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叶昕昀：人人都需要一个逃离日常的思考时刻
知道叶昕昀这个名字，是因为“余华的学生”。一个1992年出生在云南县城的普通女孩，毕业三年后从国企辞职，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孔雀》，到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小的海》，叶昕昀在成为一名作家的道路上，似乎顺风顺水，毫无阻拦。
“我没想过会写作，只是生活将我推了过来，而我正好抓住了它。”叶昕昀回想小时候“日怪”（云南方言）的自己：一个大人眼里性格孤僻的小女孩，竟然会对各种杂七杂八的书感兴趣，以至于考研选专业的时候，被阴错阳差地推向了文学，她也欣欣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
“我能写好小说吗？”叶昕昀不止一次怀疑过自己，面对像仰望高山一般只能让人敬仰的导师余华，平日里她生怕露了怯，只能在不断自我怀疑和创作摸索中度过自己的黑暗时期。在余华的眼里，她总是“不怎么说话，一副冷眼旁观的表情”。
直到有一天，叶昕昀收到余华的微信，这是在他看了《孔雀》《乐园》之后：“不用怀疑自己，你在写小说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她长舒一口气，用她的话说，“余华老师对我创作上的帮助没有那么具象，但要说最大的帮助，那就是他的肯定，以及对我走错方向时的纠偏”。
为了逃离像螺丝被拧紧般的生活，她曾经把自己孤注一掷地抛向另一种未知的前途，这个过程里没有遭遇太多暴风骤雨，在她看来多少有些幸运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往前迈一步，去试一试，像植物般向着阳光生长，最后的结果也都是自然而然的。
在叶昕昀创作的小说中，许多情绪饱和的对话和抉择都发生在路上，出走的状态像极了她“对自我的解救”。“比结果更重要的是改变，是发生。”叶昕昀说道。
辞职、考研、写作、女性、爱情、欲望……所有的词语都指向一处，那就是逃往精神上的栖息地。叶昕昀描述她笔下的人物，和她描述自己的生命状态时一样，都有一种果敢的顺其自然。
叶昕昀说：“我没想过会写作，只是生活将我推了过来，而我正好抓住了它。” （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很多人在读你的小说之前都知道你是“余华的学生”，既羡慕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天选之子”可以得到余华的认可。所以你会觉得幸运占了多少成分呢？
叶昕昀：我当然觉得自己幸运，当时考研的时候，好像一伸手就抓到了，而且接触（文学）之后发现这确实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向，我也只能说自己幸运。可是幸运的背后，总会走过那样一段黑暗的路程，这种经历可能每个人都有，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提起，说出来反而是一种卖惨或者炫耀。
《新周刊》：你说的“至暗时期”应该是指考研的那段时间吧？为什么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黑暗”之中？
叶昕昀：其实我很羡慕周围同学的一点是，大家好像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当作家。但我从小就过得浑浑噩噩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想做什么事情、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知道，只好跟着社会的价值观走。
考大学、找工作，在云南的小县城里有一份稳定的薪水，直到我被当时的生活围困得几乎要窒息。但是人得活下去、看到希望，所以我后来考研可以说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逃离，比起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这种“黑暗”的尽头起码是有别的可能性的。是文学拯救了我，这一点都不夸张。
《新周刊》：你的小说创作应该是从 2018 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这个“开始”顺利吗？
叶昕昀：我在写《孔雀》之前，里面的那个女人我早就认识了。大概是在云南某个盛夏的周末，我陪母亲去大觉寺，看到一个端坐在木柜台后面的女人，她和旁边熙熙攘攘的香客比起来显得很突兀。后来我被自己一团乱的生活弄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几乎就要把她遗忘了。
直到考上研究生之后，和文学度过了最初的一段蜜月期，我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能不能写小说。比较焦虑的时候，我只能靠看各种综艺还有不费脑子的电视剧来缓解。
后来，2019年的一个夏天，我又看到了那个女人，她还是坐在木柜台后面，好像一直在等我。我当时鼓起勇气上去和她打招呼，然后我们聊了聊。她就是《孔雀》里“杨非”的原型。
《新周刊》：余华评价你的小说经常用“惊讶”来形容，说“这不是学生的习作”，对于他的评价，你惊讶吗？
叶昕昀：刚开始肯定是很开心的。我很喜欢的作家，给了我这么大的鼓励。但是听多了之后就习惯了，有时候他说“你的这篇写得不错”，我都不觉得是表扬，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可能就是正常发挥的水平。
我觉得这种转变和我的写作状态发生了变化也有关系，毕竟对于写作的思考是不断深入的，对自己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了。就像我写完《孔雀》之后，就不想再写这种故事性、戏剧性那么强烈的小说，我会想尝试一下小说的其他可能性，所以后来就写了《乐园》。我不希望每篇作品让大家读下来都感觉是一种自我重复的写作。想要一直被认可，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叶昕昀创作的小说中，许多情绪饱和的对话和抉择都发生在路上，出走的状态像极了她“对自我的解救”。（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的小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其中的故事总是经常发生在路上，比如《最小的海》中的湖边公路、《雪山》中大雨瓢泼的省道等，都是一种出走的状态。这种像公路电影一样的场景设置是你有意为之吗？
叶昕昀：我其实也没有意识到，不过好像确实是这样。我觉得首先我的人物肯定是身处现实和世俗之中的，但是当小说里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他们是一个游离于日常之外的状态。
逃离也好，游离也罢，他们需要转变，需要那样一个思考的时刻，所以他们身处的场景会跟大自然比较贴近，跟喧嚣的生活有一定距离。
《新周刊》：“对话”在这些故事当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且非常有画面感，让人读起来有种“双手互搏”的感觉。我每次读完一个精彩的部分，抽离出来之后才恍然大悟，那两个人好像都是你，你躲藏在他们的身后。
叶昕昀：你说的这个，我还蛮喜欢的。因为人都是很多面的，像九宫格一样。我创作的人物，都是我认知范围以内的意识投射，我分身出很多个自己进行对话，所以最后你发现，他们都是我。
其实写那些对话的时候，感觉也像在导演一部电影，我想象那些游离的场景，想象人物情感的处境，然后只需要把它们记录下来。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也是蛮爽的一件事情，我在里面体验了不同的人生，同时我又要跳脱出来，冷眼旁观这一切。
《新周刊》：我没记错的话，你在你的许多故事里面都刻画了一个“背德”的女性。为什么经常创作这样的人物？这是一种对人性、欲望的警惕吗？
叶昕昀：这是“背德”吗？其实没那么复杂，像《最小的海》里面，不光是女性，每个人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都有一个想要脱离原本生活的意念。
像《日日夜夜》当中的人物，余华老师形容他们是“深入人性的畸形”，我当时就反驳他，可能在别人看来是这样，但是在我这里，一切“发生”都是正常的。
比如中国明代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在书里就说过，写小说要以伦理问题的突破为前提。作为一个小说作者，不能在写作前预先使用一套强烈的社会道德标准。
叶昕昀最新作品《最小的海》
《新周刊》：我还注意到，你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常常是一个作家，或者有写作方面的才能，而且性情总是冷漠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你在创作中是怎样代入情感的？
叶昕昀：作者在写人物的时候一定是有距离的，需要去观察人物的内心情感。我需要他们具有思考力，同时又有一部分我的情感投射，所以他们的社会身份自然而然就成了作家，也可以是别的职业。
至于你说的“冷漠”，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大部分还是很强硬的，别人很难轻易左右我的想法。以前别人说我看上去很有攻击性、不好接近，但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我会慢慢地在人际关系中缓和这一部分，变得不会轻易地判断别人，也会让自己更温和，让大家觉得很nice（友好）。
可是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变，只要一写小说，我生命的底色就会暴露出来，尽管我现在有能力去施展我的温暖，但是那种过于理性的一面是永远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新周刊》：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家身份？你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学生，而且是“余华的学生”，会不会觉得这个标签太重了？
叶昕昀：我不用看待，好像它就是自然而然的。我觉得这就和我写论文或者看书一样，是很正常的事，倒不是说我要求自己必须得写小说，好像没有那么特别。
可能因为大家看到了余华老师在各种节目、讲座里面提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他的学生，所以大家会对我感兴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确实为我的小说提供了一种被大家看到的契机。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我得靠我自己的写作获得我自己的读者。只是说“余华的学生”这个印记，一开始可能被放在首位，之后可能被放在中间，或者将来只是放在末位被提及——它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说，我并不是非要为了避嫌或者所谓的证明自己而撕掉这个标签，而且我也撕不掉，因为我读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4年，今后哪怕毕业了，我也依然是余华老师的学生，师生关系是不会变的。
《新周刊》：对你来说最好的状态是怎样的？你在写作上有什么担忧和顾虑吗？
叶昕昀：我的小说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孔雀》一写出来就有人愿意买电影版权，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是通过别人的不可思议意识到，其实对于大部分写作者来说，他们很大的担忧都是怕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被看到、没有读者。这两三年来，我觉得自己把这个担忧提前解决掉了，只需要专注于写作本身就行了。
如果是写作上的担忧，于我而言，所有的担忧只会发生在小说写作之前。我会担忧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下一篇，一旦决定开始写，就没有任何担忧和顾虑。
现在的我相对来说还是匆忙的，因为书刚出版，我也要准备博士研究生毕业的论文，所以并不是最好的写作状态。可能我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总之顺其自然，忙的时间也总会过去。
《新周刊》：好像现在很多电影项目都由小说改编，你会希望自己写的故事将来被搬上银幕吗？
叶昕昀：顺其自然吧。我不会为了让别人改编成电影就写得视觉化一点。我写我想写的东西，如果有人觉得适合电影化自然最好，至于是否改编，我觉得那是小说的结果，而不是目的。
就好比有人问我“如果不写小说会做什么”，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是漫长人生中一个可见的过程，它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长到成为伴随终身的事情。想写的时候就写，不想写的时候就放着，又有什么关系呢？
作者 段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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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新周刊648期《现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