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刚、龚超：论《道德经》中的精神压力与道德人格的张力
冯刚，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教授；龚超，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精神压力是一个普遍概念而非单独概念,导致精神压力的实质是精神自我的冲突。《道德经》演绎了“心”与“相”的三个阶段精神秩序的运行状态：心相不动的无精神压力状态为原初阶段；心相运动而导致精神秩序紊乱，为精神压力阶段；明心见性自我不再冲突使心神复归于道，为无精神压力阶段。老子认为祸福相依相转，关键在于把握人性的尺度，也就是说取决于道德人格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于以无为之道为人处世。无为主要体现修身，博学多才，常使心神保持清虚境界，按照自然之完美法则行事，不强加主观意志于社会法则，逐渐通达世间规律。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大力提倡追求理想信念、提升思想觉悟、培育良好道德情感和意志力的诉求内在一致。
关键词：精神压力；祸性；道德理想
“stress”（精神压力）这个词最初源自拉丁文“stringere”，意思是“收紧、压制、损伤、侵入”。在古希腊哲学阶段，精神压力涉及人的肉体，在古语法中这个动作的意思是“郁闷、心胸狭窄、压力”。柏拉图认为精神应该分为灵魂（心灵）、身体（肉体）两个层面，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理性与欲望的博弈，当理性高于欲望时，灵魂正面统摄身体；而当欲望高于理性时，身体摧毁灵魂。“当灵魂自我反省的时候，它穿越多样性而进入纯粹、永久、不朽、不变的领域，这些事与灵魂的本性是相近的，灵魂一旦获得了独立，摆脱了障碍，它就不再迷路。”柏拉图看到精神的可塑性：在智慧的帮助下精神向着实在与存在发展，体现为精神动力，反之，精神转向外界虚假的影像，体现为精神压力。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了柏拉图的灵魂观，人的五官从外界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和知识等被传导至心脏，进而形成了人的内在心理和精神变化活动。到中世纪，精神压力领域覆盖了宗教色彩，人们常常用解决魔鬼、邪灵控制的方法来对付压力问题。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精神压力”（stress）演变为医学上的专有词“沮丧”“心情的压抑”，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相应相合的两种思潮。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尊严、欲望和价值，强调现实生活的意义，鼓励人们追求幸福生活和世俗享乐以达到身体和精神的满足；自然哲学者则提出用经验观察的方法研究人的精神压力问题。在17世纪的英国辞典中，这个词的注释为“痛苦、缺吃少穿、遭受不幸、逆境”，意指生活艰难。这个词的意义在18世纪发生了变化，指感情上的后果。奥地利著名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弗洛伊德经过临床实践提出冲动、欲望、动机等构成个体的潜在意识，它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推动力，其人格理论、焦虑论和心理防御机制论广泛探讨人格中本我、自我、超我的冲突与平衡，自我承受着来自本我、现实环境和超我之间的冲突和压力，三者无法达到平衡状态，焦虑、不安、恐惧等情绪随之产生，个体心理防御机制随之启动，以缓解压力和痛苦。至此，精神压力不再强调物质性压力，而代表情绪上的波动。至19世纪末，这个词隐喻为心理上的压力。现在“精神压力”这个词通常应用在医学上，指压力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汉斯·赛里被称为精神压力之父，他在以老鼠的性激素为课题从事病理学的研究中发现，在实验室动物身上注入外来侵袭因素，动物机体反应总体相同，动物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精神反应，他称这些反应为“适应综合征”，既指物理性刺激，也指情感性刺激，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精神压力。由此他还描述了不稳定的精神压力与恒定精神压力的不同。之后，格兰特·班廷对此做了进一步研究，称精神压力为“个体对周围环境突发性恶化、或是迅速变化的反应，特别是当这种变化使它不断受到刺激时的反应，不仅指病理上的阵发性结果，而且是生理上的本能自卫手段，以对付外来正面或者负面的侵袭”。他考虑了适应反应的生理自卫和病理特征，其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的不同特征和背景。
精神压力问题理论研究转向医学领域的标志是斋藤和雄的代表作《精神压力与健康》，但是较早开展精神压力理论研究的是波番斯·史尔先生。他在1936年提出这一理论后，又在1956年提出精神压力适宜的症候群学说，从躯体方面分析精神压力导致的症状体征和肌体差异性，包括精神压力的张力、特性和肌体反应。精神压力问题心理学的代表Selye提出系统的压力理论，根据医学领域对精神压力“一般适应综合症”的关注，创立了应激源——应激反应——结果（适应或心理障碍）的应激模式。随后，精神压力的研究逐渐转向具体人群，Shimada等研究小学校园压力与压力反应，从而讨论小学生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源头，提出对策建议。
概括来看，不同专业领域的西方学者对精神压力的解释各不相同，他们认为精神压力是一个普遍概念而非单独概念。他们将“精神”定义为感官实在与感觉自在的统一，“压力”定义为外在对象与内在自为的矛盾统一，因此，“精神压力”是指个体感受外在对象刺激时，理性判断刺激与行动目标的耦合程度而带来的心理冲突，外显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就是说，外在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情景，从刚开始接触的实践中形成经验，个体本能地对其进行先验观察，到进一步运用实践中习得的经验对其进行利益判断，个体不同的精神生活历史体验会加强或弱化这种判断，从而产生个体独特的内在情绪体验。低于自己的精神生活需求的外在刺激引发我们的精神满足感，与体验一致的内容会让个体精神获得快乐也可能带来轻微精神压力，超越个体经验的超高追求则让个体感到精神压力。可见，精神压力凸显的是精神自我的冲突，由此在心理学层面开展了提升自我的相关研究。中国传统道学、儒学和心学中描述颇多的是追求精神层面的理想人格，但也间接表达了与这一理想人格相悖的思想行为会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精神压力。
相对于国外学者关注精神自我冲突，传统中国道学更加突出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阐明了人之道的运作规律，提出了精神压力从无到有再到无的人生境界说。老子把“道”看作天地万物的本源，看做人类社会的生活准则。老子的道包含了有与无两个维度，而有与无在对立中存在，构成了世界万物的表象。人们体悟道，自然体会到万物的有无、美丑、善恶、大小这一表相。圣人遵照道的要求、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不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而为，这也是老子对人们处事待物的方式提出的要求。《道德经》不仅阐述了“自然之道”的规律性，而且表达了人要化“自然之道”为人的自在自为之道，并在日常生活中体悟道法自然，促使人心归于大道。老子心相之道主要演绎了“心”与“相”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心相恒定不动，精神自我处在无压力状态的原初阶段；第二阶段为心相运动阶段，从心性本原自有的本性与祸性对立出发，衍生出上德与下德对立，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致使精神压力发生；第三阶段为明心见性阶段，人们不再执着表相，自我之间不再冲突，更无精神压力可言，心神复归于道。
第一阶段，心相恒定不动，无精神压力阶段。首先，老子认为人之道的运作是按自然规律来进行的，所以道法自然是绝对的真理，人只有与自然共为一体，天地人合一才能有长久的生存道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无”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无所有无所不有，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它，所以表现为“无”,“无”是本源，是最原始的状态，无中产生了天地。“有”则是指人的本原，体现为人的存在，本原突出人的心性。老子预设的本原状态下的人是没有或少有欲望的，所以可以洞察万物奥妙；一旦人滋生了欲望就有了束缚，此时人们观察万物就有了自己的预期。所以老子描述“人之道”时，倡导止欲。没有欲望或少欲的人可以复归于大道，观察大道内在运行规律，可以知道本原、本源以及阴阳；相反，人的欲望太强，心神为外物牵制，人们难以观察到大道规律，从事的事业也经不住实践检验，甚至有违人道或自然之道。此时，人的本原与本源相冲突，给人带来精神压力。人之道如何运行的呢？老子道出了道法自然的真谛：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种对立是自然界永恒的状态，不强调个人主观的改变、占有、刻意而为的意识，要按照自然规律进行运作，实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主张不言中行道，促使他人悟道，从而使人之道合乎自然，所从事的事业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也不会因为时空的转移而被磨灭。故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阶段追求顺其自然，人之道与本源的“无”相一致，人之道的运行遵循本源的轨迹。可人之道的本原在心性，心性又是如何运动的呢，这就需要了解下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精神压力发端于人的祸性。首先，老子阐述了人的心性运作状态。心性内蕴本性与祸性，本性是纯净至善的永恒状态，祸性是至恶浊劣的永恒状态。就是说本性与祸性所反映的两种状态是自然本来的样子，是自然规律带来的变化。一言概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看来，不管是本原心性还是本原祸性的表现，都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心性是现实与虚妄的共体存在，现实与虚妄千变万化必然带来外在的表现形式变化莫测，这种变化外显出来的社会现象我们称之为现实常规，就是物质世界的现实常规，我们把它称之为“科学”现象。我们称世界按现实常规运作为正常，反之则为反常，这种脱离常规的自然现象被称为自然灾害。“本性”与“祸性”共为一体，因此，“道”形成了“归真返璞”和“归恶返劣”两个运作方向。人们把“归真返璞”称为善，把“归恶返劣”称为恶。于是约定俗成地把向着善的方向运作称为“上德”，向着恶的方向运作称为“下德”。通常所说的“道德”当然是上德；如果奉行下德，则被认为“非人也”。道向着德（通“得”）的方向运作，人作为道的一分子，必然离不开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人类道德向善运作虽不示以上德，但向善本来就已作为有德，无需刻意去做有德的行为；然而以向善为准则看恶，恶道虽然不一定运作，但是下德的主观却存在着，所以只有下德不运作才是德，正所谓下德不失掉德，却是无德。这意味着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必然以礼相待，要把遵循道德放在首位，不仅要讲究礼尚往来，而且要时时事事秉承道德标准，从内到外遵循道德准则，即使发生战争也得先礼后兵。但是，人们也要了解恶的存在，我们以道德礼遇对方，做到仁义礼了，结果对方却不回应，这是对方失德，那我们也没必要再理睬对方了。老子同时也启发我们，人与自然共为一体，若人回归了本性，人与自然相契合，人格自然伟大；若人回归到祸性，则人发展了恶性或被认为与自然对立，则人格渺小。因此，古人主张天人合一，人们应该积极主动去感知自然社会环境，在充分认识自身基础上选择适当的发展条件，顺应外界大环境力求指导道法自然。
其次，老子阐述了人类祸性的具体表现。一切人祸皆为人类祸性的表现，正道邪道皆是心性所产生，心性有本性亦有祸性，所以世界运作的方式就有完美和恶劣，世间的祸根是除不去的，但人祸可避免。灾祸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有正常需求，但放大自己的需求，就可能演化成祸。不知足则可能滋生贪念，贪得无厌的人会不择手段争名夺利、挥霍无度、糟蹋财物，祸患即至。其间为了掩饰、伪装、撒谎必然造成身心不平衡，带来无穷无尽的精神压力。道反常则妖兴，个人反常则身体易患病疾，一群人反常则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老子不仅把人类知足观念与福祸相连、与社会的精神状态相连，还与自然灾祸联系起来。自然是公平的，道法自然是绝对的真理。可人类为追求欲望满足不敬畏自然，过度开采资源、肆意破坏自然，这种祸性带来的自然灾祸无形之中增加了人类的恐惧，也带来了精神压力。所以，老子告诫人们应该在常规范围内改造自然，同时改造不遵守常德之人，使其行于常德之道。“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人之所以需要改造，是因为总有此类“无道”现象存在，甚至有人把歪门邪道、邪恶当成事业干。
可是人有基本生存的需求、晋升发展的需求、价值实现的诸多需求，“常规范围”的标准怎样把握？老子主张采用实用、有用、多余的标准衡量，必需的就是实用、所需的就是有用，多余摄取就是浪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主张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对于衣食住行这些生存必需品，老子主张积极改进革新以满足“实用”所需，对于所需衍生的可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有用”需求，也要改善和推进发展。而对于实用、有用之外的额外物质生产就是“多余”，也是浪费资源。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和无用主义必然带来精神压力。“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告诫人们欲望无止境，对物质的占有念头需适可而止。人之道要求人类坚守中道，否则得不偿失。如果人类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就造成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所以老子的“无为”和“有为”是对立统一的存在。当前的社会问题恰是人们过度追求贪欲的满足，过度追求“有为”，结果减弱了信仰的约束力，引起精神天平倾斜，祸性迸发给人们带来巨大精神压力。
第三阶段，明心见性复归大道，精神压力消失。既然人的精神压力来自社会的无序，而人们内心的道德命令失灵了，就需要依靠外在的伦理来调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宇宙万物的对立统一都是通过对方表现出来的，善恶是对立的统一体，本性与祸性也是人的心性的对立统一存在。老子看到人类社会大道荒废的同时，也强调人类有仁义道德的存在。所以，老子告诫我们要辩证评估社会现实的压力情况，既要关注祸性又要强调本性，要转压力为动力。“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称这种明心见性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他们能够精确懂得天之道的运作，知晓政治、经济、生死、养生，甚至宇宙的由来，所以他们不再执着于外在物质追求，他们能够客观看待社会现象、生活需求、人类发展，而不是依照自我这个主观意识来判断问题，他们会通过不断学习来增长知识，掌握万物之道，这种人处理世间事情也不会有太多忧虑，这样的社会就是符合人性的社会，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也是合乎人道的，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就少有精神压力。否则，以人的欲望为主的社会，必然刺激消费，大力促成消费经济的发展，看到财富获得百倍以上增长，但在老子看来这只是短暂的现象。按照老子的教诲人们应该看透这个短暂现象的本质，形成一个长久的归宿观，需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即外现纯朴，内心淳厚，少有私心降低欲望，确保本性的纯良。可问题是如何提高人的境界来明悟这一本性，使人的心神能够复归于大道。以智慧观察事物的实质，看破虚妄，放下自在而不沉迷于表相。“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人因为过度执着于外在表相，所以过多的追求名、追求利、追求享受。有人更是穷奢极欲，把为恶当事业干，譬如现代社会人为制造的金融危机、环境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等。国家解决诸如此类危机之道，不仅在于坚持整个社会需求的“有为”标准，还在于探究如何实现民德归厚，教化世人知道满足可以不受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可以没有危险的长久生存之道。
老子祸性产生精神压力的思想与西方学者自我冲突导致精神压力的思想相比较，精神冲突注重个人的内在感受，不关注人的本性与自然协同问题，也不关注精神压力的生灭。优势在于其方法和手段具体，甚至可以量化，可操作性明显，缺点在于过于注重术的层面而不重视道，对于自然整体层面关注不够，迁移性差。老子看来，祸福相依相转，关键在于把握人性的尺度，也就是说取决于道德人格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于以无为之道为人处世。无为有二：一是修之于身，常使心神复归于道，奉行自然完美之法则，运作自然完美之规律；二是传承先哲且述而不作，亦是无为。日常生活中如何把握无为的张力？
老子的修身包括为人和处世两方面。先看“为人”之道，“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老子要求做圣人，其真谛在于利人而无私，先利人后自然成就自己。人与人共生为一体，人人为他人，则天下和谐太平，若人人都损人利己，则天下就危险了。有大智慧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大众，事事为大众谋求福利，不以个人为中心，在利益面前放弃小我，把利益看淡。事实上，一个人处处利他，为大众奉献，必然得到大众认可，最终成就的其实还是自己。再看“处世”之道，实质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人与人的本质是有区别的，上德之人本性向善，符合人的本原，本质是纯净至善的永恒，这种人不会伤害众生，对于名利毫不动摇，完全做到了见素抱朴，清净为天下正，在现实的人之道上这样的人不多，甚至很难找到，所以称圣人。不过，老子还是希望这类人能够多起来，所以给出了“七善”的标准作为处世之道。老子又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道没有具体的形象，不像音乐和美食吸引人们驻足，但是无处不在的道却能够促使天下人聚合而不伤害，所以人的本性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与人相处，老子主张结善不结恶，该“舍”的时候“舍”，获得友谊，才能谋求长远利益；尽可能领悟世道之理，当理解足够高的“道”之境界时，才能看淡名利情色，从而淡乎其无味。
不过，“为”和“处”都有主动之意，似有“有为”之嫌，违背老子“无为”之诉求。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是指经时间磨炼而为人处世品质不变的过程，最后体现一种境界。什么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那就是博学多才，常使心神保持清虚境界，按照自然之完美法则行事，不强加主观意志于社会法则，逐渐通达世间规律。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知识与智慧共为一体，但智慧以知识为载体。如何习得知识与智慧？通过每天的学习获得知识，即“为学日益”，但智慧是在心神复归于道的过程中获得，所以每天需要放下诸多欲望，即修身需要“日损”，最后通晓世间规律。彻底放下欲望时就可以见到事物本性了，即修身中所谓明心见性，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时，行自然规律处无为之事，同时也不缺名利，这正是有舍才有得的内涵。
每个修身者怎样才能把握住道（规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认为，道产生了生命者，德养育了生命者，因此人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使他的心性最终返璞归真，回归内在本性。不过，人与人是有共性的地方，主要是人的本性一致，但是人与人之间又有本质不同，也就是说人与人的道德不同。老子看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同或不同都是自然的状态，因为自然的本原是本性与祸性共为一体，所以自然的运作就必然有完美、有恶劣之分，这些以完美、以常态或以恶劣呈现的客观都遵循自然规律，绝对不是因为生命者的主观意志才有的存在。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种玄妙的道，无处不在却又默默无闻，指导人们遵道行事却并不炫耀自己，主导人类向前发展却并不以主宰者自居。
究其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精神压力都是诸多是追求“完美、常态，甚至恶劣”而致，这与人的本性无关，但与本质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学者论证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冲突与老子的这一层面的论述相耦合。认为人生之道在于“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生命回归内在本性，关键就在于本质。一个人本质向善，摆脱欲望的能力就强，回归本性相对容易；本质向恶，受欲望控制就强，回归本性就难，归于祸性容易。同理，一个人回归内在本性所用的时间也与本质息息相关。所以，修身之道在于养性，在于悟道，在于提升自己的善性，要向内探求本性。“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老子倡导人们要以修道为本，他从个人之道到家庭之道，再到家乡、国家、世界之道，逐级深化，自身获得的德行也惠及更多受众，所以这样的人能看懂世界规律的实质，所作出的判断正确无误，不会走弯路，他的生活方向明确，做事思路清晰，并洞晓天下状况。这应该是遵循道法自然的最大利好，也不会给人带来精神压力。在此基础上，庄子提出了顺乎自然则无精神压力的观点。“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碱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一个人处在自然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应当充分认识自身条件，顺应外界大环境，这样人就时时处在道法自然的无压力状态，身心平静。相反，一个人不顺应自然，甚至背道而驰，怎能没有精神压力。
“任何社会、文明体系，都存在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但很少像当代中国这样，伦理道德几乎聚焦了全社会的目光、期待和努力，以至于其俨然成为‘中国难题’。”所以，当今中国需要宣传人们通过内在追求而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行为，并把“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诉求作为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推广开来。《道德经》提出的通过内求合乎自然规律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道德修养的途径，与大力提倡追求理想信念、提升思想觉悟、培育良好道德情感和意志力的诉求基本一致，这对于我们提升现代人道德人格以启示。
一是唤醒本性，识别祸性，提升“民本”价值观念。本性与祸性共生在人的心性中，心性衍生的自我意识从产生开始就注定会在现实世界和教化的伦理世界中活动，自我意识在两个世界体验到它的普遍本质乃是自己的否定物，并不把自己视为特殊物，而且还要学会接受自己不成为特殊物的那种普遍精神的客观现实。如此看来，唤醒本性、教化人辨识祸性可谓道法自然的重中之重。“天道远，人道迩。顺人情，合天理。”这里的“天道”思想与道家的本性内容指涉大致相同，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中，尊奉“天道”相信“人道”。喜怒无常的“天”“上帝”无法把握，那就赋予天道以人的感觉、情绪和意志，即“顺人情，合天理”用具象化的人的生命或人类表达人的内在超越性。基于此，倡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上天（神）看到和听到的赋权给民众，以民众所看所听作为人道的规律性存在，也就是以世俗化的“民”为把握天道的“人道”并区别于“祸性”（与民有害或者无益），这种以人道自任的精神逐渐演化为追求生命基础上的感觉、感知活动，并内化为人们辨识道的能力，其功能体现为“知”或认识。在体悟道的基础上产生了“得之于道”的“德”，由“道”推及的“德”确立了人自身的价值与存在的自我确定性，并希望成就这类理想人格。当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民精神需求的基本内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深刻揭示，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向往、追求和梦想，也就自然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的“天道”，其十二个德目就成为一种共识性的“人道”价值要求，对精神生活发挥引导作用。
二是提升道德认知，把握道德规律。古希腊学者关注精神现象的双向因素，集中在精神动力和压力两隅，二者共生在同一主体内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互相转化，所以对自我的认识成为理解精神运动的关键。在这一领域研究集大成者要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一观点是苏格拉底对道德即知识思想开展论证的前提，他认为人的存在是神的安排、本质上是善的，人有追求善的思维和灵魂，故人在本质上是追求智慧和理性的，而不仅仅凭情感、欲望和情欲行动，更重要的是依靠智慧和理性指导行动。对标西方从“帝”到“自我”的道德降生模式，我国道家更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道德认知模式，即道德存在于人的“心性”中，内在统一于本性与祸性并存的道法里。统合来看，中西方共同关注道德认知“善”的本性，强调把握道德人格的张力即扬善以及强化道德思维指导人的行动。
三是践行修身立道，实现道德自觉。和平的世界首先是人的内心和谐平静，然后才能在其行动过程中，逐渐构建相对平衡的外在世界。所以通过反复练习行动，养成社会成员不受任何情绪影响、处处保持平静、安宁、祥和的心状，则是最高明的道理。学者们循此提出了修身行动，“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 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体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提升自身修养就能立道、尊敬贤者就会理性、亲近亲人就不会有埋怨、敬重大臣则不会迷惑、体恤群臣就得到勤勉回报、爱民如子就得到爱戴、兴旺百业财富就充足、怀柔则四方归顺、威慑诸侯则天下敬畏。由此看来，古人主张识道的同时更强调在实践中“修身立道”，实现道德自觉：“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圣人推崇道德合乎天道规律，成就广业合乎人道，只有了解天道和人道，明晰了“天地设为”，才能掌握道“行乎其中”的转化规律。所以，要知终终之天道人道，需要反复训育，才能习以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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