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珣 | 追随对外汉语教学事业 60 年 ——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学科的发展
作
者
简
介
刘珣，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汉语教材总编审，历任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学术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教材编写理论及师资培养理论。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奖。
提 要： 作为北语培养的一名对外汉语教师，作者1961年入行，1964年正式走上对外汉语教学讲台，迄今已有60年。从刚开始对这一事业毫无了解，“服从组织分配”走上工作岗位，到今天对这一事业和学科满怀热爱之情，以致年逾八秩仍觉得与之难离难弃，作者从一名对外汉语教师的视角，结合工作中的切身体会，讲述了自己多年从教的故事。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
一、引 言
肇始于新中国诞生之初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于今已度过了70多个年头。余生也晚，未能赶上20世纪50年代的事业初创时期，到1961年秋才加入这一行。记得那年我大学毕业等待分配，接到通知后成了第一批35名（选自11所大学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出国储备汉语师资中的一员，与这个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结了缘。从此就紧随这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至今已整整60年！这60年中，我一直在北京语言学院 / 北京语言大学（以下简称“北语”）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共度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的青春、我的壮年，直到如今退休以后的老年。这60年中，对外汉语教学浸透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也在这一事业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热爱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一生从事这项事业、体验这项事业、研究这项事业的原因。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70年代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开创时期，80—90年代的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确立时期和进入21世纪以来的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时期。前两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年轻的同行们不一定非常熟悉，自然成为本文叙述的重点。现在正进行的第三时期，大家都是亲历者；而退休后的我虽然大部分时间仍在返聘中，但毕竟已不在一线，本文只能少谈以藏拙。再加上篇幅的限制，文中所提供的信息和举例，特别是60多年来单位与个人的各方面成果，必然挂一漏万，不能尽述。
需要做一点说明：按本人的看法，我们已经用了近40年的“对外汉语教学”一词，与近10多年来较多使用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前年刚开始使用的“国际中文教育”这两个新名称，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涵，指的是同一门学科、同一个事业。差别主要在于，“对外汉语教学”一词带有母语国的色彩和中国人的视角，只宜中国人使用（实际上也为中国教师所爱用）；“汉语国际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作为术语更为科学和规范，能覆盖世界各地的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育的学科或事业，适合从事这项学科或事业的各国同行所使用。考虑到本文正是从中国人的角度、主要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且照顾到历史的真实，多处仍用“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
二、11年的探索与准备，建立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基地
开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第一个时期，又经过了初创、巩固和恢复三个阶段。这个时期的第一件大事应该是1962年“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即北语的前身）的成立。我国唯一的这所以专门从事对外国留学生进行中文和相关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高校，实际上是经过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事业初创阶段、长达11年多的准备才得以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开创时期的初创阶段。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第二年9月就在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成立了“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以下简称“专修班”），由清华教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兼任专修班班主任，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担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给赵元任先生做助教的邓懿负责专修班的教学工作。1951年1月，刚集中到专修班的33名东欧留学生就能开学上课，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对这项事业的高度重视。一年半后，由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9月专修班调整至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61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又调至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与非洲留学生办公室合并，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留学生办室”。1962年6月单独建校——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964年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
经过这11年的探索与准备，第一代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开拓者们从无到有，初步拟定了学制一年左右的汉语预备教育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初步建立了一套教学制度、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还编写了我国第一套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邓懿主编）。这一切都成为新建立的北语进一步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宝贵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11年来在清华北大工作的教师原班人马，许多都陆续转到了北语，成为新学院的骨干教学力量。比如，作为最早（1950年）就参与筹建清华专修班的钟梫，后来一直是北语来华留学生汉语部（简称 “来华部”）的教学主管之一。清华专修班的王还、张维、赵淑华等，以及最早入职北大专修班的李德津、金德厚、李景蕙、李培元等，此后也一直是来华部的教学领导或骨干。他们对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新来校参加工作的出国储备师资以及其他应届毕业生，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使年青一代很快地成长起来，逐渐成为这条战线上的第二代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北语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同一批创业者从清华走到北大，再走到北外而最后定位在北语，是清华、北大、北外十多年来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延续；也正因为主要从业者还是这批人，北语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实际上也就并非开始于60年代，它的前期可上溯到50年代初清华、北大的这两个专修班以及60年代初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留学生办公室。
从1962年北语建校到1966年“文革”之前，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开创时期的巩固阶段。北语 建立的意义在于，从此我国有了一所具备完整建制、可以举全校之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的高等院校，从而巩固并发展了50年代初创阶段取得的成果。在后来的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中，特别是80—90年代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的确立时期，在兄弟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刚组建不久，力量还相对薄弱之时，北语这所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学校，也不负众望，无论在课程、大纲、教学法、教材或测试的研制方面，还是在开发重大科研项目或创建学术组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方面，都很好地发挥了核心基地和研究中心的引领作用和主力作用。
1964年9月，在北京语言学院正式改用新校名之际，包括笔者在内的第一届储备师资已完成了在北大或北外三年的外语进修任务，其中绝大部分人集中到了北语，加入这所新高校的教师队伍中，正式走上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讲台。第一学期我是跟资深教师赵桂林老师搭班教印度尼西亚学生和缅甸学生。记得开学后我经常听她的课，除了为教学中好相互配合之外，更是为了学习这些前辈教师们丰富的教学经验，特别是课堂教学的方法，以弥补我们这些新手教师缺乏教学实践的短板。在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中，实际上最让我们受用而影响我们一生的，还是他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
（本文发表于《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2021年第4期，更多文章信息，请扫描下方二维码，移步知网下载）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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