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 | 语言教育改变世界 ——意大利汉语教育家马西尼专访

费德里科·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现任教于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系，担任罗马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十余年，曾获“中意友谊贡献奖”和“中华图书贡献奖”。作为汉学家，他撰写了《意大利与中国》一书；作为汉语教育家，他主编了《意大利人学汉语》系列教材，领导研制组为意大利教育部制定了《高中汉语教学大纲》并主编了大纲配套教材。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汉语教师被纳入了意大利国家公务员系统。北京外国语大学张红副教授受《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期刊委托，采访了马西尼教授。

（费德里科·马西尼）

一、人生轨迹里的中国机缘

张红：作为意大利著名汉学家与汉语教育家，您与中国的机缘可以回溯到什么时候？

马西尼：第一次对中国感兴趣，是我八岁在医院时看了爸爸、妈妈带给我的各式各样的书，其中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四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黑白纪录片《中国》（Chung Kuo—Cina，1972）。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很少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里中国影像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意大利和中国在1970年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罗马大学开设了汉语课。当时我还在高中学习，但每个周六上午，哪怕和高中的课冲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大学上汉语课。

张红：父母支持还是反对这些“离经叛道”的做法？

马西尼：他们从不反对。我姥姥是苏格兰人，妈妈的母语是英语，所以当时别人眼中的“国际化”，在我家是寻常、自然的。我13岁到15岁每年夏天去英国，16岁的时候开始学汉语，不过放假还会去法国巴黎的商店打零工，17岁那年的暑假我去了以色列。对我父母来说，中国就是远一点儿罢了，能去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去中国又怎么会是问题？

张红：那个时候如何才能获得去中国留学的机会？

马西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留学机会非常少。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罗马大学在内的意大利的大学还没有汉语专业，所以我在罗马大学学习哲学。1981年，我报名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个月的汉语强化培训项目，每天八个小时集中上课学习。项目结束时，因我成绩优异，学校免除了我的全部学费。1983年，我通过了意大利外交部的考试，拿到了政府留学奖学金，手里攥着外交部给买的单程机票，我从莫斯科转机到了北京，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以下简称“北语”）学习了半年，后转到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学习了一年半，之后回罗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张红：您第一次赴华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遇到了哪些生活上的困难？

马西尼：虽然现在意大利整体节奏比中国慢，但当时的反差很强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意大利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生活节奏快，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商品丰富，资讯发达。那个时候的中国和安东尼奥尼纪录片里的中国并不完全一样，整个北京城感觉是灰色调的，房子、人们的衣服的颜色和样式都比较单调。电视节目很少，报纸的种类也很少，而且很难看得到国际新闻。无论是坐出租车，还是申请办理什么手续，都需要一等再等。别说没有咖啡、面包、奶酪、意大利面，就连食物都还是配给供应。我“神通广大”的非洲同屋每周六会买一只活鸡回来，我们一起做饭改善伙食。冬天里大白菜是食堂的看家菜，中午炖白菜、晚上炒白菜，过了差不多一年，五道口才开了一家饺子馆，我们终于吃上了饺子，直到今天，饺子都是我最爱吃的食物，没有之一。还有，公共澡堂只有星期三晚上六点到八点供应热水，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要再等上一个星期才能洗热水澡。所以不管我们去了哪里，在星期三都会准时去澡堂“集合”。尽管有很多的困难和不习惯，但大家都格外珍视这么难得的来中国留学的机会，我和同学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

张红：您当年的留学生活体验是现在的学生无法想象的。那么汉语学习呢，对意大利人来说，汉语难学吗？难在什么地方？

马西尼：语言本身并无难易之分，学习者的母语和所学外语的亲疏距离不同，会给学习者带来不同的外语学习难度。对非汉字文化圈的零起点学习者来说，学习汉语要比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难得多。同样，法语对意大利人比对中国人来说要更容易学。我们对汉字的构成特别陌生，需要多读，特别要多写才能记住。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需要多听、多说。在语言学习之初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必须明白学习没有捷径。更何况汉语的难亦是它的美所在。

当我开始学汉语的时候，我觉得汉语的语音难、汉字难，但当我学习了一年之后，我认为最难的是词汇的搭配，因为汉语和英语一样都是词汇性的语言，真正学好一门词汇性的语言比学习意大利语要难得多。

张红：汉字书写系统是汉语的特性，也是它的美。法国白乐桑教授和您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当年哪些老师教过你们？一起留学的同学现在在哪里？

马西尼：我在北大旁听时，执牛耳于北大语言学的是朱德熙先生。我眼中的朱德熙先生，平易近人，总是体贴地问我这个班上唯一的外国人，对课上的内容有没有问题、在北京生活是否习惯等。另外，朱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六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语法规律，过了一个星期，他来上课的时候就说：“不行，我上次给你们讲的这个规律不对，因为我在公共汽车上面听到一个人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就不符合我们上星期学的这个语法规律......”朱先生极富智慧，他这种严谨又不失灵活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大。朱先生后来还帮我写了推荐信，于是我从北语转学到北大，开始了我的第一个研究项目——“索绪尔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同班同学来自世界各个大洲，有的同学会因对世界的认知不同而和老师用汉语进行辩论，现在这些同学在世界各国，有的是汉学家，有的是大学教授或政府的中国事务顾问。无论我们现在在哪个国家，我们都把中国当作我们的第二祖国，这是我和同学们的一致想法。

（马西尼老师接受本刊采访）

二、汉语作为意大利人认识世界的窗口

张红：很多中国人了解的是作为著名汉学家的您，您的汉语教学是如何打上汉学研究烙印的？

马西尼：我刚才说了我学习汉语的挑战和经历，没有对中国的兴趣我不可能学好汉语，也不可能完成《意大利与中国》一书以及其他的汉学研究。首先， 对我来说，我不仅仅是把汉语当作交际的工具，更是把汉语当作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教汉语的时候首先鼓励学生对中国文化持有开放的态度。在罗马大学和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以下简称“罗马孔院”），中意教师合作教学。中国教师教语音一定比我更好，但我作为意大利人更善于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去引导学生学习汉语和理解它代表的中国文化。其次，我反复强调语言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汉语就是探索和理解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反观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路径。我告诉学生，不可对另一种生活方式妄下结论。作为教师，我带着学生尽可能多了解，之后则由他们自己进行判断。最后，对学生的评估要从多个维度来开展，考试只能了解学生的知识学习情况，不能了解学生学得好坏背后的原因，我从来不以学生的学习成绩来判断学生。这个也许就是汉学研究在我汉语教学中的一种投射吧。

张红：现在罗马大学汉语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数是43年前的100倍，大学一年级就有两百多人。很多教师很怕教大班课，特别是语言大班课，您大班课教学的成功经验有哪些？

马西尼：罗马孔院在意大利四个行政大区（相当于中国的省）设立了六所孔子课堂，让汉语学习和考试更加便利，所以近两年来罗马大学汉语专业的班级规模已经从近三百人减到两百人左右，但这还不是理想的语言学习班级规模。

我有三个上大班课的经验。第一，关注学生是否能跟上我讲的内容。我会注意看学生们的眼睛，偶尔也故意犯个意大利语的语法错误，看看学生会不会马上纠正，如果马上纠正了，说明学生注意力集中，跟着我的思路在走。学生注意力集中，我就继续教学，如果学生跟不上，这就不是学生的问题，是教师的问题了。教学不是教师自己向前走，而是带上学生一起向前走。第二，大班课的学生多，语言学习经历和跨文化经验也都不同。对于不同水平的学生，把整体教学目标进行切分，把大目标切分成很多小目标，每个小目标快完成的时候，注意观察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并调整下一步的教学内容与节奏。第三，教师持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很重要。课堂时间总是有限的，如果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出来，他们课下就会通过各种办法去学。现在图书馆藏书很多，网络学习资源丰富，在移动设备上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学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马没有什么中国人，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会特意跑到中国大使馆门口“蹲守”，见到出来的中国人就连忙说“你好”，追着用汉语跟人家打招呼，使馆的人觉得十分诧异，但我自己很高兴，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一点儿不假。

张红：您在担任校长的五年期间也坚持教学，是什么让您对教学“恋恋不舍”？

马西尼：大学教师既要进行教学也要从事研究，还要不断自我提升使得教学和研究都能始终处于前沿地位。当校长的时候，虽然我需要做很多教育服务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不教课，会让我觉得好像自己离开了大学一样，心里不踏实，何况我真的很喜欢教学。如果一开始就能让学生们认识到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帮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语言学习态度，让他们接触多元文化的同时心态更开放，从而促进他们的汉语学习，甚至对他们职业生涯规划产生影响，就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我也希望能继续培养新一代的汉语教师，实现汉语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得益于中意交流的深入，大多数汉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找到与汉语相关的工作，另外一些学生选择继续深造并从事汉学研究，这说明我们总体教得好。可能有少数第三类学生，在学过一段时间的汉语之后，今后的工作与中国并无交集，但是因为学过汉语，对中国有所了解，他们在路上看见一个中国人不会再感到新奇和陌生。我认为这才是意大利人学习汉语的真正意义，因为我们把中国这样一个欧洲之外的遥远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都介绍给了学生，为他们打开了认识中国、了解亚洲的窗口。或者说，我们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介绍增进了学生对各国人民的了解，由此促进世界和平建设与文明发展。这是我理解的“教书育人”。

（马西尼老师翻阅古籍）

三、意大利式的汉语国际教育

张红：2004年，有28名罗马大学学生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学习一到两个学期，所获学分转回罗马大学，这个合作已经持续了十多年。2017年两校又启动了本科双学位的联合培养项目。您怎么看待这种“嵌入式”的跨国语言学习模式？

马西尼：2004年，罗马大学第一次借鉴欧盟的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的模式，把学生送到北外，在欧洲之外建立了“嵌入式”的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教育模式。所谓“嵌入式”是在设计课程培养方案时就把罗马大学与中国大学都作为专业学习的整体部分。具体做法是罗马大学与北外联合制定课程方案，在不增加学生总学时数量的基础上，在北外开设符合学生毕业要求的课程，考试合格拿到的学分可以转回罗马大学。罗马大学对这种国际教育合作非常认可，为所有参加项目的学生都提供了奖学金。为了配合“嵌入式”的联合培养，在两校教师联合编写的《意大利人学汉语》的第三册中，我们预先把课文对话场景安排在了罗马和北京。随着项目的顺利推进，我们向罗马大学学术委员会申请，调高了在北外的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2017年第一批20名学生去北外上课，如果他们在两校都通过论文答辩的话，最终能拿到中意两国教育部认可的本科双学位毕业证。十多年来，罗马大学汉语专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教育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除了中国，我的博士生们在亚洲其他国家和美洲国家也进行着学习和研究。

张红：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在意大利和中国最大的收获有哪些？

马西尼：在意大利，学生一入学，教师就开始慢慢培养学生对中国的兴趣，每年高年级的学生都会跟一年级新生分享他们在中国学习的经验。开设的课程也从各个维度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同时打下较为系统的汉语语言知识基础。这种延续意大利教育传统的授课方式与课程设计，很好地帮助学生实现了从中学向大学的顺利过渡，同时为他们未来在中国学习做了课程、语言、跨文化适应多方面的铺垫。

学生们到了中国，能够锻炼跨文化环境下的生活能力，学习如何用汉语进行交际与沟通，提高汉语听说能力以及和中国人的真实交际能力。2018年我陪同罗马大学校长欧金尼奥·高迪奥（Eugenio Gaudio）特意去北外看望100余名在北外留学的意大利学生并和他们进行座谈交流，学生们都表示很喜欢北外的教师和学习环境，对这种跨文化学习体验非常满意，并希望能够延长在中国学习的时间。

语言与文化的沉浸式学习体验，能帮助年轻人跨越文化的鸿沟，参与到新型中意关系的构建当中。我在这里举个例子，罗马孔院有个下设的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孔子课堂，四年前该校有个叫Davide的学生在重庆留学了一年，回到罗马继续高中五年级的学习的同时，他还给罗马孔院的中方教师免费上了一整年的意大利语课。教师们都非常喜欢他的教法，每当别人夸他时，Davide都会说：“哪里哪里，我的教学法都是跟中国老师学的 呢 。”Davide后来去了荷兰读大学，学习欧盟法，现在在米兰一家中国公司实习。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马西尼老师接受报社采访）

四、提高意大利的整体汉语教育水平

张红：教材、教法和教师是国际汉语教学界经常讨论的“三教”，因为它们是影响汉语教学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2006年您主编的系列教材《意大利人学汉语》广受好评、多次重印再版，2010年获得孔子学院总部“世界优秀本土教材奖”。这套教材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马西尼：《意大利人学汉语》是专为意大利汉语学习者编写的。第一，这种针对性体现在语法项目的编排体例上，选择汉语和意大利语语法相同的内容放在教材的前面先学，比如主语在前面，然后是谓语、宾语；相反，形容词谓语、程度补语对意大利学生来说很难，我们把这两个难点放到了教材的后面。第二，我们编教材的时候不但参考了HSK的词汇，还根据意大利的情况，有所增减，去掉了一些意大利人不太常用的词，比如“外孙”。第三，编写团队是由我这样的汉语学习者，有经验的、长期在意大利的、母语为汉语的教师和中国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虽然这套教材现在在意大利使用率达到了70%以上，但是教材中有一些像“光盘”“磁带”这样的词已经不常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了，“上网”也不再是爱好，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工作之中了，所以我们考虑对这套教材进行修订。

张红：意大利教育部2016年颁布高中汉语教学大纲的契机是什么？大纲有什么特点？

马西尼：编写高中汉语教学大纲的想法源于2015年9月由意大利教育部、罗马孔院和罗马大学东方学系联合举办的意大利首届全国高中汉语语言与文化教学会议。会上，意大利各地的汉语教学人员多次强调高中汉语教学大纲研制的必要性及紧迫性。会后意大利教育部委托我组织意大利各大学汉语系教师、各高中汉语教师和孔子学院专业人员，迅速成立“意大利高中汉语教学大纲编写委员会”，并于一年后完成了大纲编写工作。考虑到意大利当时的实际情况，委员会先确定了大纲的体例，落实了编写责任，未来将根据实际情况阶段性地修订大纲。

和中国不同，意大利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和高中五年的“五三五”制。五年制公立高中每年有100小时外语课程时间，据此，大纲在主题功能、词汇语法、国情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设计安排，使零基础的汉语学习者在高五毕业时能达到HSK四级或五级水平。

作为指导性文件，大纲旨在推动意大利高中汉语教学的规范化发展，同时又给教师一定的灵活自由性。比如，对学生每年要掌握的汉字的要求是描述性的，对文化知识的要求较为概括，教师可以决定具体的教学内容。

在大纲编写过程中，考虑到意大利南北的地理差异，所以加入了“下雪”“游泳”等词，还有体现意大利地理特色的词，比如“港口”“郊区”“山区”等。就像外国人来意大利应该先了解“罢工”“电车”这类词一样，我们还在大纲中提醒老师增加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汉语词汇。我们希望近期能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搜集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对教学大纲的建议和意见。

张红：《我们说汉语》是意大利高中汉语大纲的配套教材，它有哪些特点？

马西尼：《我们说汉语》是根据刚才说的意大利高中汉语教学大纲编写的高中汉语本土系列教材。一共有三册学生用书和一册教师用书，配有在线电子书、网络学习资源、音视频材料及课后练习册等。教材总目标是高中毕业时，学生的汉语水平达到HSK四级或五级。针对高中生从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心智逐渐成熟的特点，我们和出版社商量，在教材中配有较多适合青少年而不是儿童的图片。另外，在新词语方面，我们着意提供了“办卡”“刷卡”“微信”等词，适应学生中小学阶段参加中国夏令营、高中阶段中长期或短期留学中国的需求。

五、孔子学院促进世界与中国的交流

张红：罗马孔院是罗马大学和北外合办的孔院，您怎么看待这十余年的合作与发展？

马西尼：罗马孔院实实在在是罗马大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的融入，我们做得非常好，中意在工作习惯、流程上有差异，但在很多项目的合作上，我们一直互相理解并不断协调。

罗马孔院十余年来一直保持平稳持续发展，这首先是因为两校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在孔院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和北外的教师有学术和教学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另外，北外和罗马大学都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在学术上很严谨，这是两个学校的共同点。2018年5月，罗马孔院在北外设立罗马大学北京中心，并由罗马大学高迪奥校长和北外彭龙校长一起为中心揭牌。高迪奥校长结束中国访问回到罗马，随即签署成立罗马大学北京中心的校长令。

张红：意大利人对孔子学院有什么看法？在意大利，孔子学院是否担起双向人才培养的任务？

马西尼：意大利人对孔子学院的印象不错，他们觉得孔子学院像一个文化中心，有很多中国文化的“铁粉”关注并参加孔子学院的各类文化活动，媒体对孔子学院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报道。

孔院在意大利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拿意大利第一所也是规模最大的罗马孔院来说，适应时代需求变化开设的专用汉语课和各种定制课程是对大学中文专业课程的有益补充；孔院举办的活动既有传统的学术交流项目也有非传统的文化体验式学习；丰富的留学项目带给远在撒丁岛和意大利中南部地区的学生体验全球化汉语教育的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在孔院工作的中国教师们，他们在意大利工作几年后回到中国，有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多语言能力和跨国工作经验，对中外合作模式比较熟悉，相比没在孔院工作过的同龄人，他们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年轻人。所以，我认为孔院不仅为意大利培养了汉语人才，同时也为中国培养了国际化人才。孔院对人才进行培养，才能一步步实现文化包容的可持续发展，孔院才能基业长青。

张红：孔子学院在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如何开展工作？作为罗马孔院的院长，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马西尼：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历史感到非常骄傲，同时对有灿烂文化传统的中国充满好感与尊重，因此孔院开展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传统美学、中医理论与实践的讲座和体验活动，满足了意大利人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渴求与好奇心。

作为孔院院长，我希望意大利的高校在国际化方面步子再迈得大一点，希望汉语教学能进入更多的当地高等院校，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有机会用汉语来学专业。我认为进行跨专业的语言教学非常有必要，比如我的一个中国博士生在罗马大学学了拉丁语，毕业后去北外欧洲语言学院进行拉丁语的教学和研究。跨专业的融合性学习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很多努力和时间。

近二十年，中国文化在意大利有很多“铁粉”，不过我们期望吸引到更多的以前对中国完全不了解的“圈外人”来了解、感知中国文化。还有就是如何宣传中国国情，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中国不仅国土面积广大而且东南西北不同地区的文化也都各具特色，如何让意大利人了解这种丰富性，是个挑战，文化宣传活动也应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进行相应调整。

上面说过的全球化时代教育，不仅要有跨国体验的学习模式，还应该有跨国合作教学与研究的合作模式。可以学习伊拉斯谟（Erasmus）教育交流的做法，未来在世界范围内不但能实现不同国家之间学生的互换交流，也能实现教学人员的流动，这是我对孔院未来工作的一些设想。

（马西尼老师向记者介绍古籍）

六、携手传统走向未来

为世界共同体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张红：2010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为您颁发了“中意友好贡献奖”。您看到的中意文化交流的潜力是什么？

马西尼：虽然当年并没有现在那么多人看好中国的作用和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但是我从我的导师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先生的身上，看到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必要性以及这种东西方文明交流带给人们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与事业发展的机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开始对中国着迷，八十年代，汉语给我带来了很多留学和海外工作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尽量发挥自己多文化、多语言的特长，为意大利与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友谊做了一些新的事情。

罗马是欧洲的一座国际化都市，罗马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专业设立十分丰富，与全球59个国家的622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么大的国际化平台以及优秀的罗马大学教研与行政人员，可以在更多的专业领域与中国加深合作。罗马孔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如推进汉语进入意大利国民教育体系、推动设立中意双学位项目、建立罗马大学北京中心等，相信罗马孔院今后可以在中意交流上做出更多贡献。

张红：“以史为鉴”“温故知新”是您的口头禅。意大利很好地保存了历史，而学生代表未来，那么在您的教育工作中如何将历史带入未来？

马西尼：这个问题对意大利来说是个难题。我想举个欧盟的例子，经历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都再也不想经历战争。这些人见证了欧盟教育交互培养带来的好处，所以他们很支持欧盟。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创伤，无法明显感受到欧盟带来的好处的新一代，他们有可能反对欧盟。所以应该多一些对历史的了解，从而为以后的发展提供帮助。这就跟在教育中一样，孔子学院为不同国家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学习更多的语言，了解世界并反观自己的文化，从而做出思考和比较，对传统的审视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当下并为未来做好准备。

张红：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son）认为当代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全球场”中进行的。作为汉学家与汉语教育家，您期望新一代的汉学家有什么特质？

马西尼：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罗马教皇派出的传教士和威尼斯商人进行着东西方的交流；十六世纪末，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了澳门。这些交流带动了人们对彼此语言文字、社会文化等的了解和记载。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各种设备让学习语言前所未有地容易，东西方之间不再是数年而是短短几个小时的旅程。除了应该具有更高的语言能力，新一代的年轻汉学家，还要有更丰富的知识储备，不仅需要深入研究某一具体学科，还要跨学科学习，对不同的领域都要有一定的了解。新一代的汉学家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大的格局和广阔的眼界，这样才能成为合格的汉学家。要多参加不同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了解其他同行在做什么工作，不仅是去中国参加活动，也包括和其他国家的汉学家进行交流。

张红：在2019年3月《中意联合公报》第19条中，两国政府都表示在中学教育阶段鼓励学习对方的语言，汉语教育在意大利会有一个新的腾飞吗？

马西尼：前面提到了意大利本土汉语教材和作为基础阶段教学指导性文件的意大利高中汉语教学大纲。然而教材的使用、对大纲的理解和贯彻都离不开“三教”中的教师。2016年，意大利教育部决定将汉语师资纳入国家师资招聘中，首次开放了13个名额给高中汉语教师，当年录用了15名汉语教师。相信今后会不断有汉语教师通过考试进入国家公务员序列，这能够使本土汉语教师队伍稳定发展并不断壮大。这对意大利中小学的汉语教育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不仅反映了意大利汉语学习人数迅速增长、教师需求相应增长的社会现实，还体现出意大利教育部对中小学汉语教学的重视，这一举措必将激励更多优秀的本土汉语人才加入汉语教育的行列中来。同理，孔院的优秀中国教师能够在当地学校或孔院工作较长一段时间，可以满足孔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意合作模式是会继续下去的，中国教师和意大利教师在意大利本土汉语教育的发展中同等重要。

（本文发表于《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020年第1期。更多文章信息，请扫描下方二维码，移步知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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