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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跨界高端访谈《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起推出“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本期访谈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围绕“资本、技术与人文危机反思”主题展开。访谈嘉宾介绍陈众议: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西班牙语文学、文艺学研究。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主要成果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亲爱的母语》《想象的边际》等。采访人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精彩观点01资本产生的文化条件适值文艺复兴运动晨光熹微,但人类的欲望已经被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所唤醒。嗣后,人文主义在铺天盖地的喜剧场上演了第一轮狂欢:用世俗人性取代宗教神学。人文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动摇宗教神学巍峨大厦的同时唤醒和助长了人性的弱点。18世纪,自由主义在启蒙的旗帜下扯下面具,并进一步为资本主义擂鼓呐喊,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发力。而人性首先在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乘着贪欲顺坡而下,资本则踩着大多数人的肩膀和头颅强势登顶。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本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剩余价值及其背后的剥削。02如何引导逐利的资本抑恶扬善但凡资本皆有逐利性和疯狂性。产业资本尚且导致了20世纪初叶的世界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那么随着虚拟经济的出现,资本的贪婪与疯狂就越发变本加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回到原点,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共同富裕,而且还要致力于最终用资本消灭资本。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十分可期的未来。它有身后的文化基因,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大同理想。孔子的大同理想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明显的相似之处。03全球化对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解构如今,美西方内部矛盾重重,从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到两极分化、种族撕裂,难以形成铁板一块,也难以完全脱离中国制造、中国参与,尤其在关涉气候、反恐、抗疫等重大国际事务方面。因此,只要资本的逐利性不改变,只要发展中国家捍卫基本的发展权,东西方新冷战局面就很难真正形成。倒是狭义文化方面比较令人焦虑。我们需要警醒的是包容并不意味着来者不拒、毫无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非毫无原则的妥协或绥化。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文学正日益面临被肢解和淹没的危险。04如何引导科技向善科技进步是人类社会所有进步中最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其对人类造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人文学者的天职便是竭尽全力棒喝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正因为敬畏和好奇,人文学者可以从思辨和想象的角度提出问题。当我们实现了手机和网络实名制,当我们将个人隐私适当让渡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当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众志成城,该禁足禁足,该封城封城,不仅及时阻断了疫情蔓延,还为世界创造了难能可贵的抗疫窗口期时,美西方在做什么?甩锅、嫁祸、反对戴口罩、拒绝封锁和隔离等。这是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鲜明区别。集体主义不仅体现在抗疫方面,它同样会对技术理性和资本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与积极的。05人文学科危机的本质中国文人古来崇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向资本和技术理性卑躬屈膝显然不是人文学者应有的品格。但与此同时,如何在科技发展与人文守望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恐怕是全社会迫切需要努力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柔韧性,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实力足以支撑起理想的天空,我们就会像太极拳师那样刚柔并济,使实力和虚力相得益彰。况且我国政府不仅并未减少对社科和人文学科的支持,而且不断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投入。倒是社科人文学者要有起码的紧迫感,以便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重塑原理可能是各学科面临的首要任务。当然这离不开对学术史和学科史的梳理和辨析。访谈全文摘要: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旨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问题。本期访谈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围绕资本、技术与人文危机反思等问题展开。陈众议研究员认为,人文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动摇宗教神学的同时唤醒和助长了人性的弱点,为资本的产生培育了土壤。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市场的扩张加剧,规范和制约资本不仅有其必要,而且迫切。对此,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共同富裕,还要致力于最终用资本消灭资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一旦与资本绑定,其结果只能是人类欲望的大爆炸,而集体主义对科技的向善有积极意义,人文学者的天职便是竭力棒喝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面对人文学科的危机,重塑原理可能是各学科面临的首要任务,需要赋予人文学科以当代价值。人文学者也要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为年轻一代尽心竭力。关键词:资本;技术;人文危机;网络文学;Z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的论断表明,源于西方的资本起源便充满着罪恶,沾满了鲜血,泯灭了良知,屡屡突破道德底线,致使人性不断扭曲,社会风气江河日下。进入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与技术合谋,表面上造出了物质无限繁荣的景象,实质上已将人类拖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在资本的强力推动下,技术进步可谓日新月异、上天入地,彰显其无所不能之势。其中以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和量子工程为“三驾马车”的现代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生命样态和宇宙形态。人类社会追求高质量生命和高品质生活的愿望似乎正在实现。然而,高质量生命和高品质生活应该包括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高科技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使人们生活得更加舒适;另一方面,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而这些危机的背后是人性的堕落、情怀的丧失和责任感的缺乏。有情怀、有担当、有使命感,本应成为主流价值观,但在资本和技术的作用下,渐渐成为一种奢侈品,一种稀有之物。因此,当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变得肆无忌惮时,我们应该为它们设置“护栏”,给予一定的规约和规范,并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保护人类和我们生活的地球免遭灭顶之灾。科技人文从来都是一币两面,割裂两者并使其渐行渐远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图景,应该大力提倡科技人文的融通融合,形成命运共同体。我们不奢望人文能够像技术那样形塑物质社会,但人文学者可以在精神和价值观的塑造方面展现作为。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率先提出了“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消解科技与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了“科技人文·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开展深入交流。本期访谈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众议研究员,聚焦“资本、技术与人文危机反思”。彭青龙:首先非常感谢陈老师能够拨冗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这次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资本、技术与人文危机反思”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我们从资本开始谈起。众所周知,资本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它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都有详述。尽管前文提及资本起源的“原罪”,其发展过程充满着“恶性”,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更关心资本与文化的关系。可否请您以历史的眼光,回溯一下资本产生的文化条件?当时的资产阶级文化或者更早以前的工商文化是如何推动资本产生的?有哪些“学说”或者哪些文史哲的“思想”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论证资本“合法性”存在的作用?陈众议:就像您所说的那样,关于资本的“原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系统阐述,我就不复述了。联系到世界文坛,但丁可能是最早洞见资本“原罪”的作家之一,早在14世纪初,他就以独特的方式敏锐而富有诗意地对资本做出了评骘,譬如他把原始资本助推的市民文化比喻为狼、狮和豹。记得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篇首是这样说的:“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野、艰险、难行,是一件非常苦难的事……说不清我是怎样走进这座森林的,因为我在离弃真理之路的时刻,充满了强烈的睡意……”于是他看到了象征贪婪、傲慢和肉欲的三只猛兽。适值文艺复兴运动晨光熹微,但人类的欲望已经被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所唤醒。嗣后,人文主义在铺天盖地的喜剧场上演了第一轮狂欢:用世俗人性取代宗教神学。最开始是东学西渐,阿拉伯人经由伊比利亚半岛将相对轻松、世俗的东方文学和古希腊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在众多作品中,要数夸张幽默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影响最大。狡猾的笛木乃、聪敏和愚钝的动物,以及农夫和农妇的逗笑故事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并如一股清风吹动了相对静滞的西方文坛。除却但丁,14世纪的另一位意大利作家萨凯蒂显然受到了《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影响。他笔下的赫拉尔多老人古怪可笑,七旬高龄时居然心血来潮,要去为信仰而战,骑着瘦马从佛罗伦萨出发,结果被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戏弄了一番(他们将一把铁兰草塞进其坐骑的尾巴,使那匹马突然狂奔起来还不时地弓背跳跃,直到回到佛罗伦萨才消停下来)。在所有人的哄笑声中,他妻子将这位被愚弄的老人接回家里,一边让他躺在床上给他治疗身上的挫伤,一边对他愚蠢的疯狂举动大加呵斥。这可能就是《堂吉诃德》的前身。到了15世纪,普尔契和博亚尔多也以玩笑的态度对待神圣和崇高。前者为骑士奥兰多(也即罗兰)的故事添加了不少民间笑料,后者则索性让奥兰多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骑士坠入情网后变成贻笑大方的傻瓜。这种调笑在阿里奥斯托和拉伯雷的笔下演化为“戏说”“大话”或“闹剧”,而在曼里克等人的喜剧中则已然发展为“恶搞”。这种比严格意义上的讽刺更为随意,但也更有感染力的调笑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蓬勃兴起的喜剧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强大的文化力量。与此同时,福伦戈在其长诗《巴尔杜斯》中则有意将意大利俗语,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带有戏谑和嬉闹功能的词汇和概念同一本正经的拉丁语杂糅起来,以便用前者颠覆后者。作品因此获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狂欢(《巨人传》)多少受到了《巴尔杜斯》的影响。狂欢之后是恶搞。这是宗教僧侣们始料未及(即使想见也难以阻止)的。在西班牙作家曼里克等人的喜剧中调笑和狂欢获得了新的维度。于是,约瑟变成了笑容可掬的老头儿,他甚至会说这样搞笑的话:呵,不幸的老头!命运是如此漆黑,做玛利亚的丈夫,被她糟践了名誉。我看她已经怀孕,却不知何时何如;听说是圣灵所为,而我却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