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0年第5期 | 学科建设专题之一：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两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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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平  刘旭青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01

目的/意义

深入发掘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历史向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两次高潮进行历史检视和横向观照，探索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发展嬗变与理性走向。

02

研究设计/方法

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03

创新/价值

在宏观总结成绩与理性反思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未来方向，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术史体系等观点。

04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学术史  研究高潮  中国特色

1 前言

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首先要基于图书馆学的建立和发展。从世界范围看，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研究的存在，一般认为其最早始于1807年德国施莱廷格提出“图书馆学”这一专门名词。出于学科发展自觉的学术史研究，一方面需要在学科发展基础上的积累，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的深度挖掘。一个学科发展的初创期往往以吸收、建构为主，尚未顾及对学术史的反思。自上世纪初开始，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我国图书馆学在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冲击下初步发展起来。金敏甫《中国图书馆学术史》（1928）一文在学界较早提出“图书馆学史”这一论题，开创了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新领域[1]，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发展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指出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等作为图书馆学的早期形态，在我国早已存在[2]。此外，杜定友、刘国钧等在专著、书评中也包含有图书馆学学术史的论述，由此构成我国近代学人研究图书馆学学术史的最初尝试。然而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短暂繁荣，未能给学术史发展带来茁壮成长的沃土。

新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起伏的学术史发展历程。最初的30年间，新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学术研究的新基调，历次政治运动无疑对学术研究有沉重的打击，学术的封闭带来与西方交流的中断[3]。受国家政策导向和意识形态的冲击，我国图书馆业界、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图书馆实践及图书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学术史的学术积累和传统继承相对忽略。到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界迎来首次学术史研究高潮；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技术主义、实证主义等社会思潮渗透到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图书馆学发展进入平缓期，学科改名的风潮带来学科发展的无序化，学术史研究随之降温。2000年以来，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迎来第二次高潮，至今依然保有很高的热度[4]。这两次高潮处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具有不同的学术特征。如果说80年代学术史研究尚在朦胧的起步发展阶段，那么21世纪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则更加成熟，步入比较自觉的阶段[5]。

2 第一次高潮:总结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学术研究的新纪元，学术界在回首过往的基础上满怀自信，宣告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高潮的到来[6]。

2.1 改革开放后80年代学术史研究整体情况

此时期，社会变革赋予了学术发展更多的自由，图书馆学从服务于“四化”建设转向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学术及学术史本身受到更多重视。同时，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迅速涌入，刺激新理论、新学说的产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规律说”、“交流说”、“工作说”等各种学术流派的出现增强了图书馆学的理论色彩，学术氛围得到较好的培养，学术史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7]。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形成以图书馆学通论性教材为代表的图书馆学史研究族群

20世纪80年代，学界出现围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大讨论，重新构建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出版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教材，最初的学术史研究在此类教材中得到较好的体现。第一，学术史研究较早发端于教材。较早介绍和研究图书馆学史的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编著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1981），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图书馆学理论专著，也是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的学科教材，教材中首次使用“芝加哥学派”一词，其后逐渐被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在系统介绍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后，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探求图书馆学演化的根据[8]。第二，通论性教材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族群，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桑健《图书馆学概论》（1985）总结了封建社会、近代、新中国三十五年来图书馆学研究概况[9]；谢灼华《中国图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1985）虽然是图书史、图书馆史的专著，其中也涉及到图书馆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应该说是带有三重史学性质的专著[10]；宓浩、刘迅、黄纯元《图书馆学原理》（1988）概述了西方、印度、苏联、中国四个维度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站在全球视野的角度总结图书馆学发展历程、分析学科前途和命运[11]；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1988）在梳理图书馆学思想演化历程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一般规律[12]；金恩辉《图书馆学引论》（1989）则以五个章节的篇幅着重论述了不同时期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历程[13]。第三，通论类著作中尽管都是部分涉及图书馆学史的内容，但研究伊始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均涉及国内外两个维度，将世界范围内有代表性的学术史均纳入研究范围。

2.1.2 突出表现为学术史的宏观性整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科学普遍出现重学术史、思想史的热潮，宏观综述类文章明显增多[14]。第一，重视整个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综论。谢灼华《中国图书馆学史序论》（1985）一文明确提出了“古代图书馆学”概念，及“建立一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设想[15]；周文骏《概论图书馆学》（1983）分阶段剖析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16]；况能富以思想史为宏观研究的切入点，以宏观视野阐明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影响，引领新时期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进展[17]；谈荣森《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1981）、徐鸿《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1988）等亦是宏观整体研究的代表。此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仲强等《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出版，首开图书馆学界学术史专著先河，在讨论中国图书馆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发展历程[18]。第二，关于某一时期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尽管也是综论性的，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断代学术史研究的开端。况能富认为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中国图书馆学经验科学内容大发展的重要时期[19]；程焕文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术研究分为外国图书馆学术传入、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图书馆学术研究的萧条时期三个阶段[20]；徐鸿将1911—1949年作为近代图书馆学时期，并分为三个时期[21]。第三，关于学人的研究，对个体学人研究的探讨尚少，主要是刘国钧[22]、钱亚新[23]等个别现代著名图书馆学家。群体研究方面突出表现为程焕文较早提出“图书馆四代人”之说，开启了按照代际划分图书馆学人的专题研究，其后产生了较大影响[24]。

2.1.3 回顾新中国学术研究历程，社会主义图书馆学史是关注的焦点

第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图书馆学总结性研究以综述类文章为主。例如，张树华《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和今后的任务》（1981）、张德芳《回顾与展望——对进一步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的想法》（1981）、卿家康《三十五年来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1985）等均从不同角度回顾了学科史的发展历程，此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探索期。第二，反思建国以来“左”的错误对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如，荀昌荣《略论“左”的错误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影响——从“五要素”说受批判谈起》（1981）。第三，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图书馆学及其发展道路的探讨。如，刘锋《论社会主义图书馆学及其发展道路——兼评有关这一问题的几种观点》（1984），黄文虎与王播生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图书馆学”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学”的总结和探讨[25]。

2.1.4 以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西方图书馆学学术史

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具备了更广泛的学术视野，回首旧中国仿效西方、新中国承袭苏联的历史时代，研究者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接受学术史发展中的历史印记。第一，对苏联目录学史研究仍保有一定的热度，中国图书馆学也继续从苏联图书馆学发展史中汲取着营养。研究群体主要是以彭斐章、赵世良等一批留苏的图书馆学人为代表，表现为对苏联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持续关注。同时，对苏联学人的介绍以O.C.丘巴梁、柳·鲍·哈芙金娜、克鲁普斯卡娅等几位杰出人物及著作为主。第二，对欧美学术史的研究以芝加哥学派及其成员的成果最为突出。芝加哥学派是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代表性团体，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反映出我国图书馆学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本土化历程[26]。巴特勒、谢拉等人“社会认识论”对图书和图书馆本质的论述和探索，迎合了中国80年代基础理论研究的高潮，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催生了宓浩、黄纯元等的“知识交流说”、“交流说”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27]。第三，此阶段翻译或整理的著述较为集中地出现，成为国内学界了解域外学术研究的平台。例如，路甲印译龟田进久《苏联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1981），叶玉珍译Б.И.弗鲁米娜《西德和东德的图书馆学研究概况》（1981），张桂凤、刘献武译椎名六郎、岩猿敏生《图书馆学的发生与发展》（1983）等论述，均是通过他国学人研究成果来了解另一国家学术研究，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国内学术环境的相对闭塞。徐克敏等翻译的O.C.丘巴梁《普通图书馆学》（1983）则涵盖了1917年前俄国图书馆学及不同阶段苏联图书馆学的发展[28]。

2.1.5 热衷于中国图书馆学史发展过程与学术分期的探讨

分期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更是一种研究方法，为学科的历时、纵向发展提供一个客观的分析框架。纵观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学界对整个学术史发展的分期展开了初步的讨论，出现了几种代表性的分期方法。例如，宓浩等的古代、确立、发展的三分法[29]，杨建东与罗德运的孕育、萌芽、产生、发展的四分法[30]，谢灼华的酝酿、形成、建立、完善与现代图书馆学五分法[31]。此时期对分期问题的争论并未达成共识，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歧始终影响着之后的学术史研究，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次研究高潮。对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历史分期的讨论同样集中在以上图书馆学通论教材中。

此外，况能富曾开设“图书馆学思想史”课程，印制《图书馆学思想史纲（适用教材）》[32]，是在图书馆学学术史教育领域的较早的实践；王惠翔提出“建议出版《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年鉴》”（1987）主张，李万健有《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四十年出版情况概析》（1989）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学人对学术史史料建设的重视；刘迅[33]等人对西方图书馆学流派的研究，较早意识到中国图书馆学独特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对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有了初步的思考。以上问题也均在第二次研究高潮中得到延续。

2.2 第一次研究高潮的问题审视

第一次高潮形成学界集体研究图书馆学学术史的良好局面，在多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为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做好了铺垫。同时也在众多方面存在问题，留给学界反思与审视的空间。

2.2.1 侧重图书馆学发展史的描述性分析，欠缺规律性的深入探索

以学术史分期为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追求抽象化情境下，难免落入“萌芽”、“发展”、“成熟”的三段论俗套，以社会史分期取代学术史分期的划分方法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发展史，而忽略了学术自身内在深层的发展规律[34]。任何一种已逝的学术活动都不能自我主动地呈现出该有的阶段性，这种描述性的分析框架包含着研究者的主观共识，此共识更是淡化了学术规律探索的主观意志。

2.2.2 重视国外图书馆学的输入研究，缺乏输出研究

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被动诞生的历程决定其带有“先天不足”，曾经历“以日为师”、“以美为师”、“以苏为师”等不同阶段。首先，建立在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范式下的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几乎没有学术输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图，也就决定其在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史中的从属角色。其次，此时期囿于特定社会背景的羁绊，社会的骤然开放带来学术研究的饥不择食。再次，对西方图书馆学学术史的研究也难免带有选择性，往往并不是基于学派、个人的全貌，而多是看中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片面性的介绍或撷取。

2.2.3 注重域外引入的适用性，忽视引进后国内的创新性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二元对接决定中国图书馆学的卓殊性，此时期学术史研究多漠视特殊时代背景下我国吸收西方现代学术中的创造性成果和贡献。例如，在现代学术分类中，杜威十进分类法相较于四部分类法有其独特的适用性，传入我国后迅速得到认可和普及。此时我国学人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分类模式，出现有仿杜威法，也有改杜威法。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1935）、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1935）等中国特色的分类法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此外，著者号码、中文编目学亦有不俗的成绩[35]，然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十分欠缺。

2.2.4 对50年代学习苏联图书馆学批评较多，未重视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及我国在学习苏联过程中的中国创新

新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一个较为动荡的学术史发展历程，最初便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由结束学习欧美到学习苏联，又从学习苏联转而批判苏联。80年代的学术界，关于50年代引入苏联图书馆学批评较多，未能以客观的视角审视苏联图书馆学在特定时期的现实积极贡献，也多忽视我国在学习苏联过程中的中国创新。一方面是由于延续了“中苏交恶”及“文革”以来批判式借鉴的传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图书馆学再次放眼世界，拥有了更多主动探求的机会和能力，容易对此时期学术史发展产生误读和盲目的批判。

3 第二次高潮:总结与反思

进入21世纪，回顾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研究走过百年的历程，处在世纪应对的关键时期，学术界迎来总结学术史发展的新节点，学术史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研究热潮。

3.1 2000年以来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热的主要表现

此时期，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传统学术业态，“知识化”、“数字化”等新概念带来的盲从也让学界去重新反思自身的学术史历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1 关注学术史基础理论的讨论，学术史学科建设逐步得到重视

一个学科或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基础理论的建设完善。此时期，图书馆学学术史理论研究取得较大进展，逐步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研究逐步走向成熟。此时期，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史”概念[36]、研究对象和性质[37]、研究内容与范畴[38]、发展轨迹与特征[39]等不同方面均有相关论述。比如，王余光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包含通论、专论、学案三大部分[40]；在时间上将中国图书馆学史分为传统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41]。尽管对图书馆学学术史概念及研究内容等学科元问题的的争论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图书馆学学术史的重要性及研究价值却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可。此外，构建图书馆学史学科体系，促进学科建设得到一定的关注和推动。图书馆学史学科建设与图书馆学史研究知识体系是相辅相成的，21世纪以来，郑全太[42]、傅荣贤[43]、王培林[44]等纷纷强调图书馆学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陈光祚、王余光、王子舟等提出“重视图书馆学术史研究”[45]、建立“中国图书馆学史”十分迫切[46]、“学术创新必先从学术史研究入手”[47]等观点，并呼吁重视图书馆学史研究与图书馆学史教育，构建图书馆学学术史思维。

3.1.2 宏观性整体研究更加成熟，代表性时期的断代学术史研究成绩出色

2000年以来，综合性贯通研究仍是学术史研究关注的重点，学术史的分题细化成为学术研究发展的一大方向。第一，延续第一次研究高潮的余温，学界仍保有从宏观上考察整个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的热情。龚蛟腾《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从校雠学说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变》（2013）从图书馆学发展的古代校雠学说与近代图书馆学两个层面深入考察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48]；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2014）则是新世纪以学科视角反映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一部著述，涵盖图书馆学从孕育到繁荣发展不同阶段的演变历程[49]。第二，此次研究高潮诞生于中国图书馆百年这一特殊时节，点燃了研究者以学术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纷纷站在新世纪的节点回顾整个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走过的艰辛历程，探析20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几次高潮[50]。代表性的著述有：范并思《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2004）采用E-德尔斐法梳理西方和中国图书馆学在20世纪理论流变，是研究方法上的一大创新[51]；李刚《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1909-2009）》（2013）以宏观视野考察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制度的发育成长、范式的萌芽嬗变[52]；戴维民《20世纪图书馆学情报学》（2002）回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管理学、文献编目学发展的百年历程[53]。第三，除以上两个纵向的发展历程视角外，还涉及古代图书馆学、民国、新中国“17年”、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等其他代表时期，且每时期的综述类文章都明显增多，部分时期有专著问世[54]。例如，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2004）论述了晚清时代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是第一次系统研究图书馆学断代史的学术专著[55]；吴稌年有《图书馆活动高潮与学术转型：古近代》（2005）[56]和《“17年”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思想史研究》（2020）[57]两部专著；周文骏、王红元《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2011）[58]，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2016）[59]等也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某一时期的学术史专论。此外，民国图书馆学在此时期学术史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大量综述类或专题类论文之外，尚有两部专著为代表：范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2011）[60]、曾凡菊《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研究》（2020）[61]。

3.1.3 史料整理与出版成果卓著，为学术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史料建设是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方法。发掘与运用史料是学术史研究的必备条件，详实史料基础上的逻辑构建和缜密思辨才能得到有价值的观点和结论[62]。图书馆学学术史应是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学术史史料一般涵盖基本史料、一手档案史料、口述史料和工具书性史料等[63]。新世纪以来，多种大型史料丛刊、学术评论文集、学术纪念文集和学术人物传记等相继出版[64]。这些史料成果主要集中于基本史料层面，见表1、表2。

3.1.4 学人与学派研究范围扩大，“西方中心论”论调影响降低

国内方面，2000年以来，图书馆学界人文精神高涨，学术人物研究作为学术史“历史的人格者”理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并“认真开展对中国图书馆学人的研究”[65]。此时期，研究者从群体和个案两个维度对各时期图书馆学重要学人展开了系列梳理。群体研究呈现出两种属性：一种主要延续了“四代学人”的划分方式，或者以古代、民国、现代等纵向的社会变革时期为依据的研究综论；另一种表现出横向的学人集群特色，涉及本土培养的图书馆学人、留洋图书馆学学人、文华图专及学人等多个方面[66,67]。个案研究范围扩大：第一，不再只局限于韦棣华、沈祖荣、李小缘、杜定友、钱亚新、刘国钧等图书馆学界传统名人，进而扩展到俞爽迷、克乃文、戴志骞、马宗荣、杨昭悊、洪范五、谭卓垣、毛坤、陈鸿飞等其他较少关注的图书馆学人；第二，将梁启超、李大钊、胡适、郑观应、范希增、周作人、张元济、赵元任等其他领域学人的图书馆学思想和管理理念纳入到图书馆学人范围进行探讨[68]；第三，对图书馆学人的个体研究尤以对民国学人的成就最为突出，在众多论文之外，分别有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的图书馆学》(2002)，黄增章、杨恒平《中国图书馆事业开拓者：杜定友》（2009），翟桂荣《李燕亭图书馆学著译整理与研究》（2016）等著作问世。

国外方面，研究者以更加包容的姿态看待西方学术史，“西方中心论”论调的影响降低[69]。一者，中国图书馆学界失去了80年代急于从西方图书馆学寻求理论基础的现实需求；二者，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对国外学术史的研究回归客观和理性；再者，中国图书馆学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土学术史研究体量的增加客观上降低了国外学术史的研究占比。群体或学派研究方面：第一，仍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主，但已不局限于仅对一个学派的探讨；第二，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基础理论领域，而是将其作为西方图书馆学学术史发展中重要的派别和代表阶段予以系统梳理和评价[70]；第三，伴随学界实证研究、阅读推广等的兴起，芝加哥学派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阅读学的研究等被重新关注和挖掘[71]。个体学人研究方面：第一，国别上有了较大的拓展，涵盖德国、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有图书馆学悠久历史和成就的国家；第二，同国内学人的个案研究相似，此时期对国外图书馆学家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德国马丁·施雷廷格、英国爱德华兹、美国麦维尔·杜威、法国加布里埃尔·诺德、印度阮岗纳赞等传统图书馆学名家，越来越多非著名的重要人士也得到关注。

3.1.5 研究群体结构愈加合理化，研究组织走向正规化

相较于第一次研究高潮，第二次高潮时间跨度更大，参与人员也大幅增多。学术史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学者的层面，逐渐拓展为图书馆、图书馆学从业人员的较为普遍参与的学术活动，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出现并壮大，结构更加合理。

从研究主体人员来看，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动力：第一，21世纪，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本、硕、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关注中国图书馆学传统的中青年图书馆学人，新一代留学或交流人员的回归延续了学界对国外学术史的关注；第二，程焕文、王余光、范并思、吴稌年等一批学术精英的研究导向作用凸显，培养、吸引了青年学人专注于学术史研究，例如郑永田、周亚等之于欧美图书馆学史，范凡、谢欢等之于中国图书馆学史。

从研究组织机构来看：第一，研究组织正式组建。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为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提供了组织保证。第二，学术会议在学术史研究中作用凸显。2006年、2008年、2018年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连续三届召开了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72]。另外，此次研究高潮中穿插的“纪念近代图书馆百年”、“纪念新图书馆运动90周年”两次纪念活动将学术史研究高潮推向顶峰[73]，同时各级学会、专业期刊组织的征文、讨论活动使得图书馆学史研究空前活跃。第三，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的支持上可以看出对学术史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此时期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论文，很多都是在社科基金的支撑下完成的。如，周文骏“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史(1949年10月—1979年12月)”、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李刚“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制度及其发育机制研究(1909—2009)”等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程焕文“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和“中国图书馆学史专题研究”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以及王余光“中国图书馆学史”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

3.2 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症候解析

在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上，第二次高潮均超过第一次，却也存在研究上的偏差。

3.2.1 节点效应明显，内生动力不足

回首我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两次高潮，以上成绩的出现貌似都是受特殊时间、事件的助推，带有过强的节点效应。80年代研究高潮的出现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社会结构转变的推动。进入21世纪，再次借助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的重要关口，学术纪念活动催生、拉开了学术史研究热潮的序幕。学术史的成熟应来源于自身学科意识的觉醒和学科自新的长期培养，更应该抛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从而培育学术史研究的内生动力。学术史研究的驱动因素只有来源于学科内部的自省，学术史研究才真实、持久，具有更高的公信力。

3.2.2 研究主题散化，研究深度浅化

学术史研究由宏观走向微观，这是学术分工逐渐细化的结果，可研究方向的细分不代表研究主题的散化[74]。综合审视两次研究高潮的主题分布，有一定的继承性，而表现出更多的是分散性和随意性。在部分主题上还有很多重复探讨，并没有将研究主题引向深入。一方面是由于对学术史研究内容、基础理论等的长期忽视，另一方面表现出学科发展宏观规划的欠缺。以我国图书馆学人研究为例，对比王余光曾列出的《20世纪重要文献学家简表》、《20世纪重要图书馆学家简表》，可以发现其中的误差与不均衡[75]。

3.2.3 本土化研究的中国特色不明显

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更多的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冲突与交融、融合与分野。中国图书馆学走的是在继承和总结中国传统学术、吸收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的本土化道路。首先，第二次研究高潮中，研究者对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格外关注，实际上却更侧重于国际化的探索[76]。其次，有重点探讨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演变过程，也有提出基于中国古代智慧建构本土化图书馆学，尚未触及以中国实践和实际为研究中心的本土化构建的方法、路径等根本问题[77]。

3.2.4 研究方法的单一带来研究视野的局限

学术史与学术史论的有机结合往往需要依托于方法的正确选择，而学界对学术史研究方法往往比较忽视，多是自觉使用了历史方法、逻辑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传统方法，而忽略对方法本身的重视。两次研究高潮的众多成果基本是从文献到文献的传统思维，难免在史料运用、视角探究、方法选取上有高度重合，产生大量重复性劳动成果。

4 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未来方向

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史篇章，鉴往知来则是学术史研究的理性目的，对学术史研究本身的总结与反思便提供了洞察图书馆学与学术史未来发展的两条视线。

4.1 特定时代历史背景下的客观评价

图书馆学学科自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既离不开特定时代背景的局限，同时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经济、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和干扰，保持人文和技术关怀的基础上探索自觉发展之路。我国有“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的优良传统，在社会政治动荡的年代，学人难以切实关注到学科的发展与学术史的梳理。社会政治平稳时期的学术史研究，要将学人的思想和学术贡献放入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进行综合探讨，以时代的反思观照当下图书馆学发展。如今，学人的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中，缺乏对其所处的同一特定时期学人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此外，学术史研究往往带有较强意识形态的介入，学术史固然离不开意识形态指导，但也不能过多纠缠，进而避免意识形态带来的偏见、追逐学术热点的认识偏狭。

4.2 学人主体意识觉醒下的文化自信

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向来具有更宏大的社会层面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特色文献分类法将社会情境已经积淀形成的新范式知识体系固定下来，外化为整个学术界普世的学术分类体系；检字法的科学化解决了社会层面检索工具的现实问题，影响到整个文化界和学术界。基于此，学术史研究范围应大胆从“内史”向“内外史结合”方向转变，不再局限于图书馆学及其文献目录学、图书分类学、阅读学等分支或相邻学科的研究，而是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下[78]，站在整个学术史、文化史的视角，以学科融通的理念重新审视图书馆学学术史的历史地位，进而提升学科认同感和学术自觉。同时，需要从对国外学术研究的翻译、介绍、崇拜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自身学术道路的发展。进而培养学人探究学科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研究内容上的兼容精神，记录人类优秀文化和传统的传承精神，自信、自省、自新的时代精神[79]。

4.3 史料挖掘的深度和细化,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创新

已有史料以出版文献为主，文库与文集是其核心主体，经过系统整理的高质量史料明显不足。“E-考据时代”下，打破了学术史研究的物理空间和时间限制，所需文献具有更强的可获得性，学术史研究步入更加细化和深入的研究阶段,越来越多的方法和技术可以应用到学术史研究之中。反观当下史料数字化、特色数据库开发与关联数据库建设等，进展较为缓慢。针对学术史研究热点，可优先创建中国图书馆学学人数据库、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数据库等。学术史研究需要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同时不断探索新方法和研究领域，进而构建清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框架。虽说学术发展不以成果数量作为唯一标准，文献计量分析不失为学术史研究的创新应用；当代图书馆学名家在学术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口述历史——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项目为相关领域历史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80]；数字学术与数字人文的兴起，则为历史文本的细读与远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4.4 立足文化输出,突出中国贡献

我国图书馆学曾经历“以日为师”、“以美为师”、“以苏为师”等不同阶段。学人与整个学术界从单纯引入外国先进理论到探索中国特色本土化图书馆学发展道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始终在曲折中探求。学术发展需要开拓思维空间，学术史研究需要重视国内与国际学术文化的双向交流，冷静地吸收和审视西方现代学术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知识。细思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存在学术研究知识输入远远大于知识输出的“逆差”现象。因此，迫切需要突出中国在世界图书馆学发展中的价值，为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近年来，学人研究视线发生调转，逐步认识到从文化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强调学术输出需要依托于民族传统学术，强化自身学术输出的明确意识[81]。

4.5 建立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术史体系

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有多元化的产生路径，完全以西方图书馆学特征来约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是一种研究方向的错位[82]。上世纪20年，杜定友、梁启超、刘国钧等曾分别提出“培养切合中国实际的图书馆学家”、“中国的图书馆学”、“合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等超前见解[8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汲取前人的学术精华才能激发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体现中国图书馆学对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贡献，彰显中国特色[84]。中国图书馆学史包含古典和现代两个体系，它不同于西方图书馆学，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技术方法之外，还包含其自身特有的、内化在中国图书馆学血液中的古代藏书史、古典目录学史、古典版本学史等，其历史和文化属性是优于西方图书馆学的最大亮点。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术史体系，最重要的还是在挖掘中国图书馆学特色元素基础上，建构图书馆学学术史基本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教育体系，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图书馆学学术史模式和体质。

5 结语

学术史研究的演进表现在数量与质量、高潮和低落等多个方面，往往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经历过两次研究高潮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整体来说还是相对薄弱，学术史脉络也并不十分清晰。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只有站在一个较高的基点上承接学术传统，在吸收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上内化于中国特色学术史研究之中，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术史体系，才能根植于传统而数往知来。学术史研究在彰显前人筚路蓝缕之功、优秀成果与思想之外，需要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搭建新的框架体系，探索学科发展规律和特征，进而为图书馆学未来发展提供鉴戒。这是图书馆学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历史使命，更是图书馆学同仁任重而道远的未竟事业。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5期4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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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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