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考古 | 皇家亚洲文会在上海1857-1874

“

我们，与上海的志向与名誉共存。

1857年

这是一个散发着古早味的故事，我们不得不从1857年这个年份说起。这一年的上海，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发生，在大多数历史书上它只是一个毫无特征的四位数字，所以我有必要用最简练的文字描述一下那个年份上海的情形。

这一年，离开这座城市被世界打开仅仅过去了14年。洋泾浜以南的老县城和她几百年前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但在我们今天称为外滩到人民广场的矩形区域里，崇尚效率，讲究规则的英国人，已经按照他们的步骤，建成了一座现代城市应有的雏形：一座英国圣公会教堂竖立在了九江路上，那也是它今天矗立的位置；一所西医院搬进了山东路，用来拯救那些经历了4个月海上颠簸而健康状况岌岌可危的水手们；一个为西式运动提供场地的巨型娱乐场建立在了西藏中路的东侧，不久之前他们刚刚卖出了位于河南路上，颇显局促的老地皮。

雪后的圣三一堂，1858年
Source：Photograph by William Jocelyn. Bath Royal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 reference: L04357-012b. HPC ref: VH02-038.还有更重要的是，在英租界内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上海工部局已在3年之前建立，这个任务曾因4年前小刀会在县城内的武装叛乱而变得十分紧急。随之重组的还有警察部队，可以想见，当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居民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涌入租界之后，他们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应该颇为繁重。
1855年1月6日，清法联军与小刀会展开北门之战，英军在此役中保持中立。此图重绘于1929年，是关于小刀会武装叛乱期间描绘作战场面的唯一图像史料。
Source：Le journal de Shanghai，192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3年之前，租界自建的卫戍部队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和英美海军陆战队在租界西端的泥城河击败了试图借道租界攻击小刀会的清军，这是一场伤亡总人数不过数百人的小规模战斗，但却让租界的武装中立得以成立。从而在1850年到1864年，当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正在饱受内战的极大摧残之时，租界中的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华人）得到了实质上的庇护。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内，准确地说是1857年9月24日，18个英美居民在共济会堂成立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前身。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建立

在现代都市的各种业态都已初具雏形的1850年代，早期的租界居民们（以英国人为主）很快就意识到精神需求并不亚于物欲上的满足。在这个时期，一个现代城市所必需的文化机构已经逐步建立起来。1850年，这座城市里的第一份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第一次出版。1851年，第一个象棋俱乐部建立。在更早一点的1849年，第一座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宣布成立，同年，第一个戏剧社也被建立起来。 

不过，客观地说，享受文化生活并不是这一时期租界居民的主要诉求。因为他们的社群人数还非常有限（据1851年《北华捷报》的数据显示，英国籍侨民的数量只有256人，其他国籍的侨民则更少），在1852年，英国侨民们曾提出过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建造包含所有文化以及商业团体在内的公共大楼，但因遭到了英政府的回绝而流产。很显然，挣钱才是主流。往返上海港的大量外国人都是商人和水手，他们的数量是常住居民的十倍以上，但并不会被计入人口统计。他们靠着违法的鸦片贸易和房地产投机在两三年内迅速暴富，却对隐藏在港口后面古老国度的文化毫不关心。
在这样的环境下，租界居民只能靠自身的努力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幸好这区区两百多居民之中不乏才华卓越的饱学之士。上海文理学会的第一任主席裨治文牧师（Reverend Elijah Coleman Bridgman），早在1830年就抵达了广州，成为了首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1832年，他创办了学术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致力于探讨中国社会与文化。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在1857年10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学会会议上，裨治文预言上海很快会成为“一个不同志向，不同影响交汇的，东半球最伟大的中心”，“这里必定要有保护文学和科学的居所”。另一位创始人帅福守牧师（Reverend Edward W. Syle）补充道“随着上海公共生活的渐进发展，在一个由两百多人组成的定居社群中，培养知性品位和获取知识的组织是自然而然要产生的”。这些漂亮的措辞听上去不免有些冠冕堂皇的嫌疑，但试想一下，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日常生活中，与几百倍于自身数量的中国居民共享着公共空间。对这些人身上承载的语言，哲学，风俗，文化和历史完全视而不见显然是不可能的，作为专业的研究者，他们也不会放弃近在咫尺的在地性优势。中国和上海，对他们而言就是研究的宝库。在会上，帅福守的另一句发言颇具界定性“我们，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志向与名誉共存，在建成满足人们社会修养与知性提升所需的音乐协会和公共美术馆的愿望达成之前，绝不会满足”。出版于1939年的《上海食用鱼类》（Common Food Fishes of Shanhai），从营养学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菜场上可以买到的食用鱼类，可以想象其中的许多研究样本也被作者下了锅。这本并不著名的著作，反映了文会研究的取向。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遗憾的是，帅福守在创会会议上所说的音乐协会和公共美术馆最终并没有实现，但学会宣称的另外三个目标在不久之后都被付诸于现实——涉及中国及其邻国各个领域的学术调研；学会会刊的出版；还有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院的建立。1858年，也就是学会成立的翌年，学会被获准附属于总部位于伦敦的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并正式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简称文会。之后，这个在上海历史上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将他们极具历史价值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52年——他们被共产党政权从这个国家上赶走为止。文会图书馆与博物院的建立

文会的主要出版物《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成功，订阅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也仰仗于侨民人口的逐渐增加。但与此同时，图书馆与博物院的进展却异常艰难。这是可想而知的情况，因为后两者都需要大量资金与场地作为支持。缺乏资金一直是困扰这个非盈利学术机构的头等问题（时至今日，这样的状况也没有什么改观）。除此之外，在1861年11月，文会的首任主席裨治文溘然离世，紧接着太平军攻占了上海的市郊，危急的政治形势导致了文会活动沉寂了两年多。

直到1864年，著名的巴夏礼爵士（Sir Harry Parkes）被选为文会主席（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英国驻沪总领事和后来的驻华公使），他凭个人的热情恢复了文会的各项活动，并向上海道台借到了位于宁波路上的府宅作为文会的场地。文会因此另外聘请了一位常驻的博物馆专员和一位文员。此一时期，文会收到了少量文物和标本的捐赠，但他们并没有急于扩大这方面的收藏，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场地的不济。但书籍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尤其是在1868年，享有盛名的文会成员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即将离开上海时，文会有机会购买到他珍贵藏书的一部分，所以建立图书馆的任务被逼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

Alexander Wylie

Sir Harry Parkes

也就是在同一年，英政府终于同意从领事馆的土地上割出一小块作为文会图书馆与博物院的建设用地。这块土地位于虎丘路和北京东路的东北角，也就是今天亚洲文会大楼所在的位置。早在1850年代，英领馆曾在这块地皮上建起了“大英监舍”，这是租界中最早的正式监狱（在租界的最早期，他们还建过一个比门房间大不了多少的临时监狱，因此很难冠之以“正式”之名）。但在1860年代的后半段，“大英监舍”已明显不敷使用。于是在1868年，英国人在厦门路和苏州河之间买了一块更大的地皮，并于1871年建成了一所俗称“西牢”的大监狱。对于文会而言，真可谓是恰逢其时！他们免费获得了“大英监舍”地界上这块狭长的地皮（虽然并非整块）。但他们还必须面对两个前提“不得将土地转为他用；当文会解散或是三年之内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的话，英政府将收回土地。”

1860年代早期的英领馆地界图，左上角绿色区域标注为“大英监舍”，其地界的靠北侧一部后来成为了文会的建设用地。（此图右侧为北）

1871年，当三年期限快到的时候，文会想方设法筹足了建设经费。文会成员Thomas Kingsmill，建筑师兼学者，免费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最终用不足3000两白银的预算建成了一栋朴素却实用的二层建筑，虽然在当时，它确实是整条上圆明园路（虎丘路最早的名字）上最简朴的建筑，但却因其超群的影响力而在十几年后（1886），让整条路为之更名为“博物馆路”（Museum Road）。

1904年地图上的“博物馆路”（Museum Road）Source: Plan of Shanghai, London : Waterlow & Sons Limited, 1904.1872年1月11日，文会终于迎来了开放的日子。来自苏格兰的先锋摄影师John Thomson （关于这位与亚洲关系密切的摄影师的故事，会另外撰文讲述）在开幕式上用幻灯片（limelight projection lantern）展示了吴哥窟的摄影作品。这应该是上海历史上首次现代意义上的摄影展。非常幸运的是，上海首次摄影展的大多数作品，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了伦敦大学Wellcome图书馆，可供今天的我们一探当年的究竟。149年前，上海的人们已经见识过了如今的网红打卡点——“高棉的微笑”。
Source：Photograph by John Thomson. Wellcome Library ref: no. 19170iSource：Photograph by John Thomson. Wellcome Library ref: no. 19200i1900年代拍摄的亚洲文会初代建筑，后于1930年拆毁建造新楼。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顺便提一个细节，1871年完工的建筑占地面积是35X28英尺，只是上图所示的建筑中，从街面到入口处的部分（入口在建筑的侧面而非正面）。其中的一楼作为会议室兼报告厅，二楼则布置了全新的书架，文会之前辗转于各处的书籍终于有了不错的归宿。除此之外，他们还迫不及待地在二楼的房间正中，设置了规模不大的标本展台。
至于建筑的另一侧，则是在1872年底完工的，并于翌年开放（从入口设置在侧面这一结构特征上也能看出，另一侧的建筑位置是被预留的）。文会想把上海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没错，就是1849年建立的那个图书馆并入到其中。双方因此签订了协议，由文会提供建设资金，并给图书馆10年的免租期和之后10年的成本租金（undisclosed nominal cost）。有趣的是，尽管条件优渥，图书馆的许多会员对搬入这栋朴素的二层小楼颇有微词，要知道他们从1865年以来一直待在如宫殿般华丽的上海总会里享受着无敌的江景。他们强调要跑到租界的尽头实在是很不方便，但事实是从上海总会步行到文会只有10分钟的距离。无论如何，图书馆还是“勉为其难”地搬进了文会的小楼，那些牢骚不过是学者们的自尊心在作祟。
拥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建立博物院的工作终于得以展开。不过直到1874年，他们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在那一年，文会终于聘请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籍标本制作师——王树衡，他曾是著名传教士谭卫道（Father Armand David，动植物学家，因发现大熊猫而著称于世）的得力助手。同时，伟烈亚力也在此前回到了上海主持文会的主要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文会举办了第一次博物展——“上海鸭类展”，想必其中的一些展品也是从当地小菜场买来的。还记得我们提到过的《上海食用鱼类》吗？这种接地气的学风似乎由来已久。

尽管经历了种种曲折，到1874年，创会时所提出的三个目标——亚洲研究，会刊出版，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院的目标都完美地实现了，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帅福守牧师，文会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在目睹了这些成就之后安然踏上了前往横滨的旅程。然而，亚洲文会与上海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更精彩的后续我们稍后再叙。

初代亚洲文会入口处的照片，画面上清一色印着华人的面孔。毫无疑问，从一开始，文会的许多工作就有大量中国人参与，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留下姓名。关于华人与亚洲文会的故事，我们会在今后的故事里给大家详述。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令人欣慰的是，初代亚洲文会入口处的匾额竟然完好地保存至今，并在新建成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内陈列展出。这是老会所留给后人唯一的念想。
Source：xuming主要参考资料

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No. 1, June 1858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n Shanghai, by Peter Hibbard,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Vol. 78 No. 1, 2018

Of Quarantines, Masks and How a Museum in Shanghai was Completed . . . and Continues to Be Redefined, by Julie Chun, Yishu, VOLUME 19, NUMBER 4, JULY/AUGUST 2020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王毅，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5

展示自然——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动（1874-1952），戴丽娟，法国汉学，第十八辑，中华书局，2019

”外滩源”研究：上海原英领馆街区及其建筑的时空变迁（1843-1937），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文：城市考古—老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