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丨关立丹著《司马辽太郎研究——东亚题材历史小说创作》阅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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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阅读关立丹教授研究司马辽太郎的著作，我找出书柜里司马氏的作品，在他的旅行记《从长安到北京》里，竟夹着一张登机牌：中国国际航空，大阪关西国际空港，目的地为北京。这让我记起此书购于空港书店。登机牌上印有登机时间，却没有日期，但书的版权页上写着2005年1月改版第6次印刷本，腰封上则印有一行“司马辽太郎没后十年”。这些信息都说明，我是在著者去世十年之后，在候机厅里开始阅读这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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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から北京へ』
[日] 司馬遼太郎 著
中央公論社，1998
回想起来，我手上有的司马辽太郎作品，几乎都购于空港、车站或街巷里的普通书店，从这样的购书方式可知，当时是率性而为的“杂读”，而不是为了研究的专业性阅读。在这类书店，一般很少有专业性的学术书，实验性色彩明显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多见，却肯定会有司马辽太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以此想象司马作品的流行，绝不会过分。当然，司马以历史小说名世，笔下多叱咤风云人物，风格面貌恰和柳词的缠绵婉约相反。而司马作品的流行并不如风吹即过，从1962年其代表作《龙马行》、《燃烧吧，剑》问世以后，直到去世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其畅销势头始终不减，在书店里甚至比很多正活跃在文坛上的“现役”作家更惹人眼目。司马屡屡被称为“国民作家”，显然和他被“日本国民”如此广泛而持久地阅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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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辽太郎（1923～199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小说家，在政治界、经济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国民作家”（日本）。司马辽太郎创作了大量的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相关题材的历史小说、随笔、游记，多达六十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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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朝日将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作为“人气连载”的宣传页
但在一般的日本文学史著作里，司马文学大都仅仅被轻轻带过，并不会作为重点对象评说。正如立丹教授指出的那样：“日本近代文学史介绍的绝大多数却是纯文学作品”，而司马写作的“历史小说”、“时代小说”，在近代意义的文学分类里，大都被归为“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之中，自然很难进入纯文学的正典系统。著名学者梅原猛曾就此做过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司马辽太郎的文学被称为国民文学。而所谓国民文学，是被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无论老少男女所广泛喜爱，且能告诉读者人生为何，给予读者生活勇气的文学。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纯文学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国民文学，被广泛爱读之事自不必说，日本纯文学的第一流人物如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都是自绝性命，自绝性命的人是不可能给予众多的人们以生活勇气的”[1]。而立丹教授也是从对日本纯文学历史叙述的“不解”开始自己的研究的，她认为：“想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是阅读学院派的纯文学的经典是不够的，而是需要阅读家喻户晓的各类文学作品。日本也是一样，只是阅读纯文学作品是不够的，还需要阅读民众广泛阅读的历史小说、时代小说”。正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立丹教授的研究由一个具体的作家论伸展到了文学史论，以作家论的个案研究拓展了纯文学史叙述的狭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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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の世界』
文藝春秋 编，1999▲
梅原猛（1925～2019）
自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历任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所长等职，在日本古代史、文化、思想等领域展开独创性思索，该研究后被称为“梅原日本学”。1999年，梅原猛被授予“文化勋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遭遇纯文学史的冷淡，应该也在司马本人的意料之中。他的作品或连载于报纸，或刊登于大众读物类期刊，却绝少发表在纯文学杂志上。他有意疏远文坛，多次表示不认为自己是作家，也不在意自己所写是不是小说，甚至说：“对我来说最不了解的世界就是日本文学史”[2]。这自然不无司马式的自嘲，不可完全从字面上理解，因为有其他材料能够证明，他的日本古代文学知识相当广博，对现代文学的认识也颇多卓见，还曾明言是同时代作家大江健三郎的热心读者[3]，表明其对前卫小说的探索也非常关心，但比较而言，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司马的着力点显然更在于后者。他甚至比学院里的职业研究者更为勤奋地穷尽式搜寻史料[4]，因为如同野口武彦所说，司马不像一般的历史小说家那样，仅仅满足于“给历史上的人物赋予表情，”而是要“从史料里发掘出表情”，这当然是学院里的史学家绝少考虑或力所难及的。野口说：司马辽太郎是“以小说作为方法的史家”，并认为：从1960年代起，“司马氏视为对手的，就不再是已有的时代小说，而是日本的史学”[5]。可谓恰中肯綮之论。如所周知，司马的小说成为世间热议的话题，确实大都因其有悖于历史学家的成说、历史教科书的教条式结论和刻板的叙述而引起的，而他的众多读者的关心所在，也主要是他讲述的“历史”，而不是他的小说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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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歴史と小説』
[日] 司馬遼太郎 著
集英社文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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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と日本文化』
司马辽太郎小说跨界混搭的文类特征，导致其在纯文学史叙述里的缺位，也映照出纯文学史解释能力的限度，同时也在呼唤具有超越纯文学之视野的讨论者参与。实际上，已经有历史学家表现出对司马文学的关注，在此不能全面综述，仅举我的阅读所见举两例说明。首先是日本著名的俄罗斯史研究者和田春树的皇皇巨著《日俄战争》，开篇即从“司马辽太郎的看法”提起问题，而在指出司马的小说《坂上之云》“在我国民众对日俄战争的认知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后，和田通过对日、俄、韩文等多语言文献和档案的检证，分析司马小说所依据的史料，指出司马在文献上的所见和未见，考证绵密，下笔如刀斫斧凿，倘若司马本人能够读到，大概也会表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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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
[日] 和田春树 著，易爱华、张剑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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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春树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1938年生于大阪府，196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西洋史学科，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手，1985年为该所教授，1996~1998年任该所所长，1998年从东京大学退休。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近现代史、现代朝鲜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但和田之所以对司马的小说下这样细致的“史源学”功夫，用意当然不在于和一位渊博的小说家比高低，而在于通过坚实的史料，重构日俄战争的历史，帮助读者树立健全的历史认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和田对司马小说的文本也有独特解读。他指出，司马在起笔写作《坂上之云》时，“原本想写一部‘乐观主义者的故事’，但在写作结束时，却呈现出了极其悲观的氛围，寓示出胜利在本质上是虚幻的，随之而来的历史是黑暗的”。和田注意到，在该作品的第二部“后记”里司马已经表达出这样的认识，所以写到第六卷整体结束，会自然收束到主人公秋山真之有意避开胜利后的阅兵式，前往已故友人正冈子规墓地的凄凉场景。和田说：司马“作为一个诚实的作家，遵从自己所描写对象的发展逻辑，逐步修正了作品原来的构想”[6]。这样的判断，显然不是源自对文献的考据，而是对小说文本的深刻体认。在和田所著《日俄战争》里，关于司马辽太郎所占比重很小，不过是序章部分的一个引言，看似著者信笔写来，却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司马小说的一个出色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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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の上の雲』
[日] 司馬遼太郎 著
文藝春秋，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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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龙一的《作为战后思想家的司马辽太郎》径直称司马为“思想家”，即使在日本也难免让人感到突兀，但成田在《序章》里举出和司马同年去世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经济学者大塚久雄的名字之后，并未再做更多讨论，而是转而强调司马以小说、随笔、对谈等形式对“战后价值”的“体现”，由此可知，在成田看来，司马“通过小说的形式所展开的”观点同样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但成田此书更值得注意的亮点是他对“战后”的执着。和很多研究者关注司马所写的“历史故事”不同，成田更为关注司马的写作所处的“战后”这一时段，关注司马通过对“历史”的文学叙述所展开的对“战后日本”的思考。成田颇具创意地提出“中层思想史”的概念，明言他希望讨论的不是居于思想史顶点的人物，也不是态度极端倾向激进的思想家，他之所以选择司马辽太郎作为讨论对象，则因为在司马的背后簇拥着的庞大人群：既希望保守“战后”价值而又有意回避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战后’保守派”。成田认为：这些“在人数上居多数的‘战后’保守派没有自己的代表者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恰恰是司马，“成了他们的代言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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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龙一（1951~ ）
成田从读者分析的视点考察司马文学的支持者，把所谓“‘战后’保守派”聚焦于白领工薪族，他说：“就现象而言，白领工薪阶层在司马的支持者中占压倒性多数。结合司马作品大多发表于周刊这一现象考察，是白领工薪阶层在购买司马的作品，并作为最为热心的读者阅读司马。他们虽然并不发表评论，但以持续的阅读，对司马给予了最大的支持”[8]。按照成田的描述，我们不难想象，实际上是“沉默的大多数”支持了一个最大的发言者——“战后日本最大的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成田也指出了此种状况对司马辽太郎的影响和限制，特别分析了司马文学对近代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缺少反省的原因，认为这恰好也是“‘战后’保守派”共有的问题。换言之，司马文学所表现出的历史洞见和偏见，都近乎战后日本社会的中间值。这样的分析，确实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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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龙一把司马辽太郎放在战后思想史的脉络里考察，从而把一位以讲历史故事见长的小说家历史化，这样的研究方法本身即颇有启示意义。但成田的讨论主线是“战后日本”，对司马与东亚的关系虽有言及，却未能展开，就此而言，立丹教授的研究则表现出了明显的推进。近些年来，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代表作大都有了中文译本出版，在中文世界里，如何阅读司马文学，也将成为问题，立丹教授的著作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可以预期，这部著作会帮助中文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司马文学，并透过司马其人其作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和东亚。
注释
[1]梅原猛：「なぜ日本人は司馬文学を愛したか」，『司馬遼太郎の世界』，朝日出版社1996年6月，136页。
[2]参见司馬遼太郎和ドナルド・キーン的对谈集『日本人と日本文化』（中央公論社1993年5月第33版）之「はしがき」。
[3]参见司馬遼太郎『歴史と小説』，集英社1989年12月第15次印刷本，279页。
[4]作家井上厦讲过这样一则趣闻：在东京奥运会前后，他为了构思表现乃木希典生平的戏剧而每天去逛神田旧书店街，某日，有关乃木的资料突然在神田全部消失，问询店员，得到的回答令人吃惊：“神田所有的相关资料都运到司马先生那里去了，大约三十多箱吧”。参见井上ひさし「筋道つけた偉大な先達」，『司馬遼太郎の世界』，140页。
[5]参见野口武彦「史観超え手掘り『司馬史学』」，『司馬遼太郎の世界』，188——189页。
[6]和田春樹『日露戦争—起源と開戦』（上、下），岩波書店2009—2010年出版；中文译本《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易爱华、张剑译，张婧校订，三联书店2018年1月。此处引文见该书第一章第一节。
[7]参见成田龍一『戦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筑摩書房2009年7月，360—361页。
[8]参见成田龍一『戦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359—360页。
本文为《司马辽太郎研究——东亚题材历史小说创作》一书的“序”。
感谢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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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中忱，1954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地域文化研究科，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日新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日现代文学及东亚区域文化史，主要学术著作有《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走读记——中国与日本之间：文学散札》《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北・東北アジア地域交流史》（多人合著）等，译有东山魁夷、大江健三郎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多部，曾获“思源”《世界文学》翻译奖（2001年）。
『司馬遼太郎と丸山真男』
[日] 中島 誠
『日本歴史を点検する』
[日] 司馬遼太郎
『人間の集団について ベトナムから考える』
[日] 司馬遼太郎
『歴史の夜咄 対談』
[日]林屋辰三郎 司馬遼太郎
『司馬遼太郎書誌研究文献目録』
[日] 松本 勝久
编辑丨毛毛君
一点苍山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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