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报12月26日，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3年版编委会通知：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经研究人员对相关文献的检索、统计和分析，以及学科专家评审，《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3年版（即第10版）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核心期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将继续秉承“党委领导、学者办刊、专业运营、创新引领”的办刊宗旨，力争把学报办成新思想、新知识、新范式的生产、传播和交流平台，努力为上海市高校学报的繁荣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view”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界定，旨在通过这一新的界定帮助推进理论探讨的发展并促进跨学科研究，以便对叙事作品进行更好、更为全面的分析。关键词：point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中文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每逢双月26日出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CSSCI源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工程”期刊，“第七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作者简介｜PROFILE谢登科：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赵航：吉林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视频版论文导读本文亮点本文《论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异步审理”模式》从三大互联网法院“异步审理”相关规范和运行情况出发，概括了异步审理在互联网法院在线同步审理基础上，从“集中式”到“离散式”的程序变革，归纳了其兼具“外观书面主义”和“内在口头主义”的双重特征，得出直接言词原则在异步审理模式下仍然能够实现的结论。异步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理形式，既有别于完全的书面审理，也不同于完全的口头审理，在功能定位上应当是在线诉讼的例外形态，对其规则构建应当设置必要的限度。摘要：在线庭审在空间维度上使庭审从实体物理空间转换到虚拟网络空间，在线诉讼异步审理则在时间维度上改变了传统诉讼活动的实现样态。在“异步审理”模式下，法官与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非同步”性，使其诉讼信息交流方式呈现“离散”状态，诉讼时间线的延长使各审理环节失去紧密联系，法官心证的形成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因其非同步性的审理外观，异步审理呈现出“书面外观＋口头内在”的特征。但是，法官仍然需要亲历诉讼两造“留言式”的互动争讼，并以当事人主张的证据和争辩作为裁判形成的基础，因而其并未背离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基本精神。异步审理的特殊审理形态及其与传统同步审理的运行差异，决定了在对其规则构建时应当设置必要限度。关键词：互联网法院；异步审理；同步审理；在线诉讼内容简介自2007年福建省沙县高桥法庭首次利用QQ视频语音系统审理了一起跨国离婚诉讼案件，拉开我国远程视频庭审实践的序幕以来，在十余年间，电子诉讼庭审已历经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从“线下”到“线上”的变革，体现为以“远程视频庭审”为表征，庭审场所在空间维度上从实体物理空间到虚拟网络空间的转换；第二次则是从“同步”到“异步”的变革，在时间维度上改变了传统诉讼活动的实现样态，即法官与当事人分别在不同时间完成诉讼活动。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异步审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在线交互式审理”与北京互联网法院的“非同时庭审”，均属于“异步审理”模式下的新型互联网案件审理方式。这种在线审理方式的再次创新，代表着当下信息技术嵌入司法以后对审理程序的最大形塑。本文从当前互联网法院异步审理程序规则切入，分析异步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将其与同步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论证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异步审理模式的未来规则建构。一、“异步审理”模式的面相与特征从三大互联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中，可以总结出在线诉讼“异步审理”模式相对确定的面相与特征。（一）案件审理方式的异步性“异步审理”的审理活动呈现出“非同步性”“离散性”“非言词性”的特点：法官与当事人各自选择适宜的时间在诉讼平台上完成诉讼活动，不同诉讼环节之间允许存在一定的间隔性，各诉讼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主要是通过在线诉讼平台以语音或文字、电子文档的方式来进行诉讼信息的交流。（二）程序启动采取“申请+决定”的双重要件“异步审理”作为在线诉讼例外形态的定位，决定了其除了要符合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的一般适用条件之外，还会有其特定的适用要件。在程序启动上，异步审理模式应当同时满足“当事人申请+法院决定”的双重要件：当事人对“异步审理”模式的启动享有申请权，法院对“异步审理”模式的启动享有决定权、推送权。（三）适用案件范围的限定性“异步审理”模式作为在线诉讼例外形态的定位，决定了其会在涉网案件中进一步限缩案件适用范围。互联网法院能够审理的案件中仅有较少一部分能够适用异步审理模式，绝大部分案件仍然要适用线上同步审理模式。（四）案件审理程序的可转化性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均允许异步审理在符合法定条件下转化为同步审理，从而为异步审理提供了程序救济的制度空间。二、“异步审理”模式的程序变革与功能等值从同步审理到异步审理模式的升级，并非简单的“实时”与“错时”的时间维度差异，在异步审理模式下，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外观表现与法院的审理形态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异步审理从“集中式”到“离散式”的程序变革传统线下同步审理程序具有较为突出的“集中性”特征，异步审理模式则体现出与之截然不同的“异步性”或“离散性”特征。第一，异步审理下的诉讼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异步审理中，当事人在一个非固定、松散的时间内，以非当场、非即时、非紧迫性的方式来完成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诉讼行为。第二，异步审理下诉讼时间的间隔和延长引发各审理环节关系的变革。异步审理模式下，每一诉讼环节都被赋予了相对较长的完成时限，以便于各方当事人选取适宜的时间完成诉讼活动。第三，异步审理下法官心证形成方式的变革。异步审理中，裁判者心证主要建立在查阅各方提交的诉讼信息、互动信息基础之上，而并非建立在聆听当事人争辩与陈述基础之上。（二）“异步审理”与“同步审理”的功能比较第一，功能优化的表现。异步审理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便利条件，赋予原本存在起诉或应诉障碍的当事人以更为便捷、高效的参与诉讼的机会，保障了当事人诉讼的效率性、公正性、交涉性，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第二，功能弱化的表现。异步审理难以实现庭审过程对社会公众的公开，社会公众知情权对审判权的外部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其“人权对话”的外观形式使当事人难以直接感知法官和司法的威严，削弱了司法的仪式性；延长了法官在线审理的时间，个案的审理效率可能受到影响。三、“异步审理”模式的理论反思与回应自互联网法院诞生以来，其在线视频庭审的审理方式备受学界关注，学理讨论主要集中于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有必要从直接言词原则的本质出发来分析互联网法院“异步审理”的逻辑基础与正当根基。（一）“异步审理”模式不会阻碍直接审理原则的实现第一，异步审理模式下法官的亲历性没有改变。在异步审理模式下，虽然审理方式呈现“离散”形态，但全部案件审理活动仍然是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进行，每一个程序都是在法官的指挥下完成和向前推进，法官仍然亲自查阅案件证据材料和诉讼材料，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裁判，其亲历性并未发生根本上的改变。第二，异步审理模式下法官直观体验的削弱未损害法官心证。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具有“涉网”共性，从司法实证数据显示的证据分布规律看，“涉网”案件以电子数据为主要证据形式，客观性较强的电子数据在证据组成结构中占比高于传统的非涉网案件，因此法官心证的形成对当事人陈述等庭审直观体验的依赖程度也相应降低。第三，异步审理模式下裁判的形成机制没有改变。法官通过互联网诉讼平台接收并查阅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全部诉讼信息，其形成裁判也应以诉讼双方当事人主张的证据和争辩作为基础。（二）异步审理“书面的外观+言词的内在”审理样式对异步审理样态的准确分析还应透过其运行形式上的外观，深层次检视其运行是否具有言词审理的内在功能。第一，异步审理“留言式”的诉讼信息交流方式为诉讼两造提供了互动性争讼空间。一方面，异步审理的网上诉讼平台采取“留言式”信息交流方式，在动态性和互动性方面与言词交流并无本质不同。另一方面，异步审理下的诉讼行为应当在法定期限完成，当事人仍需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连续攻防、争辩，确保了审理节奏的相对集中。第二，异步审理模式具有与书面审理秘密性相区别的半公开性。在异步审理模式下，法官和当事人由“在场”转换为“在线”，诉讼活动在不同诉讼主体之间依次展开，案件主要诉讼信息对不同诉讼主体而言均为公开、透明的，当事人可以随时了解诉讼程序的推进情况并作出回应。第三，异步审理模式兼具“外观书面主义”和“内在口头主义”的双重特征。异步审理程序是“不开庭”的审理机制，而非简单的争点形成或庭前准备程序，同时其非口头性、交互性的信息交流方式使其既具有书面审理的外观表现，又保留了口头审理的内在机理。四、“异步审理”模式的规则建构与限定异步审理模式在功能地位上应当是对传统审理形式的补充，其与传统同步审理的外在差异决定了对其规则构建时应当设置必要的限度。第一，进一步限定异步审理模式适用的案件类型。对于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复杂，需要较为充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才能够查明真相的案件，不适宜采用异步审理模式。第二，进一步明确以当事人明示合意作为程序启动的必要条件。异步审理模式应当以当事人同意对其程序性权利做出让渡作为前置条件。第三，适当强化法官在异步审理程序中的主导地位。赋予法官在庭前程序中整理和明确案件争点的职责，要求法官定时上线查阅诉讼信息，指挥和推进诉讼活动进展，发挥其程序控制和引导功能。第四，构建异步审理模式下的审判公开机制。可通过事后公开来弥补审判过程公开的先天不足。扫码阅读全文原文《论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异步审理”模式》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78-88页），若下载原文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或搜索下方网址：https://t.cnki.net/kcms/detail?v=rzZDr_UzYyAMhNkBptPoSOvX9j9-MjiZMD7s8g7tvOhMV1CNAqF1Njhc-eej5bMAv3gFmssTM5aHOnA2vH0TPRuwLvSXGqL7JhuSa5aAny8WmdzKdoR1W9lXAj2_jWIfE2VDujuaJ7U=&uniplatform=NZKPT

数字·智能的世界——首届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学家论坛一号通知及征文启事2022年10月22日-23日上海交通大学“乾坤日月当依旧，昨夜今朝却异同。”智能工具的广泛应用，让人类步入了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第五篇“加快数字化发展

作者简介｜PROFILE吴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本文亮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一文剖析了翻译能力之于国际传播能力的建构性作用以及翻译与传播之间的联动关系，阐述了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命题之下，翻译学未来发展的四大向度。摘要：国际传播能力对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具有柔性建构功能，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关乎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提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命题的提出为翻译学的建设带来了重要机遇，同时也为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兴的研究方向。文章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廓清了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剖析了翻译能力在国际传播能力中的重要角色，指出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要求下，今后翻译学可在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翻译的多模态研究、翻译的受众及其接受效果研究以及翻译人才培养四个向度上着力拓展。关键词：国际传播能力；对外翻译；对外传播；翻译的多模态研究；接受效果内容简介国际传播能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帮助一个国家向他国反映自身国家身份特性、立场观念与价值取向，以获取国际社会认同并形成影响力。对外翻译与对外传播之间的深刻联动，一方面使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翻译学研究的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也促进翻译学未来的变革与发展。

院士跨界高端访谈《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起推出“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本期访谈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围绕“资本、技术与人文危机反思”主题展开。访谈嘉宾介绍陈众议：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西班牙语文学、文艺学研究。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主要成果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亲爱的母语》《想象的边际》等。采访人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精彩观点01资本产生的文化条件适值文艺复兴运动晨光熹微，但人类的欲望已经被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所唤醒。嗣后，人文主义在铺天盖地的喜剧场上演了第一轮狂欢：用世俗人性取代宗教神学。人文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动摇宗教神学巍峨大厦的同时唤醒和助长了人性的弱点。18世纪，自由主义在启蒙的旗帜下扯下面具，并进一步为资本主义擂鼓呐喊，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发力。而人性首先在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乘着贪欲顺坡而下，资本则踩着大多数人的肩膀和头颅强势登顶。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本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剩余价值及其背后的剥削。02如何引导逐利的资本抑恶扬善但凡资本皆有逐利性和疯狂性。产业资本尚且导致了20世纪初叶的世界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那么随着虚拟经济的出现，资本的贪婪与疯狂就越发变本加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回到原点，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共同富裕，而且还要致力于最终用资本消灭资本。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十分可期的未来。它有身后的文化基因，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大同理想。孔子的大同理想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明显的相似之处。03全球化对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解构如今，美西方内部矛盾重重，从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到两极分化、种族撕裂，难以形成铁板一块，也难以完全脱离中国制造、中国参与，尤其在关涉气候、反恐、抗疫等重大国际事务方面。因此，只要资本的逐利性不改变，只要发展中国家捍卫基本的发展权，东西方新冷战局面就很难真正形成。倒是狭义文化方面比较令人焦虑。我们需要警醒的是包容并不意味着来者不拒、毫无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非毫无原则的妥协或绥化。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文学正日益面临被肢解和淹没的危险。04如何引导科技向善科技进步是人类社会所有进步中最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其对人类造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人文学者的天职便是竭尽全力棒喝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正因为敬畏和好奇，人文学者可以从思辨和想象的角度提出问题。当我们实现了手机和网络实名制，当我们将个人隐私适当让渡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当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众志成城，该禁足禁足，该封城封城，不仅及时阻断了疫情蔓延，还为世界创造了难能可贵的抗疫窗口期时，美西方在做什么？甩锅、嫁祸、反对戴口罩、拒绝封锁和隔离等。这是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鲜明区别。集体主义不仅体现在抗疫方面，它同样会对技术理性和资本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与积极的。05人文学科危机的本质中国文人古来崇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向资本和技术理性卑躬屈膝显然不是人文学者应有的品格。但与此同时，如何在科技发展与人文守望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恐怕是全社会迫切需要努力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柔韧性，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实力足以支撑起理想的天空，我们就会像太极拳师那样刚柔并济，使实力和虚力相得益彰。况且我国政府不仅并未减少对社科和人文学科的支持，而且不断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投入。倒是社科人文学者要有起码的紧迫感，以便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重塑原理可能是各学科面临的首要任务。当然这离不开对学术史和学科史的梳理和辨析。访谈全文摘要：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旨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问题。本期访谈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围绕资本、技术与人文危机反思等问题展开。陈众议研究员认为，人文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动摇宗教神学的同时唤醒和助长了人性的弱点，为资本的产生培育了土壤。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市场的扩张加剧，规范和制约资本不仅有其必要，而且迫切。对此，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共同富裕，还要致力于最终用资本消灭资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一旦与资本绑定，其结果只能是人类欲望的大爆炸，而集体主义对科技的向善有积极意义，人文学者的天职便是竭力棒喝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面对人文学科的危机，重塑原理可能是各学科面临的首要任务，需要赋予人文学科以当代价值。人文学者也要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为年轻一代尽心竭力。关键词：资本；技术；人文危机；网络文学；Z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的论断表明，源于西方的资本起源便充满着罪恶，沾满了鲜血，泯灭了良知，屡屡突破道德底线，致使人性不断扭曲，社会风气江河日下。进入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与技术合谋，表面上造出了物质无限繁荣的景象，实质上已将人类拖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在资本的强力推动下，技术进步可谓日新月异、上天入地，彰显其无所不能之势。其中以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和量子工程为“三驾马车”的现代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生命样态和宇宙形态。人类社会追求高质量生命和高品质生活的愿望似乎正在实现。然而，高质量生命和高品质生活应该包括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高科技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使人们生活得更加舒适；另一方面，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而这些危机的背后是人性的堕落、情怀的丧失和责任感的缺乏。有情怀、有担当、有使命感，本应成为主流价值观，但在资本和技术的作用下，渐渐成为一种奢侈品，一种稀有之物。因此，当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变得肆无忌惮时，我们应该为它们设置“护栏”，给予一定的规约和规范，并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保护人类和我们生活的地球免遭灭顶之灾。科技人文从来都是一币两面，割裂两者并使其渐行渐远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图景，应该大力提倡科技人文的融通融合，形成命运共同体。我们不奢望人文能够像技术那样形塑物质社会，但人文学者可以在精神和价值观的塑造方面展现作为。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率先提出了“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消解科技与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了“科技人文·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开展深入交流。本期访谈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众议研究员，聚焦“资本、技术与人文危机反思”。彭青龙：首先非常感谢陈老师能够拨冗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这次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资本、技术与人文危机反思”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我们从资本开始谈起。众所周知，资本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它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都有详述。尽管前文提及资本起源的“原罪”，其发展过程充满着“恶性”，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更关心资本与文化的关系。可否请您以历史的眼光，回溯一下资本产生的文化条件？当时的资产阶级文化或者更早以前的工商文化是如何推动资本产生的？有哪些“学说”或者哪些文史哲的“思想”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论证资本“合法性”存在的作用？陈众议：就像您所说的那样，关于资本的“原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系统阐述，我就不复述了。联系到世界文坛，但丁可能是最早洞见资本“原罪”的作家之一，早在14世纪初，他就以独特的方式敏锐而富有诗意地对资本做出了评骘，譬如他把原始资本助推的市民文化比喻为狼、狮和豹。记得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篇首是这样说的：“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野、艰险、难行，是一件非常苦难的事……说不清我是怎样走进这座森林的，因为我在离弃真理之路的时刻，充满了强烈的睡意……”于是他看到了象征贪婪、傲慢和肉欲的三只猛兽。适值文艺复兴运动晨光熹微，但人类的欲望已经被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所唤醒。嗣后，人文主义在铺天盖地的喜剧场上演了第一轮狂欢：用世俗人性取代宗教神学。最开始是东学西渐，阿拉伯人经由伊比利亚半岛将相对轻松、世俗的东方文学和古希腊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在众多作品中，要数夸张幽默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影响最大。狡猾的笛木乃、聪敏和愚钝的动物，以及农夫和农妇的逗笑故事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并如一股清风吹动了相对静滞的西方文坛。除却但丁，14世纪的另一位意大利作家萨凯蒂显然受到了《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影响。他笔下的赫拉尔多老人古怪可笑，七旬高龄时居然心血来潮，要去为信仰而战，骑着瘦马从佛罗伦萨出发，结果被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戏弄了一番（他们将一把铁兰草塞进其坐骑的尾巴，使那匹马突然狂奔起来还不时地弓背跳跃，直到回到佛罗伦萨才消停下来）。在所有人的哄笑声中，他妻子将这位被愚弄的老人接回家里，一边让他躺在床上给他治疗身上的挫伤，一边对他愚蠢的疯狂举动大加呵斥。这可能就是《堂吉诃德》的前身。到了15世纪，普尔契和博亚尔多也以玩笑的态度对待神圣和崇高。前者为骑士奥兰多（也即罗兰）的故事添加了不少民间笑料，后者则索性让奥兰多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骑士坠入情网后变成贻笑大方的傻瓜。这种调笑在阿里奥斯托和拉伯雷的笔下演化为“戏说”“大话”或“闹剧”，而在曼里克等人的喜剧中则已然发展为“恶搞”。这种比严格意义上的讽刺更为随意，但也更有感染力的调笑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蓬勃兴起的喜剧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强大的文化力量。与此同时，福伦戈在其长诗《巴尔杜斯》中则有意将意大利俗语，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带有戏谑和嬉闹功能的词汇和概念同一本正经的拉丁语杂糅起来，以便用前者颠覆后者。作品因此获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狂欢（《巨人传》）多少受到了《巴尔杜斯》的影响。狂欢之后是恶搞。这是宗教僧侣们始料未及（即使想见也难以阻止）的。在西班牙作家曼里克等人的喜剧中调笑和狂欢获得了新的维度。于是，约瑟变成了笑容可掬的老头儿，他甚至会说这样搞笑的话：呵，不幸的老头！命运是如此漆黑，做玛利亚的丈夫，被她糟践了名誉。我看她已经怀孕，却不知何时何如；听说是圣灵所为，而我却一无所知。

作者简介｜PROFILE李富成：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亮点营商环境研究首先是一个实践性课题，首先要解决国家优化营商环境向何处去，即目标定位、基本取向问题。法治营商环境研究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回应中国实践问题；立足法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突出实践导向，不能在概念或者指标里空转；突出综合视角，不能以学科或者部门划界。本文《论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取向》就是这样一个初步尝新回答。摘要：中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取向，确立营商环境改革的刻度标尺和目标任务；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在国家战略实施中更加注重营商环境保障作用，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更加突出国家战略导向；坚持产业发展面向，遵循法治原则发展差异化营商环境；坚持美好生活方向，打造美好生活小微营商环境和平台经济生态化营商环境。关键词：法治化营商环境；国家战略；差异化；美好生活；平台经济内容简介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兼具高度实践品性和深刻理论内涵的课题，也是在新时代新背景治理能力大考中必须答好的大题。我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取向、国家战略导向、产业发展面向和美好生活方向。一是要更好地借鉴具备专业化、公信力的改革评估理念方法，坚持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为我国改革开放配备科学量化的刻度标尺，更加精准有力地推进改革开放，全面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实际水平。要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具体营商场景事项，研发更扎实的评估方法论和更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让评估的方法指标、数据结论充分用于“后半篇”的改进提升。二是要结合国家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目标，更鲜明地设定国家整体优化目标，更精准地体现地方区分度。可供参考的目标表述为：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准，在“十四五”期间，龙头城市营商环境率先达到不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带动其他地区梯次优化营商环境；到2035年，龙头城市营商环境达到发达国家前列水平，各地区的营商环境大幅提升、均衡发展，我国整体营商环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现代化营商法规制度体系。三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打造“六个一”创新链法治营商环境，把法治的规范引领和服务保障作用覆盖到创新链全链条，即：发布一份重大创新项目清单，创建一种创新转化综合体，打造一条创新转化制度链，建立一批创新转化基地，培育一套创新转化服务体系，形成一套创新链法治营商环境标准。四是在坚持普惠公平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营商环境的行业差异化，客观评估我国各行业的实际监管负担，研发行业监管负担指数，对标最优均衡监管负担，精准配置各行业的优质服务、均衡监管以及适度执法司法，助力各行业聚焦提升优势、轻量化发展。五是在符合法治原则的基础上，探索营商环境的企业差异化，将企业守信守法经营情况作为兑现高标准营商环境的基础条件，打造信用差异化高标准营商环境，为守信守法企业创造更优发展环境。六是针对小生意、小业主的营商痛点难点，在群众生活服务领域打造标准化“美好生活小微营商环境”，让小生意更好做，既满足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求，也支撑小业主及从业职工家庭的平凡美好生活。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标准化管理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营商便利度，降低营商成本，坚持公平公正招商，建立小微商户自助自律管理机制，并适当限制资本控制集中度。七是在我国平台经济产业条件和法治基础上，培育平台之间、平台与商户之间的良好治理关系、生态化产业链，打造平台经济生态化营商环境、全球最佳平台经济营商环境，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贯通内外双循环提供法治保障。

图：应有自明性，切忌与表及文字表达重复。图题中英文对照，英文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专用词除外）。图中内容的注释用中文直接注于图中。线条图必须清晰规范；照片图应有较强的黑白反差度，须标明放大倍数。6.

作者简介｜PROFILE刘建军：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摘要：世界上多种文化体系基本可以划分为开放的和封闭的两大类型。思维模式作为文化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其不同的思维出发点和运行方式，是决定其文化体系不同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关系本质论和方法论（道）为思维模式出发点，在各种对立关系的联系、转化与相互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体系；而西方文化则是以概念本质论（逻各斯）为思维前提、以严密的逻辑自洽论证为特点所构成的文化现象。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以关系本质和方法论为思维出发点及其所形成的运作方式，决定着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吸纳性和开放性的功能；而以概念本体论和逻辑自洽演绎为思维方式的西方文化，则暗隐着排他性和与现实社会脱节的弊端。关键词：“道”与“逻各斯”；两种思维差异；中国文化开放性；西方文化封闭性

杨德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张冬冬，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摘要：在高校设置独立的党的建设学科，是培养专业化党建人才队伍、提升党建教学与研究质量、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要举措。近四年来，高校党建学科在研讨学科发展、制定培养方案、招录研究生、扩充师资队伍、推动党建研究等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但党建研究的整体质量和党建学科的发展思路有待进一步优化。要凸显高校办学特色，加强党建专业的基础性研究和规范化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学科的集群优势和互补效应，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从而更好地发挥高校党的建设学科的政治功能和学术价值。关键词：党的建设学科；高校；人才培养；党建研究治国必先治党，治党需要专才。由于长期没有在高校设置独立的党的建设学科以提供教学科研支撑，党的建设研究与宣传、党建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工作，与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重任相比，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艰巨程度相比，与党组织、专兼职党务工作者、党员数量的百千万规模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严重制约党建质量和党的组织力、凝聚力、创造力的提升。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号文件），正式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在单独设为学科以前，“党的建设”作为一门高校课程，发端于党1937年创办的第一所大学陕北公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和不少高校在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理论课中安排有党的建设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创立中共党史系，开设党的建设课程；1960年中共党史系设立党的建设教研组，1961年开始编写教材。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学位办1983年确定在法学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2014年更名为“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2017年，“党的建设”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第七个二级学科。对于这个单独设立仅有四年而实际历史悠久的学科，本文拟从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研成果等方面，系统分析其建设状况，再结合专家学者观点，展望学科未来发展的重点和思路。一、稳妥扩大招生规模，专门制定培养方案2017年7月，国务院学位办发文《关于推进部分学位授予单位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的通知》，批准全国11所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率先招收“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不少“双一流”高校也开始自设该专业并招收研究生。第一批党建专业学生于2018年9月正式入学，党建专业目前共招收三届硕士、博士研究生。从第一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专业的招生规模（表1）来看，山东大学和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数量较多（南开第二年招生数量即回落），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稳定增长，复旦大学于2019年开始招生，其他各校基本持平，“党的建设”专业的招生规模呈积极稳定发展趋势。可以比较的是，“党的建设”学科单独设立前，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2015年底在全国共有19个博士点、86个硕士点，分布在67所高校、14所党校、2所社科院、3所部队院校，一年的毕业生不足800人，其中党的建设方向毕业生就更少。以9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首批11所中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数据不明）第一年招收70名、第二年招收102名、第三年招收136名党建专业研究生的数量和增速来看，随着招生院校范围和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培养党建专业毕业生的数量将很快提升，有效缓解专业人才的短缺局面。据了解，上述重点马院党建专业研究生大部分来自中共党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其余基本出身于历史学、国际政治和公共管理等专业。这些学科背景可以帮助学生在党建专业尽快“入门”和“上手”，但熟练掌握党建理论、深度进入党建研究状态当然还有待专业指导和自身努力。表1

原文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6-26页），图片来自网络，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改革开放新时期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开展的上述工作，都贯穿着党性教育这一红线，构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可或缺的部分，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者简介：丁俊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欣，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冯刚，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教授；龚超，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林喜芬，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延延，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