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源湖畔专题|吴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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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亮点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一文剖析了翻译能力之于国际传播能力的建构性作用以及翻译与传播之间的联动关系，阐述了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命题之下，翻译学未来发展的四大向度。

摘要：国际传播能力对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具有柔性建构功能，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关乎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提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命题的提出为翻译学的建设带来了重要机遇，同时也为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兴的研究方向。文章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廓清了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剖析了翻译能力在国际传播能力中的重要角色，指出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要求下，今后翻译学可在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翻译的多模态研究、翻译的受众及其接受效果研究以及翻译人才培养四个向度上着力拓展。

关键词：国际传播能力；对外翻译；对外传播；翻译的多模态研究；接受效果

内容简介

国际传播能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帮助一个国家向他国反映自身国家身份特性、立场观念与价值取向，以获取国际社会认同并形成影响力。对外翻译与对外传播之间的深刻联动，一方面使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翻译学研究的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也促进翻译学未来的变革与发展。

一、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厘定

近年来，国际传播能力研究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相关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展开剖析与诠释。在宏观层面，国际传播能力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形象、国家利益以及国际话语权紧密相关。在中观层面，现有定义多聚焦国际传播能力的立场以及建设路径。在微观层面，现有研究试图解析国际传播能力的必要构成。

合而观之，从上述定义中不难看出，国家传播能力的实施在于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跨国界和跨文化交际，落脚点在于向他国传播本国的立场、观点、文化、价值观等，基本目标在于提高国际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实现国家的短期和长期利益。目前已有定义对传播的特点、手段、目标等的强调暗示了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天然联系，但未指明翻译的作用和效能，这也正是上述定义解析国际传播能力时的欠缺之处。没有翻译与传播的衔接与联动就无法联通不同文化与文明体系之间的交流，也无法有效地向他国反映自身国家身份特性、立场观念与价值取向，并进而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形成影响力、吸引力与感召力。

二、翻译与传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联动

不同国家由于处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环境，相互印象的获取往往是基于报刊、书籍、影视、网络等信息媒介，这就需要以翻译为桥梁来互联互通。因此翻译与传播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彼此联动，共同完成国际传播的要求与任务。

（一）对外翻译之于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与作用

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对外翻译所涉及的讯息内容、转换策略、媒介手段、受众对象等都是决定国际传播效果的要素。首先，翻译对讯息内容的选择是形成国际传播力的来源，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的广博内容中，挖掘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优秀文化特质，并通过有效的翻译与阐释，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其次，翻译所采取的语言与非语言符号转换策略是决定国际传播力强弱的首要因素，对外翻译要以中国为立场，忠实传递中文的思想意旨、价值观念和文化特征，也要兼顾中外在意识形态、思维逻辑、审美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上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再次，翻译对媒介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是影响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在科技水平大发展的当下，各种通信技术的运用使得信息分享进入秒传时代，翻译媒介也不再限于报纸等传统纸质媒体手段，而是走向移动互联的多模态形态。翻译对于多模态媒介的融合与运用是当下做好国际传播的应有之义。此外，翻译对受众的分析和反馈是增强国际传播力的重要保证。

（二）翻译和传播的联动与融通

对外传播能力和对外翻译能力作为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要素，两者之间的深刻联动和融合发展具有充分的学理基础与现实需求。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翻译与传播通常被置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内，翻译学归属外国语言文学，传播学则与媒体与新闻等专业挂钩。翻译学注重语言符号的跨地域、跨文化转换，即把一种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及结果；传播学则关注信息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

翻译与传播的结合，是媒介化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翻译传播”作为一个融合概念已延伸至大众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文学与电影字幕的众包翻译（如人人影视的字幕翻译组，豆瓣、译言网的文学翻译小组等），到大众参与的网络流行话语翻译，都体现了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译者与受众的主体性意识显著提升，翻译场原有的权力关系因传播媒体的多样化而发生改变。

从话语翻译角度看，翻译传播通过适当的话语建构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形象，实现国际身份认同；从传播力的角度看，翻译传播借助传统及新型媒介手段，既要打造自己的媒体平台，也要借船出海，充分融入当地的传媒平台，对国际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形成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国际舆论。译语塑造与传播方式可以彼此促成，也可以彼此销蚀，因此必须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译者所熟悉的不同文化圈的用词习惯和价值观，将直接影响到传播的质量和效果；而传播平台、方式及能力，则是话语在异国文化及国际舆论落地的保障。因此，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就是综合运用传播渠道、方式、技术等将我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思想理念对他国进行翻译、传播和互鉴的能力，进而形成强大的话语自塑能力，在国际话语竞争格局中把握主动权。

三、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域下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

就翻译学而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号召为翻译学的建设带来了重要机遇，同时也为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兴的研究方向。

（一）对外翻译理论体系构建

长期以来，译学界大都将译入母语，即母语原则视为翻译的常规与范式，也基于此推演出诸多不同学派的理论体系，如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的文化学派、后殖民翻译理论学派等。这些翻译理论在引进、融合与创新过程中日渐成为当下开展翻译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石与圭臬。

从目前的翻译传播实践来看，相关研究者对于译入母语原则下形成的相关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持久的依赖性，运用译入母语的翻译理论指导对外翻译实践的思维模式尚未发生根本转变。而这一译出母语的翻译行为明显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在诸多层面如翻译方向、接受语境、译者身份等存在本质差异。有关对外翻译的战略意义、指导原则，抑或运行机制、影响因素、翻译效果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者展开理性而深入的论证与思索。这进而深刻质疑并挑战了传统翻译理论的适用力。

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前提下，中国正在实现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转变，构建能够有效指导对外翻译传播实践的理论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从翻译学学科内部汲取有益成分外，翻译理论的构建还需要基于大量的翻译实践史料分析以及借助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才可将相关问题阐释清晰。

翻译学与传播学的有机融合，是对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内核，也是翻译学科发展的新探索。传播学的多个核心理论重点论述信息的形成与发展、意义的生成与解读、信息文本的结构与组织、传播中的权力和资源、社会分配关系，以及文化生产方式等。

除了传播学以外，国际关系理论与翻译的联动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彰显了对外翻译在国际关系互动和构建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与地位。对于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而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诸多理论如建构主义、软实力、文明冲突理论、系统环境论等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除了上述学科理论思想外，对翻译研究影响较大的还有符号学、社会学等，这些相关理论与方法亦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所需的认识与思想来源。

（二）翻译的多模态研究

通过多模态形式开展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实现传播目标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在翻译的维度上，以文字模态翻译为主的传统翻译叙事向以多种模态并用的新兴翻译叙事转变也相应成为趋势。绘本、漫画、戏剧、电影、游戏、网站等多模态文本成为翻译研究的关注对象。直观、具象、生动的多模态文本，由文字模态和视觉模态交互生成文本的整体意义，相较符号单一、叙事扁平的传统纸质文本，更易被异域受众接受和认同。

在多模态翻译实践层面，一方面，多模态翻译意味着翻译在不同符号、媒介所构成的不同模态交互叙事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多模态翻译还意味着翻译并不局限于单一模态之间的转换。事实上，模态间的翻译传播范式是开展中国故事的多元叙事、实现有效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模态间的转换有助于国际受众更为具象直观地了解原文文本，进而更好地理解与认知传播内容。此外，对推动或制约翻译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也是重要议题。再者，开展多模态翻译研究需要在方法论体系上融合创新。

简而言之，多模态翻译实践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模态的取舍、突显与遮蔽等意义重构问题，这既需要更多、更先进的多模态方法参与，也呼唤从理论角度对多模态翻译本身的诸多议题进行探索。

（三）翻译的受众及其接受效果研究

国际传播的受众研究中，除了从文化环境、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等方面对受众进行本体特征研究之外，研究者往往将传播内容在受众群体中的传播效果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此作为判断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指标之一。在翻译学的传统研究视界内，翻译实践链条上的源语文本、译者、目标语文本以及包括政府机构和出版社等在内的赞助人往往是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关于接受效果，虽然也有研究者借助图书销量、图书馆藏量和读者借阅率等多个维度对译介效果进行分析，但是对作为受众的目标读者、听众和观众往往观照不足。受众及接受效果研究理应成为翻译研究未来发展的另一重要向度。首先，对外翻译研究可立足受众本体研究。其次，对外翻译研究可借助新技术，拓展接受效果研究方法。此外，翻译传播的接受效果研究既是实施精准化、分众化传播战略的关键，也是国家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直接影响了国际传播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四）翻译人才培养研究

现有翻译传播人才培养的问题在于，其一，以往侧重“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对“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人才培养重视不足。其二，长期以来，翻译与传播两大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处于几乎完全隔离的状态，传播人才缺乏外语和翻译知识、能力与素养，而翻译人才并不谙熟国际传播特征与规律。其三，目前翻译人才培养仍以粗放式为主，同质化现象严重，未能对接具体关键行业和具体区域国别进行精准化培养，使得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应用性和适用力大打折扣。因此，翻译研究即将迎来的重要研究面向即是如何转变人才培养思路，打破翻译与传播学科之间的人才培养模式壁垒，切实实现两大学科之间的融通，为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而服务，从而增强国际传播的效度和力度。

其一，加强对外翻译人才的培养。其二，开展翻译学与传播学之间的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其三，开展针对具体行业的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研究。其四，开展非通用语关键语种翻译人才培养研究。其五，加强对目标地区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

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政治生态渐趋复杂，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碰撞与合作的频率越来越高，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场域也因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而愈加繁复多元。这一切都既使得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也使得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而富有挑战性。在这种变革性的时代语境下，国际传播活动为相关学术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和多样的研究工具；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使得对外传播与对外翻译走向高度融通成为必然，这也使得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面临了一众重大研究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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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2-22页），若下载原文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或搜索下方网址：

https://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HJX202201002&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MTkxNjl6c09UM2lRclJjekZyQ1VSN2lmWk9ab0Z5bmdXNzdCTmlYQmRyRzRITlBNcm85RlpvUjZEZzgvemhZV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