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金、于亦潇｜殖民·抵抗·“放逐”：抗战时期南京文学期刊举隅
编者按
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固有的文坛崩溃，由日伪政权扶植的杂志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载体。沦陷南京的文学杂志主要分成三大类型：以《国艺》为代表的官方统制下的“和平文学”期刊、以《新流》为代表的新进作家的现实主义刊物和以《人间味》为代表的掌故随笔类杂志。本文作者梳理了南京沦陷区文坛的文学杂志面貌，清晰地勾画出南京沦陷区文坛的文学创作生态。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的入城仪式http://www.youtube.com/watch?v=KjAgoNJXZBg
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缺少正规出版机构，出版的文学书籍少之又少，文学期刊成为文学作品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居于彼时南京文学生产的核心位置。据统计，抗战时期南京先后出现50多种纯文艺与含文艺的刊物，在华中沦陷区比除上海和南京以外其他城市同类杂志的总和还要多，在全国沦陷区而言，它的数量也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国艺》《作家》《艺潮》《新流》《人间味》《野草》《同声月刊》《文艺两周报》《文编》《作品》《华东文学会丛刊》《文艺者》《苦竹》《求是》《中国诗刊》等。
日伪当局对文艺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对作为“首都”的南京更是如此，《国艺》里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日伪当局如何通过文学宣扬“和平”以及“大东亚共荣”的思想。《新流》同人都是对文学抱有敬畏之心的青年作者，他们代表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文坛现实主义的力量，刊物推出以善于描绘底层和乡村生活而著称的长风。长风的长篇小说《沦落》和短篇小说集《底下层》都是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作品。抗战时期南京出现了一个文学复古的高潮，旧派文人和遗老遗少们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彼时四面八方的诗人们汇聚南京城，其中既有以梁鸿志、李宣倜、陈道量等为代表的闽派诗群，也有汪精卫、龙榆生等诗词家，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晚清遗老前往南京。这使得抗战时期南京文坛的旧体诗词创作呈现出与二三十年代不一样的特质，与同时期北平、上海相比亦是不遑多让。这时候的南京出现了不少专刊旧体诗词的杂志，比如《同声月刊》《学海》《中国诗刊》《民意》等，其中以《同声月刊》最具代表性。《同声月刊》的存在为彼时南京文坛增添了许多亮点，它在保存诗词史料和推动词学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这一时期南京旧体诗词回潮的代表性刊物。《人间味》则体现了彼时南京城掌故随笔的复兴，纪果庵在南京异军突起，成为知名散文作家，目前关于他的相关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①本文拟通过讨论《国艺》《新流》和《人间味》等刊物，在梳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文学期刊概况的同时，力图呈现出当时南京殖民与抵抗对峙、文学复古与作家清谈并存的文学生态。
一、官方统制下的“和平文学”期刊
汪伪政府成立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对沦陷区人民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文艺也受到诸多限制。汪伪政权成立不久就颁布了《出版法》，1943年汪伪行政院又通过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控制报刊，实施严格的文艺统制政策。同时，日伪当局也意识到文学在宣传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日本人和傀儡政府的宣传人员缺乏首尾一贯的思想或政策，他们仍千方百计的试图利用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②，因而日伪当局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加以笼络，张资平、陈大悲、龙榆生等就是这样“落水”当了汉奸。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抗战时期南京文坛出现了很多宣传“和运”和“大东亚共荣”的文学期刊，笔者将它们称为官方统制下的“和平文学”期刊。这一类的刊物可以《国艺》为代表。
▲
《国艺》创刊号封面
1940年1月15日▲
《国艺》创刊号目录
作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会刊，《国艺》喊出的是纯文艺口号。主编陈寥士宣称《国艺》不谈政治经济，是纯文艺的刊物。只要有相当文艺价值的作品，《国艺》就不会拒绝，但它的纯文艺姿态只是个幌子，并不能掩盖它的政治属性。就像30年代初国民党系文人王平陵编辑《前锋月刊》，虽然也以纯文艺刊物自居，并且刊登了不少左翼文人的作品，但其目的还是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力，进而完成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艺的使命。关于《国艺》的政治属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创刊献辞》就知道了。《创刊献辞》里说时代是永远向前的，文艺也不能例外，永远地向前开拓新的领域。所以要整理旧的，创造新的，一个一个的作家，都向建设的前程推进。而这个建设的前程就是在中国的立场上，努力建设东亚的“新文艺”，灿烂地在世界文艺坛坫上放一异彩。1卷2期《国艺》则以集中刊发“文艺短评”的形式表达了杂志的编辑宗旨，那就是成为“和平文学”的助推器，从文艺的角度替伪政府摇旗呐喊。这也就难怪它在发起征文活动时在题材上要求以此战事为作品之时代背景，绘述战乱痛苦，提示未来新生，作现实生活之描写。这样的要求与和平文艺 “暴露社会现状，写血与泪题材”，同时注意“建设性”的主张不谋而合。③
《国艺》坚持“和平文学”的立场和“努力建设东亚新文艺”的目标，最终没能取得想象的结果。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人生活困顿，南京大屠杀的悲惨记忆尚在脑海中，不太可能对日伪当局扶持的《国艺》有太多兴趣，甚至还可能对它产生鄙夷。“‘附逆’作品所攀附是大罪大恶，即便写作者可以对之‘情深意切’，但却无法在相信‘正义’和‘善’的读者那里获得共鸣。”④另一方面，《国艺》里的诸多作品只是政治的宣传工具，根本没有文学性可言。正如当时一位评论家所说，和平文学已经被“贫乏和庸俗”绊住了，“今日的和平文学只负起了宣传的职责，而没有纯文艺的观感”⑤。《国艺》只想着为日伪当局的殖民统治服务，却忘记了文学首先应该具有审美属性，结果自然是失败的。这也是沦陷区政治性文学刊物遇到的普遍困境。
（二）建设“和平文学”的实际努力
《国艺》上刊登了为数不少的政治宣传文章，3卷4期刊有林柏生《东亚新闻记者大会开幕词》，3卷5、6合期刊有汪精卫《国父诞辰献词》，4卷1期刊有汪精卫《新国民运动纲要》。一个以文学刊物自称的杂志以“特载”的形式发表这样的政治性文章，它与政治的关联可谓是一目了然。《国艺》还登了许多汪精卫、梁鸿志、林柏生、褚民谊等人的诗文，以及其他人的吹捧唱和之作。以汪精卫为例，2卷2期《国艺》刊出汪氏的新词《满江红》，汪精卫的这首词从秋声写起，由秋声引起的哀愁想到已经去世的故人和满目疮痍的山河，接着表达了自己挽救危难时局的“勇气”，要“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⑥。当然，他这里所谓的挽救时局只不过是替自己辩护，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汪氏的这首《满江红》引起了多人的唱和，李释戡、陈歗湖、王西神等纷纷在《国艺》上发表自己的唱和之作，表达与汪精卫“共克时艰”决心，上演了一出溜须拍马的精彩“表演”。
与旧体诗词相比，新文学作品似乎更能体现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或者说可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正如美国学者耿德华在《被冷落的缪斯》里所说，和平文学“描写人民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抵抗而遭受到的无端痛苦，是人民希望和平的表现”⑦。《国艺》里的这些创作基本上就是描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提醒人们“和平”的可贵，同时抨击蒋政权的腐败无能，向民众灌输反共和中日提携的思想。“纪实”文学《流浪归来》记录了主人公从苏北流浪到武汉，又从武汉回到南京的经过。战争爆发后，“我”和新婚的妻子来到武汉，开始辛苦地讨生活。当时的武汉到处都是难民，国民党当局收了当地人很多钱以后，在武汉每个重要建筑物的下面修筑了防空工事。但在一次空袭过后，防空地下室倒了二十三处，压死八十多个平民，此后武昌城就有“飞机来了到地下室去送死”的谚语。政府还大搞献金、庆祝胜利、兵役等有名无实的大会，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骗老百姓的血汗钱，二来也能掩饰前线的失败，三来更可以赚几个人民到前线去当炮灰。另外，每天各种报纸都非常正经似的，载些伪造的新闻，虚构着各种胜利。武汉的种种乱象给“我”带来了幻灭感：“这次战争的发生，老实说在本能上无论如何是希望祖国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的，譬喻说，祖国原如一个病人，主政者则是医生，而人民却是这病人的家属。好的医生当然能把病人医好，过去我们一班做病人家属的人民，从内心就自始至终信仰着这个医生（蒋政权）。所以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我们人民对于这个医生，不惜服从、牺牲，慷慨我们所有的一切，盼望他能将病人医好，但结果呢，自我到了武汉，至少我个人对于这医生的本领已经发生疑问了。”⑧后来妻子到国民党的一个军事机关服务团工作去了，这个工作一天提供两顿饭，没有薪水，且要求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再后来夫妻二人都参了军，经历过一番生死后终于明白蒋政权是靠不住的，于是前往南京去了。
除去《流浪归来》这样的私人投稿，《国艺》上更多的是一些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征文作品。如果说《流浪归来》还有一点点文学性可言的话，那么这些征文作品几乎就是宣传部门相关政策的粗暴解读。独幕剧《美人计》是应征汪伪宣传局悬奖征求剧本之一，主要讲了洋行买办段文斌为了让参谋长杨于野签下军械买卖的合同，不惜把自己的表妹仇晋英介绍给杨于野做姨太太的故事。整部剧本都在致力于讽刺和抹黑蒋介石军队里的杨参谋长。前方正在打仗，杨于野却躲起来喝花酒，最喜欢听娇滴滴的声音唱抗战歌；打了败仗也不在乎，还洋洋自得地说中国的抗战是消耗战，与胜败没有关系。因为贪图仇晋英的美貌，杨于野就想以赴前线慰劳伤兵参加救国工作为名引诱晋英跟他一块去长沙；当晋英的男友叶红出现时，他又恩威并施，谎称送叶红出国留学稳住了局面。剧本的火力还不止向着杨于野一人：革命军人愈革命，姨太太愈多，南京快要沦陷的时候，大革命家们包了一辆车，把姨太太统统带到汉口；而蒋政权要人的少爷们拿着钱到国外玩一趟，至多不过看一看人家制造飞机的工厂，就宣称是学习到航空技术了，回国就至少要一个中校的职位。
二、新进作家的现实主义刊物
这里的新进作家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新出现的作家，另一层则意在说明他们与汪伪政府的御用作家不一样，敢于发出自己年轻的独特的声音。这些作家往往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在作品里极力抨击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效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动荡时期的人们带来一丝慰藉。《新流》杂志就致力于为这些新进作家提供言说空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为抗战时期南京文坛的一抹亮色。它创刊于1943年4月，停刊于1943年11月，一共出了6期。前期主编为姚大均，自第3期起主编改为华洪熙，由新流出版社出版。《新流》的发行囊括了京沪、满洲、华北、汉口、广州等地方，部分期数的刊物还实现了再版，这说明杂志销路是不错的。《新流》的编者们希望通过发挥文学的作用去改造文化、促进社会的正常发展，他们渴望在彼时的南京沦陷区延续“五四”以来新文学里的现实主义传统。
▲
《新流》创刊号封面
1943年4月10日▲
《新流》创刊号目录
▲
《新流》创刊辞
致力于新作家的发掘是《新流》的一大特色。当时南京的文学期刊本就不多，大量刊发的还是成名作家的作品，留给新进作家的空间很小。《新流》却不一样，每一期大部分版面刊登的都是新进作家的作品。不仅如此，《新流》还举办了两次面向大众的征文活动，这样的没有政治企图的征文活动在彼时南京并不多见。第1期《新流》就发起了以“我一天的生活”为题的征文，宗旨是为了破除包办主义的出版界，使一般新的作家有发表的机会，使读者、作者和编者能够打成一片。《新流》的这次征文活动谈不上成功，编辑收到的稿件很多，但是称得上有价值的很少。有些读者还把题目弄错了，写的是印象深刻的一天。即便如此，第2期《新流》还是出了“我一天的生活特辑”，刊发了邑辰、晖、陈继深、骥发四位读者的投稿。第4期《新流》又组织了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主题征文活动，编辑们共收到47篇来稿，评选出正选3名、副选10名，入选者有北京、上海、南京的，还有苏州、杭州、无锡、常熟、徐州的作者，由此可以推断《新流》的扩散面还是比较广的。第6期《新流》刊出了3位正选的作品。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流》编者对读者的重视，这使得杂志有了一个良好的编读互动。第1期《新流》的《编辑后记》里就写道：“希望读者能够真实地批评我们这一期的内容是否需要增改？是否需要删换？更希望读者能够指出这一期需要的文稿，或者不必需的文稿，以备我们将来革新时的参考。”⑩创刊号发行后，果然有许多读者给《新流》编者写信，这些信件里有赞扬的、鼓励的，也有指教的、批评的。其中给出的意见主要有不要崇拜偶像，不要行门户主义，多刊载火与热的作品，少谈风月，提高水准等。《新流》编者对这些意见表示接受，觉得读者提的这些都是编者想说想做的事情。为了证明《新流》没有门户之见，杂质从第3期起开辟了读者园地，专门发表读者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的水准参差不齐，但《新流》的这一举措对于鼓励读者尝试写作和推动沦陷期南京文学的发展是有其意义的。
（二）暴露文学与史料价值
《新流》里的部分文章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展现底层民众的苦痛遭遇，表达出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当权阶级的不满。类似的暴露文学在沦陷时期实行严格舆论管制的南京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的存在打破了“和平文学”和旧体诗词在南京沦陷区文坛的垄断地位，证明了人道主义文学的长久生命力。署名“长风”的长篇小说《沦落》在《新流》上连载，编者对它很是看重，并予以大力推介：“长篇小说《沦落》，全文颇长，描写战后农村社会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愤怒与悲愤，所有战后农村的生活情况，在《沦落》中多半叙述了出来。在现环境下的文坛，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很少见到，这里都可说是独树一帜。”⑪《沦落》描绘了以炳福一家人为中心的三姓村以及附近集镇的故事，以白描的笔法向读者展现出一幅战时乡镇图景。小说着力描写了动荡时期的乡镇乱象，乡镇里的人大半都沉醉在酒色里，逛窑子、吸鸦片、喝酒，每个人都似乎希望早些走向黑暗地狱里去。在小镇上，作为执法机关的警察极其嚣张跋扈，乡民怕盗匪，但是对驻扎在当地的警察，怕也少不了多少。盗匪的举动是秘密的，而警察的举动刚好相反。他们在地方上明目张胆地敲竹杠，他们敲了竹杠不许人家传扬出来，有人传扬就把人家杀了。这些不义之财，他们拿到了并不用于正途，吃喝嫖赌，他们每一项都来。本应为乡民主持公道的镇公所既自私又无能，镇公所的支出常常超过预定的收入，这收入在当时可不算少。所里的人没有厌足，有一万，用一万二，他们绝不会留一个钱到明天用。镇长时常被埋怨、咒骂，但是他却忍劳忍怨地做下去，原因是做镇长可以浑水摸鱼，趁着混乱环境大捞特捞，将来就可以无忧了。教育当局对乡村教育一点也不重视，城区的学校有许多补助费，但是乡间的学校，却是他们没有思虑到的。学校停办也好，兴盛也好，似乎都与他们无关。以至于乡村教师有了下面的对话：“你们都抛弃了教育，对得起国家吗？”“又是大道理，国家对我们又是怎样呢？”⑫类似的对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茶馆》里的常四爷。乡村的景象更是凄惨，种田养蚕都比以前困难。种田的本钱大大增加，从前田里打些豆饼、放些水，费不了多少钱，现在却涨了几十倍，而蚕丝的价格却是一落千丈。此外，《沦落》在艺术性上也有独到之处，这就与当时南京文坛各种粗制滥造的作品有了区别。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阴郁的氛围中，这在小说的一开头就奠定了基调：“天空里飘着雪花。北风哗啦哗啦地刮得使人听了寒颤。白漫漫的天际，阴沉地像在哭泣。没有生气，到处布满了阴郁、冷漠。” ⑬阴郁的氛围刚好衬托出当时的悲惨世界，人在其中成了一个个可怜的蝼蚁。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来体现事物的沧桑变化，例如小说里写到江润由上海回到老家时看到的场景：“破败的正门，已被钉住了。现在进出的是侧门，回想过去朱漆大门的荣华，真有说不出的凄凉。”“跨进了门槛，依旧没有温暖的气息。前三年，这里厅屋、侧厢，有许多欢笑的人声，但现在却变成了颓垣、残壁，荒漠冷静了。”⑭ 这让人不禁想起“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唱词，毫无疑问战乱会让这样的事情加速发生。而作者在描绘养蚕人的辛酸以及收麦子的整个过程时显得游刃有余，称得上是当行本色的描写。
▲
长风：《沦落》（一）
《新流》第1卷第2期，1943年5月除去暴露文学，《新流》里还刊载了一些文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颇具史料价值。比如天鹤的《作家印象记》里记录的当时上海名作家谭正璧和潘予且的事迹。谭正璧为人忠厚而笃于风义，“他不善辞令，所以说起话来，总有些期期艾艾的。身体瘠长而瘦削，给多年的写作折磨得十分憔悴，蓬松的，黑白相间显然是用脑过度，现出未老先衰的头发之下，盖着一副清癯的面颜；同时又因为穷穷兀兀寝馈于线装书中，致使眼光近视得很厉害，差不多在他孤高的鼻梁上要戴一千多度的眼镜。”⑮予且则不一样，他谈锋很健，声音宏亮，处处显示出他的精神饱满。作者认为予且创作的优点在于描写方法上完全脱去了堆砌和烘托的弊病，使人起一种新的感觉，又利用简短字句和利用联想字句排列的技巧表示情感的速度，利用推理的方法表达繁杂的思想。文章还描写了予且的私生活：他的饭量很小，每天只吃一碗。酒量却很好，差不多每餐都要喝酒。他喜欢喝啤酒和五茄皮，他家中的天井里放着二三百个盛啤酒的空瓶，便可知其善于豪饮了。至于烟他也会抽，但不抽香烟，爱吸雪茄和板烟。他曾说，愈烈性愈配我脾胃，总之他是爱找刺激的。这样的描写颇有意思，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作家予且也自有其意义。丁谛的《记中国文艺社》是一篇重要的史料文章，中国文艺社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张道藩、王平陵、徐悲鸿、汪辟疆、饶孟侃、徐仲年等，《文艺月刊》是其社刊。因为它的一些成员是国民党党政要员，研究界对它的评价普遍不高，对它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丁谛的这篇文章是少有的当事人留下的回忆文章，中国文艺社在丁谛的回忆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规模很简单，主要精力在编《文艺月刊》，可以说这时期的中国文艺社就是《文艺月刊》社；1935年秋，中国文艺社改组，改组后的中国文艺社规模扩大了，规定每星期四晚上举行文艺俱乐部集会，参加文艺俱乐部的名流很多。文章还记述了作者与王平陵、张道藩、汪辟疆、徐仲年、饶孟侃等人的交往，其中作为中央党部副刊科科长的王平陵，当时不少人对他的种种行径颇为不满⑯，丁谛却认为就文论文来说，王平陵的小说气魄是相当雄厚的，作品笔力都很雄健，人物写得爽快，无拖泥带水之病，故事的进展与变化也能适合心理的程序。文章的最后作者肯定了中国文艺社的价值：“这个社虽然没有如文学研究会或创造社之因附骥‘时代’饮誉一时，但论起人才来，则这里的专门学者无不具备，研究国学的、英国文学的、法国文学的、德国文学、世界语的，图画音乐的艺术家，散文小说的作家，社友有的是，比起一般的文艺社团，实在可说是有过无不及。”⑰
三、掌故随笔类杂志的繁荣：《人间味》考述
抗战时期南京的作家出于政治因素往往不能够谈论现实，他们只好把目光转向历史和过往，再加上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所独有的历史文化氛围，掌故随笔在这里得到了再一次的繁荣。这些掌故随笔中既有隐晦抵抗的历史掌故，也有无关痛痒的清谈小品，它们的存在丰富了南京沦陷区的文学风景，是抗战时期南京文学走向“多元共生”的重要内容⑱。抗战时期上海的掌故随笔类刊物很多，《古今》是突出代表。南京的类似刊物也着实不少，其中以滕树谷主编的《人间味》和龙榆生主编的《求是》为代表。其中《人间味》因其“首创”之功而颇为畅销，它几乎集齐了彼时南京城笔力最健的掌故随笔作家，最终却因为恶劣环境的影响以及与大时代相隔膜而黯然落幕。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杂志最终陷入清谈的泥淖中，这固然有时代因素在其中，也来自于作家的自我“放逐”和自我阉割，在他们的文字里很难看到时代的影子和思想的力量。
▲
《人间味》创刊号封面
1943年1月1日▲
《人间味》创刊号目录
封世辉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这样介绍《人间味》杂志：“《人间味》月刊1943年1月1日创刊，至当年8月1日出第2卷第2期（总第8期）后终刊，16开本，每期32页左右，杂志社社长胡志宁，刊物主编滕树谷，本月刊社印行。”⑲这里面有几个知识性错误，《人间味》的创刊时间是1943年1月1日，但终刊时间并不是当年8月1日，总刊数也不是8期。《人间味》创刊后，按月发刊，到1943年3月1日发行第3期后戛然而止；直到7月15日才发行第2卷第1期，主编滕树谷在该期杂志《编后记》中说道：“《人间味》命苦，出了三期忽然做起梦来；经过一番挣扎，现在幸而又和读者见面。”⑳此后，又在8月15、10月15、12月15相继发行第2卷第2期、第2卷第3/4期、第2卷第5/6期。由此可知，《人间味》一共发行了7期，时间跨度从1943年年初到了年尾。
刊物甫一出版，上海的《海报》就有文章替它做宣传：“南京出版界新出一本文艺性注重幽默作风的月刊，名《人间味》。主办者胡志宁、滕树谷、陈农夫，执笔者傅彦长、许锡庆、何海鸣、吴观蠡、纪果庵、东野平、潘柳黛、盛国成、吕英、智深、蒋山、杨敬远等十余家，皆知名之士。内容丰富，趣味盎然！定三十二年元旦出版。此类刊物，在白下尚属首创，宜可风行石城也。”㉑滕树谷也对外声称事变前南京就没有这种杂志。与他们的预期一样，杂志一出来，很是热销：“销路非常之好，即以中报隔壁的金门书店而论，不到一个月就一连销光三次之多。中央书店的各地推销是很有办法的，他们要求本志这一期再加印四千本。”㉒但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纸张和排工的价钱水涨船高，《人间味》的出版也是困难重重：“《人间味》出版后，纸也贵了起来。二百二十元一令纸，涨到三百一令。（印六千本，就要加二千多元。）听说下月排工还要加六成，你说文化事业清苦不清苦？”㉓“纸价飞涨，排工亦增，逼得我们不得不延期出版。这很对不起望眼欲穿的读者。封面忍痛改用报纸，为了杂志寿命的延长，不得不如此。”㉔后来主编滕树谷为了杂志的正常出刊，不得不把自己的两枚结婚戒指卖了出去。
滕树谷在创刊号《我们的话》中这样阐释“人间味”的含义：“舌之味是味，其他眼耳鼻身意所感应到的色声香触法，也何尝不是味。舌之于味，不过是狭义的味，形下的味。眼耳鼻舌身意之于色声香味触法，可名为广义的味，形上的味。我们不但以舌为舌，我们以眼耳鼻舌身意为舌。我们不仅以味为味，我们以色声香味触法，都名之曰味。这种味，上不在天堂，下不在地狱。因为彼苍冥冥，只能让天文家哲学家去探索它的味。大地噩噩，也只好请地质学家幽灵学家去研讨它的味。我们只管人间的味，我们要知道的也只是‘人间味’。”㉕由此可知，“人间味”其实是指人们对现实生活或过往历史的某种感触，是大千世界给人带来的启迪。《人间味》创刊的目的在于解剖到人生的纵断面、横断面，反映出人生的光明面、黑暗面；同时在辨别各种滋味之后，创造出一种标准的味，适度的味，来滋养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来增进我们人类的健康。杂志在文体上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小品文、杂感、生活纪实、考据掌故、报告文学、图照漫画都是欢迎的，文字上则要求简洁隽永，言之有物。
接下来有必要介绍一下《人间味》的主编滕树谷，他于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笔名老滕、智深、外史氏。在北师大附中就读期间，滕树谷就和同学李健吾、蹇先艾、朱大枏发起组织文学社团“曦社”，并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爝火》。赵景深在《曦社三友》里这样描述滕树谷：“他在曦社三人中，字写得最嫩，真像是一个小弟弟的手笔；写字作文，也最天真，最有趣，我常说他像《老张的哲学》里面的王德。他的体育新闻和电影记事写得特别活泼，又幽默，又好玩。在曦社三人中，他的身材最高，身体最健康，也最结实，我敢打赌。”㉖滕树谷后来前往上海任《时报》体育版和电影版编辑，成为一位知名的体育记者，还在阮玲玉自杀事件中充当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作为同学的李健吾对滕树谷的评价是：“家世或以武功显，君秉遗风，有武慨，而性褊急，为人倜傥不羁；嗜文学，足以调其浮嚣之气，好游乡野，以怡旷其情。”㉗滕树谷在后来的生活中似乎保持了他放纵不羁的性格，当时上海小报上记载了不少关于他的荒唐事迹，比如《繁华报》就曾刊载一篇文章记录他的好赌：“他人赌钱，有输有赢，此子（指滕树谷）则只有‘耕耘’，而没有‘收获’。盖其输不肯走，赢亦不肯走，所谓烂屁股者是也。”㉘抗战期间，滕树谷由上海前往南京，先后担任《中报》编辑和《人间味》主编，并在多个报刊开设专栏（《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此中人语》等），发表大量生活纪实、人物评价、掌故考据类的文字。类似的文字又往往话中带刺，对社会和人情世故进行讽刺，因而引起不少人的不满。《中报》“此中人语”停刊后，章克标在《时代晚报》上撰文说：“《此中人语》停刊，社会秩序安宁不少。”㉙但也有人支持他这种做法，张资平就赞成滕树谷的讽刺笔调，并直言要在《月西斜》这篇小说中捧滕树谷。
《人间味》也有着较为浓厚的滕树谷印记，除了在《编辑后记》中偶尔抒发自己的愤慨，滕树谷还不断地在专栏中展现当时社会的无序与无望：“物价狂涨，如入幻境，鸡蛋一枚，须二元三，洋火一包，竟达六元。香烟配给，因被小民抢购，我辈欲买甚难，而一般售价，反比不配给时高。”㉚“虽然玄武湖边电杆上写：‘譬如贪污致富，而有耻辱之事，不若贫有名誉。’可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一二清白之身，果能挽狂澜于既倒耶？”㉛然而，在汪伪政府严密的文化统制下，为了杂志的生存与发展，滕树谷只能收起自己的锋芒。在第1卷第1期的杂志中，就有桮棬先生的《三记嘴巴》和韬翁先生的《水浒今传》没有能够登出来，原因是这个年头还是需要“明哲”一点。以至于后来再请韬翁写文章的时候，他回信说：“文章写了半篇，愈看愈有毛病，日来牢骚过多，只宜打牌看戏，不宜写文章也。如以此种文章面世，非特兄要不胫而走，即弟恐亦有不翼而飞之虞，故决定作罢，知我罪我，只得不计也。”㉜言论管制越来越厉害，后来编者不得不在《编后记》中提醒作者们在文字上最好不要再提到“人间味”三个字。因为“人间味”里有苦味和辣味在，而这是汪伪政府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
苦味和辣味不让表达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无关痛痒的甜酸之味了，也就是所谓清谈。作者下走在《长辛店到延庆楼》中就说他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读者供给一些茶余酒后的清谈资本。《人间味》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史掌故，即在谈文论史中宣泄自己的情感或向读者传授一些知识，如纪果庵《记吴之荣之类》《谈文字狱》、于秋士《关于赛金花与小凤仙》、朱裕同《闲话林婉芳》、下走《清慈禧太后时期的几个太监》；第二类是怀乡忆旧之作，当时动荡不安的环境很容易让人缅怀过去与怀念故乡，作家也不例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纪果庵《北平的“味儿”》、吴观蠡《亡命回忆》、林涵之《记宁儿》、杨敬远《大夏三记》；第三类是日常生活的感兴，在当时政府的高压管制下，作家不能也不敢在作品中过多地表达民族意识，转而面向个体生命，期望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短暂的兴味，龚持平《我与香烟》、吕瑛《可纪念的一餐》、曹见微《谈喝茶》、韬翁《春夜幻想》都是这一类的文字。再进一步谈到刊物的内核，吴观蠡在《梅兰芳嘴里与嘴上的“不”》里的一段话似乎更能概括《人间味》杂志的实际指向：“听戏是办完正事后的余兴，也是一种‘人间味’。因爱听戏而访问伶人，那是‘余兴’之‘余兴’，却也另有一味。”㉝从纪果庵、陈寥士、何海鸣、陈大悲、杨洪烈、吴观蠡到东野平、王予、林涵之、潘柳黛、王橘、田野、曹见微，《人间味》杂志几乎集齐了南京城最有名气的掌故随笔作家。但当这些作家都致力于余兴之余兴的时候，写出来的文字就显得轻飘而不能够打动人心了。
注释
①参见蔡登山：《重逢纪果庵的一段因缘》，《书城》，2009年第3期；曾祥金：《纪果庵交游考》，《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1期。②[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③林蓬：《和平文艺的写作》，《中华日报》，1940年2月15日。④刘晓丽：《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88页。⑤沈疴：《和平文化漫谈》，《新中国报》，1941年5月15日。⑥汪兆铭：《满江红》，《国艺》，1940年第2卷第2期，第6页。⑦[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⑧王难：《流浪归来》，《国艺》，1940年创刊号，第56页。⑨《投稿简约》，《新流》，1943年4月第1期，第18页。⑩《编辑后记》，《新流》，1943年4月第1期，第43页。⑪大均：《写在前面》，《新流》，1943年5月第2期，第7页。⑫长风：《沦落》（五），《新流》，1943年11月第6期，第71页。⑬长风：《沦落》（一），《新流》，1943年5月第2期，第87页。⑭长风：《沦落》（一），《新流》，1943年5月第2期，第90页。⑮天鹤：《作家印象记》，《新流》，1943年4月第1期，第14页。⑯如揭发鲁迅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失业人多是自身不努力的议论，因身份关系统制全国副刊等。⑰丁谛：《记中国文艺社》，《新流》，1943年11月第6期，第41页。⑱具体参见曾祥金：《从“共建”到“共生”：论抗战时期南京文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2年第1期。⑲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页。⑳树谷：《编后记》，《人间味》，1943年第2卷第1期，第25页。㉑玄武：《人间味》，《海报》，1943年1月3日。㉒老滕：《编辑后记》，《人间味》，1943年第1卷第2期，第33页。㉓老滕：《编辑后记》，《人间味》，1943年第1卷第2期，第33页。㉔树谷：《编辑后记》，《人间味》，1943年第1卷第3期，第34页。㉕《我们的话》，《人间味》，1943年第1卷第1期，第2页。㉖赵景深：《文人剪影 文人印象》，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第38~39页。㉗韩石山编：《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㉘朱锵锵：《忘我庐偶拾》，《繁华报》，1945年2月23日。㉙转引自智深：《此中人语》，《人间味》，1943年第1卷第1期，第19页。㉚智深：《此中人语》，《人间味》，1943年第2卷第2期，第24页。㉛智深：《此中人语》，《人间味》，1943年第2卷第1期，第24~25页。㉜树谷：《编后记》，《人间味》，1943年第2卷第2期，第26页。㉝吴观蠡：《梅兰芳嘴里与嘴上的“不”》，《人间味》，1943年第1卷第1期，第13页。
・原文刊于《新文学史料》2024年第1期。・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图片主要由作者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曾祥金，江西吉安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为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年优秀人才（A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文学档案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鲁迅研究月刊》《光明日报》等核心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
[美]耿德华
张泉 译
『日本文学報国会：大東亜戰爭下の文学者たち』
[日]樱本富雄
『近代文学の傷痕：旧植民地文学論』
[日]尾崎秀樹
《陷都政治：日本在南京的记忆建构与遗迹变迁》
谢任
胡春毅
《大屠杀与集体记忆》
[美]彼得·诺维克
王志华 译
《南京沦陷八年史》
经盛鸿
《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1942-1945）》
李相银
《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生成及属性研究：以长春抵抗作家群落为中心》
蒋蕾
《此时怀抱向谁开》
袁一丹
《创伤：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
刘晓丽 / 叶祝弟 主编
《国土沦陷，文人何为》
刘晓丽 著
千春花 译夜明丨编辑
傅小山丨审校
点击下图关注“谓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