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往事：“从银河系看过来，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分开”
20世纪90年代末，郭龙和张玮玮离开了白银。二人先是去了广东，后又陆续来到北京。在北京，他们加入了野孩子乐队，河酒吧开业后，他们便一直在那里演出和排练。2003年，野孩子乐队解散了。解散之后，他们仍继续做音乐。如今，郭龙和张玮玮都定居在大理。
2012年，郭龙和张玮玮发布专辑《白银饭店》，同名歌曲有一句歌词——“袜子、眼镜、帽子和口罩，四只在白银饭店靠郭龙养活的猫。它们在屋顶，屋顶上很高，从高处看我们就像风中的草。”
歌词很妙，拉远视角，俯瞰下去，人们确实都如风中的草。在和郭龙聊天的过程中，他向我透露，那四只猫是他住在北京时养的。彼时，他和张玮玮以及舌头乐队的几个人，一起租住在北京霍营的一个小院子里。“在白银那阵儿我天天忙着打架，哪有功夫养猫啊？到了北京之后才开始养，一共养了四只。音乐创作嘛，不可能完全写实，但感觉都是真的。”
白银饭店曾是国营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联来白银帮忙做基础建设的专家，人们晚上聚在那里吃饭、跳舞，甚至有陪苏联人跳舞的兼职。出生在白银的摄影师李大伟回忆说，他那热爱文艺的父亲，从工厂下班后，会和厂里的工友一起去白银饭店跑场子补贴家用。
郭龙就是在白银饭店接受了早期的音乐启蒙。成年人选择晚上去跳舞，年轻孩子则选择更有性价比的下午场，门票一毛五分钱一张。年轻的小孩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黄军裤、戴着黄军帽，为了跳舞，甚至不惜逃课。郭龙说：“不同厂子的小孩聚到一块儿，特别容易打架，但也特别容易交到朋友，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听唐朝和黑豹乐队的。”
海明威曾说：“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郭龙对此心有戚戚。想到曾经一块儿玩的伙伴、曾经暗恋过的女孩，郭龙心里总会漾起一股暖意，但彼时生活在白银，他并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小时候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对白银的很多感受，都是在离开白银后产生的，等长大了、离开了，再回过头看，才慢慢理出思绪，那时候可真美好。”
如今，郭龙和一群玩音乐的老朋友生活在大理，偶尔才回一趟白银。“印象中很漫长的一段路，现在走几步路就到了，街道也变了样，甚至跟记忆中的方位都产生了偏差。”走在故乡的路上，他竟然生出了异域感，就连和曾经最熟悉的小伙伴，也只剩下客气的寒暄。
某个时刻，故乡似乎成了陌生之地，有新的故事和新的生活，很难再参与进去。但深入肌理的联结并没有那么容易斩断，郭龙说：“我的青春，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全都是在那里发生和建立起来的，这些东西塑造了我，且永远都不会变。”
20世纪80年代的白银，不同的厂矿间形成不同的生态，有不同“派别”的“厂矿子弟”。出门在外，人们都是论厂分人，年轻人拉帮结伙，没有什么娱乐，最爱的就是打架。其实大家没什么利益冲突和经济瓜葛，驱使人们发起争端的，更多的是荷尔蒙冲动。彼时最流行互相抢黄军帽，郭龙说，要是戴一顶新的黄军帽去学校，却没什么实力加持，那么不用想，不超过六小时，黄军帽肯定会被抢走。
郭龙30多岁时，还经常做噩梦，梦里他一个人走路去上学，突然围过来好几个人要打他。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被欺负的，有时想在兜里装几毛钱，他都得想方设法塞进鞋垫里，而一旦鞋垫里的钱都被翻出来，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教训。
“十五六岁上学的时候，大家的心思早不在学习上了，书包里可能不装书，但一定会放一把刺刀。没办法，大环境就是那样的，你不反抗，就只得挨打。每天走在路上都有人会抢你，一到放学，校门口总有几帮人堵在那里找茬。这几乎已经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了，以至于我成年之后，还经常做噩梦，梦到这些画面。”
那个年代似乎都是这样，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演的那样，孩子们每天打来打去的。即便挨了欺负，他们也不好意思告诉家长。在郭龙眼里，挨欺负了找家长，是一件非常没出息的事情，关键是告诉家长也没用，家长总不能不上班去跟小流氓交涉，所以他小时候唯一羡慕的事情就是有哥哥。但他没有，他只有姐姐，还要保护她们。挨了几次欺负之后，郭龙决定奋起反抗，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掏走一分钱。之后，他在一次“战役”中一战成名，自此，没人敢再欺负他。
郭龙比张玮玮大一届，甚至一度欺负过张玮玮。聊起这段，郭龙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在我们那片儿已经挺有名了，我其实没怎么欺负他，无非是让他见面时给我带根烟，他就从他爸那里偷一根，给我带过来。后来有天，我去他家里，发现他家居然有台钢琴，他坐下来，给我弹了一首《水边的阿狄丽娜》，当时我站在旁边，整个人几乎都要疯了。我心想，这也太美好了。那天之后，我跟身边所有兄弟说，以后谁也不允许欺负玮玮。”
郭龙（右）和张玮玮（左）在江边。（图/安娜）
二人共同打架的往事，早已被讲了太多遍。他们一起打过很多架，这不仅令他们“声名远扬”，更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友谊越发坚固。但这个故事里一直有一个被忽视的细节，那就是两个正值青春的男孩，表面上喜欢打架斗狠、义气兄弟之类非常江湖的东西，但骨子里都在偷偷喜欢文艺。
“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聊音乐和小说，聊他最近学会了哪些钢琴曲、我看了哪些书。但其他兄弟在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聊这些，别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我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我喜欢看科幻小说，小学时就把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看完了，后来又开始看金庸。我跟玮玮一起看《笑傲江湖》，我们都特别喜欢令狐冲，觉得他特别潇洒，十几岁的时候总梦想能成为他。遇到做选择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是令狐冲的话，他会怎么选？后来，我们又一块儿喜欢王小波，做选择时就会想：如果是王小波的话，他会怎么选？再后来，我们又一块儿看了很多王朔的作品。”
郭龙喜欢从星座的角度解读二人性格上的契合，诸如：张玮玮是摩羯座，非常理性，自己是巨蟹座，非常感性；张玮玮非常自律，做事很有计划性，而自己则非常随性，一切顺其自然。他们能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欠缺的东西，性格十分互补。
或许，这些不过是老友间的笑谈，进一步作为二人兴趣相投的佐证。实际上，两个人能一直是好朋友，总会有更深层次的理由，那就是“我们两个人打从心底希望对方好，即便在我都准备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也永远不会放弃我，反之亦然”。
2023年，杭州草莓音乐节上，郭龙看到大运河杭钢公园里钢厂的大烟囱，附近厂房的墙上还留着标语，突然心生唏嘘，感觉有些失落。他一个人在附近转悠了半天，想起白银的生活，想起空气中弥漫的机油味道。
郭龙时常会想起一个故事——森林里，有只兔子一直在跑，撞到了一棵树上，树上掉下来两只狗，之后，两只狗也开始跑，它们去追一只熊……人们听到这个故事，思路总会跟着走：树上怎么会掉下来两只狗？为什么又开始追熊了？熊从哪里来的？最后追到了吗？但故事讲到最后，问题是：兔子去哪儿了？
郭龙总会问自己，也问张玮玮：兔子去哪儿了？在白银，他们是偷偷喜欢文艺、喜欢打架的懵懂少年，后来，他们离开了那里。如今，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吗？二人还行进在同样的道路上吗？郭龙感慨：“永远不要忘了最初的那只兔子。”
网易云《白银饭店》下面有一条高赞评论：“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会聚在这个黄土高原戈壁滩，操着全国各地的方言，用堪比原子弹的大爆炸，炸出了一个叫作白银的城市。曾经共和国铜冶炼的翘楚，白银，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
郭龙回忆说，他小时候的同学们，什么口音都有，讲得最多的是上海话，因此，他从小就能听懂上海话，如今听起来，也毫不费力。他听同学讲述父辈的故事——年轻人某天突然在广播中听到自己的名字，要去支援大西北。很多人都以为只去三四年，但火车停靠兰州站之后，车站门口停着很多军用大卡车，年轻人坐在卡车后斗里，被拉到四面八方，卡车停在哪里，他们就建设哪里，孩子也生在那里。一眨眼，一辈子就过去了。
郭龙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学工科的。郭龙的父亲不爱说话，但性格十分开朗且包容，他喜欢钻研各种好玩的东西，带着郭龙做风筝、滚铁环、玩火柴枪，还用车间里废弃的材料给郭龙做了一辆小钢车。游戏机刚风靡时，父亲也会带郭龙玩，他甚至用私房钱给儿子买了一台游戏机。科幻小说也是父亲推荐给郭龙的，父亲有很多书，他可以随便看。郭龙的妈妈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所有的朋友来他家里玩，都能得到盛情款待，孩子们早上一睁眼，一碗荷包蛋面条就端到嘴边了。
彼时，白银的工资是全甘肃省最高的，孩子们穿着也很时髦，很多东西刚一流行，白银的小朋友就能吃上、用上，有时甚至比兰州还要早。各大工厂的福利也都特别好，一到节假日就发米面油，秋冬时节还会发秋裤。有的工厂会办小学，在里面上学的“厂矿子弟”，只需要交金额很小的书本费。夏天厂里发西瓜，一次性发几十个，能把床底下塞得满满当当。夏天厂里还会发酸梅汤，工人们提着水壶去打，想打多少都可以。郭龙感慨：“我再没喝过那么好喝的酸梅汤。”
郭龙记忆里的爸爸妈妈，也都很年轻，每天高高兴兴。郭龙家里买了全厂第一台电视机，当时几乎半个厂的人，都挤到他们家来看那台16寸的黑白电视。到现在，他还记得那台电视的壳子的颜色，橘黄色的，就像他回忆起白银时，脑海中会自动加上一层暖黄色滤镜。
时间的指针拨至20世纪90年代，工厂响应国家号召，开始寻求转型，曾经日夜轰鸣的机器突然停止了运转。李大伟感慨：“白银的经历，跟所有面临转型的工业城市一样，这些故事已经被讲过太多遍了，似乎生活在工业城市的年轻人，生命经验都能感受到某种相似性，父辈都曾经历过困顿和迷茫。有人抓紧机会往外跑，逃离眼下的困境；有人扛住压力，努力地过活，坚守在此处。”
震惊全国的“白银杀人案”，就发生在那个时段，这给白银人本就艰难的生活，罩上一层巨大的阴影。白银警方几乎对白银全部成年男人做过指纹采集，郭龙也在其中。这一切，正如张玮玮《关于白银》文章里所写：“在凌乱中挣扎的每个白银男人，都曾替高承勇背负着‘变态’的猥琐嫌疑。”
当地人聊起这个案子，总是难掩愤怒，摄影师李大伟说：“这么说吧，白银是一个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地方，那就是‘三点一线’做工人，他们大都老实本分，是流水线上高度工业化的一分子。”
说罢，李大伟咬着后槽牙骂道：“好恨！”
郭龙有两个姐姐，每当姐姐上夜班，郭龙就和爸爸一起护送。护送完姐姐，郭龙会叫上七八个男孩，四处巡逻。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晚上都会去汽车站、火车站、铁道边，还有公园的黑暗角落转悠。那时候我们正值青春期，身上有一股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心想，要是能亲手抓住凶手该多棒啊。”
几十年后，“白银杀人案”的凶手终于被抓。看完新闻，郭龙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凶手打过太多次照面，他经常在凶手经营的小卖店买东西，甚至跟他赊过烟，“顶着一张扎在人堆里就完全认不出的脸，想想真是魔幻”。
我是在2023年7月底的一天出发去白银的，从兰州汽车东站售票窗口买票，25块钱一张。买完票进站上车，不到5分钟，客车就发动了。
车里正在放抖音上流行的《狂浪》：“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不被约束，狂浪，狂浪……”我放好行李，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隔壁座的小朋友正在兴高采烈地跟唱“恐龙扛狼恐龙扛”，我想告诉小朋友，这跟车里放的其实是两首歌，但最后只冲他笑了笑。
汽车行进了大概20分钟，窗外开始飞速掠过连绵起伏的群山，司机师傅关掉了音乐，车内突然变得格外安静。小朋友伏在妈妈身上睡着了，没多久，后座也传来呼噜声。我戴上耳机，随机播放音乐，耳机在那一刻仿佛有了自主意识，跳转至郭龙和张玮玮唱的《两个兄弟》——“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坐在星期一的硬座车厢里，这是一辆即将迷途的列车，从下着大雪的石头城里开出来。弟弟说，哥哥你看，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在白银期间，我随李大伟去了一趟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深部铜矿。行进在去深部铜矿的路上，风景变得越发荒诞起来，甚至连偶尔经过的矿工，都如游戏中的NPC，谜一般沉默地走过。偶尔还会有火车开过，广播里发出“嘀嘀嘀，火车来了，车辆行人请注意”的警告声。随后，火车拉着铅锭，蒸汽机车上冒着烟，轰隆隆开过。
白银曾经是铜冶炼的翘楚。图为2013年的白银深部铜矿车站，班车车头在变道。（图/李大伟）
张玮玮曾在歌中将白银称为“下着大雪的石头城”，他说：“人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得无比矫健，充满了《地下》和《黑猫白猫》里的气氛。”
事实的确如此。在去深部铜矿的路上，这样的感受尤为明显。地面上起了碱，矮山上有含铜硫化物经过的痕迹，真的很难不联想到月球，仿佛眼前随时会冒出一个国际空间站，或者如动画片《瑞克和莫蒂》一般，瑞克和莫蒂祖孙二人，正从传送门的另一端通往这里的某片空地。周遭异常安静，只有呼啸的风声。路旁有很多漂亮的红色果子，我咬开尝了尝，味道不错。
李大伟曾因为初中升高中成绩不错，被爸妈奖励了一次暑期旅游。那一次，他们一家三口逛了12个城市，玩了好大一圈。李大伟在北京爬上了长城，买了一件T恤，上面写着“我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合了很多影，笑得特别开心。回来之后，爸妈问他喜不喜欢外面、向不向往大城市，李大伟想了想，说：“我还是喜欢西北。”
早些年，李大伟的父亲因病过世，母亲一个人独自生活。在我去探访的那段时间，李大伟的母亲刚因意外摔坏了腿。李大伟从兰州赶回白银照顾母亲，带她去医院复查，换着花样给她做饭。房间里挂着很多“小蝴蝶”，贴着很多蝴蝶贴画，都是母亲买来装饰用的，她喜欢蝴蝶。我一进门，李大伟就拿出十几本相册，无比热情地分享过往经历，仿佛把自己视作一杯酒，“哗”一声，把自己和父辈的一生倒在我面前。
郭龙也是这样，和他聊天完全不担心会冷场，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在白银的过往，略带唏嘘且真诚地分享在白银度过的青春。他身上有音乐人的浪漫和敏感，更有西北人的热情和豪迈。我想，这才是白银人性格的底色。
在白银停留那几天，我去逛了金鱼公园，公园里有好大一片人工湖，还有很多枝叶茂盛、高高大大的树。那几天天气很好，湛蓝的天空下，云朵仿佛近在咫尺，硕大、松软、雪白，和人一起散步。
郭龙时常会想起金鱼公园，那感觉仿佛就在昨日——“我们那边没什么水，很干旱，能在市区建一个人工湖，真的太棒了。小时候，我们带上一瓶橘子汽水、拿上一块面包，能在人工湖旁边玩一天。有时铺一个塑料垫子，再带上点水果，就当作野餐了。”
郭龙还记得白银的云，那些似乎没什么边界感，总是离人很近的大坨大坨的漂亮的云，就这么一直飘在他记忆的最深处。
小学六年级，郭龙下午4点多就放学了。父母还在单位上班，他就和小伙伴跑到铁路边，顺着铁轨一直走，走累了，就在附近找个小山坡躺下，躺在太阳晒过的草地上，盯着天上的云看。“那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啊，有好多奢望，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一眨眼，人生就这样过去了。”
2023年9月，张玮玮发布了一张名为《沙木黎》的新专辑，主打歌里合成器丰富的音色，让人仿佛置身于广袤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之中。郭龙最喜欢专辑里的《永丰街》，歌里唱道：“你躺在太阳晒过的枕木上，我在星期二的下午，什么都不知道。生锈的铁门，在风中摇晃，你在地平线上越来越远。从银河系看过来，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分开，从我这里看过去，你比银河系还遥远。”
作者 傅淼淼
排版 王朝东
运营 李靖越
监制 罗 屿
本文首发新周刊652期
《只爱一点点：2023年度情爱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