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不能停！》编剧董润年：用喜剧接近生活真相

窗明几净的某“大厂”总部，电影《年会不能停！》男主角胡建林周围，尽是光鲜亮丽的年轻同事。反观他自己，衣着俗气古板，双眸盛满不安。

这个老钳工一遍遍自问：为什么被调到总部的人是自己？这肯定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样想着，他变得平静而自信。

尽管作为角色，胡建林身上的特质是戏剧化且经过高度提炼的，但该片的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的确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

“我自己有一些长辈亲戚，就是平时话不多，工作非常认真、努力的。他们为自己有一门手艺，为自己的技术而感到骄傲。”

不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非但没有胡建林这样的奇遇，得不到那么新、那么好的机会，而且都被认为是落伍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手工或者手艺吃香的时代了”。

在这样的时代面前，在AI等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董润年却仍将自己的“一些理想”寄托在胡建林身上。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别人说你过时了，你就真的过时了吗？当你心里那簇火苗还在，你还有相信的力量的时候，你就有可能给自己打出一个新的天地来。”

董润年的心里也有一簇火苗，叫作“电影”。为之添柴加薪的燃料，则叫作“生活”。

20世纪80年代，相声是天津许多电台的保留节目，从下午1点30分一直放到傍晚5点多。在一户寻常人家，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坐在收音机旁，一下午一下午地听着相声。这个小男孩就是董润年。

那些年，小润年还跟着“票友”奶奶，一起看了很多京剧。直到1995年前后，即将初中毕业的他，赶上了中国引进美国分账大片的节点，《狮子王》等电影的动人故事，就这样深入了他的脑海。

之后，他又观看了《侏罗纪公园2》《拯救大兵瑞恩》等大片，意识到原来电影可以如此丰富，“拍电影这事儿太好了，它真的能够让你进入到一个梦想的世界，在里面遨游，然后忘却很多烦恼，而且能给别人带来很多快乐”。

1999年，高中学理科的董润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导演专业，以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为志向，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本科毕业后，董润年选择保研，继续攻读电影学（影视创作方向）硕士。一堂课上，老师对他和同学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加入了这么一个夕阳产业？”

如今回望，中国影视行业彼时处于起飞前期，刚毕业的年轻人想马上当导演，其实还很困难。大部分毕业生得先跟组做场记、副导演等工作，熬上五六年甚至10年，才可能获得自己导戏的机会。

董润年选择了另一条路：先从剧作开始，也就是先做编剧。他觉得，剧作也是了解整个行业、提升自己讲故事能力的一个方式。

《被光抓走的人》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指导的电影。（图/由被访者提供）

2018年，董润年终于凭借自己的剧本《被光抓走的人》，得到了做导演的机会。而在此前一年，他其实还构思了一个职场讽刺喜剧，灵感源自身边的人，以及对生活的体察。

董润年父母是天津某国营厂的双职工，在他小时候，父母常在晚饭时间闲谈上班时碰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久而久之，董润年发现自己了解最多的，不是自家生活，而是父母的同事和单位的事。

后来，董润年也成了一名上班族，在学校任教。

在早高峰地铁上，他看着一个个乘客“行尸走肉”似的上班通勤，仿佛整节车厢的顶都被压低了；在朋友聚会上，他听到自己的同龄人或者年纪更小的人，谈论一个永恒的话题：吐槽同事、上司，或者吐槽工作本身。

“其实当代人上班这件事，是主流人群的主流生活。”这种感受带给董润年“去写、去做”的冲动，他决定创作一部职场喜剧，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寻故事背景。

1997年前后，董润年父母这一辈国营厂员工，经历过一次社会性的、对下岗失去工作的恐惧。

尽管大家最终“喘过气来了”，很多下岗的人也找到了新的机会，甚至找到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但他觉得，“对于所有上班的人，不论哪个时代，其实失去工作都是他们心里很恐惧的一件事”。

所以，董润年和团队将故事背景定为裁员，先从自己身边的上班族开始，展开了剧本创作的前期调研。

董润年的大多数高中同学，都在大学就读理工专业，毕业后进入了IT行业。通过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以及到企业里实地调研，创作团队了解了这群上班族的生活状态和内心想法。

虽然经常跟同学们联络，但每次聚会，董润年还是会碰到自己听不懂的“互联网黑话”。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黑话不过是行业术语，即使被赋予了自嘲和讽刺意味，它们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所以，他和团队将这些话加入剧本不仅仅是为了讽刺和批判，也是为了与“胡建林”般的现代职场“小白”形成反差，制造笑料。

经过同学们的引荐，董润年和团队又跟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以及学校的教职员工进行了交流，从而发现，“大家吐槽的很多事，本质没有任何区别，反映出的很多矛盾其实是类似的”。

这批调研对象，尤其是刚工作三五年的年轻人，对于跳槽和失去工作并不是特别恐惧，在董润年看来，多数人“其实挺意气风发的，甚至有些人跳槽很频繁，很敢于辞职”。

还有些人直言不讳，说自己不喜欢当下的工作，“恨不得马上被优化，因为可以拿到赔偿金，如果（赔偿金）足够丰厚，甚至可以休息两三个月去玩”。

在生活和调研中获得的启发，或直接，或间接，或经过提炼和变形，被董润年和团队用在剧本当中，形成了主人公所在部门要展开末位淘汰，导致他陷入困境的故事雏形。

2019年年底，《被光抓走的人》上映，当董润年忙完相关工作，再次拿出之前那部职场喜剧时，已经是2020年了。在打磨剧本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则社会新闻。

新闻中称，北京望京某互联网公司在进行办公楼卫生检查时，发现了一名寄居的流浪汉。他白天躲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储藏间里，晚上人去楼空时再溜出来，先到茶水间吃东西，再找地方洗澡、睡觉。整整一个月，没人知道他的存在。

“我们以为互联网大厂聚集了一批最聪明的人，他们用最先进的管理方法、各种我们不懂的词汇，生成了一个高效的管理综合体，但是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漏洞。”震惊之余，董润年想到，“当你足够聪明、足够有心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里面找到生存的空间”。

新闻中的荒唐与反讽，激发董润年和团队修改剧本，将主人公变成到集团总部“告状”的下属工厂负责人。主人公尝试未果被赶出总部后，丢了手机和身份证，为了能见到董事长继续告状，便像那个流浪汉一样寄居在总部里，假装上班。

写着写着，董润年还是觉得整个故事有些单薄，于是和团队展开了第三次、第四次调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职场环境和上班族的心态，已经和之前大为不同，“每个人都在谈论裁员的阴影，每个人都在谈论这种忧虑”。

三四十岁的上班族即便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拥有相当的地位和积蓄，也还是有危机感和恐惧感；年轻人也不再像几年前那样意气风发，而是展现出超越其年龄的老成，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和未来。

根据这样的现状，故事的裁员背景被扩大了，从单一部门的末位淘汰，演变为整个集团在转型过程中，为了保住现金流，进行大规模裁员。

相较跟现实对号入座，董润年更倾向于通过诸多角色，展现职场人的一些共性，譬如职场环境、职务职位对年龄感的影响，还有人生阶段与境况对处世态度和行事风格的影响等。

除了现实土壤，董润年和团队还从传统艺术的土壤里汲取创作养分。

比如胡建林这个角色，其人设是董润年父母一辈工人的品质与大鹏自身特点的融合，经历则参考了经典相声作品《连升三级》。再比如人物关系的设置，传统戏曲的角色排列和表现形式在当中均有所体现。

董润年尚未考虑过，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创作，但他的确爱好广泛，光是音乐上的取向，就横跨流行、交响、古典、说唱、抖音神曲等多种类型，而且，他经常刷短视频，对网络热梗很熟悉。

创作者应当是包容的，董润年这样相信着，“只有接触了不同的东西，才能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他乐于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并接受各种东西的影响，“如果看到一些我觉得很新奇的东西，可能就会影响当下的创作”。

剧本定稿后，以《年会不能停！》（下文称《年会》）之名立项，并于2022年年底开机。剧组里喜剧演员的比例很高，“大家能认定是喜剧人的，或偏向喜剧属性的演员，大概有20个，都是不同体系的”。

大鹏是东北喜剧的代表，白客是网络无厘头的代表，孙艺洲遵循情景喜剧的表演方法，王迅具有西南喜剧的感觉，脱口秀演员表演语言的艺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选手则非常舞台化。

不同的喜剧表演方法和类型，如何在短短2小时的电影里统一，是拍摄的难点与乐趣所在。通过反复沟通，董润年跟大家“对齐了颗粒度”，达成了共识：本片是一部结构性戏剧，包含很多反讽戏谑的内容。

因此，演员们在表演时没有刻意喜剧化，“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状态去演所有的笑点、笑料，当观众代入这些人物，开始理解他们、认知他们，人物身上所有的错位形成的荒谬感，会产生喜剧的力量”。

胡建林记人名，是全片最有喜剧效果的情节之一。

决定将主要人物放在HR部门时，创作团队跟董润年的一位时任某互联网大厂HR总监的高中同学开了很多次会。同学透露，HR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head count”，也就是字面意思的“数人头”。

同学说，当一个企业大到上万人的时候，领导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职员，因为每天都有入职和离职的，少则上百人，多则几百人。所以HR每周都要清点各部门的人数，以便决定下一季度的预算倾斜以及人员配置，“这是整个管理系统的基础”。

但是，如果HR在裁员期间数人头，被数到的人一定不会觉得这是个“基础”操作，而是只会感到恐慌。就像影片中呈现的，当胡建林这个颇受器重的新HR，主动跟基层职员打招呼、聊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如芒在背。

胡建林的目的却不是吓唬大家，于是错位产生了，笑点随之出现。置身事外的观众当然不会感到恐慌，而是站在全知视角，被混乱的景象逗得前仰后合。

董润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所谓的天津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但对于喜剧他肯定是热爱的，“一旦有机会、有这个可能性，就希望做一点喜剧”。他希望将自己被相声、京剧或电影逗笑时感受到的喜悦和慰藉，传递给看他作品的观众。

“我也挺期待，我们这个电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董润年说，“能让一些打工的观众、一些‘痛恨周一’的观众，看完了觉得‘我今天还行，可以爬起来上班’，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电影《年会不能停！》剧照。（图/由被访者提供）

喜剧片场的氛围往往比较轻松，《年会》也不例外。虽然每位主创的性格不同，有的是“社恐”，有的是“社牛”，但因为剧本完成度高，所以无论老伙计还是新朋友，都配合得非常默契。

基本上所有合作者都用“温和”“脾气好”来形容董润年，这令自认为在片场“有点凶”的董润年略感讶异。假如一定要寻根溯源，他觉得可能跟自己高中学理科、做过编剧，而且合作的都是优秀团队有关。

每部作品开机前，董润年都会跟统筹人员和执行导演做好相对详尽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戏份、场景、景别、人数具体分析，争取让第二天的拍摄以最高的效率、最小的代价来推进。

董润年原本是个急性子，10年的编剧经验在让他沉静下来的同时，也让他对自己的剧作更有把握，不会因片场的突发状况而担心或焦虑。

另外，董润年每次合作的团队都非常专业、负责，他会跟大家提前做好沟通，所以拍起来“感觉还挺轻松的”，基本上没给过他发脾气的机会。

对于演员，董润年希望能给予其保护和空间，因为演员不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表演很费体力和精力，“如何让他们在最少的条数里拍完，其实都是在拍的过程中，也在慢慢学习和掌握的一些技巧”。

董润年庆幸，自己做导演时合作的演员“都非常好”，给他惊喜的可能性高达95%，“演的时候我在底下看着说‘原来还可以这样’，觉得非常开心”。

《年会》杀青后，董润年看到了企业裁员潮的新闻，“不光是互联网企业，很多传统企业也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的裁员规模，其实我看了挺难过，也挺焦虑和痛心的”。

董润年深知，电影很难真正解决什么问题，但如果这部戏能给已经被裁员或面临裁员风险的观众一点“心灵按摩”，让他们找到情绪出口，宣泄困苦和烦恼，“可能也是我能做的一点事”。

身为编剧和导演，董润年一直有自己想做的事，也知道自己的热爱和理想是什么。

“我当然希望电影行业能变得越来越好，但首先我希望电影行业能够坚持下去。”眼下，电影行业经受着多重因素的冲击，但董润年还是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相信艺术还是因为人的个性而存在，只要观众还是人类，作为人类的创作者，就还有存在的价值”。

在他看来，中国电影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年轻创作者越来越多，他们的想象力和执行力、所拍摄电影的广度和深度，都给董润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学导演的女同学也越来越多，“不管这当中有多少人最终走上导演岗位，但是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我相信一定会极大程度地开拓影视创作的视野”。

编剧、导演董润年近照。（图/由被访者提供）

作为导演，董润年更倾向于艺术方面的管理。虽然国内存在不同的制片体系，每个导演也都有自己的风格，但他总是希望能尽可能专注在创作上。

在董润年心里，创作是很个人的，创作者常常借由作品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这样一来，创作者有时候很难遇到一部让自己很有改编冲动的作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想法是非常不同的”。

带着“原创可能更容易体现作者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表达”的想法，董润年通过自己笔下的故事，展现他对世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探索，表达自己的观点。

偏爱与坚持原创，不等同于排斥改编，或认为改编不好。董润年相信，自己总会遇到这样一部文艺作品，里面有触动他的地方，让他有尝试改编的冲动。在此之前，他的自我表达主要还是通过原创作品，其中，角色台词是最重要的媒介。

《年会》里有一句他很喜欢但完全不同意的台词：时代的列车开过去，总得有人在底下增加摩擦力。他认为，站在角色的立场上，这句话合情合理，“揭示了一些更接近真相的东西”，只不过在影片中，话里蕴含的价值观被“可能更坚硬一些的东西”撞碎了。

在现实中，也有这样“更坚硬一些的东西”，而一千个人去看，会有一千种理解。有人理解为笑料，有人理解为血泪，也有人理解为理想主义的余晖，或表达疑惑，或发出唏嘘。

董润年则将其理解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理想主义的劲头进入社会的，很多人在这中间被打击，然后被磨平了棱角，但不意味着还抱有理想主义的人就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每个人都坚持原则，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好。”

就像不曾妄自菲薄、没有轻言放弃的胡建林那样，“前提是你真的相信自己的优点，然后你努力去做，就一定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或者至少带来一些意义”。

在这首“给理想主义者的赞歌”里，董润年揭示了他所相信的真相。

作者    洞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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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新周刊6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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