经记不得眼前人。薛舒说：“父亲的错乱，让全家人也跟着混乱起来。”在此之前，她还听过一个相似的案例。那人是个医生，与她的父亲年纪相仿，出现同样的症状后，他的家人说不可以吃药，因为“吃了药会傻掉的”。在家里吵得天翻地覆、东西被砸得七零八落后，这家人把他关进了小屋子。薛舒想：难道这样就是对生命的珍惜吗？为了控制病情，医生给父亲开了精神类药物，从而抑制他因为小脑萎缩导致的幻觉和精神问题。渐渐地，父亲安静了下来，但随之而来的，是认知能力的下降。薛舒内心明白，终有一日，父亲会忘记这一切。薛舒将这些一一写下，把内心的情愫与家人的往事装入《当父亲把我忘记》。薛舒说：“当我在书写以及剖析自己和家人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诚实，但同时，我会因为反思自己以及家人、挖掘人性，不可避免地产生羞耻感。我想，我用写作去打捞这些记忆，实际上就是在抵抗这种羞耻感。”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薛舒的父亲回过一次老家——那是一家人商议后的决定。薛舒回忆道，回故乡的那些天，父亲没有一天是吵闹的，“可能因为亲友特别多，营造出了一种热闹的氛围，在那个环境中，他感觉很不错”。在饭桌上，薛舒的父亲常常前言不搭后语，老家的亲戚哈哈大笑，他也跟着笑。他感觉不出，人们实际上是在笑他。薛舒说：“其实他已经认不出所有人，但在一群陌生人中，他还是想要保持一种与生俱来的开朗与体面。”再往后，父亲将家人遗忘、失能，这些都依次发生。和所有的病人一样，他住进了老年病房。在那间房里，他住了整整五年。薛舒在书中写道：“他以一具不断散发出败坏气息的躯体的形式存在，像一头受伤的老动物，浑身破碎，奄奄一息。”谈及父亲在病房中的变化,薛舒的形容是“缓慢地活着”，她说：“没有变化，他就躺在那里，最多发出一些叫声。”在病房里，薛舒见过很多来来往往的人，有护工，也有“昨天还在问你讨苹果吃，今天就‘升天’了”的病人。她说：“只有经历过那个过程，才会知道在医院的病房里，一切都是寻常的，人会变得波澜不惊。这里成了一个哭泣和欢笑同时存在的地方。他们在不断地衰老，同时保持着动人的天真。他们接受遗忘，也在迎接死神。”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薛舒的父亲去世了。没有追悼会，没有仪式，仅有至亲三人与父亲进行了短暂的五分钟的告别。有时，薛舒会想，父亲选在那样的日子离去，某种程度上，是对她的关照。“他让我们不需要一边悲痛，一边操着心去照顾葬礼上的那些亲朋，让我们不用去面对那些烦琐的仪式。这可能是他在用另一种方式体贴我、照顾我。”薛舒作品，《生活在临终医院》。在父亲走之前，薛舒写过几篇以临终医院为背景的小说。作家走走评价薛舒，说她“不是用自己的黑洞去写人间的温暖，而是用自己的温暖去写人间的黑洞”。2022年春天，薛舒在家里又完成了《生活在临终医院》一书，讲述了父亲在生命最后五年的历程。那些护工、病友，也作为故事的一部分，出现在当中。她说：“生活本来每天都在改变人，人就是用来被改变的。任何时候对文学的不同看法，都是阶段性的，或者，对不同书写对象，文学的手段也会不一样。而文学本身是不会变的，不管是对待物质、精神、审美、人性，文学的态度也不会变，那就是真相与诚意。”在不少人看来，毫无保留地写出父亲的疾病与离去，是残酷而悲惨的。在这件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上，薛舒想做的是“呈现某种温暖”。她说：“我们依然要看到，写下衰老，是为了坦然地回忆青春；书写疾病，是为了珍视健康的美好；不避讳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作者

我在中国过了很多次新年，不过第一次吃年夜饭应该是在1995年。我那时候在美国的龙珠餐厅，跟店主Andy一家一起过年。我记得当时他们叫我往窗户和门上贴倒“福”字。我问为什么要倒着贴，Andy告诉我那意味着福“到”了。记得当时Andy的妻子Lily给我做了一道“发菜”并用盒子盛好让我带回家吃，我跟妈妈看着这道像头发一样，还带着特殊气味的菜，最终还是没敢尝试。后来，妈妈做了一个香蕉面包，让我用同一个盒子盛好带回给Lily，并教导我说：永远不要把别人盛来食物的盒子空着还回去。这件发生在新年里的事情，对我影响深远。在我看来，最有年味的地方毫无疑问是美国纽约的唐人街。这里对我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自己、了解我的文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距离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在海外，华人必须格外努力地营造家乡的感觉，而节日是其中的重头戏，因为在其他平静的日子里比较难打造这种氛围。他们不能想当然地去准备过年，而是花很多精力按照“传统新年该怎么过”的样子去准备。在中国，很多新年传统反而已经消失，或者被其他东西取代。实际上，唐人街里有很多华人并没有来过中国，但有很多非华人也会庆祝这个节日，因为人们会特别花时间和精力来营造节日气氛，特别珍惜过节的机会，所以节日味道就会特别浓厚。我在中国感受过最有年味的地方是贵州六盘水的开化村。这是个偏僻的村庄，物质上并不富裕。过年的时候，在大城市打工的人都回到村里，他们尽情地享受家里的食物、风俗和环境。他们点香、打扫房子、重新粉刷屋子和祠堂；他们贴对联、穿新衣、放鞭炮、玩游戏……人们因为能回家团聚而高兴，仪式感也让菜肴变得格外可口。我曾经多次在这个村庄过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老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但年夜饭还是那个味道，能把我带回往日的光阴，仿佛能闻到他们的烟草味，想起他们给我讲的故事。2022年1月15日，长沙。地铁站台上的屏蔽门上贴着火红的春联，年味十足。（图/杨华峰/中新社）我骑车环游中国的那段岁月里，在中国西南部过的春节，也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停留的一个村庄里，并非每个家庭都有淋浴，但人们也不能每天去澡堂，那些煤矿工人会在过年的时候一起结伴沿着火车轨道下山去澡堂，把藏在头发、指甲、皮肤里的污垢好好地洗干净。这对我来说也是永远忘不了的春节记忆。至于说中国现在的“年”和十年前的相比，有哪些变化，我想，如果从表面看，环境、经济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事物背后的意义、目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们过年时会把最好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带回给家人，彼此分享和交流，而食物依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很好的媒介。说到过年，我一定会想到甜点。各地都有各自不同的甜点，比如我的贵州朋友家里会做一种三角形的“汤圆”，“汤圆”里裹着紫苏籽，我在别处都没见过。我的朋友Tony的奶奶曾经给我做过特别好吃的油角，Tony的家里人都知道，Tony奶奶不会做饭，但是做的油角是一流的。多年后，我在广州又有机会吃到朋友Brian的妈妈做的油角。其实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寓意，过年时做的甜点也好，腊味也罢，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菜。重要的不是这道菜是什么，而是一家人坐在一起亲手准备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专注的当下，有轻松的闲聊，有年轻人和老人的连接……这就是家的感觉，也是节日的意义——不是看吃什么，而是享受跟你爱的人一起亲手准备的这个过程。现在很多人去餐厅吃年夜饭，这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是意料之中的事。人们倾向于把传统看作是静止不变的，但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一直在变化着。虽然我们非常注重传统的某些细节，但更要看到传统背后的目的。传统的美妙之处，在于其可创造性。在朗泮轩，我们每年都做不同的事情，我喜欢改变，这也是我的风格和我们所设计的菜单的特点。我相信，人们可以看到我们每年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又不会脱离罗朗或者朗泮轩的风格。今年，我们想以从春节到元宵节之间这15天为主题做一份特别的菜单。我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农历新年在很多文化里都是值得庆祝的节日，尤其在东亚，不仅限于中国，不同地方的庆祝仪式也各有差异。仪式性的东西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正在逝去的东西。很多人在春节时会回家吃年夜饭，因为家是属于他们的地方。但现在很多定居城市的人，可能他们的亲戚不在同一个城市，可能他们没买到春节回家的车票，也可能他们不想回家……这些因素影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所以我认为，“过年”是一种意识、一种态度。对我来说，选择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除了吃美食，也是为了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回顾和表达感恩。新年前的大扫除也极具仪式感，干净整洁的环境能在新的一年带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感。在朗泮轩，每当看到阿姨们在年底把梯子抬出来，准备打扫天花板时，我就会觉得特别兴奋。大扫除给我一种“重生”的感觉：一切都很干净，一切都很新鲜，旧的、破碎的、没有做完的东西，都被清理干净，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春天之于我的意义。除此以外，我还打算在新的一年里做一些让我跳出舒适圈的事情，比如飞行、进行强度很大的训练、直面不想谈论的话题……定下目标努力去做，并把它看作一种祝福，这种新年愿景的设立，也是我过年仪式感的一部分。春节时期朗泮轩木门上的倒“福”字与春联。（图/张祎）口述

爱情是个当代难题。你在网上和一个陌生人相识，约会后，你反复揣测他（她）的心意，却发现对方并不认真；你鼓起勇气走进一段亲密关系，却在很多时刻感到莫名地不舒适，最后选择退出；你和某个人恋爱多年，发现自我空间被不断侵犯，还不如一个人的时候轻松……疲惫不堪的人们终于开始疑惑：“这个恋爱是非谈不可吗？”当然不是。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劝分”似乎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心理学告诉你要“离开一段让你不舒服的关系”；约会软件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备选项；视频博主劝告你，别再“恋爱脑”，警惕“性缘脑”……传统的亲密关系究竟是如何瓦解的？我们的爱又终结于何时？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爱的终结》一书中讲述了当代的情感关系如何被消费主义文化与社会结构所重新塑造，而当下我们的个体爱情体验为什么总是困难重重。伊娃·易洛思认为，当代爱情中，痛苦的主要来源是“不确定性”。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把“确定性”当作社会互动的核心特征，它指的是“一个人在各种社会情境中，描述、预测、解释某个行为的能力”。约会软件和消费主义文化带来恋爱开始时的“不确定”，比如约会软件可以带来快速的、用后即弃的性爱，也可能带来一个“梦中情人”。但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还存在着很多可能性。伊娃·易洛思举了一个常见的情景例子是：一个女性的闺密们一起做着一道非常复杂、细致的诠释学考题，来帮助她解读一场与男人的接触——这场接触无法被定义，最终解释权也被控制在那个男人手里。除此之外，还有相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当代，爱情的痛苦有很多层面，如“他者性”的痛苦——爱情的发生必然拥有一个投射的、朝向的对象，而他者是不可控的，比如你的爱未必能换来对等的爱；或者“扰乱性”的痛苦，它的反面是“稳定性”，爱的内在是难以持续、时刻变化的，“扰乱性”的痛苦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对安全感的诉求，人们害怕失去，也害怕被背叛，在恋爱关系里，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被抛弃，有时候你又感到自己被捡回来；以及“主体性”的痛苦，比如在恋爱中被贬低、感受不到价值，担心在恋爱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感受到自己的脆弱。痛苦、困惑的感受看似常常是个体经验，却也和时代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如伊娃·易洛思所说，缠绕着当代的关系的不确定性，并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就算过去存在，也没有像今天这般严重。这种不确定性在人们心中普遍存在，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生存境况。而社会学一直坚信，各种心理体验——需求、强迫、矛盾、欲望、焦虑，都是集体生活戏码的反复展演；我们的主体经验反映和延展着社会结构，它们实际上就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结构。伊娃·易洛思提出了视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爱情效应：媒体和市场产业对身体的性化，让人们的外表吸引力成为一种商品，围绕其打造的消费文化影响着人们对于伴侣的期待和筛选机制。这种评估造成了一种“消极评估模式”：人们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伴侣”，有着一个内在的、高度脚本化的模型，并始终以之作为自己评估的参照物。这种评估的结果和在工作领域中一样，大多都是“不通过”多于“通过”。技术提供了大量的潜在伴侣，但这些潜在伴侣都是脱离他们所处的社会框架的，我们并不知道对方所生活的背景，只好在一个抽象的环境中去理解一个人的价值。它如同企业中普遍运用的“面试”，而这种面试已经渗透到了浪漫邂逅中，使人们的目标变成了“筛除不合格的候选人”。2021年10月8日，香港。在亚洲数字艺术博览会参观拍照的情侣。（图/视觉中国）想象一下我们在社交软件上如何筛选潜在约会对象：每个人都是被消费的图像和个人资料，向左滑和向右滑是一种初步筛选，紧接着的聊天往往漏洞百出，然后是线下见面，最终常常以失败告终。视觉资本主义创造出快速否决并舍弃他人的机制，我们“评估”而不是“承认”他人——承认他人意味着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人，认识她或他的目标和价值，并和他或她建立一种相互的关系。而评估他人则是用已经预设的基准来评断他或她的价值。而这种评估的标准也是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伊娃·易洛思认为，现代的浪漫情感与依恋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学意义上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浪漫互动对消费喜好难以割舍的依赖。我们的约会需要发生在商业化的休闲场所，依恋关系也围绕着共同的爱好、美食、品酒、旅行、运动和文化消费组织起来，人们的消费习惯成为了价值评估的对象。如同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双方对着“品位”的暗号，却发现品位是如此易变，由此缔结的情感又是如此易逝。

2023年，“中年天津”开始进入大众视野。除了在狮子桥上跳水的天津大爷，逢年过节就去盘发的天津大姨，也再一次让大家感受到独属于天津的松弛感与时尚。看见头上盘着龙凤、开满玫瑰花、竖着锦鲤的天津大姨，游客们会频频侧目，网友们会觉得新奇，但对于老天津人而言，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了。“我们天津的盘发历史可悠久了，我今年50多岁了，在我小时候，家里人一过节就会给我盘成小哪吒、满头辫子什么的。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天津盘发做不到的。”齐慧君说。年底，前来盘发的顾客络绎不绝。（图/贾磊）据她介绍，早前天津每年三月三日会有“蟠桃会”，妇女、小孩都盘好头发去庙里上香，一来二去，就变成了“盘发会”。因盘发而在网络上走红的仪美美发厅里，经常能看见齐慧君的身影。1991年，齐慧君和刘金玉合伙开了这家理发店，那时候的理发店多为国营，作为天津第一批私人理发店的老板之一，刘金玉当时还因为给外国人做头发而上过电视。“我们最初开店的时候就有盘发的服务，不过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个年代的人们比较追求一致性，盘发的样式只有那几种，现在的人审美很多样，我们也得与时俱进。”刘金玉说。圣诞节前后，她们推出了“圣诞树盘发”，完全用客人自己的头发，在头顶搭建了圣诞树主体。跨年时，她们又在顾客头上做出了“2024”的字样，让头发也参与到跨年中来。说到底，盘发这门手艺，最终比拼的是想象力。2024年1月19日，天津。老板刘金玉在为来盘发的顾客吹头发（图/贾磊）店里面积不大，理发区只有3个座位，超过10个人就转不开身，从店面到内饰都充满了年代感，来自1991年的酷似小猪佩奇的吹风机、老式的加热烫发帽，在店里仍是主要的生产力。30多年来，这家小店有过高峰也有过低谷，更多的情况是，日子不咸不淡地向前过着，刘金玉和齐慧君也从20多岁的年轻女孩，变成了老顾客口中的“老姨”和“胖姐姐”。前些年，齐慧君因为腰椎管狭窄无法久站而退出了，刘金玉一个人把店撑了起来。过去这一年，李若彤、曾黎等演员的光顾，又让这家小店因为明星效应而再次热络了起来。除了老主顾，还有许多外地的年轻人慕名而来，齐慧君也回来帮忙了。拿着手机展示以往盘发作品的齐慧君，清楚地记得哪位顾客是特意从河北、北京过来的，哪位是来天津玩的游客，离开之前特意来做盘发造型。她的手机里还存了一些古画的照片，“这是朋友发给我的，他是做字画的，看到这些古代的盘发造型就发给我参考了。我们会模仿影视剧、古画里好的造型来给顾客做，像刘亦菲在《金粉世家》里的发型，前些年就很受欢迎”。聊起《红楼梦》里的发型，她也滔滔不绝。“要事先练习才能给顾客做吗？根本不用啊，我们都盘了30多年了，已经有肌肉记忆了，只要在脑袋里构思好，上手就能做出来。”“胖姐姐”齐慧君在展示她做的民国风盘发造型。（图/贾磊）在“30年盘发老店”的名号之外，再往里走，能看到关于女性友谊和母爱的弧光。在仪美美发厅里，有一个用帘子隔出来的里间，齐慧君和儿子住在那里。因为出生时缺氧，儿子的智商一直停留在五六岁的水平。齐慧君和老伴分手了，一个人照顾儿子，刘金玉让他们住在店里，而齐慧君也在店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帘之隔，像两个世界，帘外是走红后的拥挤和热闹，帘内是真实赤裸的生活。“胖姐姐”和“老姨”性格互补，“胖姐姐”很幽默，经常逗得满屋人大笑，说起同龄的明星，她带着天津口音说“她二十几岁出道，我也二十几岁出道，干理发嘛”，而“老姨”则更沉静内敛一些。“老姨”对互联网不太了解，“胖姐姐”就负责拍视频，上传到各个平台上。在她们身上，你很难看到生活的苦难。或许这种乐观、豁达、勇于面对一切的态度，才是被人们喜欢的“天津味道”。“我们不能说要生活怎么样，而是生活给了你什么，你要接受它，你说是吗？”齐慧君说。“胖姐姐”（左）和“老姨”（右）在有着30年历史的老店门前合影留念。（图/贾磊）

哈尔滨人孙柏强从小就跳萨满舞，一直到现在。头一回觉得自己受关注，是在2020年9月。他在B站上发了条视频，记录自己唱神调。他一手持鼓，一手轻击鼓面，嘴上跟着吟唱：“有三皇我这神帮兵，七里要搬八里兵，九里牵过这个马缰绳，大门悬灯二门要挂红……”对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新鲜的见闻。但孙柏强知道，对行里人来讲，这都是最基本的手艺活。“往前一些年，唱这个都一宿一宿的”，甚至无须准备，他们能张口就来，这点儿本事要是没有，那“指定就白扯”了。除了会这些，“大鼓书、快板、莲花落，也得看着往里加”。孙柏强觉得“干唱没意思”，就建了个社交账号，ID叫“萨满孙少爷”。看过他所分享的萨满舞片段的人，都乐意叫他“萨满

每逢年底，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霍庄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感到格外忙碌而有干劲——那是全村社火商户为旺季而加班加点，每天发出上万件货物的冲刺阶段。社火起源于农耕时代。《礼记·祭法》有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古史辨》第一册首序则指出，“社”是土地之神，乡村祭神的结会、迎神送崇的庙会、朝顶进香的香会都是社火的变相。时过境迁，社火已经演变为一种积极活泼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但许多传统的表现形式和用品保留了下来，如狮子、龙灯、旱船、盔头、髯口等。在霍庄村社火电商产业基地的展厅里，诸如此类的社火道具和戏曲用品琳琅满目。霍庄村社火道具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中后期，目前已传承七代。霍庄村党支部书记霍军政介绍，全村上至耄耋老人，下到垂髫少年，“80%的人都在做这一行”。截至目前，霍庄村共发展社火和戏剧电商大型企业3家，400余户村民从事社火和戏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产品涉及两大类300多个品种，村民人均收入3万多元，全村的社火戏剧产业销售额则连续5年突破亿元。在长江以北，70%以上的社火和戏剧产品市场份额由霍庄村占据，而单是“龙”这一大类，霍庄村10万多条的年销量，则占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的90%。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不仅是因为这里的传统，更离不开与时俱进的老商户，以及带回新想法、新路子的返乡创业者。2018年，河南省霍庄村。霍宝胜和他的朋友们在田间的小路上手持“金龙”。（图/张晓）2024年是甲辰龙年，霍庄村最赫赫有名的社火产品自然都与龙有关，其中销量最高的无疑是舞龙。舞龙俗称“舞龙灯”，因历史传统深厚、深受民众喜爱，而成为风靡全球的一大中华文化标志。按风格与类型，舞龙可分为大龙、南龙和北龙，在龙的形态、龙的重量及舞龙的动作等方面都有所差异。霍庄村虽有自己的传统，出品的舞龙却不拘泥于某一种类别和风格。在舞龙制作专业户陈天宝家的库房里，各色社火龙产品依墙而立，有的比他还高。“这些年，舞龙产品不断更迭，‘社火发烧友’的品位也越来越高。”他扶着一款通身会亮的新产品说，这个“夜光舞龙”是专门为社火夜间表演设计的。“现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般都是晚上玩家比较多，这个东西玩出来挺好看的，龙身、龙尾、龙珠都会亮。”据他介绍，“夜光舞龙”由一个续航能力长达10小时的充电宝供电，彩灯的开关和颜色既可以用遥控器控制，也可以扫描开关旁的二维码，转为手机遥控。2018年，河南省霍庄村。插在地上的手持龙珠。（图/张晓）陈天宝家的“夜光舞龙”长短不一，客户订多大的，他们就做多大的。打从这款产品在自家网店上架，每月都有五六十个订单。2023年12月时，累积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2月。霍永革生产、销售社火和戏剧产品的经验长达几十年，名下有多家相关注册公司。虽然自家生意称得上顺风顺水，但霍永革从不敢懈怠。为迎接龙年，他从2023年开始研究相应的新产品，“现在成功了，（产品）都在销售”。除了国标竞赛龙等大型龙产品，霍庄村各社火商户也制作小巧的龙工艺品。在阿里巴巴、淘宝等电商网站上，不乏霍庄村出产的龙灯挂饰、剪纸灯笼、儿童DIY小龙灯等产品。2014年嫁到霍庄村的姚静洁，也在舞龙道具年轻化、小巧化上进行了尝试。从公公那里学会制作舞龙道具后，姚静洁将传统的舞龙进行缩小、变形，制作出一款可爱的卡通龙。在她心里，“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年轻人不仅改变了龙的形态，也改变了舞龙乃至霍庄村全部社火和戏剧产品的出路。2012年前后，未满30岁的霍庄村从业者霍亚超暂停习以为常的批发生意，成立了自家淘宝店，开始做零售。两年后，在温州打拼多年的霍军政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欣然看到，像霍亚超这样思想新潮的年轻人，正在改变霍庄村的社火产业。2015年，霍军政创办鑫正戏曲用品有限公司，主营舞台高靴等的制作和销售业务。这家公司解决了60位村民的工作，还带动村内和周边上百户电商在公司拿货，年产值达500万元。2019年以来，霍庄村被多次评为“淘宝村”。如今，当地80%的商户都有自家网店。“社火销售分淡、旺季，淡季全村每天发货五六千单，旺季每天发货上万单。”霍军政说道。2019年，河南省霍庄村。堆放在一起的龙头道具半成品。（图/张晓）前两年，00后大学毕业生霍云龙返乡创业，他一边从父亲手里接过社火道具的制作工作，一边运营家里的网店，服务类型与需求各异的客户。在霍庄村快递点，印着“舞龙”字样的货物如波涛般码在一起，快递员在其中穿梭，每个人都笑呵呵的——就像杨志兵，他每天下午4—8点上门收件，每天收三四千件、发两车都不算最忙的。60后陈俊甫记得，在快递很少的30多年前，村里的同行都从火车站发货，现在直接在网上销售、收款，“咱在家给快递一打电话，快递都过来拉着就走，快递都发走了，很简单，很方便”。尽管是舞狮制作工艺传承人，但陈俊甫家也制作舞龙。去年12月，他家的舞龙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春节之后，“货物都发到东南亚，如泰国、越南、新加坡这几个国家”。要真真切切地把这口“龙饭”吃得香、吃得久，只顾生产、销售和物流三个环节还远远不够——“消化系统”的每一处都要照顾到。于是，霍庄村2020年建设了“霍庄社火电商产业基地”，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仓储、快递物流中心、电商直播间等相继落成。2018年，河南省霍庄村。龙头造型的道具。（图/张晓）以制作龙灯为主营业务的陈广申说：“现在村里都是一条龙服务了，村里边有龙头企业给咱低价提供原材料，同时村党支部有电商培训和快递服务，我就做好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就行。”依托日益成熟的产业布局，有人像陈广申一样更好地专注自己的老本行，也有人获得了尝试与突破的机会，譬如霍军政。去年年底，他穿上戏服，戴上行头，录制了一条宣传霍庄村社火产业和文化的视频报道，传播范围非常广泛。得益于电商和短视频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社火的风也吹到了健身界。在商家“霍庄健身龙”的抖音直播间，龙彩带是最受欢迎的产品。年轻主播舞动彩带进行示范的同时，来自大江南北的用户们也在询问款式、尺寸和价格。春节期间，霍庄村举办的社火文化艺术节，受到当地及周边居民的欢迎。接下来，霍庄村希望能在这碗“龙饭”“社火饭”里品出更多滋味。“咱正在规划一个霍庄社火文旅小镇，包括研学，给咱们的非遗文化展示，再加上里头有教室，还有展厅体验，设计有生态食堂、有民宿，把文旅这个产业的下一步发挥得更好一些。”

限量派送，先到先得01新生活方式研究院点击下方卡片前往新生活方式研究院回复【年味不能停】领取红包封面收获了我们的祝福该去生方院的朋友们那儿转转了~本次活动共有6款、上万个红包封面

卡拉瓦乔抵达罗马的日期没有被记录。当时，他还是一个寂寂无名者。20多岁的他从小镇卡拉瓦乔赶来，连名字都是借用的——他本名“米开朗基罗·梅里西”（Michelangelo

“我觉得我是一个做梦的人，这个梦做出来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也是要靠所有的朋友，还有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要一起非常非常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由宗祠改建的剧场里，赖声川将心境娓娓道来。当他用“一千个”虚指困难的多少时，一旁的制作人杨采薇却感叹困难有“一万个”。困难是数不清的，置身其间，赖声川倒是觉出了一点好处：它们总有解法。赖声川首先想看看，解开这些困难后，会昌戏剧小镇能不能在样貌上发生改变，然后他期待，戏剧能为这里带来文化生态上的改变，“这就是我最近一直强调的，我们不要再叫‘文化创意产业’，太多的利益在‘产业’两个字里面，其实我们要创造生态”。一个好的生态是包含产业的，但产业没有生态是不健康、不稳定的。赖声川希望戏剧小镇成为会昌的一处文化湿地，从中生长出各式各样的新鲜事物。“我们就等着看吧，”他说，“这是我们的愿望。”会昌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南部。在贡水、绵江、湘水交汇处南岸，一截南宋古城墙与县城的西街两两相望。两者之间的一片三角形区域里，宋、元、明、清时期的古宅默然矗立，铭文砖上镌刻着岁月的呓语。450多年前，一颗种子落入这片土地。冬去春来，种子破土而出，萌芽、抽枝、散叶，长成了一棵茂盛的大榕树。年代变迁，在大榕树的荫庇下，这里的居民走进了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赖家球”的会昌少年升入赣县中学。念完一个学期，赖家球的家庭遭遇经济困难，他不得已辍了学。新学期开学后，校长周蔚生发现赖家球没来上学，便从赣州溯贡江而上，去会昌寻找这名失联的学生。会昌东临武夷山，南望南岭，从赣州而来的300多里路，周蔚生跋山涉水地走了7天。找到赖家球后，少年的长辈说，孩子不上学的原因除了家里负担不起学费，再无其他。闻言，周蔚生当即拉着少年返回赣县中学。后来，赖家球在全国高等文官系统的考试中排名第一，进入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1945年，他辗转昆明、越南、缅甸前线，为政府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担任翻译。1949年，他去往中国台湾，1952年因工作调动移居美国。在美国的第三年，赖家球和妻子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取名“声川”。在两个儿子的成长过程中，赖家球时常叮嘱他们：“我们的‘根’在江西会昌，你们将来有机会要回老家去看看。”在赖声川的印象里，有时父亲说完这些会坐在窗台前，对着香茗陷入沉思。赖声川回到台湾时已经29岁了。从事戏剧教育及创作的他，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愿：替1969年因病早逝、离开会昌后再没能回去的父亲，回故乡看一看。他和大哥赖声羽根据父亲生前留下的信息，写了一封信寄给叔叔赖家璠。1990年代，赖声川终于收到了叔叔寄自会昌的回信，与故土复联。赖声川在通信中写道：“我们打开了一扇朦胧的窗，从此不再是一棵没有根的树。”赖家球通晓英文和法文，擅长书法。赖声川眼中的父亲渊博儒雅、风度翩翩，赖声川一直很难想象：“当年闭塞偏僻的会昌小城，是怎样养育出这样的风度与才华？”1996年，赖声川第一次回到会昌，此后多次造访。他说：“每当回到会昌，想象父亲当年走过的路、穿过的巷子、生活过的老宅，就感觉这片土地跟我有一种特别的联系。”在乡情的驱动下，赖声川决定从2015年起，每年带一部戏回会昌演出。在会昌县原赣南采茶歌舞剧院，剧院院长胡静和采茶剧团的演职人员，通过赖声川的《十三角关系》、青春版《暗恋桃花源》等作品，接触到了话剧和舞台剧。采茶歌舞版《暗恋桃花源》海报。（图/由被访者提供）胡静1967年生于会昌，1988年以来一直从事赣南采茶戏的传承和演艺工作。他起初是演员，20多年前当上剧团团长，退居幕后负责管理工作。据胡静介绍，赣南采茶戏历史悠久，是会昌人百年来最主要的文艺活动之一。从节庆到日常，采茶戏既可以在剧场演出，也可以在户外和亭台楼阁上演，“比如戏剧小镇里原来有一个文家祠堂，我们也会在那里演出”。2017年，会昌县委宣传部推出“月月有戏看”文化惠民活动，由闽、粤、赣三省客家戏剧联盟呈现采茶戏、黄梅戏、粤剧等戏种的演出。胡静所在的剧团不仅参与了这项活动，还承担着日常的基层演出任务，在社区、学校等地留下自己的身影。同一时期，赖声川参加了美国俄勒冈莎士比亚戏剧节。他发现，举办地阿什兰跟会昌很像，也是地理位置较为偏远，而风景十分秀丽。得知戏剧节的初衷是10年内演完莎士比亚的36部作品时，赖声川不由得想到会昌。“如果将会昌发展成一个戏剧小镇，能不能给当地的年轻人一种不同的未来？如果从小在文化和戏剧的滋养下长大，家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戏剧小镇，10余年都坚持做优质的演出，年轻人会有什么改变？”会昌戏剧小镇就此立项。2017年10月31日，西北街改造项目正式开工。然而会昌的改变，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90后的池涛是土生土长的会昌人，2009年他从赣南文艺学校毕业，成为会昌县原赣南采茶歌舞剧院的演员。最近10年，池涛目睹了会昌在市容市貌、基础设施、功能配套等层面的可喜变化，也了解到县政府着力打造多元化会昌的愿景，“文化、艺术、旅游等方面都做了非常多的建设和推动”。而且，自从赖声川每年带戏过来，“会昌从人文到环境，整个社会的变化非常大”。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令会昌人特别是年轻群体之间，形成了观看、探讨文艺演出的氛围。赖声川的亲临与提醒，也渐渐培养了大家的观众素养，胡静骄傲地说：“好多人到我们这里演出以后，他们的演员、团长就发现，会昌的观众既热情，素养也比较好。”2019年4月，会昌县正式脱贫。与居民们的欢颜形成对比的，是赖声川与团队不时展露的愁容。在筹备戏剧小镇的诸多困难里，首先令他们发愁的是交通不便。“这个地方怎么走都不是很方便，如果从北京来，你只有一条路，先飞赣州，然后坐两个小时车。”赖声川说。但情况总归比父亲当年上学时好了太多，而且，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谋篇布局。会昌人相信，不仅车程30分钟的赣州瑞金机场即将通航，连接会昌的高铁也早晚会建成。赖声川他们也对此满怀希望。再者，这样的地理位置也有好处。正如会昌知名企业家王明夫所言：“现代大都市，是红尘滚滚、欲望横流的旋涡与黑洞。跳出欲望的黑洞，需要远行，需要出走，走向一个遥远的精神原乡。戏剧小镇，不就是这样的精神岛屿和原乡吗？”要说哪个困难最大，其实还是观念的传递。赖声川说：“我们想做的事别人不太能理解，我们也不见得能说清楚。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他想不到你要怎么做，于是不知道怎么配合你。我就说到这，大概一万个问题是从这里长出来的。”也许是“这一辈子都在做一些困难的事”，赖声川习惯了未知，习惯了不被理解。办上剧场和听障奥运会的时候，都有人说他“神经病”，“谁去做个独立的剧场，没有任何的补贴”“去做一个听障奥运会，一毛钱都不拿”。“对呀，我们就是这样子。”赖声川说得坦然，“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我就是会做一些不实际的事情，或许我可以模模糊糊看到这些事情可能有的成果，但是讲真的，我也不确定。”在杨采薇眼中，赖声川是个喜欢做实验的人。开幕8年多、建在商场里的上剧场是一个实验，会昌戏剧小镇是又一个实验，“看看在大山大江里面，以戏之名点亮这个小镇的实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小镇的两棵大榕树下，赖声川默默请求：“请你们让我们来吧，我们希望能够做点事情来照顾这个小镇，愿你们能让我们支持心中那个愿望。”他所说的愿望是把戏剧艺术的种子撒给两棵老树，撒给天空，也撒给一切，让它们在所到之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像灯泡一样，点亮每个角落，直抵观众心房。采茶歌舞版《暗恋桃花源》在“会昌戏剧季001”亮相。（图/由被访者提供）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胡静常跟伙伴们在现今会昌戏剧小镇的那片土地上玩耍。他还记得，那里原来住着当地的人家，许多房屋都是历史建筑，包括大家族赖氏、欧氏、吴氏、董氏的老宅和祠堂。二三十年后，这片区域也成为池涛喜爱的去处。在他眼里，“这里是会昌最具有历史印记和城市印象、承载乡愁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戏剧小镇在此打造”。会昌戏剧小镇规划阶段，知名建筑设计师杨维桢对这里的房屋进行了逐一勘察，保留有历史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拆除没有价值的、摇摇欲坠的甚至临时搭的。之后，视野变得开阔，两棵大榕树的全貌得以显现。站在当时的无名空地、如今的有容广场上，赖声川灵光一闪，决定在大榕树旁放一个灯泡雕塑，并将灯泡和榕树结合起来，作为会昌戏剧季的标志。“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我画的。”赖声川指着戏剧季的海报，“因为我的手稿比较拙劣，我们的电影海报大师黄海帮忙做了修整，然后就变成这样。但是概念就是这样子，灯泡放在广场上，它其实也是倒着的，插在地里面。”在树下的土壤里发光的灯泡，反映了赖声川的心情与梦想，它既代表这棵树的根有光，也在照亮其他的根，让所有根都能长出树来。剧场是小镇里率先长出的“树”，有些是新建的，有些是户外搭建的，也有些是由老建筑改造的，例如“园林剧场”。杨采薇介绍：“这里原来是一座宗祠，所以即使是墙上的各种标语，我们也都把它们保存下来，因为它们都是这座建筑生命中的一部分记忆。观众席的椅子尤其是那些藤椅，都是我们向会昌百姓征集来的，好多椅子在他们家里可能已经坐了几十年。”2023年，会昌戏剧小镇完成建设与美化工程。随着商家入驻、剧目及活动日程的确认，“会昌戏剧季001”的举办时间终于定了下来——2024年1月5—14日。戏剧季启幕前几天，优人神鼓创办人刘若瑀应邀而来。刚看到小镇大门，她便不由得惊叹：“天哪，戏剧找到了自己的所在！踏入这个地方，原来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虚构的，都是真实的。在充满戏剧氛围的环境里面，这个小镇让人觉得真的好像走入了一出戏。”《镜花水月》海报。（图/由被访者提供）在园林剧场看完赖声川新作《镜花水月》的彩排，她更是备受震撼地对赖声川说：“一件事情你用了很大的力气，用了很大的坚持，想要做到你希望做成的样子。当那个样子真的出来的时候，它的力量就可以改变一个时代。”会剧场也是老建筑改造而成的，前身是一间印刷厂。设计师在楼顶安了一个大灯泡，剧场内的椅子和吊顶的风格则与上剧场一脉相承，缤纷而梦幻。戏剧季开幕前一天，赖声川在这里观看了《宝岛一村》专属版的彩排。“我简直感动得要命！这个戏我已经看过几百遍，我没什么好感动，但是在会昌演，演给300多个从来没有看过戏剧表演的人，而且他们都没有离开位置，一直从头看到尾。是不是这300多个人已经被戏剧感染了？如果每天都是这样，其实（戏剧）是有力量的。”在离会剧场不远的地方，坐落着和声戏剧技术学院和上剧堂。2023年9月，学院迎来第一批学生。赖声川透露，学院目前只有技术类课程，设计、表演、导演等课程会陆续加入，“会昌就可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戏剧孵化地”；上剧堂进驻后，不仅吸引了很多会昌学员，也有各地想要报名的人前来问询。赖声川不是营销高手，也不擅长用辞藻将内心梦想具象化。小镇围栏拆除的那一天，10万名游客纷至沓来，他收到数据时只说了三个字：吓死了。可他说早了，因为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小镇的游客数量达到了16万人。许多游客将自己拍摄的戏剧小镇视频，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来自会昌的27岁女孩吴敏芳，最早是在抖音上知道戏剧小镇的。吴敏芳家乡的文艺气息并不浓厚，她平常也很少关注戏剧类的活动。尽管会昌的每个镇基本都有旅游景点，但多以自然风光为主，“对我们当地人来说就没有太多兴趣，像这样的形式，最近也得赣州才有，我们会昌突然有了一个，肯定很多人都感兴趣，想来打卡”。眼下，吴敏芳跟丈夫王诗雨在家乡做特产生意。由于外来游客较少，当地消费能力有限，做这行的人又太多，所以两人感到平时生意并不好做，节假日会略微好一些。戏剧季开幕那个周六，他们带着两个朋友，自驾到小镇一日游，也是弥补元旦未能成行的遗憾。虽然没有买票看戏剧季演出，但吴敏芳和王诗雨对戏剧小镇的印象都还不错。午后，当记者问起他们对这里的期待，吴敏芳说：“希望发展成西安大唐不夜城那样，晚上有夜景和表演，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所以我挺感兴趣的。”如果吴敏芳待到晚上，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的小镇夜色，一定不会令她失望。她和同行亲朋也有机会在某个合适的位置，欣赏不同体裁的户外演出和表演，比如在赖家老屋前的“露天剧场”上演的《金刚心》。说起自家剧团在会昌的演出，刘若瑀显得兴致盎然：“原来《金刚心》背后是有布景的，在赖家老屋正门前，舞台灯光一打，哇！它就是最好的。你到哪里去找一个这么好的不用再花功夫去做道具的景？”《金刚心》海报。（图/由被访者提供）同样被演出场所感染的还有胡静和池涛。胡静告诉记者，会剧场的舞台比他们剧院的小，环境却非常好，大家按照新的标准完成了《暗恋桃花源》采茶歌舞版的排练，“效果各个方面都不错”。池涛则表示，会剧场带来的表演体验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享受，“感觉小而精，功能非常齐全，星空顶非常梦幻、非常美”。在他们心里，能参与这样的作品极具挑战性，特别是对演员来说。“采茶戏跟舞台剧、话剧该怎样融合、结合，这是一种全新的课题。我觉得一开始每个人心中恐怕多多少少都会有心理压力，该如何演绎好老师的名作。”胡静说。赖声川和团队的专业素养，以及对艺术的追求令胡静动容。经过几个月的制作与排练，他觉得全团上下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团里原来做舞蹈演员的，自己都没想过会去搞音效。让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另外一份工作，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经过这次演出，胡静相信采茶戏一定能被更多人认识与喜爱。身为热爱会昌的从业者，他自发购买了一些演出门票，请朋友们来看戏，不限于自己单位这出戏。他说：“未来，戏剧爱好者甚至戏曲爱好者，都会慢慢会聚到会昌，这是一种戏剧的魔力。”闲暇时间，胡静在小镇及周边逛了逛。繁荣热闹的景象令他心头一动：“小镇的门口有一个碑坊，写着‘此处有戏’。我是这样想的——这里有戏，会昌有戏，我们江西也有戏，全国都有戏，这个‘戏’代表的不光是演戏的戏，也是经济的拉动，等等。”提到愿景，胡静的表述自信而具体。他觉得会昌戏剧小镇一定会发扬光大，在人的思想、文明程度、对戏的概念等方面，收获令人非常满意的效果，乃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名号。对比之下，赖声川仍旧是谦逊而立足当下的。“这边的年轻人如果要有什么发展，绝大多数就是一条路，到沿海去打工，赚点钱再回来结婚，或者去念大学，然后就不回来了。那这听起来其实蛮凄凉的，所以我想，是不是戏剧可以给一个新的选项？”过去，赖声川觉得孩子不应该接受戏剧训练，因为当中牵涉的许多人生体验是20岁以上才会有的。可是这些年，他渐渐感到“戏剧是最棒的东西”，适合少儿的训练方法也日益成熟，能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激发他们的创意。赖声川相信，戏剧小镇、戏剧季、上剧堂等的存在，能助力打造这样一种生态——在里面长大的孩子，以后能有一些新的想法与可能性。对于大人，赖声川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好的原创作品，大家能多进剧场，“如果说我们经常有演出，而且是好的演出，那么你的生活品质、你对整个文化的概念，全部都会改变”。在他看来，一个地方的改变不只是看得见的产品或实业，也是文化的改变，是属于戏剧、艺术与创意的改变。他期待着这样的改变——不敢发关于数据和指标的愿，他只是期待着。作者

进入5月，云南的空气开始变得湿润起来，来自印度洋的丰富水汽在西南季风的裹挟下快速进入云南上空，团聚成云后汇集成雨飘落下来。当密集的雨滴掉落在山林湖泊中时，云南的山上开始悄然出现大批忙碌的身影，他们肩背竹篓或手持竹筐，用爪钩或小耙子等工具不断翻开枯叶，寻找一种天然的美味——菌子。这是一种区别于人工栽种，长于自然、随雨而生的野生菌，包括青头菌、大红菇、见手青等，其中一些含有一定毒素，但经特殊手法烹饪后可以安全食用。在云南，雨后长出来的第一茬野生菌被称为“头水菌”。不少昆明当地人认为，“头水菌”毒性最强、危险最大，因此，打听谁吃“头水菌”中毒也成了云南人的一种生活日常。不过，相较承认菌子有毒，不少云南人似乎更愿意承认人在食用菌子后出现幻视、幻听、妄语等，是因为烹饪菌子的方法不当，或人的体质与野生菌不相适应。昆明当代美术馆馆长聂荣庆在其新书《菌中毒》中如此形容：“本书中写到的20余种菌，都是云南人民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安全美食，只有烹饪不当时会造成轻微中毒现象，但不至于危及生命。”昆明当代美术馆馆长聂荣庆。（图/由被访者提供）云南有很多野生菌，即使不曾踏足这片土地，你也大概率听过云南野生菌致人中毒的消息。在这片“真菌王国”里，有900多种可食用野生菌，数量占到了全世界可食用野生菌总量的30%。其中，牛肝菌、鸡、松茸等在网上颇为出名的网红菌子，也是云南人最常食用的。在《菌中毒》一书中，聂荣庆率先介绍了牛肝菌。这是一种肉质肥厚、风味独特的菌子，全世界大约有1300种牛肝菌目。因为其在炒后口感爽滑，所以追捧者不计其数，其中以见手青、美味牛肝菌等最受追捧。见手青学名“兰茂牛肝菌”，又称“红葱”，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布的云南常见毒菌之一。烹饪这种菌子时，要先将其切成薄片，然后再放入加了大蒜的热油中翻炒，火候不能太大，不然菌子瞬间变干但毒素尚未挥发，仍有中毒风险。只有小火慢炒，煸出菌子的水分，再慢慢收汁，才能避免菌中毒所致的妄想、妄言等症状。红见手。（图/由被访者提供）在网上，与菌中毒有关的视频多若牛毛，近几年一首与食菌有关的歌曲传播得最广，其中，“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被认为是区别有毒蘑菇的标准。“但其实，这与现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聂荣庆介绍，在云南，造成中毒人数最多的，往往是那些看上去通身白嫩，甚至散发出阵阵香味的野生菌，它们中又以鹅膏菌最多，其特点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即同时具备菌盖、菌环和菌托的野生菌。除此之外，外貌与可食用的密褶红菇、稀褶红菇十分相似的亚稀褶红菇，也是云南导致中毒人数最多的菌子，其致死率可达50%，甚至达到100%。2020年的某天，聂荣庆和妻子陈颖在饭局上食用了见手青后，由妻子驾车返回家中。途中，聂荣庆注意到，妻子在开车时，会无意识地踩刹车和微调方向，而这完全违背了她的驾车习惯。两人回到家中后，陈颖便开始兴奋地同聂荣庆描述自己脑海里的世界——她在驾车时，眼前出现了一条长满绿色藤蔓的公路，回家后，则有数不清的唐卡在她眼前迎面扑来。意识到妻子是食菌中毒了，聂荣庆随即驾车带她前往云南红十字会医院就诊，这里有云南省唯一的菌中毒治疗中心。每年菌子上市时，因为菌中毒前往医院就诊的人数激增。医生们对这一场景也早已见怪不怪，他们麻利地接诊、开方，看到门口进来一个新的摇摇晃晃、举止怪异的病人时，几乎不需要过多思考，就能喊道：“又来一个牛肝菌中毒的。”此次中毒后，陈颖对野生菌的敏感度似乎得到了质的飞跃，有时候只是食用一点野生菌，她就会出现幻视。但即使如此，她对野生菌的喜爱也未减弱丝毫，经常是一边吃野生菌，一边等待菌毒发作。这种看上去颇为不理智的做法，正说明了云南人对菌子的喜爱已经宛若中毒一般，难以自拔了。在云南，菌中毒已然成了人们生活的日常篇章，几乎每一个云南人都耳闻目睹过几次菌中毒事件。他们甚至常用“你被菌子闹着了”之类的话，来形容一个人办事离谱、不着边际。聂荣庆在《菌中毒》一书中指出，“菌中毒”既是指菌子中含有的毒素在烹饪不当时，确实造成了一些生理上的中毒反应，也指云南人心理上对“菌中毒”有一种奇特的需求。聂荣庆自己也无法抵挡菌子的魅力，这不单与味道有关，还与其形状有关。他始终认为，菌子被驯化成为蘑菇后，虽然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相较菌子偏低，但无论口感还是造型都会稍显逊色。他十分喜爱野生菌长相各异的外表，这让他不自觉地联想到云南人的性格——没有定式，是随意且自由的。被云南老一辈人称为“笤帚菌”的扫把菌，形如珊瑚，其色粉、白、黄、紫各不相同，烹饪前需要反复淘洗，涤净其身上的泥巴。食用扫把菌时，聂荣庆喜欢将之与皱皮辣椒、蒜片放在一起翻炒，近两年也喜欢将其撕碎后放在火锅内。扫把菌宛若扫把的造型让聂荣庆想起了梁河，这是著名的棉笤帚生产地。这块土地上，出现了我国知名的行为艺术家何云昌，他因为在2003年将左手浇筑在水泥墙中长达24小时，在艺术圈名声大噪。2022年夏天，聂荣庆曾在北京与何云昌见面，对方一如既往地亲切。不过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行为艺术，何云昌的身躯渐渐佝偻，牙齿也有点稀疏了。当提到何云昌以身体为媒介进行行为艺术时，聂荣庆运用了云南人独有的解释之道——“阿昌这种生活和创作状态，还真是有几分菌中毒的状态呢。”同年，聂荣庆与叶滢以菌子为切入点，发起了一场名为“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的展览。这场展览涵盖艺术、生活、社会等诸多方面，既呈现了聂荣庆作为云南人对菌子的独特情感，也以菌子为媒介，通过呈现真菌在自然界的作用，投射了人类世界错综复杂的现状，缓缓叙述了人与自然、艺术的关系。“这是昆明当代美术馆一直在做的，或者说希望能长期做的事。”聂荣庆希望能通过这些在地的展览，让人们见识到云南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真菌世界，从而真正感受到自然界的神奇和磅礴，领略到生物资源多样性的魅力。与朋友交谈时，聂荣庆反复提起真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被真菌网络包裹着的存在，在人类看不到的地方，真菌以它们独有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送，并在遭受伤害时快速复生。真菌是云南人最忠实的伙伴，无论人们关心与否，它们都会在雨水丰沛时，破土而出。或许在很多云南人看来，当蘑菇被采摘回家，毒素随野生菌进入胃部，再随血液弥散开时，一个新奇怪异的世界便在眼前缓缓展开了，它可以是长满了绿色藤蔓的小屋，也可能是星河摇曳的夜空，甚至是宾朋满座的大厅。无论是哪一种，它们都让中毒者暂时脱离了现实世界，进入了一个梦幻的空间。食菌中毒已成为云南人的日常，救治菌中毒的病人也成为云南医生的重要工作。（图/由被访者提供）这个世界千奇百怪，有人看见了已逝的亲人，有人看见光线如铅笔芯向下坠落，还有人看到大海后着急凫水。这些幻象，在某种程度上投射了人们的内心世界，是神经受到毒素影响的一种表现。食菌中毒时，云南人有自己的解毒偏方。聂荣庆记得，童年时一处院子的主人家于凌晨时分，还在忙忙碌碌地烧火做饭。当邻居询问他们半夜做饭所为何事时，这家人指着空荡荡的院子说，客人已经满座，自是要设宴款待。围观人群中的一位老人立即判断，这家人是吃菌子中毒了，大家随即拿来红糖水和猪油将其灌入这家人腹中。第二天，这家人清醒过来后同旁人提起昨晚中毒的事，不仅不后怕，还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番。这种中毒后能看到奇妙世界的体验，勾起了很多人尝试野生菌的欲望，有人在网购野生菌时，甚至点名要购买能产生幻觉的蘑菇。在云南，不同菌子的价格往往不一，见手青的价格可以达到每公斤200—500元，鸡的价格最高可达上千元。聂荣庆感慨道：“野生菌的价格是越来越贵了。”高额的利润下，滋生了不少不良商贩。在云南野生菌交易市场上，以人工培育的羊肚菌、黑牛肝菌、茶树菇等冒充野生菌类欺骗游客的行为并不少见。不仅如此，有些商贩还会将采摘来的不认识的野生菌，拿到市场上售卖。在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下，早晨在云南山林中采集到的青头菌，傍晚时分可能就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地餐厅的桌子上，引得食客食指大动。如果有人买了野生菌在家烹饪，不慎中毒，那么跨省治疗便成为了上上之选。云南大大小小的医院内，经常能见到在贵州、广西、江西等地食菌中毒后到院就诊的人。曾经，一位从事艺术的朋友见见手青的颜色红黄相融、十分漂亮，便请聂荣庆邮寄了几朵到家中，结果这位朋友在烹饪时放油偏少且炒制时间稍短，最终因菌子中毒而被送医就诊。只是，这位食菌中毒的朋友生活的城市并无专门应对菌中毒的科室，甚至治疗经验也十分缺少，在断断续续医治一个多月后，其症状才彻底消失。聂荣庆对菌子的认知，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积累，这似乎是一套云南人独有的生态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喜爱鲜味的云南人逐渐摸清了菌子的脾性，哪种菌子无毒且好吃、哪种菌子要合理烹饪后才能去除毒性等，他们早已烂熟于心。菌子不单是云南人生活中的美味，也是云南人记忆深处的关于家的表达。“与其说《菌中毒》是一本有关菌子识别和烹饪的科普书籍，倒不如说这是一部与云南野生菌有关的纪实散文，书中出现最多的不是菌子，而是与菌子有关的人。这些人串联起了云南的大街小巷，描绘了云南人的过去和现在。”聂荣庆说。

爱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命题，有人会在某个年龄段爆发性地需要爱，有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爱。史铁生曾经这样描述人与爱的关系：“人，都在一个孤独的位置上期待着别人，都在以一个孤独的音符追随着那浩瀚的音乐，以期生命不再孤独，不再恐惧，由爱的途径重归灵魂的伊甸园。”在爱里，人们不仅可以感知雀跃、狂热、思念等情绪，感受多巴胺在体内的分泌，也可以找到自己缺失的一部分灵魂。但爱从来都不只是美好的象征，从古至今，历史上已经留下太多为情所害的往事。比如，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故事让她成为了女性自由恋爱的榜样，但事实上，卓文君之父卓王孙是临邛巨商，司马相如家中一贫如洗，司马相如凭借卓家的财产过上优渥生活，成为官员后却见异思迁，想抛弃卓文君，最终是被卓文君的一首《白头吟》挽回了心意。比如，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为了向鲁元公证明自己不会在齐鲁之战中有所偏袒，他杀掉了自己齐国的妻子以表忠心。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爱而陷入“杀猪盘”、被“情感大师”掏空钱包、在晚年勇敢追爱到头来一场空、“杀妻骗保”等劣性事件也比比皆是。爱既是蜜糖，也是伤害，或许就像卡夫卡所说，“如果说，你是我最心爱的人，那么，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爱情；爱情就是，我觉得你是把刀子，我用它搅动我的心”。一些看似荒诞的事情被冠以爱情之名，似乎就变得合理起来。比如独自从吉林坐火车到山东，跨越千里去找“秀才”的中老年女性，身边的人不理解她，网友也不理解她，舆论汹涌，人们不理解她为何会对一个素未谋面且看起来有些油腻的男子投入这么多感情，但人们能对想见一个人时可以排除万难的情感感同身受。不知从何而起的爱情，是最快速让两个陌生人建立起信任的方法。这样的特性，使爱情有时会成为“糖衣炮弹”，一步步引诱着追求爱的人落入陷阱。尤其是在互联网构建的虚拟世界里，遇见爱，成为了一件更容易的事，爱不仅能掺假，更能成为摇钱树。对“赛博世界”运行规则知之甚少的老年人，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狩猎对象”，在“假靳东”事件爆发三年后，网络上仍有许多情感类的公众号、视频号，在“情感博主”的伪装下，蒙骗老年人。不了解网络世界运行规则的老年人，成为许多不法分子的蒙骗对象。（图/Unsplash）2023年11月，网友“一瓶鼻子药”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一条名为《不知道怎么办，老年人和订阅号谈恋爱》的帖子，她在帖子中详细描述了姥姥和订阅号的恋爱过程。姥姥关注了很多诸如“东弟陪姐姐”“瑞瑞弟陪你”等专门以老年人为目标的账号，一直认为自己在视频号和公众号里看到的东西是自己喜欢的人发给她的，并做出了热烈的回应。那些开头就是“大网红，你好啊，现在全中国都认识你了”的视频，也彻底把姥姥洗脑了，导致姥姥觉得很多人喜欢她，马云要带她做生意……即便博主带着姥姥去警察局做了网络安全教育，姥姥依然对此深信不疑，固执地沉浸在那个虚幻、美好的世界里。事实上，在被人们忽略的地方，与这样的情感号建立起情感连接的老年人不在少数，比如名为“相爱久爱于心”的视频号下，就常有几百上千条诸如“亲爱的弟弟，晚上好，我知道了，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弟弟，在我心里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你”的评论。账号里的视频都是粗制滥造的，每一条都是“风景图、中老年人喜欢的音乐、男声情话”这套固定模板，文案上时不时会出现“我们见面好吗？私信弟弟加你”等字样。这类账号许多都开通了打赏功能，更有甚者在加上好友后直接以恋爱、卖惨等形式来哄骗老年人转账汇款。在本质上，老年人和情感账号恋爱、被情感账号诈骗，与年轻人网恋被骗、适婚人群遭遇“杀猪盘”没有区别，他们都是在追逐幸福的路上，落入了别有用心之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他们也许并不是没有动摇过，人的本能或许曾让他们嗅到过危险的气息，但爱可以排除万难，这万难里，也包括自己的直觉和本性。在年轻群体中，爱的“市场”里则出现了更复杂的人物关系。在爱里感到迷茫的年轻人，开始病急乱投医，有不少玄学大师、情感老师因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网络上有不少塔罗师，占卜爱情的女性客户是他们收入最主要的来源。许多引流的塔罗牌视频，开头都是千篇一律的“现在你心中默念那个人的名字”“你和他还能复合吗”“你的正缘在哪里”，等等，使正在为爱情苦恼或对爱情怀有期待的人很难挪开视线。当然，大多数情况下，算塔罗牌更偏向于一种日常的消遣，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各种类型、各种价位的塔罗师，在能力范围内，花几十元或上百元直面内心的疑虑，对许多人而言是值得的，也不会造成负担。真正会让人人财两空的，是在分手期突然出现的玄学复合大师和情感挽回机构，前者大多有一套十分自洽的玄学逻辑，将能量、磁场等看似科学的理论与玄学相结合，一步步吸引着在感情中走投无路的人做仪式、买灯、点蜡烛、买符等，甚至还有一些“大师”自称借助的是来自泰国的神秘力量。至于费用，自然是不菲的，在网络上搜索关键词“玄学复合”，能看到大量被骗的案例，金额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相较于玄学，更容易趁虚而入的一种方式，是各类情感挽回机构。胡俪在两年前就头脑一热交了咨询费，在这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冷静的人。当时她刚结束一段三年的感情，情绪很差，但不想打扰身边的朋友，她就在豆瓣一个失恋开导小组里活跃了起来。“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些情感咨询机构发的广告，但我没当一回事，因为人在判断力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太容易去相信他们的。我接触的那位情感导师，她是以一种非常柔和的方式，在小组里分享自己分手又复合的经历。从她的描述里，感觉她是个内核很稳又比较擅长拿捏人性的人，在小组里她也给很多人回复、提供建议，我也向她倾诉了一些。后来她就在帖子里说可以给每个人免费提供一次咨询的机会，还私信了我，（给了我）她的联系方式。在我完整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她从人性、心理学、能量场等角度，指出我哪里做得有问题，我当时觉得真就是那么回事，但再往下聊我以后该怎么办，她就拒绝了，但那时候我已经上头了，就花了1988元买了一个月的咨询服务。”胡俪说。结果，四周的服务期内，按照“老师”的指示，胡俪要有一周以上的时间和前任保持断联。“剩下的无非就是和我说要怎么拉扯、怎么打造朋友圈，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在网上整合来的，唯一有点用处的就是聊天可以不动脑子，她要求尽量每一句聊天都截图给她，然后她教我怎么回，挺尽职尽责的，但仔细想想也挺可怕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后边应该是换人了，态度变化蛮大的。”过了半个月，胡俪就幡然醒悟了，不想再陷入无限的拉扯和内耗中，但钱已经要不回来了。有情感的地方就有生意，在中年人的婚姻中，也存在着婚姻修复师、“小三”分离师、私家侦探等小众但多金的职业。人们在面对眼前急速流失的情感和难以抑制的失去感时，是需要一棵救命稻草来维系内心秩序稳定的。作家纪伯伦在《论爱》中写，“爱为你戴上冠冕的同时，也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爱情生意因此有了更多生存空间。2023年11月11日，杭州。一场相亲大会用MBTI来分类匹配单身男女信息。（图/视觉中国）无论是沉浸在情感公众号中的老人，还是迷信复合玄学的年轻人、企图修复婚姻的中年人，他们的动机里，既有爱，也有过往人生的缺口。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描述伊芙琳和坤德这对彼此厌恶的夫妻的晚年时写道：“两个人日久天长地坐在一起，会越坐越衰老，他们互相望着那张衰老的脸，心也就软了。”而这也是许多老年人大半生的写照。在那个羞于表达爱的年代，许多人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与一个人度过了大半生。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有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却从未感受过直白、热烈的爱意。老年人被情感公众号欺骗，除了体现他们适应能力下降、对新事物的判断能力缺失，也折射出他们生命中爱的缺失。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在暮年突然被唤醒的情感，因此他们才会表现得尤为偏执。同时，空巢老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也是老年人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丧偶老人近5000万人。据全国老龄办预测，按照目前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截至2030年，我国空巢老人将会超过2亿人。目前，国内虽然出现了一些热度不俗的老年相亲节目，但其辐射范围终究是有局限性；已开发的老年交友App，也是在以年轻人的思维来做老年交友，注定很难打开市场。所以，在做好老年人网络安全教育、避免情感诈骗事件发生的同时，如何解决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仍是一个需要多方努力的客观问题。海外流行的老年婚介所、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交友网站，或许可以成为参考案例。发生在年轻人中的“复合玄学”和发生在中年人中的“‘小三’分离”，除了体现出他们无法战胜失去感，试图通过金钱和外力修复情感，也暗藏着传统世俗观念对人的规训。在浏览与“复合玄学”相关的信息时，经常能看到“大龄分手”“他的能量比我高”等词组，许多人不仅是因为对爱的不甘，更是因为认为自己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很难再碰到比对方优秀的人，所以才急于挽回。人类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也被延续且加深在了情感关系中。在爱情中，人们该保持怎样的自我？莱蒙托夫在诗中或许给出了一个还不错的答案：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在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一切开始得毫无预兆，当哈佛医师凯博文一如往常驾车带着妻子琼前往缅因州时，妻子突然无法流畅阅读完《纽约时报》上的内容，而阅读报纸是过去数年间妻子已经实践了无数次的活动。那时候，包括凯博文和琼在内，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看上去只是意外的小插曲，竟成为了两人婚姻关系中最致命的一部分。琼在此次插曲后，很快被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她变得不再优雅得体，也不再如往常一般容身聚会之中，日常习以为常的穿衣、洗澡、吃饭等行为均要依赖丈夫的帮助才能完成。而凯博文作为琼的主要照护人，一点一点地见证了琼如何失去对自我的控制，成为了那个没有自我也没有回忆的爱人。作为旁观者，没人能说清，如果恋人关系中的一方失去了记忆和自我，究竟是忘记的人更快乐，还是清醒的人更难过。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后，琼曾与凯博文规划过自己人生后半程的安排，她希望能体面地离开，减少生命最后阶段非必要的医疗救治。为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她还坚持承担生活中的部分职责，为凯博文做饭、洗衣、出席宴会等。但很快，这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常成为了琼再也无法完成的工作。对琼和凯博文而言，这是一个相当煎熬的过程，他们曾带着诚意和希望拜访了无数医生，试过无数种治疗方法，但都收效甚微，琼仍以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健忘，甚至出现了许多其他症状。琼和凯博文育有子女，但凯博文始终是照护琼的主要力量，而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常见。夫妻一方出现了老年痴呆，另外一方自然而然就承担起照护的责任，这是摆在每个照护者面前必须做的，也是不得不做的。但是对照护者而言，这同样是一个让人感到沮丧和焦虑的过程，无论眼前的伴侣当下如何温柔、条理清晰，随着时间的消逝，对方随时有可能变成另外一副面孔，而在此期间，照护者甚至没有机会规划策略以应对，病情的进展速度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今天还能勉强沟通的人，也许明天就彻底失去了理智。最早的时候，琼还能在凯博文工作时独自找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安静地陪伴在其身边。但后来，随着症状的不断加深，琼的认知能力越来越弱，社交性也渐渐衰退，两人之前习以为常的逛超市、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会等活动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触及，而每一次病情加剧的时间和程度都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带有隐蔽感。韩国医师张起众曾接诊过一位特别隐蔽的阿尔茨海默病病例：一位老爷爷的妻子早些年因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而被送进医院疗养。在此期间，老奶奶出现了明显的嫉妒妄想症，她反复同子女强调，她的丈夫、子女的父亲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即使子女反复保证父亲绝非道德有损之人，这位老奶奶对丈夫的猜疑仍丝毫未减，这使得老奶奶的丈夫终日只得饮酒过活，每次喝完酒后便躺在家中酣睡。一次醉酒后，老奶奶被她的丈夫推倒在地，并最终因伤势过重只得入院治疗。在医院内，老爷爷一遍遍询问妻子的状况，他每天都会找到张起众，重复前一天的问话：“我妻子没事吧？现在不疼了吧？”显然，这位年迈的丈夫也深受阿尔茨海默病之苦，他早已经忘记了妻子受伤的原因。在对老爷爷问诊的过程中，张起众发现老爷爷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时间已经非常久远，甚至在家人有所察觉前，就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而其病症之所以没有被发现，是因为老爷爷在妻子确诊阿尔茨海默病时，开始出现酗酒行为，酒精的麻痹作用使得一些看上去离谱的行为变得合理起来，而酒精也成为了老爷爷对抗身体失控的一种选择。阿尔茨海默病的初期症状往往不易察觉。（图/Unsplash）琼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凯博文曾带着琼搬离居住地，回到了他们位于缅因州的度假小屋。在这之前，琼已经陷入了激越状态，她几乎每两天就会不受控制地在屋子内大喊大叫，有时甚至会对周边人拳打脚踢。在度假小屋，凯博文试图让一切看上去正常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同琼讲起天空、河流，向她介绍眼前的丛林并回忆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美好记忆。他也开始学着如琼一般，为她制作热狗和汉堡包。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带着琼坐在石头上，静静注视眼前的一切。看上去风平浪静、充满温馨氛围的相处并没有阻止琼的病情进一步发展，她忘了为什么身处度假小屋，因而表现得十分焦躁不安。当凯博文驾车带她离开度假小屋返回家中时，琼表现出了极度的抗拒，她在车上不停拨弄门把手，这使得凯博文冷汗津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不住地安慰琼。等两人好不容易回到家中，琼开始没有目的地摧毁家中的装饰，她将凯博文视为陌生人，意识到凯博文尝试靠近时，便开始做出攻击行为。琼对凯博文表现出的抵触，大概率是受到了替身综合征的左右，这是一种让患者陷入妄想的病症，患者会认为站在自己面前的亲人已经被夺去魂魄，留下的躯壳也已经被陌生的灵魂霸占。凯博文尝试了一切能想到的方法，但直到琼筋疲力尽之前，一切都没有停止，这让凯博文感到十分沮丧和难过，他重重地跌坐在地上，脑中一片空白，之前一直在回避的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他似乎永远失去了那个关心自己、支持自己的妻子。看着所爱之人失去记忆，将自己看成凡尘俗世中的陌生人，对自己的靠近表现出极度抗拒时，凯博文虽无法笑着应对这种冷漠，但他也始终无法彻底放弃琼，放弃与她共绘记忆的可能。当看到纽约有琼最喜欢的歌剧时，他在短暂犹疑后，便带着琼踏上了欣赏表演的旅途，结果自然不好——琼在现场表现得格外兴奋，她意识不到自己处于公共空间之内，仍如过去那般大喊着同凯博文交流，这引起了周围人的不满，位于他们座位前排的男士甚至回过头，“拜托”凯博文让琼安静些。当凯博文如过往那样，说出琼当下的状况时，对方并没有表现出理解，而是意味深长地重复“老年痴呆”几个字，并指责凯博文和琼破坏了别人欣赏表演的机会。这场表演使凯博文如临大敌，他紧紧拽着琼的双手，唯恐她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至于音符如何美妙，那早已不再重要了。他如坐针毡地看完了整场表演，便匆匆拉着琼离开了现场。这种不顾世俗眼光，只希望另一半能稍微好过一点的做法，张起众曾见过多起。他接诊过一位极度热衷于在医院各个角落藏匿现金的老人。每次藏完过后，这位老人便很快忘记了藏匿的地点。这一习惯让医护人员大感头疼，医院内的消费并不需要现金支付，如果现金失踪，可能会引起患者之间的相互猜忌，这对住院病患的关系不利。与家属沟通时，医护人员不止一次提到这一问题，但每一次，老人就像会魔法般，总能拿出新的现金用以私藏。这场像极了夺宝的游戏随着老人的妻子的到来而显露谜底，原来老人在患病之前便已显现出了对现金的依赖，如果手中没有充裕的现金，老人便会变得格外焦虑。为了缓解老人的焦虑，妻子每次探视时，总会趁着病房内没有医护人员，悄悄塞给老人一些现金，不是为了老人消费购物，只是为了减缓老人的焦虑。在个人情感体验上，阿尔茨海默病与渐冻症有着相似之处，患者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看着自己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只不过，渐冻症患者即使身体无法行动，也可以自由思考当下生活的意义和未来生活的模样；而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似乎会失去对未来的控制，他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变得健忘、焦虑，并可清晰预见未来会在健忘中逐渐忘记自己是谁、眼前人是谁，当这一局面形成时，那些由他们和其他人共同编织的回忆，就渐渐成为了清醒者的枷锁。那么，患了阿尔茨海默病，是否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对美好的感受，真的如躯壳一般，只能等待死亡的来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2018年3月18日，北京。一对老人利用公园的围栏做倒立锻炼身体。（图/视觉中国）张起众接触过一位参加痴呆症治疗项目的老人，她在治疗期间一直将目光聚焦在一位身材高挑的老爷爷身上。每次老爷爷从她面前经过时，她都会如少女怀春般，眼睛里闪烁起激动和欢喜的光芒，如果老爷爷身边出现了其他女性患者，这位老人还会因为吃醋而在一旁咒骂其他老年女性，指责她们勾引了自己的丈夫。但其实，这位老爷爷并不是这位老人的丈夫，她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受老年痴呆的影响，错认了老爷爷的身份。这并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唯一症状，当患者与照护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差异越大时，嫉妒妄想症也更容易出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在入住医院前，曾长期怀疑妻子婚内出轨，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询问妻子在与哪个野男人约会，也不介意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反复同别人诉说妻子的不忠，甚至在妻子澄清事实时，恼怒地将木匣子砸在了妻子的头上，致使妻子额头被缝了七针。面对无理且丝毫不听劝的父亲，女儿坚定地与母亲站在了统一战线，结果却惹得父亲大为光火，他指责女儿是收了妻子出轨对象的好处，所以才帮妻子隐瞒真相。将老人收治入院后，张起众暂时拒绝了家人的探视，在药物和心理咨询的介入下，老人的嫉妒妄想症得到了缓解，他也由家属接回家中。但此后，老人的种种举动表明，他的怀疑并未彻底消失，只是暂时被搁置了起来。直到后来，当张起众尝试彻底切断老人及其妻子的联系时，老人的怒火才得到了控制，甚至出人意料地因为自己的言行，郑重向妻子致歉。另外一对老年夫妻，妻子率先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被送到了疗养院，过了不久，她的丈夫也因为出现了妄想症而住了进来。面对后住进来的老人，张起众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甚至弄不清楚为什么会对老人住进疗养院深感抱歉。当他试图安慰老人，叮嘱对方如果有不习惯的地方，要积极同医护人员沟通时，这位已经头发花白的老人竟然表现出了格外轻松的态度，他甚至心怀感激地对张起众说道：“医生，在死之前，就让我们两个在一起吧。”这些关于爱情的案例曾在某一瞬间启发了张起众，让他看到了人之爱人力量的伟大，他在《我正在消失，但爱还在继续》一书中写道：“痴呆症左右的记忆会改变‘爱’，但‘可以爱’的本能会坚持到最后。”参考资料：［韩］张起众《我正在消失，但爱还在继续》；［美］凯博文《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

20世纪90年代末，郭龙和张玮玮离开了白银。二人先是去了广东，后又陆续来到北京。在北京，他们加入了野孩子乐队，河酒吧开业后，他们便一直在那里演出和排练。2003年，野孩子乐队解散了。解散之后，他们仍继续做音乐。如今，郭龙和张玮玮都定居在大理。2012年，郭龙和张玮玮发布专辑《白银饭店》，同名歌曲有一句歌词——“袜子、眼镜、帽子和口罩，四只在白银饭店靠郭龙养活的猫。它们在屋顶，屋顶上很高，从高处看我们就像风中的草。”歌词很妙，拉远视角，俯瞰下去，人们确实都如风中的草。在和郭龙聊天的过程中，他向我透露，那四只猫是他住在北京时养的。彼时，他和张玮玮以及舌头乐队的几个人，一起租住在北京霍营的一个小院子里。“在白银那阵儿我天天忙着打架，哪有功夫养猫啊？到了北京之后才开始养，一共养了四只。音乐创作嘛，不可能完全写实，但感觉都是真的。”白银饭店曾是国营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联来白银帮忙做基础建设的专家，人们晚上聚在那里吃饭、跳舞，甚至有陪苏联人跳舞的兼职。出生在白银的摄影师李大伟回忆说，他那热爱文艺的父亲，从工厂下班后，会和厂里的工友一起去白银饭店跑场子补贴家用。郭龙就是在白银饭店接受了早期的音乐启蒙。成年人选择晚上去跳舞，年轻孩子则选择更有性价比的下午场，门票一毛五分钱一张。年轻的小孩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黄军裤、戴着黄军帽，为了跳舞，甚至不惜逃课。郭龙说：“不同厂子的小孩聚到一块儿，特别容易打架，但也特别容易交到朋友，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听唐朝和黑豹乐队的。”海明威曾说：“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郭龙对此心有戚戚。想到曾经一块儿玩的伙伴、曾经暗恋过的女孩，郭龙心里总会漾起一股暖意，但彼时生活在白银，他并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小时候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对白银的很多感受，都是在离开白银后产生的，等长大了、离开了，再回过头看，才慢慢理出思绪，那时候可真美好。”如今，郭龙和一群玩音乐的老朋友生活在大理，偶尔才回一趟白银。“印象中很漫长的一段路，现在走几步路就到了，街道也变了样，甚至跟记忆中的方位都产生了偏差。”走在故乡的路上，他竟然生出了异域感，就连和曾经最熟悉的小伙伴，也只剩下客气的寒暄。某个时刻，故乡似乎成了陌生之地，有新的故事和新的生活，很难再参与进去。但深入肌理的联结并没有那么容易斩断，郭龙说：“我的青春，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全都是在那里发生和建立起来的，这些东西塑造了我，且永远都不会变。”20世纪80年代的白银，不同的厂矿间形成不同的生态，有不同“派别”的“厂矿子弟”。出门在外，人们都是论厂分人，年轻人拉帮结伙，没有什么娱乐，最爱的就是打架。其实大家没什么利益冲突和经济瓜葛，驱使人们发起争端的，更多的是荷尔蒙冲动。彼时最流行互相抢黄军帽，郭龙说，要是戴一顶新的黄军帽去学校，却没什么实力加持，那么不用想，不超过六小时，黄军帽肯定会被抢走。郭龙30多岁时，还经常做噩梦，梦里他一个人走路去上学，突然围过来好几个人要打他。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被欺负的，有时想在兜里装几毛钱，他都得想方设法塞进鞋垫里，而一旦鞋垫里的钱都被翻出来，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教训。“十五六岁上学的时候，大家的心思早不在学习上了，书包里可能不装书，但一定会放一把刺刀。没办法，大环境就是那样的，你不反抗，就只得挨打。每天走在路上都有人会抢你，一到放学，校门口总有几帮人堵在那里找茬。这几乎已经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了，以至于我成年之后，还经常做噩梦，梦到这些画面。”那个年代似乎都是这样，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演的那样，孩子们每天打来打去的。即便挨了欺负，他们也不好意思告诉家长。在郭龙眼里，挨欺负了找家长，是一件非常没出息的事情，关键是告诉家长也没用，家长总不能不上班去跟小流氓交涉，所以他小时候唯一羡慕的事情就是有哥哥。但他没有，他只有姐姐，还要保护她们。挨了几次欺负之后，郭龙决定奋起反抗，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掏走一分钱。之后，他在一次“战役”中一战成名，自此，没人敢再欺负他。郭龙比张玮玮大一届，甚至一度欺负过张玮玮。聊起这段，郭龙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在我们那片儿已经挺有名了，我其实没怎么欺负他，无非是让他见面时给我带根烟，他就从他爸那里偷一根，给我带过来。后来有天，我去他家里，发现他家居然有台钢琴，他坐下来，给我弹了一首《水边的阿狄丽娜》，当时我站在旁边，整个人几乎都要疯了。我心想，这也太美好了。那天之后，我跟身边所有兄弟说，以后谁也不允许欺负玮玮。”郭龙（右）和张玮玮（左）在江边。（图/安娜）二人共同打架的往事，早已被讲了太多遍。他们一起打过很多架，这不仅令他们“声名远扬”，更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友谊越发坚固。但这个故事里一直有一个被忽视的细节，那就是两个正值青春的男孩，表面上喜欢打架斗狠、义气兄弟之类非常江湖的东西，但骨子里都在偷偷喜欢文艺。“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聊音乐和小说，聊他最近学会了哪些钢琴曲、我看了哪些书。但其他兄弟在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聊这些，别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我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我喜欢看科幻小说，小学时就把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看完了，后来又开始看金庸。我跟玮玮一起看《笑傲江湖》，我们都特别喜欢令狐冲，觉得他特别潇洒，十几岁的时候总梦想能成为他。遇到做选择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是令狐冲的话，他会怎么选？后来，我们又一块儿喜欢王小波，做选择时就会想：如果是王小波的话，他会怎么选？再后来，我们又一块儿看了很多王朔的作品。”郭龙喜欢从星座的角度解读二人性格上的契合，诸如：张玮玮是摩羯座，非常理性，自己是巨蟹座，非常感性；张玮玮非常自律，做事很有计划性，而自己则非常随性，一切顺其自然。他们能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欠缺的东西，性格十分互补。或许，这些不过是老友间的笑谈，进一步作为二人兴趣相投的佐证。实际上，两个人能一直是好朋友，总会有更深层次的理由，那就是“我们两个人打从心底希望对方好，即便在我都准备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也永远不会放弃我，反之亦然”。2023年，杭州草莓音乐节上，郭龙看到大运河杭钢公园里钢厂的大烟囱，附近厂房的墙上还留着标语，突然心生唏嘘，感觉有些失落。他一个人在附近转悠了半天，想起白银的生活，想起空气中弥漫的机油味道。郭龙时常会想起一个故事——森林里，有只兔子一直在跑，撞到了一棵树上，树上掉下来两只狗，之后，两只狗也开始跑，它们去追一只熊……人们听到这个故事，思路总会跟着走：树上怎么会掉下来两只狗？为什么又开始追熊了？熊从哪里来的？最后追到了吗？但故事讲到最后，问题是：兔子去哪儿了？郭龙总会问自己，也问张玮玮：兔子去哪儿了？在白银，他们是偷偷喜欢文艺、喜欢打架的懵懂少年，后来，他们离开了那里。如今，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吗？二人还行进在同样的道路上吗？郭龙感慨：“永远不要忘了最初的那只兔子。”网易云《白银饭店》下面有一条高赞评论：“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会聚在这个黄土高原戈壁滩，操着全国各地的方言，用堪比原子弹的大爆炸，炸出了一个叫作白银的城市。曾经共和国铜冶炼的翘楚，白银，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郭龙回忆说，他小时候的同学们，什么口音都有，讲得最多的是上海话，因此，他从小就能听懂上海话，如今听起来，也毫不费力。他听同学讲述父辈的故事——年轻人某天突然在广播中听到自己的名字，要去支援大西北。很多人都以为只去三四年，但火车停靠兰州站之后，车站门口停着很多军用大卡车，年轻人坐在卡车后斗里，被拉到四面八方，卡车停在哪里，他们就建设哪里，孩子也生在那里。一眨眼，一辈子就过去了。郭龙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学工科的。郭龙的父亲不爱说话，但性格十分开朗且包容，他喜欢钻研各种好玩的东西，带着郭龙做风筝、滚铁环、玩火柴枪，还用车间里废弃的材料给郭龙做了一辆小钢车。游戏机刚风靡时，父亲也会带郭龙玩，他甚至用私房钱给儿子买了一台游戏机。科幻小说也是父亲推荐给郭龙的，父亲有很多书，他可以随便看。郭龙的妈妈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所有的朋友来他家里玩，都能得到盛情款待，孩子们早上一睁眼，一碗荷包蛋面条就端到嘴边了。彼时，白银的工资是全甘肃省最高的，孩子们穿着也很时髦，很多东西刚一流行，白银的小朋友就能吃上、用上，有时甚至比兰州还要早。各大工厂的福利也都特别好，一到节假日就发米面油，秋冬时节还会发秋裤。有的工厂会办小学，在里面上学的“厂矿子弟”，只需要交金额很小的书本费。夏天厂里发西瓜，一次性发几十个，能把床底下塞得满满当当。夏天厂里还会发酸梅汤，工人们提着水壶去打，想打多少都可以。郭龙感慨：“我再没喝过那么好喝的酸梅汤。”郭龙记忆里的爸爸妈妈，也都很年轻，每天高高兴兴。郭龙家里买了全厂第一台电视机，当时几乎半个厂的人，都挤到他们家来看那台16寸的黑白电视。到现在，他还记得那台电视的壳子的颜色，橘黄色的，就像他回忆起白银时，脑海中会自动加上一层暖黄色滤镜。时间的指针拨至20世纪90年代，工厂响应国家号召，开始寻求转型，曾经日夜轰鸣的机器突然停止了运转。李大伟感慨：“白银的经历，跟所有面临转型的工业城市一样，这些故事已经被讲过太多遍了，似乎生活在工业城市的年轻人，生命经验都能感受到某种相似性，父辈都曾经历过困顿和迷茫。有人抓紧机会往外跑，逃离眼下的困境；有人扛住压力，努力地过活，坚守在此处。”震惊全国的“白银杀人案”，就发生在那个时段，这给白银人本就艰难的生活，罩上一层巨大的阴影。白银警方几乎对白银全部成年男人做过指纹采集，郭龙也在其中。这一切，正如张玮玮《关于白银》文章里所写：“在凌乱中挣扎的每个白银男人，都曾替高承勇背负着‘变态’的猥琐嫌疑。”当地人聊起这个案子，总是难掩愤怒，摄影师李大伟说：“这么说吧，白银是一个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地方，那就是‘三点一线’做工人，他们大都老实本分，是流水线上高度工业化的一分子。”说罢，李大伟咬着后槽牙骂道：“好恨！”郭龙有两个姐姐，每当姐姐上夜班，郭龙就和爸爸一起护送。护送完姐姐，郭龙会叫上七八个男孩，四处巡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晚上都会去汽车站、火车站、铁道边，还有公园的黑暗角落转悠。那时候我们正值青春期，身上有一股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心想，要是能亲手抓住凶手该多棒啊。”几十年后，“白银杀人案”的凶手终于被抓。看完新闻，郭龙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凶手打过太多次照面，他经常在凶手经营的小卖店买东西，甚至跟他赊过烟，“顶着一张扎在人堆里就完全认不出的脸，想想真是魔幻”。我是在2023年7月底的一天出发去白银的，从兰州汽车东站售票窗口买票，25块钱一张。买完票进站上车，不到5分钟，客车就发动了。车里正在放抖音上流行的《狂浪》：“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不被约束，狂浪，狂浪……”我放好行李，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隔壁座的小朋友正在兴高采烈地跟唱“恐龙扛狼恐龙扛”，我想告诉小朋友，这跟车里放的其实是两首歌，但最后只冲他笑了笑。汽车行进了大概20分钟，窗外开始飞速掠过连绵起伏的群山，司机师傅关掉了音乐，车内突然变得格外安静。小朋友伏在妈妈身上睡着了，没多久，后座也传来呼噜声。我戴上耳机，随机播放音乐，耳机在那一刻仿佛有了自主意识，跳转至郭龙和张玮玮唱的《两个兄弟》——“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坐在星期一的硬座车厢里，这是一辆即将迷途的列车，从下着大雪的石头城里开出来。弟弟说，哥哥你看，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在白银期间，我随李大伟去了一趟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深部铜矿。行进在去深部铜矿的路上，风景变得越发荒诞起来，甚至连偶尔经过的矿工，都如游戏中的NPC，谜一般沉默地走过。偶尔还会有火车开过，广播里发出“嘀嘀嘀，火车来了，车辆行人请注意”的警告声。随后，火车拉着铅锭，蒸汽机车上冒着烟，轰隆隆开过。白银曾经是铜冶炼的翘楚。图为2013年的白银深部铜矿车站，班车车头在变道。（图/李大伟）张玮玮曾在歌中将白银称为“下着大雪的石头城”，他说：“人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得无比矫健，充满了《地下》和《黑猫白猫》里的气氛。”事实的确如此。在去深部铜矿的路上，这样的感受尤为明显。地面上起了碱，矮山上有含铜硫化物经过的痕迹，真的很难不联想到月球，仿佛眼前随时会冒出一个国际空间站，或者如动画片《瑞克和莫蒂》一般，瑞克和莫蒂祖孙二人，正从传送门的另一端通往这里的某片空地。周遭异常安静，只有呼啸的风声。路旁有很多漂亮的红色果子，我咬开尝了尝，味道不错。李大伟曾因为初中升高中成绩不错，被爸妈奖励了一次暑期旅游。那一次，他们一家三口逛了12个城市，玩了好大一圈。李大伟在北京爬上了长城，买了一件T恤，上面写着“我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合了很多影，笑得特别开心。回来之后，爸妈问他喜不喜欢外面、向不向往大城市，李大伟想了想，说：“我还是喜欢西北。”早些年，李大伟的父亲因病过世，母亲一个人独自生活。在我去探访的那段时间，李大伟的母亲刚因意外摔坏了腿。李大伟从兰州赶回白银照顾母亲，带她去医院复查，换着花样给她做饭。房间里挂着很多“小蝴蝶”，贴着很多蝴蝶贴画，都是母亲买来装饰用的，她喜欢蝴蝶。我一进门，李大伟就拿出十几本相册，无比热情地分享过往经历，仿佛把自己视作一杯酒，“哗”一声，把自己和父辈的一生倒在我面前。郭龙也是这样，和他聊天完全不担心会冷场，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在白银的过往，略带唏嘘且真诚地分享在白银度过的青春。他身上有音乐人的浪漫和敏感，更有西北人的热情和豪迈。我想，这才是白银人性格的底色。在白银停留那几天，我去逛了金鱼公园，公园里有好大一片人工湖，还有很多枝叶茂盛、高高大大的树。那几天天气很好，湛蓝的天空下，云朵仿佛近在咫尺，硕大、松软、雪白，和人一起散步。郭龙时常会想起金鱼公园，那感觉仿佛就在昨日——“我们那边没什么水，很干旱，能在市区建一个人工湖，真的太棒了。小时候，我们带上一瓶橘子汽水、拿上一块面包，能在人工湖旁边玩一天。有时铺一个塑料垫子，再带上点水果，就当作野餐了。”郭龙还记得白银的云，那些似乎没什么边界感，总是离人很近的大坨大坨的漂亮的云，就这么一直飘在他记忆的最深处。小学六年级，郭龙下午4点多就放学了。父母还在单位上班，他就和小伙伴跑到铁路边，顺着铁轨一直走，走累了，就在附近找个小山坡躺下，躺在太阳晒过的草地上，盯着天上的云看。“那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啊，有好多奢望，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一眨眼，人生就这样过去了。”2023年9月，张玮玮发布了一张名为《沙木黎》的新专辑，主打歌里合成器丰富的音色，让人仿佛置身于广袤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之中。郭龙最喜欢专辑里的《永丰街》，歌里唱道：“你躺在太阳晒过的枕木上，我在星期二的下午，什么都不知道。生锈的铁门，在风中摇晃，你在地平线上越来越远。从银河系看过来，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分开，从我这里看过去，你比银河系还遥远。”作者

在演唱会井喷的2023年，我们仍不知道舞台视觉创作的天花板到底有多高：前有全球最大的球形建筑Sphere在拉斯维加斯落成，U2乐队以史诗级的表演震撼全球；后有泰勒·斯威夫特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创下10亿美元营收新高。层出不穷的事例说明，那些伴随着灯光、屏幕、装置、舞台和表演的视觉奇观早已独立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你也许会好奇，创造这些视觉的艺术家们究竟是谁，他们到底是一个“指哪打哪”的乙方，还是一群乐此不疲的艺术家？来自日本的新媒体艺术团队Rhizomatiks正是此类创作者的一个参考样本。这个40多人的团队既是一家公司，也是一个艺术团队。作为世界各大电子和新媒体艺术节的常客，他们通过融合音乐、舞蹈、舞美、影像等领域的创作，探索有关人工智能与虚拟技术的人文想象。2023年12月10日，Rhizomatiks在中国的首个个展“多维体”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开幕。除了那些吸引镜头、酷炫到迷人眼球的声光电装置，展览还公布了Rhizomatiks历年来的设计档案、数据系统等，进入展览现场就像走入了一个极客工作间。尤其是看到那些使用红外线相机和测距相机，把人作为移动对象，进行动态投影的操作时，你会感受到一种灵与肉的奇妙。Rhizomatiks因里约奥运会上的“东京八分钟”而广为人知。在整个八分钟的展示中，经典日本卡通形象、明星运动员陆续登场，地标建筑和传统文化的剪影不断投射和变幻，科技、音乐和舞蹈完美交融。该团队的创始人之一真锅大度是一个典型的IT男。他出现在深圳的开幕现场时，穿着T恤和戴着棒球帽。在苹果公司的Mac电脑30周年纪念网站中，真锅大度和电影配乐家汉斯·季默一起，被列入创作领域关键的11人。十几年里，真锅大度带领着这个融合了艺术家、广告设计师、数据专家、程序专家、硬件技术专家、脑科学家、工程师等不同身份成员的团队，与全世界不同领域的机构和人合作，包括坂本龙一、羽生结弦以及电音香水。这个过程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Rhizomatiks在2006年成立时，只有4位成员。当时，媒体或者数字技术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商用，更不用说在被翻盖手机统治的日本IT界。真锅大度当时主要负责一些与网络相关的工作，比如网页的制作，“我们主要用的就是Adobe公司的工具，当时我的工作仅限于此”。由于凭自己兴趣所进行的技术实验一时看不到具体的应用场景，导致难以获得经济收入，他曾在办公室蛰居多年,最初只能在实验空间内做一些尝试，然后在一些商用设施和公共空间里开始相应的创作。Rhizomatiks创始人之一真锅大度。（图/由被访者提供）整个团队创作意识的觉醒是在2014年。整体的商业模式得到了拓展，Rhizomatiks也作为一家公司而诞生。公司里有一个调研部门，实时了解和研究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哪些新的媒体技术。但无论是穿戴式表演装置、人机互动，还是实时演算的投影，都很容易成为新媒体标签下的陈词滥调。如真锅大度所说：“通常两三年内我们认为是新的东西，再过两三年就发现满大街都是了，完全没有新鲜感了。”据展览的策展人长谷川祐子介绍，对于一般的新媒体创作，往往是先有艺术想法，之后才会需要相应的设备。但是Rhizomatiks首先会调研，他们先去开发，需要用一些什么样的设备、如何把新技术改良到可用，研究之后再去想艺术概念。这让Rhizomatiks的创作更像一个为技术赋魅的过程，与以艺术表现为先的创作团队不同，Rhizomatiks有着绝对的极客基因。“现在的网络是人与人进行连接的工具，其实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需要有更多不同背景的团队成员组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新的组织，这也是我们刚开始就考虑过的。包括现在，每个团队成员都在自己的领域进行团队合作，这样能使得各个领域、各个项目传递出我们独特的价值观。”真锅大度说。现在这个40多人的团队还在不断膨胀，不断地有项目找上门来，真锅大度总是在最后期限才能完成创作，所以他最近的烦恼是想更“卷”一点。“追求效率和追求有趣的东西，二者是不太兼容的，高效化是困难的。”他说道。这或许正是在工作和客户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团队与那些以工作室为核心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的不同。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那些知名的日本摄影师，他们白天在电通公司的广告拍摄中赚钱，晚上又可以遁入街道，拍下照片后立刻就在打印店里制成摄影集。Rhizomatiks这样的团队的展览，落地在深圳这个“数字创意之都”再合适不过了。科技、效率和创意，一切都是这个年轻的城市需要的。作者

采访作家皮拉尔·金塔纳那天，北京的雪下得很大。前晚，她在五道口Page

见到陈印泉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比视频中看起来年轻不少。在这之前，陈印泉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说了两年多“废话文学”，很多人在他身上感受到亲切感，给他留言“我爸说你说话很有水平”。他的“职位”也越涨越高，有网友在评论区里打趣：“刚关注你时还是股长，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副厅了。”精明、老练、说话像打太极拳，构成了陈印泉的互联网人格。不过，也有不少人通过互联网之外的渠道认识他。喜欢听相声、看晚会的人，大概率不会觉得陈印泉陌生。对陈印泉而言，相较于“废话文学鼻祖”，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相声演员，“毕竟已经说了17年了”。这17年来，他参加过不少喜剧节目，写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上过多个地方台的春晚，登上过央视的元宵晚会，也错过了一些机遇，对自己有过“当时要是那么选会不会更好一点”的质疑。聊起人生的上半场，擅长“废话文学”的陈印泉没再说废话，他回忆起那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路，也坦白地分析自己因长久浸泡在一个圈子里所产生的局限性。他最庆幸的是，自己人到中年依然没有泯灭天性。相声演员陈印泉。（图/由被访者提供）陈印泉开始创作“废话文学”，是受到了一则新闻的启发。视频中，一位医院领导在给医生们开会时，使用了大量重复的、没有意义的语言。作为一名说了十几年相声的语言工作者，陈印泉的语言敏感性突然被激发了。在陈印泉看来，“废话文学”是一种高级的语言形式，“它是看破不说破、识人不评人、知理不争论，大家都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但是有一种朦胧感，是一种中庸之道”。想到这儿，之前一直在拍摄“碎嘴子”系列视频的陈印泉，开始转换了方向。在第一条“废话文学”视频里，陈印泉扮演一个在饭桌上忆往昔的长辈，他一边挑着面条，一边说：“1998年那年，你想吧，1998年呀，我正上初中呢，你知道，你都，嘿，你都知道什么呀，我告诉你吧真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跟你说，哎，真的，当年赶上了，咱们，你是，你知道吗，你算是，嘿，你啊……”视频一发出去就火了。网友给他留言“我爸喝多了以后跟你一模一样”，有人在评论区里和朋友说“他这条视频信息含量太大了”，也有在生活中“深受其害”的人催他“你可赶紧吃吧”。这些热烈的反馈，给了陈印泉很大的信心。陈印泉拍摄视频的方式，和别人有些不一样。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一些朋友，“很多人都像上班一样拍视频，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开会、写脚本、拍摄”。陈印泉也尝试过这样的模式，但很快他就发现规律的创作方式在他这里行不通，对他来说，感觉很重要。“有时候真的把人聚齐了，熬一下午，什么都拍不出来。我已经有过这种经验了，之前硬扭着拍过，拍完了我自己觉得不太行，发出去以后果然效果也不好。”他的一些爆款作品，几乎都是在灵光一现中完成了的。有一次，他和同事去海南出差，手里拿着杯子，突然有了灵感，对着镜头说：“你这个事呀，我不是不办，至于要怎么办呢……”这一条视频给他涨了30万名粉丝。现在，陈印泉和编剧的合作模式是：只需要编剧给他一个话题，陈印泉就会围绕着话题打一个草稿，然后直接对着摄像头录上半小时、40分钟，最后找到自己状态最好的一部分，保存下来。“我这个人即兴的东西比较多，其实一开始我内心是接受写脚本这种模式的，但是弄了以后我发现，它把我羁绊住了，我总会想着这样说对不对，就连我说相声也是这样，除了一些重大晚会，很多都是现挂。”当然，陈印泉也意识到了这种拍摄模式的缺陷，“有时候发挥出来的效果就很好，有时候就差点意思，波动性比较大，时不时也会停更一段时间”。慢慢地，陈印泉总结出了“废话文学”的三种基本模式，让自己具备“什么话题都能说上一段”的能力。第一种模式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是比较初级的废话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大智若愚式的，用一些惯用的数据，以及专家、学者在发表言论时常说的“边角料词汇”，来弯弯绕绕地回答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第三种模式就是打太极。说到这，陈印泉张口就来了一段。“我敬大家一杯，今天在这里呢，对大家有‘三个感谢’，感谢什么呀？第一个感谢大伙这么多年来的支持与帮助，第二个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努力和辛勤耕耘，第三个感谢……”话语间，西装笔挺的陈印泉和视频中喋喋不休的他，渐渐地重合在一起。在短视频平台上说“废话文学”的陈印泉，心里是憋着一股劲的。“咱不能搞那种低质量的东西，还是得有点思想在里面。”他将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总结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闹剧”，“有些人就是纯搞怪，或者哗众取宠，在那作践自己呢，虽然也能博大伙一乐，但是没什么营养”；第二个层次是噱头，像各类探豪宅、豪车的视频，以及一些有才艺的博主，都是通过噱头来吸引大家的关注，带大家开阔视野；第三个层次是幽默，“无论是记录日常生活的、拍工整精巧的段子的，还是说鸡汤的，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能让大家听到弦外之音，有一些能共情的东西，甚至带来一些感悟”。陈印泉最想做的，就是在第三个层次里，找到“废话文学”和相声相结合的点。“相声”这门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质是讽刺，而“废话文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讽刺的态度。在陈印泉看来，喜剧的最高境界就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好的喜剧演员都在用演正剧的方式演喜剧，“很认真地干一件大家都认为没有意义的事，就会出来一个巨大的喜剧效果”。陈印泉时不时会听到一些尖锐的声音，有人给他留言：“你们说相声的现在都不务正业、干这干那的，我看这行要完了。”这些话，陈印泉都听进去了：“你看人家曹云金直播，播的是相声啊，而且他一直都没有摘掉相声演员的身份，这两年在互联网上弄得很好，如火如荼的，为什么人家能干的事我就干不成呢？”陈印泉想过转型，曾经也尝试过和年轻的博主们一起拍摄剧情类的视频，那种视频能把很多东西都装进去，“但是我和二十几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可能本身就存在语言代沟，比如他们说‘尊嘟假嘟’很自然，我一说就跟什么似的，而且一开拍，我那个演的劲就卸不下来”。陈印泉意识到，自己不能盲目地转型，这样很容易把以前积累的东西都弄丢。“而且我拍废话文学，基本都是我一个人说，船小好掉头嘛，这要是带上大伙，弄得不好，让大家都万劫不复。”陈印泉打趣道。他开始在“废话”内核不变的情况下，不断进行小方向上的调整，比如模仿各行各业的人，演绎不同领域的“废话文学”。陈印泉从小观察能力就很强，上学时，他经常在班级里上演“模仿秀”，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的课桌常年在讲台旁边，是老师“重点关照”的对象。如今他在视频中模仿的角色，比如舞蹈老师、电视民工、专家、领导等，基本都是他在生活中很熟悉的群体。他所在的文工团里，经常有同事排练舞蹈，久而久之，陈印泉完全掌握了舞蹈老师的精髓——“哎，女生站光里，站光里，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么多年来，陈印泉一直把“让别人笑出来”当作一件令他快乐的事。他对生活和情绪的感知力，并没有因为岁月增长而钝化。在被问到更愿意以哪种方式介绍自己时，陈印泉只回答了一句：“我是说相声的陈印泉。”“说实话，我还真不愿意把自己往多元身份的方向上贴标签。因为我觉得博主这个身份，现在对我来说还不算是‘业’，只能说是一个‘副事’，就像年轻人玩游戏里的支线任务一样，积点分、打点怪挺好的，但要是完不成主线任务，都是白忙活。”陈印泉说。在被问到更愿意以哪种方式介绍自己时，陈印泉只回答了一句：“我是说相声的陈印泉。”（图/聂一凡）他乐于分享自己在互联网世界中尝到的“甜头”，“这几年，相声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缓期了，能通过废话文学让大伙还记着我，我就很感谢了，而且说实话，这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几年电视上的喜剧节目越来越少，相声演员的曝光量都在往下掉，这时候还能有个事，让我产生一些新的热度，我特别知足，包括现在去参加一些相声演出的时候，主持人也喜欢往出报这个废话文学”。但他对互联网上的热度异常清醒。在他看来，很多时候，这些都是“虚假的繁荣”。“自媒体这东西，我想喜欢谁就喜欢谁，我对他的关注和取关，其实就是一个按键的事，我觉得你无趣的时候可以随时取关你，这是一个非常机械的操作，所以最怕的就是有点粉丝数就飘了，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他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茧房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互联网的世界全是平行的，举个例子，很多有500万、1000万名粉丝的网红，你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影响力特别窄，会有很严重的壁垒，但相声或者其他传统的媒介就不一样，比如一些演员在喜剧节目里登顶，或者上了春晚、拍了电影，有时候甚至能完成‘从人到神’的过程，只要你不出什么事，基本就不会下来”。再回过头看成为相声演员的这17年，陈印泉已经有了一颗平常心。“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很多比赛，都是陪跑，慢慢地，心理抗压能力就上来了，可能别人会哭，但我那时候已经都经历过一遍了。”他也有一些想起来会觉得遗憾的事情，比如当年德云社曾向他敞开过，他没去；一档捧红了很多人的喜剧综艺在录制前邀请了他，他也拒绝了。“我是不是运气好的那拨人里运气最不好的？当年那步是不是走错了？要是不那么选，现在的日子能过得更好吧？我偶尔也会有这样狡猾的想法。但其实都没有必要，当初也没人拴着我。”相声作为一种传承百年的艺术形式，有着很吸引人的闪光点，不过在这之外，身在其中的陈印泉还感受到了行业里的陋习，“比如这行业里的人大多都比较懒散，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思想上也偏传统一些，有时候这些标签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身上了，摘都摘不掉，我一直在跟这种东西作对抗”。他常年听老一辈人的相声作品，从里面汲取养分，拿出几个月的时间磨一个故事。现在陈印泉的愿望很朴实，那就是“过好日子”。“像他干摄像、我干导演，他搞自媒体、我去学划船，不都是为了把日子过得好点吗？未来大伙能通过看我的视频，多去看看我说的相声，我就很满足了。其实现在很多相声小剧场都通过直播来卖票，没办法呀，你不拥抱未来，未来就会抛弃你。”陈印泉说。

1月11日，演员贾玲发布长文亲自证实自己减了100斤，“医生谈贾玲整容式爆瘦”“我们失去了半个贾玲”“贾玲声音都变了”等词条迅速登上热搜。尽管爆瘦背后的健康问题有待商榷，但想到动不动就为身上这减了又增的几公斤夜不能寐的自己，我们总是一次次被减重成功的故事激发斗志。事实情况是，翻出收藏夹里尘封的跟练视频这个动作就已经消耗了大多数人90%的壮志，于是，他们盯上了“天降神药”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这是一种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药物。通过模拟人体内胰岛素分泌的调节物质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作用来发挥治疗效果。司美格鲁肽可以减缓食物从胃排到小肠的速度，有助于血糖控制和减少饥饿感，从而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尽管药物作用机制不同，但司美格鲁肽与传闻中硅谷精英用来延缓衰老、控制体重的“唐僧肉”二甲双胍（Metformin）一样，对渴望减重的人群有着同等的吸引力。然而，二者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一线药品，未经医生指导擅自使用可能导致的健康风险难以估量。在北京协和医院医学减重专家陈伟医生看来，减轻体重完全不必以健康作为交换的筹码，他在自己的新书《给国人的医学减重指南》中系统总结了医学营养减重的理论和实践，为“苦肥肉久矣”的人们提供了一部科学、规范、实用的医学营养减重指南。无论是是想要减掉几斤肥肉，还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最适合的减重方案。作者

元旦跨年时，青檬和朋友窝在出租屋的沙发上玩了大半夜的扑克，当窗外隐隐传出烟花炸裂的声音时，她特意清点了左右两侧朋友的“赌资”。出人意料的是，其中一位从不玩扑克牌的朋友，竟然是台面上唯一的赢家，密密麻麻的硬币散落在沙发上，竟然有20多枚。硬币是青檬和朋友在元旦假期前特意去商店兑换的，一人10枚，累计30枚。兑换硬币时，她们还特意买了鸭脚、辣条、瓜子、锅巴等零食，这是她们酣畅淋漓打牌时的唯一口粮。混合着咀嚼零食的声音，青檬和朋友一边分享工作中的八卦，一边抽空瞥一眼平板中热闹的跨年晚会，将平日只能承载劳累身体的出租屋变得充满生活气息。打牌间隙，青檬接到了老家父母的电话，询问她有没有好好吃饭、计划去哪里跨年。青檬将镜头一转，对准坐在沙发上满手扑克牌的两位朋友，她们热情地同青檬的父母聊天，分享自己当晚的“战况”。母亲同样将手机镜头调转，画面里立即出现了一张方木桌，桌上是凌乱的麻将，周围围满了人，都是青檬熟悉的面孔。青檬的老家在河南，打麻将、打扑克是过年时的必备娱乐项目，也是玩法最多的。逢年过节，青檬都会和家里的爷爷奶奶还有堂兄姐弟围坐一堂打麻将，这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娱乐项目之一，也是现在消遣时的娱乐项目。青檬打麻将的技艺是跟爷爷奶奶学来的。在她的童年记忆中，身材矮小的奶奶总是跻身于麻将馆中——说是麻将馆，其实就是房主在农村自建房中分出一间屋子，再在屋子内摆上桌子，后配上麻将。通常情况下，这间屋子在过年期间全天开放，屋内配有采光、取暖等设备，每桌游戏结束后要支付一定的房屋和设备使用费。小时候，青檬对乡村麻将馆有一种矛盾的情感。她喜欢到麻将馆内取暖，暖烘烘的炭火和煤炉将屋子内的温度拉高至十几摄氏度，她不必像在家中那般，里里外外裹了一层又一层。奶奶如果心情好，还会从口袋中翻出几块钱，让她买了零食坐在自己身边吃。但另一方面，麻将馆内人员复杂，经常有成年男性在场馆内吸烟，烟草呛鼻的味道让她觉得十分难以接受。有时候，一些大人输了牌后还会在麻将桌上冷言讥讽，也有些人的妻子会在寒夜冲到麻将馆，对麻将桌上打牌的男人破口大骂。青檬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的一位好友曾在临近过年时找到母亲，声泪俱下地控诉她的丈夫在年前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后，连续一个多月泡在麻将馆内，输了几千元不说，还经常对家中的孩子和自己发火。这位阿姨因为气不过，找到麻将馆理论，结果惹得丈夫不快，遭了一顿拳脚。青檬的爷爷和奶奶很少因为打麻将发生矛盾，他们都是麻将爱好者，两位老人后来还在家中设置了麻将馆。被选中的麻将馆屋子位于院子最东边，麻将是爷爷现买的，麻将牌背后还有一朵立体的黄色花蕊。不同于在别人家蹭暖，青檬在爷爷奶奶家明显自由了许多，她会挤在奶奶面前，看奶奶抓牌、出牌。家中没人时，爷爷还会将麻将拿出来，让她和家中的堂兄姐弟一起玩耍。渐渐地，青檬开始理解麻将的一些游戏规则，比如抓牌前要摇两次骰子，不同的牌面要分开放，要尽可能让牌面连成顺子或组成对子等。学会了这些简单的规则后，她便开始与亲戚家的孩子一起打麻将。青檬的大家庭中，共有八个小孩，自小会麻将的有六人，青檬属于上手比较晚、学得也比较慢的。因此每次打麻将时，青檬经常率先输光底牌，这意味着她本就少得可怜的零花钱也难保了。这时候，爷爷经常会帮青檬出牌，也会在她零花钱输光时悄悄再塞给她几块钱。一起游戏的其他兄弟姐妹并不会因此心生不快，他们似乎更愿意让爷爷多“赞助”青檬一些。“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我这里赢走更多零花钱，也能继续让我陪玩。”青檬说。除了爷爷，青檬的弟弟也会暗暗帮助她，只不过那时青檬年龄尚小，对弟弟放水的行为全然不知。后来过年大家一起打麻将时，弟弟才无意透露了当年的“善举”。“他告诉我，每次我打牌输了时，都一脸哭样。为了避免我‘水漫金山’，他经常在胡牌吃我时，按兵不动。”青檬对童年的这些记忆尤为深刻，以至于后来工作回家过年，和堂兄姐弟一起玩麻将时，也经常调侃自己小时候牌技虽然不佳，却让不少人赚得盆满钵满。小学毕业读初中后，青檬开始住校，与她年龄相差最大的一位堂姐也已经去了市区读高中。陆陆续续地，家中八个孩子开始聚少离多，有些甚至一个月也见不上一次面，幼时的麻将游戏成为了节假日才能拥有的稀罕事物。在此期间，青檬的奶奶在患癌后与世长辞，奶奶和爷爷的麻将馆也被关停了。青檬仍然喜欢在春节时与家人一起玩麻将，这时候家人最多、最齐，家中的食物也最丰盛，每个人手里的零花钱也更多了。只不过，麻将游戏的场所被搬到了爷爷的屋内，那是一间历史久远的瓦房，屋顶吊得很高，透过头顶破损的花纸可以隐隐约约看到粗大的木梁，有时候还能听到糊顶用的泥土掉落的声音。爷爷屋内的灯光远不如之前麻将馆中的明亮，青檬记得那是一个功率只有十几瓦的灯泡，灯光昏暗，灯的开关就在爷爷的床头。因为每个孩子都变得高大起来，小时候够不着的麻将桌反而显得矮小。八个孩子如过去一般分成两拨，一拨打麻将，一拨玩纸牌。爷爷也如过往一般，会在青檬输得一塌糊涂时偷偷塞给她一些钱，也会为每个孩子准备好瓜果零食等。2023年11月23日，成都。聚在一起打麻将的人。（图/阿灿）麻将桌上，大家的话题渐渐分层，年龄大一些的开始讨论文理分科、升学、恋爱等内容，年龄小的还停留在哪款游戏好玩、哪些同学闹了矛盾、谁被叫了家长。好在，这些看上去不搭边的内容并没有让大家生分，每个人仍固执地守岁，然后在凌晨时分顺着楼梯上到房顶，点上一两个炮仗，然后笑嘻嘻地互道新年快乐。“那是一个放鞭炮的时代，从凌晨时分就可以听到四面八方的鞭炮声响。”青檬语气里生出些许遗憾，更令她遗憾的是，一位堂兄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外地工作，即使逢年过节回家，也只是在爷爷屋内稍坐片刻便匆匆离开。麻将也彻底从青檬的新年活动中退场了。大学毕业后，青檬奔赴北京工作，后来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单位管理很严，会安排部分人员在节假日留守。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也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青檬曾多次在节假日时特意申请留守单位。经常与她一起的，是另外一位在京工作的外地女生。她们会在留守期间，约上三五好友到单位分配的宿舍里一起玩麻将、涮火锅，来自南北不同区域的人也开始渐渐相熟。这一过程中，青檬开始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人在打麻将一事上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北方的花色只有饼、风、万、条四种，而南方还有春、夏、秋、冬、梅、兰、竹、菊八张花牌。不仅如此，有些地方在打麻将时，还可以先弃掉一种花色，或在打牌中间“吃”掉某位牌友的牌，用来组成碰或顺子，而组顺子在青檬的家乡是不被允许的，除非吃牌的人要胡牌了。打法上的不同，在无形中加深了青檬和新结识朋友的联系。每次组队打麻将时，大家都会互相分享自己家乡的麻将打法，也会耐心教习不擅牌技的好友。如今，青檬依然喜欢打麻将，只是不再局限于线下，她渐渐接触了许多线上麻将。有些线上麻将不仅可以匹配陌生网友，还可以约好友互相游戏。与线下麻将相比，这种线上麻将的模式十分自由，玩者可以选择麻将的游戏次数，也可以选择胡牌的方式和奖励翻倍的倍数等。但同时，这种麻将不能实时线上交流，玩者只能使用系统预设好的表情以及语句沟通。青檬不喜欢这种沟通，因此与好友线上相约麻将时，她都会和好友一边开着音频聊天，一边游戏。线上麻将出牌时不需要过多思考，系统会提醒出哪张牌胜率最大，也会自动将所有麻将排列组合好，青檬需要做的只是轻点鼠标。“因为是好友局，所以只需要计算积分就可以得出哪位朋友胜率最高，而不必担心豆子（游戏中的一种道具，当豆子输完后，玩家则不能继续随机匹配对手参与游戏，但可以通过线上购买的方式获取豆子）是否充足。”青檬说。与青檬一样，她的弟弟在成人后也成为了麻将的忠实爱好者。在弟弟的手机上，青檬曾看到过多个麻将游戏群。弟弟告诉她，这些群内的人互不相识，但都是麻将高手，群成员可以在群内分享线上麻将的链接，有游戏意愿的群成员可以点击链接进行游戏。与青檬同朋友线上游戏的消闲、娱乐性质不同，弟弟与人相约线上麻将时如线下一般，带有一定的竞技性质，输牌者要在微信群内发专属红包给胡牌者，每次金额为5元。青檬很反对弟弟这种线上游戏的模式，小时候在麻将馆中的所见所闻历历在目，她不止一次劝弟弟不要在线上麻将中投入过多精力和钱财，而要适可而止。弟弟每次应允后，仍会悄悄在网上参与游戏。青檬的担心无法消减，作为一名有着十几年麻将游戏经历的而立之人，她始终认为麻将的终极意义是让人与人沟通，为人们亲近彼此提供契机。

窗明几净的某“大厂”总部，电影《年会不能停！》男主角胡建林周围，尽是光鲜亮丽的年轻同事。反观他自己，衣着俗气古板，双眸盛满不安。这个老钳工一遍遍自问：为什么被调到总部的人是自己？这肯定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样想着，他变得平静而自信。尽管作为角色，胡建林身上的特质是戏剧化且经过高度提炼的，但该片的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的确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我自己有一些长辈亲戚，就是平时话不多，工作非常认真、努力的。他们为自己有一门手艺，为自己的技术而感到骄傲。”不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非但没有胡建林这样的奇遇，得不到那么新、那么好的机会，而且都被认为是落伍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手工或者手艺吃香的时代了”。在这样的时代面前，在AI等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董润年却仍将自己的“一些理想”寄托在胡建林身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别人说你过时了，你就真的过时了吗？当你心里那簇火苗还在，你还有相信的力量的时候，你就有可能给自己打出一个新的天地来。”董润年的心里也有一簇火苗，叫作“电影”。为之添柴加薪的燃料，则叫作“生活”。20世纪80年代，相声是天津许多电台的保留节目，从下午1点30分一直放到傍晚5点多。在一户寻常人家，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坐在收音机旁，一下午一下午地听着相声。这个小男孩就是董润年。那些年，小润年还跟着“票友”奶奶，一起看了很多京剧。直到1995年前后，即将初中毕业的他，赶上了中国引进美国分账大片的节点，《狮子王》等电影的动人故事，就这样深入了他的脑海。之后，他又观看了《侏罗纪公园2》《拯救大兵瑞恩》等大片，意识到原来电影可以如此丰富，“拍电影这事儿太好了，它真的能够让你进入到一个梦想的世界，在里面遨游，然后忘却很多烦恼，而且能给别人带来很多快乐”。1999年，高中学理科的董润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导演专业，以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为志向，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本科毕业后，董润年选择保研，继续攻读电影学（影视创作方向）硕士。一堂课上，老师对他和同学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加入了这么一个夕阳产业？”如今回望，中国影视行业彼时处于起飞前期，刚毕业的年轻人想马上当导演，其实还很困难。大部分毕业生得先跟组做场记、副导演等工作，熬上五六年甚至10年，才可能获得自己导戏的机会。董润年选择了另一条路：先从剧作开始，也就是先做编剧。他觉得，剧作也是了解整个行业、提升自己讲故事能力的一个方式。《被光抓走的人》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指导的电影。（图/由被访者提供）2018年，董润年终于凭借自己的剧本《被光抓走的人》，得到了做导演的机会。而在此前一年，他其实还构思了一个职场讽刺喜剧，灵感源自身边的人，以及对生活的体察。董润年父母是天津某国营厂的双职工，在他小时候，父母常在晚饭时间闲谈上班时碰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久而久之，董润年发现自己了解最多的，不是自家生活，而是父母的同事和单位的事。后来，董润年也成了一名上班族，在学校任教。在早高峰地铁上，他看着一个个乘客“行尸走肉”似的上班通勤，仿佛整节车厢的顶都被压低了；在朋友聚会上，他听到自己的同龄人或者年纪更小的人，谈论一个永恒的话题：吐槽同事、上司，或者吐槽工作本身。“其实当代人上班这件事，是主流人群的主流生活。”这种感受带给董润年“去写、去做”的冲动，他决定创作一部职场喜剧，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寻故事背景。1997年前后，董润年父母这一辈国营厂员工，经历过一次社会性的、对下岗失去工作的恐惧。尽管大家最终“喘过气来了”，很多下岗的人也找到了新的机会，甚至找到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但他觉得，“对于所有上班的人，不论哪个时代，其实失去工作都是他们心里很恐惧的一件事”。所以，董润年和团队将故事背景定为裁员，先从自己身边的上班族开始，展开了剧本创作的前期调研。董润年的大多数高中同学，都在大学就读理工专业，毕业后进入了IT行业。通过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以及到企业里实地调研，创作团队了解了这群上班族的生活状态和内心想法。虽然经常跟同学们联络，但每次聚会，董润年还是会碰到自己听不懂的“互联网黑话”。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黑话不过是行业术语，即使被赋予了自嘲和讽刺意味，它们的存在也是合理的。所以，他和团队将这些话加入剧本不仅仅是为了讽刺和批判，也是为了与“胡建林”般的现代职场“小白”形成反差，制造笑料。经过同学们的引荐，董润年和团队又跟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以及学校的教职员工进行了交流，从而发现，“大家吐槽的很多事，本质没有任何区别，反映出的很多矛盾其实是类似的”。这批调研对象，尤其是刚工作三五年的年轻人，对于跳槽和失去工作并不是特别恐惧，在董润年看来，多数人“其实挺意气风发的，甚至有些人跳槽很频繁，很敢于辞职”。还有些人直言不讳，说自己不喜欢当下的工作，“恨不得马上被优化，因为可以拿到赔偿金，如果（赔偿金）足够丰厚，甚至可以休息两三个月去玩”。在生活和调研中获得的启发，或直接，或间接，或经过提炼和变形，被董润年和团队用在剧本当中，形成了主人公所在部门要展开末位淘汰，导致他陷入困境的故事雏形。2019年年底，《被光抓走的人》上映，当董润年忙完相关工作，再次拿出之前那部职场喜剧时，已经是2020年了。在打磨剧本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则社会新闻。新闻中称，北京望京某互联网公司在进行办公楼卫生检查时，发现了一名寄居的流浪汉。他白天躲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储藏间里，晚上人去楼空时再溜出来，先到茶水间吃东西，再找地方洗澡、睡觉。整整一个月，没人知道他的存在。“我们以为互联网大厂聚集了一批最聪明的人，他们用最先进的管理方法、各种我们不懂的词汇，生成了一个高效的管理综合体，但是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漏洞。”震惊之余，董润年想到，“当你足够聪明、足够有心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里面找到生存的空间”。新闻中的荒唐与反讽，激发董润年和团队修改剧本，将主人公变成到集团总部“告状”的下属工厂负责人。主人公尝试未果被赶出总部后，丢了手机和身份证，为了能见到董事长继续告状，便像那个流浪汉一样寄居在总部里，假装上班。写着写着，董润年还是觉得整个故事有些单薄，于是和团队展开了第三次、第四次调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职场环境和上班族的心态，已经和之前大为不同，“每个人都在谈论裁员的阴影，每个人都在谈论这种忧虑”。三四十岁的上班族即便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拥有相当的地位和积蓄，也还是有危机感和恐惧感；年轻人也不再像几年前那样意气风发，而是展现出超越其年龄的老成，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和未来。根据这样的现状，故事的裁员背景被扩大了，从单一部门的末位淘汰，演变为整个集团在转型过程中，为了保住现金流，进行大规模裁员。相较跟现实对号入座，董润年更倾向于通过诸多角色，展现职场人的一些共性，譬如职场环境、职务职位对年龄感的影响，还有人生阶段与境况对处世态度和行事风格的影响等。除了现实土壤，董润年和团队还从传统艺术的土壤里汲取创作养分。比如胡建林这个角色，其人设是董润年父母一辈工人的品质与大鹏自身特点的融合，经历则参考了经典相声作品《连升三级》。再比如人物关系的设置，传统戏曲的角色排列和表现形式在当中均有所体现。董润年尚未考虑过，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创作，但他的确爱好广泛，光是音乐上的取向，就横跨流行、交响、古典、说唱、抖音神曲等多种类型，而且，他经常刷短视频，对网络热梗很熟悉。创作者应当是包容的，董润年这样相信着，“只有接触了不同的东西，才能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他乐于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并接受各种东西的影响，“如果看到一些我觉得很新奇的东西，可能就会影响当下的创作”。剧本定稿后，以《年会不能停！》（下文称《年会》）之名立项，并于2022年年底开机。剧组里喜剧演员的比例很高，“大家能认定是喜剧人的，或偏向喜剧属性的演员，大概有20个，都是不同体系的”。大鹏是东北喜剧的代表，白客是网络无厘头的代表，孙艺洲遵循情景喜剧的表演方法，王迅具有西南喜剧的感觉，脱口秀演员表演语言的艺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选手则非常舞台化。不同的喜剧表演方法和类型，如何在短短2小时的电影里统一，是拍摄的难点与乐趣所在。通过反复沟通，董润年跟大家“对齐了颗粒度”，达成了共识：本片是一部结构性戏剧，包含很多反讽戏谑的内容。因此，演员们在表演时没有刻意喜剧化，“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状态去演所有的笑点、笑料，当观众代入这些人物，开始理解他们、认知他们，人物身上所有的错位形成的荒谬感，会产生喜剧的力量”。胡建林记人名，是全片最有喜剧效果的情节之一。决定将主要人物放在HR部门时，创作团队跟董润年的一位时任某互联网大厂HR总监的高中同学开了很多次会。同学透露，HR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head

说起俄罗斯科幻小说，必然绕不开谢尔盖·卢基扬年科。他是如今具有全球号召力的当代俄罗斯作家，代表作《守夜人》曾在全球畅销1200万册，作品融合了俄罗斯文学的哲思和绮丽的宇宙观，在世界科幻文坛可谓独树一帜。几个月前，由八光分文化和新星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深潜游戏》两部曲正式在中国发售。这部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科幻巨作，曾经横扫九项科幻大奖，被誉为“俄罗斯赛博朋克巅峰之作”。2023年12月初，“俄罗斯科幻大师谢尔盖·卢基扬年科中国行”活动来到了成都、北京和上海，与中国读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在此期间，谢尔盖·卢基扬年科接受了《新周刊》专访。据记者了解，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东方文化对他的科幻创作影响颇深，在对未来世界的构想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下是《新周刊》与谢尔盖·卢基扬年科的采访实录。俄罗斯科幻作家谢尔盖·卢基扬年科。（图/由被访者提供）《新周刊》：你曾经是一名精神科医生，这个身份与现在科幻作家的身份非常不同。当初的你为什么会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后来你又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李靖越lijingyuetanc@gmail.com

尽管“如今的年轻人被汽车驾照折磨到‘遍体鳞伤’”的消息隔三岔五地登上热搜，但大多数人都能在一波三折的考试体验之后平稳落地，成为光荣的新手司机。然而，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在路面上驾驶汽车好像有点过于平淡了，于是他们开始盯上飞行驾照。自飞行器诞生以来，向往飞行的人从来就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宫崎骏了，他的电影中与飞行相关的意象无处不在。吉卜力工作室的命名也是受到二战时期一款名为“吉卜力”的意大利侦察机的启发。在宫崎骏的电影里，飞行往往代表着自由、探险和逃离现实的渴望。《天空之城》中的天空和飞行，是逃离地面上战争和破坏的象征；《起风了》中，主角的飞机设计梦想反映了对美和创造力的追求；《红猪》中，宫崎骏更是借主角波鲁克对飞行的执着展现了自己的飞行情怀。到了今天，天空似乎变得触手可及。随着航空业的发展和飞行学院的普及，飞行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成为了实际可行的爱好甚至职业选择。美剧《摩登家庭》里，退休的大家长Jay短暂“背弃”了陪伴自己多年的高尔夫俱乐部，瞒着家人来到飞行学校学习，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顺便证明自己的勇气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而流逝。像所有极限运动一样，飞行与冒险精神、挑战自我、追求自由等种种特质之间几乎画了等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体验。在大多数人眼中，操纵像飞机这样精密的大型机器可能是一项过分艰巨的任务，但事实上这并非一门多么高深的学问。有着超过数十年飞行经验的王正曾经是一名空军教官，也帮助许多飞行爱好者在民用航空领域完成了自己的飞行梦。在他看来，获取飞行驾照并不难，它确实要求申请人接受专业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但正确的指导和适当的练习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飞行的乐趣。“很多人可能对飞机驾驶员有一种印象就是，他们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头脑和身体素质都得是顶级的——但这是空军飞行员的录取标准。民用航空就没那么复杂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体验飞行，大多数人都能在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考取运动驾驶员执照或者私用驾驶员执照。这两种飞行驾照的申请门槛并不高。”王正说。现在，尝试体验飞行的人越来越多。（图/Unsplash）在民用航空范围内，除了以经营、取酬、运输为目的的商用驾照，大部分爱好者选择考取的都是王正所提到的运动驾驶员执照和私用驾驶员执照。“运动类执照是最好拿的，达到30小时的练习时间就可以参加考试，通过就能拿到驾照，可以驾驶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1200千克、4座以下的固定翼轻型飞机。”在王正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学员在经历了15—20小时的飞行练习之后，就可以在没有障碍物的低空独自完成一次飞行，仅需一个月左右，很多学员就可以拿到运动驾驶员执照。与汽车驾照的培训内容类似，考取飞行驾照也要经过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的学习。理论学习涵盖了气象学、航空法规、飞行原理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实践部分需要在专业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学员会学习操控飞机的起飞、降落、转场等基本技能。“民用航空领域内的飞行培训不对学员的个人素质作过多要求，且只要年满17周岁就可以申请执照。”王正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驾驶飞机并不比在路况复杂的地面上驾驶汽车来得更困难。随着小型飞行器的普及，飞行已不再神秘。与过去相比相对较低的培训价格，也是越来越多人想要学习飞行的原因之一。据记者了解，运动驾驶员执照的培训价格大概在8万元，包含了学习和考试的各个环节；考取私用驾驶员执照的全部费用在15万元左右。与运动驾驶员执照相比，私用驾驶员执照的应用范围更广。“运动类执照不是国际通用的，所以很多人会考全球通用的私用驾驶员执照。在考试和学习内容上，两种执照并没有难易的分别，私照会多一个民航二类体检的流程，可以驾驶2—6座的主流机型，但是驾驶培训机型以外的不同机型需要增驾。”王正进一步介绍道。小汀是此次接受采访的飞行爱好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月前他刚刚过完自己的18岁生日。在生日的前一天，小汀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独立飞行。小汀认为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擅长运动的人，但与飞行有关的除外。滑翔伞和驾驶飞机是他为数不多坚持下来的爱好。“不是所有看起来像运动健将的人都必须活泼好动的，”身高超过190cm的小汀说，“学校里的各种运动社团，篮球、棒球、游泳，我都不感兴趣，也实在不擅长。”小汀的家里挂着他在帆船俱乐部的纪念照，照片里的他一脸茫然，船的另一侧是同样茫然的队友，“这张照片能被留下，是因为它难得地记录了我们同时在船上的一刻。在那之后我们几乎就没从水里出来过，完全没办法掌握船的平衡，不断地落水、爬起、落水，到后来我已经放弃再次爬上船了”。在以上领域屡战屡败之后，小汀终于发现，“比起那些传统项目，我还是更喜欢相对平静、能够独立完成而且可以同时调动大脑和身体配合的运动。这些体验都能在每一次飞行中找到”。Cici曾经动过要做职业飞行员的念头，她的家庭和飞行颇有渊源：“自打我对‘职业’有概念起，就知道我的家里有几个人在从事这个行业，有空军飞行员，也有人在几大民航工作。这个工种对我来说并不神秘，而且相对于待在办公室里，我一度觉得飞行员的工作环境更简单一些，飞上天之后，空间和时间都是自己的。”2015年前后，Cici在航空学校拿到了自己的飞行驾照。与以发展兴趣为主的飞行俱乐部不同的是，航校的学员在毕业后大多会进入航空行业，不过Cici选择的是另一条路，“我本来是学新闻传播专业，在航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更希望能长期接触更新鲜、有意思的事儿，当时有一个杂志社的工作机会，所以我又回到了新闻行业”。2023年11月23日，珠海。2023亚洲通用航空展上，观众参观一架双座轻型飞机。（图/陈骥旻/中新社）与Cici的“激流勇退”不同，展望通过飞行培训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年近50岁的展望是飞行社群里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在各种飞行活动、比赛、航展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据他所说，以前的男孩们都有一个“飞行员梦”，但都先后折损于空军飞行员严格的录取规则中。“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两届的师兄通过了飞行员体检。我从小就喜欢与飞行有关的一切，虽然当时连飞机的样子都还没见过，但还是日夜盼着自己也能有参加体检的那天。后来的结果肯定是没通过，不过这个遗憾终于在多年后弥补了。”展望拒绝称自己为“飞行爱好者”，他觉得自己怎么也称得上是“发烧友”级别。他不仅热衷飞行这项运动，还对飞行器有所研究，“身边朋友想要学习飞行或购买私人飞机，时常来问我的建议，我也乐意解答。任何时候让我再做一次选择，飞行员都是我心里的首选职业”。拥有飞行驾照后，小汀、Cici和展望的生活仍然是围绕着自我、家庭、工作和社交展开，但他们的世界里的确多了一片天空。学会飞行于他们而言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掌握一门技能，更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比起有人陪伴的飞行，小汀更喜欢独自体验其中的乐趣，在一次次飞行中，他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窗口。“飞行了40多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我喜欢的不仅是飞上天空的感觉，更是操控飞机的成就感。每当顺利完成一次起落和空中转场，这种成就感又会增加几分。”正在准备申请大学的小汀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所在。即便最终选择了不同的职业道路，飞行依然是Cici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利用空闲时间独自驾驶飞行，Cici掌握的航空知识也被她应用在工作中，“离开新闻行业后，我来到大厂做国际物流业务，也是与航空强相关的领域。学会驾驶飞机增强了我的信心，让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触碰的”。Cici说：“既然我能克服条件反射一样的心理恐惧，并且顺利完成一件被认为很困难的任务，那我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呢？当初没有选择飞行员职业，是因为当我掌握了这门技能后再去反向看这件事情，会想知道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什么。我发现自己的能力可能远大于每天坐在驾驶舱去推杆、起飞和降落，我的世界可能会更大，未知的事情远比在飞机上要多得多，不如出去再看看。”展望一直把飞行视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热衷于参加飞行活动，与飞行爱好者交流心得。他的家中摆满了各种飞行器模型和与飞行相关的书籍，这些都是他多年来的收藏。对他而言，飞行不仅是一项爱好，更是生活的一部分。投资人的敏感也让他看到了这个领域潜藏的可能性，“中国民用飞行驾照的持有量极低，据我所知，全国范围内持有运动类和私用飞行执照的也就几千人，而在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这个数字是几十万人。空域没有完全放开，民用航空市场的推广投入不足，导致许多人对飞行并不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潜力不可限量”。陪同学员经历了无数次起落之后，飞行教官王正对这项自己最熟悉的运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飞上天空之后，有人感到肾上腺素飙升，很快就从中找到乐趣。大部分人是在几次练习之后便克服了恐惧，逐渐习惯了飞行的感觉；也有人觉得这项运动不适合自己，通过一次体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新体验都像一道小小的法门，穿过它，我们的生活可能骤然转向，也可能一切照旧。这都没关系，有些东西体验过就足够。”作者

倘若把导演经历比作人生阶段，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就像人的青少年时期，热情、恣意、奔放且自由。在这一阶段，筹拍期间的麻烦一个都不会少，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会一览无遗，然而，个人气息也是最浓烈的，创作中的热情也会最大化。电影中的优点和缺憾，夹杂着那股生猛的劲头，组成了处女作魅力的一部分。2023年12月1日，导演郝飞环的处女作《沉默笔录》上映。这部电影创作于5年前，于2018年10月开机。那一年郝飞环27岁、主演章宇35岁，《沉默笔录》是章宇拍完《我不是药神》后接的第一个剧本。上映前，郝飞环发了一条朋友圈：“等待了1825天，这条变得沉默的野狗终于要来了。”以下为郝飞环的自述。拍《沉默笔录》时，我们剧组一群人驻扎在贵州的一个小镇上，租住在一家养老院。我跟摄影师还有执行导演，几个男生挤在一张大通铺上睡觉。每天早上出工，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正起床准备吃饭，我们背着大包小包的拍摄器材出门；夜里收工回来时，他们都睡了。偶尔赶上拍摄不顺利，我们一群人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心情全写在脸上，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也能有所察觉。镇子上没宾馆，连招待所都没有，我们就在附近居民家中给章宇租了间小卧室。后来有一天我去找他，发现他一直都在上旱厕——当时条件确实挺艰苦的。拍摄那年我27岁，包括摄影师、执行导演在内都跟我差不多年纪。说实话，我当时脑袋都是蒙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拍电影，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如何应对。一开始，我还是当成拍学生作业那样操作，后来发现根本行不通，每天在现场要面对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和拍学生作业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当时我心里一直在打鼓，担心片场出现的各种问题，更担心自己不能很好地应对。有时压力一上来，我会觉得我离拍电影这事儿也太遥远了。宇哥（章宇）听到我这么说，过来跟我讲：“你不要想这么多，你现在干的事情，就是你离电影最近的时刻。”电影《沉默笔录》剧照。说起来可能有点冠冕堂皇，但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鼓舞。当时我听完这句话，真的就跟动漫里觉醒的角色那样，突然变得挺“燃”的，我开始感受到我正在慢慢接近我一直以来渴望的电影行业，那种感觉挺让人激动的。其实一直以来，我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内心充满创作的激情。和我搭档的小伙伴们，有电影学院的同学，还有一些之前的朋友，他们也都和我一样，充满了激情。从开机到定剪，整个过程里，我们都是这样，一边充满激情，一边自我怀疑。那种复杂的情绪很难形容，但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拍摄完整部电影。我知道这部电影有一些地方没能处理得更好，有时我甚至会想，要能早点意识到这些问题就好了。当时为什么剧情要这样处理？为什么某个镜头没多拍几遍？回想起来还挺遗憾的。但反过来我又觉得，这些事情只有在经历之后才能反思出来。拍摄过程中，我做决策的时间很短，状况层出不穷，计划好的事情一再被打乱。有时我甚至会想，今天只要能开机，把镜头对准人开拍就算成功了。倘若重来一遍，真的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小时候，我听长辈给我讲过不少联防队的故事，故事听起来非常离奇，有的甚至带着宗教色彩。写电影剧本时，我把这部分儿时记忆调动出来，尝试用类型片的框架讲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导演库斯图里卡，几乎每年都会把他的电影拿出来重新再看一遍。我特别喜欢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呈现出来的气质，吉卜赛式的狂欢、不时响起的手风琴，有一种狂欢、迷离的场景氛围，这种腔调让我十分着迷。库斯图里卡导演的《爸爸去出差》，对我写《沉默笔录》的剧本有很大启发。电影在南斯拉夫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用儿子的视角去讲述父亲所经历的一切，展现时代里的动荡、人与社会之间微妙的关系。“父子关系”可以引申到很多个层面，有多种解读方式，选择这个角度的话，我可以调取自己的生活经验，借鉴身边朋友的例子。有人评价这部电影看似是一个替父追凶的故事，实则是一场精神弑父之旅。看到观众愿意去解读和想象，我挺高兴的。他们在用想象力填补影片没能呈现出来的部分。对于剧情，我不想做过多解释，就和最后的开放式结尾一样，结束在章宇饰演的李立忠表情复杂地坐在两个坟包之间，剩下的就留给观众去解读了。等了5年，电影终于要等来观众的检阅，我其实挺激动的，也会认真听取大家对电影的反馈，表扬也好，批评也罢，我都会认真对待。平遥影展映后交流时，有观众反馈这部电影在剧作编排上不够悬疑。创作的时候，我确实没想往推理悬疑类型的方向上靠拢，更多是想制造一些悬疑元素，就像一个个扔下来的鱼钩那样，钩着观众继续往下看。本想着甩一下鱼钩能钓一条大鱼上来，但好像没达到预期效果，只钓了几条梭边鱼上来。观众的这种反馈我是接受的，有些地方确实没处理好。如今，电影上了院线，能被更多观众看到，我已经非常满足了。之前我还一直苦恼这部电影什么时候上映，如今电影上映了，当时的愿望也就实现了。人不能想要太多东西，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电影在平遥影展上映后，我心里的石头就基本落地了——这一刻真的等了太久。无论如何，电影已经拍完了，里面拍摄的情节也都已经板上钉钉，我没必要为已经发生的事情一再纠结。很多时候，完成比完美重要。我在2016年年底就写完了剧本，次年参加了扶持青年导演的“青葱计划”。王红卫老师看完章宇演的《大象席地而坐》，引荐我认识他，后面我很顺利地和章宇达成了合作。章宇特别认真，他每天来片场只带两样东西——剧本和茶杯，连手机都不带。不拍戏的时候，他会亲力亲为地帮我解决问题，这完全超出了一个演员该做的事情。我能感觉到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青年导演好，这当中不仅包括我，还有其他人。这几年他陆续参演了很多青年导演的电影，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对方。电影《沉默笔录》剧照。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章宇凭借《沉默笔录》的表演拿下“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奖，我高兴坏了，那天是我在影展期间最开心的一天。费穆荣誉的颁奖词说得真好：“在大量特写与长镜头的凝视中，完成情绪的积累和突破，给予角色电影未曾言明的信息与情感力量。”这也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章宇通过他的表演，把我在电影里未能呈现的部分填上了。颁奖那天我特别高兴，典礼结束后，又跟大家喝了点酒，准备走的时候，发现《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粉丝在门口等我，我特别惊讶，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粉丝们应该知道我认识导演孔大山和通哥（王一通），还专程带了海报过来。影展期间，他们还一直帮《沉默笔录》做宣传。我很感动，于是想着大家一块儿拍个视频高兴一下。拍视频时，他们想喊“祝《沉默笔录》大卖”，我说别喊那个了，大家一起喊“人人都爱孔大山”“人人都爱王一通”。我的性格一直都挺外向，但没测过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不知道是i还是e。我身边有很多i人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挺e的。我读高中时，喜欢打篮球、跳街舞。街舞主要是Popping（机械舞），但没找老师正统地学过。那时候，我从土豆网和优酷网上搜南贤俊的Popping舞蹈视频，跟着一块儿跳，学wave、练肌肉控制和手臂振动，我还会跳迈克尔·杰克逊的Dangerous。我不仅在学校表演，还经常在家里展示，甚至亲戚结婚时都要上台跳一段。那时候我妈天天跟我说：“你爸过生日了，你得跳一个吧？”“亲戚结婚了，你不上台演一段吗？”“妈妈过生日了，你不得唱个歌吗？”我姐结婚那天，家里人给我弄来一套西装，叫我上台跳舞。半年前，家里人把当时的视频翻出来，看得我真是脚趾抠地啊，太尴尬了。长大了虽然不用经常表演了，但我妈还是总想带上我。前段时间我妈部门团建，要求走模特步，还叫我上台跟她一起走台步。我确实很少内耗，但内容创作者难免会陷入纠结和自我怀疑，所以我会让自己手头一直有事情做，一步一个脚印地来。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做导演，准备先把类型片的概念玩明白。我一直喜欢的电影类型是犯罪类和喜剧类，接下来也会继续探索和学习。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每次拍学生作业，我们都很乐意在彼此作品里出镜。未来我也不排斥做演员，但可能得先练好普通话，我现在一口四川“塑料”普通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角色限制，声、台、行、表也差点意思。做电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沉默笔录》用了5年时间才和大家见面，这期间我越来越明确一件事，那就是：表达不分好坏，创作的时候不能想太多，瞻前顾后、掺杂太多想法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从初中时期就开始喜欢电影，那时候最爱看CCTV-10《第10放映室》、CCTV-6电影频道，还会买《看电影·午夜场》杂志看，当时就觉得能用影像讲述一个故事，这事儿真的太有魅力了。有时我看完电影、看完杂志，还会写影评，把从杂志上学来的“后现代”“能指与所指”“巴赞”之类的大词全都用上，经常发在QQ空间，同学们一个个看得云里雾里，完全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回想起那时还挺“中二”的，但当时我觉得自己厉害极了。高中时候，我还在作文课上写了一篇《论电影》的文章，内容主要都是从《看电影》里学来的东西，用了很多专业名词，把能想到的厉害词语全都放上了。老师看完挺喜欢，觉得我写的东西和别人的不一样，问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当导演！”初中、高中时我把电影当成爱好，那时候口中的梦想，更像是一种“口嗨”，我对做这件事要付出多大心力、做多少准备，完全没有概念。等到如今，我把拍电影作为一种职业，才意识到梦想和现实之间，有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回想这段历程，还挺不可思议的，有时感觉像在攀登，一步步往前走，不断接触新的同学、遇到不同的老师，每次都像打开不同世界的大门一样。我还在往前走，不知道下一扇大门后有什么。《沉默笔录》定档后，一个高中同学给我发微信，他说：“恭喜你啊，一直说要当导演，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你真的做到了。”作者

屿本文首发新周刊650期《2024生活趋势报告》

在北京，热爱生活的年轻人开始赶起了大集。他们赶的，不是繁华商圈或园区里卖着各种文创产品、一杯饮料动辄三四十元的潮流集市，而是流传至今的传统集市，蔬菜水果、花鸟鱼虫、小吃、不贵的服装……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几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北京大集和其他地域的大集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同样是原始的、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它在视觉上就是接地气的，这里可能会有人费尽心思兜售以次充好的产品，但没什么人会花心思装饰摊位。支个架子，或者干脆在地上铺一块布，摊就成了。有些商贩是附近的村民，摊位上的土豆是早上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耳边除了商贩提前录好的吆喝声，还能听见热火朝天的砍价声，生活在这里变成了一件特别具象的事情。北京的大集一般都分布在五环外，这里更像北京的另一面。每个月，北京都会有数十个大集开集，但许多生活在北京的人可能从未去过。在这里，时间似乎停止了，每一年，这个城市都在发生变化，但这些大集和十年前相比也没什么区别。来往其中的年轻人，有些人喜欢这里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走在其间有一种确认自己还“活着”的真实感；有些人喜欢这种“全场随意消费”的感觉，不用随时提防会遇到“刺客”；还有些人是在怀念家乡。去赶集也不是非要买点什么，赶集本身就是一种生活。一些顾客在摊位前挑选冰糖葫芦。（图/由被访者提供）北京大集是靠着口口相传和偶遇来吸引人的。刘羽第一次跟着人群来到常营大集附近时，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离大集差不多20米远的时候，我还掐了自己一下，看着那一片花花绿绿的遮阳伞，我差点以为自己穿越了。”这个反应也不算夸张，毕竟刘羽上一次赶集还是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刘羽的姥姥住在乡里，刘羽在寒暑假经常回去。每月赶集这天，乡里唯一的一条主干道上就会挤满从外地来的商贩，她还记得那时候自己每次都吵着要吃铁板鸡。后来姥姥去世了，她就再没回去过。今年是刘羽来到北京的第四年，这四年她一直住在常营附近，没听说过有什么集市。那天是她出来骑自行车，看到很多人都往同一个方向走，以为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她就跟着人流一路骑了过去。“确实挺意外的，在我们家那里，只有乡镇里会有集，之前也听说过北京的沙河大集，但是都比较远，常营这个应该是离市区最近的集了。”刘羽说。走在集上，她有一种全身“通了电”的感觉——“很多小时候的感受突然跳了出来，感觉自己赚到了。集上的整个氛围特别松弛，有很多和我一样骑自行车来的叔叔阿姨，他们还夸我的车子好看。”刘羽说。从那以后，刘羽觉得自己有点上瘾了，几乎每半个月她都会去找开集的大集逛逛，最远的一次去过昌平。去大集的交通都不太方便。“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话，一般要走很长一段路，最近几次我都是和朋友开车去的，找停车位也很麻烦，不过大集的初衷就是为周边生活设施不是很完善的居民提供一个固定的购物渠道，所以可以理解。其实各个集市都没有太大差别，我这个人就是有打卡的瘾，等到天气暖和了，我打算骑车把北京所有的大集都打卡一遍。”刘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想要长久地逛，寻找自己生活半径内的大集很重要。“挤”是赶集的常态。“说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工作日的时候，商场里一般都没什么人，但集上不会，工作日去照样是人挤人。这可能也说明了赶集的和逛商场的不是一批人。”刘羽说。Bonnie去的大兴榆垡集市也同样如此，这里每天上午开集，大到家装板材，小到米面粮油，里面都有卖，“去了几次，发现摩肩接踵是常态”。但Bonnie并没有因此产生负面的感受，“慢悠悠地穿梭其中，周围有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但并不觉得吵闹，反倒觉得内心多了一份宁静，很喜欢那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赶集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略显拥挤、吵吵闹闹却不被人讨厌的事情了。2019年1月28日，北京。房山区张坊镇的大集云集了周边地区自产自营的土特产。（图/视觉中国）大集是“无所不能”的，走的集多了，什么事都能碰到。这种“无所不能”，有时候能让人大饱口福。王苗苗喜欢吃辣椒，但平常超市里只卖袋装辣椒粉，“吃起来不新鲜，味道也不正，可能是因为用油炸过，所以吃到嘴里会有碎渣，口感不好”。她在北京找了几年辣椒粉，始终没找到满意的，最终在山东庄大集上碰到了。刘羽也在大集上碰到过“家乡味”的烤串。不过大集的“无所不能”，有时也让人啼笑皆非。除了吃穿用度，大集上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卖“文玩”的人，玉石、檀木手串等原本就“水”很深的东西，有时也会被摆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很多时候，他们卖的东西都假到离谱，一眼就能看出来。”王苗苗感慨道。她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喜欢去找这类商家砍价来消磨时间，前段时间，她碰到了一个自称是卖紫檀木手串的老板，要价200元，王苗苗费了一番口舌，将价格砍到了80元，然后转身离开了。事后她也在想：“他们（这类商家）的存在也许是有合理性的，在集上买这些东西的人，应该不是为了收藏、等它们升值，他们可能只是看到了一个漂亮的东西，把它带回家会很开心。再讲讲价，也不会花什么冤枉钱。”大集是“无所不能”的，吃穿用度，什么都能碰到。（图/由被访者提供）在集上除了生意，还有人情味，人与人之间总能产生更亲密的连接。让Bonnie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卖金鱼的爷爷奶奶。“他们六七十岁的样子，带着一只猫和一只狗在集市上摆摊卖金鱼，摊位牌子上写着‘金鱼一块钱三条’，起初是感叹金鱼的价格，后来凑前一看，有只猫咪贴着鱼缸睡得很安逸。我问奶奶猫醒了会不会偷鱼吃，奶奶很朴实又骄傲地摇摇头说不会，看我在给猫咪拍照，还特意把猫咪叫醒，抱起来给我拍。然后爷爷拍了拍他身后熟睡的小狗，说它们俩养了很多年，都很乖。最后我买了一块钱的小鱼，其实我并不会养鱼，但是我想留着爷爷奶奶这份朴实。”Bonnie说。在赶集的，不只是在不同摊位前移动的顾客，很多商贩也同样是赶集的人。碰到人少的摊位，刘羽有时候会和老板聊上一会儿，他们几乎都是常年奔波在路上。“有一个卖菜的大姐告诉我，她会去很多地方的大集，不只是在北京，像三河市等周边的地方，她也都会去，这就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做赶集的生意，投入的钱要比开店少很多，也不用太担心客源，她在一些村子上还有熟客，就是跑来跑去可能会辛苦一点。她让我相信，勤劳是可以致富的。”刘羽说。一个集市，也是一副浓缩的众生相。在这里，有人赶的是乐趣，有人赶的是生活，他们都可以不卑不亢地走在其中。赶集是一种早在古代就形成的民间风俗，南方称其为“赶场”、“赶街”、“赶山”、“赶墟”（赶圩）、“赶闹子”。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之《地部一》中就有记载：“岭南之市谓之虚……山东人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谓之‘赶集’。”早年间，赶集不只是一种交易手段，也成为了一种管理手段。由于当时集市承担着乡村地区生产、生活资料交易的重要使命，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府，都会通过对集市乃至集镇的控制，来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管理。在现代，集市也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交易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集市的其他附加属性，几乎都已经消散——它又回归最原始的本质了。但千百年来，赶集这一行为模式，早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惯性，人们在基因里就带有对烟火气的原始渴望。千百年来，赶集这一行为模式，早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惯性，人们在基因里就带有对烟火气的原始渴望。（图/由被访者提供）谈起喜欢赶集的原因，王苗苗说：“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被禁锢在小格子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特别少，所以这样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就显得特别珍贵。”结婚之后，王苗苗来到了北京，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她的娱乐项目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但是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家里的时候，又需要与外界接触。每次去赶大集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接触社会、拥抱社会的感觉，重温人间的热闹，这是一种情绪的抒发。”在备年货的阶段，集市对王苗苗而言更是个不可缺少的地方。“如果过年的时候在超市里按部就班地买东西，是感受不到那种热闹氛围的，超市里顶多会增添一些红色的装饰，卖些新年礼盒。但是走在大街上，走到集市里，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到处都能看到红色的对联，看到集上摆放的瓜子糖果，大家都是喜气洋洋的面孔，年味一下子就有了。”王苗苗说。对王苗苗来说，赶集是一种驱散孤独的方式，也是一种对过往生活的怀念。疫情期间，大集曾停摆了一段时间，每次路过，王苗苗都觉得有些落寞，和她一起感到落寞的，还有一位大爷。大集正常开集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传统的剃头匠过来，那时大爷剪个头发只需要花几块钱；剃头匠不来了，大爷只能在理发店里剪头发，即便是小区里的那种小门面理发店，收费也要几十元。“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赶集是他们几十年来的一种生活模式，每月逢九开集，这是他们生活里的一个盼头，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王苗苗说。

联系上陈翠梅的时候，她正在马来西亚拍片。由于实在没有空余的时间完成采访，她选择在拍片的间隙，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圆珠笔写下只言片语，然后用手机拍下来，通过微信传送给我。“标题就叫‘我在生活的缝隙之间创作’吧。”陈翠梅说。这既是她对自己的一种调侃，也是大致的事实。通过陈翠梅发来的照片，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马来西亚最近一直在下雨，东南亚的热带植物被雨水冲刷得绿光锃亮。“有个印度男人撑着伞，赤脚在下着大雨的马路上走着，神态自若。”她在纸上写下这些。陈翠梅执导的电影《野蛮人入侵》，今年8月上映后引发了一些争议，然而，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有争议并非一件坏事。这部电影也被众多观众打上了“女性电影”的标签，陈翠梅在后来的采访当中也表示，自己并不是在拍“女性电影”。陈翠梅说自己中文不是特别好，在我看来显然是谦虚了，以下是她的自述。很高兴成为新周刊中国视频榜“年度青年创作者”，但其实最近几年，我开始怀疑作者和作品这种想法，我认为我并未创作过什么。我为什么拍电影？其实真的不为什么，可能欠缺野心，我的人生特别漫无目的。我认为我自己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少有的快乐的人。我的生活追求，是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做不到，那至少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创作是我在生活的缝隙思考的方法，很多时候电影里的人物对话都是我的自问自答，他们经常是我的分身。因为文学和电影，我们可以经历不同的人生，有时候我就只是在脑海里想象我的不同可能性，基本上电影、微小说（中的人生），都是我自己虚构的人生，在我的虚构里，我可男可女、可老可少。创作是陈翠梅在生活的缝隙中思考的方式。（图/由被访者提供）我不觉得我的电影是女性电影，或者马来西亚电影，或者华人电影，但是如果有人这么来贴标签，那也没什么不对。不过我拍《野蛮人入侵》的时候，肯定没有抱着“我要拍一部女性电影”这样的想法在做。在电影的戏中戏开头，片中的导演胡子杰（张子夫饰）给女演员李圆满（陈翠梅饰）讲了一个关于宫本武藏被年轻人挑战的故事。胡子杰说：“对那个年轻人来说，剑就是一切，但对于年老的宫本武藏来说，一切都是剑，阳光是剑，时间也是剑。”后来胡子杰又补充了一句：“以前，电影就是一切。到了现在，一切都是电影。如果我们置身事外，在自己的生命里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生活就是一场电影。”我觉得这段话，基本上就是我的导演阐述了。陈翠梅导演作品《野蛮人入侵》剧照。（图/由被访者提供）片子里说“我们来拍点好玩的”，所以我只是想要好玩，电影不是我的目的，拍电影本身才是。生活是什么？电影是什么？电影是生活的映照吗？生活是我们想象世界的映照吗？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这几年比较麻烦的是，我觉得根本没有是非对错。大家都是盲人摸象。因为我们的文化成长背景不一样——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性别、宗教、年龄、原生家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都只是片面的。也因为我们生命的有限、宇宙的无穷，我们没有可能知道事实的全部。

第一次跟“种地少年”们谈天，是今年初春在杭州三墩的田坎上。再次与之对谈已然是小雪节气，他们亲手栽种的小麦早被磨成了面粉，化作菜肴登上千家万户的餐桌，那些饱含热忱与汗水的玫瑰花，也在他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的地方竞相开放。对“种地少年”赵小童来说，《种地吧》的录制是他在2023年最主要的一项工作与实践。以此为契机，原本对未知前路心怀忐忑的他和伙伴们，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广泛关注，以及许多人的喜爱。这样的结果固然令人愉悦，而赵小童和伙伴们也不会忘记，一切都离不开幕后的百余位工作人员。在200天的拍摄期里，他们处成了一个凝聚力十足的大家庭，“虽然不知道前方的方向是什么，但大家真的是在共同前进，都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种地吧》的成功令赵小童感到自豪和幸福，但是，他在今年的收获绝不仅限于此。以下为赵小童的自述。今年对我而言比较大的一个收获是，有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互联网朋友，（我）在获得关注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些新的技能和生活经历。比如尝试唱跳结合。因为我比较喜欢探索从没做过的事，而且身边的卓沅既会跳舞又会编舞，可以带着我一起学习。我唱歌的时候，大哥（蒋敦豪）、二哥（鹭卓），包括李昊他们，也都会给我指导。因为《种地吧》的兄弟们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我也在慢慢探索，所以研发了一些之前没有尝试的技能。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尤其在艺术创作方面，一旦有这样的机会，我会在私下加倍努力。每做一件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对我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因而感到压力。比如做Voyage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成都录完音，有一句觉得不太满意，便在北京补录。但是可能每个地方的录音棚质量不一样，出来的音质感觉也不一样，所以放在里面觉得有点突兀，我最终决定到成都重录。成都的录音老师调出时间的时候，我第二天在北京刚好有行程，所以就当天往返成都和北京，只在成都停留了大约3小时，重录了不满意的那部分。除了这个比较“特种兵式”的小插曲，这首歌的制作过程都还比较顺利，因为主题一直很明确，我也知道自己大概想要什么感觉。我比较纠结的是歌词，一开始尝试过写中文歌词，但或许是我的文学功底不够，没办法把中文歌词写得富有诗意，而英文单词可能有多个中文释义，能带给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解，所以最后还是写了一首英文歌。尝试唱跳结合，是赵小童今年的一大收获。（图/由被访者提供）不管是大家觉得这首歌动听，能令心情变好，还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和思考，或带来了一些积极情绪和后续影响，这都是令我开心的反馈，因为至少我把这个艺术作品表达清楚了，达成了自己做这么一首歌的初衷。最早的时候，我其实没想到能出一首自己的歌，甚至站在舞台上演唱。也许是因为身边的几个兄弟有做音乐的，我也有一些音乐领域的朋友，所以促成了这件事的发生。以前我对音乐制作不甚了解，总觉得门槛很高，需要夯实阅历和知识。这次经历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令我了解到歌曲制作的全过程。尽管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但我身为初学者，想要把歌做好、表达好，宝贵的天赋和灵感，以及刻苦地学习和钻研，是缺一不可的。现在，我会无意识地写一些或者哼一些曲调，想通过不断尝试，靠自己的作曲能力创作一首新歌。有机会的话，我想出一首中文歌，这就需要磨炼一下自己的文学功底了，不然呈现出来的效果或许达不到预期。最近，我在跟李昊探讨合作《三号房之歌》的事，词、曲都将由我们自己独立创作，也算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小纪念。我内心有一些坚持的东西，比如对艺术的一个追求、一个标准，或者对自己的一个道德约束、一个三观的底线。如果一些东西触及我之前对自己设的线，我可能会比较坚持，不太会退让，所以可能会展现出比较剧烈的一面。但我自己觉得，这方面在生活中其实展现得挺少的。我的自我要求其实比较苛刻，大学开始的一些剧本创作也好，我们去排练也罢，我都经常会熬到凌晨四五点。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或者标准，我可能会不断更改、不断探索。这一点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不过，在集体创作中，我会优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比如大学编排（节目）的时候，尽管更多是我的个人创作，但是如果真的需要他人介入，或者耽误了其他人的行程，涉及各方面的一些利益，我还是会优先考虑其他人。赵小童毕业后回归舞台的第一部话剧《蓟州疑云》。（图/由被访者提供）参演话剧《蓟州疑云》是我今年比较难忘的另一段经历。大学毕业以后回归舞台，虽然对于演员来说比较寻常，但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太一样，所以内心很有成就感。剧组里有很多中央戏剧学院的师哥师姐，他们听说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归舞台，也看出我很紧张、放不开，所以排练的时候会主动找我对词，或带我做调度。他们真挚的热情与毫无保留的分享，让我很快融入了剧组的大家庭。在今年学习的技能里，农业技能尤为显著。凭借理论知识和后期的实践操作，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技能现在算是入门了，也可以掌握得比较游刃有余。11月，我参加了2023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的青年论坛，没想到会有1300多万名世界各地的朋友同时观看线上直播。经过这一年，农业和演艺事业在我心里趋于平衡。我们在游学过程中结识了很多“新农人”，他们的职业不是单一的农耕，而是多元化的，有很多副业，比如开民宿、休闲农业等，我觉得这可能是以后的一个趋势。在通信和交通日益便捷的当下，不一定要拘泥于一种模式或一种职业，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起初进入农业领域，我抱着尝试的心态。现在，我的相关经历越来越丰富，也了解到农业发展的很多现状，比如科技的进步、当代农业面临的问题等，因此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轻力量的推广，能让农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农业可能会和演艺事业一样，成为贯穿我人生的、稳固前行的一份事业。作为演员，接触和学习新鲜事物，与我的坚持和目标并不冲突。而且参与这些农业活动或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会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这对以后的作品创作和角色塑造，都将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和经验。不过，时间是固定的。今年我确实把时间分散到不同的事情上，但我刚大学毕业一年，有尝试新鲜事物的精力和心态，更多地发掘自己不同的面貌，探索不同的领域，也许会培养出新的兴趣爱好。《种地吧》第二季，我们的目标是“做大做强”，无论是耕地的亩数，还是一些种植技巧和方法，肯定都要与时俱进。所以录衍生综艺《你好，种地少年》的时候，我们以游学的方式到很多地方做了探访和考察。在山东，我们参观了最新的大棚，看到了章丘的大葱和铁锅锻造；在内蒙古，我们考察了畜牧业；在山西，我们领略了丰富的面食文化，打开了衍生产品的思路……之后我们会开会总结游学的内容，确定第二季的总体发展方向。我们的公司“十个勤天”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最了不起的一项成绩可能是实现了自负盈亏，能够运转起来。不足之处是公司还不够成熟，运营模式还不够正规，第二季我们会先从这方面改进。不久前，我们通过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学习，了解到中国的农业科技现代化发展迅速，但是很多高精尖设备和技术没有合适的推广媒介和平台，导致一些真正需要它们的小农户接触不到。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进行推广，让更多人受益，享受科技进步的红利。我们跟农大达成了一些合作，拿到了他们的一些优质品种和新研发的产品，应用之后，会把优缺点反馈给农大。当我们熟练掌握某个品种或产品的时候，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推广平台，从后陡门周边的农户开始，让更多人认识和应用它们。今年的另一大收获是通过《种地吧》建立了九段奇妙的人际关系。我们从一开始对彼此不太了解，到现在相处得如同家人，这种不完全是从朋友衍生出来的感觉，其实很难用语言表述。总之，我们每天在一起生活，彼此间培养出很大的默契。从上次采访到现在过了小半年，我觉得我们的相处模式更加“放肆”，很多时候能够直抒胸臆。我们在表述信息和表达情绪的时候，不需要再做任何掩饰，会更加热烈和真切。在《种地吧》录制过程中，赵小童收获了家人一般的人际关系。（图/由被访者提供）这一年，我们十人从寂寂无名走向大众视野。有一天我看到一句话，觉得跟我们很贴切，大致意思是说，大家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一腔热血，眼里有光。我们现在觉得，前路也会有光。我们很珍惜这种感觉，希望把最初的热烈和赤诚延续下去。诚然，关注度的提高和每个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会让人多少有些抽离，产生一些跟第一季不一样的心态，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携手走下去。不论是平时私下开会，还是做总结的时候，我们都会鞭策自己，保持初心。我们之间有点互为明镜的感觉，跟之前和朋友或大学同学相处很不一样。我们现在都相信，只要我们一直走下去，前面一定会有光亮。我们互相信任、并肩前进，大家都很珍惜这种状态。第一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能做出什么东西，“把每天要干的事干好”是当时达成的一个共识，并没有设立要挣多少钱、种多少水稻和小麦这样的目标，也不知道会开一家公司。然而，在每天循序渐进、稳步前行的过程中，很多未曾料想的事就自然发生了。回过头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不可替代的时间。因此，我们在第二季达成的共识是保持第一季的心态，聚焦于过好每一天。我个人认为，我们对现在得到的关注、认可和发展有点受之有愧。我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优秀，很多地方都需要继续努力。新的一年，我会努力保持平稳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下走，踏踏实实地往大家口中的那个我靠拢。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配得上大家对我的称赞和期望。

人们最近常在探讨一只狗的价值。在人类社会中，狗的地位一直是矛盾而复杂的。在考古学家口中，它们是1万年前就和人类生活在一起的动物；在牙牙学语的孩子口中，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狗肉馆中被大快朵颐的食物，是因为流浪就被肆意抓捕和驱逐的生物。当狩猎、看家护院的需求在人类社会中大幅消退，狗的工具属性开始无限淡化后，狗在宠物之外的身份，时不时就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一些人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狗视为人的附庸，但事实上，即便在如今这个对精神文明有着高度需求的社会里，狗——这个已与人类相伴上万年的种群，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使命。在人们熟知的警犬、导盲犬之外，越来越多的犬类开始在周密的培训和考核之下，出现在精神类疾病患者的家中或自闭症儿童、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等群体的生活中。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在治疗犬、精神抚慰犬等领域逐步走向规范，一只狗能发挥的价值，远超过多数人的想象。四年前，皮皮参加治疗犬考试，成为了一只实习治疗犬。皮皮从小就是一只性格稳定的小狗，吴莉第一次见到它时，它正和一只黑色的泰迪犬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吴莉把手指伸进去逗弄它们时，活泼淘气的泰迪犬叼着她的手指玩，而皮皮则是温柔地舔舐着她，于是吴莉把皮皮带回了家。皮皮在八九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在小孩子大声尖叫的情况下保持一动不动的坐姿，经常陪院子里的孩子玩。而性格温顺、亲近人类，正是成为治疗犬的必备特质，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邻居恰好对治疗犬有一定了解，便和吴莉聊起了治疗犬的相关事宜。治疗犬并不属于工作犬、辅助犬或服务犬，平时，它们依旧和主人生活在一起，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在有任务召唤时，它们才会出现在活动现场，强化平日的训练内容，为人们提供身体、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中国PFH治疗犬公益项目明确制定了治疗犬的报考要求和考评项目，考试过程中，治疗犬需要完成五项考核。第一项是基础服从，即在任何环境下及时识别主人的命令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二项是压力测试，犬只在面对突发声响、多人抚摸、尖叫声、尾巴被拉拽等情况时能及时调整状态，不兴奋、不害怕；第三项是社会化测试，犬只在面对不同环境、声音、动物以及人类时都能保持冷静和稳定的状态；第四项是抗干扰测试，犬只在嘈杂的环境下，依然能对主人的指令做出及时反应；最后一项是综合能力的考查，比如主人和犬只之间的默契程度、主人能否正确识别犬只的肢体语言等。今年8月，这套标准也正式通过亚洲宠物展览会向行业发布，并建立了“动物辅助疗愈师”这个全新的职业。通常情况下，准备参加考试的犬只和主人会提前经历一个培训的过程，以保证双方都达到报考标准。皮皮因为从小就进行基础训练，再加上生来性格温和，所以在备考和考试的过程中一路畅通。吴莉记得很清楚，考试当天，考场上有一只发情的母犬，对场上的公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皮皮仍然发挥得很稳定，尤其是原地等待环节，只有皮皮是一次通过，其他犬只都需要第二次重来的机会。考试通过，只能得到成为实习治疗犬的资格，若是想成为正式的治疗犬，还需要顺利完成五次公益活动。据中国PFH治疗犬公益项目发起人吴起介绍，“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多次实践确认狗有足够的能力胜任，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些主人在拿到治疗犬的证书后就不会再参加任何公益活动了，这不符合治疗犬的初衷”。2021年7月28日，智利圣地亚哥。儿科医院的治疗犬为术前儿童缓解焦虑情绪。（图/视觉中国）治疗犬经常出现在医院和养老机构、特殊儿童教育机构、临终关怀中心、学校、图书馆中，帮助人们进行康复训练或缓解精神压力。最初，吴起决定在国内开展治疗犬的培育，就是因为一位自闭症儿童的家长。那是2012年，从事宠物培训教育工作的吴起带着自己的狗上了一档电视节目，节目播出后，孩子的家长通过节目编导辗转联系到吴起，她对吴起说：“孩子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但是特别喜欢小动物，我看到你们的狗特别乖，我能不能带孩子来一起看看狗？”吴起同意了。在后续和家长的深入交流中，吴起听她聊起国外的动物辅助治疗，了解到经过训练的狗可以对自闭症儿童有一些帮助，他觉得很好奇，便开始深入研究这一项目。目前，治疗犬服务在国内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流程，主要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动物辅助治疗，主要针对自闭症、抑郁症、认知障碍，以及有肿瘤舒缓治疗、肢体康复治疗需求的人群；第二类是动物辅助教育，主要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生命教育；第三类是面向精神亚健康群体，主要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企业员工，可以与治疗犬互动解压，或者参与到公益中。神亚健康群体，主要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企业员工，可以与治疗犬互动解压，或者参与到公益中。每次展开活动之前，服务的犬只都要携带犬证，提前48小时进行洗澡、修剪指甲、驱虫等准备工作，并且有专门的督导去考查犬只的状态和行为模式，以确保服务对象的安全。在这样的流程管控下，PFH的治疗犬在活动中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意外情况。每次活动的具体流程也会有所不同。像动物辅助疗愈师，其中一项工作内容就是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设计不同的互动内容。据吴起介绍，活动一般会先从“认识新朋友”的环节开始，让服务对象先对治疗犬进行视觉接触，再循序渐进地进行近距离接触和抚摸。在面对自闭症儿童时，要通过治疗犬展开注意力、对视能力、应答能力的训练；面对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就要针对提升记忆力做循序渐进的训练。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吴起刚举办完一次针对精神疾病群体的活动，“其中有很多人已经服用了十几年的药物，他们刚从精神卫生中心出来，回到社区，很多人是不接纳他们的，有些人也会封闭自己，我们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他们从封闭的空间中走出来，参与到集体活动中，能够慢慢地融入一个陌生体系中，通过和狗以及志愿者的互动，恢复他们的表达能力和情绪调动能力”。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人应该成为一座孤岛，即便一些人的世界被设定成了同类无法登录的程序，人们也在努力用最亲近的生物，去消解他们的孤独。如今，在狗的世界中充斥着许多头衔，其中最容易混淆的就是治疗犬和精神抚慰犬，二者在名字上的相似性，导致常有人将它们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二者无论在应用场景还是培育环节，都有显著的不同。人们对精神抚慰犬的普遍理解是，它们通过训练和考核，可以对人类的情绪波动和刻板行为具有较强的感知能力，在人类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和过激行为时，会及时上前制止并耐心陪伴。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精神抚慰犬还可以采用申请制，只需要准备好相关资料，然后按照网站提示填好相关信息，再经过医生评估，便可以为自己的宠物申请ESA（情感支持动物）或PSD

《刀尖》的结尾部分，是作家麦家在父亲的灵堂中写就的。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麦家分享了这段经历。临近交稿，父亲突然去世，文学期刊又即将出版，麦家只得一边守灵，一边完成最后的三千字。故事里的金深水和林婴婴就这样有了自己的结局。但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是一段相当痛苦的回忆。完稿后，麦家痛哭一场，他深切地体悟到，文学给予了他某种嘲弄和伤害。走出灵堂，他发了条微博，说自己日后不再写所谓的谍战文学。直至今日，他都还奉行这一原则。2023年11月末，《刀尖》电影在筹备了五年后终于上映。在与主创人员参与路演时，麦家似乎比早先释然了些。在北京大学的点映场中，他笑谈自己是“脑力担当”，独自一人设计出了这些游走于刀尖之上的角色。作为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的创作者，麦家也试图以更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影视与文学之间的文本差异。2023年11月末，《刀尖》电影在筹备了五年后终于上映。（图/聂一凡）在北京大学的映后分享会上，《刀尖》电影导演高群书讲了这部作品的缘起。他与《刀尖》原著的邂逅是在某个机场。彼时，他在出差途中，为打发时间，他去书店逛了一圈。柜台上的书作封皮的作者处写着“麦家”。高群书对老朋友的新作充满期待，便果断购买《刀尖》，将其带上飞机。高群书的旅途，也随着麦家书中的叙述回到了1940年的南京。特工金深水在日本军方、汪伪政府和军统的实力间一直斡旋。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他与林婴婴相遇。金深水发觉，林婴婴与自己相同，内心潜藏着国仇家恨，但在她的背后，似乎有个更加庞大而充满力量的组织支撑着她，让她在应对危机时能够更加自如。两人的并肩作战，一次次扯开了那段历史下的明争暗斗。与此同时，金深水也在不断更新自我认知，他的人生轨迹渐渐发生了转向。在书中，麦家以双重视角来讲述这段故事。前半部是“阳面”，后半部则为“阴面”，男女主角的讲述让高群书很是痴迷。下了飞机，他给麦家打了个电话，没过多寒暄，直接表明了自己想要拍摄《刀尖》的想法。麦家欣然答应。《刀尖》中的人物也就这样从书作里跳脱而出，转化为银幕上那些生动的形象。无论书中还是影片里，涉及的细节都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与以往的特工塑造不同，《刀尖》中的地下工作者往往没有那么丰富的传奇性，反而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暗潮中与敌人博弈。谎言与真相、死亡与生存，不加区别地混杂于乱世之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命运走向。在接受采访时，麦家说：“《刀尖》的主人公金深水、林婴婴就是这样的人，每一天、每一夜，他们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令自己人头落地。”而在电影的映后分享会上，高群书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如何活下去”，这群人无论处在哪一方，无论是敌是友，都希望把生命存续下去。这是一些先辈的目标，同时也是特定历史的真实写照。《刀尖》花城出版社&番茄出版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每个久居城市樊笼的人，心中都有一个不被纷扰的现代生活所沾染的乡村。那里保留着最接近原始模样的社会形态，承载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为现代人留存了回归田园牧歌式理想生活的可能。如今的乡村已经逐渐摆脱了“荒蛮”“衰败”的刻板印象，过去令人望而生畏的茫茫土地成为了诗意的田野。现代乡村基础建设在关注当地政治、经济的建设的同时，也在文化、艺术层面丰富着乡村的内涵，不仅改变了乡村的外在环境，也为重塑乡村的精神内核提供了机遇。在探索文化与艺术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时，艺术家渠岩的见解为我们揭开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在他看来，“艺术介入社会，就是试图在对乡村物质形态修复的同时用艺术去重建一种信仰，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共生关系。艺术介入乡村，重要的并不是艺术本身，也无关审美范畴，它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以及对生活可能性的探索，通过对人们心灵与生命感觉的抢救，确立人们对生活的参与感、主体性”。现代乡村基础建设在关注当地政治、经济的建设的同时，也在文化、艺术层面丰富着乡村的内涵，不仅改变了乡村的外在环境，也为重塑乡村的精神内核提供了机遇。在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方案中，对于乡村的“救济”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居高临下的帮扶不是振兴乡村的要点所在，唯有“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才能唤醒乡村的生命力。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塱头古村为梁漱溟先生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当代范本。

知道叶昕昀这个名字，是因为“余华的学生”。一个1992年出生在云南县城的普通女孩，毕业三年后从国企辞职，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孔雀》，到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小的海》，叶昕昀在成为一名作家的道路上，似乎顺风顺水，毫无阻拦。“我没想过会写作，只是生活将我推了过来，而我正好抓住了它。”叶昕昀回想小时候“日怪”（云南方言）的自己：一个大人眼里性格孤僻的小女孩，竟然会对各种杂七杂八的书感兴趣，以至于考研选专业的时候，被阴错阳差地推向了文学，她也欣欣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我能写好小说吗？”叶昕昀不止一次怀疑过自己，面对像仰望高山一般只能让人敬仰的导师余华，平日里她生怕露了怯，只能在不断自我怀疑和创作摸索中度过自己的黑暗时期。在余华的眼里，她总是“不怎么说话，一副冷眼旁观的表情”。直到有一天，叶昕昀收到余华的微信，这是在他看了《孔雀》《乐园》之后：“不用怀疑自己，你在写小说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她长舒一口气，用她的话说，“余华老师对我创作上的帮助没有那么具象，但要说最大的帮助，那就是他的肯定，以及对我走错方向时的纠偏”。为了逃离像螺丝被拧紧般的生活，她曾经把自己孤注一掷地抛向另一种未知的前途，这个过程里没有遭遇太多暴风骤雨，在她看来多少有些幸运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往前迈一步，去试一试，像植物般向着阳光生长，最后的结果也都是自然而然的。在叶昕昀创作的小说中，许多情绪饱和的对话和抉择都发生在路上，出走的状态像极了她“对自我的解救”。“比结果更重要的是改变，是发生。”叶昕昀说道。辞职、考研、写作、女性、爱情、欲望……所有的词语都指向一处，那就是逃往精神上的栖息地。叶昕昀描述她笔下的人物，和她描述自己的生命状态时一样，都有一种果敢的顺其自然。

2023年，“现实主义电影”似乎格外热闹：“缅北诈骗”“杀猪盘”“消失的妻子”……短视频平台上，王传君拜佛的视频刷了一遍又一遍；热搜榜单上，对《消失的她》的讨论亦是层出不穷。然而，现实主义真的兴起了吗？根据作家余华的小说改编，由魏书钧导演、朱一龙主演的《河边的错误》斩获3亿元票房；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一开始主打视效宣传，市场反馈却平平，之后凭借“质子团”异军突起，没有流量，自己硬生生造出了流量；《燃冬》有强大的演员阵容，最终却只有2000多万元票房。流量明星究竟在文艺片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眼下，还有所谓的“铁流量”吗？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却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安排议题来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与谈论事件的先后顺序。毋庸置疑，当下的很多热门电影承担了议程设置的功能。然而，这些电影究竟是在直面现实，还是基于热门话题进行再加工？《新周刊》邀请青年媒体人曹柠、林冠、潘文捷、吴呈杰、余雅琴，为2023年的中国年度影像做一份总结。他们用青年人的目光来审视2023年的影视作品，分享自己的观察。以下为对谈实录。电影《燃冬》剧照。《新周刊》：2023中国视频榜的主题是“现实的力量”，大家如何看待今年电影圈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兴起？曹柠：这说明大家的目光重新转向了和现实有关的题材，但我觉得有些电影究竟算不算现实主义，可能还需要很多讨论。如今，各大短视频流量平台的推广方式和传统的电影营销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多时候看上去更像一个现实话题的真人秀。大众对现实议题是有关怀的，但是没有出口，或者说很多公共层面的讨论供给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一些关怀现实的影片恰好提供了机会，大众可以借着讨论电影的契机来讨论很多社会新闻话题。譬如电影《消失的她》，在我看来是有一些魔幻主义的，更多的是基于大众对现实当中一些刻板印象的加工。当然了，电影有很好的票房表现，这也再次证明了大众对某些事件关注的基点是非常稳固的，每次去触碰它，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孤注一掷》里王传君拜佛的视频至少刷到十几遍了，这些桥段已经成为不断被二创的话题。关于缅北的讨论直到现在仍未停歇，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通过电影聚焦所带来的对现实的刺穿。是不是现实主义、有没有现实的纵深感，从某种程度来讲，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余雅琴：我其实有着跟“现实的力量”非常背道而驰的观察，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并不是在重新呼唤现实，我观察到的院线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是非常非常稀薄的——尽管大部分电影都取材于现实。回看20年前的中国院线，当时流行的是所谓的武侠大片、玄幻大片等，还有一个相对广泛的公共空间的讨论，反而有一种现实的力量。人们基于电影产生一些现实的讨论，介入到社会的现实议程当中。但如今绝大多数的影视工作者想的更多是该如何从现实当中选择一些更具话题性、热搜性的故事，如何去刺激观众，所以，我感觉今年所谓的现实题材电影，现实的浓度都非常低。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剧照。潘文捷：我感觉今年很多电影都在利用恐惧心理去吸引观众，正如余雅琴说的，在做一些高度提纯的戏剧性电影，同时也在利用恐惧心理牵引着集体情绪的走向。前段时间，我看到日本评论家宇野常宽写的《给年轻读者的日本亚文化论》，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利用人的心理去划分“安全的此岸”和“危险的彼岸”，身处其中的人，会下意识地认为这些危险和安全都是周遭的“现实”，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林冠：现实主义从来没有消失，也不是今年突然出现的，它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大部分都比较悬浮，很多时候不过是作为戏剧的宣传噱头，甚至十分符合短视频的文本，供人娱乐消遣、二次创作。这就营造出来一种现实题材旺盛的假象，实际上都是非常悬浮的。吴呈杰：我觉得今年所谓的现实主义电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们并不发生在此时此地。譬如《消失的她》《孤注一掷》的故事发生在东南亚，讲的是此时，但并不是此地。还有一些电影，譬如《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满江红》，将故事放回到历史上的某一个节点，是此地，但并不是此时。与此同时，这些电影都借助了此时此地的一些社会情绪，取得了很高的电影票房。通过情绪的棱镜发生折射，最终我们看到的，也是经过棱镜折射之后的“现实主义”。《新周刊》：今年的文艺片形成了不小的讨论度，大家如何看待文艺片的票房？同时，大家如何看待电影当中流量扮演的角色？余雅琴：我一直觉得大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文艺青年，对电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会期待电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艺术。实际上，电影是一个涉及很多工作人员、要投入相对大的资金的事情，决然不是一门纯粹的艺术，商业性和回报率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思考环节，因此，流量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真正做电影操盘的人，其实是在做一道算术题，有流量明星参演的电影，电影票房会有一个打底的基础，票房不会低于这个基础。与此同时，电影的质量也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还要结合时代情绪、被公众接受的程度，（才）形成所谓的话题度。不是有了流量，票房就一定有保证，但有了以上这些元素的加持，电影最终的票房肯定不会太差。很多导演在做一部片子之前应该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是《消失的她》这种票房极高的电影，那可能就要牺牲个人表达、牺牲冒犯观众的内容，最后呈现出来的只能是大部分观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我可以非常笃定地说，“流量”绝不是一个贬义词。正是朱一龙的参与，赋予了《河边的错误》比较高的电影票房。前几年的艺术片市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导演找到一笔比较可观的钱，请到比较有票房号召力的流量明星，参加一些国际电影节，再返回中国市场，基本都会有一个不错的票房。但今年的《燃冬》，最终票房只有2000多万元。如今的观众和之前不一样了，因此所谓的流量不仅要考虑粉丝黏性，最后还要拼的是能否戳中大众的共鸣点。当文艺片、艺术片和主流商业片在同一个赛道比拼的时候，排片肯定是拼不过爆款电影的。如果我是影院经理，我也会把更多的黄金时段排给那些能给我带来更多收益的电影，然而，长此以往，又会极大地压缩艺术片、文艺片的空间。曹柠：前段时间我去看了《白塔之光》，院线几乎找不到了，只好找了个夜场，影厅有200多个座位，只有我一个人看。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像这种电影很可能两周之内就会退出一线影院市场。我突然又想到几年前毕赣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顶配的班底，宣发非常到位，导致很多情侣把这部电影当成一种场景消费，票房确实很高，结果却很快恶评如潮。从某种程度来讲，文艺片跟主流商业电影抢市场，结果很可能出现口碑倒挂，这似乎也是创作团队在选择表达方面的困境：你会选择把自己框起来曲高和寡，还是以一种比较错位的方式去被市场看到？《新周刊》：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前期宣传的时候主打的是特效，一开始票房起得非常慢，市场反馈也很冷淡，但后续通过“质子团”“封神训练营”等获得了很好的关注，你们怎么看？曹柠：我觉得《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我没有流量，但我可以自己制造流量”。他们的宣传团队有一种从善如流的能力，什么内容可以帮忙制造话题度，那就尝试——包括直播间卖票、青年演员开团综，最终电影还是赢得了不错的票房。作为观众，我非常期待它的后两部会如何呈现。潘文捷：不知道你们是否追星，我曾研究过肖战的带货数据，从流量的角度而言，他代言的产品一旦开始官宣，产品的流量会有一个大幅飙升，粉丝们会拼命花钱支持，但随着代言时间越久，数据就会慢慢恢复平均水平。其实流量明星参演的电影，给我的观感大概也是这样的，流量明星第一部参演的电影，获得的关注度普遍比较高。之前鹿晗参演《上海堡垒》却票房惨败后，流量明星似乎就没有那么好用了。林冠：既然是流量明星，那肯定就会有花期，即便明星不“塌房”，也总有粉丝会“爬墙”，流量会一直迭代。实际上，倘若用眼下短视频的思维来衡量流量，电影当中的金句、情绪和情节都可以转化成流量，都可以对票房起到一个促进作用。电影《白塔之光》剧照。《新周刊》：各位青年评审对今年的影视行业还有什么个人向的观察吗？潘文捷：我发现今年不管什么电影出来，大家都喜欢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去批判，这说明我们的观众在表现女性的影视作品方面变得敏感了，讨论非常热烈。与此同时，我似乎并没有看到将女性主义表达得特别好的作品。《新周刊》：对，女性主义的作品似乎总能引发广泛的讨论，但还是希望大家在讨论文艺作品时能像毛尖老师说的那样，“不要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绝对的前提而取消人的复杂性”。吴呈杰：一直以来，我在观影方面总会有一些“耻感”，就是我对电影、电视剧的感受和大众层面的感受不尽相同，倒不至于说有鸿沟，但肯定有一条不小的缝隙。比如我其实还挺喜欢《燃冬》的，很多人吐槽这部电影看起来就是“三个脏兮兮的人鬼鬼祟祟不知道干些什么”，但我还是觉得这部电影试图在探讨亲密关系层面作出尝试。就像毛尖老师说的，我们不能只用一种视角看待作品，那样会取消人的复杂性。人是复杂的，感受也是复杂的，更是主观的。《宇宙探索编辑部》上映时，身边所谓的“同温层”群体对这部片子有着很高的讨论度，几乎是压倒性地支持和喜欢。前几个月我回了一趟老家，和家乡的同龄朋友聊到这部电影，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其存在。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割裂感似乎越来越明显了。

2022年年底，10位毫无农耕经验的年轻人来到杭州市三墩镇，开始为期200天的种地之旅，并为此成立公司，还背上了35万元的巨额“债务”。当时的他们没想到，“纯种地”也能闯出一片天。后来，《种地吧》入围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综艺节目奖提名，还引发了一系列出乎意料的长尾效应。2023年11月初，《种地吧》第二季即将开拍时，记者向总导演杨长岭询问第一季留下的悬念——少年们所背负的“债务”是否还清，杨长岭说：“债都还完了，还小有盈余。”今年夏天，沈腾带着《现在就出发》掀起新的综艺热度，这档不被定义的“混综”用快节奏游戏搭配慢节奏内容打开了户外真人秀的新玩法，凭借治愈又好笑的内容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前有“种地少年”回归乡村耕种，后有“内娱显眼包”奔赴自然旅居，生活体验类综艺为什么能够深入人心？“真实”是《种地吧》得以击中人心的一支利箭。（图/《种地吧》剧照）在采访的前一天，杨长岭和《种地吧》的两位少年出席了2023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赵小童发表了英文演讲，还登上了微博热搜；蒋敦豪刚结束乐队巡演，又要立刻投入别的行程之中。少年们和种地前的状态相比大有不同，杨长岭形容他们“更自信了，有一种对未来的笃定”。但在录制《种地吧》时，10个少年和导演组都吃了不少苦。杨长岭坦言，做这个节目之前要先“清空”，“不要用以往的导演思维去想，一定要把自己清空”。《种地吧》放弃综艺节目固有的脚本设计，给予少年们时间和一定自由度，让故事自然发生。导演组用长达200天的拍摄记录了少年们和种子一同成长的过程，“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素材把故事说明白，可以把每个人的情绪和形象立体地表现出来，能看到他的成长和他面临压力时所做的一番努力”。在被问及生活体验类综艺最重要的“点”时，杨长岭和《现在就出发》制片人闫芝桦都不约而同地回答了“真实”。“真实”是《种地吧》得以击中人心的一支利箭，也是《现在就出发》最重要的底色。观众厌倦了滴水不漏的完美明星，也不喜欢模式化、套路化的综艺，而更偏爱个性分明的人和真实的情感流动，这也是许多综艺“熟人局”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制作《现在就出发》时，导演团队的初衷是“一群好朋友到大自然中体验旅居生活”。节目构建的“理想的旅行”，像是打造一个精神乌托邦，通过自然画卷、真实“老友记”等内容填补了观众内心的空缺。节目组给予了嘉宾足够的真人秀空间，游戏输赢不重要，关键在于过程中嘉宾之间的化学反应，“在很多呼吸的气口也产生内容”。节目里让闫芝桦印象最深刻的一幕，不是白敬亭、魏大勋这几个“显眼包”打趣玩梗的搞笑场面，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场景：一个下雨天，贾冰在屋外做饭，时不时与屋内的沈腾、范丞丞搭茬玩笑。沈腾在窗户上哈了口气，给贾冰画了个爱心，一旁的范丞丞跑过来捣乱，擦掉了爱心，被沈腾拧住耳朵追着打。谁也没有刻意抖包袱，空气中却都飘浮着快乐的因子。这些自然发生的故事，比设定好的剧本更生动有趣。“种地少年”成为了娱乐圈里最特别的“斜杠青年”，在文艺工作者和新农人之间切换身份。（图/《种地吧》剧照）国内综艺市场百花齐放，各种类型的综艺“卷”出新花样。虽然《向往的生活》不再有续集，但仍有许多生活体验类综艺接连上线。《现在就出发》提供了一种新的旅居生活方式，诠释了“自然的入口是生活的出口”；《种地吧》则回归乡村，用行动讲述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焦虑。这些综艺不管以何形式呈现，又设置了怎样的内容情节，从本质上看，都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关注“现在”和“附近”，倡导过好当下。这是一种综艺趋势，同样也是受众心理的投射：不想“卷”了，回归生活。这和社会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社会压力变大，真正意义上的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远。很多人在寻求轻松温暖的内容，放松精神的同时也从中汲取勇气和力量。观众尝试在这些体验类节目里寻找理想的生活方式，即使暂时还不能实现。生活体验类综艺不只拥有治愈的力量，也给了迷茫的年轻人一些答案。不是只有聚光灯下的舞台才叫舞台，“种地少年”成为了娱乐圈里最特别的“斜杠青年”，在文艺工作者和新农人之间切换身份。蒋敦豪经常收到观众来信，“从来没想过，我们也能给人带来治愈的力量，这是我们的荣幸，也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越来越好”。在选题层面上，《种地吧》和《现在就出发》都给国内综艺市场带来了新的启发，把严肃的话题带到了大众视野里，挖掘出更多文化内涵：《种地吧》深入农耕生活，把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的宏大议题做得生动又接地气，向年轻人证明，“种地不是退无可退的出路”，农业可以变得年轻时尚，也能带来可观的收入；《现在就出发》关注“偏离景点15°”的小众秘境，带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生活方式的再思考。《种地吧》深入农耕生活，把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的宏大议题做得生动又接地气，向年轻人证明，“种地不是退无可退的出路”，农业可以变得年轻时尚，也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图/《种地吧》剧照）以“做大做强”为主题的《种地吧》第二季即将开启，10位少年做好了准备，不仅要扩大经营规模，也想弥补第一季的遗憾；《现在就出发》新一季依然围绕“老友圈”展开叙事，给观众带来轻松解压的情绪价值。生活体验类综艺是否能够触动人心，最终还要看制作和内容的诚意。

抵达北京的前一个夜晚，周传雄罕见地失眠了。以他的经验，开演唱会应当“蛮轻松的”，不该有这么大的压力才对。他思索个中缘由，这也许和北京难以名状的亲切感有关。从2000年开始，周传雄常因工作前往北京。在这样一个“音乐工作者非常向往的地方”，他跟来自五湖四海的音乐人和歌手学习了很多，实现了自我成长。回忆里的点点滴滴帮助周传雄认清了一个事实：这座城市里有他的青春，“不管是低潮的时候、高峰的时候，都和北京有关”。2023年10月，北京。周传雄走进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了一场阔别已久的演唱会。（图/由被访者提供）唱片公司推出周传雄的专辑Transfer之后，突发高层异动，致使宣传推广工作无人跟进。周传雄不得不暂时退居幕后，其间，他帮一位大陆歌手制作了专辑，之后还应邀到北京参加新专辑发布会。在这幅青春画面里，周传雄是一个着装随意的制作人。直到有记者走上前称听过Transfer中的《黄昏》并想要采访他，他才意识到这张专辑得到了关注——这是周传雄在幕后工作中第一次感受到被当作“艺人”。另一幅青春画面定格在2005年。得益于新签约的国际唱片公司的雄厚实力，周传雄新歌《寂寞沙洲冷》的MV请来邝盛执导，拍摄地定在北京。拍摄当天，现场还出动了洒水车，周传雄至今感叹“那个画面很绚烂”。10年后，周传雄“时不知归”全球巡回演唱会来到北京。由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他在演唱会结束后虚弱地瘫倒在后台的沙发上，“动也动不了”。这次倒下像是在发出某种预警，后来，其他城市的演出因故取消了几场，巡演很不顺利。2017年，周传雄又带着“今宵酒醒何处”世界巡回演唱会赴京。尽管经历了延期，但现场气氛依旧热烈，“演唱会从头到尾的起承转合都非常好”。他因此坚定，“我的演唱会其实是可以做的”。6年后的10月27日，周传雄走进北京凯迪拉克中心，进行“念念不忘”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彩排。场内灯光明灭，舞起舞歇，唯有他始终站在台上。工作人员时不时走上前去，和他一起调整设备、舞美等细节。从空荡荡的观众席望过去，周传雄的身影稍显单薄。衬衣外套和宽松的九分裤晃晃荡荡，动作之间，他的手腕和脚踝不时袒露，任凭光影将分明的筋骨勾勒。不唱的时候，他不是在放空，便是在微笑、搞怪，可前奏一响，他会登时恢复专注而有力的模样。歌迷们有多珍惜周传雄歌声中的温柔力量，就有多喜欢看他在舞台上起舞。《吉普赛情人》是为数不多的、周传雄能够如此演绎的歌曲之一。在2015年那场“时不知归”演唱会上，周传雄出其不意，去掉沙锤和劲舞，呈现了一曲“斯文版”《吉普赛情人》，令一位歌迷久不能忘。今年9月，这位歌迷在昆明看到周传雄再次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又将他“蜕变后光芒四射”的模样刻在了脑海里。线下演出对周传雄来说，也是一个和歌迷制造共同回忆的美好机会，“这些歌也代表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多年以后，你和你的歌迷共聚一堂，他们会唱这些歌，那我也是一样，我的回忆也在这里”。创作音乐时，周传雄总会到回忆里找寻资讯和画面，细节越丰富，越能为他提供灵感。所以回忆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特别是好的回忆，“你当时的观察细一点，你的回忆就会更深邃一点，会记得清楚”。当然，回忆无论是好是坏，都难免有偏差，但感觉留了下来，哪怕不能用言语描绘，当时的物品、事件也能帮助他构建一个有感觉的故事。像分手时摔坏的东西、对方以前送的礼物，都能将失恋时毁天灭地的感觉具象化。周传雄不是一般的念旧。最近，他常穿宣传《风干我的悲伤》时的那件蓝衬衫，这首歌发表于1996年。记者惊叹这件衬衫质量真好，他却说：“就喜欢（它）嘛。喜欢穿起来各方面很好的（衣服），温度什么的都很好。”线下演出对周传雄来说，也是一个和歌迷制造共同回忆的美好机会。（图/由被访者提供）比起描述客观事实的措辞，周传雄似乎更乐于使用能传递情感的表达方式。他的音乐风格也一样，“都是在诠释情感，跟着情感走”。他一般会先定主题，想好要传递怎样的状态和情感，然后用恰当的音乐类型去承载它们，而不是围绕某个流行的新兴音乐类型去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传雄的音乐都以情绪为重，这样做也有一些受众层面的考量。后来，他的音乐越发包罗万象，“该如何定义自己的风格”这件事，也因此越发困难了。周传雄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也不知道用类型风格引导创作是否能钻得更深，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各种音乐风格我都会去尝试，都会去用。”1988年，周传雄还是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团的成员，听的是U2和皇后乐队的那类歌。他在参加“台湾校园歌唱比赛”时，身穿豹纹上衣和破洞牛仔裤，画面颇有些“乱七八糟”。从比赛中脱颖而出后，周传雄签约了主办方的唱片公司。之后，公司老板、企划人员和知名导演陈文彬坐在一起，商讨他入行后的定位和发展路线。陈文彬看了看他，建议道：“你应该戴副眼镜，很斯文，唱情歌。”身为新人，周传雄只能坐在那里，默然观看豹纹上衣、破洞牛仔裤和重金属音乐的“葬礼”。可他心底没有遗憾，因为这件事帮助他更深入地了解流行音乐行业，让他不再沉湎于过去的想象。而且，做重金属摇滚在当年的乐坛环境里可能会比较艰难，加上新人出道是整个团队的事，所以他接受公司的安排，只要还能继续做音乐就好。以艺名“小刚”踏上情歌之路后，周传雄迅速在台湾地区的音乐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往后的很多歌曲里，《我的心太乱》、《黄昏》、《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此曲是周传雄作曲、周华健演唱）、《寂寞沙洲冷》等都由他创作并演唱，抑或为他人创作的热门歌曲的相继问世，带给他许多次辉煌。一开始面对成绩，周传雄膨胀而不自知。命运仿佛要警醒这个轻狂的年轻人，很快就把他从辉煌的高处拽了下来。多年后，他找到了当初自我膨胀的症结，同时，随着年龄增长，他与膨胀渐行渐远。辉煌之间是所谓的低谷，周传雄在幕后度过了当中的多数日子。其间，他写过一首难忘初恋的歌，情感深沉、浓烈。当年收歌的女歌手只有17岁，所以制作时选定了适合她的甜美风格，没能将周传雄的创作心境完全呈现出来。后来，他想为新专辑找一首曾写给别人的歌重新演绎，就试着把这首歌唱了一遍。由于自己的声线跟甜美的歌词不太匹配，周传雄联系原作词人何启弘：“我们要不要写一首我们现在来重新审视初恋、重新回忆而不是回味这件事的歌？”在周传雄构思的故事里，一个曾为所爱义无反顾、飞蛾扑火的男人重走年少时的路，“重新走一次就是有一条平行线出来，比方说我以前曾经和她去过的地方，在这过程中回忆当时的点点滴滴，那些点点滴滴大多是自己的”。这个故事让何启弘很有感觉，接下来的3年，他和周传雄一起敲定了最终版歌词，把歌曲命名为《开往初恋的平行线》。很大程度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当下爱情观的缩影——相较年轻时对激情、浪漫的追求，他现在更喜欢细水长流的恬淡，“两个人在一起什么话都不用讲，对方就懂我心里面想什么，很自在”。歌迷们珍惜周传雄歌声中的温柔力量。图为周传雄在舞台上表演。（图

在辽宁本溪，“门洞里”是一家开在老旧居民楼里的书店。它是这座五线小城市里唯一的、特别推荐女性主义内容的独立书店。没有教辅类也没有鸡汤类的畅销书，社科类、文学类书籍占据了绝大多数。这间看起来有点水土不服的书店像一个有趣的实验，测试出五线小城的B面，也验证着小城的变迁与可能性。“门洞里”成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作独特的精神空间。(图/崔斯也)“门洞里”的名字很形象。它位于一所小学对面的老旧小区里，进入小区要先穿过一个“门洞”，然后走进光线很暗的单元门，没有电梯，顺着窄小的楼梯间走到二楼，门玻璃上写着书店的名字。推开门的瞬间会让你有一种穿越感——一个堆满了书籍的客厅，暖黄色的木质装修，8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隔出了几个座位和饮品区，能摆放书的地方几乎都被书填满了。窗外是一个露台，坐在那里可以看到对面的黄色筒子楼。门口的告示牌上写着“图书可拆，不买无妨”，以及当日的推荐书籍——理查德·布劳提根的诗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中的一句：“当你吃了你的避孕药/就像发生了一场矿难/我想着所有/在你体内失踪的人。”30多岁的书店老板大潘是个安静的人。2009年上大学时，因为调剂志愿，他读的是并不喜欢的冶金工程专业。因为喜欢买书、看书，开书店是他成年以后的最大梦想。各地的书店他都去过，和很多书店爱好者一样，他喜欢北京的万圣书园、成都的读本屋、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我最开始的目标是想做一个街区型的独立书店，开在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上。我希望能让一个不读书的人开启阅读，已经开启阅读的人把自己的阅读状况再精进一点点。唉，说得简单，其实做起来很难。”2016年，大潘辞去做了几年的冶金相关的工作，打算从沈阳回到本溪开店。他先是在本溪开了一家名为“后院儿”的小咖啡店，在其中提供一些免费借阅的书籍，为自己之后开书店做个缓冲和准备。“后院儿”的经营状况意外地好。咖啡店开到第四年，大潘无法再抑制自己想要开书店的冲动：“当时觉得自己开书店的欲望到了一个要爆破的阶段，必须马上开一家书店。”在市内寻觅了一段时间，考虑到资金等问题，他花40万元买下了这个老旧居民楼里的一间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装修和买书又花了18万元，自己能做的部分几乎都是大潘的DIY。2019年5月，一间小成本的独立书店就这么开起来了。最终，“门洞里”书店呈现的样貌和大潘最初的设想不一样。他原本希望书店是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但因为房子的位置和布局，书店被迫分成了一个个区域，也容纳不了太多人。但无论是装潢还是书的类型，这都是一家看起来会出现在一二线城市的独立书店。小城市书店里常常出现的教辅图书和“学校必读”在这里无法被找到。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大量的包括上野千鹤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作家在内的女性主义书籍，在一个小角落里，摆放着一本名为《给棉条新手的tips》的小册子，下面还有关于“处女膜不是一层膜”的图文科普。“因为我是本溪人，我希望把我的店最先开在这里。”大潘说。本溪原本是一个典型的钢铁工业城市，和东北很多逐渐衰落的工业城市一样，这座五线小城经历着年轻人外流、经济下行、人口老龄化的尴尬情况。“这么说吧，我觉得在这座城市里，你随便和走在街上的人聊什么女性主义、社会结构、东北文学……对方大概率会觉得你是精神病。”书店的一位顾客如此夸张地形容道。但这些“神经病书籍”集中出现在一家书店里，让看起来会水土不服的“门洞里”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作独特的精神空间，外来游客则把这里当作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大潘很想给自己的书店营造一种“在地气质”：店内你能发现不少和本溪本土历史文化相关的书、印有本溪老照片的明信片、本土作者的书籍，以及和本土设计师合作的文创产品。书店内售卖的饮料，大潘特意设计了一款“野山力美式”，“野山力”是当地曾经知名的汽水品牌。开店这些年，大潘感受到这座五线小城市的变化：“一方面是人口在持续减少，而且减少的速率在每年递增。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数据，本溪最近的两次人口统计数据之间减少了38万人，同时今年全市的新生儿数量只有4000多人，这还是算上两县（本溪县、桓仁县）的，所以说市区的新生儿数量可能只有2000人。”除此之外，大潘的另一种感受是，这座人口逐渐减少的小城正在转变为一个旅行目的地。“好像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对本溪感兴趣，比如今年十一期间，我们店里简直要爆掉了。这对于独立书店来说可能不太好，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氛围。但是实际上外地游客能来，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书店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大潘也不间断地发着和本土历史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我是本溪最好的导游。”大潘说。而对于书店的经营来说，五线小城其实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很特殊的场域。大潘原本觉得，本溪是辽宁人口最少的一个城市，开独立书店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几年过去，他反而开始思考，除了沈阳和大连，在辽宁的其他城市中，本溪可能是最适合开独立书店的。大潘认为这和本溪的升学率相对较高有直接关系。当地最有名的中学是本溪高中——一所高考“一本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的省重点中学。“城市中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会出去，在外面上学、工作、见世面。而他们总还会回到这里休息、探亲，他们对于图书的选择就会影响到周围其他人，比如在上学的弟弟妹妹，或者爸爸妈妈。”大潘说。大潘曾遇到不少生活在外地的年轻人，在店里订书，再让居住在本地的长辈去取。“我们书店的顾客大多是‘黏性’很强的顾客，如果他生活在本溪，他可能隔一两天就要来店里看书、喝东西，如果是在外地生活，他可能也会每次返乡都要来。”这些年轻人对于这间书店也有种特殊的情感，似乎它为这座五线城市书店的生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土壤。而另一个连大潘自己也没想到的情况是，疫情的几年间，当大量的小店受到冲击难以为继的时候，“门洞里”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经历了生意最好的一段时间。因为大量原本在外地生活、工作的人回到本地，反而为这间家乡书店带来了客人。正因如此，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四年来，“门洞里”从未面临过生存问题。和独立书店惯常给人的悲情感不同，“门洞里”的状况似乎一直在向好。店里卖得最好的一本书是刘瑜的《可能性的艺术》，其次是各种东北文学。“门洞里”书店老板大潘。因为喜欢买书、看书，开书店是大潘成年以后的最大梦想。(图/由受访者提供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职业伴娘”火了。准新娘们有的是因为“晚”，自己的好朋友都已经结婚了，有的是与闺密的地理距离遥远，有的只是单纯不想累到朋友，便干脆让市场来解决——毕竟，连婚礼都可以请婚庆公司，花钱请伴娘何尝不可？在闲鱼、小红书等平台搜索“职业伴娘”，会出现价格在200—1000元不等的伴娘资料，附有其身高、参与经验、素颜照。据媒体报道，有职业伴娘在今年国庆期间，8天参加了8场婚礼。网友纷纷表示疑惑：为什么不请自己的好朋友当伴娘？找一个陌生人，不会让婚礼变味吗？新娘需要给职业伴娘红包吗？老一辈说，当伴娘3次以上便会嫁不出去，职业伴娘是不是只能当3次？对此，我们采访了5位职业伴娘。她们还没有结婚，却已经尝遍婚姻（婚礼）的百般滋味。2022年6月26日，浙江宁波。职业伴娘谢宇科（右）在一场婚礼上担任伴娘。（图/视觉中国）21岁的大学生晴晴，已经当过21次职业伴娘。起初当职业伴娘，除了赚钱，晴晴也想体验各地的风俗，后来接单越来越多，干脆签约了公司。你可能想象不到，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个别”职业伴娘案例，并不是真正的“个别”——市面上已经出现专业提供伴郎、伴娘服务的大、小公司，其中不乏拥有上万名职业伴娘、伴郎，业务覆盖全国的“大公司”。借助互联网和自媒体创作平台，很多像晴晴这样的年轻人，或兼职或全职地投入这片蓝海中。说它是蓝海，是因为有许多新人的确有这一需求。“有人是因为远嫁，有人是因为朋友都结婚了，也有人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好姐妹太辛苦，就选择请职业的人来当伴娘。”兼职当职业伴娘的小薇说，据她的经验，“这服务，全国都有，在北方地区，如陕西、辽宁等地更多一些”。通常，当一次职业伴娘耗时1.5天，会拿到400—1000元不等的薪水，偶尔还会有小红包，如果表演才艺，报酬更高。但当职业伴娘并不是想象中“拿钱吃席”这么简单，除了最基本的要求，如未婚未育，身高在155—170厘米之间，性格活泼开朗、能调动气氛，还需要和新娘的生肖不相冲——它作为一种婚礼市场化的岗位，同时还要符合一部分传统习俗的要求。“通常，我们要在婚礼前一天下午到达，早起陪伴新娘化妆，帮忙布置房间，然后换上伴娘服，完成堵门、接亲、做游戏、上车，再帮忙搬陪嫁的东西，之后再端茶、敬酒，积极地去跟伴郎或者婚礼督导沟通流程。”已经有18次经验的职业伴娘张雨欣如是分享。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工作内容，大到设计接亲游戏，小到新娘物品的看管，也都是伴娘的服务范围，总之，环节紧凑，“基本吃不上席”。“有的新娘聘请了婚礼管家就还好，如果没有，就需要职业伴娘来承担一些工作，比如设计接亲游戏，时间少则需要设计2—3个游戏，多则需要4—5个。这是婚礼上的重要部分，设计得不好，容易导致婚礼现场出现尴尬。”晴晴说。她通常会先设计抢婚鞋、找婚鞋这类经典游戏，既不尴尬也比较有趣，指压板、踩气球这类游戏则往后放。当然，一些突发状况也在所难免，比如布置新房时发现没有双面胶、附近也买不到，沿路发喜糖耽误既定行程等。“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四川绵阳农村的一场婚礼。当地有杀鸡的习俗，要提着鸡头，把血一点点地滴到新娘的房间（当地叫‘杀鸡跨红’，新娘跨过红，寓意过门后的日子红红火火）。”张雨欣分享，“我是有点怕的，但还是要在后面帮新娘提着婚纱，以免裙尾沾到鸡血。”不同地方的习俗不同，无论是否理解，职业伴娘大多会尊重。但有一种情况除外——婚闹。几位职业伴娘都提到，她们会特别注意避免婚闹。她们在接单前会预判、打听，如果雇主地方偏远，会主动询问当地习俗，同时，如果是公司单，合同里也会有保护伴娘的条款。张雨欣的做法是在婚礼前一晚再三向新人核实是否有闹伴娘的习俗，“好多新娘也是明事理的，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她也不能因为婚闹搞得一团糟”。但因为职业伴娘不能暴露自己并不是新娘真正的朋友，所以在婚礼现场还是会有人热情地帮伴娘“牵红线”。“他们在现场就会问我是不是单身，或者我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人。”张雨欣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好意的。到目前为止，几位受访者都没有遇过婚闹，但这一职业常常要奔赴各地，的确面临安全问题。大学生花花曾想当职业伴娘，但在和客户交流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的人身安全并不能得到保障：“比如我不能确保对方的婚礼是真的，有没有可能骗我到山区把我卖了。”最终，因为担心安全，她没有接单。所以，一些伴娘会选择签约公司，通过正规的App接单来规避风险。正规的公司会通过“实名认证+手机定位+强制保险”的三重保护来保障婚伴（职业伴娘与职业伴郎）的人身安全。雇主不仅需要自己的实名认证，还要上传酒席订单、婚庆相关订单、结婚证等材料，同时给婚伴购买相关保险，从而确保其人身安全。当然，公司也可能会抽走一部分所得。自由职业伴娘则从各种群消息、朋友圈中得到兼职信息。在安全问题之外，她们还会面临社会对这一职业的偏见。00后全职伴娘谢宇科从2021年开始，两年间参加了41场婚礼、飞过14万公里，2022年，她创立了自己的职业伴娘公司——美伴科技，现在旗下已经有超过10万位伴娘。但刚开始当伴娘时，她也遭到了妈妈的强烈反对：“你一个姑娘家，伴娘当多了，以后不好嫁人。”这是职业伴娘最常遇到的质疑。“比起能早点嫁出去，我更想早点暴富。”晴晴觉得这样的质疑不值一提，新兴职业往往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能被大众接受，而自己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传统的诅咒是虚无的，职业伴娘已经是一个专业性的、精细分工的行业。以谢宇科自己的公司为例：“我们会对旗下伴娘进行专业素养和相关知识储备的培训，将她们划分为不同级别、不同价位的职业伴娘，如A级要会唱歌、跳舞或有其他才艺的经验，B级要有一定的从业经验，C级需要能够帮助新人处理基础的结婚事宜。”不同的级别，也对应不同的服务和价格。可见，职业伴娘早已脱离某种年轻人的玩乐“兴趣”，而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行业，这其中既蕴含新的机会，也存在不规范的空间与风险。2022年6月26日，浙江宁波。职业伴娘谢宇科（中）在为客户的婚房进行布置。（图/视觉中国）经验丰富的“职业伴娘”，见证过各种各样的婚礼：有坐直升飞机送亲的豪华婚礼，有花十几万元从云南空运鲜花布置现场的浪漫婚礼，有由宠物送上婚戒的可爱婚礼，也有因主持人不专业而误时，花几千元租来的秀禾服来不及穿的遗憾婚礼。最害怕的还是有摩擦的婚礼。职业伴娘张雨欣在河北参加一场婚礼时就遇到了。新娘与新郎通过相亲认识，相差五六岁，在婚礼置办问题上起了矛盾。“当时已经晚上8点了，新娘直接说要不（明天）别办了，现场大家都僵住了。”尽管后来通过调解，婚礼顺利举办，但张雨欣还是感同身受：“新娘这么小就嫁人了，又发生了矛盾，肯定是有心理落差的。”“其实在参加了这么多次婚礼后，我更想晚点结婚了。”晴晴对记者说，婚礼并不都是那么美满，“那些大场面的酒席，更多的是为了人情往来。”这对新娘本身来说是很累的，晴晴也就没有那么向往了。但也有职业伴娘说，看着新娘穿上婚纱，自己对美好的爱情便有了憧憬：“结婚本身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大家的关注下，完成一生最重要的仪式，真的很幸福。”正如结婚与否是一种个人选择，职业伴娘也只是一种选择。它的出现，体现了一部分人的需求和人们对“边界感”定义的又一次更新——比起越过边界临时约不熟悉的朋友当伴娘，选择职业伴娘，让双方都少了一些为难。但对于那些将伴娘视为某种亲密关系特权的新娘来说，传统的闺密伴娘依然是情绪价值与“功能”兼备的选择。如果是这样，别忘了给闺密伴娘一个感恩红包。

“说实话，画漫画就是为了糊口。”“投入感情是肯定的，毕竟我是有血有肉的人，又不是AI。”“我不创造文化，我只是文化的搬运工。”不知道为什么，和米二聊天的时候，总能让人想起王朔创作的中篇小说《顽主》。王朔在其中写了一群以“玩的就是心跳”为人生目标的北京青年，这些“顽主”对于一切冠冕堂皇的事物，几乎无所不嘲——“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米二从小在北京长大，或许多少沾染了些“顽主”的气质，不过他对待漫画的态度却相当慎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画漫画最开始只是为了“活着”，但是现在他真正拿它当作一件正经事儿。“通过了解传统文化，慢慢发现传统文化可以拿来用了，不只是局限在嘴上说说，这对我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事情。”米二说。时间若是倒回20年前，做过厨师、保安的米二，一定想不到自己将来会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职业漫画家，而他创作的漫画《一人之下》，不知不觉连载了8年，成了“国漫之光”，被制作成动画，被改编成真人剧，被导演乌尔善拿去拍电影，11月1日还正式推出了实体漫画——《一人之下：罗天大醮篇》典藏篇章版，后续篇章也会一直出下去。最近，为了画《一人之下》的番外，米二被读者“逼着”日夜不停地赶工，他把自己“囚禁”在天津的家中，坐在电脑前一边喝哈尔滨啤酒一边绘底稿，身边还有两只猫（大傻、二傻）在晃来晃去。记者刚看到它们的时候，大傻怕生，二傻“社牛”，都说猫随主人，看起来似乎不假。米二很少接受采访，一是因为他真的没空，二是他觉得“说出来”的东西没太大意思。以下是《新周刊》对米二的访谈实录。米二创作的漫画《一人之下》，不知不觉连载了8年，成了“国漫之光”。（图/聂一凡）《新周刊》：美国有“超人”，日本有“忍者”，你创造了“异人”，我觉得挺了不起的。米二：这不是我创造的，“异人”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说法——山中遇异人。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有点特殊本领的人；还有一层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既有缺点，又有优点。我没创造什么东西，只是把原来有的概念给糅到一起了。《新周刊》：漫画《一人之下》最开始的创意是怎么来的？它的故事情节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中国传统“道”文化的背景。米二：大家都说（漫画《一人之下》）融合了传统文化，我其实不太喜欢聊传统。最开始就是因为“冯宝宝”这个人物角色不修边幅、不知来处、不知去向，还有点“二”，跟我挺像的。至于它的文化背景，其实也是个自然而然的事。20岁出头的时候，我因为没上过大学，所以四处打零工，为了给自己找个事儿干，当时误以为画漫画的门槛很低，就入了行。结果一干才发现门槛并不低，一开始画的东西都没人要。怎么办？想辙呗。（后来）想到了道家文化，朝着这个目标就过去了，我对玄妙的东西也比较感兴趣，一边画一边学，缺什么补什么。《新周刊》：你在《一人之下》里面投入了多少自己的情感？米二：投入情感，多少会有，别的作者我不知道，不过更重要的是投入情感之后，如何对待情感。要想打动读者，首先肯定得打动自己，但是又不能太沉浸其中，否则就成自嗨了。不过我画漫画，感性只占很少的部分，更多的还是靠逻辑和理性作判断——人物是不是成立，故事有没有跑偏——所以就需要反复抽离。对于我来说，这可能就是个“烙烧饼”的过程吧，不能只烙一面，还得翻过来烙。《新周刊》：故事里的主角基本上都还处于青少年阶段，包括漫画的读者也主要还是以这个年龄段的居多，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创作起来还能得心应手吗？米二：确实像你说的，但其实什么年龄段的都有，现在还在追更的，大部分都是从青少年阶段过来的，年纪也都不小了。不过如果要百分之百地共情读者，也不太可能，这是个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我觉得我这个岁数，40岁出头，就刚刚好，年轻时候的事也没太忘，岁月留下了一些惯性，可能会有些固执的部分，所以既能够跳出青少年的角度去看待人性的得失，也还能保持自己的身段别太僵硬，老化就是个僵硬的过程，我还挺软的（笑）。漫画《一人之下》被制作成动画，被改编成真人剧，被导演乌尔善拿去拍电影，11月1日还正式推出了实体漫画——《一人之下：罗天大醮篇》典藏篇章版，后续篇章也会一直出下去。（图/聂一凡）《新周刊》：你好像是比较在意市场的漫画作者，现在你的创作状态，和你刚开始入行的时候相比，有什么变化？米二：国漫的土壤变了，形式其实也就跟着变了，所以你说我的状态变没变？当然是变了。纸媒时代的时候，一期漫画刊物上12个稿子，所有作者都得排队。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话语权”是自上而下的，作者写成什么，你就看什么。有了互联网之后，人人都可以写、可以画、可以去创作，“话语权”就变成了“上下制衡”，大家都是平等的，“居高临下”就不存在了，不过又不能太从受众的角度去考虑，否则出来的东西不自觉地会是一种“媚众”的状态。对于创作者来说，最后只能取个折中的、最适合自己的状态，要不然自己写着别扭，大伙看了更别扭。《新周刊》：你会关注现在国漫市场的发展吗？米二：国漫挺好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比我好的漫画作者也很多。不过我现在看漫画不多了，并不是因为不关注行业，也不是因为我现在混得好了就不鼓励新人了，而是因为时间和精力真的有限，每天都在被稿子赶着，就算有点时间，我也会拿来做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我最近一次出远门，是借着工作的事去武当山——在家里待太久了。这次去又淘了个葫芦，现在已经有5个了，我打算收集7个“葫芦娃”，然后自己当爷爷。《新周刊》：你好像对那些带有“文化信息”的东西都很感兴趣。文艺创作往深了聊都绕不开“文化讨论”，你本身在做的也是很有“文化”的事，但你自己不爱聊“文化”。我其实不太明白这一点。米二：我哪有你们想象中那么有文化，我只是把传统文化照搬过来，然后让大家对它感兴趣，我让那些故事里的角色，捋着文化的脉络去行动，就这么简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文化”，它就变成了一件高深莫测的事。文化是用出来的，甚至是环境逼着咱们去产生的，就好比北方有洗浴文化，而南方却没有，并不是说北方人和南方人对于洗澡这个事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造成的，最终落在了人的行为上面而已。所以我个人的定义，“文化”就是人们对行为习惯的一种总结，这种行为首先是可以成立的，是能让我们顺畅地生活下去的，然后才是提炼、总结、传承。电视剧《异人之下》剧照。（图/聂一凡）《新周刊》：你在成为“米二”之前，真名叫“高安”，生活中的“高安”是什么样子？“米二”这个名字，有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时刻吗？米二：

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颁奖结束当天，电影《逍遥·游》的主创人员在平遥一个烧烤店举行了一场小型聚会，参加的人很多，店内桌子围成“n”形，导演梁鸣坐在“n”字交接点，一会儿帮忙拿串，一会儿举起一个盘子让店家加热一下，一会儿又帮周围人把酒满上。作家班宇坐在一旁，看梁鸣一直站着忙活，说：“导演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大家都不是小孩了，都能照顾自己啊。”主演吕星辰见状，笑了：“我们早就习惯了，你就让他忙活吧，说了多少次，他这人就爱操心，生怕冷落了谁。”吕星辰和梁鸣相识于片场，彼时，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毕业的梁鸣还是演员身份，在剧中饰演男配角，跟吕星辰饰演的女主角有几场对手戏。某天，剧组男主角一直咳嗽，收工回去的路上，三个人坐在一辆车上，梁鸣突然对司机说：“师傅停下车。”没多久，梁鸣回来，手中拿着一盒药，递给男主角，说道：“这个药我之前吃过，挺有效果，喝了第二天就能好。”吕星辰心想：“天啊，怎么会有人心这么细？”电影《逍遥·游》拍摄期间，每次吕星辰要找梁鸣聊剧本，一问周围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都是，“导演正布景呢”。吕星辰都能想象那个画面了——梁鸣像摆弄自己家那样不断调整画面中的家具、绿植、厨房里的瓶瓶罐罐。“你知道吗？电影里许玲玲床头摆的书，都是导演自己花钱买的，全是关于尿毒症的书，他真的每个细节都能考虑到，特别细致。”电影中有一个桥段：女主许玲玲和老同学赵东阳坐在沙发上吃冻梨。拍摄当天，美术组突然说：“没买到冻梨，咱要不要用道具？”梁鸣转身出去，没几分钟就拎着冻梨回来了。吕星辰感慨：“速度太快了，感觉刚出去就回来了，我觉得他平时路过水果摊时肯定特别留心了。”大学期间，梁鸣跑过不少剧组，甚至跑过不少龙套，后来，他被娄烨选中，陆续合作了两部电影，遗憾的是，梁鸣的戏份在电影成片时都被剪掉了。那是一段自我怀疑与焦虑迷茫的日子。直至2011年，娄烨筹备《浮城谜事》，选角导演再次找到梁鸣。这一次，梁鸣告诉对方：“如果没有合适的角色，我不演也没关系，但能不能让我跟你们一起去拍戏？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浮城谜事》开机后，梁鸣做了副导演。经过在剧组的历练，梁鸣萌生了自己拍一部长片的念头。他的处女作《日光之下》，筹备了八年，一经亮相便获得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荣誉和费穆荣誉·最佳导演两项大奖。横跨两个单元同时拿到大奖，这是平遥国际电影展唯一的一次。当凭借《日光之下》上台领奖时，梁鸣显得非常激动：“当演员的时候，我一直梦想走一次红毯，没想到这次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吕星辰上台拥抱了梁鸣，对他讲出了那句话——“热爱电影的人，不会被电影抛弃。”《逍遥·游》电影节海报。（图/由被访者提供）梁鸣出生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一个名叫汤旺河区（2019年，伊春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原汤旺河区、乌伊岭区撤区合并为汤旺县）的小城，那里有条河，就叫汤旺河。家乡的空气特别好，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冬天很漫长，一般9月末就会下第一场雪，但很快又会融化。那里是小兴安岭的林区，有很多原始森林，马路上车辆很少，没有公交车，更没有红绿灯。梁鸣就在那里长大。他的家有着类似于复式的格局，楼上楼下是一家，屋子里有楼梯，但不是独栋，一幢两层小楼里一共有七家住户，前后还有两处院子，后面的院子里种了三棵果树。谈及童年，梁鸣总会想起在冬日某个清晨醒来，妈妈在厨房里做饭，院子里传来爸爸用扫帚扫雪的声音。厨房中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与院子中沙沙的扫雪声交织在一起，是专属于他的童年欢乐乐章。有时放学回家，梁鸣会看见院子里的雪堆上插着一支糖葫芦，那是妈妈下班后买的——东北的室外是天然的大冰箱。上初中后，梁鸣开始听歌、看小说，几乎把所有零用钱都花在买磁带上。电影《日光之下》中有一处镜头，扫过吕星辰饰演的妹妹谷溪的写字台，侧面摆放的整排磁带，都是梁鸣的个人收藏。儿时的梁鸣喜欢独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之后，他却有点害怕独处了，“很多童年的回忆也只停留在回忆里，故乡已经变了，过去的很多房子都拆了，爸妈也不再年轻。有时我也会想，要是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她）还可以多陪陪父母”。梁鸣高中时进了广播站，每天通过广播朗诵文章，身边的朋友鼓励他，觉得他可以做播音主持。考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时，梁鸣做完自我介绍，先是打了一段拳，之后就开始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没念几句，老师打断了他：“你能用外星人的语言说这段话吗？”梁鸣愣了一下，立刻调整心态，用一种自编的特殊声调完成了朗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表演是一件需要“当众孤独”的事情，这对从普通高中过来的梁鸣而言，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大部分同学都是从小学习艺术，我跟他们之前有着不小的差距，性格上也有点格格不入，他们都太能玩了，我有点不太适应”。彼时，打电话还是一件颇为昂贵的事情，梁鸣经常和妈妈通过书信沟通。在信中，梁鸣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与不适，想要退学。妈妈安慰他：“你不用跟别人比，别管周围人什么样，自己觉得有所收获才是最重要的。”在妈妈的鼓励下，梁鸣坚持了下来，随后又借由表演爱上了电影，选择手执导筒，自己讲故事。梁鸣说，母亲得知儿子第二部长片获奖的消息，高兴坏了，“我妈在我朋友圈洋洋洒洒写了一大串赞美和鼓励，还配了一大堆表情，我能感觉到她特别替我开心”。梁鸣不喜欢谈论自己，采访过程中，一旦涉及个人层面的问题，他就会变得兴味索然，“我这个人性格色彩不够突出，有点太平衡了，我也不好描述我自己”。可一涉及与电影制作相关的问题，他又会变得非常健谈，“我知道很多时候对方可能只是随口一问，但我就是要给他解释清楚，一定得说明白”。梁鸣的父亲喜欢打篮球、练书法，梁鸣也从父亲身上承袭了这些爱好，没事儿就喜欢打打篮球、练习书法。电影《逍遥·游》开头的片名就是他自己写的。梁鸣觉得爸妈有东北人自带的幽默感，都挺逗的，他觉得自己也挺逗的，“就是稍微有点冷”。吕星辰说：“导演确实是冷幽默，他经常特别认真地讲一个笑话，给人讲得一愣一愣的，跟他不熟的人还以为他说的是真的，把人家逗得都害怕了，半天才能反应过来。”电影《逍遥·游》改编自班宇的小说《逍遥游》，讲述了东北姑娘许玲玲在患病的生命末尾，与父亲、同学、闺密一起接受生命厄运的故事。（图/由被访者提供）从《日光之下》到《逍遥·游》，吕星辰连续跟梁鸣合作了两部电影。谈及他身上最大的变化，吕星辰笑称：“导演没那么好说话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在片场时我能察觉到他神情的细微变化，嘴巴紧闭，眉头微微紧锁。”在片场，几乎听不到梁鸣大声讲话，除非赶着抢光，需要紧急调度。大部分情况下，他都会很温柔地伏在工作人员身边轻声讲话，甚至连第三个人都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如果说梁鸣过往做演员的经历有任何反哺到导演创作的地方，那就是极度在意表演，特别懂得保护演员。他在片场会不停地观察演员，观察他们的每一个手势、叹息、神情、眼神和情绪。《逍遥·游》拍摄期间，梁鸣罕见地发了一次火。那天特别冷，拍摄现场因为一些小细节不到位，总是反复NG，在场的演员冻得直哆嗦。梁鸣一气之下，摔了对讲机，离开摄影棚，走到小花坛一个人待着。吕星辰犹豫了一会儿，跟了出去，蹲在梁鸣身边，告诉他，她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希望他不要焦虑，不管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大家的心在一起，都是可以解决的，“冬天再开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会特别珍惜每一场戏、珍惜每一次拍摄，这可能跟涂们老师的离开有关系，我更加理解这个角色了，正逐渐和许玲玲融为一体”。梁鸣慢慢平静下来，点点头，说：“好，我知道了。”电影《逍遥·游》剧照。（图/由被访者提供）梁鸣一早就想和制片人吴觉人合作，他们曾在一起看过不少新闻素材和小说。2019年年底，吴觉人把班宇的小说《逍遥游》推荐过来，梁鸣将其存在手机里，一直没来得及看。2020年春天，梁鸣去呼伦贝尔探班电影《最后一镖》，该电影由涂们担任导演，吕星辰主演。除了探班，梁鸣还在电影中客串一个小角色。休息时，梁鸣点开小说，一口气读完，立马给吴觉人打了通电话：“咱们就做这个！”“班宇的文字里有大量的生活细节，口语化的叙述极为生动，为电影创作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基础。小说又是关于女性的命运与欲望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容易被女性故事所吸引。我的上一部电影《日光之下》讲述的是20世纪边境小城中边缘人物的故事，在那之后，我就想做一个发生在现代城市的故事，《逍遥游》小说描绘的恰好是后工业时代的都市之中，失落的工人二代的生活状态。”梁鸣说。初次见面那天，梁鸣和班宇一起看了电影《日光之下》，班宇指着电影中谷溪的扮演者吕星辰，说：“这个女孩就可以演许玲玲。”班宇无意参与电影创作，在他看来，当文学和电影相互转化时，导演自有导演的思路，而那部分可能并不是自己所擅长的。班宇说：“梁鸣导演拍的东北是一个此刻的、既洁白又有点脏脏的、既可爱又有点让人讨厌的北方环境，他在用影像来解释和解决当代性的问题。”班宇带梁鸣游览了沈阳，去自己生活过的、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分享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感受。随后，梁鸣以班宇的小说为根基，完成了剧本创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班宇的小说并不好改编，因为其笔下人物大都陷于困顿，人们始于相遇，终于情绪。每个人都企图拥有，但最终只能学会失去，所以在结尾，人们总是在张望，在远眺。而情绪恰恰是最不好把握的东西，这就非常考验导演讲故事的能力。依托班宇小说的框架，梁鸣加入了很多新鲜的桥段，诸如兽用春药、寿衣真人直播、画室裸模、深夜看美女直播灵车旅游等，用豆瓣网友的评论来讲，就是“关于死亡的忌讳都随着这种原汁原味的东北式幽默而变得轻盈”。近几年，东北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鲜见，但梁鸣镜头下的东北总能呈现出别样的质感，那并非常规刻板印象的东北，而是幽默和苦楚都十分克制，乐观、浪漫却并不流于世俗。在东北独特的地域特征之外，通过梁鸣的电影，总能发现其他新鲜的质地。近几年，东北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鲜见，但梁鸣镜头下的东北总能呈现出别样的质感。（图/由被访者提供）很多人评价《逍遥·游》是一部后劲很大的电影，看完之后久久回不过神。梁鸣说：“生活本身就是悲欢交织的，没有人能持续悲伤，也不可能一直快乐。这里面既夹杂着认命感，也包含了无力感；既有荒诞的地方，也充满了矛盾感。我试图在电影中呈现的，无非是一种无可回避的真相，我想大家所说的看完电影觉得后劲儿很大，是在觉察生活本质后产生的后劲儿。”除了加入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梁鸣还用到很多声音的意象来辅助情绪的渲染：周遭轰鸣的火车声、尿毒症患者的瘘管（身体内因发生病变而向外溃破所形成的管道）的声音——那感觉仿佛在听心跳的流动声，以及漂浮的冰海所发出的撞击声、廉价旅馆里极光彩灯发出的幽微响动。《逍遥·游》被分成夏季和冬季两段进行拍摄，一开始，许玲玲的父亲由涂们扮演，且已经完成了夏天的拍摄。令人遗憾的是，涂们溘然长逝，剧组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演员，后来找到演员李丛喜来扮演父亲，并且要在冬天对夏天的戏份进行重拍。这不仅在拍摄体感上非常难熬，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悲痛。10月15日，电影《逍遥·游》在平遥小城之春影厅首映，片尾处，许玲玲看着楼上家中亮着的灯光，呵着冷气，艰难地爬上停放在楼下的倒骑驴。此刻，座位上的梁鸣早已泣不成声。坐在梁鸣右边的班宇，用手揽着梁鸣的肩膀，一直安慰他。直至上台，梁鸣的情绪依然未能平复，以至于声音都有些颤抖。“首映那天人来得特别齐，原著作者班宇，我的五位主演、美术指导和摄影指导都来了，我们一起看这部片子。我还想到了涂们老师，这是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部作品。那一刻，我的泪水是极度复杂的。”梁鸣的共情能力很强，有时看到朋友圈有人终于要回家和家人见面，即使隔着屏幕、身处不同的城市，他也会替对方激动很久。吕星辰对《逍遥·游》的一次片场拍摄印象深刻，那是她饰演的许玲玲和李雪琴饰演的谭娜在路边分别的一场戏。拍完之后，梁鸣抱着监视器一动不动，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他跟我说，看着玲玲挥手的背影，觉得那瞬间两个朋友间突然有了裂痕，当时就控制不住了，觉得特别难过。”写剧本期间，梁鸣有次吃药不小心把胶囊掉进水杯里。看着胶囊一点点萎缩，他突然觉得这就好像生命逐渐腐烂一样，便把这一细节加了进去。电影中，许玲玲吃药时，没能拿住壶盖，一颗药掉落杯中，胶囊在水中逐渐萎缩、溶化，那感觉就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枯萎。许玲玲忍不住落泪，随后打电话给好朋友谭娜，商量一同出游。除了提前设计好的场景和桥段，电影拍摄过程中，也会遭逢一些意外之喜，甚至可以称之为“神迹时刻”。比如拍摄海边那场戏时，梁鸣完全没有预料到白天结冰的海面，到了晚上会融化成一块块，形成不规则的冰海，随着海浪不断涌动。“太奇妙了，我跟剧组人员都看呆了，哪见过这样的场景啊！我当时特别激动，心想一定要拍下来，这是上天对许玲玲短途旅行的馈赠，也是对我们剧组的馈赠。”之前，拍摄《日光之下》时，梁鸣也曾遇到这样的情况——突然的一场大雪，把整个城市覆盖住，原始森林的树枝上挂着厚厚的积雪，整座城市被巨大的白色裹住。梁鸣赶紧带摄制人员出门拍摄，记录这难得的一刻。吕星辰说：“导演在片场经常对摄影师说，日日是好日，无论遇到什么拍摄状况，他都能立刻做出应对。”对梁鸣而言，电影本该是未知的，他不喜欢写完剧本就已经知道电影未来的样貌，如果在片场拍出来的感觉跟自己的预想一样，他反而会不开心，总觉得还不够，他想要的永远是那些超出预期的东西，“拍电影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未知，未知一定伴随着某种危险，但如果在危险的旅途中感受到瞬间的美妙，就算值得”。吕星辰至今仍记得《逍遥·游》在某次转场之前，连着拍摄了22个小时。“第二天我们就要转场了，在那之前我们要把所有觉得遗憾的镜头重新补拍一遍，生怕有什么遗憾，就一直在拍，拍到后来我的身体已经不受大脑控制了，眼睛几乎睁不开，身体也都垮得不行了。最后，导演、摄影师和我，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喊了句‘收工’，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觉得挺搞笑的。”谈及小说《逍遥游》想要表达的主题，班宇总结道：“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关于欲望回应的小说，小说里（女主角）一方面身患重病，另一方面有着想要逍遥的心，这是生的欲望，还有作为女儿照顾父母的欲望、对于朋友的欲望，还有她自己作为女性的欲望。”而欲望恰恰是梁鸣一直以来格外关注的主题，他说：“我总是会对女性、对内心、对欲望、对命运格外感兴趣。”初次读小说时，吕星辰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女孩命运好苦，但是又好坚韧，如此多命运的打击发生在她身上，她都没有被压垮，反而更有生命力了”。《逍遥游》小说伊始，许玲玲就已经查出了尿毒症，坐在父亲许福明的倒骑驴上，听着父亲跟老同学满面愁容地抱怨，“都让她拖累死了”。梁鸣在改编剧本时，则加了很多关于前期生活的铺垫，展现许玲玲在生病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那是充满飒劲儿的、在夜店挥舞“及时行乐”大旗的许玲玲。谈及对“逍遥”的理解，吕星辰说：“如果说生病之前，许玲玲对逍遥的理解是自由，是潇洒，（那么）等她自己身患重病，经历母亲逝去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对生活的很多看法也都发生了转变，这时候的逍遥，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逍遥。”小说中，许玲玲和朋友一同出游，在夜晚登上景区楼顶，看着眼前庞然幽暗、深不可测的大海，听着耳畔吹来的阵阵风声，“极目望向远处，海天一色，云雾被吹成各种形状，像水草、骏马，也像树叶，或者帆船，幻景重重，甚至耳畔还有嘶鸣声”。那一瞬间，许玲玲突然就懂了庄子在几千年前写下的《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她不由得感慨：“当时不懂，现在身临其境，体验到了，就感觉写得真是好。”或许，逍遥是每个人都渴望抵达的境界，它可能是内心的宽广与自由，也可能是对这个世界更深维度的理解。梁鸣说：“许玲玲在这个冬天，已经接近她最逍遥的时刻。”电影《逍遥·游》中，许玲玲和朋友们一同出游。（图/由被访者提供）

梁思成与林徽因去过山西四次。他们的调研考察仅集中在晋北与晋中，晋东南山多路险，交通受限，这便成了“遗珠”。因“地极高，与天为党”，晋东南古时被称作“上党”。而依照现今的区域划分，它泛指长治与晋城。与大同、平遥等地相比，长治与晋城的文旅发展要逊色不少。动身前，我查询信息，试图寻找捷径，想对照旅行社的经典路线走上一遭，最后却发现，鲜少有团队将晋东南作为赏玩的目的地，只有社交媒体上来自个人的零星忠告——“到晋东南看建筑，全凭运气”“要是没有车，访古最好不要想”。我作为爱好者，不可能不想。在已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长治有73处，晋城有72处。不光在山西，放眼全国，这一数据都在前列。在地级行政单位中，长治排名第三，晋城紧随其后。再细分，晋东南更耀眼。元及元以前的古建筑有580座，496座在山西，其中一半在晋东南；全国宋金古建筑160座，山西有120座，晋东南独占70—80座。称晋东南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天然宝库”，毫不为过。距林徽因、梁思成初访山西整整百年，佛光寺、应县木塔早已成为热门景点，而晋东南古建筑却悄然走向了另外一种命途。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道：“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话形容晋东南的访古之旅，同样适用。除了观音堂勉强可算作在市内，其余的古建筑，最近的也要在市区15公里开外。其间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如果没有私家车，只得像我一样，打车、公交、走路，一并施展。首站是长子县的崇庆寺。接到订单的司机是本地人，开了8年网约车，头一回听说这里。在随后的几天，我数次印证了这一点——当地人消闲，鲜少去这些未曾听闻过的庙宇，更不用说专门去看塑像和建筑。我们在上午9点15分抵达，紫云山阒寂无人，山尖的寺庙大门紧闭。我先前已了解，这在晋东南访古会是常态。由于不是景点，此类单位开门与否，全由“守庙人”说了算。通常情况下，门上贴着文保员的电话以及“营业时间”。拨通后，要讲出以下几个信息点，对方才大概率会应允开门：其一，我是远道而来的；其二，我做过功课，特意来看塑像或壁画；其三，我买“门票”。说明来意，做完登记，“守庙人”拎起一串钥匙，引我和司机一同至大殿。推开殿门，鲜百合花的香气钻入鼻腔，老人双手合十，先是向中，之后向左右，拜了拜。他为我简单讲解：崇庆寺始建年份不详，可考的是，千佛殿是北宋早期的小型歇山顶木构，殿内塑像也造于北宋，罗汉彩塑被雕塑家钱绍武誉为“宋塑之冠”。在晋东南，每处古建筑都有独一无二之处，这正是人们专程前往的缘由。看完塑像，司机载我去不远处的法兴寺和布村玉皇庙。前者有宋塑菩萨、十二圆觉佛像、唐舍利塔与长明灯，现今已开发为景点，收取门票；后者规模较小，庙内现存金、元、明、清、民国五个时期的木构。给“守庙人”交完“香火钱”，他回屋研究起新买的铁锅，留下一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回程路上，司机说他听过法兴寺。寺庙本不在此处，而是在山中，但因其旧址发现了煤矿，便迁了址。说这些时，拉煤的卡车呼啸而过，司机指着路两旁如湖泊一样的大片积水，说：“这些地方，地下都快挖空了，全是渗出来的水，我们山西庙多，可人想的全是赚钱这些世俗事。”临别前，他又笑着说，今天这些庙的照片不错，又能发抖音了。当日午后，我乘公交车去往平顺县原起寺。寺的位置在浊漳河谷，这是晋东南的“建筑宝库”。54公里的河谷，有8处国保单位，它们得以保存，与当地交通封闭关系很大。由于河谷陡峭，水流过急，该河道从未通航，少有人迹，加之气候较干，建筑更容易存续。另外，深处山中，战火和现代化的改造均没有对其侵袭，这也算是意外收获。下了车，目之所及正是深谷，不远处还设有一处4A级漂流景点。我穿过公路，拾级而上，到达时却发现原起寺门上也挂着铁锁。村里小卖部的奶奶告诉我，“守寺人”3点会来。我斟酌一番，决定步行去4公里外的大云院。距大云院2公里处有个立牌，写着“寺庙维修”。我心有不甘，仍旧上了山，幸运的是，“守庙人”在。还是惯例操作，他带我进入院内，为我讲解建筑与壁画《维摩诘经变》。讲完后，我问他，为何不把周围几处古建筑开发为景点。他回答说：“县里不愿宣传，担心人流大了，文保工作不好做。”他不那么认为。他觉得“资金多了，文保措施才能更完善，来看的人也会更多，正向循环”。碍于交通状况，我没有去往更东处，也就与龙门寺、回龙寺等古建筑无缘。不过，我后来在原起寺的亭柱上看到的两句诗，感觉可以概括这些古建筑的大致模样：“雾迷塔影烟迷寺，暮听钟声夜听潮。”“飞阁流丹临极地，层峦耸翠出重霄。”要想一睹它们的真容，其实只有一个路径，那就是驾上你的车，向山野与河谷中行去。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宋代壁画，被称为壁画界的“清明上河图”。（图/L）东南村二仙庙是一间供奉本地神明的庙宇，它在晋城市的郊野。我去时是中午，按照当地人的习惯，该是休息的时候。我依然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抵达那里时，庙门大开，“守庙人”杨连根在院里踱步，见我走近，笑着迎我。他告诉我，我是那日第四个上门的参观者。他为我讲了庙的来历。二仙庙所供奉的神明是“冲惠”和“冲淑”，两人生在唐朝德宗年间，出生地是陵川。姐妹两人幼年丧母，父亲续弦，后母待她们不好，可二人仍旧恪守孝道。但世事弄人，不久之后，两人的尸首在田地中被发现。至于死因，无人知晓，只是有村民讲，在劳作时眼见着她们羽化登仙。自此，晋东南一带开始流行祭拜二仙，凡有难事，纷纷向其求解。到了北宋，二仙被官方承认，笃信道教的宋徽宗，让这一信仰在当地变得更为普遍。时值北宋与西夏交战，粮草用尽后，北宋军队本该束手无策，但最后还是凯旋。人们将其解释为两位神明的显灵，是她们让军队吃上粥饭，赢得战役。有了官方认可，信奉二仙的村子越来越多。彼时还叫小南村的这里也不例外，村民们集资建造了这座庙。其中放置了二仙塑像，加上男女随从共16尊。最让人震撼的，是木雕楼阁“天寓壁藏”，与《营造法式》中的形制别无二致，当地人称之为“桥上庙，庙上桥”。这些典故，是70多岁的杨连根自学的。他说：“我看庙20多年，每天跟着来的专家教授学一句，再笨也会了。”杨连根是当村人，1997年，他来此守庙。在他之前，这座庙宇命途多舛。先是新中国成立后，二仙庙用作学校，山门被拆，还不懂事的孩子在屋顶爬来爬去。杨连根说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文革”时，二仙庙能躲过浩劫，是因为一位断臂的退伍军人。再之后，到了1996年，这里被评为国保单位。次年，庙内引来盗贼，6尊塑像的头相继失踪。政府无奈，向村内征集新“守庙人”，无人敢来。杨连根是村支书，因没合适人选，只得自己报名。早年间，文物盗贼猖獗，常把“守庙人”绑到一旁，再继续作案。我问杨连根是否害怕。他回答：“怕也没办法，我是当干部的。”“守庙”以来，他遇过几次偷盗，均是未遂。一回是院墙被钻出了窟窿，清晨巡视时，他紧忙封堵。还有一次，有人翻墙，撬窗入殿，他及时到场，盗贼匆忙逃走。二仙庙在此无伤无碍，但并不常有人来。杨连根跟我说，几乎没有本地人到访，全都是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在网上看到，前来拜访。有时拜访者傍晚7点多才到庙中，按照规矩，他们等来的答复会是恕不接待，但杨连根还是拿着手电筒，给人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本地神明的故事。即使如此，他一天的工资，也还是稳定的15块钱。临走时，我说想为他拍张照片。起初，他有些推托，挪挪步子后，才站到庙前，身板挺得溜直。见我拍完，他回到挂着文管处牌子的屋内吃饭。我独自逛了一阵。出院门前，他掀开布帘，端着饭碗走出房子，同我道别。我要向下一处出发，他则拐了个弯，到几十米外的玉米地。有人在烧荒，空气里满是浓烟，他得去看看。2022年6

手机里跳出林徽因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的消息时，开往大同的动车已经驶入黄昏。北方的秋天，暮色转夜色时有凉意，太阳在远处贴地“飞行”，寻访古建筑的第一步，就是要逃离大城市的热岛。近几年，重走“梁林路”成为了显学，这也让大同成为驻守首都的古建筑爱好者钟情的目的地之一。从北京出发，前往大同的动车只需要两小时。而以此为起点南下，整个晋北区域里散布着梁林伉俪在近百年前寻访唐构、辽构建筑的足迹。今天不必再像他们那样骑着毛驴在山里摸索，对山西古建筑的寻访，已经完全可以规划在一场三天两夜的短途旅行之中。不过，这仍然是一段难以“躺平”的旅程。诸多古建筑远藏于小村深山，现代交通的便利只是相对自驾和包车而言。在五台县城，梁思成没有入台怀，而是北行，骑着骡子进入崎岖危险的山里。在初次前往豆村镇的佛光寺时，梁思成就曾给林徽因写信，说这里旅途僻静，风景幽丽，只有近山和远山。如果不开车，这个体验在今天没有多大变化，即便你在修好的柏油路上横躺半晌也不会有人经过，乡村公交车在路口随人而停，时刻令人难以捉摸。对许多古建筑的探寻并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可以靠双脚抵达的方式，这可能天然地让它们免受打扰。你需要更丰富的华北小城的生活经验，以及辗转灵活的交通方式，脱离打车软件后只能指哪打哪，也没有共享单车解决“最后的几公里”甚至“最后的十几公里”，在享受古建筑的知识风暴和文化冲击之前，最好先做好坐在“黑车”里和方言斗智斗勇的准备，然后历经刀削面、过油肉、羊肉烧麦和油糕的碳水洗礼，在途中昏昏欲睡。所以说，大同是个好的出发点，理由是这里设施完善，华严寺、善化寺都位于城区修建的古城里，是访古途中最好迈上去的初层台阶。两座寺庙的门票预约简单，扫码或现场购买都来得及，而且那里讲解团队庞大，一切都显得轻松愉快。游览完走出来，轰炸大鱿鱼和蜜雪冰城是一种安心的城市保障，即便整个古城里遍布的商旅牌子是毫无特点的拟古，作为游客偶尔也会喜欢这样的条通，无论大路还是小路都会明确告诉你这两座古建筑的位置。白天的阳光显得刺眼，把一切照得有些“速食的寡”，可一旦黄昏来了，远处的古城墙便有了塞北的滋味，秋风活泛，叶子哗哗落下，人们同样会在这样的人间里浸古出神。广场上穿着汉服的人对着圆圈一样的灯光直播，远远地看过去，他们只露出一张煞白的脸，倒像那尊在华严寺的山门里抱着碧玉琵琶的魔礼海。出了大同，只要有车，往五台、太原去都不必太过担心，一路都是这样的人情风景。在荫翳庄重、体感清凉且有略微霉味的古建筑内部感受崇高，建筑外就是摆沙棘、红枣、小米、凉皮碗托的村民。人们偶尔也可以在里面逗一逗黄色的土狗和野猫。看管的人百无聊赖地穿着冲锋衣窝在椅子里，条件好点的会有用缎面缝制的坐垫和靠垫，他们放着暖壶，刷着手机，然后不停地提醒“不要拍照、不要拍照”。应县木塔的看管人还能兑换现金，满足游客临时抱佛脚的心，虽然扫码拜佛不算新鲜事，但可能电流和5G信号太快，古建筑的老佛寺还没补丁更新，所以这虔诚的能量难通极乐天。2021年5月3日，大同。游客参观云冈石窟。（图/候宇/中新社）今时今日的“梁林路”并不是条寂寞的路。你如果是个有志于此的爱好者，会在汗牛充栋的资料里，发现各种游学、旅游团的推送。也许是因为山西省文旅厅的日夜吆喝起了作用，又或许是因为梁、林二人的故事在短视频中被反复诵读得已经足够知名，总之，这条路上很难缺同伴。古建筑游览的路线已经开发得越发完善，即使在前一天夜里11点下个前往佛光寺、南禅寺的包车订单，对方也会在第二天8点准时来接你。即使在再远的南禅寺里，也能碰到盖章打卡的古建筑爱好者；就算只是在应县木塔的门口发一会儿呆，也能找到或单独或零散结伴的人和你一起拼个解说团。当然，最好和包车司机说清楚，按照导航上的高速路线走，别为了省高速费而转入各种乡间小路，毕竟佛光寺、南禅寺离稍大一点的城市都要两小时车程，走小路不但让人晕车，也浪费时间。关于“梁林路”，除去其对中国建筑史的卓越贡献，其实一直有几个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故事非常适合传播。最出名的莫过于日本学者妄称“中国境内已无唐构”，而后被梁、林以行动破除妄言；又比如佛光寺的发现，梁、林从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按图索骥找到此建筑，又因林徽因的远视眼发现关键性的证据，整个过程如同一本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而整个田野调查又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大义与悲情的色彩更是浓厚。大同是梁、林在山西的第一站，而在进入山西的地界之前，二人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梁思成是1931年正式加入由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专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此前，这一研究领域已成为西方及日本学者竞相角逐的“战场”。1932年，梁思成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不但首次释读了《营造法式》中“以材为祖”的制度，还首次指出斗拱在中国建筑史上所占之地位。在独乐寺建筑调查取得这一关键性突破之后，梁思成又马不停蹄地对河北宝坻（今属天津）广济寺三大士殿辽构、河北正定古代建筑做了实测研究。正定存有唐代以降各历史时期的重要建筑，这使梁思成对古代建筑制度之演变有了深切认识。在此基础之上，梁思成与刘敦桢、林徽因于1933年赴大同调查。大同是伊东忠太、关野贞等日本学者用力甚深之处，他们试图通过对云冈石窟、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构等建筑进行研究，探明日本古代建筑的源流。在这里，梁思成和刘敦桢合写出《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列出当地辽金建筑的模数单位——材栔的测绘数据，并将之与《营造法式》中的相关规定做了比较研究，使其构造之法得以深入揭示。1937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构，并对其模数制度做了深入研究，证实了梁思成1932年在独乐寺调查报告中做出的关键性判断：“以材栔为度量之制，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以上调查研究，使梁思成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充满自信地对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做出总结，献出一部《中国建筑史》。他在这本专著里指出古建筑的“文法”，提出了“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的研究体系。这一开创性工作，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支撑，填补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空白。现在的书店里，这本书都会跟山西的旅游书籍摆放在一起。当这些认知越来越清晰，才会有越来越多人踏上路途，正如大洋彼岸对林徽因迟到百年的认可，后知后觉才突显前人可贵。不过，对于旅行者来说，晋北的古建筑已被铆钉钉在中国历史上，尽数巍峨，是所谓的“上层路线”。它们都有着强烈的主体，扮演着主角的叙事，还有着高光的历史时刻，这些亮点可以被明确地回忆起来。建筑师王澍曾提出过一个观点——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忽略了广大的民居，这让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抓大放小”。这自然是一个需要按不同历史背景来看待的问题。但“梁林路”上，那些跨越时代的唐构、辽构建筑并不是全部。在梁思成写给林徽因的信件中，他的路途心得同样是让人心驰神往的部分。每个物件——仰月的脊兽、古长城留下的土坯、云冈石窟里被风化的石砾、有着龙吐珠华丽之姿的斗拱、被学者白谦慎称为“晚明遗子”的书法家傅山写下的“难老”二字、被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重新修葺的壁画、梁林二人以西方古典建筑的学识背景认知的中国型范——数个时空的人和物在眼前交错，如同那些反复重建的柱、梁和披上彩塑的佛像，不同时间可以毫无阻碍地相互依存，才不会变成可笑的骷髅、化为齑粉。我们的历史和未来，在每一个时间切片上都紧密嵌合着。而当你再次回到格子间里，一切关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不能流动的、不会共通的说法和表象，都将会是不值一驳的谎言。2016年8月，大同。在九龙壁前留影的孩童。（图/阿灿）

用“起”做第十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是戏剧节主席兼发起人陈向宏的提议。除了商定主题，他还要跟黄磊、孟京辉、赖声川讨论哪里需要创新，并确定总体预算。剧团的邀请则是“艺术家的事情”。陈向宏感觉，乌镇戏剧节团队的工作开展和沟通“一年比一年轻松”。得益于彼此间不断提高的默契和高度一致的目标，有些事在微信群里就能沟通解决。这样的从容不迫是他个人气质中鲜明的一部分，而20多年前，他干事业的冲劲更值得瞩目。2000年上半年的一天，陈向宏只身来到中国作家协会门前，报出自己乌镇镇党委书记的身份。门卫问：“乌镇是什么地方？”“就是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家乡。”凭借这个回答，陈向宏见到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了解到陈向宏想把茅盾文学奖“请回”乌镇的来意，陈建功说这个事挺好，但他没法自作主张，必须等党组上会讨论。结果，党组通过了这个提案，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于同年11月落地乌镇东栅景区。第二年，一直想为木心做点什么的陈向宏终于征得老人同意，为其故居进行翻新。2006年，木心从美国回到乌镇，被陈向宏等人以及他和团队的工作所打动。木心住了下来，把人生最后的时光留在了乌镇。因为这两件关乎文学家的大事，开始有人喊陈向宏“文化人”，他闻言直呼“抬举”。就第二件事而言，他想方设法联络木心时，老人在国内没有盛名，陈向宏不曾也不能预测未来的发展。他当年只是觉得木心的晚年有些“可怜”。而且，既然能为一个过去的大家建各种馆，为什么不对一个还在世的大家好好礼待？所以他要把木心“请回来”，这也是乌镇这个小镇的姿态。在文学领域有所作为后，陈向宏来到戏剧的天地。命运的齿轮大概从他跟黄磊成为朋友时起就开始转动了。在那之后，戏剧闯入了陈向宏的生命，而他也因为乌镇戏剧节，做了戏剧的“闯入者”。第一届乌镇戏剧节期间，有记者在陈向宏办公室的大圆桌前问他：“你看过话剧吗？”没多少采访能让陈向宏记很久，但这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问题，他记了整整十年。第十届乌镇戏剧节期间，他在同一张圆桌前重申：“我真看过！我跑到国外看过的。”那是2012年，陈向宏赴英国办事。在伦敦机场下机的廊桥上，他被书报架上的彩色宣传页吸引，拿起一看，那是舞台剧《剧院魅影》的介绍。他按图索骥去到伦敦西区，不仅看了《剧院魅影》，了解到该剧已经演了80多年，还顶着时差在那边泡了几天，看了好多部戏。随后，他到爱丁堡戏剧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进行考察。在阿维尼翁，他摸清了IN单元、OFF单元、嘉年华为何物。回过头看，陈向宏之所以敢办这个不属于乌镇原生态文化范畴的大型线下活动，不仅是因为他恶补了戏剧和戏剧节的知识，更是因为他相信戏剧可以成为对乌镇理想生活方式的舞台化阐述。“我觉得乌镇也是一种理想生活方式，大家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所以戏剧构成了小镇的内容，小镇又会成为戏剧的舞台。”后来，小小的乌镇办成了大大的戏剧节，陈向宏也成了被海外知名戏剧节邀请的重要嘉宾，有时还会被请到台上讲话。有了同行和观众的认可，他也敢到更多领域去闯荡了，如互联网、当代艺术、时尚，等等。陈向宏做的许多事都关乎青年。在乌镇戏剧节，他最开心的事情之一是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能成为年轻人的主流节日，代表了乌镇戏剧节的生命力，我觉得这种认知、认可为这个地方注入了年轻的发展能量”。为了给青年人提供机会和支持，乌镇戏剧节将“青年竞演”作为重点单元。第一届时，报名作品共80份；2019年的第七届有538份；今年的573份则是十届之最。青年与乌镇戏剧节的双向促进，从这组数据上可见一斑。青年竞演的观看名额采取免费预约制，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组委会还在举办地蚌湾剧场外立了个大屏幕进行现场直播，并发放一定的入场名额给现场排队的观众。今年的青年竞演决赛可谓盛况空前。演出当天，十几名年轻观众从凌晨1点多就开始排队。临近开场，剧场周围热闹非凡，客流量甚至在知名海外剧团的演出和明星剧目之上。即便如此，乌镇戏剧节还是保持了良好的秩序。陈向宏总结的经验是，做景区不能只图大，办戏剧节不能只盯着艺术家，有背后强大的超能量的服务体系作支撑，才能做到“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给大家留下一个还想再来的印象”。戏剧节离不开生活，主办方希望能够以乌镇戏剧节为背景，诠释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图/由被访者提供）陈向宏奉行长期主义，尤其在软实力和细节层面。游客遇到的那些和善的店家、贴心的酒店服务员、高效的游览车司机和会讲故事的船工，都接受过很多培训。此外，乌镇戏剧节还建立了质量改进体系。为了说明其运作方式，陈向宏举了两个例子。其一，陈向宏主持乌镇景区管理班子每周召开例会，由全体中层干部汇报一周的工作，讨论存在的问题。这个制度保持了20多年。其二，质监部门每周汇总4000多名员工收集的800—1000条游客意见，按环境、制度、服务态度、管理等分类后，由各对口部门认领回去进行整改，陈向宏和管理班子也会表明自己的态度，“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有些是没法原谅的，那就要动帽子、动票子了”。陈向宏很骄傲，乌镇的员工不仅认真，还都特别善良、可爱。他也经常跟大家讲：“每个人的服务技能有高有低，但是只要你内心善良、真诚，把游客当自家人，对方一定感受得到。”在乌镇行走时，陈向宏总是细致地观察着，如果发现比较严重、紧迫的问题，他会第一时间“敲打”管理层：“为什么我看到了，你们没看到呢？”如果问题不太大，陈向宏会尽量少批评下属，跟人打交道时，也总是笑眯眯的。有这样一位老板——他的驾驶员会随手捡起桥尾的废纸，看到垃圾桶再扔；即使挂职“外援”也对这个团队生出归属感，甚至自发加班“卷”自己……当然，乌镇和乌镇戏剧节都不完美。陈向宏表达了解决“黄牛”问题的恳切，除此之外，其他问题也有，但他不想让家丑外扬，笑称对外只说积极的话，“总体来说，我觉得往年的一些弊端都在逐步改善，氛围一届比一届好，强是强在每个角落”。本届戏剧节开票日，共有324840人线上购票，较去年的260195人增长了24.8%以上；临近戏剧节开幕，乌镇西栅的客流量肉眼可见地激增，办节的11天里更是人潮汹涌。然而，就算是报道戏剧节的媒体问起数据，陈向宏回答的也是乌镇景区的整体表现，因为他从来不把戏剧节跟经营画等号。在他眼里，戏剧节不是用数据或钱衡量的，而是有温度的生命体。陈向宏在网友的帖子和留言中看到，“有些人在乌镇戏剧节认识并谈了恋爱，有些人甚至把乌镇戏剧节作为一个人生对标的东西，说‘第几届时我是大学毕业来的，我以后每年来，我现在在做什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能办一个被当成人生对标的线下活动，陈向宏觉得“挺好，很温暖”。这些反馈也证明，乌镇戏剧节不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离他们想办一个观众、游客友好型戏剧节的目标更近了一步。临近戏剧节开幕，乌镇西栅的客流量肉眼可见地激增，办节的11天里更是人潮汹涌。（图/由被访者提供）除青年竞演观赛门槛低之外，内容丰富的古镇嘉年华和戏剧集市，也为观众和游客提供了很多参与和体验戏剧节的机会。在今年的嘉年华中，陈向宏既看到了自己向来喜欢的非遗手艺人的技艺，也看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水上表演，这令他眼前一亮。戏剧集市则给他留下了氛围越来越好、差异度越来越高的印象，“不光是商品的售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传达”。戏剧节离不开生活，这是当年的海外考察给陈向宏的启发。在以乌镇戏剧节为背景，诠释对美好生活的理解的过程中，艰难有时，挑战有时，他和伙伴们互相激励，从不曾忘记自己要坚持什么。比如坚持正能量及正确的导向。包括陈向宏在内，发起人团队首先从决策层面强调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用颓废、放肆的东西博眼球，坚持为青年的成长助力。“跟话剧艺术一样，我们始终坚持传递社会的正能量，传递一种不那么教条的人间美好。”陈向宏觉得，乌镇戏剧节既有温度，又具备艺术的高级感，“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节庆，好多人甚至不是来看戏的，他就是为了来感受这种氛围。”再比如坚持国际化。黄磊、孟京辉、赖声川每年都会花费很多精力，邀请海外剧团和嘉宾。陈向宏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引进有代表性的当代话剧”，来到乌镇戏剧节的很多海外剧目都是国内首演。国际元素的加入，使乌镇戏剧节成为中外文化、生活方式交流的桥梁。即使语言不通，观众和游客也能通过观看演出、在街头偶遇剧团，感受到世界不同角落的艺术文化和人情味，外国朋友们也从中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像82岁高龄的美国戏剧巨匠罗伯特·威尔逊，乌镇的年轻观众让他非常感慨，因为在西方，戏剧观众多为中老年人；还有巴西仓库剧团的鼓手，他原本留了一周时间游玩，但戏剧节闭幕后觉得根本不够，打算改签机票。在乌镇戏剧节期间，巴西仓库剧团演绎了《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图/由被访者提供）另一个坚持是传递善意。乌镇景区和乌镇戏剧节受到的吐槽相对较少，在严密组织和优质服务的加持下，其充分释放了乌镇旅游传统的善意文化。正所谓“十年一大成”，陈向宏觉得，乌镇戏剧节用十年时间找到了自己的成长轨道，而他和伙伴们也用这些时间做成了一件幸福的事，“接下去就是怎么更多地做到枝繁叶茂”。乌镇戏剧节会在多元化方面率先发力。陈向宏认为，多元和包容代表自信，乌镇戏剧节不能局限于某种风格、某个类型，不能被贴上某个标签，那将意味着戏剧节生命力的停止。“你怎么做成一个真正国际化的、经得起时代检验的戏剧节？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他说，接下来10年对乌镇戏剧节至关重要，“我们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无论何时何地，陈向宏和黄磊他们都保持着发现问题的警觉性。讨论起戏剧节的未来，大家的措辞总是很直接，气氛时常变得激烈。在创新、更加拥抱青年、活动多样化等方面，他们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变化”。下一个发展阶段，戏剧节在呈现形式上肯定还会有超前的尝试，但整体发展步调会以稳健为主，逐步优化各方面的机制。“怎么跟商业和品牌有机结合、互动，也是我们未来十年要考虑的。乌镇戏剧节不排除商业，但前十年某种程度上是拒绝的，我觉得未来要发展就要更好地融合。”但要避免商业气息过浓，这就需要乌镇戏剧节团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戏剧节能否常态化、如何跟当地生活有更多的联动，也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陈向宏说，人力能否跟上，以及有没有丰富的内容进行支撑，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我们会找到一种平衡的形式，而且我们已经付诸实践了，2024年你可以看得到”。实际上，乌镇戏剧节和乌镇旅游对当地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有了很多具象展现。人文层面，剧场一个个地建起来，当地百姓再也不会把话剧和越剧混为一谈，2016年“乌青剧社”成立，桐乡本土的当代戏剧被带动发展；商业层面，景区内餐饮、住宿的定价都很公道，服务质量有目共睹；产业层面，精英人才慕名而来，乌镇镇区设立了超级计算机中心、生物技术公司等创新型企业……陈向宏由衷认为，这一切赋予乌镇“一种可触及、可留存的美好，一种可以鼓舞我们的美好”，进而构成“小镇的力量”。所以他真的不希望乌镇只是一个旅游小镇，“它是文化小镇，也是一个产业小镇，应该有n多的标签”。聊起事业，陈向宏的激情和条理令很多人望尘莫及。同时，他也很清醒，知道自己已经进入跟时间赛跑的阶段。他希望自己“内心要永远年轻”，因为年龄大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跟不上年轻人。所以陈向宏保持着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速度。他经常上网，善用社交软件，掌握的流行趋势有时比年轻员工还超前。坚持旅行是保持内心年轻的另一秘诀。他在濮院时尚古镇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幅世界地图，每到一处就会在上面扎一面小红旗。温暖、不做作的地方是他的偏爱，如果有大海、美食和美酒就更好了。所以，在去过的那么多国家和地区里，他最喜欢巴厘岛和西西里岛。在海宁盐官，陈向宏和团队为新项目“音乐小镇”忙了6年多，希望将来其能跟乌镇戏剧节成为姐妹花。不久之后，他打算去美国那几个办音乐节的小镇考察一番。搞不好，音乐小镇走上正轨也得花费10年，陈向宏一想到这点就觉得头疼：“我现在画图画到晚上就老花了，画不下去了，而且容易失眠。这脑子启动慢了，刹车也慢了，有点滞后了。画得久了以后，睡觉也是满脑子图纸在折腾。”说这话的时候，圆桌上、书架上、墙角边的一堆堆图纸，仿佛都在冲陈向宏微笑。科技日新月异，可它们的主人就是不愿用电脑代替纸笔，因为他坚信，中国的民间建筑只适合手绘，CAD在细节表达上有所欠缺。而且他也习惯了，手绘更有乐趣。陈向宏觉得，被模仿是一种危机，也是一种动力。戏剧节可以被模仿，但乌镇戏剧节不能。（图/由被访者提供）不过这些年来，陈向宏对戏剧节的理解和工作方式，都有了一些改变。首先，他个人的艺术修养借助戏剧节提高了，“至少知道什么是好看的戏和怎么看戏了”。其次，他更理解艺术家，也更会跟艺术家相处了，“艺术家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有敏感的触角，会表达很多意见，偶尔有一些固执，我觉得这也挺正常”。每年戏剧节，不只和另外三位发起人，陈向宏还要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艺术家打交道。一开始，彼此间有种“表面的客气”，而现在，大家沟通时更加真切和默契了。对于戏剧节的认识也加深了，“我更愿意戏剧节成为乌镇，而不是成为乌镇旅游的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旅游是对异地的美好生活方式的找寻，以及对诗和远方的追求，而戏剧节可能在远方，也可能在近前，“它永远在你身边”。具体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太多诗意和美感，多的是危机和忧虑。再者，国内的戏剧节越办越多，有时发起人和嘉宾都是重合的，一些环节也难免被模仿。陈向宏觉得，被模仿是一种危机，也是一种动力。戏剧节可以被模仿，但乌镇戏剧节不能。他和伙伴们得把注意点和力量放在独特性上，绝不能让乌镇戏剧节沦为平庸，“100年后，乌镇旅游可以不存在，乌镇戏剧节必须还在”。此刻，戏剧节带来的梦幻氛围已然飘散，更本真的生活气息充盈着乌镇。陈向宏想到一个不知是否贴切的形容词——干净，“不是指物理性，我觉得是一种追求，还代表着精神上的干净、纯真。也可以叫纯净，比如生活状态的纯净、干净”。乌镇有1300多年历史，跟许多江南小镇一样，这里也有典型的江南水乡文化、小桥流水的人文景观。在陈向宏看来，乌镇之所以独特，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其历史风貌的传承，以及深入当地人血脉的江南水乡生活方式。在跟乌镇有关的一切里，他对文化情有独钟，每当遇到跟桐乡、乌镇有关的文化旧物，他都会留下来作为收藏。从那些桐乡文人的老信札，或乌镇制造的工艺品中，他深深感到，“乌镇历史的丰富性、精神思想的深刻性，远远超过我们精神的想象”。他希望乌镇永葆生活与文化艺术的纯真，即使乡愁日渐浅薄，也能给他留一个体味这种“很私下的心理感受”的角落——那里没有花里胡哨的仿古装饰，没有粗放无序的环境，只有一份熟悉的宁静和干净，帮有点“社恐”的他完成记忆的认可和复盘。

“闭上双眼心中一片茫然，黯然睁开眼满目悲凉，在通向荒野的路上，一片凄凉。啊，散落的命运之星，蓦然照亮我的身影，我要出发，脸上映着银色的星光。我要启程，再见了命运之星。凄凉的气息吹入我的胸中，阵阵秋风吹来，呼啸声不停。然而我的心中不灭的热情，正追寻着梦中的憧憬。啊，璀璨的无名之星，即使陨落，也要照耀他人。我也要出发，按照心中的指引去远行。啊，不知何时有谁也曾来到这路上，啊，不知何时有谁也循着这个方向而去。”谷村新司创作的这首《昴》是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日语流行歌曲之一，曾被邓丽君、徐小凤等许多歌手翻唱过。受到石川啄木（1886—1912年）的诗Kanashiki

“不到喀什，不算到过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过喀什。”也不知是谁先发明了这样一句话，引得无数的游客纷纷慕名而至，只不过领略了古城风采的人，无不流连忘返，以至于这样一句看似简单的广告语，一直广为传扬。据喀什古城管委会宣传科副科长顾晶晶介绍，今年上半年，古城的游客达到了53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6%，创下了历史新高。与国内其他许多城市无异，为了促成旅游业态的发展，地方上的文旅主管部门，通常都会从当地的历史文化、古物建筑入手，并且加以改造，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无不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但喀什不同，据到过这里的人形容，古城一点也不像是经人翻修过的样子。走进古城，能够将人瞬间拉回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今日喀什古城的魅力，或许并不是简单的成功改造案例的复制，那么，它的历史独特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对此，《新周刊》专访了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程遂营。作为《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丝路上的古城》的主讲人之一，他曾带着古城为什么“活着”的疑问，多次去到喀什古城。据他所说，当他看到那些夯土城墙、整洁的街道，以及人们依然利用鲜花装饰自己的庭院，这与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记载的那座疏勒古城并无二致。在程遂营看来，喀什古城的魅力，或许就在于它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这在其他任何城市都是不曾有的。未来，这座古城如何在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里继续焕发活力，也是它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以下是《新周刊》对程遂营的采访实录。新周刊：你曾经多次到过喀什这座千年古城，每一次去都是什么感受？人们为什么说“不到喀什就等于没到过新疆”，你找到其中原因了吗？程遂营：2017年秋天，我第一次去了喀什，发现那里的确有一座古城，古城虽然是夯土，但依然雄伟高大，在城内显得非常整洁。之后我又去过两次，感受到那里的变化非常大。除了内地城市对喀什的帮扶，现在整个城市都在做“一带一路”的文章，内地和喀什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给人一种日新月异的感觉。至于说“不到喀什就等于没到过新疆”，是因为在喀什，你不仅可以欣赏到高山上的千年积雪，在东边又可以欣赏到大漠戈壁的风光，这里有绿洲，也有农业，还可以欣赏到和谐的田园牧歌式的情景，疏勒（喀什旧称）一说是“水草丰茂的地方”。可以说新疆的风景，在喀什都可以看得到。与此同时，喀什还集中了新疆的美味和美食，又集中了能歌善舞的民俗风情，所以如果不亲身到喀什，你就无法想象它是如此美丽，与众不同。《新周刊》：你刚刚提到了“一带一路”，其实喀什古城从疏勒到如今的经济特区，一直都是南疆的经济枢纽。喀什的商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繁盛起来的？当时流通最广泛的商品是什么？程遂营：首先，从历史记载上来看，“西域”这个概念，在《史记》《汉书》出现之后，我们才了解得越来越多。早期的喀什，在秦汉时期还是相对比较割据的小城邦，但是由于喀什的地理位置特殊，它跨越帕米尔高原就能到达中亚，所以，它既是军事重镇，也是交通要道。后来在贸易的过程中，喀什就成为一个经济的重镇。喀什在商贸繁荣的时期，虽然记载很少，但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它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商贸历史。而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喀什正好位于丝绸之路南道和中道交汇之地，沿着昆仑山的北麓与天山的南麓都可以到达。汉朝时，中国大量的丝绸从喀什运出去，西方的一些物质和文化产品，也从这里运进来。从城市名称上看，喀什全称“喀什噶尔”，尽管人们对于这个名称是维吾尔语还是突厥语到现在还有一些争议，但大都认为，“喀什”就是玉石的意思，“喀什噶尔”就是玉石般的地方。所以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也叫“玉石之路”。由于喀什离和田近，那时候的和田玉集中到喀什，要么向西输入到中亚，要么沿着天山的南路进入玉门关，然后才到达敦煌，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内地。《新周刊》：商贸在喀什古城的历史上，好像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如今的喀什古城，还寻得到痕迹吗？程遂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走在喀什古城的街道上，似乎看到了与《马可·波罗游记》里繁华的商业贸易相似的景象，有各种各样的巴扎。“巴扎”是维吾尔语，实际上就相当于内地的集市、商铺。维吾尔族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上溯到历史上的“回纥”“回鹘”（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这个民族的祖先已经开始在大西北地区活动。由于维吾尔族不断地在南疆地区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巴扎就出现了。不同于内地自给自足的、家庭作坊式的生活，新疆以游牧为主，或者叫作“半农半牧”，再加上经商，也就决定了巴扎这样一种特殊的交易场所。如今，巴扎已经成为喀什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必要场所，巴扎的类型也非常多，水果巴扎、皮货巴扎、玉石巴扎、乐器巴扎，甚至还有帽子巴扎。很多人逛巴扎，不纯粹只是为了购买商品，这些地方甚至也变成了人们交流信息、互通有无，乃至休闲娱乐的地方。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到了维吾尔族老百姓的血液里。《新周刊》：你提到维吾尔族的这种游牧式的生活，好像是随便到一个地方，就能开始经商，“巴扎”这个词也非常生动，听上去有一种扎堆摆摊的感觉。喀什人的身上，是不是天生就有着这种经商的基因和智慧？程遂营：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有一些人是专门经商的，比如今天的中亚，在当时的历史上记载有“昭武九姓”，他们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后来逐渐受到匈奴的压迫，向西进入到了中亚一带。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这个民族便以粟特商人的身份一直在从事经商的活动。比如，我们经常吃的“安石榴”，其实就是得名于“昭武九姓”里面的“安国”和“石国”，他们在那边种植，后来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带到内地来了。说到经商，喀什本身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作为一个交通、军事要道，经商可能比其他生计更能把日子过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喀什人可能在天然条件上比其他地方要好，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了他们经商的传统，成为了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2023年10月1日，新疆喀什古城里随处可见乐器商店。（图/李浩楠）《新周刊》：可以想象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方式，是由地理、环境，以及时代的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除了班超、张骞、裴神符、马可·波罗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据你了解，喀什的历史上还有哪些值得称赞的行商者？程遂营：中国古代的史书上，对于商业的记载是相对较少的，传统的农业社会就是“士农工商”，把商人放到最后。当然，在《史记》里，司马迁曾独辟了一个《货殖列传》。除此之外，正史里面记载的，比如猗顿、白圭、吕不韦等，有的甚至只是一些民间的传说，关于西域的历史记载就更少了。不过，我相信，暂时找不到记载并不代表没有。现在喀什古城也有自己的地方志办公室，我觉得历史还可以进一步去挖掘，甚至从多语种里面找到他们曾经活动过的依据，未来在跟中亚文化交流的过程里，也可能得到一些史料。《新周刊》：不仅是古代的喀什，现在喀什的文化也依然很多元，比如说当地的音乐、舞蹈、绘画，可能都是来自周边文化的交汇，这些文化艺术，以及民间的习俗，是如何完整地保留至今的？程遂营：我最开始到喀什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我走在大街上，发现他们到现在还有一些钉马掌的铁匠铺，好像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因为喀什本身就有很多驴子、骡子，它们走山路的时候，蹄掌磨损得非常厉害，所以铁匠铺的生意也依然很好。我还注意到喀什有很多历史悠久的茶馆，他们喝的是中药茶。当地的老人经常光顾这些茶馆，他们喝着中药茶，吃着羊肉包子、馕，度过自己的一天。在我看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区域比较遥远，受到外面的影响也只在商业层面，古城里的巴扎、街道、建筑，基本上不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当一代代人能够很好地生活下来，它的文化也能够随着一起流传下来，所以我说它就是“活着”的千年古城，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仍然保持原貌，非常难得。2023年10月2日，新疆喀什古城里的一家民宿楼下，一名游客正在和女儿玩耍。（图/李浩楠）《新周刊》：据了解，现在很多内地来的人，也很愿意在喀什留下来进行创业，甚至在那里定居，在你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程遂营：我遇到过一个河南老乡，她经常在喀什古城生活一段时间，偶尔回趟内地，可过一阵又去了。她觉得喀什宁静，环境又好，当地的民风也非常纯朴。我觉得从她的选择就能反映出古城的文化个性和魅力。另外，我还注意到，古城近些年来也在朝着保护和传承的方向进行改造，通过借鉴内地的古城改造经验，包括古建保护的经验，不仅把原来传统建筑的特色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为了让现代人的生活更加舒适安全，很多古建甚至还改成了咖啡馆、民宿，同样非常具有当地文化色彩。这样的话，很多人愿意留下来定居，我觉得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现代人对生活都很挑剔，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很多城市，甚至国外，如果他们还能够喜欢喀什，并且爱上这里，我相信喀什古城的魅力是不言而喻的。《新周刊》：如此看来，喀什古城最大的魅力，其实是它持续的生命力和鲜活力。程遂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喀什这个地方足够“遥远”，一方面指它在区位上遥远，是我们国家的边陲；另一方面，就是它历史的遥远，遥远带来的就是一定的神秘感。我相信很多人去喀什古城，都是向往着它的这份神秘感，因为它的文化足够厚重，所以会让你置身其中，仿佛穿越一般。两千多年前的喀什可能跟现在很多地方仍然类似，比如大街上那些卖干果的老人、马蹄铁铺，还有那些鲜花布满家庭宅院的情景。当然，还有这个地方的文化交融性，它的饮食、服饰、舞蹈、音乐、建筑，各个方面与别的地方的差异，让我觉得它就是一块“活着”的巨大的“调色板”。未来，还要看它怎样把这些魅力真正化为一种动力，使这座古城继续焕发青春活力。我想这也是令人期待的。

和过去“一生只信奉一个偶像”的生活方式相比，年轻人的精神图腾总在迭代。一个合格的互联网冲浪选手，256G的手机内存里，会有不少于5G的互联网表情包存图，并从未错过任何一代精神图腾——说的正是我本人。从“熊本熊”到“悲伤蛙”，从“柴犬”到“鼠鼠”，再到“吗喽”和“capybara”，一个不留神，引发社交媒体狂欢的精神图腾就会在互联网世界“上新”。和远古时期一个图腾能够传承千年不同，现在，单一的物种已经无法充当全能的“代理人”角色，充分表达年轻人的情绪和情感、喜怒和哀乐、痛苦和忧愁、质疑和踌躇，因此，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精神图腾诞生了。正如学术界会有这样一种习俗：当一个词被反复使用，大众对它的敏感被逐渐磨灭，学者们常会想出一个新的词语来重新指代它，以承接更多的需求，吸引公众的关注。这些精神图腾的内核多有相通，能够帮助年轻人简短有力地认出同类，识别出相似的苦恼和追求，并以此为机缘，讲述自己更复杂、更深沉的故事，共同寻找生活的出口。我暂且总结了当代年轻人的十大互联网精神图腾，但同样是精神图腾拥趸的你应该知道，直到目前，这些精神图腾还远远不敷使用。不知从何时开始，“吗喽”成了互联网热门生物。“吗喽”，猴子的地方称谓，流行于两广地区。但“吗喽”显然比“猴子”更接地气，更能跟年轻人产生与子同袍的革命情谊。“吗喽的命也是命”“喽命贵”的表情包，让被社会反复锤打的底层年轻人深有共鸣。谁不想在领导半夜催项目、休年假被安排工作、被上级PUA“我对你很失望”、资本家公然践踏劳动法时，甩给对方一张“卑微吗喽”“擦泪吗喽”“吗喽互害”“欺喽太甚”或“吗喽的命也是命”呢？在吗喽表情包流行之前，我从没有仔细观察过猴子的表情。当收集了数百张meme后，我突然意识到，吗喽的五官，经常能排列出当代年轻人的五官惯常出现的几种秩序：闭上眼睛、没有波澜的“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归西了”，双眼无神、嘴巴张开、嘴角下沉的“歇比了兄弟们”，眼睛瞪大、惊恐愕然的“我活得容易？”，抱起酒瓶猛灌、不闻窗外事的“在喝疯猴子果汁”“悲伤入喉”，怒气冲冲、举起木棒的“猴想一拳把地球打爆”，一动不动地敲击键盘的“吗喽辛苦赚来每一分钱”“在做了在做了”，垂头丧气的“我真的命苦”，有着比其他物种更丰富的表情和表达功能。在吗喽表情包流行之前，我从没有仔细观察过猴子的表情。我只要上社交媒体，每天必然会和“喽门”同好们因“喽”集合一次。“保护吗喽”成为年轻人的常见梗，但其真正的诉求在于“保护吗喽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年轻人不再仅仅自况逆来顺受、无法对抗社会既有沉疴和陈旧系统的“社畜”，而开始转向“保护吗喽”“喽命贵”的自我捍卫。今年社交媒体上最火的BGM之一一定是Capybara（《卡皮巴拉》），这是水豚的英文名称。“想拥有水豚的精神状态”是很多网友今年共同的目标。最常见的水豚表情包是这样的：泡在温泉或池塘里，头上被人放几个摞在一起的橘子，随便人类怎么骚扰，体型肥硕的水豚闭目养神、岿然不动。因此，水豚成为了“精神状态稳定”的代言，并被经常游走于“发疯文学”的年轻人视为“身心灵”偶像。即便水豚表情包的背景可能是一辆爆炸起火的汽车、嘈杂的游客、被另一只水豚提刀威胁、鹈鹕张嘴咬向其脖颈，主角水豚依然神情安详，并配上“love

“双·水”系列，实心铸造玻璃、磨砂玻璃表面，131.445（高）

中国人的娱乐辞典里——“吃喝玩乐”，“吃”向来是排在第一位的。从古至今，风雅人士大多要具备的技能便是“会吃”。林黛玉见“桂拂清风菊带霜”，可谓吃蟹正当时，《红楼梦》里众人借贾府螃蟹宴作诗，尽显才情；梁实秋笔下的金华火腿，讲究一个“所腌之盐必台盐，所熏之烟必松烟”；老饕蔡澜写一文章——名为《死前必食》，行文至末尾却自觉再写百篇都不够，只劝人“尽量吃最好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愈难找愈要去吃”。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向来与饮食文化密不可分。味蕾勾连着情绪，食物自有它的力量。我们看《舌尖上的中国》，感动于食物背后的故事，个中缘由，无非像片中解说词说的那样：“人类活动促成了食物的相聚，食物的离合也在调动人类的聚散，西方人称作‘命运’，中国人叫它‘缘分’。”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食物塑造、滋养着人的身体和精神：通过饮食，人与自然产生直接的联系，摄取食物的过程中，人也在摄取自然的能量。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来理解美食，更能发现其中的精妙。电影《饮食男女》中，家庭成员间隐秘的情感纠葛与权力流转暗藏于餐桌上的杯盏碗碟。由此想来，似乎每个家庭的回忆里都包含一道美味，它是家人间情感的纽带，在不善表达的中国式家庭里，一句“想念你做的菜”就能承载千言万语。在“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单元里，掌勺也是一种权力，“烧得一手好菜”这件事往往决定着人在家中的话语权。在我有限的童年记忆中，奶奶是否做她拿手的羊肉手抓饭、外公是否端出他的招牌菜炖排骨，直接决定了我将在哪里度过周末。吃惯了家人的拿手菜，偶然在浅尝的一口咸淡中惊觉他们的老去。主厨在为新加坡菜“罗惹沙拉”做最后的定盘。（图/由被访者提供）我的父母并未从他们的父母手中继承一份绝活，“新式家庭就是要能够把外卖吃出仪式感”是他们面向下一代的价值输出。我完全接受了这套理论。于我而言，高三生活里最大的调剂，就是在晚餐时间看着美食纪录片，消灭家人送来的预制菜，记忆中的味道和屏幕里的似乎也相差无几。教室里混杂的味道从每一个饭盒出发，穿过所有在场的鼻尖，回到某个人的味蕾，在让人垂涎或稍显逊色的饭菜香味中，我曾见识过几十个家庭。尽管食物常常拉扯着那些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记忆，突袭我们味觉的却不一定是珍稀佳肴。就拿此刻我手里这杯菠萝汁来说吧，它总能让我想起一段忙里偷闲的邮轮旅行。14天中的每一个早上，我都准时按下果汁机上的“菠萝”按键，后来这几乎变成了我的肌肉记忆——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它的位置。耗时3秒装满一整杯热带香气，在留兰香薄荷牙膏的味道尚未完全散去时，它们充分结合，生出转瞬即逝的龙舌兰香气。就是在这艘船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招商伊敦号”邮轮的酒店总经理老方。老方名叫方立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西装笔挺，领结打得一丝不苟，擅长眼神交流，讲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上世纪90年代初，老方还年轻，在刚落成不久的北京王府饭店担任调酒师，得了个在当时不太有人知道的奖——全国调酒大赛冠军。“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觉得这地方装不下我了。”老方在报纸上看到美国邮轮公司正在招聘调酒师的消息，从来没见过海的他，提着两个在当年的火车站随处可见的手提袋就登上了人生中第一艘远洋邮轮。作为第一批登上豪华邮轮的中国籍船员之一，老方见证了中国邮轮行业的兴起。2021年3月，老方告别同行多年的外籍邮轮，以酒店总经理的身份率先登上第一艘船籍注册于中国的邮轮“招商伊敦号”。登船无数次的他将此次登船称为一次“开荒”之旅：“这艘船的前身是‘维京太阳号’，在保留北欧基因的同时，作为第一艘中国籍豪华邮轮，我们想用味觉的亲切感让来自中国的客人体会到家的温暖。为了让船上餐厅更加符合中国客人的口味，我们对餐饮体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招商伊敦号”后厨。（图/由被访者提供）“招商伊敦号”上共有七个餐厅及餐吧，分属东、西方不同菜系，每日菜单根据航线和目的地的不同而各有特色。从每份菜单的制定、不同航程的菜品增减到每一餐的佐餐酒搭配方案，老方同包括岸上的产品开发团队在内的全体成员参与了餐饮板块的“开荒”工作。对于岸上的产品开发团队而言，为船上餐饮提供质量稳定的食材是头等大事。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中途停靠的港口都能满足船上餐厅的需要。负责餐饮体验开发的孙雯介绍道：“曾经一条欧洲航线的菜单里，有一道桂花糯米藕很受欢迎。在研发这道菜时，我们和主厨发现在国外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提供新鲜的整段莲藕，只能采购到成袋包装的藕片，同事们硬是用藕片把这道菜做出来了，只是塞糯米的环节有点费厨师。”种种变数考验着餐饮部的危机处理能力，也充当着内部经久不衰的笑料。吃遍世界的蔡澜说：“饮食是一种培养出来的文化，要有长远的历史，也要靠土地的肥沃。”由此看来，中国人在“吃”这件事上独有优势，美食是这片土地上最通用也最多变的语言。老方和他的同事们深谙其道，“每次客人登船，船员们都对他们说‘欢迎回家’。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为什么能把船当成家？唯有在这里找到自己心中属于家的味道”。尽管家的味道千差万别，老方却希望人人都能在菜单上找到心中那一味。“招商伊敦号”上有让汪曾祺念念不忘的“八宝辣酱”，上海人对它再熟悉不过；现在已不多见的古早味“推车仔”广式点心出现在早餐时段，让老广们梦回与家人一起吃早茶的童年；甲板上提供麻辣火锅，海景座位紧俏，甚至要提前两天预约……“招商伊敦号”餐饮部工作人员在市场筛选食材。（图/由被访者提供）味觉自有它的差异，也在时刻寻找新的灵感碰撞。陈晓卿曾说：“从风味的角度理解、见识、欣赏一种陌生的食物，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系。”“招商伊敦号”的餐饮团队对此深感认同。在设计菜单的环节，餐饮部征求了整个团队的意见，将各人的独家美味融合进船上的日常菜单。“工作人员和客人们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客人登船品尝我们记忆中的家庭美食，就像是接纳了我们成为自己的家人。这‘家味’既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们熟悉的家乡味道，也是这艘船上无处不在的人情味。”不落下任何一种食材，尽可能还原人们记忆中的食物本味，是对“家味”的最大尊重。船上的主厨餐桌有一道名为“罗惹沙拉”的开胃菜，灵感取自招商维京游轮产品开发总负责人陈炜芸的故乡记忆。陈炜芸来自新加坡，在她的印象中，无论是夜市还是当地人的餐桌上，罗惹沙拉总能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原料中包含一味新加坡特产的虾酱，想完全还原这道菜并不容易：“在试菜环节，我们尝试了很多国内供应商提供的原料，味道却怎么试都不对，直到最后在新加坡找到了当地的虾酱，把这味进口食材搬到船上，这道菜才算圆满。”食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更像一种情感的载体。似乎没有什么比劝人“努力加餐饭”更能用来尽船上的地主之谊了。用餐时段的餐厅里，人还未落座，就有船员面带笑容地走来递上饮料；年纪较长的客人们常被提醒荤素搭配的重要性；碰到一桌旧友或新朋聚餐时，船员们会递上当日配餐的葡萄酒……懂得欣赏美食一事本就是对生活的敬仰，身边有同行的人相伴更显这一刻的珍贵。“常常有人和多年不见的好友结伴同行，也有人在船上结交了新朋友，相约再次回到船上见面。我见证了太多次这样的相聚，连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我相信在今年12月3日即将启航的‘越南—香港航线’上，也能再次见到很多把‘招商伊敦号’当成‘家外之家’的老朋友。”尽可能还原人们记忆中的食物本味，是对“家味”的最大尊重。（图/由被访者提供）老方的办公室里挂着他与客人们的合照，其中一张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照片里一对老夫妻正在船员餐厅切蛋糕。“这对来自深圳的老夫妻保持着登船次数最多的纪录，他们的孩子在国外，两个人就把船当成了家，经常乘坐联程航线。其他客人都下船了，他们就在船上等着下一个航程启航，在船员餐厅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为了纪念他们第十次登船，主厨特地制作了航海日志形状的蛋糕。”2023年是老方入行的第28年，作为船上的“大家长”，他认为“船员是一艘邮轮上最宝贵的资源”。每一个航海日的早上，老方会亲自在后厨为船员们做早餐。“得先把孩子们喂饱了，他们才能用最好的状态迎接客人。哪个孩子的盘里要加麻加辣，谁不吃香菜，我都记得。”老方说，“人生不知道有几次机会，能把人推向所谓的高光时刻。所有的船员都怀着一种自豪感和归属感登上‘招商伊敦号’，我们的每一个微笑都发自内心，因为对这艘船、对这艘船上的人有感情。”

一年前，成群结队前往公园的年轻人里，有半数人的身上都带着飞盘。现如今，若是再看到一群年轻人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公园里，那么接下来将很有可能发生他们玩命追逐、你追我赶的画面——这是现阶段最流行的猫鼠游戏。与其他运动形式相比，猫鼠游戏的传播速度几乎是“病毒式”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它就在全国范围内走红，各地都出现了猫鼠游戏社群和主理人。它没有任何准入门槛，也没有技术壁垒，只要是有运动能力的人，就可以参与其中。从飞盘、橄榄球、腰旗橄榄球、陆冲，再到如今的猫鼠游戏，人们不得不感慨运动潮流的瞬息万变。热门项目的易主，只发生在片刻之间。而猫鼠游戏此番走红，除了其具有普适性、社交属性强外，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它能让人想起童年。猫鼠游戏的玩法很简单，它在儿童游戏“躲猫猫”的基础上，加入了手机地图的位置共享功能。游戏参与者首先通过抽签分为猫、鼠两队，游戏开始后，鼠队先出发，有十分钟的安全时间来寻找藏身之处，如果被“猫”抓住，那么“鼠”将变成“猫”，直到所有“鼠”都消失，游戏就结束。由于位置共享功能的加入，和“躲猫猫”相比，猫鼠游戏要激烈很多，躲藏的概率很小，几乎全程都在拔腿狂奔。正在进行中的猫鼠游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