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本草纲目》译者文树德：中医典籍让世界更懂中国

文｜本报记者徐婧 高新军

在日前举办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七届年会上，德国柏林夏里特医科大学中国生命科学理论·历史·伦理研究所所长文树德被授予“全球传统医学文化发展杰出贡献人物”称号——

2022年8月18日，当最后一页《本草纲目》的译稿完成，远在德国柏林的文树德教授再一次感觉到这本书厚重的分量。这本横跨欧亚大陆，来自遥远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医药经典巨著，让他深深着迷并穷尽十余年心血进行译注。

今年10月，当年过八旬的他来到这本巨著的诞生地，再一次谈及东西方文明沟通互鉴的话题时，他不禁感叹：“将中医典籍译成西方语言的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要打开通向中国医学知识的通道。”

以此会议为媒，本报记者专访这位致力于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德国学者，探寻他翻译多本中医药经典著作的背后故事以及对中西医学的深刻理解。

“我对中医的认识来源于中医典籍”

记者：是怎样的契机让您与中国和中医结缘的？

文树德：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当我对中国医学的历史产生兴趣时，慕尼黑的图书馆里只有几本由德国及其他地区学者写成的作品。当中最出色的，当属胡博特1929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医学及其发展历程》。当我因缘际会，开始专注于中医药历史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寻到一本由中国学者写成的作品。这让我萌生了前去中国学习中文的想法。

1969年，我和我太太在中国台北接触到那琦博士，他得日本冈西为人先生之传。他给我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的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本草纲目》的名字。回去德国慕尼黑大学后，我结束了博士论文课题，就继续研究本草的课题。为此，我忘了我本来学的俄语，忘了我所学的专业，因为我对本草文献历史非常感兴趣。在看了100多本本草相关著作后，我编写了一本有关中国本草文献历史的著作。

中德建交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去到北京，想与中国的专家合作翻译全本《本草纲目》，但那时条件还不十分成熟，因此这个想法也就此搁浅。

后来，随着中医在欧洲的传播加快，我发现西方人对于中医认识并不深，而他们又有了解中国和中医的需求，所以我觉得中医经典必须翻译成德语、英语。

我翻译的第一本著作是清代医学家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1969年，当我第一次到台北时，我在南京路买的第一本书就是《医学源流论》。当时我不了解此书及其作者，但仿佛命中注定，印在此书背后的书名吸引了我。当时我文言文水准及中国医学基础均有限，只能看懂每页的几句。这本书长时期被我束之高阁，直至1980年代我想起它那小章篇的结构，我再次翻阅，试图找寻一些可助我撰写一本中国医学史教科书的材料。当我重新阅读徐大椿的作品时，我马上被这个中国儒医的智慧、见识和幽默感吸引。我发现这个作者非常有意思，他在这本书里谈了医学教育、医学道德伦理、医患关系等很多问题，于是我把这本书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

后来，在翻译《黄帝内经·素问》的时候，我第一次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合作。这为后来我翻译《本草纲目》打下了基础。

1986年，我在慕尼黑大学主持了一个会议，我邀请来自印度、日本、希腊、罗马、中国等地的专家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们都对把古代文献翻成现代语言很感兴趣。但问题是这些术语和疾病名字用什么语言合适？比如说“风火眼”，有人说“风火眼”应当翻译成acute conjunctivitis，也就是“急性结膜炎”，但是为什么一个宋朝的作者会知道现代的结膜炎呢？所以必须忠实原名，翻译成wind fire eye。翻译成“风火眼”后，治疗思路也很明晰。在这个会议上，我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马堪温教授，他带了一个年轻学者郑金生。如果我没有认识郑金生，我可能就翻译不成《本草纲目》。

在合作翻译《素问》后，我继续翻译《灵枢》，2008年以后，我们开始翻译《本草纲目》。翻译《本草纲目》必须有一个知识基础，这个基础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是经过数十年的积累。

“翻译《本草纲目》让西方更了解中国”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翻译《本草纲目》？

文树德： 2011年7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译注》，从而使我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注释系列著作全部出齐。在翻译《本草纲目》之前，我已经翻译了多本著作，但是，在中医药领域，世界上没有能够与《本草纲目》比肩的著作和文献。这不单是一本药典，更是一部百科全书，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华文明的伟大。

因此，将《本草纲目》译为世界通用语言英文的执念贯穿了我整个研究生涯。虽然全球已有不同时期翻译的《本草纲目》译本，但很多译本仅是节译，而且并不是规范的学术翻译。糟糕之处在于，有的版本对难懂难译的地方直接跳过，有的译者将其认为是《本草纲目》中“迷信、超自然”等不符合所谓现代理念的部分进行了“改写”，或以西医词语译中医。有的译本直接使用现代生物医学术语翻译古代医学词语，这些都会极大误导读者。

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可以看到研究中医古籍的重要意义，因为屠呦呦就是从中医古籍中获得提取青蒿素的灵感。如果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和研究《本草纲目》，那么这或许对发明新药和新的治疗方法大有帮助。

我认为，将中医典籍译成西方语言的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要打开通向中国医学知识的通道。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直在试图研究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中国古代的疗法和药方，并将其引入现代医学的原因。

我希望西方认识到潜藏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无尽内涵。长远来看，我们亦希望西方学者如同东亚学者一样重视这个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

记者：您觉得翻译《本草纲目》的难点在哪里？

文树德：《本草纲目》包括有关利用水、火、矿物质、植物、鸟类、家禽、昆虫、爬行动物、四足动物和人体物质的专题论述章节。其中的难点包括地理名词以及疾病名称千百年来的演变。但对于药用动物、植物来说，产地的重要性是不能忽略的。比如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罗希文译著的《本草纲目》中，这些概念都比较模糊。可以看出，罗希文这位译者英语很好，但是他并不很懂中医的历史与许多专业术语，很多地方没能准确地翻译出来。正因如此，我才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重新翻译这本著作。

我想强调的是，没有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我将无法完成《本草纲目》的翻译工作。在德国大众汽车基金的支持下，我邀请了张志斌、郑金生、华林甫三位学者一起合作。首先编辑了三册《本草纲目》词典，没有这三册词典，这部翻译作品的科学实用性就无从谈起。我和张志斌教授一同撰写了第一册，对4500种《本草纲目》内提及的历史疾病名称进行识别，并首次对这些名称进行语言学分析。在第二册中，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华林甫合作，对《本草纲目》中的历史地名加以辨析。第三册是对《本草纲目》中引用的书名和人名加以说明，这是我与郑金生教授一起完成的。来自中国的赞助者荣裕民先生也为我提供了翻译资金上的支持。

记者：您如何评价《本草纲目》？

文树德：我的中国同事郑金生教授把《本草纲目》比喻为一座博物馆，人们能在其中找到一切过去曾用作药物的东西。《本草纲目》的价值超过了所有我能想到的著作，李时珍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本书的知识来源非常丰富，从贩夫走卒到儒释道，包罗万象，价值非凡，是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

“东西方文明应当沟通互鉴”

记者：您从中医学上悟到了什么样的道理？研究中医学有助于您更了解中国吗？

文树德：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研究一直未能系统和持续地探研中国人的健康与疾病理念的发展，以及与医学有关社会制度如何形成。这种现象值得大家留意。因为一个文明对抗疾病及死亡的经历，比其他方面更能反映该文明的内涵。

健康科学汇合了哲学与宗教、伦理与礼仪、科学与天文学、占星学与数学、植物学与科学、经济因素与社会结构、语言与符号、科技与个人经验，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及更多的其他因素。因此，我们与其孤立地研究以上诸题，不如将健康科学作为了解一个文化精神特质的出发点。

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刚开始研究时不一样，今天大家对很多中国医学史的基本知识和特性已经耳熟能详。阅读这些古代医学著作，我们能知道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医学，将身体的不适归因于疾病而非鬼神作祟。这种医学与古希腊医学一样，都是将认识生命的过程建立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比如，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它完全摆脱了鬼神之说，追求纯粹的自然法则，极具革命性。

记者：德国也有一些草药的著作，在源于8世纪《洛尔施药典》或圣希尔德加德·冯·宾根的《自然界》中也关注了草药，您认为中医与西方医学有什么样的不同？

文树德：在翻译《医学源流论》的时候，我察觉到徐大椿和欧洲伟大的生物形态学家摩尔加尼于同年去世。通过我的译著，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徐大椿和摩尔加尼共通和相异之处。

我的翻译遵循与古典学者将古希腊或罗马文字翻译成现代语言相同的语言标准，尽可能从字面上准确地重现古代作者的思想，语言意象，隐喻和寓言。很多翻译中国古代书籍的从业者都力求给予文章以现代化的面貌，以此让译文看起来更符合科学标准。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尊重古代作家的认知，我们不会说，以今天的视角他们必须知道这些或那些。只有这样，西方读者才能认识到古老中医的独到之处并且与古老的欧洲医学做以比较。

我不认为中西医学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只是理论体系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内核是相同的。千百年的临床经验正好证明东方的医学见解和疗法，比一百年前的西方医学有更卓越的成就。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沟通？或者说您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沟通？

文树德：实际上，我翻译中国医学著作的过程，就是沟通中西方文明的过程。

我曾经走访过100多位中国台湾中医医师和药剂师，并以此为课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德建交后，我经常来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每次来中国，我都要去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这类地方，寻找中医手抄本。

把中医当成一部关于中国人心态的寓言来看会有趣得多。黄帝等历史人物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体现。千年前，人们总是把妖魔鬼怪斥为病痛之源，中国的这些著作却把病痛归咎于人的行为或疾病，可以被矫正或治愈，这是理性的象征。中国人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通过研究外国思想、推动工业化、建设现代经济来寻求具体的答案。

东西方文明之间应该架起沟通的桥梁，目前，很多欧洲人还并不了解中医，我希望更多优秀的中医学者能来到欧洲传播中医药。

我也会关注目前中医药发展的一些问题，譬如说中医流派之间如何圆融共通，如何用外国人能听懂的语言在世界舞台发出中医声音，这都是中医药要向世界传播需要克服的困难。

记者：未来，您还会做有关中医方面的翻译工作吗？

      文树德：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目前我正关注《针灸大成》这本成书于明代的医学著作，未来如我有精力，也许会投入到它的翻译中。

采访后记：

作为一名来自德国的医史学家、翻译家和汉学家，翻译过《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本中医典籍的文树德无疑是个“中国通”。他不仅中文流利，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他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医。
《中国中医药报》作为中医药行业的权威媒体对文树德进行专访，望以此对中西方文明沟通互鉴提供参考。
正如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七届年会致辞所言，在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文明交流互鉴越来越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而文树德正是架起东西医学乃至东西文明交流的一座桥梁。



《中国中医药报》记者采访文树德教授

《中国中医药报》采访团队与文树德教授合影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七届年会上，文树德教授与夫人合影

制图、编辑｜徐婧

审核｜ 朱蕗鋆 黄蓓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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