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露平 | 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及其人类解放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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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

及其人类解放向度

作者简介

周露平（1980—），男，江苏高邮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厦门大学学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CSSCI发表论文近20篇，有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资本论》研究专著1部并入选“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与省社科基金等多项。

摘要：马克思的机器观与资产阶级的机器观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澄清了资本机器观的含义，即它是资本社会关系强加给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机器造福人类、解放人类”的虚假世界观。马克思对资本机器观进行了双重诊断：一方面，就哲学性质而言，资本机器观是资本启蒙的世界观，是现代私有财产或资本运动的必然产物，体现为一种资本控制社会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以自动化模型的方式深嵌至社会领域，以意识形态形式建构起一整套世界观结构，完成了“机器-权力的互动构型论”。另一方面，资本机器观需要通过经济学加以剖析，才能真正呈现出机器本身不仅是一种物态的存在，还是负载着资本剥削合理性的特殊意识内容。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表明，机器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物质环节，因此需要超越资本才能超越资本机器观。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机器观；人类解放向度

就思想史效应而言，拉·梅特利的“人是一架机器”论击溃了神性世界的禁锢统治，诠释出人是脱离上帝特制的存在。这个论断即使有反思性尝试，仍无法突破现代机器的自动化框架，仅限于“自然的法则”对超验理性的反叛。因此，当它真正走向社会化生产时，又沉沦至无批判的浪漫主义幻象之中，无法抵达现代资本生产的核心命题。从弗朗西斯·培根开启的人与工具关系的重新定义，到拉·梅特利的“人是机器”与康德的“人并不仅仅是机器”的质疑、蒲鲁东的机器优化论，到现代诸如海德格尔、本雅明等人对现代技术的深刻反思，再到鲍德里亚对机器的后现代解读等，它们都或多或少对机器为内容的科学技术提供了哲学说明。不难发现，贯通众多思想家的思考脉络——从工具论到机器论，再到机器反思论，直接见证着现代资本主义生成史，更是资本机器观的成熟史。那么，什么是机器观？《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观念是特定社会关系的实践产物。因此，机器观是资本社会关系强加给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机器造福人类、解放人类”的虚假世界观。这种意识形态在生产世界中变成了一种机器或智能拜物教，形成了“机器万能论”“机器取代工人论”“机器解放论”“机器服务论”等错误思潮。马克思并未简单延续近代以来的机器观，而是将之纳入现代世界语境中，剥离出它的本质内容，进而提出超越其的向度，对现代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

一、马克思机器观诊断的哲学批判向度

一个有趣的假设：假如马克思身在德国，那么机器观批判一定是对机器观念论的批判，表现为对机器理性的批判，或者说是机器观念的抽象扬弃，因为普鲁士的封建王朝没有像英国那样发达的工厂制度。假如其身在法国，那么机器观批判就变成“社会逻辑的二元论”，必定先假设机器异化，然后扬弃这种异化，回到生产本身，实现人的自由，因为法国精神蕴含了抽象批判的内在张力。因此，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英国，马克思才能真正面对资产阶级的厂房，有了具体的直观性感受，才能理解机器是什么，机器观如何呈现，它的局限性在哪，对它的批判在人类解放中究竟占有何种位置，等等。简言之，只有身在英国，马克思才真正具有机器观诊断的现实条件及需要完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对机器观的诊断，是直面机器观背后的资本主义现实。同时，这种诊断性批判高度服从于现代资本批判的逻辑框架。首先我们需澄清资本机器观的实质是什么。它实质上是资本通过机器实现自我增殖与控制社会的虚假意识形态。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从澄清概念和划清前提两个视角展开对机器观的诊断性批判。

第一，澄清概念。机器观是一种启蒙性质的世界观。西方机器观的发展史是一部资本启蒙思想史，见证了资本启蒙现代世界的过程。换言之，机器观就是资本启蒙观之一，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或历史观，它杂糅着资本价值、商品意识、货币情感等内容。康德看到了机器与启蒙之间的美妙关联，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强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使人脱离那种束缚于机器意识的想法，求得思想自由，故“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虽然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随着放弃以数学、机器、组织等物化形式报复忘记它的人们的思维，启蒙精神也丧失了自己的现实性”，机器等技术内容成为一种报复性力量，异化于人类的世界。这一观点为海德格尔、萨特等所认同；但他们基本上止步于机器批判本身，并未推进至资本批判。这种理论的后果是：要么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批判热情，但这种批判并未提出替代机器的有益建议，故批判目标显得扑朔迷离；要么沉迷于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消灭机器显然变成革命的口号。就思想史影响而言，浪漫主义批判影响更为深远，卢梭就是典型。他认为，自然法则破坏之后，社会法则必然带来社会奢侈性生产，这一方面造就了私有财产控制下的人类堕落与腐朽，另一方面引入了诸如机械技术（机器技术）等新内容，这些内容恰恰违背了自然法则，“一般情况下，技术获利的多寡和它的用处的大小成反比”，造就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格局。显然，卢梭看到了“资本养活社会”的虚假状态，认为应从贫富分化的社会起源入手，考察私有财产的技术启蒙实质——机器技术巩固了私有财产的力量。但问题在于，他仅仅局限于一种人性论批判，试图退回到自然状态的传统以颠覆当前机器的社会形象，这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正如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机器观时所言，“蒲鲁东先生并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只是对卢梭的拙劣模仿。我们无意在此多做停留，仅旨在说明机器作为不断增长的技术力量，会形成一种穿透社会发展的启蒙意识，塑造出资本机器观的内容。

卢梭的批判贡献在于呈现出机器观的启蒙价值，聚焦于如何征服神秘的自然界，重申人类的生产能力，同时彰显一种特殊的“自负”：机器可以改进人性、推进社会进步。这种机器观与传统工具世界完全迥异，仅聚焦为“资本逻辑征服世界”的新世界观——它无限放大了机器作为一种科技的功能性内容，以多元化的内容启蒙着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视域。这种理解包含如下内容：首先，机器观的启蒙立场。如果说传统世界的工具性存在仅仅表现为经验知识的碎片化遗存，那么机器世界带来的只是知识占有世界的系统化表达，且直接浓缩为机器创造论、机器优化论等众多论述。因此，机器观的启蒙价值在于，资本通过机器驱动世界、创造财富的新世界观。其次，机器观的启蒙性质。机器观的启蒙性质形成于现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在现代资本生产条件下，这种机器观终结了以意志论、神意论为支撑的生产设置的同时，将需要与劳动关系的质性状态转变为机器生产与世界扩张关系的量化内容。换言之，前机器生产对生存价值的简单追求，转变为机器生产的复杂性的扩张需要，并以商品交往关系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机器观严格从属于资本逻辑的扩张需要。最后，机器观的启蒙效应。由于资本逻辑的强力统摄，机器完成了自动化大生产的换代升级，不再局限于“需要-手段”的预定程式。进而言之，机器不是手臂的简单延伸或思维的复杂处理，而是帮助资本完成吸附工人的作用——将工人作为机器的零部件吸纳入生产环节。由此，机器完成了自我设定世界的工作，以机器价值观（如效率优先、生产至上、时间优化等）塑造世界，不断推广着机器征服世界的“新世界观”。正如海德格尔的技术反思所言：“技术乃是合理性意识的最高形式。”[7]机器作为技术与科学的重要物质载体，向世界推广着机器启蒙与机器伟大的新世界观。这种启蒙就变成了机器万能的形而上学或机器完美的审美情结，进而终结了任何试图越过机器、批判资本的批判行动。

第二，划清前提。若将机器观定位为一种启蒙世界观，这种机器观的实质就变得清晰起来：机器观是私有财产或资本的意识形态。机器观的前提不是传统经验-工具世界观的简单延续，而是具有特殊的时代情境。换言之，这种机器观应该被构建为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增殖话语，凝聚为资本改造世界的历史意识。西方思想家要么回避这样的前提，要么深化这样的本质，只有马克思真正勘破机器观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直接提出消灭资本、超越资本机器观。

马克思对机器观的诊断发端于唯物史观阶段。他从哲学高度论证了机器不仅是资本增殖的物质形式，还有助于权力机制与意识内容的全面强化。其机器观批判凸显为两条逻辑：一是哲学考察与经济学探索之间的协同逻辑，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主要受到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的影响；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的互动生成逻辑。这两种逻辑不是绝对割裂，而是互为证实，表现为马克思不再仅仅从哲学视角，还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机器观的反思。它们主要集中于批判蒲鲁东的机器观，因为蒲鲁东的机器观恰恰是成熟的法国式的技术世界观，试图以此来超越分工的“局限”。马克思大量引用萨伊、斯密、斯卡尔培克、穆勒、尤尔等人关于分工的看法，如穆勒所认为的“分工和机器可以促进生产的丰富”。马克思指出：“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机器与财富生产、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认为“分工和使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的大量生产即产品的生产”，这条批判路径延续至《资本论》时期。此时马克思能明确诊断出资本机器观的社会性质。显然，异化劳动语境决定了机器问题必须在劳动的维度上加以诠释。换言之，劳动何以发生异化，机器何以在异化过程中同样变成了特殊力量，这些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彰显，并凝练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由于李斯特的影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转向生产实践，而不限于古典经济学的个人实践——机器不再是哪个资本家使用，而是整个社会化生产的使用。因此，机器观批判必然要祛魅机器的社会内容。由于没有对话资本大工业生产，《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导语境是工场手工业，机器则只能作为隐置问题，并未得到详细说明，这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思想史的简要梳理中看出来。但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失语”，而在于其有更大的理论行动。他从一般思想史维度考察整个历史发展规律后指出：生产成为历史的核心，但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异化状态受自发分工所决定。“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看到了自发分工的破坏力量，而这种力量主要以机器和货币为手段，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尽管此时的主要任务是整体性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机器作为生产要素必须受到重视。他详细考察了生产工具的简要历史，并将分工与机器作为统一的考察对象，初步形成了机器观诊断的基本内容：一是机器生产形成了资本生产力，二是分工形成了资本的生产关系（此时马克思用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建构可能，即自发分工与机器生产彼此建构出先进的现代经济关系，而超越它的可能就是“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在他看来，这些创造是未来社会联合的物质条件，是个人联合、支配社会的社会基础。

如果只是对机器本身加以批判，那么它作为私有财产的内容，仅具有物的经济学性质，反而容易陷入传统理论的“窠臼”。因此，必须深入至机器背后的社会关系，以澄清机器生产背后的剥削方式与压迫形式。机器作为社会关系的内容，已经展示了特殊的存在方式，但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切入机器观诊断。哲学思路尽管提供了社会关系解剖的双重逻辑，但并未真正进入现代生产内容。因此，这种理论工作需要经济学视野，原因在于经济学能抓住理论抽象后的范畴形式，为剖析资本机器观提供新的理论抓手。如蒲鲁东坚信分工与机器是矛盾对立的，试图用机器（劳动工具的集聚）消解分工的不利因素，进而消除这对矛盾。但由于他的唯心式理解，并未真正把握住分工的社会实质。与之相对，马克思已经在经济方法论上有了原则性突破。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用经济学逻辑取代了思辨哲学逻辑，对经济范畴加以明确定位。但问题在于机器及其世界观如何呈现呢？这必然有两大内容：机器是什么？机器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感官或特殊的世界观内容？尽管《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对机器有过零星的表述，但这些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中才得以真正揭示。

二、马克思机器观诊断的经济学批判谱系

考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可以发现，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对机器观的诊断，确认了机器观的社会化内容：它是一种资本控制社会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以自动化模型深嵌社会领域，以意识形态形式建构起一整套世界观结构，完成了“机器-权力的互动构型论”。这种构型论的破解，证实了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就一般层面而言，哲学批判可以祛魅机器观的意识形态外观，但在于需还原作为世界观的机器观的形成机制，不能固执于一种进化论图式，即认为资本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机器观的自身变革，永远主导着社会发展。因此，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机器观纳入资本生产方式的批判链条上加以考察，才能击穿机器观的总体性框架，将之还原为资本权力的附庸品以及与之对应的世界观。

第一，机器观是资本拜物教的附庸。机器观是机器征服世界并得以广泛确认的意识形态。当它进入资本增殖运动时则以拜物教的形式存在，与商品、货币、资本等拜物教“同根同源”。那么，如何才能揭开机器观的“实质”。这就必须澄清古典经济学视域中私有财产的本质，为诊断机器观提供基础性通道。只有回到《资本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回到对私有财产或资本的批判，机器观诊断才能直接聚焦为对现代资本的批判。在私有财产的问题上，古典经济学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平等交换的基础）与“劳动衡量价值”（里面包含着一个剩余价值的计算）的区分。但马克思在劳动创造价值过程中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在劳动创造价值过程中包含了一个剩余差额，这个差额被资本家无酬占有或无偿剥削，形成了私有财产的内容。其后果表现为：一是机器作为资本剥削的工具，在劳动衡量价值的层面上，恰恰起到掩饰剥削现实的作用；二是形成对机器功能的崇拜，彰显为一种超越工人生产能力的神圣物，导致工人的斗争对象显得扑朔迷离。如：工人的早期运动主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机器，因为他们不能把握住机器只是资本剥削的物质载体，而非资本本身；成熟时期的工人运动虽然将斗争矛头指向生产资料，提出反对资本家使用机器，但并未真正理解机器的资本属性。因此，“捣毁机器”的自发行为无法勘破机器拜物教的幻象。再比如，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考察，一般智力问题恰恰说明了机器的普适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机器作为智力的科学内容，一旦被资本逻辑控制，就不再具有独立性。无产阶级更是被机器所吸附，成为机器的附庸品，被机器观及其背后的资本拜物教所统摄，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卢卡奇的“物化意识”理论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机器观是关于拜物教的工艺学。现代机器的自动化境遇，是资本以机器生产方式、生产内容和新的世俗价值不断建构现代世界的过程。首先，机器观成为一种拜物教。机器观变成了一种超级理性思维——抑制社会个体的个性特质，削弱精神需求。这种拜物教显示出对机器无限崇拜的反智倾向，塑造出一种凌驾现实物的拜物观念。机器拜物教成为整个社会的技术信仰，将一切碎片化、杂乱性的生产过程纳入机器思维之中。尽管后现代的思想家如福柯、本雅明等对此加以抨击，但大多无功而返。因为这种思维本身具有高度的“单向度”强制，并以“社会进步”为准则加以推进。由于机器成为社会关系的表现、社会交往的价值标准，具有类似于天然合理性的属性，从而表现为机器万能论与机器拜物教。其次，机器观或机器拜物教是一种工艺学。机器观是资本逻辑通过机器自动化塑造出的现代世界观，是现代生产的规律学，表现为工艺学的特征。资本主义机器及其理论形态，一方面是对现代工业生产合理性的理论论证，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任何反叛资本的过激行为。再次，技术进步与机器发展的“协同演进”是工艺学的内在要求。机器发展不断巩固技术进步的成果，并将工人同化至生产进程。换言之，工人被纳入技术与机器完美组合的有机部件，而“技术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根源。工会将不再警告工人防备新机器。他们将停止担忧烦恼，学会喜欢新技术革新带来的富饶”。虽然，机器本来是分工的延伸，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体系的这种道路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由此，机器体系变成了一个“人化内容”的社会结构。如早期的工人运动主要表现为对机器的反抗，而达不到对机器背后的工艺学的反抗。最后，庸俗经济学家完成了对机器拜物教的理论论证。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托伦斯、西尼尔等人拓展了“机器万能论”，但他们未区分机器的生产资料内容与它所游离出的生活资料之间的本质区别，“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代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转化为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如此，机器完美运转与工人被迫生产之间的协调结构，成为整个社会自动化运动的最佳工艺学。

第三，机器观是资本权力的宏大叙事学。古典经济学意识到机器对于资本增殖的生产作用，侧重机器生产力内容的研究，而没有看到机器的生产关系内容。包括安德鲁·尤尔、拜比吉、蒲鲁东等人的机器观，直接体现为资本生产下的技术论。他们将机器仅仅看成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物，而无法抵达资本背后的社会关系，这就很容易形成机器万能论、机器解放论等世界观。与之相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准确认识到，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强化了雇佣劳动关系。一方面，机器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节约了必要劳动的生产时间；另一方面，将剩余劳动转化为不断吸附无产阶级的“自动化体系”，“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机器体系将工人变成了资本增殖的环节，而不是必须内容。换言之，机器高度排挤工人，将后者变成剩余，从而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正如前面所区别的那样，“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劳动创造价值，机器成为资本生产的重要源泉，如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就非常强烈地彰显这一点；另一种是劳动衡量价值，机器成为整个生产的核心，劳动则被隐置于机器的背后，这就直接否定了劳动的创造性内容。其造成的后果是，机器创造价值替代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被压缩为“劳动衡量价值”，以掩饰机器加速产业后备军的现实。因此，机器生产的客体性功能就变成了主体性能力，从而扩大了资本的剥削能力。马克思通过对机器观诊断的哲学批判，得出了如下结论：机器是一种私有财产形式，它的观念或技术观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出资本剥削合理的权力内容；祛魅机器观之后，机器本身不仅是一种物的存在，更是负载着资本剥削权力的宏大叙事学。

总之，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勘破了机器的技术观，但真正澄清这种机器观形成的根源与表现，则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时期。《资本论》通过经济学的批判谱系，从现实历史运动中把握机器观是资本生产运动的生成结果，任何揭示与破解它的努力，都需要回到资本主义现代世界。

三、哲学-经济学视域中机器观诊断的方法论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诊断，揭示了现代机器观作为发达工业的技术力量，源于现代资本的历史运动。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高度彰显了资本支配下的技术合理性观念；二是具有不断论证与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性功能。因此，需要在经济学与哲学的统一视域下揭示机器观诊断的方法论。第一，机器观诊断的历史解剖法。历史解剖法是将机器及其观念论放在历史进程之中加以考察。一方面，古典经济学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式，将具体的经济事实用抽象的范畴加以提炼，演绎出现代经济学规律。而马克思的方式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将机器的范畴通过具体的历史运动呈现出来，还原出机器及其观念的历史性内容——机器是生产力的物内容，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标，但由于特殊的社会关系使得这种物变成了剥削与占有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理论家那里，特殊性的机器生产被抽象为一种经济规律形式。如古典经济学（包括蒲鲁东）只是将机器看成一种脱离历史进程的物，而不是社会关系。换言之，他们将机器内容凝练为一种特殊的机器认识论。马克思显然不是从抽象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历史出发。他认为机器只是生产力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在他看来，有了历史发展才会有包括机器等分工形式的发展，因此他特意考察了这一段历史。由此可见，机器观诊断的历史解剖法其实就是机器及其观念的历史还原法，它将遮蔽的机器观从资本生产中剥离出来，还原为一种生产力视野中的物。这种还原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种物的观察视角——机器生产是人类发展史的特定阶段，能够推动我们走向一个新的社会，并能被保存在新社会的生产力之中。

第二，机器观诊断的科学透视法。科学透视法的目的不是仅仅停留于揭露与展示机器观的物的内容，而是分析影响机器观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因素，认识机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时代意义，对机器强化资本剥削加以修正与规范。科学透视法是从“副本”到“原本”的研究路线：副本是机器观本身，是一种资本权力运行的世界观；原本则由马克思所勘破，它被准确界定为资本运行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机器观的目的就是反对任何试图破坏与瓦解现有生产体制的行动，论证现有生产的合理性。因此，通过科学透视法才能真正理解机器观不是一种“中性的批判概念”，而是透视它的存在基础，提出超越它的系统性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站在人类解放的维度上超越资本逻辑及其机器观，诸如机器解放论、机器万能论、机器权威论、机器优先观等意识形态才得以澄清。简言之，就其表现而言，机器观是资本生产的异化理念，源于资本逻辑的现实框定。透视机器观必能揭开资本逻辑的运行秘密，澄清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及其未来发展之向度。

第三，机器观诊断的整体解读法。整体解读法结合机器观与资本世界发展史，将机器及观念准确定位在资本发展过程，统一机器观的物与社会关系的双重内容，以防止相对主义的入侵或绝对主义的幻象生成。相对主义并未说明机器观作为社会认识论能够解决阶级剥削问题，反而将机器观作为资本意识形态的天然结构，进而掩饰机器的物化内容与机器观的拜物教性质；绝对主义直接将机器观作为资本逻辑的附庸品，认为它是资本永恒化的产物，否定机器作为近代工业发展的特质。这种绝对主义看法是将机器及其观念强制赋予资本，因此资本的机器化生产变成永恒性话题，机器观变革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乌托邦想象”，任何试图改变机器观的可能性都被终结。与之相对，马克思对资本机器观的诊断彰显了历史发展的动态的、全面的、综合的批判维度，聚焦机器观背后的物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性格局，从历史发展脉络中呈现机器的发展史与未来可能。总之，只有在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批判视域下，才能提供真正的超越资本机器观的方法论，从而为还原它的本质内容提供理论指导。

四、马克思机器观诊断的人类解放向度

马克思对资本机器观的双重诊断，意在形成机器与人类发展的内在关联，为人类解放提供明确的路径指向。古典经济学看到了机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但很容易引申出机器解放论的误判，而没有意识到机器生产背后的世界观——这种机器观强化了现代资本剥削的合理性。是不是如托尼·史密斯所断言，“资本主义的技术力本论（技术决定论）带来了普遍的物质繁荣，从而宣告了马克思政治方案的失败”？显然，史密斯并未进入马克思机器观诊断的经济学话语，而是固守一种政治或哲学反思向度，必然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努力。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任务是以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批判维度，在考察机器观实质的同时，通过对现代资本的批判完成扬弃资本机器观的理论考察。马克思对机器观的考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机器观诊断赋予人类解放的历史内容：扬弃资本与人类解放的内在统一。自机器诞生起，很多思想家考察过机器与人的解放的关联。这种考察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从小生产制度视角或小私有者视野批判机器及其观念。如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机器观就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机器本可以成为人类的最大福星，但由于资本生产，却变成人类的巨大灾难。因此，“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的差别的方案”。这种方案又回到了法权意义上的财产平分制度以及小生产制度。二是过分强调机器的解放功能，容易形成技术决定论或机器解放论的误判。由于机器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化的全面推进，机器解放论与技术决定论成为误读马克思的重要表现，如意大利自治主义对机器解放功能的新理解。奈格里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大纲》）的“机器论片段”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大纲》是以‘机器论片段’……结束，因此马克思的论证逻辑达到完满”；再如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决定论”与“机器解放论”分享着同等定位，认为智能时代的机器能够为人类走向新社会提供一种技术支撑。尽管诸如机器解放论与人工智能决定论提供了超越生产关系的说明，但它们仍然严格从属于“技术解放人类”的判断，属于社会生产力视野中的技术革命，并未达到“超越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的革命框架。

与之相对，马克思在高度褒扬机器历史价值的同时，严厉批判了机器的异化内容及其观念。《资本论》提供了新的机器观即“人类主导的机器观”，进而超越“资本机器观”。这种新机器观不是将人类变成机器，而是认为机器是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延伸与助推。正如马克思所言：“‘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这种历史活动涉及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农业结构与社会交往方式等，而机器则加剧了社会分工的形式，聚集了资本权力，使人被机器所统治，这是新机器观所要扬弃的内容。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新机器观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如何运用机器的新技术观或新世界观——机器是整个世界发展历程的技术环节，是人类进步的物质力量。

那么，机器如何推动与实现人类解放呢？机器本身不具有解放功能，只有置入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能体现出来。具体而言，机器作为固定资本，有瓦解资本的功能，但绝非决定性作用。罗德戴尔误认为机器只是生产的环节，而看不到它是一种占有与控制生产力、进而控制工人的生产结构。原因在于，机器直接同雇佣工人发生关系，变成了可以占有剩余劳动的固定资本，显然，罗德戴尔“资本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的断言，没有看到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固定资本在这个来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问题在于假如仅仅从固定资本出发提出超越现代社会何以可能？马克思认为，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推动了社会进步，因为它直接表现为对象化生产力与对象化劳动的积累过程。“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机器体系的建立必然导致社会财富与社会时间的高度剩余，为人类解放提供物质基础与时间保障。一方面，时间唤起人类智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并将社会生产过程浓缩为个体性创造过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到，机器的自动化生产导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压缩到社会最低限度，个性具有了社会内容与个体特质，“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机器极大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融合程度，并促进两者从社会关系层面瓦解资本的内在制约性。它们不是资本增殖的私有力量，而是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这两个方面证实了机器进步作为人类发展的物质环节，可以推动人类解放、瓦解资本的人类解放向度，使自身具有共产主义性质。

第二，机器观诊断的理论后果：为超越它提供了新世界观维度。资本世界观为理性化的经济性运动建构了资本主义精神，而现代机器观是这种资本世界观的技术表述。假如这种机器观批判不离开资本世界观的地基，那它要么是浪漫主义，试图以自然标准加以批判，容易走向绝对反智的路径；要么是激进主义，只注重批判，却无法对批判方法、前景、路径等加以明确说明，反而又回到了空想状态。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创了唯物史观的新世界观，那么，当这种新世界观面对机器时就完成了从形式超越到内容超越的诊断转变。《资本论》对此有过详实的交代。具体而言，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自动化的机器，不断超越生产界限、缓解资本的自我否定性的同时，又为新的社会提供了生产力的物质性积累，这种机器观就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内容：一方面，其否定传统生产的局限，赋予了一种“生产进步论”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因为它受到资本生产的限制，又存在打破现有生产框架的意识冲动。这种矛盾为马克思的新机器观提供了崭新的向度——机器生产不仅仅是生产力链条上的加速环节，更是需要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对象，负载于资本的剥削原则与占有意识（或树立其上的意识形态或拜物教）之上的机器观，必然会在新的生产方式中瓦解。如此，机器观不再是一种超越历史存在的意识形态或拜物教，而是历史发展的进步环节，必然被新社会运用机器的历史观所取代。它变成了维护人类命运与推动人类的全面发展动力，是新世界观的涌动与成熟。由此可见，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共同规定了机器发展的双重内容：一个是广义的机器观定位，机器是人类发展水平的标准，机器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一个是狭义的机器观内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特殊的机器应用，由此形成机器观的新社会内容：机器高度从属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诉求。

总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机器运用，对机器观加以严格诊断，提出要超越机器观的资本主义性质，建立新机器观内容。由此，围绕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范畴与规律，就有了明确界限，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循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等。尽管有机器的参与，但它并未改变资本增殖的社会命运，故这些理论仍然存在。就此而言，资本增殖的秘密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包括机器、分工、竞争等形式只是这种秘密的掩盖形式。因此马克思提出，机器只是人类解放的物质载体，但这绝对不是意味着机器可以替代人类，机器万能论与解放论等机器观都是错误的。简言之，人类解放不仅仅是解放机器，或者说扬弃机器（包括人工智能）的社会功能，更在于要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人的自由全面解放；机器（包括人工智能）只是参与这种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物质环节，而非全部内容。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第10-1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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