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
摘要：这是一篇筹款文，丁当回顾了自己前半生以及创办绿色蔷薇女工机构的缘由，现在机构遇到经济危机，面临关门的风险。全文4902字，阅读需要8分钟左右，你也可以直接拉在最下方捐款支持。
点击视频:看见绿色蔷薇姐妹儿童们的改变
特别鸣谢:视频拍摄剪辑:马修 配音:陈宏朝
我叫丁当，16岁到深圳打工，供我的哥哥弟弟上学。现在我32岁，经营着一家面临关闭的公益机构。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有10000个丁当还在路上，我想为她们做点什么，我需要你的帮助。
被迫辍学南下打工
我出生在甘肃天水甘谷的一个小山上，那里四季分明，土地松软。那里的邻居们平时都开着门，要是谁家过年杀猪了，就会挨家挨户把好吃的食物分享给每一个人。这样的家乡多么好，可在我14岁那年，我不得已离开了它。
记得是一个阳光灿烂的麦场里，全家人正堆着收割好的麦子，妈妈突然很温柔地说：“你哥要是考上高中，你就不能念书了”。虽然知道这样的一天总会来的，可是当真的亲耳听到时，我还是不知所措，我躲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天。我知道山里靠天吃饭，我知道家里有四姊妹，我理解父母做的决定，但是我对上学的渴望怎么可能就此消减？在最后的学期里，我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想用力记住我作为学生的每个瞬间。我多么希望每天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新的知识，说着天真烂漫的心事。可最后，我还是和姐姐一起辍学了，为了供哥哥弟弟念书，为了给家里盖新房子。
丁当老家的院落
2004年16岁的我在快过年时离开家乡来到深圳。跟随着老乡，我第一次坐了38小时的绿皮火车，却一点都不觉得累。我惊奇地发现深圳的冬天树叶竟然还是绿色的，这里还有那么多不曾见过的水果。
中途转车时，大巴司机把我们扔在了半路。几经周折，我终于在一个破烂的工业区下车了，这里没有传说中的高楼大厦，只有挨挨挤挤的厂房和穿着工衣的工人，工人多得像一片蓝色的海洋。在那个查暂住证的年代，胆战心惊的我迫不及待地进了一家文具厂。在那里，洗澡都有人盯着你，浪费水要罚款，耳边是听不懂的语言，我每天忙得分不清太阳和月亮。军事化的管理下，我很快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手总是不自觉的准备好，要把10多种零件准确无误地放进每一个笔盒。17岁，我的生日愿望是不要做错事，不要被组长指着鼻子骂。我想，我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没有情绪，不会哭泣。
三个偶然，让这一切有了转机。
2005年，我进了一家电子厂，发现厂里有一间很大的图书馆。我被那里的书吸引了。坐在宿舍的走廊，我整夜借着阳台不灭的微光，贪婪地看着《简爱》、《飘》、《平凡的世界》、《走回女儿国》…有了阅读，我好像不再是一台机器。于是我说服姐姐拿出我一半的工资，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开始风雨无阻地学习电脑，就像打开了又一扇大门。
另一个转折点，是从接触到“工友书屋”开始的。有一天我在工厂看到一本杂志《工友天地》，我惊讶于这里的故事和我有那么多的共鸣。一次偶然的机会，老乡带我去这个书屋，书屋里面看报看书的多是男性，曾一度我以为那是个婚姻介绍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工业区里的一个公益书屋，常常组织各种活动，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工友们也都友善。渐渐地，我成了文学小组、姐妹小组的积极成员。那些岁月是我一生难忘的，我们在工业区发放劳动法资料，解答各种工友的问题，节假日我们一起搞晚会，中秋节一起看月亮，过年一起打地铺。如果晚上在书屋待得晚了，还有工友们结伴回厂里。在那里，我感受到了爱、尊重和平等。
远离家乡千里的我在那里真正第一次感受到我是一个人，我有着不同的情绪，有着需要被关心、被爱的需求，有了离开学校后第一次思想交流学习的愉悦，这里也是我在异乡的“家”。
2006年，我18岁，遇到了第三个转机，我应聘成为了书屋的工作人员。我开始去业区宣传劳动法知识，去医院探访工伤工友。每次在医院里看到在工地受工伤的大哥,就会让我想起我的爸爸，他也是在工地上班，我的很多亲人也从事着和工友一样的工作。我期盼能够多去学习，有更多能力做更多的事情。
而这段日子也解开了我很多的迷思：
为什么我的工厂里除了领导，全是女工？
为什么长江门诊医院要不断发放广告，宣传处女的重要性？
为什么广告里总说着上午3分钟人流，下午就能正常上班？
为什么我们10个人的姐妹小组里，就有6个人因为是女孩而被送人？
为什么女孩就应该辍学把机会让给男性？
……
姐妹互助小组一起分享自己故事
在这里，我遇到许多和我一样的姐妹，我们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知道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意义，明白了工厂喜欢女孩是因为她们好管理。在那个手机还没有盛行的年代，我看到关于女工的报道，都聚焦和停留在女工学历低、色情、是厂妹、生了孩子就扔掉的负面故事上。我看到哪怕是在我们工友自己的群体里，依旧是男人的声音永远都比女人的声音多。
有一次我们姐妹小组在另一个独立的活动室刚搞完活动，在大的一个空间里一个小组讨论打工信息，对于那些新闻男的一直说个不停，而我的姐妹们想要说话时，另一个男的又抢过话头接着说。女工姐妹们不论私下表达得多好，出了我们自己的小房间，进入到更大的公共空间时，还是不敢说、不敢讲，因为我们从小就不被鼓励说话，我们不被认为是有观点的。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表达自己呢？如果我们还像从前一样，依旧只圈在房间里，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不甘心！
从前内向的我不敢大声说话，我以为轻声细语才是好女孩。从前的我骂不还口，被别人骂时还会在心里暗暗自责。从前的我总认为自己不漂亮，所以没有人喜欢。可是后来，我看的书多了，参加的活动多了，我知道了，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和男人都一样！
那个在内心压抑了很久的声音告诉我，我要大声说出来！
丁当2015年参加TED演讲
2015年，我参加了TEDx Chaoyang Women—MOMENTUM（TED 朝阳女性时代、契机、动量）演讲。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知道，我想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声音，而不是被代言。我喜欢和公众对话，喜欢一次次不断追问后，发现自己也有观点，有感受，而不是“我不知道”。
于是，我萌生了要开一家女工机构的念头。我希望，建立一个女工空间，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可以大胆谈论性、谈论婚姻、讨论性骚扰。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心地喝酒跳舞，分享我们的快乐，也可以放心地哭泣，不用担心被评判、被嘲讽。
这样的想法，因为我的婚姻经历，变得更加迫切了……
我从小是个乖乖女，按照大人眼中的规矩，在该成立家庭的年龄结婚生子。进入婚姻后，我成为了一个好妻子、好女儿、好儿媳。我接受过那么多性别教育，还从事着相关的工作，但当我不得不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上班、要带孩子、还要做家务，却被当作是理所当然后，我逐渐崩溃了，在这样的重复中我受够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孩子6岁那一年，我们和平协议离婚了。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很难，但对于和我一样的姐妹们来说，寻求个人的自由发展更是难上加难，好在我有家人的支持。就这样，我22岁结婚，23岁生娃，28岁离婚，在30岁之前完成了所有的体验。
终于，在2015年，我和姐妹们成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绿色蔷薇。
大家一起在绿色蔷薇过年
从一开始，我们迎来一个个陌生人，到现在，绿色蔷薇经常开着门，门口摆好了板凳以供村子里的环卫工人和做手工的姐妹们使用。我们一起做手工、聊天、分享各家的饭菜。以前，孩子们的生日愿望是家人可以给自己过生日；现在，孩子们的生日习惯是主动邀请社区里的其他小朋友们一起来绿色蔷薇分享蛋糕。
儿童生日会，一起庆祝
在这里的四年多，我看着一个个小婴儿诞生，看着一个个妈妈为了生下肚子里的女孩承受着多么大的折磨。我看着一个8岁的小女孩慢慢长成了初中的少女，我记得她对我说：“丁当，我长大了也要做你们这样的工作，也会帮到更多的孩子们。”她们跟我谈论着儿童权利，说着谁谁的行为是不是性骚扰，说着自己欣赏的那个男孩、女孩。我看着曾经躲在小屋子里私下分享感受的姐妹，如今可以自如地面对镜头和记者，讲出自己的故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说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现在，社区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机构是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如果男人打了老婆，会说不要告诉绿色蔷薇。小孩听到有人喊叫，也会结伴大声说，会不会是家暴，我们要去敲门。
六一儿童节，孩子们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夏夜的晚风里，陕西阿姨叫着自己小孙女的声音，四川做钟点工的大姐的大嗓门，男孩女孩嬉戏玩闹的声音，邻居家小狗小猫叫春的声音，亲切得让我仿佛穿越回到小时候的故乡。在我打工飘泊的15年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在有绿色蔷薇的社区和深圳。不是因为它地方有多好，而是因为在这里，有姐妹们和可爱的孩子们不断滋养着我，和我同行。
我爱这个社区，我爱这个“家”。
而此刻，我很害怕失去这个“家”。
2020年，在疫情中，我们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大部分资金，从年初至今我们已经垫付了10万元的资金，我们面临巨大的资金断裂困境。我的姐妹同事们说遇到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承担，即便现在每月扣完社保每个同事只拿2000元的基本工资维持简单生计，我们也想让机构存活下去，但我们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如果机构现在不能在一个月内筹集到至少15万元资金，就会面临关门的风险。得知这个消息时，姐妹们都很难过。这是姐妹们用漫长时间的相处，用一点一滴的互助互信搭建起的家园，我们不想她就这样没了。
没有了家园会怎么样？我不敢想。
我怕再也见不到那位45岁的姐妹。因为身体娇小，她从小不受待见，还进不了工厂。后来生了小孩，她一边带着孩子，一边接了好几份工，为了演反家暴的戏剧，她不惜请假也要过来排练。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以前，她到了点要给老公做饭，现在，她会让老公照顾一下孩子，她自己过来参加活动。
朱朱在表演戏剧
我怕再也见不到和我相识了10多年的朱朱。来深圳一年后，她给家里打电话，要求用自己赚的钱回家上学，却被无情地拒绝了。她在深圳打了20年工，遇到绿色蔷薇后，她在戏剧舞台上将自己真实的经历演了出来：辍学、流产、无休止的体力活。困境横亘在那里，可是戏剧艺术让她获得了表达的可能，后来她成为绿色蔷薇的长期志愿者，帮助更多的姐妹一起走出困境。
我怕再也见不到那个大着肚子的姐妹玲玲。在绿色蔷薇，她对我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跟我姓！”2016年，为了帮助酗酒哥哥的孩子和嫂子，她选择了回老家。她女儿现在4岁了，跟随了她的姓…
我怕再也见不到52岁做环卫工的西姐姐。来深圳20年了，因为参加了我们的“两癌检查”公益活动，她平生第一次坐了地铁。在小组活动中，她终于放的开来讲述自己遭遇家暴的故事。她说没有办法，她担心自己见不到孩子，只能在被不断家暴的婚姻里忍气吞声。
万万在绣社企的产品
我怕再也见不到50岁的万万。她喜欢写诗唱歌演戏，因为上班不让听收音机和工厂反抗。现在她在我们的社企工作，教社区更多的姐妹缝纫技术。
这是我们社区女工的日常，也是绿色蔷薇的日常。在这里，人们互相友爱，友善地对待每个人。她们阳光、美丽、坚韧，是一朵朵石缝里绽放的蔷薇花，无论外界风吹雨打，依然努力地绽放着自己。
我希望能尽机构最大的能量，延续她们被看见的可能……
社区姐妹儿童一起唱姐妹集体创作歌曲《我想》，我想有一个不分离的家。
因此，我们真诚地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守护这个城中村女工的第二故乡。让10000个还在路上的丁当，继续被看到，被听见。
你可以这样支持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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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野乐队主唱段玉邀你支持绿色蔷薇
四、讲述你与绿色蔷薇的故事,可以写故事、拍视频或者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
点击听听支持者张灵敏:广州大学老师,她眼中的绿色蔷薇
五、欢迎成为机构的志愿者，帮助社区的女工儿童做更多的事情，更多详情可以直接添加绿蔷薇为好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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