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竹内好的《鲁迅》是日本战后思想的名篇，曾为不少日本青年所嗜读。在它被引介到中国以后，又备受中国读者关注。有人说竹内好最会写鲁迅，有人则将竹内好的《鲁迅》与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并举，追捧与赞誉可谓多矣。与此同时，对竹内好持批判态度的论者也不在少数。除了专业立场基于实证层面的具体批评，论者对竹内好近代批判的逻辑断裂、悖谬做出了尖锐的批判。须承认，竹内好不是一个注重逻辑研究的政治学家抑或哲学家，而是善于提出假想的“文学家”。或许，阅读竹内好的意义就在于体会其在风云变幻之中提出问题，使“文学”成为具有无限思想活力的设问与思考方式。
当日本的现代精神受到来自亚洲的震撼时，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内心的动摇、难以抑制的心悸、贯穿身心的感情激荡，所有这些都源于何方？竹内好的《鲁迅》一书，自始至终围绕着这个疑问。而这种存在的战栗时至今日依然不变。这部作品写于1943年。翌年出版发行。时值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竹内好当时三十刚出头，是一名少壮的中国文学学者。在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当中，像这样从课题选择到从事研究的时代环境都与对象处于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之中，而且是自觉自愿所为的情况实属罕见。这是一部对现代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足迹进行细致、严密追踪，并且以思想、伦理之火锤炼、结晶而成的高纯度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语言上的强劲有力方面，这本书完全可以被称得上是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
然而，这本书是“纪念碑”，却不是“古典”。因为它和许多实际存在的纪念碑相同，也正如鲁迅的评论《为了忘却的记念》那样，换言之，它是一座杀戮的“纪念碑”，也是一座伤痕累累的“纪念碑”。不仅如此，这些伤口并非只向着过去，而且也向着未来敞裂着。该书中于战后1952年和1961年加注的“自注”就是这些伤口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注四）中这样写道：如果只看这些，会觉得我当时没有参与“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这么认为，但情况不是这样的。我把该会当作职工组织，以一个普通会员的身份加入其中。但是对于该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因为（注二）列举的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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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报国会会员簿所记竹内好信息，竹内好登记为外国文学部会普通会员日本文学报国会是1942年在日本内阁情报局指导下成立的文学团体，会长为德富苏峰，宗旨为宣传国策、协助战争，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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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开幕式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宣传国策、协助战争为目的，以日本文学报国会为中心自1942年至1944年举办的三次文学者交流大会。
当时，中国文学包括中共（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文学、（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重庆地区文学、日占区中的对日合作者的文学，而最后的这一类在日本的文坛上被大肆宣扬。我却以为这类文学与传统无缘，不是正统的文学。然而要提出这样的主张既会面临压力，而且也没有可能收集到充足的自由中国的作品来论证这个观点。心中的这种郁愤便寄托在鲁迅研究中吐露出来。
鲁迅的文学，它的出现是极具政治性的，他被称为现代中国的代表性的文学家也正是基于如此，然而这种政治性是由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他没有加入“光复会”（这是比现今的我们不加入“文学报国会”更为重大的事）……（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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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烙印在这部作品中的伤痕，或者不如说这部作品从那里诞生时所产生的伤痕，便是与极为苛刻、残酷、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脉络不可分割的。青年时期的竹内好是大日本大正翼赞会的下属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员。对于这个组织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在有关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理解上，他以占领区的对日合作者的文学“与传统无缘，不是正统的文学”为由不与苟同。然而因为害怕迫害而不能公言，因而他对文学报国会的认同只停留在“职工组织”的程度上。这本书就诞生在一个如此处境的研究者的笔下。并且这位研究者试图通过将自己现在的处境与鲁迅进行对比来揣测鲁迅的政治选择的意义。光复会是1904年由浙江人结成，以打倒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的政治结社。在现在的研究中，鲁迅曾是光复会会员已经成为公认的定论，但是竹内站在与此相反的假设上，断言鲁迅不加入光复会的选择比1943年的日本的文学学者不加入文学报国会更“重要”，换句话说，是一个更需要深刻觉悟的举动。“这是比现今的我们不加入‘文学报国会’更为重大的事”这句话的意义就在这里。把不加入革命结社表现得比不加入法西斯文化团体具有更大的思想意义，这是为什么呢？“由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又意味着什么？由此，我们站在了通往本书的核心主张的入口处。这个主张日后以某种形式对50年代以后的日本文学=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是无力的。鲁迅是这么认为的。所谓无力是对政治的无力。反过来也就是说，对政治有力的不是文学。这大概是文化主义吧。的确如此。鲁迅是文化主义者。然而，这个文化主义是与文化主义对立的文化主义。“文学、文学地叫嚷着”也就意味着相信文学“拥有伟大的力量”，而他否定这种看法。也不声言文学与政治无关。无关，就不存在有力、无力的问题。文学在政治面前之所以无力，是通过自觉地将政治异化并与政治较量而促成的。游离于政治的不是文学。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通过破弃这个影子，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意识到无力，文学才能成为文学。（中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者以白眼看待政治都不是文学。真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弃自己的影子。所谓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矛盾的自我同一（注一二）的关系。（中略）在文学生成的根底之处总脱离不了政治的缠绕。这是让文学之花开放的严酷的自然条件。娇弱之花虽然无法养成，但秀美而强韧的花儿能得到长久的生命。我从这里看到的是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页174—175）
竹内好这一代，在学生时代亲眼看到日本的普罗文学在权力的压制下，抑或由于参与该运动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出现思想上的变质而迅速地土崩瓦解。“我从这里看到的是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一句是说在现代日本文学和日本作家身上看不到的东西，可以在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身上看到。“娇弱之花”这一形容，暗示着前者的文学和作家。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被拷问至死，友人们围坐在他的遗体周围。“文学是无力的”无疑是青年时期的竹内好天天反刍、咀嚼的命题。乍看起来，这个命题似乎只包含着绝望，但是竹内好力图穿透这绝望，追求存在于它的彼岸的东西——他在思想上的格斗与中国研究便在这样的欲望之中融合为一体了吧。然而，为了能说明那个未知的东西而所付出的努力，不断地被一个痛苦的认识打消，那就是他自己缺乏用来说明的语言。于是本书的核心部分的主张如若不采用某种哲学语言就无法得以表述。“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通过破弃这个影子，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意识到无力，文学才能成为文学。”“真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弃自己的影子。所谓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关系。”在前面的引用中曾两次出现的这一意思几乎相同的表现中，明显留着受西田几多郎著作影响的痕迹。无论是“矛盾的自我同一”还是“意识到无力”，这些说法都带有西田的作为行为性直观的“自我意识”的影响。在（注一二）中，战后的竹内指出“（在本书中）像这样由西田哲学借用的用语随处可见，这是受了当时的阅读倾向的影响，在今天来看暴露了思想上的贫瘠。没有严格依据西田哲学的用语范例。”与这段回顾相符的内容可以在1948年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看到。在这篇文章中，竹内认为急于“丢弃旧的东西去摄取新的东西”这样的思想体质是日本现代文化的症结所在，作为例子西田哲学被列入某个时代的“新的东西”之中（“唯物论不行了，就换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将东洋思想的“绝对无”置于根底进行理论化，并将其与西洋哲学融合树立了独具开创性的西田哲学。然而，我这次重读之后发觉，要想在不影响本书的核心主张的情况下把这类哲学用语干净地抽取出去是不可能的。“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自我意识”、“场所”等理论，不仅规范着青年时期的竹内好的思考，而且他依据这些理论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单纯借用的领域。不过与此同时，在前面所引用的地方，这些概念总是被放在“换言之”、“所谓”之后，这显示在本书的文本中暗藏着某种断层。与所有的文本相同，本书的文本也是由复数的文本组合而成的。在这些文本之间，存在着这一文本所特有的翻译活动。“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通过破弃这个影子，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意识到无力，文学才能成为文学。”在这段文字中装载着具有强大马力的目的论的驱动器。为了达到“文学才能成为文学”这个目标，在短短的一句话中就进行了好几次的飞跃。因为由“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句开场白所唤起的经验并不能必然地产生出“破弃这个影子”的决断。而且，“破弃这个影子”经过多少有些粗暴的翻译被置换成“意识到无力”，因此做决断的主体早就以某种方式获知了自己的无力才对。也就是说，必须在“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拥有认识了。反过来说，在体验“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的过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已经发生过的。在本书的语言之中有一个不仅对西田哲学，而且对于所有哲学概念、理论都显示出执拗抗争的东西，一个既绝对吸引它们，但又绝对不依照它们的翻译而定型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影子”这个词。在本书中这个词的意义极为多样。甚至可以以正相反的意义出现。在这些用法之间，明显地形成了某种磁场。读他（鲁迅）的文章，必定要碰到一种像影子一般的东西。这个影子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是光从那里产生，从那里消失，有着暗示其存在的一点的黑暗。不注意的话，也就毫不知觉地读过去了，然而，一旦发觉，就会在意，无法忘记。如同华丽的舞场上骷髅在跳舞一样，到最后会觉得骷髅才是真实存在的。鲁迅背负着这样的影子度过了一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他称为赎罪的文学。而且，他意识到罪孽的时机正是他的传记中记述得不甚明了的时期（在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前，他于北京居住的那六年间）。（页59）
这个“影子”首先映现在既是读者又是翻译家的竹内好的心灵之“眼”中。它“总在同一个地方”。它本身并不存在，但是所有的存在、所有的光都从那里产生从那里消失，是黑暗也是深渊。然而，这样的“影子”、黑暗、深渊，鲁迅并没有在眼前看到。映现在竹内的心灵之“眼”中的鲁迅不是一个追逐“影子”的人，而是一个“背负影子”的人。“影子”、“黑暗”以及背负着看不见的东西的鲁迅，这是竹内所“看到”的。从这里立刻就引出了“赎罪的文学”。就像在前面，“影子”在“破弃”中产生“对无力的自我意识”一样，在这里“影子”成为“对赎罪的自我意识”的隐喻。“影子”是某种负债，也许与一笔压在身上的无尽头的负债无异。（竹内的文章展示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在捕捉“影子”之摇曳的一瞬间。在此，我们不能不仔细体味竹内所说的“罪孽”的内涵。早在《序章——关于死与生》中，竹内就已经把焦点对准了“赎罪”这个主题。为了表明鲁迅之死所具有的特异性，他铺设了数条辅助线，这其中的一个方向，让人觉得那是他早已选好的。（……）我眼下的目标不是研究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我所取的立场是将鲁迅文学中的最根本的自我意识，重叠到一个难以用适当的词来表述的，可以说与宗教式的罪孽意识相近的东西上去。直感告诉我在鲁迅身上有着这种难以控制的东西存在。（……）鲁迅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殉教者，甚至还厌恶被别人这么看。就像他不是一个先知先觉一样，他同样不是一个殉教者。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像是殉教者。我想象着那存在于鲁迅心灵深处的，难道不是对谁的赎罪之念吗？针对谁，连鲁迅也不清楚吧。他只不过是时常在深夜里与不知是谁的影子对坐而已（散文诗集《野草》及其他）。那不是摩菲斯特，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也许近似于中文中的“鬼”。或者更进一步，在这里引用周作人所说的“东洋的悲哀”一词作注解，只当作注解是没有问题的。（页11—12）
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影的告别》。它通过一个向睡眠中的人的本体告别的影子的第一人称讲述展开。“影子”厌恶了“彷徨于明暗之间”，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我觉得竹内正是从这样的语言中听到了鲁迅由内心发出的对自我的裁判。将鲁迅身上的“影子”与“赎罪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的根据，也许就在这里。然而，我却感到这个散文诗与尼采的《漂泊者与他的影子》、《查拉图斯特拉》中的一些片断的相似。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在“赎罪的自我意识”之外，从鲁迅身上探求另外一种分身的体验吧。不用说，这种由意识中解放出来，正是尼采思想中极为强有力的主题。尽管如此，我不认为这两种解读互相排斥。在这里体现出的是竹内好作为“翻译家”的踌躇，既在几种翻译可能性（恶魔、中文的“鬼”、“东洋人的悲哀”）之间举棋不定，也在作为“文学家”所做出的断定前犹豫，换句话说，也就是被不可能破弃的影子的诱惑牵着鼻子走的“眼”和想要确定它的真面目并将其“破弃”的“手”，这两种意志之间的微妙关系。本书所勾勒的鲁迅素描的美丽之处大约就来自踌躇与决断互相抵制的强度之上。然而，竹内好是翻译家。从事实来看，这是个不存在任何疑问的命题。不仅是鲁迅的作品，竹内此外还翻译了许多中文文献。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对把竹内当作一个翻译家来看待有着很强的抵触。他不单单是一个翻译家，他的工作超出了翻译的范畴，翻译只是以鲁迅为中心的他的工作中的一部分，而他的工作的真髓在翻译之外，体现在他的鲁迅研究之中——众多对竹内好的思想感兴趣的人，不用说都是这样认为的吧。▲
另一方面，鲁迅也是翻译家。这一命题也是依据事实而言的，没有怀疑的余地。鲁迅翻译了俄国、东欧、匈牙利等国，以及日本作家的作品，还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序文。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翻译。留下了与他的著作几乎相同数量的译作。他还写了论翻译、为翻译助阵的评论。在去世的前一年，五十五岁时他开始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
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对于这样一个作为翻译家的鲁迅，竹内好是怎么看的呢？他脑海中的鲁迅形象，既与前面提及的政治与文学的辩证法密切关联，同时又处在“文学家”鲁迅和“启蒙家”鲁迅的两极之间。那么，在这两极之间，“翻译家”鲁迅应该被定位于何处呢？反过来说，竹内对自己从事鲁迅作品翻译是怎么认为，是怎样“意识到”的呢？在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对于鲁迅以及对于竹内来说，翻译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中立的劳作、无罪的营生。这与竹内在本书中提到的、被认为曾在鲁迅的思想形成上“在某种意义上投下了阴影”的六个方面中的其中之一，也就是清末民初的大思想家章炳麟曾以激烈的言辞抨击翻译一事有关。“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日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虽非讲如划一，然可以得其概略矣。”（《革命之道德》，1906年《章炳麟集》，西顺藏、近藤邦康译，岩波文库）在章炳麟眼中“翻译”是道德最为低下的职业，甚至比与总督“同卧共起，吮痈舔痔者是其天职然也”的地方下级官吏“差除官”还要低贱。他唾弃般地说“然其次犹有雇译者则复。为白人之外嬖，非独依倚督抚而已”。不仅从口译的道德地位就能推测出翻译的道德地位也离此不远，而且从他紧接随后所说的“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的话中也可以看出这点。翻译家是比寄生于民族内部权力之中的寄生虫更恶劣的民族败类。说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就在这样的攻击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文化中都具有现实意味的紧张环境中，鲁迅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他在东京小石川听章炳麟的《国学讲义》的1908年，正值他与弟弟周作人共同出版《域外小说集》的前一年。另一方面，竹内对这种针对翻译的道德攻击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他一生的言行，尤其是战后，他在前面列举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所展开的针对引进文化的批判都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本书中有一处，竹内在没有将翻译作为主题的情况下，曾对鲁迅的翻译动机做过探讨。在这里他对鲁迅由医学转到文学、《域外小说集》出版的经过，还有梁启超的思想，特别是有关鲁迅与梁启超的政治小说论诀别的部分、周作人的证言，甚至于鲁迅自己的回想都作了保留。最大限度地考虑梁启超与鲁迅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将启蒙与文学分离，而且首先是将翻译明确地分离出来。无论怎样，鲁迅和梁启超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对立，这一对立可以看作是鲁迅自己的内面矛盾的客观化，因此我认为与其说鲁迅受梁启超影响，还不如说鲁迅在梁启超身上看到了被客观化的自我矛盾，两者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成是政治与文学的对立关系。鲁迅受梁启超影响，日后再从中脱离出来，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成他在梁启超那里破弃了自己的影子，洗刷了自己。他在此之后选择了章炳麟、尼采和弱小民族，这不就是证明吗？（页89）
文学不是翻译，也不是启蒙。不应该是启蒙。只要是启蒙，就落在了章炳麟批判的靶中。只有一旦文学在与世间流行的、由西方翻译并引进的启蒙概念以及启蒙运动隔绝之处形成了，真正的启蒙才有可能。“文学家鲁迅是无止境地创造出启蒙家鲁迅的最终场所”，如果说这是本书追寻的目的地的话，那么分离工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了吧。然而，以鲁迅否定梁启超的政治小说论、选择非政治性题材做文学的主题来说明他把文学与启蒙分离，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大概并不容易理解吧。反而言之，也就是说鲁迅所面临的困难的艰巨程度，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与此相比，将翻译与启蒙分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无论在思考还是在实践上似乎都更具难度。因为无论是对中国的近代而言，还是对日本的近代来说，来自社会、国家对翻译的需求，以及与国民国家的形成一路同行的翻译欲望，都是与起源于西洋的启蒙运动分不开的。这个情形直至今日仍没有改变。因此当我们阅读本书时，同时应该提起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在本质上反启蒙、试图抗拒启蒙之力量的翻译是怎么样的一种东西？应该怎样才能在翻译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挖掘到那些与启蒙运动无关的、更古老、更广泛的矿层呢？为了在将来迎接这种翻译的到来，现在应该为此做怎样的准备呢？或者也许可以说这种翻译在本书中已经实现了吧。当我触动到这本“纪念碑”式作品的伤口时，不由地产生这样的憧憬。在（注一）中是这样写道的：“挣扎这个中文词具有忍受、忍耐、扑腾等等意思。我以为在理解鲁迅精神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因此常常就以原文引用。如果非要译成日语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近似于‘抵抗’这个词。”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对“抵抗”这个词的思考以及实践，在竹内身上总是与翻译活动有关，并且已经在翻译活动中发生。在翻译他者的抵抗时，就连“抵抗”这个词是否用得准确都没有把握，这样的情形应该如何翻译出来，这大概便是竹内在本书中所面临的课题吧。而且此时的翻译无疑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语言、作品、个人思想的限制，成为介于不同民族、两个集团、历史经验之间的翻译。这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对翻译家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在承担起这项任务时，翻译家的意识与本书中竹内针对鲁迅而言的“赎罪的自我意识”是相当接近的。也许，无论鲁迅还是竹内都认为只有这样的翻译才能经得住章炳麟的批判。并且这样的翻译只有在翻译家自己走出了所有的启蒙运动、超越了对先进、强大有力之物进行摄取、吸收、占有、同化的欲望、听任他者翻译、看到自己的经验被翻译、看到自己是他者的“影子”时才会发生。在这种时候，又是怎样的身心动摇、怎样的情感激荡如同地震一般冲击着存在呢？如此这般的澎湃之情又是怎样穿越时间而传导到自己身上的呢？对此，本书的读者必定深有体会。・原文载于未来社版《鲁迅》（『魯迅』，東京：未来社，2002），译文收于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2辑（未出版）。
·感谢相关者授权。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鹈饲哲（1955~ ），日本哲学研究家，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国现代思想、雅克·德里达等。代表作品有《雅克·德里达之幕》《主权的彼岸》等。
译者简介
黄宇晓，一桥大学文学博士，博士论文为《白先勇研究——“流浪的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的探求》（《白先勇研究──「流浪する中国人」の民族的アイテンティティの探求」》，東京:一橋大学大学院言語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06），在《华文文学》上发表系列有关白先勇的研究论文。翻译有《现在阅读竹内好的意义》（松永正义作）等作品。
延伸阅读
『主権のかなたで』（《主权的彼岸》）
『ジャッキー・デリダの墓』（《雅克·德里达之墓》）
鵜飼哲
『いくつもの砂漠、いくつもの夜：災厄の時代の喪と批評』（《无边沙漠、无尽的夜：灾厄时代的丧与批评》）
鵜飼哲
《近代的超克》
『竹内好：ある方法の伝記』
（《竹内好：某种方法性的传记》）
鶴見俊輔
『竹内好論』
（《竹内好论》）
松本健一
『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読』
（《竹内好“日本亚细亚主义”精读》）
松本健一
『竹内好の文学精神』
（《竹内好的文学精神》）
岡山麻子
『評伝 竹内好：その思想と生涯』
（《评传 竹内好：其思想与生涯》）
黒川みどり 山田智
『武田泰淳と竹内好：近代日本にとっての中国』（《武田泰淳与竹内好：之于近代日本的中国》）
『竹内好：アジアとの出会い』（《竹内好：与亚细亚的相遇》）
《竹内好的悖论》（增订本）
《鲁迅与竹内好》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寻找东亚论述的“虫洞”与“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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