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1年第1期 | 社会治理何以智慧化? 回顾、思考与展望

     ISSN 1003-2797

     CN 42-1085/G2

     双月刊

     同行评审期刊

Photo by Artem Maltsev on Unsplash.

胡广伟  刘建霞  艾文华  赵思雨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南京大学政务数据资源研究所,南京,210023

目的/意义

社会治理的智慧化正逐渐引起学界与实践界的重视，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此基础上的系统回顾与思考有助于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向前的动力与思路。

研究设计/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政策文本分析法，对社会治理智慧化过程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探究社会治理智慧化的演化逻辑与模式，构建智慧化社会治理概念框架，进一步融合典型案例场景分析、思考、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结论/发现

梳理出传统化、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社会治理模式，构建智慧化社会治理概念框架，进而提出智慧化社会治理模式在技术、伦理、制度、权利和效益五方面的挑战。

创新/价值

以图书情报领域注重运用数据智能技术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视角，从技术和理论双重演化逻辑剖析了社会治理智慧化过程，以期为驱动我国迈向智慧化社会治理进程及相关研究提供理论线索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社会治理 数字化治理 智慧治理 治理模式 人文关怀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创新，并部署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突发频发期，国内各类结构性问题和风险隐患凸显、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社会治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驳杂局面，呼唤新的治理理念、模式和工具。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图书情报领域注重运用数据智能技术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驱动我国迈向智慧化社会治理的进程[1]，为社会治理的模式与方法创新提供了机遇。

智慧化社会治理目标之一是在保证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个性化、精准的公共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具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从情报服务的视角，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下文简称“云大物移智”）等新兴信息技术，采集、存储、分析多维信息与数据，发现服务需求与服务机会，能够为潜在的社会治理对象可提供更具弹性的服务内容。学者们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不仅伴随着对不断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治理理念也由政府主导逐步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理念转变，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治理形态与治理模式。

总体来看，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它将对社会治理理念、方式、过程等产生深刻变革[2-3],成为智慧化社会治理的主要驱动力。然而，社会治理模式是如何演进的？如何构建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智慧化社会治理概念框架？以及智慧化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是什么？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探讨。因此，本文系统梳理剖析社会治理及智慧化变革的相关文献、政策文本、典型案例，从多角度把握发展脉络，明晰该领域的主题特征与方向，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理论线索、思路与方向。

2

社会治理的模式及其演化

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首次提及“治理”（Governance）概念，覆盖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私人治理等内容，其本质是解决、调和利益者间的冲突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和政府施政理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5]，社会治理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词[6-7]。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检索来源，“北大法宝数据库”作为政策检索来源，以“社会治理”为关键词检索得到文献8,867篇，结合文献质量和相关性最终筛选出2,471篇文献，时间跨度为2005—2020年；以主题词“社会治理”进行全文检索，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共检索到行政法规70条，经过人工对比，最终确定了51条政策类数据样本，时间跨度为2012—2020年。本文使用SATI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8]在文献样本中提取出112个高频关键词，并对政策类数据样本进行人工编码，得到104个主题词，最后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Gephi0.9.2进行可视化呈现（见图1，图2）。对比各个时间段发现，关键词（文献层面）和主题词（政策层面）的数量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各时间段间的联系也变得更为紧密。由图1可知，各时段间共现的高频关键词有公共治理、公民社会、公众参与、公共行政、信息化、乡村治理、合作治理、电子政务、大数据、智能化、精细化、人工智能和智慧社区等。但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各时段间共现的高频主题词包括平台治理、以人为本、民主、多元参与、自治、民主、德治、信息化、法治化、网络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治理创新、智能化、智慧城市、保障民生、智慧化、基层治理等，与学界的关注并不完全一致与同步（见图2）。经过比对各时段的文献关键词和政策主题词，本文发现部分相似主题群存在的内涵和外延情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如公共治理、多主体参与、信息化治理、政务服务、法治建设、智能化治理、新兴技术、共建共享和治理创新等主题群。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出四种社会治理模式，分别是传统化社会治理、信息化社会治理、智能化社会治理及智慧化社会治理。

2.1

传统化社会治理

相对而言，“传统”与“现代”在思想、观念、技术、方法乃至时间维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本文主要基于技术应用演化的视角，认为传统化社会治理是以非电子（信息）技术形式进行的社会治理活动。国内公共管理视域中的传统化社会治理则具有以下特征：由政府主导，主张中国传统智慧，充分发挥德治、法治、村民自治的作用，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和长治久安[9]。中国语境下的传统化社会治理可以归纳为三种路径[4]：基于权力本位的“管控性治理路径”、基于服务本位的“回应性治理路径”和基于法律本位的“法制化治理路径”，表现出碎片化治理结构和科层制管理特征。比较而言，西方语境中的传统化社会治理发展历程可以归纳为三种治理路径：政府权威下的“权力治理路径”[10]、公众参与下的“回应治理路径”[11]和利益驱动下的“市场治理路径”[12]。

2.2

信息化社会治理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萌芽，预示着科技信息化浪潮的到来[13]。技术变革和社会转型双重背景为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方向、新动力，信息化社会治理应然而生。2016年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战略，着力提升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建立强有力的电子政务统筹机制，要求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信息化技术开始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14]，被认为能够有效改善传统化社会治理的碎片化特征。在传统化社会治理向信息化社会治理过渡阶段强调借力信息化技术，寻求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理念，以形成多中心网络的弹性化治理格局。网格化管理模式作为我国信息化社会治理早期的典型应用，源于数字化信息管理[15]，旨在协调好管理对象间的关系，有效地进行信息互通交流、数据共享，跳出治理碎片化的桎梏。近年来，信息化社会治理主要围绕信息公开、公共服务和职能整合展开，通过建立信息互通框架，消除信息共享障碍。以电子政务为例，其发展过程覆盖了“信息资源编目”“在线数据交易”“垂直整合”及“水平整合”四个阶段[16]，集中体现在公众信息化服务[17-18]和政务信息资源治理体系优化两个方面[19]。

2.3

智能化社会治理

“云大物移智”等新兴信息技术是智能化时代、大数据时代、后信息社会来临的催化剂[20-21]，推动信息化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智能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具体表现在对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以大数据驱动为基础，以算法实现为手段，通过汇聚、分析、输出数据实现精准预测和决策，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治理实现过程，即智能化社会治理。国发〔2015〕50 号明确指出运用大数据开展科学决策，将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等“四化”新要求，强调运用大数据思维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因此，智能化社会治理是适应新时代社会建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而提出的重大决策[22]。

近年来，学术界对智能化社会治理研究已形成卓有成效的探索，强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与社会治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整合多方治理资源、回应社会各种需求是其主要内容[23]。在实现机制方面，部分学者提出数据、信息、协作、平台、安全五要素联动的协同机制；也有学者构建了政府回应能力、政府治理效率和政府社会协同共治的三维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换言之，智能化社会治理强调将复杂的社会体系映射在多维、动态的数据体系中，运用数据采集、分析技术，实现对社会运行规律、社会偏好（诉求）变化趋势、政府回应机制及效果差异等实时、量化与可视化的观测。

2.4

智慧化社会治理

社会转型与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不断冲击着对当下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认知与认同[24]，社会治理的思维、逻辑、模式得到重塑，公众追求更加个性、多元、精准、智慧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智能化社会治理不同之处在于，智慧化是智能化的进阶过程，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概念，而是兼顾创新性、先进性价值理念的实现和智能技术深度应用为治理方案的智慧化过程，突出治理行为与过程的智慧性[25]，智慧化社会治理强调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融合，强化服务供给对服务需求的适切响应[26]。

智慧社会的全面建设与推进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治理的新方向，“智慧社会—智慧政府—智慧城市”构成了智慧时代社会治理的三层结构。智慧政府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治理核心，决定着智慧社会治理的方向、效率和水平[27]。例如“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举措可视为智慧政府实践应用雏形。智慧化社会治理还开始逐步渗透至社会安全、城市建设、社会保障、教育服务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28]。这些实践对信息协同与感知的结构、路径提出了新要求，寻求“数智治理”和价值理念的深度融合[29]。基于现有文献和实践案例，有关智慧化社会治理内涵的阐释[30]主要集中在政府主导、城市管理和公众参与三维层面。

因此，智慧化社会治理建立在智能化技术与治理理念内在契合的逻辑基础上，以技术驱动、制度确认和价值理念作为前置条件，遵循技术治理、整体性治理和动态性治理三重逻辑[31]。技术治理旨在基于高度智能化技术激活数据价值赋能社会治理，这也是与智能化社会治理的相似之处。整体性治理的逻辑依赖于社会治理情境结构特征的变化，同时也表现为各治理主体间愈发强烈的共享、开放、协同的思维。从规划、实施、运行和评估四个方面考虑多元主体联盟、多维关系联通、多层次连结及多向度过程连贯[32]，形成由人员、制度、技术、资源、价值和行为要素有机耦合的整体[33-34]，从而实现技术规则逻辑延伸的“去中心化”理念。动态性治理体现在社会治理由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的转型。在具体情境中，各治理主体通过智能化技术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形成参与主体的价值认同。而在认知协同增进决策过程中，动态性治理能够实现社会诉求的智慧感知，构建弹性化社会需求适时判断与回应的治理模式。

3

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形与神”

如前所言，智慧化社会治理重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互动融合过程中的协调统合[35]。智能化应用和“人性化”分别构成了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形”与“神”，回归“形神兼具”的协同耦合是实现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

3.1

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形”

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形”遵循以智能化技术为驱动、智能化方法为手段、智慧化应用为表现形式的逻辑（见图3）。以智能化技术为驱动，旨在应用“云大物移智”等新兴信息技术对社会诉求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36]，实现由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流动过程，经过微观层面的知识交换与整合，涌现出宏观意义上的群体智慧，辅助实现科学高效决策，并借助数据开放提高基础服务能力，由“技术理性”弥补人类管理的“有限理性”，是促进社会治理智慧化的基础和引擎[37-38]。智能化方法是指技术变革赋予社会治理创新的手段，如智能计算、数据挖掘、用户画像等已成为建设智能化平台的重要动能[39]。其核心环节强调嵌入开放、协同、共享、动态等智能视角，感知、分析、解决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智慧化应用指智能化技术和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集成表现，即“形”的呈现结果，主要包含数字化平台和数字空间[40]。数字化平台能够有效整合技术、业务和数据的全链路系统，具有综合化、便捷化、自动化和高效化特征，是社会治理的“智慧中枢”。其中，网络平台、新媒体平台和移动应用等是当前数字化平台的重要表现形式。

目前，社会治理中较为典型的实践案例有郴州市苏仙区的“三湘e监督”微信公众号、武汉市“微邻里服务云平台”等。这些数字化平台不仅为广大群众参与监督提供了新型便捷路径，而且借助智能算法、算力提供精准精细服务，保障了社区居民服务和社区自治管理的效率。数字化平台在社会治理中的深度运用使整个社会形成以社会物理空间为基础，数字要素为载体，由数字流动实现社会数据、信息纵向贯通、横向互联的虚拟数字空间[40]。数字空间作为一个系统全面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能够动态选择与整合社会产生的智慧数据，为用户提供智慧精准服务，最终通过激活数字价值赋能社会治理。当前的智慧社会、智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均属于数字空间发展的主要形式[41]。

3.2

智慧化社会治理的“神”

“以人为本”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和方向[42]，智慧化社会治理的“神”则遵循以“人”为治理核心，“人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以“人性化”为治理手段，以“幸福感”为治理结果的逻辑（见图4）。立足于“人”的价值、意义与主体性，尊重个体差异与多层次需求，在治理过程中突出“人文关怀”意蕴[35]。因此，“人”的理念与主体诉求是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内在灵魂，强调精准化、个性化与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将和谐稳定与健康有序作为发展目标，是一个多重主体协同共建的社会形态。“人”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具备改造世界的能动性与持续创新能力，能够不断自我提升，通过与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激发社会群体智慧。同时，人也是治理逻辑的起点和终点[26]。人类社会多层次的需求与服务是社会治理的基点，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善治”则是最终目的。此外，在社会治理技术与方法升级过程中，“人”通过对治理现象和本质的把握，可不断探索创新提出适用于不同阶段的治理理念，以逐步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转变[43]，以及从“传统治理”到“数据治理”的思维转变。

治理理念是“人”的治理活动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依托人类的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方面能够促进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充分运用，另一方面也能弥补“技治”带来的数字鸿沟，解决技术官僚化等治理困境。而融合人文精神与智能化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治”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一些公共场所设置有专门的人工服务通道，借助人文关怀解决“技术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是促进社会服务渠道和方式均等化的有效措施。因此，“人”是智慧化社会治理进程中的核心要素，人与技术的协同、互动、融合是智慧化社会治理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3.3

“形神兼具”的智慧化社会治理框架

“形”与“神”是智慧化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两者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具体表现为人与技术相融合的具有灵性和创造力的治理体系。因此，本文以人、技术驱动和制度引导为基本要素，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实现善治为目标，构建智慧社会、智慧政府、智慧城市的三层结构，尝试打造“形神兼具”的智慧化社会治理概念框架（见图5）。

基于对框架构成要素的分析，“形神兼具”的智慧化社会治理概念框架是由用户层、应用层、系统层、服务层和目标层构成的“五层次”体系。具体而言，该框架的用户层由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等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多主体协作、价值共创的作用[26]。如“忻州随手拍”的应用、江阴市徐霞客镇的“1+4”治理模式、嘉兴市嘉善县的联勤警务站都是多重主体合作治理的典型案例。应用层是指智慧化社会治理所依靠的技术、人（能动主体）和制度三个基本要素，具体对应为系统层的详细内容。应用层和系统层作为对社会用户诉求智慧化感知和应对的具体方式，是以国家标准、政策、制度为引领，涵盖新一代智能化技术、方法和平台的运用，并蕴含人文关怀的治理理念。此外，智慧社会、智慧政府、智慧城市[44-45]逐步成为智慧化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议题，构成了服务层的主要内容，即治理业务。应用“形神兼具”的治理框架将有助于解决社会治理面临的技术价值偏离、价值理念[46]冲突、主体关系紧张、结构路径异化等问题，从而实现智慧化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

4

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反思

智慧化社会治理使社会运行方式呈现出更加开放、共享、多元、协同的特点[47]，但社会与技术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伦理、制度、权利和效益五个方面。

4.1

技术挑战: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化的矛盾

智能化技术的日渐成熟和广泛应用，有效促进了信息的互通共享，但同时也促使技术拥有和数据占有作为社会治理“生产要素”独享与争夺的加剧，有可能进一步加大社会的数字鸿沟。一方面，表现在数据独裁与技术霸权现象的加剧。大数据时代决策权已成为技术精英的专属[48]，造成了“精英治理”“数据垄断”“唯数据论”等局面，社会治理对智能化技术的过度依赖将公众互动从治理决策中剥离，使民主决策的本质难以充分发挥，悖离“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表现在新型数字鸿沟与群体歧视的加剧。不同国家、地区、领域、阶层的数字资源和数字能力存在差异，数字落差分化明显[49]。2020年8月，一段“老人无健康码搭乘地铁受工作人员阻拦”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热议[50]；2020年9月，央视财经频道点名知名在线旅游平台的“大数据杀熟”现象，这都是数字鸿沟的真实写照。技术进步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社会在数字技术层面的分化，形成显著的马太效应[51]。

4.2

伦理挑战:技术主导与以人为本的冲突

智慧化社会治理中技术与人的主体性地位难以权衡，带来一系列伦理挑战。一是，人的主体性受到智能技术的强烈冲击。现代信息技术的拟人化和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用数据说话”“让数据决策”也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21]，治理主体对技术依赖过度，使人的能动性、思维性、道德性等内在品质从决策中剥离[52]。二是，对治理主体的自由、隐私、公平、人性等造成侵犯，带来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困境。现实中各类网络应用不断采集挖掘用户的个人信息、行为数据，通过全数据勾画人的主客特征。人逐渐被抽象为数据与代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意义和生命意义上“人”的存在[53]。比如应用GPS数据分析个人的行为规律、以及Airbnb、Uber等公司都被爆出针对种族、性别的算法歧视案例[54]。三是，可能造成“个人”被“智能机器”替代而引发结构性失业问题[55]。智能机器虽然能够取代传统机械工作，使人脱离繁复的工作，但若智能技术发展过快将加速产业转型，导致劳动型工人无岗位，高端专业型人才供不应求的极端局面。在智慧治理中一味寻求技术突破而忽略“人”的能动性，将带来公共伦理困境。因此，正确权衡人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可促进协同发展，将科技优势转化为治理水平的提升。

4.3

制度挑战:新模式对传统治理的冲击

如今，多重社会风险复杂性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流程、方案等提出新要求[56]，跨界化、协同化、开放化和精准化的治理特征与传统治理模式截然不同。一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政府单一供给无法满足智慧化社会治理多元、个性的服务需求，需要在社会与公众、集体与个人、政府与公民关系协调中寻求创新，探索“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新模式[57]。二是，机构与组织间的利益格局得到重塑，碎片化治理向整体性联动治理转变。随着我国“放管服”改革的有序推进，科层组织在“中心—边缘”[59]的结构中开启了“网格化”“网络化”“动态化”“多元化”等新型治理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形式主义与机会主义，通过跨组织跨部门的信息互通增强行政配合，从而实现社会治理一体化。三是，治理目标从功能效率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变。智慧化治理突破了传统治理的业绩至上原则，更关注“人”的多元化需求，将治理目标从单一政绩向着开放包容、公众满意转变[58]。因此，贯彻共建共治共享发展理念，深化多元共治模式、机制，促使传统治理思维向共享、开放、协同的智慧化社会治理思维转变。

4.4

权利挑战:技术风险对主体权益的威胁

科技在智慧化社会治理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技术风险和法律问题。智能化技术成为高科技犯罪工具，出现了诸如网络诈骗、信息窃取、通讯窃听、数据泄露、金融犯罪等新型犯罪种类[59]，严重侵犯社会公众的经济权益和信息安全。一方面，我国尚缺乏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和监督机制，难以合法制裁安全侵犯行为。例如，2016年新浪微博诉脉脉案、2017年大众点评诉百度案、2019年微博诉“饭友”数据抓取案均按照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以既有法律处理新型网络问题，难以达到适恰的应对效果。因此，亟需将数据确权作为专门的权益保护前置行为。另一方面，尚缺乏完善的数据库与系统平台的运维机制，增加了信息泄露和数据滥用的风险。这不仅给公众权益保护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也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增大了网络违法管控的压力和成本。显然，促进现有法律体系的变革和完善，同时优化系统平台的信息（数据）安全保护机制，都是实现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4.5

效益挑战:技术效用和数据质量的影响

智慧化社会治理在思路、技术、能力等方面存在与现实需求不适用、不配套、不精准等问题。一是，智能化技术应用存在壁垒。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智慧预测等与社会治理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尤其是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家居等场景对技术应用水平的要求快速拔高，抬升了智能领域的准入门槛和技术壁垒，存在升级需求却无力升级的困境，阻碍了这些领域的发展。二是，治理平台和系统存在失效现象。智慧化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在智能化技术的辅助下，实现对公众需求的精准感知和供给，但实际应用中，普遍存在“IT花瓶”局面[60]。例如，在疫情期间多地基层管理系统失灵，仍需要工作人员“敲门入户”登记、上报人员信息，降低了基层管理服务工作效率。三是，数据信息挖掘成效不高。数据缺乏统一建设标准，社会各领域、各部门、各机构自成体系，数据质量和数据采集水平参差不齐，综合挖掘分析难度增大。如何有效挖掘多源异构和跨域关联的数据实现智慧化需求预测、决策、执行、评估、改进等目标，成为智慧化社会治理能效的关键要素。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政策文本分析，依据信息技术演变的规律特征，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社会治理从传统化、信息化、智能化向智慧化演进的过程，提出了“形神兼具”的智慧化社会治理概念框架，并结合现实状况、实践案例对智慧化社会治理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思考，明确技术、伦理、制度、权利和效益五方面面临的挑战。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智慧化社会治理的演化脉络和概念框架进行了探究和思考，研究范畴相对较大，部分思考讨论仍较粗浅，将在后续研究中逐步深化。综合前文内容，研究认为未来智慧化社会治理还应就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夯实智慧化社会治理理论基础，完善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智慧化既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和工具，亦是核心目标，厘清其理论内涵承载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使命，也是开展应用实践的基石和逻辑起点。然而，研究发现学界仅对智慧化社会治理的特征、内涵进行了初步探索，还缺乏系统完备的理论框架。新时代图情档学科强调数据、信息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核心作用[61]，这与智慧化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因此有必要立足图情档学科综合运用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等要素，交叉融合相关领域的知识特征，完善智慧化社会治理理论体系。

（2）贯彻共建共治共享发展理念，深化协同共治模式、机制的研究。在制度层面，国家倡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是应对各类新挑战的重要路径。在技术层面，智能化技术给社会治理全方位赋权赋能，促进信息互通、共享，使社会治理模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平行网状模式转变，由此，传统的行政主导也转向多元共治。在社会层面，现代社会需求的分散性和多元性凸显，精准、多元、个性、弹性的服务为追求目标，智慧化社会治理强调通过多方协作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而达成合作共赢。为此，有必要深入探索协同共治的模式和机制，形成共享、开放、协同的智慧化社会治理生态。

（3）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构建人与技术协作融合的治理体系。数字化时代的智慧化社会治理重视人与技术的融合作用，不仅要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更要保持人的主体性和精神世界，打造“以人为本”“精准耦合”“有温度”的治理。然而，如何实现技术理性和人文价值的智慧融合、如何判断两者的应用边界以促进社会治理的均衡增效需要深入探索。一方面，以“形神融合”为出发点的智慧化社会治理能够克服技术过度应用带来的社会分化、效用不高的挑战。如构建线上线下联动治理机制，整合技术与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特征，不仅可增强技术的应用效果，也有助于形成蕴含人文关怀的协同效应，国办发〔2020〕45号，明确指出坚持传统服务与智能化服务并行，致力于解决老年人的智能困境，可赋予“有温度”的社会关怀。另一方面，在智能化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技术官僚化现象明显，人的主体性作用容易被弱化。因此，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兼顾技术的科学应用成为智慧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4）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创造“数治”新动能。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实质是对社会数据流动的管理，涵盖数据生成、采集、加工、组织、分析、利用和保存的全生命周期[36]。数据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治理的核心资产和生产要素，智慧化社会治理过程中伴随着海量的网络舆情、政府热线、社交媒体等社情民意数据，如何管理这些数据从而激活其潜在价值成为智慧化社会治理的重点话题。“数治”作为图情档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可探究以下三个主要内容：①智慧化社会治理面临着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加大了数据采集和挖掘的难度，如何有效应用这些数据实现智慧化预测、决策，是“数治”效益产出的关键要素[58]。②数据作为智慧化社会治理的战略性要素，应加强对数据隐私、数据安全、数据伦理、数据归属权等问题的研究，如研发智能加密技术和高性能软硬件设备，为数据治理保驾护航。③构建科学的数据治理效能评估体系，定期测评、分析、研判，促进智慧化社会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5）提升社会的数字素养，打造和谐高效的社会治理模式。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治理需要大量数字化人才以及公众的互动参与。通过教育、培训、帮扶以及政策性措施等，全面提升社会的数字素养[62]，培养社会的数据思维与数据意识，进而学习、掌握数字化技术与应用能力。这不仅能缓解当下的信息分化问题，更好地保障信息（数字）权益，而且有助于推动智能化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在全民智慧化互动碰撞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保障社会治理业务的智慧在线、多元链接、智能自动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贡献说明

胡广伟:确定选题,框架设计,理论提炼,论文撰写与修改; 

刘建霞:论文初稿撰写与修改完善; 

艾文华:部分论文的撰写与修改; 

赵思雨:数据资料收集与分析。

支撑数据

支撑数据由作者自存储,Email:[e-mail]。 

1 胡广伟,刘建霞,艾文华,赵思雨.

data_policy.xls.2012-2020年政策类数据样本. 

2 胡广伟,刘建霞,艾文华,赵思雨.

data_journal.xls.2005-2020年期刊类数据样本.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1年第1期13-52页

版权归《图书情报知识》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制版编辑 | 卢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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