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沉浸在山水之中的年轻人

谈到杭州的画事，南宋的李嵩是个很好的起点。

李嵩，贫寒木工出身，因为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得以在宋光宗、宋宁宗和宋理宗三朝担任宫廷画院的待诏。他画过一张《西湖图》，展现了当时西湖的仙气与人气，今日杭州“半城山水半城湖”的样子在千年前已然成形——画卷采用俯瞰视角，史学家们猜测，李嵩登临的是一座已经消失的楼宇，而站在跟他一样的位置远眺，除了被法国梧桐遮住的雷峰塔，由远及近的断桥、孤山、苏堤和雷峰塔，跟当下几乎没有区别。这幅经典作品告诉我们，西湖的山山水水，从南宋到现在的变化很小。

正是因为这种变化之小，临安、钱塘、杭州又或者说西湖，才得以在中国的画卷中成为永恒的母题。宋室南渡之后，文人骚客对这座城市心驰神往，本以为只是在历史颠簸中驶入江南的水雾，却没想这一泊，成了美学的千年。

南宋山水画大师李唐描摹杭州山水的那首诗说，“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意思是，云烟缭绕的山村、雨水滂沱的河滩，一静一动，相互映衬。氛围是朦胧的，但画面是清晰的——雾气里，山村隐约可见；雨帘下，滩声可闻。

这是杭州在画卷中的美丽，远近的虚实难辨，使人置身其中而难得其意，蛊惑着任何想付诸丹青的人。

西湖侧畔，自古高士众多，独步南宋画院的马远和笔墨淋漓的夏圭，是在江南环境浸润下土生土长的两个杭州人。山水、人物、花鸟通吃，宫廷画师技法在那个时代已臻完善。马远的名字很“南宋”，因为南宋山水和北宋山水最大的不同，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远”——画面上大片的空白，虚空在中心，山树在边角，更不会有耸立的中峰在画中直逼面门。后人都知道，这就是著名的“边角山水”。

马远笔下的水是最值得称道的，即使在当代，这些令人宠辱皆忘的笔势，也是艺术家们的“启明星”。日本摄影师杉本博司出身于古董世家，在马远的水中的凛凛淼淼里看到的永恒，启发了他对时间的追问。杉本博司跑到世界各地，用大画幅相机拍下极度平静而均匀的海平面，想让人们在快门的曝光中感受地球跨越数十亿年的非凡历史。在须臾一瞬里体认永恒的时间，这是中国古代绘画所擅长的。

明代的王世贞说，南宋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圭的出现，让中国的山水画为之一变，这个转变，就发生在钱塘（今杭州）。有人说这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反映——朝廷被欺负了，丢掉了中原的大山大河，文人开始自怨自艾，只能画些不高不低的残山剩水。这种说法缺少根据，起码缺少绘画上的根据。就像马远的水，仍然有穿越古今的力量。画面上事物的多少、繁简，是为表现而服务的，南宋山水的画风完全具备“现代”的特征：简约美、氛围美、印象美。

马远《踏歌图》。

画边角，相当于无限放大局部，这和写实技术的进步、绘画技术的演变有很大关系，要不也不敢这么画。一块石头，半座山，就算一幅画？要画得有看头，既要细节精微，又要空间广阔。《格古要论》写过：“全景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笔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树参天，而远山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古代山水画的理解，要留白，要写意，不要高、大、全。

虽然整个朝代里没有诞生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全景之画，但这并不妨碍南宋成为古代绘画史的又一高峰。在杭州，中国绘画的审美格调从北宋时期强调绘画的政教公利、道德作用的群体儒家美学，转变为悲怆沉郁、浅近自然的个体人格建构。

而只要上过凤凰山山顶，就会知道杭州并不缺少壮阔的山水。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边的钱塘江湾，惊涛拍岸。虽然后来浙派画家中也有人效仿李唐与郭熙画“大山水”，但人的心境似乎难以将它们纳入画卷。苏东坡带来肥嘟嘟的东坡肉；吴自牧那本《梦粱录》，像老妪般滔滔不绝地叙述那些精美的小食美味。林林总总的小情小趣，在这里总被津津乐道，也许跟边角的山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杭州的绘画里，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兼收并蓄。外力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影响了对艺术的判断，但杭州的风雨云总会消化这些东西。董其昌把明代晚期出现在江浙一带的职业画家们描述为“浙派”。200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追索浙派”展览称浙派是“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最深远、最具国际化的一股力量”。

除了在明代蔚为一股风气，促成文人画的百家争鸣，其画风亦传至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当地画家融合在地元素的再创新，又使得浙派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例如，在日本室町时代，浙派融合了禅宗的元素；在韩国的朝鲜时代，浙派转为更具文人画的风格，较为简约，流行时间也较长。

在动荡的20世纪，杭州成为绘画西学东渐潮流中天然的实验场所。倡导学习西画的社团和画报都在上海，而它们背后的西湖，就承载着中国最传统的山水图样。文人画以儒家作为根基，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根基开始断裂，在修复和回归的途中，新的传统诞生了。

傅抱石、李可染都画过西湖，循着他们的画面，依然可以找到当年他们在西湖边坐着画画的石头。吴冠中在杭州投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拜在吴大羽、林风眠等大师门下。虽然当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学院派艺术体系对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林风眠的“融合中西”理念，也深深影响了吴冠中对未来艺术道路的选择。

傅抱石《春雨西湖》。

1916年，李叔同等人在杭州成立洋厕研究会，以学习、研究西洋画为业。丰子恺、潘天寿都是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发现，李叔同的图画课处处透着新奇：上课不用带画帖，只需空手；教室里放着画架、石膏像，每人分得一张带纹路的画纸和一根碳条，最后，先生居然捧出一盆馒头——原来是用来当作橡皮的。而李叔同也率先改变了中国传统美术教学中以“摹、写”为主的教学方式，将室内与户外写生相结合，并首开中国人体素描写生教学法。

丰子恺的首幅漫画作品，画于1918年5月。当时，丰子恺是“桐荫画会”的干将，在一次活动中，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沈本千见到他的速写簿中有一幅铅笔速写，画的是一位老婆婆，她左手挽着竹篮，右手牵着一个孩子的手，极富生活气息。速写右上角写着“清泰门外”，点出地点。沈本千向丰子恺求借此画，用以临摹，丰子恺就撕下此页送给了他。60年后，此画才被重新发现。

也就是说，丰子恺与杭州的画缘，在古老的杭州清泰门外开始了。丰子恺是桐乡人，一生与杭州结缘60年。于他而言，这里不是令人彷徨的异地，而是温存的故乡。

正如吴冠中所说，“杭州的美改变了我的人生”。

每年临近春节、杭州最湿冷的时候，艺考生会来到这里，参加中国美术学院的校考。他们穿着厚实的校服、冲锋衣或羽绒服，背着画板、颜料盒，甚至带着水桶，从机场、高铁站和汽车站涌到宽广的考场里。绘画的艺考可能不是中国高考最严格的科目，但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最能体现竞争的一种检视。数万张画着素描、水彩景物和头像的考卷铺在广场一般的地上，这是趋同还是创作，已经浑然难分。

2023年6月2日，杭州。“大脑花园·第五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暨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活动期间，观众在浙江美术馆参观。（图/视觉中国）

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历史难以忽视。1928年3月1日，国立艺术院于杭州西湖罗苑成立，设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系；1930年秋天，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并附设高级艺术职业学校。抗战爆发后，学校在西南辗转迁移，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林风眠、潘天寿都曾担任校长。不会有人质疑为什么西湖边上有一所叫做“中国美术学院”的学校——即使它并不在北京、上海。

2022年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影片《四十四个涩柿子》，讲述了艺考班里3位老师和44位考生的故事。关于天赋和努力、青春和爱情的电影永远讲不完，但在杭州，风雨云让情感变得绵密而厚重。这部电影里集训的取景地——老鹰画室，是杭州最知名的艺考机构之一，在人物关系走向爆发时，水彩的颜料盒泼洒在杭州的雨水里，近乎青春的残酷化身。

刘健是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的教授，也是一名导演。2023年，他创作的动画电影《艺术学院1994》入围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该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南方艺术大学美术系的一段青春逸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初。刘健说：“这是一首献给所有年轻人的‘青春之歌’。”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则表示：“这部电影呈现的是这30年间中国年轻人的心灵变化，以及中国社会意识的变化。30年前的艺术学院和那群年轻人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观今天的现实。”

这可能就是在杭州学习的好处：可以走到现实环境里，去看看大师们怎么去体会、热爱这个世界——即使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更早的传统里寻找当下存在的理由，这是从孔夫子就开始施行的做法。在绘画的世界里，杭州其实没怎么变，但我们知道，我们看杭州的眼光早已发生变化。

   作者  李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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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新周刊644期《最忆是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