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 全球现代性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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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现代性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塑

作者简介

刘洋，1988年生，安徽芜湖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研究员、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阳光学者”、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教育部社科青年、上海市哲社青年项目多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近年注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利用国际会议机会，积极在俄罗斯、韩国、乌克兰等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摘要：全球现代性是这个时代最为本质的特征，其在显示巨大威力的同时，也因全球金融危机、政治动荡、文明冲突、生态瓶颈等等，愈发使我们感受到发展的矛盾与界限。面对全球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方案带来的人类命运分化，思想家们持三种不同态度对其加以审思，即全球现代性的“自我修复论”“外在断裂论”与“内在扬弃论”。“自我修复论”与“外在断裂论”将全球现代性当作封闭的僵化体加以对待，认为其或是到达极致，或是走向尽头。马克思的“内在扬弃论”则看到全球现代性的自我超越潜能，提出扬弃全球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方案，走向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新全球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继承了“内在扬弃论”的立场与方法，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旨向，另一方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目标内容、思维方式、实践策略等维度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其兼具科学性、价值性、现实性与创新性，为全球现代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全球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

“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这一概念主要由当代西方左翼著名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提出，意指现代性在新的时代背景——全球化中的发展境况，因现代性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推动并主导的，故也特指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状况。对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现代性，我们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加以辩证审视，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与文明功绩性，但更要立足当前事实对其负面溢出效应加以批判反思。全球金融危机、政治动荡、文明冲突、生态资源瓶颈、逆全球化现象等，都标志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现代性已深陷发展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变革和创新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虽最早作为一种外交理念被提出来，但究其本质无疑是为解决全球现代性问题而设计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是要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型全球现代文明实现形式。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阐释与建构必须置于全球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之中，由此才能明晰其本质精神与长远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全球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方案与人类命运分化

当今世界，“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开始逾越出民族国家界限，拓展为“全球现代性”。从本质上说，现代性与全球化有着内在联系，“要讨论全球化，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现代性的话语，哪怕是对那些竭力要躲避现代性的理论符咒的人来说，也是在所难免”。一方面，全球化以现代性为内在规定，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世界拓展；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可见，两者相互形塑、共同发展。由此，全球现代性成为目前最显著的时代标志，而因资本主义是现代性最早和最为普遍的制度实现形式，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是由资本主义推动并主导的，故全球现代性主要指涉资本主义现代性走向全球的现实图景，实质乃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新世界”的创造即全球现代性的生成发端于15世纪，经历了欧洲殖民扩张、经济全球化与总体全球化三阶段，体现出“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被全球化”。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的启动形式：从美洲的发现到绕过非洲航行的开展，从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辟到美洲的殖民化，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开辟新天地，促进了工商业的空前高涨，“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政治和军事手段推动了最早的全球现代性进程，此时虽然也包含着资本扩张，但不构成主要途经。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是在民族解放运动后，殖民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资本逻辑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现代性的主要力量。资本的增殖本性，使它必然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开辟世界市场。随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全球性的交往关系和利益关系不断增强，推动全球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全球化，整个世界被愈益严密地编织到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之中。

 对于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现代性我们必须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上加以审视，首先要看到其在生成与发展上的历史进步性。一是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变革。全球现代性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绝不意味着它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它是包含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内的社会生活整体变迁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在其影响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现代性与全球性的特征，连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最终“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二是划出了一个新时代和一种新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其全球化过程中，彻底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封闭性和封建宗法的约束性，它通过不断变革生产方式从而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由此一来，过去那些固定的关系以及“素被尊崇的观念”统统被消除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的新文明。

 可见，全球现代性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功绩性，它以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将一种属于现代的文明扩展到全球范围。然而依据历史辩证法，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蕴含着同化世界与分裂世界的内在性悖论：既具有整合世界的文明同化作用，又包含分化世界的分裂机制。当然，同化世界的文明作用只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拓展的客观附带，就其主观意图而言，它必然带来的是“全球分裂”与“全球混沌”。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其全球化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资本逾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到世界范围内活动，榨取全球剩余价值。资本就好比一个“害了相思病”的“有灵性的怪物”，它通过无止境地吮吸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来实现自我增殖，只要“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吮吸着剩余价值，造成了全球剩余价值从作为外围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流向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势必造成“全球分裂”与人类命运分化，以至于今天全球现代性酿成的真实图景是：在全球贸易的增长下所掩盖的实则是消费租值、政治诉讼、分配失衡等危险；在金融崛起背后所隐藏的实则是剥削租值和风险社会的加剧；在财产私有和自由市场之中所暗含的实则是沟壑难填的物质欲望；在全球一体化背后所折射的实则是不平等的鸿沟。全球现代性由先天不足和后天弊端所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正日益明显，直接表现为全球经济危机、世界政治危机、生态资源瓶颈等问题愈发严峻，由此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发展之间正不断发生着分化。

第一，全球现代性使“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不断深化，全球经济两极分化、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国与国之间发生着命运的分化。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积累的不平衡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出现了时空发展的不平衡，由此演变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支配关系，使“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不断深化。这种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权力支配关系正是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分化的深刻根源：“世界历史……怎样和为什么分化为经常最具破坏性的地理政治上的冲突……具有政治—经济过程中的根源，这些过程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结构之中。”一方面，在空间结构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将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结构复制到民族国家之间并使其放大化，最终造成整个世界的断裂性格局。另一方面，在时间结构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虽在短期好像克服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等级与经济差异，但长期又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等级秩序和文明差异，表现为进步与落后、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之间的巨大裂缝，最后演变为征服与被征服的权力支配关系。由此，在全球现代性的作用下，资本带来的“中心-边缘”二元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动荡与两极分化、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滋生和泛滥。

第二，全球现代性使“人的胜利”与“自然的溃败”不断重演，资源环境瓶颈、可持续发展危机突出，人与自然发生着命运的分化。不论是从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的主观意图，还是客观进程来说，都事实性地造成了全球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的主观动机在于资本增殖，这就需要去掠夺全球的自然资源，因为这些都是可能的生产资料。故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带着掠夺全球资源的冲动，势必造成全球的资源与环境危机。从客观进程上来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必然也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推向全球，这都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从生产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利润的唯一追求导致了对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危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大的生产优势，把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各大中心城市，由此“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危机更是严重威胁着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消费主义的兴起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意味着资源的过度损耗，商业危机则更是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总之，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生产与消费方式扩展到全球，必然造成全球化的资源与环境危机，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全球现代性在使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分化后，最终带来的无疑是人与自身本质，也即人与自身发展的不断割裂、分化。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扩展中，不仅不断汲取“人的自然力”和“自然界的自然力”，导致人际对立、国际对立与人地对立，另外还不断汲取“社会劳动自然力”。由此，受资本全球化操控的个人，其生命在社会发展空间上的“贫困积累”及相应的发展危机便日益深化。全球现代性在其蔓延中，将一切都纳入资本逻辑织就的力量之网，“交换原则”与“交换价值”成为宰制一切的无上权威，在它的“暴政”之下，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头脚倒置，不再是人使用和支配物，而是人受物的奴役和控制，人的一切棱角和个性都被夷平了，世界被彻底“同一化”。对于资本的这种抽象力量，国外学者沃克曾形象地将其比作“抽象的病毒”：它蔓延至所有社会关系之中并大肆地破坏，把一切“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因此，全球现代性看似以现代文明促进人的发展，实质却是一种新的奴役，使现代人遭受“无家可归的命运”，人的解放的“目标”变成了人的解放的“陷阱”，人与自身发展不断割裂、分化。

二、不同的回应：全球现代性走向的三种审思方案

现实世界的分化与冲突引起了思想家们对全球现代性的不断反思，他们都将目标聚焦于目前推动全球现代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方案，认为人类命运分化主要源于这一方案出现了问题。但对于问题的解决，思想家们却莫衷一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态度和观点，将其归纳大致有三类观点颇具代表性。一是“自我修复论”，认为目前的全球问题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来解决，以资本主义制度形式推动的全球现代性会一直持续下去，不可能走向终结。二是“外在断裂论”，认为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现代性已然面临全面破产，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全球发展新阶段正横空出世。三是“内在扬弃论”，认为全球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实现形式逐步走向灭亡，而新的实现形式正是从既有“胎胞”里孕育成熟，并最终对其进行替代。

1.全球现代性的“自我修复论”

针对全球现代性造成的人与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命运分裂，“自我修复论”者认为这只是推动全球现代性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问题，不是制度本身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适来加以解决。他们坚信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使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终极阶段，世界历史不会再出现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未来的发展道路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框架内的修修补补。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发端就被定下了进步主义的基调。海德格尔曾言：“是什么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呢？[是]进步强制（Progrssionszwang）。”确实，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百年里创造的生产力，是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这种质料层面的进步使人们沉醉于资本主义的狂欢，产生一种全球现代性经由资本主义一定会达到完满状态的精神信念。正如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孔多塞描绘的阶梯式的进步图景，整个人类在资本主义的理性法则下一步步摆脱束缚、获得解放，达到一种真正的成熟状态。

 当然以上只是在思想理念上阐明这种现代性的完满与不可超越，将这种理念进一步世俗化，并上升为政治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以威廉姆斯的“华盛顿共识”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华盛顿共识”是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的总称，它以“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为基本原则。“华盛顿共识”虽然不能与新自由主义划上等号，但不论从思想意识还是政治主张来看，都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升华，意图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一体化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模式变为一种普世性的经济信条和意识形态。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大力兜售华盛顿共识，从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全球化的拓展计划凸显其所谓的制度优越性。“历史终结论”者更甚，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真正的大问题都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对他们来说，自由民主制度即便在理论上算不得最正义的制度形式，可在实际上却是最正义的，它“在现实中正在成为人类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由此，目前的全球现代性问题不是制度性的根本问题，而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运行中产生的一些偏差与不当，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自我修复来解决。

2.全球现代性的“外在断裂论”

全球现代性的“外在断裂论”与“自我修复论”在态度上截然相反，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矛盾的充分暴露，全球现代性正在或已经走向尽头，一种与之绝然“断裂”的全球发展新形式正在来临。“外在断裂论”以“后现代理论”为重要代表。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指出：一个超越传统工业社会的后现代社会已经到来，如果过去社会的伟大修饰语是一个“超”字，如超文化、超社会，那么今天我们用尽了“超”字，而只能以“后”字代替，如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等。这种以“后”字命名的术语，既是对业已失去也是对尚未到来的社会感到迷茫，人类正在经历由既有向全新全球形态的过渡，一切现代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模式均应遭到最无情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以拒斥与断裂的态度对待全球现代性，主要基于他们深刻认识到全球现代性在生产方式、文化基调、权力格局上的显著变化。在生产方式上，“后福特制”正在替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劳动过程和组织形式转向更为专业化、灵活化和分散化，劳动力市场更偏向于非全日制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消费市场更加注重产品的差异化与个性化，一种以“弹性生产”为主导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全面来临，其“具有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在文化基调上，“后现代主义”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以一种“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美学取代了福特主义的“相对稳定的美学”，通过“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全然颠覆了传统文化秩序，使文化发展失去一致性。在权力格局上，“后殖民主义”正在打破全球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策略已不再是挑战，而成了新统治策略的实际同属，甚至不自知地强化了新的统治策略”，一种新的世界权力格局正在形成。正是以上的显著变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现代性失去自我调控、矫正与更新的能力，一种新的全球发展形式正在来临。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新的全球发展形式是与现代性的绝然断裂，他们开始在现代性之外寻求解决之道，如巴塔耶以色情、浪费来抵制现代性的经济理性原则，德里达用“延异”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探索都试图在现代性逻辑之外寻找根据，实现对全球现代性的断裂超越。

 3.全球现代性的“内在扬弃论”

“内在扬弃论”既不是对全球现代性的全盘肯定与固步自封，也不是将其视为将死之物全盘否定，而是依据全球现代性发展逻辑本身来实现其自我超越。这种全球现代性的审思进路以马克思为重要代表，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宣称：“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也正如美国学者伯曼在评论《共产党宣言》时所指出的，马克思“希望通过一种更加充分的并且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医治现代性的创伤”。以唯物史观为基石，马克思剖析了全球现代性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出发，作出全球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实现形式必然走向灭亡的判断，超越了全球现代性的“自我修复论”；另一方面，在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洞察了全球现代性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是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交割纠缠，全球现代性的超越必然是一种内在扬弃，是劳动过程突破价值增殖、生产力炸毁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否定了“外在断裂论”。

在马克思看来，全球现代性的“内在扬弃”并不是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全球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退场，一种“新的全球现代性”正在来临。对于“新的全球现代性”，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应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因内含资本逻辑，使得全球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出现矛盾分裂，民族国家间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存在分歧，这才出现了全球发展的现代危机。自由人联合体之所以能克服全球现代性的弊端，就在于其是在既有现代性的母体中孕育成熟的，是对既有现代性的内在扬弃：一方面它继承了既有现代性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另一方面它扬弃了资本逻辑，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及对异己力量和关系的重新支配。这样一来，就克服了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全球共同体与民族国家、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历史性对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人联合体与既有全球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区别，而是全球现代性实现方式、发展形式的更迭演变。显然，自由人联合体不是与目前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现代性的绝然断裂，实质是从既有全球现代性的“母胎”中生长出来却又超越其“母胎”的“新全球现代性”。

对全球现代性的三种审思方案加以仔细比较辨别，我们会发现全球现代性的“自我修复论”与“外在断裂论”看似对立，实质蕴含着同样的理论思维：全球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结了，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两者的差异只在于怎么理解这种终结性：或者认为既有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已经到达完美极致，我们要做的就是加以全盘肯定与接收；或者认为其已经走向尽头，只能作为将死之物全盘否定，全球发展需要另起炉灶。两者的缺陷恰恰就在于此，没有从生成论的角度看待全球现代性，没有将其看作具有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潜能的矛盾有机体。这就缺失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注定其很难跳出既有框架提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全球现代性的“内在扬弃论”正是抓住了既有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的矛盾性与开放性，从其发展逻辑本身寻求自我超越的路径，在对全球发展的生产逻辑继承与资本逻辑扬弃的基础上，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构想，从而克服了“自我修复论”与“外在断裂论”的缺陷，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指明了目标方向。但今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人联合体作为一种“新全球现代性”是有条件的，首先是要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推翻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构建起的国际体系。而这一条件在当前并不具备现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故以内在扬弃方式建构起的自由人联合体仍需思考如何从理想目标到现实蓝图转化的问题。

三、现实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的重塑

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带来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等现实难题，面对全球现代性发展的理论困惑，世界历史往何处去成为时代之问的最强音。目前中国道路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强起来的历史关口，我们开始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强调“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虽最早作为一种外交理念被提出，但究其实质它所构建的是全球发展的新战略，其背后指向的正是一种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的酝酿。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现代性的一种新发展形式，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全球现代性“内在扬弃论”的继承创新：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对既有全球现代性“内在扬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旨向；另一方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其兼具科学性、价值性与创新性，现实地回答了世界历史向何处去的问题，为全球现代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承继了马克思全球现代性批判的立场方法和价值理想，破解了全球现代性的“自我修复论”和“外在断裂论”，彰显出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对马克思全球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深刻继承。在全球现代性批判的立场方法上，它秉持马克思的“内在扬弃”思想，指明全球发展的趋势既不会永驻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无法超脱，也不会走向后现代的发展历程，而是在既有全球现代性发展内部生发出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它既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又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同马克思的全球现代性批判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全球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出发来理解全球现代性的发展的，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生产力上推动全球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国际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根本矛盾全球化造成的，这才是全球分裂的根源与实质。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了马克思全球现代性批判的“内在扬弃”方法，指明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力是不可超越和必然继承的，而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发展关系是必须摒弃和超越的。其旨在建构更加公平公正、共享共赢的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这是它的科学性的显著体现。另外，在全球现代性发展的价值理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超越民族、国家、文明等差异，强调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这是它价值性的显著体现。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目标内容、思维方式、实践策略等维度对马克思全球现代性批判理论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彰显出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的现实性与创新性，为解决全球分裂与人类命运分化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答案。

第一，目标内容的细化：实现从一般特征揭示到现实方案规划的转化，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全球现代性批判思想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根本矛盾随着全球化必然表现为国际关系矛盾，并且随着矛盾的深化全球必然走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是根据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所作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但对于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只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方面作了一般性的特征揭示，并未对各方面发展给出细节性的现实目标方案。当然这也正体现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因为一切社会实践“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也就是说，在全球发展上马克思只是给出了最为宏观的目标，至于具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并未给出明确答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坚持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目标，更是进一步为理想蓝图作了现实规划，通过提出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具体举措，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了切实方案。这就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多维度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具体化、现实化，并对其内涵进行丰富，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指明了目标方向。

第二，思维方式的重构：实现从单一向度到多元向度的转化，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提供新的结构模式。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是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使人类进入到单一的、最终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就当前全球发展局势而言，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并不成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将处于长期共存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一种“合作和斗争”的关系，认真学习借鉴其“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对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历史形势的深刻把握，为了解决全球发展的分裂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多种社会制度的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从而在全球现代性的发展方式上实现从单一社会形态到多元形态共生共赢的思维创新。另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从单一向度向多元向度的转化，既源于多种制度并存的事实，又超越这个事实。虽然当前全球发展也是多种制度同时并存，但不同制度之间是以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形式存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反对一个国家剥夺另一个国家的零和博弈及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的冷战思维，要的是多元间的共享共赢，要形成的是一种“环形-向心”结构。因此，我们要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在自我发展中促进共同发展。如此，全球现代性发展不再是中心国家凭借权威力量使全球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向本国，造成全球分裂与人类命运分化，而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间都能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共同参与协商全球发展事务，共同承担与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并能共同享有全球发展红利。

第三，实践策略的转变：实现从制度革命到全球善治的创新，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提供新的实践路径。对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发展困境，马克思早已言明，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通过民族国家内部阶级对立的消灭，破除民族国家间的对立关系：“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但目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同时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这都使以暴力斗争方式实现制度革命失去了当前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在当下我们要解决全球现代性问题，必须在策略上有所转变，要从革命转向治理。全球治理理念是由西方国家率先提出并主导的，由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出各种偏向自身的话语规则，始终贯彻着“西方优先”的原则，使得全球治理实质变为“西方治理”，将风险和危机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实现的就是从“治理”向“善治”的转变，要弥补暴力革命的不足与西方治理的失灵，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提供新的实践路径。这种“善治”在价值上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以强凌弱”，从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具体的路径安排上，应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前进的第一步，以打造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为基石，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关键一招，最终搭建起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舞台，促进全球现代性朝着更加合理美好的方向不断发展。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之原有的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全球现代性的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早在新的全球危机爆发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洞察时代趋势与人类前途，在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前瞻性、创新性的理念。近年来，世界局势风云诡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不断得到认可与升华，早已超出原初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战略层面，成为一种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理念。这种新的全球现代性在目标蓝图、思维方式、实践策略上创造性地转化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构想，为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理念与中国道路生发的新型人类文明相联系，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共生逻辑，昭示了现代文明的新格局、新特质与新秩序，标识着人类文明经由中国道路而展现出的美好前景。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栏，第19—2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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